对比语言学论文大全11篇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ext linguistics，this study selects 20 abstracts from the TESOL Quarterly and CNKI database to find out whether Chinese scholars have required themselves to do so like the NS scholars.If not，what they can learn from other scholar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cohesion theory.

Key words： Research Article（RA）； cohesive devices； contrastiv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2

一、引言

作为学术论文研究内容的提炼，学术论文摘要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举足轻重。论文摘要部分通常应该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目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语言学学术交流日渐增多，对于学术论文的撰写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及重视。传统摘要的研究多集中于英语本族语者摘要的体裁及文体分析，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摘要研究则应多关注本族语与非本族语之间语篇结构及衔接手段的异同，即对比研究，以便深层地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因此，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非结构性衔接手段为理论框架，对母语为英语的国外学者及母语为汉语的国内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摘要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增强非本族语学者在撰写摘要时英汉文化差异意识，从而改进写作手段，提高写作水平，增进学术交流。

二、衔接理论背景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于1962年首次提出“衔接”（cohesion）的概念，他将衔接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大类，并植根于语义学的范畴。1976年，在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合著的《英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中，他们把衔接定义为“存在于语篇中并使之成为语篇的意义间的联系”。语法衔接是指利用语法手段使句际和句组之间达到上下文衔接的目的，因为只有超句关系中的语法手段才能使篇章产生衔接。语法衔接主要有四种：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和连接（conjunction）。词汇衔接则包括重复（reiteration）、同义（synonymy）、反义（antonymy）、上下义（hyp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等。韩礼德和哈桑对非结构性衔接手段的定义和分类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本项研究随机抽取10篇本族语学者和10篇非本族语学者在应用语言学范畴内的英文摘要。其中，10篇本族语学者撰写的英文摘要取自对外英语教育（TESOL Quarterly）。10篇非本族语学者的英文摘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录入在册的学术论文。20篇摘要均发表时间在2009至2012年间。为确保英文摘要的作者是英语本族语者，本文作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了确认。

为了能够系统地总结出本族语与非本族语学者在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上的衔接手段异同，本文实验步骤分为如下五步：

（1）确认样本中所有的衔接手段；

（2）计算出各个衔接手段在两组样本中分别出现的次数；

（3）计算出各个衔接手段在两组样本中分别所占的比例；

（4）对比数据并找出两组样本的异同处；

（5）总结主要成果及启示。

四、衔接手段对比

鉴于本文研究的主题及目的，对于衔接手段的对比分析着重在非结构性衔接手段方面，即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见表1）。

（一）语法衔接手段的比较

由表1可见，在英文论文摘要中，无论是本族语和非本族语，比较照应、替代和省略都出现的几率很低；此外，连接手段的使用次数及比例在两个样本语料中相差甚少，所以本文重点对差异较大的人称照应和指示照应进行了统计，见表2和表3。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样本在论文摘要人称照应的异同点。从相同点而言，无论是本族语或非本族语均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第二人称以及第三人称单数中“他（he/ him/ his）”或者“她（she/ her/ hers）”的人称照应。除此之外，第三人称单数“它（its）”和复数“他们（their）”均被用作衔接手段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不同点而言，首先非本族语英文摘要中人称照应的使用非常多见，在10篇语料中共出现了34次；而在对应的本族语语料中出现次数少了近一半。其次，非本族语摘要中多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we）”衔接上下文，而相同衔接却未在本族语摘要中出现。

本族语和非本族语英文论文摘要在指示照应衔接方面的异同点如下：（1）非本族语中指示照应出现的频率稍高，尤其是定冠词（the）的使用；（2）非本族语中“that”的使用较高，而对应的本族语语料中没有类似的使用；（3）非本族语中12个“this”形成的照应均为内指，而本族语语料中有4个为外指。

（二）词汇衔接手段的比较

由表1可见，词汇衔接手段主要分为重复和搭配两类，搭配的使用频率极低而复现所构建的衔接使用频率极高。因此，本部分着重从复现手段的使用方面分析两个样本的异同。

复现包括重复、近义词、局部整体词、概括词和上下词。从表4可知，由于学术论文摘要的文体及写作目的，本族语与非本族语英文摘要都高频率地重复论文关键词或与其相关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从而能够给予读者很好的引导，进一步突出研究主题及意义。然而，本族语者在复现手段的运用方面比非本族语者更加的灵活多变，其中概括词（general word）及上下词（superordinate）的多次使用体现出了本族语者对于其母语英语的掌握更加全面。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非本族语者更多地使用重复的单一衔接手段的原因。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在撰写英文论文摘要时所使用的语篇衔接手段既有相同的方面也存在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同大于异。首先，非本族语者使用人称照应的频率略高于本族语者，主要体现在非本族语者对于“we”的使用。其次，在复现用法上，非本族语者运用英语的习惯已经渐渐模仿本族语者，但是在衔接手段多样性方面仍然欠缺，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英文学术论文摘要在篇章衔接手段上的特性，从而增强摘要的语篇性（texture），提高摘要乃至全文的写作水平。

参考文献：

[1] Halliday，M.A.K.& Hasan R.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Longman.1976.

[2] McCarthy，M.Discourse Analysis for Language Teachers[M].Cambridge University.1992.

