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教学法论文大全11篇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1）

1.扩展是所在专业方向内的定向扩展。相对于联想教学法，扩展对比教学法的最大区别是：该方法强调所授知识点是在学生所学专业方向内的扩展教学，而非全面的或者生活化场景的扩展对比。联想教学法关注的是某个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常常会用生活别容易理解的物品或者现象来与所授知识点建立一种联系，可能是形态上的相似，或者发音上的相仿，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种联想往往是在很大范围内的联想，多数都脱离所在的专业背景。扩展对比教学法更注重的是专业内部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其可供联想的范围有限，且强调是整体的认识和理解。

2.对比有平行对比、同向对比和反向对比所谓平行对比，就是对比的知识点之间是平行的，比如讲述深度的时候，选择海拔、高度等来进行对比，就属于平行对比。同向对比，即一个现象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学科中，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反向对比，即知识点之间是一个反向关系，比如一个阐述流体的流出机制，一个阐述流体的流入机制，但二者之间本质上是相通的。

3.强调各门专业课之间的关系由于教学中的扩展是限定在学生所在专业的定向扩展。因此，需要教师对各个专业课都能有较好的认识，以便实现科学的教学。扩展对比教学法提供了一个手段，就是将各门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挖掘出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4.形成对所学专业的整体全面认知扩展对比教学法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一个个知识点的串联下，形成对所学专业的全面认识。因此，该方法的落脚点并不在某个概念的阐述，而在整体的认知。基于这种认知，让学生更能发现在某门专业课的缺陷和不足，同时也为其后续攻读研究生或者就业选择更细的专业方法提供一个全局认识。

二、扩展对比教学法在石油工程中的应用

1.平行对比的应用笔者在教授“钻井与完井工程”课程时发现，关于深度的概念极度容易混淆。在这门专业课中，深度是指从转台面开始计量的井眼轨迹的长度，实际上也是钻井中所有下井的钻柱的长度之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深度的起始点不是地面，而是转台面。因此补心距（地面与转台面的高度）的大小将直接影响深度的大小。扩展一：在采油工程中，我们说的射孔的深度；在测井中，所说的储层的深度都是钻井与完井工程中所说的深度，即基于转台面的井眼轨迹的长度，这个深度作为这口井的重要标示，伴随这口井一生。深度将永远是一个大于零的正值。扩展二：由于深度是一个相对量，在工程中广泛应用。但在地质中，用得相对较少。对地质工程师来说，他们不关注相对的位置，他们关注的是储层的绝对位置，即储层位置在大地坐标系中的坐标，x，y和z。此处的z指的是海拔，它是指地面某个地点或者地理事物高出或者低于海平面的垂直距离，是海拔高度的简称。这个z值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它表征的是一个绝对位置，不会因不同的钻井设备或者井眼轨迹而发生变化。建立联系：用一个图形来说明，深度与海拔的关系。当一个目标靶点确定后，地质工程师给出其对应的坐标，钻井工程师需要根据地面条件及地下条件设计相应的井眼轨迹，以期实现准确中靶。到达这个目标点（绝对位置，海拔概念）的轨迹千差万别（相对长度，深度概念），对应的深度也可能有巨大的差异。通过阐述、对比联系让学生加深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掌握其用法和区别。

2.同向对比的应用“钻井与完井工程”课程中讲授压力控制一章时，会讲到发生溢流进行关井作业后气侵及其对钻井的影响。其中会讲到一个图，即关井后由于地层流体不断进入井筒，井筒中压力分布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在地面的立管压力和套管压力逐渐升高，且变化的程度不一样。对于高渗连通性好的储层，压力上升的速度较快。因此，可以采用气侵关井后立管压力和套管压力变化曲线粗略判断井控的难易程度，地层压力大小和地层渗透率大小。同向对比：在“试井分析”专业课程中，会讲到压力恢复试井。即油井生产一段时间后，突然关井，采用压力计测量井底压力的变化情况。进而绘制压力曲线，采用试井分析的方法求取地层压力、储层参数、表皮系数等参数。试井中，关井后有一段井筒储集效应，即地层流体还会继续进入到井筒。其流动的原理与钻井中因为气侵而关井的原理是一致的。建立联系：展示两张图，一是“钻井与完井工程”中的压力变化曲线，二是“试井分析”中的一条典型的压力恢复曲线。通过图形阐述其相同之处，结合试井中能计算的参数，反过来讲述钻井中压力变化所包含的意义。

3.反向对比的应用在“钻井与完井工程”这门专业课程中，会反复讲授一个知识点：压力及其应用。钻井中，为了实现安全钻井，往往采取衡或者过平衡钻井，即保证钻井液产生的液柱压力大于地层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钻井液将会在压差的作用下进入到地层，从而形成对储层的伤害。压差越大，储层越疏松，滤失进入地层的钻井液越多，同时钻井液自身的性能也会影响滤失量的大小。反向扩展对比：钻井过程中钻井液向地层滤失，与采油过程中，地层中的原油向井筒流动具有相似性（“采油工程”课程的内容），只是流体流动的方向不一致，但其流动的机理是一致的。而在“渗流力学”一门专业课讲授过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径向流动产能方程（“渗流力学”课程的内容）。建立联系：在黑板上手写径向流动产能方程，让学生回顾其推导过程。从方程中，解释影响产能的正向因素：储层厚度、储层渗透率、生产压差。影响产能的负向因素：流体粘度、储层伤害及泄流面积。同样的类比也可用于钻井中的泥浆滤失，其滤失量的影响因素与生产中径向流动的影响因素是类似的。通过回顾一个知识点，建立起两门学科的联系，同时加深对专业知识点的认识。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2）

本文主要探讨哲学本体论视野下比较教育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在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论证，得出比较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独特价值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观的视角实现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构，达到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一、哲学本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教育本体论

本体论是研究存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是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性的理论［1］。本体论是哲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前提性命题。任何要确立学科地位的研究领域都必须首先进行本体论的论证。围绕本体论论证，需要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什么是”和“是什么”［2］。“什么是”是事实判断，意在回答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是什么”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和特征。两者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现象中提取本质构成比较教育本体论的论证思路。目前，比较教育学面临着“领域”抑或“学科”之争，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论证有助于划清学科界限，奠定学科发展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

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需要回答“什么是比较教育”，旨在追问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同时，分析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之争及存在的内容形式。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其所是的本源，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比较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的起源为比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学科基础。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发展的准备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由此，教育就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它能够通过增进知识、发展技能和培养品德以实现个人发展、满足社会需要。在此基础上，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则是通过使用“比较”的方法，在对比和求同存异中思考如何实现人的发展。第二，教育学领域中之所以会产生比较教育学，有其内在的推动力即比较思维。比较是人类思维中较早萌生的思维形式，无论是个体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高级阶段，比较思维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比较法作为认识事物的最古老、最简明和最优越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继归纳法和演绎方法之后成为人类思维方式的新高度。第三，比较教育学产生的本源离不开哲学支撑和物质条件的准备。莱布尼茨曾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3］，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正是对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和独特性认识，才为“比较”提供了前提，因为比较正是为了确定事物间的同异关系，寻找其中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教育学的产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明显地体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不断推进，欧洲出现了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日益频繁，彼此之间在教育上的差别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至此，比较教育学在这三大内在动机的推动下产生并不断地向前发展。目前，比较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属性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比较教育是“学科”抑或“领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教育学目前发展的不完善所致，探讨这些争论背后学者思考的维度，有助于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现状，在成就与不足中思考努力的方向。首先，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研究领域。其中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黎成魁的观点，即“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所界定的，然而，尽管比较教育确实有其研究对象－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4］。黎成魁学者从比较教育方法论角度质疑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认为比较教育缺乏一套公认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法不属于比较教育的特有属性。由此，要使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要么从前提上否认方法论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成立的根本依据;要么致力于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其次，有学者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从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来看，比较教育学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三大制度化标准，即在有关大学中普遍开设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全国性学术团体和出版学术刊物［5］;另一方面，对于学科的苛刻要求，学者们对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内在规定。埃德蒙•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法国学者德贝塞•米阿拉特雷认为比较教育像其他任何地理学科一样，基本上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从我国学者来看，王承绪先生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的起着综合作用的学科［6］;顾明远先生则认为比较教育是教育中的一个应用研究领域，是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7］。学者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了不同的侧重之处，体现出比较教育的属性不是单一，而是具有多元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教育是一门尚未成熟的发展中的年轻学科［8］。比较教育学虽然已经具备学科制度的基本条件，即课程、社会性团体和学术刊物，但是在对象、方法、理论体系上有待提高，这些是衡量一门学科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标。从比较教育本体事实论证的角度来看，比较教育的本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和时代性，但比较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和挑战。

(二)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

“比较教育是什么”属于本质论证，它是在事实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在通过对比较教育事实内容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9］，得出比较教育的本质内容。因此，比较教育的本质论证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比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比较教育本体有哪些特性。比较教育本体的本质论证意在揭示贯穿比较教育发展始终所具有的本质特性，从比较教育本体的事实论证中可以看到，比较教育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无法达成一致，面临着学科属性之争。基于此，追问比较教育的学科本质或许可以从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达成共识，奠定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基石。作为以方法论著称的比较教育学，其本质的探究自然离不开“比较”。比较教育中的“比较”具有四个层面的涵义，即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稳定的研究模式和独特的研究视域［10］。换言之，比较教育中的“比较”不仅仅是一种分析两国教育现象的方法，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相比简单的“比较”，比较教育的本质就是“比较视域”，其中“视域”意味着观察者从多视角面对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其所包含的内在透视性本身就是一种汇通性比较。另外，“视域”也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人从他已有的传统或先见出发所看到与理解到的可能范围。视域包含着主体的“先见”理解，解释者从自己原有视域出发，使文本有选择地进入视域，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视域［1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视域具有一定的主观立场，由“视域”迁移到“比较视域”，比较教育的本质即比较视域，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主体视域，价值无涉视域向他者视域的转变。比较视域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价值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着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路径。比较教育的本体具有多层次性和立体性的特征。从分析哲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确立明确的概念体系和统一的认识逻辑;从人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世界教育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全质形态进行对应性的理念形态性反映和建构与刻画、表达和呈现文本形态［12］;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比较教育的本体是对不同地区差异的文化背景进行文化分析与解释。由此可见，通过对比较教育本体特征的把握，我们应该在探讨比较教育的本体特征时应尽量避免简单化，而是采用综合的方法。

二、比较教育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来看，比较教育本体的变化意味着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改变，方法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必然随着对象内容的改变而改变［13］，以便达到研究的目的。不同时期比较教育本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主要分析不同时期的比较教育本体论，为下一节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历史解释本体论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形成了科学哲学之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西方历史主义学派作为从批判理性主义之中演化而来的一个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模式。由于受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比较教育研究转向人文主义，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导向，即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历史解释本体论。自从萨德勒提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后，比较教育家们开始关注影响教育制度的潜在力量，不断丰富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本体论的理论体系。康德尔进一步发展萨德勒的思想，提出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两大核心概念，试图将教育背后的力量归因于这两大概念中。汉斯将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分析教育背后力量的理论依据，实现了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的理论化和具体化，他提出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注重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传统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德国的施奈德将倡导的历史法中引入哲学辩证法，在进行分析时，他非常重视民族性和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他认为在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中，教育的内在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乌利希对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展。他注意到中国、印度等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同样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具有启示意义。马林森使民族性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他建立了民族性模型，指出决定民族性的因素分为地理、经济、历史、宗教、政治和社会因素。这一时期比较教育历史解释的本体论，不再单纯地借鉴和移植别国的先进经验，而是更加致力于通过调查研究国外的教育情况从别国的经验中寻求理解和改进本国教育之道。从横向发展来看，它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的背景中加以研究;从纵向发展上，它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比较教育。

(二)科学实证本体论

20世纪60－70年代，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遍布各个领域，比较教育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实证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影响，其中，实证社会学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为探索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研究意义，成为了该时期的主要探讨内容;经验主义方法论提倡资料的量化、科学的实验和精确的统计分析，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实验教育学是拉伊、梅伊曼首先在教育领域的尝试，为比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科学实证本体论，主要探讨教育与社会以及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实证本体论的发展经历了倡导阶段、诊释阶段、发展阶段和修正阶段，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早在比较教育诞生之初，比较教育学之父朱利安在《计划》中试图通过教育比较表、问卷调查等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框架，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其他比较教育家的重视，但是做了有益的尝试。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安德森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提出“教育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教育内部因素的研究是互补的，不可替代。正如其它社会分析一样，比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14］，这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操作性内容，促使比较教育本体论从历史解释向科学实证转变。之后，贝雷迪提出了比较的四步法，使比较教育研究首次有了具体的研究程序，在操作过程中首次与假说的验证联系起来初步建立起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体系。诺亚和埃克斯坦将理论运用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比较教育的科学研究，建立了一套验证假说的程序和方法即假设验证法，他们提出比较教育的研究假设即:知识是价值无涉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由于承认客观事实独立于认识主体，教育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研究逻辑，寻求普遍的规律和原则。随后，霍尔姆斯在强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预测性特征的基础上，侧重使用假设演绎法，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法。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科学实证本体论，坚信比较教育是一门科学，知识是独立于求知者之外的，知识是与价值无关的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是找出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和社会及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通过对变量的测量，找到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协变关系，强调研究的操作性程序。

