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大全11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实际这一概念中除了包括中国国情外，还涵盖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受到中国国情影响，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关系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观念上主要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沉淀的特殊文化，是中国的国家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为全球性扩张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从现代化所造成的异化中将人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止于理论，同时可以造成革命运动，这种特性与当时的中国国情无疑是相符的，与中国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在于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相通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有借鉴和推动作用。在明朝中后期以前我国无论思想还是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文化中具有很多实用的思维方式和先进文化元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国化的宝贵资源。如中华民族提倡的传统美德有利于诠释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等可填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新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是其根本政治学说。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化政治主张，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对政治的愿景和趋向，历代统治者都打着为民的旗号，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论才得以快速中国化。第三，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齐全，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必须立足传统文化这一根基才能得到中国普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载体推陈出新，打破民族文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走出国门。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相关内容，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贱平等”、“天下为公”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平等”、“共产主义”等理念不谋而合，是其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此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批判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论述，是其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保证。

2 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好融合的建议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13-04

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下，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不断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策划和尝试过多种途径。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地主阶级开明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发起洋务运动；农民阶级提出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戊戌维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民主共和制，进行了辛亥革命。由于封建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这些运动和革命均以失败告终。经过惨痛失败和教训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了对西方知识文化的重新审视。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选择新理论的共同标准：在价值层面上，则必须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则必须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中国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思潮进行比较和实验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サつ岫•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说：“ 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1］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认同。程宜山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讲：“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2］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

オヒ弧⒋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为吸收和借鉴科学社会主义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ブ泄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愤世性和反剥削、反压迫色彩的社会公平思想,这种社会理想包含着一种弘大的精神追求，这在《诗经》、《老子》和《论语》等传统文化典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历代农民起义求大同、争太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直到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为旗帜的太平天国运动将这种追求推到了顶点。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指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早在《诗经》中，人们就发出追求公平、幸福的“乐土”、“乐国”、“乐郊”的呼号；在《春秋公羊传》里也有“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孔子则设计了一个财富均平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追求平等。这在传统典籍和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墨子》中讲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孔子在《论语》中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4］，以及无数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都体现着“公平、公正、天下为公”的大同传统和追求平等的要求。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自勉,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有不均”［5］。二是追求和平。《墨子•兼爱》中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6］。三是没有剥削。康有为在 《大同书》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主张，构思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刘光复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同作同食,无主无奴,各取所需,各尽所能”［7］的社会。

ァ按笸理想”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经过几千年来积淀和强化，历代人民追求“公正、公平、和平”的大同传统，已经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为传统国民的精神素养，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孙中山先生在传播和接受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传统大同理想对他影响甚深，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8］，后来，他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9］。在论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希望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10］。1917年，大声疾呼：“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博大精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追求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传统“大同理想”，立即引起近现代知识精英的高度重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オザ、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为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蓄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ゴ统人学思想作为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本”思想得以在中国传播不可回避的文化背景。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在“民、食、丧、祭”这些世间大事中,将“民”列为首位。荀子亦主张民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理论至今仍震耳发聩。不仅儒家提倡民为邦本,道、法、墨等家也有鲜明的重民和爱民思想。传统的人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民是社稷的基础。《管子•牧民篇》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2］，《战国策•齐策四》中的“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13］，《左传•桓公六年》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4］，《庄公三十二年》载:“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国语•鲁语》中也有“民和而后神降之福”的说法，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 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李世民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第二，要爱护和体恤人民。《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朱熹则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0］。第三，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左传》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1］，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2］，韩非认为:“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23］，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重民贵民的精神不断得到丰富和强化。第四，要使人民富裕。《管子•治国》中讲“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24］，“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之,仓廪实,则知礼节”［25］，“务王谷,则食足,养桑麻久畜,则民留”［26］，同时强调财富的分配,认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27］、“贫富无度则失”［28］。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则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推到顶峰。