[3] Nunan，D.Discourse Analysis[M].London：Penguin.1993.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3）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4）

二、研究层面为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

跨层面多维的隐喻研究已成为必要。早期的隐喻研究主要限于词汇层面，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扩展到了语法、语用、语篇、非语言等不同层面[4]。国内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认知层面、文化层面、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篇层面，基本跟上了国外隐喻研究的步伐。客观来说，不同的研究层面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均有其价值所在。隐喻研究层面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条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因素。

三、隐喻理论与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英汉隐喻异同的规律，并对造成异同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隐喻类型研究和跨层面研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理顺近年研究中隐喻理论的应用，探讨其对英汉隐喻“异”和“同”的阐释力。

（一）隐喻理论的应用和探索

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主要涉及现代隐喻理论、语法隐喻理论及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1.现代隐喻学理论。具体主要有Lakoff与Johnson（1980）的概念域映射理论，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5]，Johnson（1987）的意象图式理论[6]，Fauconnier（1994）的心理空间理论[7]，Fauconnier与Turner（1998[8]；2002[9]）的概念合成理论。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是用来阐释隐喻语言的常规模式。由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是单一的，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概念合成理论则从两个心理空间开始，建立跨空间映射，并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建立层创结构以实现认知运演，弥补了意象图式理论映射单一性的不足。此外，Talmy（2000）的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理论[10]在英汉隐喻运动表达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2.语法隐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Halliday首次提出该理论，极大地扩展了隐喻研究的范围。他认为隐喻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也发生在语法层面；当语法形式或语法范畴发生转换时，就产生了语法隐喻。1999年，Halliday和Mathiessen提出新的语法隐喻体系[11]，详细地论述了语法隐喻的本质、种类、意义等。从本研究选取的论文看，语法隐喻理论在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中的应用还不多。因此，从语法隐喻角度进行英汉隐喻（类型）对比研究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3.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探索——语言世界观。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作了对比研究，但对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哲学基础则很少被论及。陈家旭（2006）[12]认为语言世界观是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主要哲学基础：语言世界观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习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语言世界观的问题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提出来的。概括地讲，语言世界观的主要观点是：思维影响并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语言世界观与语言的民族性是一致的。语言世界观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的世界观，语言间的对比就意味着世界观的对比。因此，应更加注重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第二，语言世界观不仅承认语言的共性，更强调语言的个性和民族性。由此可见，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研究不仅要注重共性的对比，更要注重个性差异的对比。本研究选取的论文中，约79%采用了现代隐喻学理论，从词汇、语法、语篇、认知，文化等层面探讨了英汉隐喻的构建与作用机制，并阐释了造成异同的动因；约15%的论文采用了语法隐喻理论，主要对英汉情态隐喻、英汉语气隐喻、英汉科技语篇中的名词化隐喻，以及英汉科技语篇中的语法隐喻类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的论文则仅占6%，可见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构建方面略显薄弱。

（二）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综合上述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相关理论，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语言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导致英汉隐喻存在“同”和“异”。例如，汉语中能够被隐喻为名词的动词总数明显低于英语，英语具有“名词优势”，而汉语有“动词中心”的特征，因而英汉学术书评中的语法隐喻存在差异。2.在文化方面，不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大环境不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英汉两族人民在进行隐喻认知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汉语中对情感的概念隐喻化认知深受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及中医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汉语中独特的人类基本情感的隐喻化认知。3.人类的生理构造、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具有相似性，使人类在认识世界中获得类似的身体体验及物质经验。因此，不同民族会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积累，从而产生共识文化，基于共识文化就产生了语言和认知上相似的隐喻。例如，许多与身体部位相关的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体现出相同的认知策略。4.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倾向，势必造成更多的共识文化语义[13]。人类语言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处于开放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得以迅速发展，某种语言特有的隐喻映射会进入另一种语言，为他国人民所接受[14]。比如，中国人常说的“风水”已经融入英语词汇（fengshui）；英语中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软着陆”（softlanding）、“牛市”（abullmarket）、“熊市”（abearmarket）、“峰会”（summitmeeting）等隐喻已经在多种语言中体现。

四、跨学科视角及研究方法

在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下，英汉隐喻对比研究还应在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虽然隐喻研究早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15]，但是近年英汉隐喻对比研究基本属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分支。由此可见，跨学科视角的隐喻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间，有助于扩充和完善隐喻理论，可为英汉隐喻对比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对隐喻的语用特性及其翻译的研究等。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5）

当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母语语言能力培养和母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中文院系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文专业是基础专业，普遍分布于各类大专院校，而各类学校对中文人才培养、课程体系设置都有自己的特点。如在师范类院校中，中文专业人才培养目的比较纯粹，一般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人才培养更为多元化，就业去向不一，课程体系设置需适应由此带来的复杂性。目前中文教育和人才培养面临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是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就业能力期望逐步上升，但在校大学生实践经验欠缺，应用能力低下，成为目前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体系的矛盾焦点之一。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文学科发展迅速，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诸多交叉学科，各校也纷纷开办了新的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等。二是中文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中文院系各专业特色如何进一步凝练，如何克服新兴专业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瓶颈等。三是中文专业教育与整个大学教育的协调发展。目前不少综合性学校纷纷筹建本科生院，大力推行新的培养方案修订，拓展通识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和机会，力争向国际化规范化靠拢。如何协调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培养高素质、宽口径的中文人才，成为大学中文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中文教育中，汉语言文字类选修课体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中文类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已有不少文章探讨国内课程体系建设，如计算机类、人文地理类等等。包括理论探讨和实践教学讨论，还有中外大学课程教学评估差异等，这些思考给我们很大启发。但是对于新形势下语言文字类选修课程体系建设一直鲜有探讨。特别是教育部把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以来，新兴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更是引人关注。因此，我们选取新形势下综合性大学文学院语言类课程体系建设作为研究课题，此课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先进性。

一、国外知名大学语言类课程概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组对美、英、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地十余所高等学校语言类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所调查课程是该国语言学系所开设的母语语言及普通语言学课程，一般不涉及外语课程）。