(三)文化相对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亚非以及其他大陆民族的解放运动兴起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毁灭性地抨击了欧洲中心论，人们开始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15］。同时，受哲学现象学的影响，比较教育开始关注主体建构的生活世界，而对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的社会实体并不关心。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本体从科学实证转向文化相对本体论，即主张置身于某一教育文化背景中，实现教育决策。文化相对本体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泼斯坦、霍尔姆斯和埃德蒙•金。18世纪爱泼斯坦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找到这种背景影响下学校的特点以及形成该国教育制度的特殊因素。至此，比较教育研究开始从科学实证的本体走向文化相对的本体。受哲学现象学的启发，埃德蒙•金提出生态式的背景论，主张在动态的社会背景中关注人们的内部观点，从当地的语言文化中理解教育。同时，埃德蒙•金重新将比较教育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教育借鉴上来，提出了教育洞察法和教育决策理论，前者以客文化的角度深入客文化背景，后者在此基础上展开教育决策，形成一套系统的比较教育分析框架。霍尔姆斯深受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和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的影响，提出了问题法，主张在反驳和证伪中，不断改进教育决策，实现教育改革。与前一时期科学实证的本体论相比，比较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博弈中，走向了人文主义道路，即文化相对本体论。它注重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在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中，为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教育是特定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对不同教育作普遍性的概括是不可能的。它承认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卷入的可能性，强调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此，文化相对本体论并不注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特别关心研究目的，认为目的决定方法。

(四)文化理解本体论

20世纪70－80年代，在肯定外国文化独特价值基础上，爱泼斯坦进一步发展其思想，提出了“多元主义”的理念。多元主义思想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对待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一国内的亚文化，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层面、亚文化层面的教育诉求和微观层面的教育质性、非主流的少数族群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理解。由于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扩大，比较教育的本体走向了文化理解本体论。文化理解本体论是比较教育历史进程中科学实证本体论和文化相对本体论的结合，在吸收、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吸收科学实证本体论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和认识，即世界是可知的，存在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绝对真理，存在一套统一的价值准则;另一方面，文化理解本体论肯定相对主义对异文化的尊重，吸收文化相对本体论对社会群体多样化的认识，即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主张对任何一种行为的评价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由此，文化理解本体论的内涵，即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和批判性反思下的教育理解［16］。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的研究目的从借鉴走向国际理解，从全人类的视角赋予比较教育以更为神圣的使命。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借鉴以实现本国教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理解的角度尊重文化差异、进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发展。文化理解的本体论使比较教育研究挣脱了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桎梏，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探寻教育的共同进步。文化理解的本体论的重心更加关注非主流教育，它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国际主义分析框架，它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认识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独特性，增进教育合作与交流，最终促进对教育的普适性认识。

三、比较教育本体论映射下的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比较教育本体论作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方法论的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本文试图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思考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建设，期许寻找比较教育共同的学科基础。

(一)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

就比较教育而言，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单独探讨了比较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比较教育世界观体系，但是就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较少，更无从谈比较教育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这里笔者主要从哲学的视角获得该研究的理论支撑，并在其它学科领域中进行参考。马克思哲学认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特点的反映”。一般学者认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问题上，持有三种观点即: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世界观不等于方法论，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们各有其研究对象、性质和特点;从方法论到世界观或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中间还存在着一系列转化环节［17］。由此，从哲学的视角推演到比较教育学科视角，比较教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关系，比较教育的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比较教育世界观的体现和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相互转化。就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而言，有学者在语言学领域进行了探讨并引用了外国学者Harder的思考，即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服务于本体论。认识论又明确地在方法论中体现———方法论反映了通过何种正确的、科学的描写程序来反映认识论立场。从中可以看出，认识论是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关系的中介或桥梁。同时，潘文国指出，方法论的前提是本体论，方法论是否恰当首先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18］。由此，教育研究的本体是“教育”，比较教育的本体就是“对教育的比较研究”，从比较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比较教育研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派别:从本体论上说，存在把教育现象作为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两大类别，从方法论上说，存在量化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类别，可见，比较教育研究采取哪一种方法论立场，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本体论观点，比较教育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和具体方法。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3）

1817年，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初步建立，朱利安因此被视为比较教育学鼻祖。朱利安在创建比较教育学的同时开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1]。此后，各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推陈出新，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因此得到很大发展。

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定义

在各研究领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确定立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同时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2]，因此，明确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何为方法论？王建梁[3]、叶澜教授[4]、李志才[5]、朱旭东[6]等学者都对方法论的定义进行了论述。尽管具体论述不同，但各学者对方法论内核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均体现出“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学说”这一认识。

那么，何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朱旭东在论述方法论定义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就是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讨，即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或态度，指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与采取的途径”[7]。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认为它由三个维度组成：“一是体现比较教育学科本质特征之一的‘比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学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术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构成；三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通过多种形式体现的，即研究路径、范式、视角、研究单位、研究理论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论。”[8]

二、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类型

在方法论上，早期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汉斯等一致认为“学校外部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一致性随着贝雷迪、霍姆斯、诺亚和埃克斯坦等人的论争被完全打破。时至今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种方法论并存、共同发挥作用的景象。

（一）实证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在早期比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体现。朱利安1817年发表的《关于比较教育的工作纲要和初步意见》提出“有必要为教育这门科学建立事实和观察的库藏……从中演绎出一定的原则和明确的规则，使教育成为近乎实证性的科学”[9]，试图通过实证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门实证科学。此后，著名学者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诺亚和埃克斯坦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七步骤”及霍姆斯的“问题法”等均体现了比较教育的实证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较教育变为更加科学的事业”。他们把追求客观、证实的实证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推动比较教育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经过不断发展与修正，实证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使用一定检验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验证，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复性，并通过研究成果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10]然而，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存在缺陷，如其强调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灵活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数据也不一定具有较高信、效度等，使得实证主义方法论逐渐式微。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研究主要是试图通过更严格的量化分析与统计处理建立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11]。

（二） 历史主义方法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康德尔、汉斯等人。康德尔和汉斯非常重视历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尔主张“比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历史，认为比较教育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是教育史从过去到现在的继续”[12]；汉斯也倡导使用历史方法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并设计了比较研究的基本步骤，即“从历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制度的密切联系角度分别研究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国家现存教育制度的资料”[13]。经过不断实践与发展，历史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发展与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强调教育中历史传统的持续性，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待比较教育”[14]。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多样化发展和历史主义方法论自身缺陷的不断暴露，历史主义方法论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义方法论

功能主义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理论学家斯宾塞的有机论，在20世纪中叶得到显著发展，形成了功能主义理论[15]。50年代后期，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影响下，功能主义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的正宗思想。在当时，美国的比较教育还没有从教育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这为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创造了机会和条件。随后，帕森斯的学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运用功能主义思想与方法。安德森“从教育的多功能性、测量学校所做事情的难度、对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解释以及学校对社会变革的潜在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功能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6]。同一时期，玛丽・让・鲍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扩大了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从70年代伊始，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逐渐衰微。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没停止对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正是这些批判与责难，使得功能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影响再次得到扩展和深化。

（四）“区域研究”方法论

区域研究方法论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人文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中得到普遍运用。90年代初，日本学者马越彻倡导把区域研究方法论引进比较教育研究，开启了比较教育研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的先河。面对新世纪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比较教育学界“再次重新探讨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较教育学如何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等问题”[17]。对此，《2009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倡议，在开展区域研究、发展比较研究时，“研究目的应以学习借鉴为主；研究重点应是各地对国家教育政策法规的创造性执行，以便其他区域学习借鉴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体举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议，包括指向特定区域、为其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建设性意见和为政府提供各区域间教育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报告，以便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区从对比中发现自己的问题，进而实施相应的调整与改进”[18]，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好地运用“区域研究”方法论，为比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发展服务明确了方向。

三、关于“比较”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理解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关系到比较教育如何挣脱方法论误区。何茜根据“比较”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把其分成四个层次：“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和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19]

（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思维品质层次来说，比较教育学科中的“比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类独有，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所有人类构建的学科研究”[20]；“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它甚至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从思维层面成为比较教育学的基本属性”[21]。关于“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贝雷迪曾提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22]。可以说，在人类思维活动中，比较无不存在，并时刻活跃着。比较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

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普适性，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并不为比较教育学科独有。其内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认识活动。其次，科学的比较思维要求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同时，科学的比较要求从现象的比较走向本质的比较[23]。作为工具意义的科学方法的“比较”是对作为思维方式的“比较”的升华，它遵从具体而明确的研究计划和步骤，具有严谨的科学规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为方法论层面的比较视野

比较教育学的比较视野“是比较教育学区别于教育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本体特征”[24]，从该层面理解“比较”能更好地论证比较教育学的存在基础和学科性质。在谈到“比较”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时，陈时见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主要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整体视野考察研究对象形成比较的广度和深度，是一种比较视野”[25]。比较教育学教材通常用“比较法”定义比较教育学，认为“比较法是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主体，是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26]。这一观点确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作为方法论的“比较”的确能体现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此外，从方法论意义上认识“比较”还使得“比较方法能够用于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则性’的理论论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和比较法的使用同时具有发展、检验和修正教育理论的功能，并对教育现象的‘共性’和‘通则’进行理论论说”[27]。

（四）作为学科规范层面的比较范式

对比较教育中“比较”的认知可上升到“比较范式”，能够促使比较教育学者树立更加坚定的学科信念，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稳定比较教育学科地位。要把对“比较”的认识上升到“比较范式”，要求“在对比较作用的清晰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强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为信念”[28]。比较教育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定的比较教育学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研究取向，构建恰当的话语体系，把“比较”从技术层面的具体科学方法和人类思维方式上升到“比较范式”。同时，不局限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分析，而是把显性的“比较”与隐性的“比较”结合起来，把有意识“比较”和无意识“比较”统一起来，让“比较”更好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服务，推动比较教育学科前行。

四、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当代比较教育学界出现了关于科际整合、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等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一）科际整合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17世纪思想家莱布尼茨“梦想用普通的科学语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学，打破不同语言造成的隔阂，进而实现科学的整合”[29]，开启了科际整合实践。科际整合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形成的方法论原则，并在各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表现了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展现了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风采和魅力”[30]。在比较教育学科开展科际整合研究是解决比较教育方法论泛化、研究视域局限及学科危机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实现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整体考量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较教育开展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与现实境遇，认为“从比较教育学科特征来看，跨学科性是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学理依据；从方法论角度说，科际整合研究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从发生学角度看，比较教育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探讨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学术发展趋向看，科际整合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还提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三个环节，即“寻找焦点，凝聚视界”、“相互启迪，发掘共源”和“扩大领域，提升境界”，同时指出比较教育科际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科际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

各学者在探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更替与发展的前提下，对其演进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具有纷繁的文化内涵，提出只有以文化为落脚点进行方法论反思才能正确认识其地位和价值。著名学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较教育与文化学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比较教育研究中有许多难以应付的问题与概念都需要对之进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关考虑。”针对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较研究，霍夫曼认为：“文化方法应当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借助它建构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凭借于此可获得许多新途径探寻比较教育领域中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32]《2007年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年度报告》对文化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关系也做了总结，称“比较教育方法论与文化是天然结合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创造欲望在实际世界中的体现，是一个民族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演进不只是操作性知识的革新与进步，更是代表某种文化的一套价值判断和意义体系”[33]。但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多元化与文化异质性之间存在矛盾，“文化异质性导致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在促进比较教育理论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比较教育学科认同危机”[34]。针对这一问题，项贤明提出比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长纯提出比较教育“和而不同”的发展方向，为解决由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多元化与比较教育学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视野。

五、结语

方法论建设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从比较教育学科创建之时起到当前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从未停止过。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逐步从早期的“一元”走向今日的“多元”，从“单一”迈向“丰富”，实现方法论的时代转化，逐步建成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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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张斌峰.殷海光文集（第二卷）[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326.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4）

 

比较法对于大学教育具有巨大意义。比较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在比较中加深理解本国法，从而“使本国的法律教育获得更新和补充”;另一方面则为了探究“共同法”之普世知识和规则的可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比较法能够使法科学生摆脱仅仅局限于对国内法律条文的解释和争论，跳出对国内法条文的语义和逻辑争议，而看到法律制度和技术背后多种可能的社会和人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法的研究原本是无目的的”。她主要是由好奇心驱使所生成的学问，是浪漫主义者在法律领域中能够找到的几块有限的乐土之一。比较法是追求经世致用的法律学科中难能可贵的人文要素、思想要素和科学要素。“比较法只具有较弱的规范力量，因此“比较法的教诲意义小于它的澄清和描述意义”。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现代比较法的开创者朗贝尔曾经提出：“在大学课程上，比较法应当同国内法律体系的课程一样享有同样稳固的地位。他要求有三个学期的时间，每周四小时讲授比较法。”美国比较法学会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都做过比较法在法学院中教学情况的调查，并曾经专门组织召开比较法的教学研讨会，得出了“比较法是现代法学教育之必须”的结论。面对20世纪末的全球法律发展，茨威格特和克茨也曾经如此判断：“对于法学教育而言，比较法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益的，这个信念没有任何改变。”。跨越世纪以来，比较法学者也在不断地呼吁加强比较法的教学。

 