ゴ统人学思想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自觉，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利益、争和平的斗争让统治阶级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从而使人学思想从底层人民的呼声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爱民”、“重民”和“恤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终极目的是如何保持一个王朝统治者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是如何安定君王天下。在传统的重民行为中,封建统治者永远是行为的主体,而民众只是作为被动接受恩施的客体,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对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的维护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明君”。鸦片战争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传统人学思想逐步实现近代转型。但其中的重民、富民、恤民的精华始终没有消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人学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将传统人学思想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作了锤炼,并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0］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把“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31］。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了人学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オト、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为吸收和借鉴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

オヂ砜怂贾饕宓奈ㄎ锸饭勰芄辉谥泄传播并开花结果，除其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外,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存在着许多契合之处。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经世致用”，常常从经济、地理、人口等物质条件与民心向背去思考历史的更替，从人民的物质生活出发去研究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管子•牧民篇》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基础或前提。孔子在《论语》中说:“庶之、富之、教之”［33］，认为人口的繁衍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前提，说明他强调人的实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道德教化的前提，说明他强调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也说:“今世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为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4］承认物质生活是礼义道德的前提,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存在一定暗合。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殷商时代的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这种辩证思维在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周易》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对立面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35］,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美丑、高下、前后等一系列相反的对立面组成的, “对立”是一切事物变化的动力、根源。中国古代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其三，在认识论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形神”、“言意”、“能所”、“知行”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进了世人认识事物的思维发展。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无神论”的传统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为人们在思想深处留下了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概念，这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ブ泄朴素唯物论的发展历经了三千多年,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探索人生和研究古今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批判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思维，对老子“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36］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斗争的思想补充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不足，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哲学中独特的矛盾论思想。邓小平秉承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7］，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8］，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和中国国情, 认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39］，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0］，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深谙“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41］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42］的通变思维，吸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合理本质，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ヂ砜怂贾饕宀生于西方，又超越“西方”，对人类有着普适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既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又有超时代性、超民族性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物质、制度、精神及行为各个层面上所具有的相通价值取向，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文化素质和文化心态上的准备。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放眼世界，结合实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新的境界。

オ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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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4）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出现星星之火的最初时态，一直发展成以后的燎原之势。伴随着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依旧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必然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的重合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儒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意识代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能与社会的现代性相协调，所以儒家思想也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寻求一种新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以及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在中国明代，主流文化就已经隐约出现了变革趋势和转型的倾向，在经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心学与理学等中国哲学文献记载中，都显示出儒学在为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得到蜕变革新而做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它促进了中西文化和思想的碰撞，新观念和旧观念进行杂糅，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重新洗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后来居上者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

（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人也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中引入了天赋人权论、进化论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通过组织政党、发动革命等方式来抵外安民，但历史的实践经历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和举措同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一样软弱，一样不堪一击。正是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时机，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人顺势所接受，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受中国国情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条文的完全挪用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通过一定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革命现状有效地结合起来，避免出现全盘俄化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上。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最终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制定。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在本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的代表。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意义就不同，依据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代表的阶级属性就不一样，顺应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就会有差异。第一，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宗教神学世界观都持有反对态度，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无神论大师和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都有据可查，而且无神论也是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无神论的特征，反对来世观念，以现实社会以及现世人生为理论主张。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上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拒斥玄虚之学、重视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辩证思维方式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汉译本的佛经和古代著作《易经》都表达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比欧洲文化还要深刻。第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观上存在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活状况和直接物质利益是影响人的道德和国家政治活动甚至治乱兴衰的直接原因，形势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受圣人意志的精神方面因素影响。第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有相同点。两者都认为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存在合理性，同时都认为要完善人性就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属性来实现对自然属性的规范，而且重视群体利益的重要位置。第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关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两者都拒绝，认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完美融合是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所谓的人间天堂是需要人经过长期努力才可能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二者重合的天然文化土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存在相同点，但国家的变革将给国家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中国为什么能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热情、满怀信心地选择和接受？但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完美的。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所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所以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讲，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是正确的，是必然的，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6）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其思想的孕育、概念的提出和明确为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指南，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中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多少年来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本文主要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基本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基本经验之一：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她的创始人就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但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认识和实践都并非径情直遂。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与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发展规律和前途、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和团结力量，以及革命的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既不是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但是，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非莫属。