美国是当代语言学的学术重镇之一，学术理论更新快，影响广泛，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风靡一时。故而美国大学语言学专业课程多而新，既有基础课程，也有前沿课程，既有本体研究课程，也有应用实践课程。不过各学校由于语言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不同，课程的设置也带有本学校的特点。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等几所学校为例来加以说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与哲学学院语言学课程有：语言学概论、语言及其体系Ⅰ：语音、语言及其体系Ⅱ：语法、语言及其体系Ⅲ语义和语用、语言习得、语言心理学实验室、双语语言研究、异态语言、克里奥尔语和加勒比特性、语言学实地调查法、语言分析的高级主题、黑人问题黑人研究概论、语言与科技、语言变异与变化、语音学、语言研究讨论会、语言学自主研究、语言学专题。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所开设的课程有：英语语言文学、非洲语言和文化概论、语言和文化、拉丁美洲的语言和身份政治学、诺姆・乔姆斯基和语言学、语言和史前史、语言的科学：概论、句子结构、语言的声音、语义、历史语言学概论、句法理论（1）、音位理论（1）、语义理论（1）、历史比较语言学、日语的历史和史前史、南岛民族语言学问题、语言、结构和认知、指导阅读和研究、古代末期拉丁字母、语言心理学。此外，哈佛大学开设了大量的外语训练课程，如希伯来语、韩语、尼泊尔语、巴利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反映出该校对实际语言能力的重视，而普通语言学学者最好的学术训练之一是实际掌握多门语言并学会语言调查和比较。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开设的课程除了多门理论语言学的课程外，还包括很多应用语言学方向的课程，如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等，涉猎十分广泛。如：语言学概论、语法的魅力、你的口音是什么？（声学语音学调查）、实验语音学、阿拉伯语言与文化、双语生活、语言，方言，说话者、性取向话语：语言和性的社会建构、漫画的语言、非裔美国黑人英语、白话英语和阅读、翻译、英语口语教学、语音学、言语感知概论、语音学和音韵学概论、音韵学研讨会、形态学、语法概论、跨语言语法、词汇功能语法概论、语义学和Z用学概论、词汇语义学、逻辑实验室、话语结构：理论与应用、语言习得（1）、语言与手势、传统语言、手语、认知科学和信息科学概论、社会语言、社会语言学和洋泾浜克里奥尔语研究、语言，权力和政治、语言接触、嘻哈――青年认同和语言政治、语言与性别、社会语音学、语言流变概论、语言成就历史、英语史、世界语、伊比利亚语言：结构，变异和语境、俄语的结构体系、从语言到信息、语法工程、语法的计算理论、自然语言处理的编程和算法、数字时代的书写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语言学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本科生研究讨论会、本科生研究概况、荣誉研究、自主学习。耶鲁大学语言学部的课程设置也很有特点，如分内外，内有语言学课程，还有的相关课程。语言课程又分层级：入门――中级――高级――高级研究课程。IntroductoryCourses入门课程：世界的语言、第一语言习得、语言：语言学概论、历史语言学、入门梵语（1）、语言认知科学、语言和心智、入门梵语（2）、语言的进化、中级梵语（1）、中级梵语（2）、意义Intermediate Courses中级课程：美式英语的语法多样性、语言变化、希伯来语和闪米特语语言学、手语和心灵、普通语音学、语言学理论的形式化基础、语言与计算、优选论和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语音分析概论、音位理论、实地调查法、印度雅利安语言、语法（1）、语法（2）、语义学、语言的哲学、形态学（词语形态学）。Advanced Courses/Seminars高级课程/研讨会：语音专题感知、大脑读写、音韵专题韵律接口、音韵专题：底层陈述、语法专题：心理词汇库、祈使句和礼貌、案例和话语、否定和极性、语义学问题：量化、古英语语言与文学概论、贝奥武夫和北方英雄传统。Advanced ResearchCourses高级研究课程：特别项目、语言学研究方法、高级论文。Related Courses相关课程：认知科学导论、语言，读写和玩耍、形式语义学、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学、希腊语语法和文体、拉丁语语法和文体、音乐认知、一阶逻辑、数理逻辑、可计算性和逻辑。

美国各类学校的定位可以从其语言课程体系中看出来。如有的学校注重理论研究，强调厚基础，有的学校还强调应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需求、国际政治联系紧密。有的学校注重美国本土语言学传统。不一而足。但是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基础课一致，选修课灵活、趣味性强，比较注意突出本校的语言学传统或研究特长，注重教授和训练学生具体的研究方法，强调研讨。

我们对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语言类课程开设情况也进行了调查，总体上它们不如美国大学语言课程门类丰富，看来美国在语言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对于大学课程开设还是有重要影响。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和优势，在所开课程方面也体现出这些特点。英国语言学具有欧洲语言学传统，并注重本国语言学研究的优势领域，开设语音学、音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义学、语言与文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等专门课程，关注多种欧洲语言结构及其用法的研习，对语言之间的比较、语言翻译等技能的训练也颇重视。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方面开设了基本课程，尤其注重亚洲语言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学流派及其理论也设有专门的课程。

二、比较与分析

中国语言学学者一直致力于走学术自主创新之路，中国境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同时拥有浩瀚的古代典籍，这些都是语言学研究的良好基础。遗憾的是从现代语言学时期，中国语言学发展缓慢，逐渐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拉开了差距。当代中国学者努力融合古代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逐步发掘真正的汉语特色，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是语言学课程开设的专业背景。

从目前中国大学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基本上是遵循中西结合，传统和现实并用，有条件的学校基本上都开设语言学调查研究方法和专业外语课程。以北京大学语言学课程为例，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研究实力很强，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等教研室，课程设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程开设较为全面丰富，兼顾汉语语言学传统学习和普通语言学训练。如汉语学包括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还有现代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语言学包括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北大对语言学经典的重视是其特点，有大量的原典阅读课程，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反映出其重视夯实基础的考虑。