但是实际上，从比较法学科建立以来，她在法学院中的地位基本上是最低限度的。茨威格特和克茨在《比较法总论》中对当时德国的比较法教学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尽管当时德国的大学通常开设一门比较法导论的课程，但在外国法教学内容上往往是情况不一，内容多样。在当时的德国“法学教育的地方主义”仍然广泛存在。为了解当今比较法学在高等法学教育中的现状，2015年组织的“全球部分国家大学法学院比较法教学情况网络调查”，对13个国家近40所大学进行了网络信息检索，以获取其法学院开设比较法和外国法课程的现状和主要教学内容。纵览当下全球比较法教学的情势，从地域来看，基于欧洲一体化的需要和长久以来的比较法学术传统的积淀，使比较法在欧洲大部分的法学院，特别是学术型、研究型的法学院中都保有一席之地，部分大学还开设比较法专业方向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现代化和持续发展的需要，比较法也得以在法学院教学中保有相当分量的存在感。而骄傲的美国，基于国内法自足和移民法学的淡去，使比较法在法学院中的教学呈现明显的衰微之相。《施莱辛格比较法教科书》的作者们对此表达了关切和担忧：“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专业的比较法总论的教授，意味着这些法学院无法提供常规的比较法总论课程教学。这一缺陷是非常严重的。比较法总论的课程是学生们得以认识到他们所正在接受的法学教育所具有的 ‘狭隘地方性’的可能途径。缺少这种认识，将使学生们缺乏克服国内法‘理所当然’的激励，也无法使学生放弃对于美国法学教育独尊的帝国主义骄傲，并将使他们无法为未来的全球世界文明趋势作出准备。”仅有个别的法学院，如哈佛、耶鲁这种(ABL=Anything But Law)研究型、战略型的法学院和处于混合法文化中的法学院，如杜兰大学(Tulane)开设大量的比较法选修课程。大部分以培养律师为核心目标的实务型法学院很少或者不开设比较法课程。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法学院，特别是研究型法学院均开设有比较法总论课程和部分比较部门法的课程作为选修课，但仍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边缘状态。也有的法学院不开设比较法课程，特别是比较法总论课程。

 

比较法教学在法学院中的边缘地位在于学科属性定位上的非应用性和学术内在发展不足。比较法，特别是比较法总论，基本上不提供实际操作的用以定纷止争的规则，这在社会效用优先的法学学科中显然处于知识上的补充和辅助地位。比较法教学在法学教育中地位和功能的弱化，根本原因还是在学科学术性发展传导的结果。比较法在法学院课程表中的隐现和权重受制于比较法学术发展的制约。比较法长久以来受制于“方法还是学科”问题的羁绊，总体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在 20世纪后半叶呈现危机状态，学科范畴体系陈旧、方法论体系化不足，研究主题模糊，回应法律发展的能力欠缺。凡此种种的学术瓶颈也导致了比较法学术无法产生足够的、源源不断的对教学的输入，导致其学科对学生的吸引力下降。

 

比较法教学的现状也反映了比较法在应用性知识和人文性知识两个方面不断被“淡化”的处境。比较法学科处于法学学科范畴之内，由于法学学科的根本知识属性是指向实践的，比较法学科也应该提供具有应用性的知识。但比较法学科发展在应用性上始终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应用性的法学知识已经被部门法纳入囊中，以“比较宪法学”“比较刑法学”等部门法的分支学科存在，使比较法学家成为应用型比较的“非专业人士”。另一方面比较法的传统领域经过常年发展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独立知识体系，比如“比较司法制度”“特定外国法研究，如美国法律制度、欧盟法律制度”等。在非应用性的文化比较、历史比较和社会比较的方面，随着法制史、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等周边交叉学科的成熟和发展，以其相对成熟和完善的范畴体系和方法论为优势，不断蚕食比较法，特别是大量吞噬了比较法总论的理论领域，造成了比较法的“沙漠化”和边缘化。

 

二、比较法教什么

 

如果从乐观的角度解读这些“内忧外患”，我们也能够看到“瓶子中装着的另外半瓶水”。首先，比较法学科、比较法教学还在全球层面保持着生命力。这种态势反映了一个乐观的趋势，就是比较方法和素材已经在部门法中大量应用，比较法发展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部门比较法分支。“全球部分国家大学法学院比较法教学情况网络调查”的情况也显示，绝大多数的比较法课程的内容是部门法比较或地区部门法比较，授课教师也绝大多数是部门法教师。茨威格特和克茨也主张在法学知识越发膨胀的今天，比较法教学无法顾及每一个部门法，不应简单地将部门法知识纳入到教材和教学中去，而是意味着：“比较法研究成果必须同国内法学教育一体化。这就是说：具体问题首先必须从那些最富有意义的法律秩序的各种实际解决办法中弄明白，然后进行批判性的权衡利害，考虑哪种办法此时此地对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是最好的。”比较法总论的研究与教学应该与部门法学科展开对话式的互补式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知识竞争关系。对于部门法上无法展开，但具有文化特色和比较价值的制度，可以在部门法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部门法不仅仅吸收比较法的方法论成果，而且也为比较法总论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强大的资源扶持。理论学科方面，包括法理学、法制史、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比较法的基本问题，深化了比较法的方法论理解，如达玛什卡(Mirian R.Damaka)和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的应用政治学、社会学的方法论和类型学发展出来的比较法理论就是例证。由于法制度的精细化和外国法结构的庞大，比较法学不可能以一门课程涵盖所有知识，为了充分满足其知识的有用性和实践性，就必须鼓励更多部门比较法的出现。这就反过来要求独立设置的“比较法总论”(或者类似的比较法律文化或者制度等课程)课程要更多地关注非应用性的、人文性的知识体系，提供学科应用上的基本范式的理解，提供成熟的方法论框架，并对部门法无法覆盖到的重要框架性、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进行介绍和分析。在回归范畴工具、方法论和框架制度、法律文化要素的过程中，“比较法总论”课程一方面要找到自身在法学教育中应当承担和能够承担的分工，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吸收和借鉴法哲学、法律史、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这些学科的分析纳入到比较法理论框架中来。基于这种认识，一个法学院中的比较法教学安排的理想状态是：一方面，鼓励开设比较部门法或者在部门法学科中增加比较法要素，注重微观比较;与此同时，开设比较法总论课程，提供宏观比较、方法论训练和法律文化分析。在这样一个点面结合的体系里面，比较法总论课程应该讲授的知识至少应该包括：(1)全球性法律认知的概念工具分析(法系、法律传统、法律文化、法律类型等);(2)全球法律文化(传统、类型、法系)分布的类型学认知;(3)全球法律文化格局的形成和流变的演进史(侧重相互关系和影响，而不是像法律史关心从一个具体视角展开的线性历史);(4)比较法方法论(制度比较、功能方法、文化方法，来自法律史、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应用);(5)框架性制度(法律渊源、宪政框架、司法制度与程序、法律职业与教育);(6)制度的共性与差异(如私法和人权法的共同法，特色制度);(7)法律文化要素(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民族、宗教、地缘、语言等对法律发展的不同影响);(8)法律移植;(9)法律全球化。另外比较法总论的教学应该根据所处法域和特定法学院中教学安排的需要作出适当调整。当然比较法总论课程的内容和视角在全球层面也呈现出创新趋势。“全球部分国家大学法学院比较法教学情况网络调查”显示，部分学校的比较法总论课程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和方法，如斯坦福大学的 “比较文化：理解跨国法律实践”课程是从跨国法律服务的角度，将法律文化作为跨国法律服务的背景进行介绍和研习，并以美国法律服务输出的主要市场为基础，介绍和研判了美国、拉美和欧洲的法律文化与制度的变迁与挑战。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法律制度”课程则采用了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讲习外国法律制度框架，并注重非西方的制度框架的比较法意义。还有的法学院中的“比较方法”的课程是完全是通过部门法的贯穿来实现的，如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学院的“比较方法：合同法”和“比较方法：侵权法”课程。

 

在比较法教学内容上，“全球部分国家大学法学院比较法教学情况网络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法学院中的比较法相关课程教学内容都注重以本法域为原点的立场。如欧洲大学法学院中开设有大量的欧盟法和欧洲国家法的课程，阿拉伯国家均注重介绍与自身体系直接相关的大陆法的内容。美国法学院中的比较法课程则更加强调相异的法律体系，侧重于大陆法体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代表性制度的内容，而身处欧洲的各大法学院的比较法教学特别关注美国的体系。并且，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文化也通过比较法的平台相互张望和观照。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目前的比较法总论教学还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的法系内容介绍上，既没有面向实践的视角调整也缺乏交叉方法的引进，课程设计总体上也非常随意。从完善比较法教学体系的角度，应根据上述总分结合、视角多元和方法论创新的角度，结合具体法学院的特色和专门教学安排，有针对性地对比较法教学内容作出补充和调整。

 

三、比较法怎么教

 

比较法教学中最难以处理的就是海量知识和比较法方法的应用这两个问题。首先，比较法的知识容量巨大。宏观比较要求了解全球法律文化的分布和历史流变，微观比较又要求能精微缜密地分析制度细节;需要掌握比较法理论范畴和框架的同时又需要了解和应用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论;文化考察需要深入特定文化领域展开某种浸入式的分析，类型比较又要跳出某一文化话语的窠臼;……。比较法的知识领域跨度之大，涉猎之广令人望而生畏。在教学上往往是“扒起萝卜带起泥”，为了把知识讲透，往往教师自己就已经先行陷入到无边无际的知识汪洋之中无法自拔。加之语言、文化的隔膜，对于历史上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问题还好，而到了各法体系的最新发展和文化层面的制度和知识则常有误读甚至弄错的风险。与此同时，学生在进入比较法的框架体系之前，需要掌握大量的背景知识，尤其是在展开比较之前要对比较的素材有基本了解。茨威格特和克茨曾指出，比较法教材中所包含的知识已经到达了某种程度的极限。考虑到学生理解和接受能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将各个部门法的庞大资料直接嫁接到比较法教学中去，而是应该从纯粹技术问题中跳脱出来，以问题为出发点，以各个法域所存在的解决办法为对象展开比较。如果说部门法教学是从国内制度开始，要放得开;而比较法教学恰恰是要收得住。为了解决海量知识、多重架构所造成的知识谱系的凌乱，比较法的教学应抓住核心问题和最新发展。如对法系概念的理解上，应该介绍最有影响力的勒内·达维德和茨威格特、克茨的法系分类，并以此为原点向后简单追溯概念的溯源，向前探究法系概念在他们之后的新的发展。由此，法系问题的讲授应该着重抓住几个核心问题：法系划分的目的与功能?法系划分标准的演化?法系概念工具的局限?法系概念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最新发展是否解决了上述问题?比较法法律文化类型学的未来，可有替代概念?在讲授这些抽象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是以法系概念发展高峰期的代表性理论为基点，回溯、批评与展望。同时保持适当的限度不应走得过远。只有将问题的基点和代表性理论框架介绍清楚，并抓住核心问题，才能在芜杂的知识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来。

 

比较法教学中的第二个问题，即比较方法论的把握与应用也很困难。传统比较法总论的教学在方法论上往往一带而过，将比较法最精髓最有效用的部分弱化处理。即使是讲授方法论，也往往是铺陈式的介绍。由于缺乏应用性的示例和实际应用的操作，学生实际上很难掌握这些比较法方法工具。以至于学习过比较法的学生，在写作制度比较类型的论文过程中，仍然不知如何下手开始有效的比较。对于比较什么，如何比较，如何检验比较和提升比较结论的认知都很茫然，这是比较法教学上的重大失败。在这方面，笔者从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比较方法：侵权法”课程教学的“做中学”方法颇受启发。该课程首先从欧洲侵权法实践中抽象并改编出教学案例，这些案例中包括侵权法中的核心制度和理论问题。学生从不同法域的语境中，应用成文法、判例、理论等素材提出不同解决方案，并在解决案例的过程中讨论不同法域，如美国、加拿大、中国在解决上述侵权法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差异，进而分析这些共性和差异背后的原因。这种问题导向的功能主义进路，用比较实践使学生了解了比较方法的过程和核心问题。但在教学中大量使用“做中学”的方法也同时存在另一个比较法教学中的矛盾，即系统介绍与拆分比较的可能冲突。比较法教学当然要展开比较，但是单纯拿出比较的“第三项”进行比较，往往无法使学生掌握一种法律文化的宏观全貌和系统的发展线索，而影响对制度背景的全景式了解，无法展开有效比较。但是这种“做中学”的方法从问题出发，可以辅以前期的背景知识介绍和自主学习，并激发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了解所比较的法域中的相关背景知识。

 

另外，受制于国内法学院教学方法的粗放式现状的影响，比较法教师对教案设计和教学过程的把握也缺乏精细安排。对于：如何开始、如何结束课程?如何应用苏格拉底方法、案例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课程的主题如何展开?如何布置作业和开展过程性评价?如何进行有效的学习效果考核?如何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改进和推动教学进程?等等问题，其实都缺乏认真严肃的思考。比较法教学一方面基于强烈的人文学科属性与部门法教学不同;一方面又由于身处法学院，远离其他人文学科，在教学方法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沟通不足，从而造成了某种身份的尴尬。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5）

纵观比较教育的发展史，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比较教育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随着19世纪末哲学思潮的兴盛，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萌芽也埋下了哲学的种子。其中，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比较教育方法论都有着其深刻的哲学理论基础，堪称是在哲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几朵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生命之花”。下面，具体探讨这几朵“生命之花”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希望广大同仁为比较教育这片“广袤的田野”更添几树“新枝”。

一、实证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

1.实证主义哲学概况介绍

在所有的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里，实证主义无疑是最早运用于比较教育实践之中的。当时英法等国正初步发展实证主义学科，而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基于之前的认识，制定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他强调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建立“实证的社会科学”，认定其主要的任务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1］他又提出：“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从那些以往社会现象中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志状况中去挖掘。”“必须区分事物的原因和它所实现的功能，而且应把原因问题放在功能的前面去考察。”［2］两项准则确立并推广之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红极一时。

与此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教育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那个时代里，生命力最强的莫过于实证主义了。由此，实证主义的特点很快与比较教育领域融合。很快，一大批比较教育工作者开始成为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这其中更是不乏安得森、胡森、诺亚和埃克斯坦这样的比较教育名家。［3］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开始风靡全球。

2.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那个时代里的“一枝独秀”，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首先，通过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目的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寻求各国教育的普遍规律，在于揭示各国教育的普世价值。其次，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都主张采用量化法，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研究的效能。由此，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开始纷纷通过以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从而揭示命题的经验基础，以此获取真理。［4］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比较教育的历史舞台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其利弊都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文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方法论

1.人文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实证主义风靡后的19世纪末，人文主义学派开始进行反击。这其中以狄尔泰为代表。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并指出：“前者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过程，是僵死的、无意识的，研究的目标是要找出自然界物体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排除偶然性和意义；后者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目的性的人类行为及其精神活动。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独特的，偶然的，所以人类行为既无规律，也无法预测。”［5］也就是说，人文主义方法论最看重的就是“理解”二字，并把“理解”理论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贯穿了整个人文主义的始终。“理解”理论即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

2.人文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人文主义曾经在比较教育史上占据过重要地位。其治学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知识进行研究，而是对知识进行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属于个人的，［6］并无规律可供推广。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比较注重历史分析，他们通常将历史情境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要理解教育，首先就要理解历史情境。相比于其他一些教育因素，更让人文主义者关心的是人的本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国际社会和平，以及防止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偏狭的地方主义倾向等方面的作用更值得看重。［7］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1.后现代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初见端倪。其起始于欧美，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否定中心和等级、主张开放、重视平等、崇尚差异、推崇创造、［8］去掉本质和必然。其萌芽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

2.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一般说来，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学生个体、个别学校等的教育问题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比较教育融合后，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在比较教育的历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这种尝试，一方面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针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它能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9］

这即是说，后现代教育理论虽然未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在比较教育等众多领域内却早已经出现了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进行的论述，且数目之繁、类型之众，皆有迹可循。而后现代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应用与发展，与其能促进比较教育众多因素的迁衍也密不可分。

当然，除了以上三种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哲学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得比较教育的发展有了哲学上的依据，比如，相对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均丰满了比较教育的哲学理论羽翼，充实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框架，为比较教育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3.

［3］［4］Philip G.Altabach，Gail P.Kelly.New A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73，85-86.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G40-05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4）01-0025-05

20世纪以来，比较教育以其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和学科界限的研究思想，不断吸纳和借鉴教育领域的各种理论和经验，为推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为跟上科技革命和战后重建步伐，纷纷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出版大量比较教育教材和刊物，并组建了比较教育学术团体和组织，产生各类比较教育研究成果。然而，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比较教育学家开始对比较教育的概念、定义和方法论产生了分歧，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学科地位提出了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表现出对学科身份危机的概念化和表面化”[1]。姑且不论比较教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门学科、一个研究领域抑或是一种跨文化的视域，做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对于打造学术共同体及推动学科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教材，作为一门学科一个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集合，既是这门学科的学术阶段成果的整体反映，更是引导新一代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入门指导材料。对中国大陆比较教育学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反思和梳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比较教育学。

1 教材的选取与结构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外国教育研究为主体的描述和介绍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及深入和扩展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下文提及的发展阶段均按此标准）。这30年间我国各师范院校和部分大学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国内大陆也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教育学教材。为此，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比较”、“教育”等，在读秀数据库（该数据库拥有全国品种最多的中文电子图书，总量达到280万种中文图书信息以及200万种中文图书全文，基本囊括了国内出版的所有中文图书）中筛选出1979～2010年比较教育学教材共20本（鉴于“教材”的界定较为模糊，本文以书籍性质和编著目的作为筛选标准，选取用于我国比较教育学教学和自学的书籍，不包括来自港澳台及国外的编、译著，不包括比较教育的专项研究著作，如学科及方法论研究、国别研究、各级各类专题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发展教育研究等）。根据我国比较教育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每本著作为分析单位，对该批教材的结构特征和内容体系进行梳理，并根据教材的代表性和整体性，从每个阶段选取一本使用较广泛、影响较大的教材展开定性分析，分别是1982年由王承绪、朱勃、顾明远主编的《比较教育》（我国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3版，2002年第19次印刷）、1989年由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教材，目前已是1999年第2版，2002年第14次印刷）及2008年由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全国十四所著名大学联合编写）。以下简称为王本、吴本、冯本。

根据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层次分析，“比较教育学科呈现出‘三圈层、多交叉结构’的框架，即第一圈层是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范式；第二圈层是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国际教育，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比较视野。根据国际教育的不同范围，又可以把国际教育具体划分为国别教育、区域教育、跨国教育和全球教育；第三圈层是教育比较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体现为具体的教育事实，在方法体系上体现为具体的比较方法。”[2]据此，本文从比较教育发展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和教育比较研究三个圈层及内含的多个子领域对中国比较教育三个发展阶段的教材结构进行梳理。

结构上，我国比较教育教材的结构通常可分为比较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以及教育比较研究三个部分，其内容平均篇幅分别占全书的31.8%、40.1%、28.1%，这较符合“以比较范式为体系的核心层、比较视野的主体层以及比较方法的拓展层”[2]的三层人才培养目标。时间上，从比较教育发展第二阶段开始，教材中加大了对学科自身理论的探讨以及国际与全球教育领域的拓展，涵盖了我国学者这一时期对学科体系内含、外延一些新的理解与思考。类型划分上，按照各部分内容的篇幅比例是否超过50%，可以将教材分为四种类型。（1）学科型（共3本），侧重介绍学科基本理论、方法论、学科史等方面的研究，注重学生对学科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多适于比较教育学专业学生。其中，冯增俊主编的《比较教育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在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方向上有较大影响；（2）国际教育型（共8本），以吴本为代表，其主要是通过描述、介绍少数发达国家的教育概况及世界教育的发展现状，以期开拓学生跨文化教育的知识视野，适合于教育学领域各类人群，是国内较主流的结构模式；（3）专题比较型（共4本），侧重于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主要是在跨文化背景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质的或量的研究方法对各级各类教育专题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同时为其他教育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鉴，王本是该类的典型；（4）综合型（共5本），该类型试图平衡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努力建设比较教育学科体系的同时，积极反映国际教育发展的新成果，内容包括对学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各国和各类教育的介绍和比较，对国际教育、发展教育以及各类教育思潮的关注，使学生能以比较的视野，运用比较的方法参与到当代国际教育改革的动态研究中。其中，冯本是该类教材的代表，其整合了近10年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的思考。

2 教材内容的分析

2.1 学科建设研究

样本中比较教育研究方面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即学科基本理论、方法与方法论、学科史，篇幅各占该部分的37.4%、45.5%和17.1%，体现了学者们对学科理论体系，尤其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侧重。下面就该部分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

1）何为比较教育与比较教育何为。正如法国学者卡里（J.M.Carree）所说：“比较X学不是X学的比较，不是X的比较研究。”[3]比较教育绝非仅仅是教育的比较，那它究竟是学科、领域还是方法，它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又是什么？王本在1982年认为“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4]吴本在7年后提出“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5]而冯本则借用顾明远的定义为蓝本，指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科学。”[6]首先，比较教育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个无法取代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设学科体系。三本教材定义的变化反映出比较教育学学科化过程是一个遵循学科的客观真实性、专业独特性和有机系统性特征，将偏实利、弱专业和欠系统的“比较教育”逐步建设成为重学理、强专业、有学体的“比较教育学”。在学科建设道路上从边界模糊逐渐走向边界清晰，这需要多维度地理解比较教育。三本教材对比较的理解是从最初经验形态的认识层及技术形态的方法层上升到了理论形态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式，以比较法为主的研究取向也转变为多元一体的、系统的、生态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论取向。其次，研究目的多样化，从王本的“扩大眼界、借鉴-改善、培养分析能力”到吴本的“借鉴-改善为主，国际交流为辅”最后发展为冯本的“认识现代教育、借鉴-改善、探讨教育规律、国际交流与理解、推进全球教育”等。冯本在“借鉴”基础上增加了“达到对当代国际教育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一重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处于社会发展上升期的比较教育，其目的主要仍是借鉴他者、繁荣自己，并随着渐入社会高度发展期，开始寻求“理解”和“共存”。最后，研究对象方面，三本教材都认为从研究领域上涉及教育整个领域，研究时间上以当代教育为中心，研究空间上则主要以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为对象。但也有区别，王本只提到外国教育而未提到本国教育；冯本则提到不同国家和区域教育，相较前两本更突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性、交流性和发展性。

2）比较教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是发展学科建设的关键支点，方法论的建设是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理解的重要成果。三本教材对方法论、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分析框架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自1993年比较教育身份危机在大陆受到关注后，方法及方法论方面成果不断产生，这在冯本中得到体现。方法论方面，王本和吴本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更多强调“以新的世界体系为基础，建立在国际教育的整体性视野基础上，建立在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的基础上”[6]三本教材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首先从方法论体系的纵向结构上，都在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体系，冯本在此基础上则强调以作为比较教育中最大量现象的、代表比较教育学一般逻辑起点的国际教育为基础，在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明确比较视野作为比较教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并以此决定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方法方面，王本简述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四种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吴本简要介绍了调查法、文献法等几种常用的教育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只能借鉴而不能直接将西方的一些理论框架如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等作为方法论基础；冯本则就因素论、实证主义等8个分析框架和描述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8个研究方法的内容、特点、演进、趋势进行了较全面的剖析。随着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的引入，以及质的和量的、实证的和思辨的各类研究方法的广泛使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已从过去的‘一元’、‘单极’走向现今的‘多元’与‘多极’，即由过去片面地强调定量的分析方法与统计技术逐渐走向目前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这一趋向”[7]。

2.2 国际教育研究

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作为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的主体，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即国别教育、国际组织对世界教育的评论和建议、世界教育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这样，国际教育发展可按样本内容分为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两部分，分别占该部分内容的68.6%和31.4%。

1）国别与区域教育发展研究。从我国第一本教材开始，对这部分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日、俄（苏）这六个工业发达国家及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其占了该部分研究内容的86.2%（其中六国研究占73.6%），而对巴西、韩国等国家及欧洲、北美、亚非拉等区域的研究则陆续出现在近几年，占该部分的13.8%，表明前两个发展阶段我国比较教育学者的精力主要放在评价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则扩展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其中，王本以“学制述要”为章节标题对六个发达国家学制的演进和现状做了基本介绍；吴本在此基础上改进，以“八国教育”为标题，针对六个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展开描述，分析、提出其特点、问题及对策；冯本则在结构上进行了突破，不再以单个国家而是以教育现代化水平相近的“文化圈”区域为研究单位，不再对各国教育概况进行描述，而是重点突出各区域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主题，如“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亚非拉教育”一章主要探讨亚非拉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教育传统、教育公平和效率方面的进展及“示范”和“依附”的困惑等。从教材内容的变化可知，针对我国国别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研究对象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单位无法突破“国家”到达“区域”、研究层次大多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缺少跨学科、文化的比较等，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正逐步跳出国家的范畴，把教育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中去考察；从对各国教育的表层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提升到跨地区、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即由制度现象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

2）跨国与全球教育发展研究。该部分研究直到近几年才慢慢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在教材中主要涉及全球教育发展（占该部分的48%）、世界教育思潮（占44%，主要包括教育国际化、民主化、现代化、终身化等宏观思潮）和国际组织（占8%）这三部分。王本最初并未提及这方面内容，但在其后面的修订版本中增加了“回顾与展望”一章，简要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介绍和展望；吴本用了全书8.4%的篇幅对影响教育的各种因素进行说明，并对世界教育发展进行展望；冯本则在讲述研究方法之后立即投入22.4%的篇幅，对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教育、民主化与全民教育、信息化与学习社会等方面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阐释，使学生在接触各区域和各专题教育之前，对全球教育状况、国际教育组织以及世界教育思潮等方面有较为整体的把握。这再次证实了，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各区域的许多教育现象不断趋同，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等发展理论的提出，比较教育已由对不同国家教育的单向借鉴转为关于全球各类共同教育问题的国际比较和对话，“西方中心”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逐渐转为以多元文化观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分析框架。而比较教育研究课题则不断深入：“继续深入进行国别研究；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视阑，开展跨文化、跨学科多方位的联合攻关；关注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教育问题；发展比较教育区域研究的方法论；要突破“跨国性”界限，进行国家内部的比较研究。”[8]

2.3 专题比较研究

主题分布上，教材中教育专题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学前（占该部分内容的12%）、基础（16%）、高等（16%）、三级教育和职业（9.3%）、教师（18.7%）、成人（6.7%）、义务（6.7%）等几类教育以及教育行政管理（13.3%）等方面，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国内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具体内容上，以教师教育为例，王本通过描述、并置发达六国在教师教育的发展、类型、课程、教师在职进修四方面的具体情况，训练学生在该专题的跨文化研究；吴本则是在了解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基础上，按照历史发展、基本经验、发展趋势三方面，直接将分析的材料、思路和结论呈现给学生；而冯本突破了“专题描述-内容分析-启示和趋势”的传统框架，直接站在国际教育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当前世界教师教育的公共问题：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专业化、一体化，在理性辩证综合研究上赋予描述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可见，比较教育教材将更多关注当前世界体系中的教育现象及突出矛盾，重视国际化视野的培养。