根据各校传统优势特色和现有科研力量的区别，各校在课程设置上既体现出普遍的共同性，也还有点个性，如北大的语法学、浙江大学的文化语言学、中山大学的文字学等等。

我们把中美综合性大学语言课程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丰富课程知识内容，建构完整的语言学课程知识系统。我们目前的课程知识结构不够全面，语言学理论方面高级课程较少，如历史语言学几乎是美国大学语言学必设课程，但国内高校并不普及。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的发展上是一个重要阶段，是现代语言学的先声。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内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世纪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

（一）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作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孙宏开自1992年立项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以来，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语研究》、《莫语研究》《柔若语研究》、《阿侬语研究》①等，它们都是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性研究，系统地描写了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还分析和介绍了它们的系属问题等。

2.《民族语文》等期刊在21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语言的概况，主要有《阿侬语概况》《业隆语概况》《赛德语概况》《茶洞语概况》《巴那语概况》《莽语概况》《克木语概况》《扎话概况》《唐郎语概况》《他留语概况》《布兴语概况》《苦聪语概况》《康家语概况》《蔡家话概况》《克蔑语概况》《户语概况》等。这些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对语言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描写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写了我国59种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新世纪以来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这套丛书在2009年重新修订出版，主要增加了新发现语言的介绍和描写[1]。

除了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还对一些原来已经发现的单一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有：

（1）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编著《侗台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铁西《彝语义诺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郑宗泽编写《江华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系统进行局部的描写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某种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描写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出现。2009年到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戴庆厦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系列”丛书，主要有时建《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常俊之《元江苦聪语参考语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②等。所谓“参考语法”，其实就是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专门描写某种单一语言的共时语言特征，它的目的是为某种语言的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比较充足、可靠的语言依据。它和其它描写语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系统地、尽可能详尽地描写语言的语法，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满足语法理论研究和语法比较的需要，它也能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专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动词的语法范畴是新世纪以来语法专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缅彝语言的体范畴研究》（《民族语文》，2000，3），此文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

（2）黄成龙《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2000，4），此文着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的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

（3）许伊娜《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2001，1），此文通过对阿尔泰三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了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

（4）胡素华《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语体、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的表现手法和虚化特征；

（5）钟进文《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民族语文》，2012，3），此文对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

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戴庆厦、邱月合著《 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1）；

（3）戴庆厦、闻静合著《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4）；

（4）李春风《拉祜语的连谓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总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对语法的描写，也有对语法的解释。

3.关于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完善，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历史阶段。这个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整个语音系统做全面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烧苗语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6）；

（2）宝玉柱、孟和宝音合著《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书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对少数民族语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做专题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关辛秋《关于满文辅音字母的探讨》上、下两期（见《满语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庆厦、朱艳华合著《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1）等。

特别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面向语言学、采用新方法的语音研究”。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1）包桂兰、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语清擦音实验研究》；

（2）丁思志《送气擦音的语音特点――以黔东南黄平苗语为例》；

（3）周学文《鄂温克语重叠辅音及协同发音研究》；

（4）黄蓓《彝语中清浊塞音对声调的影响》；

（5）艾斯卡尔・艾木都拉《维吾尔语鼻音的声学特征分析》等。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词汇的描写研究更待加强。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关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6），此书运用语言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内容除了论述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外，还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被动结构、语序、句式、量词、四音格词等方面的语法比较。涉及到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几十种语言。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双语教学实践都有一定的价值。[2]

2.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书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吸收国内外有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哈萨克语这两种并无亲属关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细分为语音、词汇、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型、复句、紧缩句和隐语等九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使汉语和哈萨克语的对比研究更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3]

3.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书是将新疆当地的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进行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比较。[4]

4.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书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出发，采用多学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运用、语言习惯、语言心理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民族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方面的异同。此书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汉语的特点。[5]

5.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论述了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还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6]

6.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缅语28种选择疑问句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汉语选择疑问句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特点，此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汉语选择疑问句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制约选择疑问句句法结构演变的因素。[7]

（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同一语族或语支的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同一范畴的不同语言的比较。主要成果有：

1.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此文分析了彝语与其他同语支的语言结构助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结构助词的丰富性、多功能性、多义性、后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现在结构助词次类中的诸多不同特点；[8]

2.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1，4），此文将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以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做比较；[9]

3.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满语和蒙语的语音和词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以及语音对应关系。[10]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点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决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和壮侗语的系属问题，也就是汉台语是否同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直僵持着。

一方坚持汉台语同源，以丁邦新为代表，他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对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他认为应该把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起来，仔细寻求有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汇，从而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汉台语有系统的对应规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认为汉台语不同源，以梁敏、张均如代表，他们在《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从数词是否同源这个角度来考查汉台是否同源。他们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都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因而认为汉台语不具有同源关系。[12]

虽然他们双方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是经过双方不断地探讨与争论，双方终于都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汉台语亲属关系问题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所以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为了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学者们认为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才能搞清楚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1），此文在论述汉语侗台语声调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壮傣侗水语里汉语老借词为什么调类对应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对侗台语与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汉语与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同源――分化――接触；[13]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和壮语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该限制在上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指出侗台语与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关系。[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文，如：龚群虎《汉泰上古关系词》（《民族语文》，2000，2），蓝庆元《白土壮语中的汉语山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0，6）以及《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2001，3）等。

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它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论证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是国内较早研究藏语汉语同源词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集结了有关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的论文。