3 学科发展与教材建设

3.1 从方法到视域的学科转向

对教材内容的梳理发现，比较教育学研究目的由教育体制的宏观理想借鉴转为对教育内部系统的微观理性借鉴，由单向借鉴植入转为双向理解对话；研究对象从一国的教育制度研究转为全球多中心文化圈的教育现象研究，从校外的社会关系研究回归到校内教育过程的研究；研究方法论则试图打破过去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两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局面，引入多学科、跨文化的各类范式、思潮，形成多元的、系统的、生态的方法体系，由强调科学性、标准化、统一性，转为强调相对性、本土化、适应性[9]。“工具存在与本体存在具有本质的区别。工具的依附性、中介性地位和角色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本体所特有的内在的自律性、主体性品质。”[10]比较教育学正逐渐在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中建设成学科，其学科属性在方法、领域到学科的博弈中逐渐明晰：比较教育学的属性不在于其作为“比较方法”的工具属性，而在于其“比较视域”的本体属性。“比较视域”是比较教育发展过程内在、自律的本质所在。“比较视域”使比较教育学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理解”、“多元”、“包容”等学科特征，同时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客观”描述，也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事物的相似性和异质性。“比较教育之比较活动不能脱离开被比较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的背景。比较教育研究是建立在对各个国家教育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各个国家的教育又根植于其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判断丢弃了，也就是说，缺少文化思维，比较教育也就成了水中浮萍，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充其量成为一门描述性学科，而难以成为一门科学。”[11]因此，比较教育学应以国际教育交流实践层面的整体性视野和多元文化思维层面的比较视野为基础，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尊重文化的本土价值，认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进而形成各种教育的“视界融合”。

3.2 基于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的教材建设

“从哲学的观念层面分析，一种科学而有效的人文学科形态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并不完全在于一味追求学科范畴的完整性、知识构成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而主要在于它所拥有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估现象的意识与能力；在于该学科在观念与方法论层面上所体现的人文意识、科学精神与开放程度。”[12]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双向互动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价值取向由追逐“理想教育模式”转为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由文化的单向移植输入转为多元理解创生。其还应有以下拓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既要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要体现教育对人的关注；创生的价值取向……进行本土化的梳理，为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寻找新的结合点；文化理解与文化契约的价值取向……和国际主义价值取向”[9]。为此，我国比较教育教材应注重三方面的构建：（1）应注重加强学科内与学科外的各种联系，即以开放的姿态，放眼当代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收，关注国际潮流，在比较视野中找到自身起点和目标，大力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克服为比较而比较的狭隘视野和僵化思维模式，在广阔的人文科学文化发展背景下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具体体现在研究范围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从校外的内容转向校内的内容、从正规教育转向非正规教育；（2）应正确理解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有机关系。“当从人的生存经验出发，将理解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时，哲学解释学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必然的逻辑：作为理论的理解与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解是统一的，理论并不远离现实，更不排斥现实。”[13]比较教育教材内容应从高度理性的理论层次上对当下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并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现有比较教育学教材或偏于应用体系的构建，或侧重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在理论体系与应用体系结合时多显得较为生硬，如国别研究常写成外国教育史研究。从内容的完整和系统性来说，顾明远、薛理银主编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值得借鉴；（3）应突出学科的自主性、独立性，即增强学科研究的“本土关怀”。从简单移植到选择性借鉴，并进一步与外界形成双向“对话”，比较教育学科独立意识的觉醒和“去殖民化”的要求在客观上必须走本土化和本土生长的创新道路。因此，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应加强相关学科成果引进和移植中的消化、融合和创新工作，更应强化、明晰对自己研究对象及其特殊性的认识。我国教材目前存在对国外教育、国际视野的介绍和培养有余，而对本国教育、民族视野的了解和研究不足的情况。如何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和价值观，在世界文化土壤中耕种以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为主的理论体系，我国学者的“本土”成果如 “以人为本”教育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研究范式、“和而不同”研究方向、“和的模式”等，应适当在今后的教材中有所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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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教学法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73-0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比较文学获得了全面的复兴，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猛的人文学科之一，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在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本科教学中，已经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在高校中文专业的文学及相关的理论课程教学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会有意无意地引入比较文学的相关方法和理念，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活跃了课堂教学。另一方面，比较文学已经被确定为中文专业必修的主干课程，也就是说，但凡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必须合格地完成比较文学课程的修习才能顺利地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全面地进入高等教育，确实给中文专业的教学带来了一股活力。在中文专业的一些相关课程的教学中，譬如在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各门专业课程的老师经常会有意识地借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进行讲授课程，从而在中外文学的比较联系中，积极地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让学生在与自己所熟悉的文学知识的联系中，获得对于新的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其教学效果非常明显。然而令人深感困惑的是，恰恰就是在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其实际所达到的效果，却总是有些差强人意，甚至令人颇为沮丧。笔者在一所高校中从事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已经多年，也经常与其他院校的一些从事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同行们有所交流，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中文本科专业的许多学生，在修习完这门课程之后，都会发自内心地对于比较文学产生一种惧畏的心理。

客观地说，中文本科专业的大多数学生在正式修习比较文学课程之前，都曾对这门课程怀有深厚的兴趣，甚至对此抱有较大的期待。因为在中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属于一门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新颖的课程，是最能够贴近当今人类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一门课程，而且在许多以“比较××学”命名的课程中，比较文学是一门发展得最为成熟和规范的课程。许多学生都是在其他文学课程中，在聆听老师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讲授课程内容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比较文学的价值，很多学生在阅读浏览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期刊时，也都清楚地看到有许多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都具有明显的比较文学色彩。所以，他们对于即将要开设的比较文学课程，普遍怀有很大的敬意和期待。笔者曾在所在学校中文本科专业的两三个年级的学生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问卷调查，约有七八成的学生都对此表示出较大的兴趣，其中有三四成学生盼望能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的学生甚至有些跃跃欲试，渴望在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后，自己立马也能够熟练地进行比较文学有关课题的专门研究。

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也可能是由于教师本身的问题。不过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目前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本身的庞杂性，其实这正是令许多比较文学任课教师深感棘手的问题。就目前国内高校中所使用的一些比较文学教科书而言，我们不难发现，该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基本上都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史、由比较文学研究的各种类型所组成的内部体系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其中，构成内部体系的几大研究类型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包含的具体门类，自然是该课程的核心内容，而学科发展史和研究方法论也是整个学科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描述和梳理，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比较文学之“比较”的独特含义，同时也为学科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形成和相互联系提供了合法的历史依据。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存在”的价值，当然要通过各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实施才能够得以实现。同时，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无论是描述学科发展史和研究方法论，还是讲解比较文学的各种研究类型及其下属的具体门类，任课教师都要穿插一些其他内容，借助各种具体的研究案例来予以说明。这样一来，这门课程不仅在内容上显得极其庞杂，而且其课程属性和特征也显得含混不清了。比较文学中，学科发展史部分的讲解显然属于知识性内容，各种研究类型及其下属的具体门类的内容具有浓郁的理论色彩，而研究方法论和有关研究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则会具有实践性特征。比较文学课程属性的混杂性和讲授内容的庞杂性，必然会给这门课程的教学造成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目标的过于空泛和理想化。一般说来，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自然会有其要实现的目标。一是系统而全面地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理解和辨析其中一系列专门的概念和术语；二是指导学生通过具体的实践和训练，初步掌握对有关中外文学现象进行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能力；三是引导学生逐渐形成并树立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比较意识。这些目标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却很难真正地实现。尽管这三个目标确实是与比较文学学科体系所包容的三大块内容密切相联，但是由于这三大块内容的属性和侧重点并不具备共同的一致性，所以这三个目标其实也都是各自为阵，分别属于理论知识、思想意识和实践能力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并且已远远超出了一门课程的教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实际上属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说，第二与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显得过于空泛，不具有切实的可测试性。第一个目标看似具有可测试性，实际上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主要类型其实也都是各成一体的，每个类型所涉及的概念术语和方法理论都与其他类型的概念术语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联系，人们很难在理论层面上把它们完整地串连起来，教师也只能就事论事地对每一个研究类型分别进行相对孤立地描述和讲解，如此一来，学生便只能机械地对它们进行个别性的理解和记忆，所以最后很少有学生能够对这些内容真正做到系统全面的掌握和深入地理解辨析。

2.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变换不定。许多教师在讲授比较文学课程时总是感到很困难，当然某些教师确实能够凭借自己的科研积累，而将某个章节的内容讲解得非常精彩，然而一旦想到要把比较文学课程的全部内容系统全面地给学生讲解清楚，就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因为整个课程的几大块内容的属性各不相同，需要教师在课程不同章节内容的讲授过程中不断地变幻位置，调整角度，用不同的话语方式来进行讲解，有时候只是单纯的知识性的介绍，有时候必须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逻辑上的论证，有时候则需要对学生进行实践操作上的具体指导。譬如，当课程内容讲到“平行研究”时，教师首先需要对“平行研究”概念的源起和发展进行知识性的介绍，以说明它的独特性；接着则需要对它的内涵及其一些相关的概念术语进行理论上的阐述，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概念术语是直接来自于一般文学理论的，所以教师就要把它们在不同理论体系中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和辨别；最后，教师还要例举出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案例进行演绎和说明，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实际的操作练习，并作出适当的指导。这样的讲课方式说来好像很简单，可一旦付诸实施却也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不仅需要教师具备极其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知识储备，需要具备相当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而且还需要具有灵活多变的教学能力和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即使授课教师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了，但是在方法和语言方式几经变换的授课过程中，客观上却已经把这一课程的重心弄得模糊不清了，而且其中一些概念的理论阐释与后来具体案例的举证过程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如果这样的做法只是偶尔为之，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实际上比较文学课程的大部分内容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讲解，所以教师也会不由自主地偏离自己原先设定的教学目标。

3.比较文学课程学习目的性的偏离。尽管比较文学课程开课时，教师总会把教学的要求和目标告知给学生，而且也能够获得部分学生的认同。但是随着课程的逐渐展开，其内容的庞杂性也明显地显露出来，必然会令学生感到困惑。由于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授课方式的多变性，学生往往只能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对某个知识点有所理解，而根本不可能从思想逻辑上对于整个课程内容达到系统整体的把握，由此而生的畏难心理和抵触情结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结果往往是比较文学课程预设的理想目标与课程讲授过程中实际上获得授课效果之间，、学生们对于该课程原本较高的期待心理与听课过程中所获得的实际感受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落差，再加上作为一门必修的主干课程，比较文学通常也会采用闭卷形式的考试要求，这使得学生最终只能无奈地放弃各种兴趣和期待，只是把它当作一门枯燥乏味的考试科目来对待。学生们最后自然会采用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来应对这门课程，那就是机械地背诵和记忆许多自己并不怎么理解的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虽然他们的试卷上会熟练地条条罗列，实际上却不理解它们真正的含义和用处。学生的这些做法，一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二是为了在将来考研时能用的上，而考试过后，学生们基本上都不会再去理会“为何要学比较文学”这一问题了。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8）

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研究的对象、任务决定于这门学科的性质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都是对该学科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也不例外。对它性质的认定，综观六本教材，尽管各自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均给予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小学语文教学法是由语言科学和教育科学两大门类接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应用性是它的基本性质。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高本、叶本、袁本、崔本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周本认为它是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门科学。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科学，高本认为，这首先要辨清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是这一学科的局部内容，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要认清的是，它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各个部分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依据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发展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高本的分析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法性质的认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确立。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高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查和评价。周本强调，教学大纲中说明语文要教什么，教学法就应该把怎样教的问题加以阐释。叶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说明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内容和特点，二是研究小学语文教学法。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围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重点是研究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既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也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等特殊规律。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的任务

崔本根据中师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明确提出，学科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知识，具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能力。袁本提得比较笼统，只是讲，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毕业以后，能够比较顺利地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要求提得比较高。

笔者认为，在中等师范阶段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基本属于入门课，主要使学生了解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知道怎样备课和上课，使之能在小学顶岗上课，如果要使学生成为较高水平的小学语文教师或者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那应该是专科程度的具体目标。

（四）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方法

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因此，袁本、崔本、周本、高本、叶本都十分强调学习方法，都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和学习这门课的基本方法。袁本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并重。袁本、崔本和叶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笔者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方法，这是为本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学习方法上，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二、教材体系比较

纵观六本教材的体系，其共同点在于：教材结构的前后组织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操作的顺序。教材首先在绪论部分阐述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对象、教学任务、学习方法，然的着重论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教材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识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作专题叙述。在理论揭示的基础上阐述具体问题，较好地体现了学科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已初步形成，其学科独立性日益增强。