3.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此书是汉藏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举行了第34届汉藏语国际会议，在会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该课题分为30个子课题，将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寻找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同源词，研究不同层次的语音演变和语音对应规律，为各语言、各语族乃至语族之间建立同源关系提供科学依据。该课题以历史比较法为研究原则、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种有关汉藏语系系属问题研究的著作就不断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如：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此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100个同源词。此书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来源做了解释。[16]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对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文》，2000，2），此文从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等五个方面，探讨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文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类型分类的综合性和描写性标准、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语言发生的多源性和多层性、音节化和韵律化特征、语言分析的历史原则、功能原则和动态原则，还讨论了声调学、语法策略和语言识别、方言划分的“非等量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17]

2.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书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分析和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演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18]

（二）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

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一直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3）；

2.吴安其《黎语的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5）；

3.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2001，1）；

4.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6）。

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当地的强势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大趋势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就逐渐处于边缘化和即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境地。目前，我国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赫哲族语、满语、仙岛语、木佬语、土家语等。国际语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而我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的。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紧接着在2001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又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从此以后，我国对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此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对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描述，还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

2.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书约有45万字，是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主要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满语、仡佬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它们的濒危现象、濒危趋势以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20]

此外，刘辉强《拯救羌语支濒危语言――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和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范俊军教授作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的发言，指出：抢救和保护我们国家语言资源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建设，从而掀起了后来我国研究濒危语言的一股潮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濒危语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发展，如东干语。我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所以对于它们的抢救保护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随时调查更新语言的近况之外，有的学者还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对濒危语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抢救性保护研究，向社会宣传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向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这是最近濒危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比过去获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连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双语教学研究会议，主要有：

1.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研究领域涉及：在双语教育中的语言观、双语政策、西方的双语理论与实践、双语与双文化、儿童的双语获得的基本条件、学童双语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会议就上述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华语社区双语研究，分为6个专题进行研讨：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语言习得与语言对比；语言教学；语法研究；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此次会议还设了华语社区的语言规划问题、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2个专题的圆桌讨论。此次会议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研究的文论主要有：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和《西部开发与双语教育》、曲木尔且《试谈双语能力培训的原则》、邓成伦《论凉山彝族社区教育发展与双语教学的关系》、斯琴《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张洋《新疆多语种双语现象的源和流》、董艳《中国跨境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何俊芳《从个案调查看陇川户撒阿昌族的双语类型转变情况》等。

3.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42篇，会议的宗旨是为从事双语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交流经验、分享实际工作心得、加强合作研究的机会、促使双语学这一新兴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于2005年在广州召开，收到论文近70篇，涉及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习得研究、教材词典编写等领域。

还有此后的诸多会议，如：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七届至第十届的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视。

其次，21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主要有：《双语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4）、《双语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11）、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黄崇岭《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等。

从21世纪以来召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讨会的会议次数和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如：（1）形势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词术语需要翻译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消化和吸收；（2）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正确不到位的翻译会使人产生误解，影响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只有科学的翻译才能够有助于民族团结；（3）大批传统文化遗产中与文字、口传史实有关的文献需要翻译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内容主要是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新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问题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实际翻译成果来讲数量要少些，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还有普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达玛敖德斯尔《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玛、李玉莲《青海少数民族语言与翻译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等。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共时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濒危语言研究、双语教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等六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待今后加强研究。

注释：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杨通银《莫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孙宏开、刘光坤《阿侬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几种著作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时建《梁河阿

昌语参考语法》（2009）；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2009）；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2010）；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2011）；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2012）；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2012）。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4]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6]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J].古汉语研究，2008，（4）.

[7]戴庆厦，朱艳华. 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J].语言研究，2010，（4）.

[8]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9]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J].语言与翻译，2001，（4）.

[10]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1]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中国语文， 2000，（6）.

[12]梁敏，张均.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J].民族语文，2004，（2）.

[13]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J].民族语文，2003，（1）.

[14]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5]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16]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7]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民族语文，2000，（2）.

[18]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25-02

一、引言

对比是研究和学习语言的重要方法，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做共时、静态的观察和分析，属于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对比的方面可以包括语言中的各个层次：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等，通过发现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篇章语言学、语言哲学、思维与文化等各学科理论去归纳和总结规律。英汉对比研究不仅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对语言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能够有助于英语教学和现在越来越多的对外汉语教学。本文选取了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通过对其研究把英汉对比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二、第一阶段

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起源于1898年，当年出版了《马氏文通》（马建忠）和《英文汉估》（严复）。之后又出版了一系列的主要研究语法的著作，包括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因此，1898―1949年可称为英汉对比研究的第一时期（刘重德，1990）。这一时期对英汉对比研究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吕叔湘先生指出英汉对比研究最需要注意的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的这种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情况。

三、第二阶段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不如俄汉对比研究活跃，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但还是“取得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许高渝，2003）。

1.语音。在英汉语音对比研究方面有初大告的论文《英语语音的特点及学习的方法》、方淑珍的论文《英语和广州话语音比较分析》和吴千之的论文《英语语调的研究和教学》。初大告（1956）着重分析了英汉双元音的不同，指出英语元音有长短之分，而汉语元音的长短区分没有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学生容易犯的错误，并提出了学习英语语音的难易顺序表。方淑珍（1957）认为英汉语音对比研究的意义在于把本族语言发音习惯带来的消极因素变为学习外语的积极因素。她对发音方法和具体音素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在学习语音中会碰到的困难。吴千之（1963）提出了建立“比较语调学”的命题。他认为英汉语在语调上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如果在英汉语调对比研究上有重大的突破则对英语教学将大有裨益。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主要体现在陆殿扬的两本著作《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和《汉英词序的比较研究》上。陆殿扬对英汉语单词和词组作定语、状语、宾语时的词序进行了对比研究，对英汉的异同进行了考察，总结出正常词序、局部颠倒词序和全部颠倒词序，是这一时期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3.词汇。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主要有唐逸的《英语构词法》、张培基的《习语汉译英研究》和《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唐逸（1959）在对转化法、合成法、前缀、后缀、词根等英语构词法的讨论中，引入了英汉对比的内容，指出了英汉之间的异同。例如，在一词兼用上，英汉颇为相似。张培基对英汉语中的习语、拟声词和颜色词做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并指出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是与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和经验息息相关的，因此，英汉语中有关“心脏”、“狗”“黄色”等的习语与用词均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传统。

四、第三阶段

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汉对比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持续至今，产出了丰富的成果。

1.语音。桂灿昆（1978）的《汉英两个语音系统的主要特点比较》对英语语音教学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从语音语调等多方面讨论了英汉语的区别和特点。潘永（1999）的《英汉元音变化的比较》通过历时研究，发现英汉语的共同规律，解释了一些共时研究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

2.语法。这一时期的英汉语法对比研究有赵世开（1981）的《英汉指示代词的对比研究》、沈家煊（1984）的《英汉介词对比》和王菊泉、宗福常（1988）的《英汉被动意义名词性短语的对比研究》等。这类研究对于英语教学和英汉互译均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到了21世纪，英汉语法对比研究较倾向于对句子结构的研究，同时研究角度也渐渐从英语教学转向了对外汉语教学，学者们通过英汉对比的方法也重新审视了汉语这一母语的语法特征。例如，潘文国（2003）在《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的论文中质疑了“了”字是汉语时体标记的这一观点。在英汉对比研究与其他学科想结合方面，也渐渐从结构主义理论和转换生成理论转向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例如，魏在江（2008）的《基于功能的英汉情态隐喻对比研究》从情态的实现手段、及物性系统的转换、情态与意态等几个方面就英汉语中的情态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指出从功能上讲，英汉语都有情态的隐喻用法，而从形式上讲，英语采用形合而汉语采用意合的手段。

3.词汇。在英汉词汇和语意对比研究方面，刘宓庆（1980）的《试论英汉词义的差异》和杨自俭（1986）的《试谈英汉多义词的比较》不仅研究了英汉词义的差异，而且讨论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和对英语教学的借鉴意义。自上世纪末，英汉词汇对比开始与社会学、认知心理学、思维与文化等学科相互结合。邵志洪、郑国锋（1999）的《近20年英汉词语互借对语言文化的影响》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英汉对比研究的范畴又被扩大了，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了。

五、反思与展望

纵观英汉对比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其对英语教学、翻译理论、词典编纂和现代汉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尚有不足。①实用性大于理论性，对教学的实用价值研究较多，而对英汉对比理论本身研究较少。②微观多于宏观，对英汉单词、语法等细节研究多于对英汉语言的发展、演化等的研究。③个性研究重于共性研究，对英汉个别差异的研究多于对英汉共性差异的研究。④定性研究超过定量研究，即建立语料库的研究较少。⑤描述有余，而解释不足，对英汉差异的对比较多只是停留在找出差异，描述差异的阶段，而没有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去解释和支撑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表象。可以说如何把运用的理论工具与实际的英汉语料更好地结合起来，是英汉对比研究碰到的共同问题。

随着英汉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在各个方面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今后英汉对比研究将更多地与其他学科相互融合，包括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等。英汉语义与句法层面、英汉句法构造的功能原则方面、英汉语言演化的认知机制，将很可能是英汉对比研究今后发展的主要领域。

参考文献：

[1]刘重德.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序；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许高渝.不可忘却的一段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汉对比研究成果回顾[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3]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综述和构想[J].外国语，1990，（3）.

[4]邵志洪.英汉微观对比研究30年（1977-2007）综述[J].外国语文，2010，（5）.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8）

张先亮、聂志平教授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2011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概论》是浙江省教育厅的重点建设教材、部级精品课程建设教材。该教材在继承同类教材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新成果，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其突出特色在于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理论素质。

一、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和方法的介绍

编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把语言内部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单列一章。另外语言演变一章则介绍了语言历时的变化。以上是语言基础理论。语言学概论主要侧重语言基础理论，这一点应当是共识。不过语言学领域内丰富多彩的研究还是应该让学生有更多了解，尤其是作为基础课，很多学生将来未必继续做语言学研究，概论课甚至是他们了解这个学科面貌的唯一途径。很多教材这一方面的内容比较少，令人感到遗憾。《概论》比较重视语言学各领域的普及性介绍，它把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单设了两章，重视语言运用和语言学的应用，对文字改革、语言规划、语言教学、中文信息处理等内容，都比许多同类教材做了更多的介绍。虽然这些内容在授课时由于课时限制未必需要全部讲授，但教材已为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这有利于学生对语言学学科有更全面客观的了解，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与一般教材不同的是，《概论》注意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介绍。在绪论开头就说，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然后详细介绍了历史比较法和结构分析法这两种最基本、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知识拓展附录“社会语言学”里也重点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语音章之后“怎样学习国际音标”介绍了学习国际音标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有了方法的指引，会把学生更快地引导到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上去。

二、编著体例设计方便学生自学

《概论》内容的呈现方式则很有层次性。每一节后有思考和练习，重在检测学生巩固或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一章后有推荐阅读和知识拓展附录。这三者和正文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绪论中介绍了语言学简史，分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孕育、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五个阶段来介绍。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除了介绍印欧的情况外，还注意介绍中国的研究。整合了西方语言学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内容，让学生对此有个完整的认识。让学生明白，我们整体的语言学框架是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得到的，语言学的特殊方法也是跟西方学习的。课后练习也有一题：“为什么说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怎样理解结构主义语言学？”推荐阅读里也有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知识拓展附录“十部语言学名著导读”中第一本就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些做法使学生由了解到思考再到深入探讨该理论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层次性强，方便学生自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修养。