六本教材在编排体系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教材基本线索的差别。有的教材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线索，以贯穿各章，统领全书。如崔本、翟本注重以教学大纲的精神为指导，除了列专章（第一章）论述，还将教学大纲精神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崔本直接援引大纲的有关论述，就达27处之多。此外，为了便于学生全面了解大纲的内容，还附录了大纲全文。周本最后一章（第十一章）用一节的篇幅从六个方面阐述教学大纲的主要精神。袁本、高本也注重渗透大纲的精神，但未能像崔本、周本那样安排专章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师范生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各项具体内容之前，先学习教学大纲这一章，可以了解大纲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明确小学语文教学法的理论指导，是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教学大纲应成为教材的主心骨。袁本则强调小学语文教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其他教材缺乏明确的线索。第二，教材的篇章构成有所不同。小学语文教学，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五个方面的内容。周本、高本、翟本、崔本、叶本分若干章进行阐述。而袁本则把上述内容纳入两章来阐述，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一）和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二）列出。袁本作这样安排，主要后面有“语文课外活动”一章。第三，文章内容的构建方式不同。周本、崔本、翟本、高本采用比较自由的编排方式，崔本、袁本、叶本皆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构建。如崔本体现得比较显著，语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按照“教学意义要求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的逻辑顺序编排，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任何教学方法都受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制约，教学方法只有与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相适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理论探索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建设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中最根本的、最为基础的有三个：一是对小学语文性质的阐述，二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三是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的阐述。因为这三个理论问题对整个小学教学具有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教材理论探讨的状况。

（一）对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

综观六本教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一是都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二是都能遵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所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规定。所不同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详略的程度不一样。高本、叶本阐述是很详尽，其他几本阐述得比较简单。二是对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看法不一样。有的本子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有的则认为，工具性和思想性都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二）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语文教学的全部工作都是受它制约、被它决定、为它服务的。

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其共同特点有：一是都强调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二是都能遵循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大纲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规定。三是都能从个性（特定的教学目的）和共性（共同的教学目的）的关系进行分析。

六本教材对小学教学目的的阐述所取的角度不同，高本认为要正确理解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就要了解确定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前提和根据，着重从新时期对人才的总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和小学语文科学具有的教育、教养、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袁本从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特殊任务和共同任务的关系、学生今后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崔本在阐述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时，紧扣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中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和一般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详尽地分析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培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关系，突出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抓住了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关键。叶本则从培养语文能力、学习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既基于语文科的客观性质，又基于主观要求，小学语文学教学法教材，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特别强调准确、全面地认识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崔本和袁本体现得比较好。

（三）对小学语文教学应遵循的教学原则的阐述

教学原则是教学理论的一部分。前，有少数小学语文教学法讲义提到教学原则，但内容比较单薄。小学语文教学原则真正成为大家普遍探讨的课题，是80年代以后，这是一个进步。

综观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阐述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根据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学习规律提出教学原则。二是都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教学原则。三是都能从“结合”上探讨每项教学原则。

对教学原则探讨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思考的角度不同：周本从普通教育阐明的各个学科应遵循的六个教学原则中提出三个教学原则：启发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叶本依据小学语文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提出四个原则：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语文教学和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传授语文知识和培养语文能力相结合、教学的整体性和训练的阶段性相结合。崔本依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四个结合。袁本未提出教学原则，但从完成语文教学任务这个角度，提出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学习语文和认识事物的关系、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高本则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功能以及内部关系，提出四个原则：文道统一原则，客观事物观察、思维、语言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双基和培养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听说读写互相促进的原则。

小学语文究竟有哪些教学原则，国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提法，大体有十多种提法。经过10多年对教学原则的探讨，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高本所提出的四个教学原则有代表性，能放到一定关系上、一定的矛盾上加以探讨，并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

笔者认为，在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原则时，应明确三点：第一，要深刻认识语文教学原则同一般教育学的教学论中讲的一般原则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第二，所提出的教学原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第三，语文学科的教学原则，应该是语文科所独有的，或者是非语文科所特有的但在语文教学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四、应用研究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应用性。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思考、解答和教学理论的具体化、操作化两方面。

六本教材在应用研究方面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及时吸收、反映新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新经验和新成果。多数教材重点选择介绍了影响较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实验，丁有宽的“读写结合”实验。二是都能重视理论的操作化研究。六本教材都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用了一些教学实例，并努力将零散的材料加工概括，上升为规律，以便举一反三。

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反映教改实验的方式有别。有的教材将改革实践置于教材的不同章节进行介绍（如崔本、翟本、袁本），有的则置于教材后面列专章介绍（如叶本、周本、高本）。第二，对教改实验的研究程度不同。多数教材缺乏对引用的教改实验的深入挖掘。而叶本不仅客观地介绍各种教改实验，而且加上主观的评析，对某一项教改实验提出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提出了四个研讨的问题。

五、教材特色比较

不同特色教材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学科发展的状况，适应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下面试对教材的时代性、师范性、实用性、可读性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教材的时代性。小学语文教学法是否站在提高人的素质高度，用全新的教育观点来阐述教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袁本、高本、崔本体现得比较好。尤其是崔本，它是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深入发展的崭新时期编就的，更能体现新的教育观点，如在“小学语文应遵循的原则”一节里，明确地提出：语文教学要“树立大语文教育观”。

教材的理论性。六本教材中，袁本、高本理论性较强，著者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角度对一系列语文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他几本教材虽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分析，但只是一般化的阐述，教材整体的理论性次之。

教材的师范性。综观六本教材，叶本和崔本的师范性体现得比较突出。首先表现在定位确当，教材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基本上符合师范生的实际。还表现在恰到好处地选取小学语文教材和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优秀教学实例加以分析，既可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提高从教的能力。

教材的可读性。六本教材中，叶本、崔本条分缕析、行文流畅、语言质朴，可读性最强。翟本、高本、周本语言精练，层次清楚，可读性较高。袁本重在阐发、论证，逻辑性强，对于师范生可读性较差，但对有一定语文教学经验的读者，如担任这门课的语文教研员，又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启迪性。从编排体例看，叶本在正文前加了“自学提示”，每章后附有“思考与练习”，袁本、崔本、高本仅附有思考题。相比较而言，叶本、崔本更为规范，适合学生学习。

教材的实用性。叶本、崔本较好地处理了教学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完全摆脱了学究味，从纯理论的圈子里走了出来，着力于面向教学实际，将第一线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教材，语言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师范生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六、新世纪教材建设构想

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在理论框架、知识结构、教学内容、编排体系等方面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从总体上来说尚缺乏全局的、宏观的改革。面向新世纪，构建教材新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有恢宏的气魄，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未来意识、创新意识。

在指导思想上要确定一个总体目标：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教材新体系。

如何探寻构建教材新体系，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处理好我国传统教学法、现代外国教学法、新时期语文教学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博采从长、综合创新之路。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在保留传统教材精华的同时，大力吸收最新的有价值的教研、科研成果，使教材面向21世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里有四个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要渗透大纲的精神。

新教学大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总结了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从客观上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原则作了理论阐述，又从微观上阐述了具体教学内容、方法、要求。新大纲应成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统领，要把新大纲的精神有机地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

二要体现教育新观点。

建立“大语文教育观”，这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应在教材各章各节中有明显的体现。

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是当代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学法指导的研究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当前世界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热点，教材要十分重视反映学法研究的新成果。

三要融入教学新经验。

教材既要重视继承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又要有意识地吸收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新经验。80年代以来，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呈现一片喜人的景象，各种教学改革流派在竞争中发展，各种教学实验课题在实践探索中硕果累累，教材要充分反映。

四要增添教学新内容。

教材要相对稳定，又要适当更新。相对稳定，有利于教师把握、驾驭教材，积累经验，提高教学质量。适当更新，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为了使师范生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在保留同类教材的基本内容基础上，又要注意补充鲜活的内容。

（二）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理论框架。

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应加强下述工作：

一要广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小学语文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与哲学、教学育、心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关系密切，要综合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二要体现教学理论的先进性。

教材在探寻和剖析小学语文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时，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用系统论的理论阐释小学语文能力的结构和形成，用信息论的理论解释听说读写能力的不同特点，用控制论的理论说明如何合理地安排课堂结构。

三要体现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学思想。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渊博学识、丰富的实践，洞察语文学科内部的规律和外部的联系，从1919年起就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卓识的见解，特别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的有关论述，对我们编好教材有许多新的启迪。

（三）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结构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内容顺序的编排上，应按照学科知识内在的基本逻辑顺序组织教材，要体现学科内容的系统、完整。具体编排时，可按逻辑顺序组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侧重小学语文教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起到统领全书的作用。这一板块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第二板块着重阐述汉语拼音教学、识字写字教学、阅读教学、听话说话教学、作文教学等，这一板块，既要从理论上深入浅出地阐述小学语文不同教学内容的教学特点，又要对基本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第三个板块，主要介绍小学语文教学常规，论述小学语文教师的修养，分析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第一板块的基本理论和第二板块的实践操作交相辉映，第三板块是前两个板块的扩展延伸。三个板块浑然一体，构造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结构系统。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9）

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研究的对象、任务决定于这门学科的性质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 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都是对该学科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也不例外。对它性质的认定 ，综观六本教材，尽管各自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均给予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小学语文教学法是由语言科 学和教育科学两大门类接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应用性是它的基本性质。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高本、叶本、袁本、崔本认为小学语文 教学法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周本认为它是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门科学。小学 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科学，高本认为，这首先要辨清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 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是这一学科的局部内容，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要认清的是，它有自己的理论主 张，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各个部分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 研究成果，依据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发展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 高本的分析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法性质的认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确立。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高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它研究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 查和评价。周本强调，教学大纲中说明语文要教什么，教学法就应该把怎样教的问题加以阐释。叶本提出，小 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说明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内容和特点，二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法。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围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重点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的规律，既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也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等特 殊规律。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的任务

崔本根据中师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明确提出，学科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知识，具 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能力。袁本提得比较笼统，只是讲，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毕业以后，能够 比较顺利地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要求提得比较高。

笔者认为，在中等师范阶段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基本属于入门课，主要使学生了解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 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知道怎样备课和上课，使之能在小学顶岗上课，如果要使学生成为较高水平的小学语文 教师或者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那应该是专科程度的具体目标。

（四）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方法

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因此，袁本、崔本、周本、高本、叶本都十分强调学习方法，都 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和学习这门课的基本方法。袁本明确提出 理论与实际并重。袁本、崔本和叶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笔者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方法，这是为本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学 习方法上，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二、教材体系比较

纵观六本教材的体系，其共同点在于：教材结构的前后组织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操作的顺序。教材首先 在绪论部分阐述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对象、教学任务、学习方法，然的着重论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 教材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识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作专题叙述。在理论揭示 的基础上阐述具体问题，较好地体现了学科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 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已初步形成，其学科独立性日益增强。

六本教材在编排体系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教材基本线索的差别。有的教材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线 索，以贯穿各章，统领全书。如崔本、翟本注重以教学大纲的精神为指导，除了列专章（第一章）论述，还将 教学大纲精神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崔本直接援引大纲的有关论述，就达27处之多。此外，为了便于学生全面 了解大纲的内容，还附录了大纲全文。周本最后一章（第十一章）用一节的篇幅从六个方面阐述教学大纲的主 要精神。袁本、高本也注重渗透大纲的精神，但未能像崔本、周本那样安排专章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师范生 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各项具体内容之前，先学习教学大纲这一章，可以了解大纲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明确 小学语文教学法的理论指导，是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教学大纲应成为教材的主心 骨。袁本则强调小学语文教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其他教材缺乏明确的线索。 第二，教材的篇章构成有所不同。小学语文教学，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五个方面 的内容。周本、高本、翟本、崔本、叶本分若干章进行阐述。而袁本则把上述内容纳入两章来阐述，用小学语 文的课堂教学（一）和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二）列出。袁本作这样安排，主要后面有“语文课外活动”一章 。第三，文章内容的构建方式不同。周本、崔本、翟本、高本采用比较自由的编排方式，崔本、袁本、叶本皆 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构建。如崔本体现得比较显著，语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按照“教学意义要求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的逻辑顺序编排，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任何教学方法 都受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制约，教学方法只有与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相适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理论探索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建设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中最根本的、最为 基础的有三个：一是对小学语文性质的阐述，二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三是对小学语文教学

原则的阐 述。因为这三个理论问题对整个小学教学具有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比 较，从而了解教材理论探讨的状况。

（一）对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

综观六本教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一是都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和思想性。二是都能遵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所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规定。所不同 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详略的程度不一样。高本、叶本阐述是很详尽，其他几本阐述得 比较简单。二是对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看法不一样。有的本子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有的则认为 ，工具性和思想性都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二）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语文教学的全部工作都是受它制约、被它决定、为它 服务的。

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其共同特点有：一是都强调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二是都能遵循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大纲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规定。三是都能从个性（特定的 教学目的）和共性（共同的教学目的）的关系进行分析。

六本教材对小学教学目的的阐述所取的角度不同，高本认为要正确理解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就要了 解确定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前提和根据，着重从新时期对人才的总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和小学语文 科学具有的教育、教养、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袁本从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 系、特殊任务和共同任务的关系、学生今后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崔本在阐述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时，紧扣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中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和一般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详尽地 分析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培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的关系，突出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抓住了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关键。叶本则 从培养语文能力、学习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既基于语文科的客观性质，又基于主观要求，小学语文学教 学法教材，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特别强调准确、全面地认识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崔本和袁本体现得比较好。

（三）对小学语文教学应遵循的教学原则的阐述

教学原则是教学理论的一部分。前，有少数小学语文教学法讲义提到教学原则，但内容比较单薄。小 学语文教学原则真正成为大家普遍探讨的课题，是80年代以后，这是一个进步。

综观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阐述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根据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 学习规律提出教学原则。二是都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教学原则。三是都能从“结合”上探讨每项 教学原则。

对教学原则探讨的不同之处，表现在思考的角度不同：周本从普通教育阐明的各个学科应遵循的六个教学 原则中提出三个教学原则：启发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叶本依据小学语文学科性质、教学目 的，提出四个原则：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相结合、语文教学和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相结合、传授语文知识和培 养语文能力相结合、教学的整体性和训练的阶段性相结合。崔本依据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精神，以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提出四个结合。袁本未提出教学原则，但从完成语文教学任务这个角度，提出要处理好四 个关系，即学习语文和认识事物的关系、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的关系、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教与学的 关系。高本则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功能以及内部关系，提出四个原则：文道统一原则，客观事物观察、思维、 语言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双基和培养能力相结合的原则，听说读写互相促进的原则。

小学语文究竟有哪些教学原则，国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各有不同的角度，各有不同的提法，大体有十 多种提法。经过10多年对教学原则的探讨，已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高本所提出的四个教学原则有代表性， 能放到一定关系上、一定的矛盾上加以探讨，并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

笔者认为，在探讨小学语文教学原则时，应明确三点：第一，要深刻认识语文教学原则同一般教育学的教 学论中讲的一般原则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第二，所提出的教学原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教学规律。第三，语文学 科的教学原则，应该是语文科所独有的，或者是非语文科所特有的但在语文教学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四、应用研究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应用性。应用研究主要包括对教学实践问题的思考、解答和教 学理论的具体化、操作化两方面。

六本教材在应用研究方面其共同点有：一是都能及时吸收、反映新时期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新经验和 新成果。多数教材重点选择介绍了影响较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李吉 林的“情境教学”实验，丁有宽的“读写结合”实验。二是都能重视理论的操作化研究。六本教材都十分重视 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用了一些教学实例，并努力将零散的材料加工概括，上升为规律，以便举一反三 。

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反映教改实验的方式有别。有的教材将改革实践置于教材的不同章节进行介绍（如 崔本、翟本、袁本），有的则置于教材后面列专章介绍（如叶本、周本、高本）。第二，对教改实验的研究程 度不同。多数教材缺乏对引用的教改实验的深入挖掘。而叶本不仅客观地介绍各种教改实验，而且加上主观的 评析，对某一项教改实验提出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如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提出了四个研讨的 问题。

五、教材特色比较

不同特色教材可以多方面、多层次反映学科发展的状况，适应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下面 试对教材的时代性、师范性、实用性、可读性等方面作一些比较。

教材的时代性。小学语文教学法是否站在提高人的素质高度，用全新的教育观点来阐述教学理论、知识和 方法。袁本、高本、崔本体现得比较好。尤其是崔本，它是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深入发展的崭新时期编就的， 更能体现新的教育观点，如在“小学语文应遵循的原则”一节里，明确地提出：语文教学要“树立大语文教育 观”。

教材的理论性。六本教材中，袁本、高本理论性较强，著者从教育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角度对一系 列语文教学问题进行分析，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他几本教材虽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分析， 但只是一般化的阐述，教材整体的理论性次之。

教材的师范性。综观六本教材，叶本和崔本的师范性体现得比较突出。首先表现在定位确当，教材的内容 在深度和广度上基本上符合师范生的实际。还表现在恰到好处地选取小学语文教材和小学语文教学活动的优秀 教学实例加以分析，既可提高师范生的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提高从教的能力。

教材的可读性。六本教材中，叶本、崔本条分缕析、行文流畅、语言质朴，可读性最强。翟本、高本、周 本语言精练，层次清楚，可读性较高。袁本重在阐发、论证，逻辑性强，对于师范生可读性较差，但对有一定 语文教学经验的读者，如担任这门课的语文教研员，又有着较强的可读性、启迪性。从编排体例看，叶本在正 文前加了“自学提示”，每章后附有“思考与练习”，袁本、崔本、高本仅附有思考题。相比较而言，叶本、 崔本更为规范，适合学生学习。

教材的实用性。叶本、崔本较好地处理了教学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完全摆脱了学究味，从纯理论的圈子里 走了出来，着力于面向教学实际，将第一线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融入教材，语言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师范生 学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六、新世纪教材建设构想

80年代以来，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在理论框架、知识结构、教学内容、编排体系等方面的探索，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但 从总体上来说尚缺乏全局的、宏观的改革。面向新世纪，构建教材新体系，必须站在时代的 高度，有恢宏的气魄，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未来意识、创新意识。

在指导思想上要确定一个总体目标：即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教 材新体系。

如何探寻构建教材新体系，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处理好我国传统教学法、现代外国教学法、新时期语文教 学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博采从长、综合创新之路。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在保留传统教材精华的同时，大力吸收最新的有价值的教研、科研成果，使教材面向21世纪，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里有四个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要渗透大纲的精神。

新教学大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总结了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从客观上 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的以及教学原则作了理论阐述，又从微观上阐述了具体教学内容、方法、要求。新 大纲应成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统领，要把新大纲的精神有机地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

二要体现教育新观点。

建立“大语文教育观”，这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应在教材各 章各节中有明显的体现。

加强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是当代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学法指导的研究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 一个新领域，是当前世界教学改革和教育科研的热点，教材要十分重视反映学法研究的新成果。

三要融入教学新经验。

教材既要重视继承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又要有意识地吸收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新经验。80年代以来，小学 语文教学改革呈现一片喜人的景象，各种教学改革流派在竞争中发展，各种教学实验课题在实践探索中硕果累 累，教材要充分反映。

四要增添教学新内容。

教材要相对稳定，又要适当更新。相对稳定，有利于教师把握、驾驭教材，积累经验，提高教学质量。适 当更新，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教学实践的需要。为了使师范生能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在保留同类教材的 基本内容基础上，又要注意补充鲜活的内容。

（二）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理论框架。

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应加强下述工作：

一要广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

小学语文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与哲学、教学育、心理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逻辑学等关系密切， 要综合运用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这样才能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科学性。

二要体现教学理论的先进性。

教材在探寻和剖析小学语文教学诸多方面的问题时，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用系统论的 理论阐释小学语文能力的结构和形成，用信息论的理论解释听说读写能力的不同特点，用控制论的理论说明如 何合理地安排课堂结构。

三要体现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学思想。

叶圣陶先生以他的渊博学识、丰富的实践，洞察语文学科内部的规律和外部的联系，从1919年起就语文教 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卓识的见解，特别是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的有关论述，对我们编好教材有许 多新的启迪。

（三）建立小学语文教学法科学的结构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内容顺序的编排上，应按照学科知识内在的基本逻辑顺序组织教材，要体现学科内容的 系统、完整。具体编排时，可按逻辑顺序组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侧重小学语文教学的几个基本概念，起到统 领全书的作用。这一板块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第二板块着重阐述汉语拼音教学、识字写字教学 、阅读教学、听话说话教学、作文教学等，这一板块，既要从理论上深入浅出地阐述小学语文不同教学内容的 教学特点，又要对基本的教学方法进行分析。第三个板块，主要介绍小学语文教学常规，论述小学语文教师的 修养，分析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的趋势。第一板块的基本理论和第二板块的实践操作交相辉映，第三板块是 前两个板块的扩展延伸。三个板块浑然一体，构造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结构系统。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10）

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理论一直被认为是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这里所谓的文学理论课程，既可指单一的《文学理论》课，也可指称“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范畴内的所有科目（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如《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等。抽象、深奥、晦涩、难懂、枯燥，是大家对这门课程达成的普遍共识。学生把学习它视为畏途，教师把教授它看作吃力不讨好的事。前些年，随着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理论更是被打入了冷宫，学界甚至喊出了“文学理论已死”的口号，这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构成了新一轮冲击。前不久，我国的高校教育界又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据网络上所载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称，国务院提出要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这次转型涉及到的高校多达600所左右，改革的规模之大史无前例。虽然教育部一再澄清这次改革不会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方式，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今后长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即向“应用性”高校的转变。如果说这次改革给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带来新的挑战的话，那它其实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借助于这种对高校教育发展的“应用性”的强调，文学理论课程或许能走出自身的困境，走上一条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

“应用性”本是文学理论生成和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与文学现象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结合，文学理论才能获得真正创新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基本的一点就是其始终保持了和文学现象的紧密联系。但说到文学理论的“应用性”，现在很多人认为这几乎就是一个伪命题：“文学理论哪来的应用性？不就是从理论到理论吗？与文学现象有什么关系？不信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这样一种疑惑不是没有原因的。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时至今日，这种学习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比如上个世纪末学界开展的关于我国文学理论“失语”的探讨。在忙于直接学习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我们似乎丧失了理论创新的勇气，忘记了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是与我国的文学现象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结合。是时候对文学理论的应用性特征作一种深刻的反省了，我们不能因为文学理论短时间的发展错位就否认或忽视这一点。正确认识和重新定位这种“应用性”可以说是当前高校转型背景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问题。文学理论的这一特征实际上契合了当前高校转型发展的大趋势，理应要求我们给以更多的关注。

一

如何加强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应用性？笔者认为教学方法的变革很有必要，比如对“课堂讨论法”的运用。这种方法不同于简单的课堂提问，而要比后者复杂、生动和有效得多。其实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也有一些教师实践过这种方法，但要么流于表面的形式，要么对某些环节处理得不太妥当，导致方法的运用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笔者在多年的教学中，对这种教学方法尤其偏爱，并精心揣摩、不懈实践和不断完善，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得到学生和专家的高度评价。故而在此把自己的一些心得加以总结，以求方家指正。

扼要地说，笔者所说的“课堂讨论法”指的是教师和学生以教学中出现的知识性“问题”为中心，通过对问题的讨论和总结来展开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方法。对“问题”的重视源于笔者受到“研究型教学”思路的启发。“所谓研究型教学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的教学，其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元典精神、质疑精神、创新精神，教会学生进行研究的方法。”“只有让学生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习，真正学会了发现本专业的主要问题，能够分析这些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且最后给予这些问题一个比较合理和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乃至于在实践中解决了问题，这样才能够说是一种研究型教学。”[1]或许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今后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并不适合所有层次的高校和不同情况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其实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之一，它属于素质教育的关键一环。不论学生大学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都是有助于学生成功的一种高水准的表现。尤其对中文系的课程而言，如果说要追求应用性的话，学会在文学现象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实是一种最大的“应用性”。基于这种认识，“课堂讨论法”以问题为焦点，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问题的设计

设计一个好的问题是“课堂讨论法”有效进行的前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的课堂提问往往较为简单，有的只是即兴而问，甚至只是为了唤起学生的注意力而问，问题的答案显得明朗、单一，很难达到启发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的目的。“课堂讨论法”要求对问题的设计认真对待和精心准备。首先，问题必须紧密结合教材，从教材中来。任何教学都必须依据一定的教材或教案（实际上是教材的一种形式），为了不脱离教学内容，最好从教材中去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是教材的重难点问题，有的是教材表述得不太清楚或不太具体的问题，有的是对某些问题的其它理解方式……这样一些发问的方式本身就能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小的冲击。在中小学长期应试教育思维的熏陶下，学生大都把教材看得如圣经般神圣。就算心中对某些内容有疑惑，也缺乏一种质疑的勇气。而过于迷信教材和权威恰恰是我们难于发现问题的一大根源。在笔者看来，一般的课堂提问基本上都是知识性的，考察的主要是学生的记忆力，而忽视了对学生更多更重要能力的培养。而真正好的问题却能综合考察学生能力，如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思维能力等。要设计出这样的问题，对教师有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教材相当熟悉，对涉及到的知识点有深入的思考，善于从教材的知识中发现问题，还要用恰当的语言把问题表述出来。关于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因为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往往会给师生在表述和交流上带来歧义和误解，所以恰当的语言表述就显得重要。笔者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导致学生在回答时总是抓不住要点，后来在修改了问题的“问法”后学生才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关于问题的数量，考虑到每个问题在后来的“讨论”时一般会占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一节课设计的问题以一到两个为宜，最好不要超过两个，以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讲授基础知识。

（二）问题的讨论

这是“课堂讨论法”的中心环节。教师在准确透彻而又深入浅出地讲授知识的基础上，适时地抛出问题让大家讨论。因为教师设计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甚至连老师自己都为之困惑，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回答之前最好给出两分钟左右的独立思考时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回答时不要采取教师和学生一问一答共一个来回的形式，因为这是一般课堂提问的方式，而“课堂讨论法”与这种传统的提问法最大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此。对每个学生的回答都认真对待和严格要求，并都尽可能地与之展开深入地对话，这种对话可能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来回。而引导这种对话走向深入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满足于浅尝辄止，而应多问几个“为什么”，直到在可能的情况下把问题推到不可推进为止。这种对话的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完善对问题的回答，更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一种能力的培养，比如引导学生进行一种思维的锻炼，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思考文学理论问题;比如现身说法地教授他们思考的方法和技巧;比如给他们提供锻炼口头表达能力的机会（给出学生充分的回答问题的时间，教师和其他学生此时只需做认真的听众）。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一般有三种形式：用理论语言阐述;借例子说明;理论阐述和例子说明相结合。在实际情况中，第三种形式的回答往往更理想，它可以避免第一种形式的空疏甚至不知所云，也可以避免第二种形式的肤浅和狭隘。所以，教师应该积极地提倡第三种形式。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回答方法还可以让学生认清文学理论和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学习用文学理论来指导文学实践。而这种认识和应用能力不就是文学理论“应用性”的表现吗？另外，既然是“课堂讨论法”，这种对话就应该是双向的。尽管这种讨论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主导的，但学生作为平等对话的主体，也可以反过来向老师进行发问和质疑。这种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在讨论过程中向老师请教，比如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对老师设计的问题本身进行质疑等。在这种对话中学生一改过去的被动回答者的角色，精神上会感到相当的解放，更能促使他们大胆地思考，从而形成自己的创见。理论上说，这样一种课堂讨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考虑到课堂的时间分配，一般到大家讨论得出关于某一问题的比较满意的答案就可以结束了。