三、注意吸收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

《概论》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这在每一章都有体现。如“语音”章的国际音标是参照国际语音协会2005年最新修订的国际音标；“语法”章“语素”部分增加了语素变体的内容，把它分为语音变体和语义变体。语言的结构类型除了介绍传统的语言词法类型外，还介绍了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基本语序类型；“语义与词汇”章则是在传统词汇章的基础上，介绍了最近几十年语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即由回避语义研究转为重视语义研究；“语用”一章如“礼貌原则”，一般教材介绍它的内容，即利人、损己、赞誉、谦虚、一致、同情六个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而《概论》又补充了礼貌原则的特征，即等级性、得体性、冲突性。另外，每一章后面的“知识拓展目录”一般都介绍了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新成果，如社会语言学、认知语法、流行语、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语料库语言学等等。

除了注意吸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外，编者也适当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第47页：

对于语言符号的特点，索绪尔在语言学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有两点：第一，任意性；第二，性条性。国内高校语言学概论教材及专著多沿用这种说法。

而编者认为：

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包括语言符号都具备的属性，所以，语言符号的特点，应该是语言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性质。

编者认为语言符号除任意性外，还有以下五个特点：以语音符号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承传性、层级性。这是对经典观点的补充。还有一些是对一般观点的修正，例如第136—137页：

一般语言学教材也把义素看做一种语义单位，但我们认为义素不是语义单位。

语义单位都有一定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都有一定可以感知的物质形式，比如义位是以词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义从是以短语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表述是以句子的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义素没有语言形式作为载体，而是对义位做进一步分析而分解出的最小对立项，是一种抽象成分。尽管义素也用词语的形式如“成年、”“同胞”、“亲属”表示，但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作为自然语言的词语，而是作为对自然语言中语言现象进行说明而存在的，属于科学术语范畴，或者说，是“元语言”。因此，这些词语形式，不是义素的载体；或者说，义素没有语言形式载体。这是义素与其他语义单位有根本差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学家把音位的区别特征，或者说语音特征，看做是语音单位，音位音位区别特征没有物质的语音形式作为载体。同理，义素也不应该看作是语义单位。

这些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学的生命力，感受到语言与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思辨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

四、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

一般的语言学理论教材是抽象枯燥的，而《概论》却是生动有趣的。这是因为它做到了知识性与趣味性并举，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体表现为：

（1）注意举贴切的、有趣的例子。例如，讲语言学的功用时用了《光明日报》的例子：在美国的鬼节，两名化了妆的日本留学生不慎误入一户美国人家，男主人拿枪冲出来并高呼“freeze”，一名学生拼命往外跑，结果被枪打中，当场死去。讲语言政策的制定时举了“辛亥革命首届国会大会商议以何种语言做国语”的例子。然后又分析了50年代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例子，之后又举了为什么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等。多个例子从不同角度说明语言政策的制定离不开科学的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提供了大量的图片。如文字一章正文的图片有：结绳记事、因纽特人的图画记事、印第安人的图画记事、佤族的记工木刻和催债木刻、西安半坡的陶器符号、东巴文的图画文字、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日本音节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碑铭体、僧侣体和平民体、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三种字体的比较、楔形文字、甲骨文、玛雅文字等。知识拓展目录“几种参照汉字创造的文字”中越南字喃、朝韩谚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也分别有1-2副字形的图片。心理学研究表明，一张图片相当于至少10000个单词的价值。这些图片不仅使学生对文字字形有直观的认识，而且增进理解，有力地帮助学生保持信息在长时记忆中。

（3）注重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编者在讲到符号的约定性时，举了马三立著名的相声段子“逗你玩儿”，并分析道：

小偷变更社会的一般约定，把“dòunǐwánr”这个语音形式做自己的名字，相同的能指表示不同的所指，小孩遵守了这个约定，把它当做小偷的名字，告诉母亲小偷“逗你玩儿”偷衣物，而母亲社会共同约定的意思﹛跟你开玩笑﹜来理解，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误，于是构成笑话。

对学生来说，他们很熟悉这个段子，但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用约定性来解释这个笑话，既使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还使他们产生“语言学理论原来这么有用”的感受。

再比如语用学一章，因为它是近几十年从国外引进的较新理论，所以很多语用学教材的例子都是照搬英语的例句，感觉与汉语很远。而《概论》则把语用学理论与汉语应用实际密切结合，如讲礼貌原则的冲突性时，举了一个例子（第200页）：

更多时候，接电话的客户，可能就是对方公司或单位的下面的员工，但是这些员工同时也是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员工，我们称呼他们为“××总”，这就表示尊重和尊敬他们。有些客户会感觉不好意思，他们会在电话直接说“我不是什么老总，我只是下面打杂的”，听到客户的这种话语，我们营销人员可以笑着回答：“您太谦虚了！今天您不是老总，明天就是老总了！”一般这种话说出去，客户都非常开心，沟通起来更加融洽。

学生学习语言学的同时锻炼了口才，使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如鱼得水。这样的语言学谁不愿意学呢？

（4）在合适的情境下，它甚至注意到了思想教育。比如朝韩谚文，介绍谚文的产生和字母样式其实就可以结束了，《概论》则接着说：1446年朝鲜谚文的正式诞生，并不意味着朝鲜拼音文字的正式使用。它只是二流文字，而一流文字仍然是之前仿照汉字创造的“吏读字”。20世纪初中国被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朝鲜走下神坛，汉字被降格为朝鲜“谚文”的二流文字了。这样的介绍，会给学生思想的震撼，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