（三）讨论的总结

讨论锻炼了思维的能力，是思维的发散和思维的交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知识和观点被激发出来，良莠不齐，甚至正确与错误并存。为了获得理想的讨论效果，对讨论进行总结是必要的。总结可分两种形式，一是在讨论过程中随时地小结，以便及时地给学生正确的引导;二是在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作全面的大总结，包括知识、问题和方法等各个方面。小结要注意简略性和及时性，但又不要过度打断讨论的进程，比如简单地赞扬或指出知识性的错误。大总结则要对一个问题讨论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作出全面而有价值的总结，比如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全面地梳理、对讨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深度理解和阐释、指出学生在讨论中表现出的思考的逻辑和方法上的问题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设计的问题一般难度较大，学生在回答时很难有完美的发挥，容易产生受挫心理，所以在总结时要多给学生肯定和鼓励，以增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觉得虽然这种讨论并不容易，但也能够有较好的表现，获得比一般的提问情况下更大的成就感。比如有的学生对问题理解不准确，回答得不对路，但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较为精彩的表述，笔者也能在总结时肯定其认真思考和表达力强的优点，同时鼓励其下次准确地理解问题后再作回答。如果说在“问题的讨论”环节，教师主要起到引导和组织学生思考的作用，那么在这一环节，教师则发挥了规范和鼓励学生思考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认真地倾听、积极地思考和有效地概括，对教师的能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二

为了让“课堂讨论法”有效进行并取得理想的效果，有几点要求必须注意：

（一）处理好问题和教材之间的关系

“课堂讨论法”重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但它既然是在文学理论学科内进行的，就应该注意把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的学习相结合。表现在问题的设计环节就应该注意把问题和教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问题从教材中来。这不仅使得能力的培养有所依托，也使得能力的培养具有针对性。

（二）注重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如果说学生是“课堂讨论法”中的主体，那么教师就是其主导。这一教学方法能否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就在于教师作用的发挥。教师首先必须精心设计出好的问题，在课堂上将之抛出后激励学生踊跃讨论，认真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回答并与之展开互动式的讨论，与此同时适时地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小结，最后在问题讨论结束后迅速并且全面深入地对学生的回答予以总结。可以说每一个环节的有效处理都不是一件容易事，都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运用必要的对话技巧

“课堂讨论法”中的“讨论”近似于对话，并且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既然如此，掌握一些对话的技巧就是必要的。对话需要技巧，在文学对话方面，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表率。技巧的运用能够帮助我们在课堂讨论中准确地理解问题和对话方的意思、发现对话方的话语漏洞并暴露问题所在、层层深入地导引对话的走向、获得问题的阶段性解决方案等。在课堂讨论中很多对话的技巧都能加以运用，比如概念界定法、归谬法、类比法、归纳法等。事实证明，技巧的运用往往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并让学生体会到问题讨论的无穷魅力。

（2）精神的倡导和氛围的营造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课堂讨论法”很难实施，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种真正的讨论或对话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比如对真理的探求精神。讨论的目的就是寻求问题的答案，这一目的具有优先性，它应超越个体的有限权威，其过程永远具有一种“未完成性”，其暂时性的解决能给人精神上的高度愉悦和满足，推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走向深入。比如质疑精神。为了寻求文学的奥义，任何人的观点都是可以质疑的。质疑是一种不迷信不盲从，是给更多的思想发现提供可能性。乔纳森・卡勒在界定文学理论的效果时说道：“理论的主要效果是批评‘常识’，即对于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并且，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该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看来似乎已经很自然的理论，自然到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理论的程度了。理论既批评常识，又探讨可供选择的概念。它对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提出质疑。对任何没有结论却可能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2]对质疑精神的倡导有赖于教师的引导，笔者在讨论中就经常鼓励学生不要迷信权威，甚至欢迎学生对笔者自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有了疑惑要敢于直接说出来。比如平等精神。在应试教育的“一言堂”式课堂上，教师基本上是“独白”着的唯一主体，学生则处于被教育的客体地位，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显而易见，即便在提问环节这种状况也大抵如此。而真正的讨论或对话却应该具有一种“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指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交往等的关系属性，也就是研究和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全作为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相作用的。”[3]教师和学生尽管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有差别，但在人格和问题面前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讨论应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如此才能保证讨论中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从而最大程度地阐明问题。除了以上精神的倡导，营造一种“严肃而活泼”的讨论氛围也是必要的。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都是严肃的事，故而在讨论中教师应让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对待，向课堂要效率。但严肃若走向死板乏味则又会适得其反，所以适当的活泼也必不可少。教师应善于适当地调节讨论气氛，不妨幽默风趣一点。不过最好的办法是教师从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锻炼中发现趣味，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有所收获，进而使其产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笔者之所以在理论上倡导和在实践中大力践行“课堂讨论法”，是因为与传统的课堂提问相比，这种方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能给学生表现的机会，激发他们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如前所述，文学理论的课程特点使得学生们普遍对它兴致不高，甚至有排斥心理，而教师一言堂式的授课和提问更让学生觉得沉闷乏味，很难提起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的学习很难获得好的效果。如何激发兴趣？给他们提供主动表现的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有较强的表现欲，思维也比较活跃，但大学里给他们提供的表现和锻炼的平台相对来说还很有限。“课堂讨论法”能给学生提供讨论的主动权和足够的阐述时间，相当于给他们营造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最好的舞台，那些积极思考和善于思考的学生都可以在上面尽情地展现自己的风采，从而检验自己的学习状况。经过积极的课堂讨论，一方面他们可以从自己的精彩表现中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可以从自己的不足中汲取教训，激发进一步学习的强烈愿望。

第二，能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以笔者从学生的作业和考试试卷中获得的反馈信息来看，学生对这门课程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往往是那些在课堂上经过讨论的内容。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对文学理论的学习理解是记忆的前提，理解透彻了再去记忆就容易得多，甚至在理解的过程中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记忆的任务。

第三，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课堂的即时讨论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是一种有效的锻炼，因为对问题的思考都必须在短时间内进行。在这个方面学生暴露的问题往往最多，但这恰恰给老师的纠正提供了机会。随着锻炼次数的增多，学生的思维能力就能逐步提高。想清楚了不一定说得清楚，这就涉及到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这种能力的最好途径还是增加锻炼的次数。“课堂讨论法”能保证学生有充足的表达时间和自由的表达权利，这更有利于他们在锻炼中积累经验。

第四，能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童庆炳和王一川先生合写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双向拓展》一文中指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对于中文人才的培养已经正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需要。”其表现之一是“要求不满足于思考能力或理论能力的培养，而要更加突出面对现实问题的实践、应用和操作能力的培养。”[4]文学理论是一门偏重于培养思考能力或理论能力的学科，但对于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也可以大有作为。“课堂讨论法”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思考和训练，而且注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特别是当下文学现象的结合，以理论为指导去认识文学现象，也可以通过文学现象去反思理论本身。通过这种理论和现象的双向互动，让学生有意识地培养一种运用文学理论认识文学现象的应用实践能力，发挥文学理论对文学现实的指导作用。

以上即是“课堂讨论法”的主要内容，它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如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运用和扎实的功力。作为主体的学生是这一方法的最大受惠者，可以获得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若对这一教学方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信可为当前高校转型背景下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贡献一臂之力。

注释：

[1]张玉能：《西方文论课程（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

对比教学法论文篇（11）

    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它研究的对象、任务决定于这门学科的性质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的 目的任务和内容。

    （一）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性质

    任何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都是对该学科进行研究的首要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也不例外。对它性质的认定 ，综观六本教材，尽管各自的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均给予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小学语文教学法是由语言科 学和教育科学两大门类接缘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应用性是它的基本性质。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不是一门科学，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高本、叶本、袁本、崔本认为小学语文 教学法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周本认为它是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一门科学。小学 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科学，高本认为，这首先要辨清教学法和教学方法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前者 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后者则是这一学科的局部内容，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其次要认清的是，它有自己的理论主 张，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各个部分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初步形成一个认识体系。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 研究成果，依据对小学语文教学实际的研究，发展成为独具特征的学科，但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在形成之中。 高本的分析丰富、深化了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法性质的认识。

    （二）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而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确立。

    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对象，高本提出，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以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它研究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教材、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的检 查和评价。周本强调，教学大纲中说明语文要教什么，教学法就应该把怎样教的问题加以阐释。叶本提出，小 学语文教学法研究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说明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内容和特点，二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法。

    笔者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一门学科研究范围问题，小学语文教学法重点是研究小学 语文教学的规律，既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也包括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等特 殊规律。

    （三）小学语文教学法的任务

    崔本根据中师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明确提出，学科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知识，具 备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能力。袁本提得比较笼统，只是讲，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毕业以后，能够 比较顺利地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要求提得比较高。

    笔者认为，在中等师范阶段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基本属于入门课，主要使学生了解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 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知道怎样备课和上课，使之能在小学顶岗上课，如果要使学生成为较高水平的小学语文 教师或者成为优秀的小学语文教师，那应该是专科程度的具体目标。

    （四）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学习方法

    小学语文教学法，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因此，袁本、崔本、周本、高本、叶本都十分强调学习方法，都 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必须贯彻的基本原则和学习这门课的基本方法。袁本明确提出 理论与实际并重。袁本、崔本和叶本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如何来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笔者认为，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作为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基本方法，这是为本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在学 习方法上，应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思并重，知行合一。

    二、教材体系比较

    纵观六本教材的体系，其共同点在于：教材结构的前后组织遵循从基本理论到具体操作的顺序。教材首先 在绪论部分阐述学科的性质、研究的对象、教学任务、学习方法，然的着重论述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小学语文 教材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对识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基本训练作专题叙述。在理论揭示 的基础上阐述具体问题，较好地体现了学科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双重特征。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的 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已初步形成，其学科独立性日益增强。

    六本教材在编排体系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教材基本线索的差别。有的教材各章节之间有明显的线 索，以贯穿各章，统领全书。如崔本、翟本注重以教学大纲的精神为指导，除了列专章（第一章）论述，还将 教学大纲精神渗透到每章每节之中，崔本直接援引大纲的有关论述，就达27处之多。此外，为了便于学生全面 了解大纲的内容，还附录了大纲全文。周本最后一章（第十一章）用一节的篇幅从六个方面阐述教学大纲的主 要精神。袁本、高本也注重渗透大纲的精神，但未能像崔本、周本那样安排专章进行阐述。笔者认为，师范生 在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的各项具体内容之前，先学习教学大纲这一章，可以了解大纲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明确 小学语文教学法的理论指导，是学习“小学语文教学法”十分重要的一环。因此，教学大纲应成为教材的主心 骨。袁本则强调小学语文教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其他教材缺乏明确的线索。 第二，教材的篇章构成有所不同。小学语文教学，包括汉语拼音、识字写字、阅读、听话说话、作文五个方面 的内容。周本、高本、翟本、崔本、叶本分若干章进行阐述。而袁本则把上述内容纳入两章来阐述，用小学语 文的课堂教学（一）和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二）列出。袁本作这样安排，主要后面有“语文课外活动”一章 。第三，文章内容的构建方式不同。周本、崔本、翟本、高本采用比较自由的编排方式，崔本、袁本、叶本皆 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构建。如崔本体现得比较显著，语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按照“教学意义要求 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应注意的问题”这样的逻辑顺序编排，这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任何教学方法 都受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制约，教学方法只有与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相适应，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理论探索比较

    小学语文教学法教材建设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理论中最根本的、最为 基础的有三个：一是对小学语文性质的阐述，二是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三是对小学语文教学原则的阐 述。因为这三个理论问题对整个小学教学具有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比 较，从而了解教材理论探讨的状况。

    （一）对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

    综观六本教材，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一是都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和思想性。二是都能遵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所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规定。所不同 的地方表现在：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阐述详略的程度不一样。高本、叶本阐述是很详尽，其他几本阐述得 比较简单。二是对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看法不一样。有的本子认为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有的则认为 ，工具性和思想性都是语文学科的根本属性。

    （二）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语文教学的全部工作都是受它制约、被它决定、为它 服务的。

    六本教材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阐述其共同特点有：一是都强调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二是都能遵循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学大纲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规定。三是都能从个性（特定的 教学目的）和共性（共同的教学目的）的关系进行分析。

    六本教材对小学教学目的的阐述所取的角度不同，高本认为要正确理解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目的，就要了 解确定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前提和根据，着重从新时期对人才的总要求，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任务和小学语文 科学具有的教育、教养、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袁本从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 系、特殊任务和共同任务的关系、学生今后的发展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崔本在阐述小学语文教学目的时，紧扣 小学语文教学目的中语言文字训练、思想教育和一般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全面、详尽地 分析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读写基本训练和思想教育的关系，培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关系，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的关系，突出了“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核心，抓住了全面实现语文教学目的的关键。叶本则 从培养语文能力、学习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笔者认为，人们对小学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既基于语文科的客观性质，又基于主观要求，小学语文学教 学法教材，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要特别强调准确、全面地认识小学语文教学目的。崔本和袁本体现得比较好。

    （三）对小学语文教学应遵循的教学原则的阐述

    教学原则是教学理论的一部分。文革前，有少数小学语文教学法讲义提到教学原则，但内容比较单薄。小 学语文教学原则真正成为大家普遍探讨的课题，是80年代以后，这是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