当然，《概论》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1）教材每一部分的内容都很丰富，但相对来说线索有些凌乱，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薄弱。这也可能是多人编著容易出现的问题。（2）基础教材一般以学生、读者没有学科背景知识为前提来设计整部教材的内容安排，专业概念术语应随着相关章节开始出现并界定，此前尽量少用，如果提前出现也要加以说明。《概论》似乎缺少这方面的考虑，大量语言学概念术语在未给出定义和说明的情况下已经出现。比如，绪论中介绍语言学的大致发展历程很好，但引入大量的具体流派理论的介绍就不妥了，要理解这些内容是以掌握了语言学的基础为前提的。这么大量的介绍似乎附在后面更好。

在该部级精品课程网上，浙江师范大学校内教学督导组专家王尚文教授在评价他们的教改课时认为：“语言学概论本来比较枯燥，能够让学生喜欢，甚至让学生立志以后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不容易。”　我们认为，这话也很适合评价张先亮、聂志平两位教授主编的这部《语言学概论》教材。

参考文献：

[1]　张先亮，聂志平主编.　语言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232-02

近年来，体裁和体裁分析成了语言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对各类语篇进行体裁分析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对学术论文的体裁分析尤为突出。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论文的其他部分（如：摘要、引言和讨论部分），而对作为学术论文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献综述的研究甚少，其英汉对比研究更为少见。学术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并在语篇结构、文体风格、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特定的体裁特征。文献回顾能够体现论文作者对研究问题的理性认识，论证研究必要性的能力，以及宏观综合文献的能力，是整个论文中最难写的一部分。[1]鉴于文献综述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Swales学派体裁理论以及Connor的对比修辞理论为基础，从分布特征对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同一体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异同。

一、数据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总共包括40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实证性学术论文。根据Nwogu（1997）提出的建立语料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ity）、声望（reputation）和可读性（accessibility）的原则[2]，确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种杂志：《外语界》《现代外语》《Applied Linguistics》《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这些杂志均出版于2013和2014年。运用Wolfram Mathematics 60软件进行随机抽样，从4种杂志中分别任意抽取10篇论文，从而构成了本研究的语料库共40篇文章。

本研究中文献综述宏观结构对比，主要是针对所建立的语料库论文中文献综述的分布特征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领域实证性学术文章的宏观结构主要包含IMRD（Introduction， Method，Results and Discussion）四个部分。[3]文献综述在论文中呈现的最主要的形式为引用，占据了文献中综述篇幅的大部分。Swales （1990） 将引用分为两种类型：融入式引用和非融入式引用。在整合型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是句子成分的一部分。而在非整合性引用中，研究者的姓名以括号或上标数字加批注等形式出现。[4]运用PDF转Word转换器软件统计这两种引用在英汉论文中四个部分（引言、方法、结果、讨论）中的字（词）数。英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单词数为单位计算的，而汉语论文的篇幅长度是以中文字数为计算单位，因此不能仅通过统计英语论文的单词数和汉语论文的字数得出文献综述的分布比例。为了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也作为分析的依据。在统计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比分析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分布特点。

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宏观分布对比分析

1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

表1 是文章各部分文献综述字（词）数占相应各部分字（词）数的百分比。 由表1可以看出，英汉论文都是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最多（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文献综述单词数24527，占引言总单词数的637%；汉语论文中引言文献综述字数16650，占引言总字数的495%），结果部分的最少。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的文献综述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而结果部分和讨论部分则相反。对于文献综述在整篇论文中的比例而言，英语论文略高于汉语论文（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词数38401，占英语论文总词数的266%；汉语论文中文献综述总字数33667，占汉语论文总字数的225%）。除了上面说到的英汉论文篇幅以不同的单位衡量的原因外，这样的结果不能足以比较文献综述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因此有必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语料文献综述在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显示了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及整篇文章中的统计分析的结果。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t=1615，1953， 0215，-1870，1875；df=38；p>005）。

2.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

表3和表4是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对比。从表3可以看出，英语论文中文献综述在论文各部分的句子数都多于汉语论文，其中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最为明显（英语论文中引言部分的句子数771，汉语论文中为275；方法部分英文论文为185，汉语论文为50）。文献综述在论文中的出现频率与句子的比较结果相似，也是英语论文多于汉语论文，引言部分和方法部分差距较结果和讨论部分要大。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同样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这两方面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表5和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英汉论文文献综述的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p值均为0000，小于005）。研究表明，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和出现频率在引言和方法部分明显多于汉语论文，结果和讨论部分也是英文论文居多，但差异不明显。

三、结论

综上所述，文献综述在英汉论文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引言部分的文献综述分布最多。英汉论文文献综述在论文各个部分的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就句子数和出现频率而言，英语论文文献综述句子数多于汉语论文中的句子数，出现频率亦是如此。这两方面在引言、方法及整篇文章中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英语论文作者更加重视文献综述的写作，尤其是在引言和方法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写作习惯差异。中西方对于“礼貌”的理解不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人际交往讲究“客气”。西方人似乎无暇“客气”，人与人之间交流往往直截了当。[5]因此，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写作时，中国学者常常采用委婉、含蓄、迂回等间接的表达方式；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直接、明快的写作风格。英汉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不同之处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了英汉作者不同的写作习惯。文化习俗和写作风格都会影响篇章的形成。本研究对于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写作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学术写作者了解不同语言文化各自的写作修辞特点，提高跨文化意识，加强学术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姿懿，高桂珍.中外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文献综述体裁对比[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8：104-106.

[2]Nwogu，K.N.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Structure and Func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1997，16：119-138.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0）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Linguistics

ZHOU Minxi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3)

Abstract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has determined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s research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specially English,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basis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d focus of its development trend, tries to grasp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them.

Key wordsLinguistics, cur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F.De.Saussure）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F.Boas, E.Sapir, L.Bloomfield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 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1.1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1.2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M.A.K.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J.R.Firth(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1.3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2.1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2.2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3.1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3.2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3.3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3.4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对比语言学论文篇（11）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