什么是中国国情？它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等诸多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历史发展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不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能胜任的。在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等方面优于其他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一特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灿烂群星中很快脱颖而出。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也标志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7年和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3年的“”和10年“”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深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十三大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五大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基本经验之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谓民族化，内涵也很丰富。根据党走过的80多年历程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民族化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提出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即民族的现实内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因此，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这里着重讲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文化形态，它又有对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共通性，即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连接相通。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着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担当中华文明传人的历史责任。

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即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带有民族特性的、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这就是说，新文化不仅有革命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而获得。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20世纪继孙中山、之后又一个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人，十分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基于这个观念，他积极主张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思想集中地展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概念，反复宣传：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进一步提升了被赋予新意的“实事求是”思想的作用，认为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精髓，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三是以具有草根文化特征的“猫论”和“摸论”，来探索改革开放的艰险路子。一个时期的舆论对这两论有很多曲解，实际上无论“猫论”还是“摸论”，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说法不过是让老百姓听得懂的形象通俗表达。四是强调建设汲纳了中国历史文化精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是赋予传统文化精华的“小康”思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建立“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阶段性目标。邓小平以自己的质朴风格，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特色风格方面，同样为我们党树立了典范。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党的十六大前，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这个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二是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并概括了其丰富的内涵。在多次讲话中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千年之精华，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三是提出“以德治国”与坚持依法治国相结合，将传统的道德力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对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形成民族特色，起了重要作用。

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作了巨大努力。比如，人们所知道的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乃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脉根；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以新的内涵，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都说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承继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8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这样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相融合，使这个被称为异域文化的“幽灵”，在中华神州大地安身立命。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完全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学”。

基本经验之三：坚持世界眼光，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屡遭外国列强欺凌和侵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经过千辛万苦，在20世纪初，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中介，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思想，正是坚持世界眼光的体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本身就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是世界文明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是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首先是坚持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典范。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还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关注世界发生的大事。到长沙求学后，通过阅读大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延安后，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运筹中国革命。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无不坚持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比如《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的。正由于有了世界眼光，才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也形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思想的核心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正确对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态度，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建国之初，他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1956年前后，有三次谈话集中地阐发了正确对待外国文化的思想。首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随后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明，要承认这一点。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过了几年，这个思想被发展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还有一次，是他在期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的思想非常开放，胸怀如海洋般的宽广。正因为那时他不仅对古今问题，而且对中外问题都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良好的开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主要领导人，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具有深邃的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他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发展的经济规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出不会同意。”他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的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

以和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根据时代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二是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明确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强化了“世界眼光”意识。三是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年来面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挑战而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战略，都渗透了对于当代世界基本动向的科学分析和诸多领域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及时掌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开放的理念，它能汲纳和融合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基本经验之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刚传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将它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和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两次伟大革命的胜利，使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条基本经验。

先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是明确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对群众观点作了精辟概括。刘少奇将的群众观点概括为这样四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样系统的群众观点，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这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三是形成了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根本方法。

——四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努力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之更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为此，他大力推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普及化的工作，号召广大理论工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说明比较抽象难懂的哲学理论，从而更好地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上述路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掌握广大人民群众，转化成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成为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界形势和我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同时，也努力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和十六大以来，以和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涉及宏观的和微观的，带有把握根本方向的和直接管理性的，还有属于理论层面的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等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根据我们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加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二是根据我国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比较贫穷落后，广大人民群众还不太富裕，在欠发达地区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实际情况，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等。

——三是根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理论建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四是根据改革开放，实行从计划经济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后出现的新形势，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不断与时俱进。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近30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上述各种举措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基本经验之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摄取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先贤们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广泛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与时俱进，适应世界历史发展和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解放思想，创立了严谨慎密的和决不同任何思想迷信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既遭到反动政府将其视为“洪水猛兽”的剿灭，又受到思想界将其看作“另类”的围攻。在中国共产党内，它虽是指导思想，但如何对待这个指导思想也有一番异常艰辛的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实现的。

在大革命时期，曾对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和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但许多意见没被采纳。大革命失败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实践的新鲜经验，其思想理论得到进一步展开和更加成熟。延安时期，对于来说，是他的思想空前活跃，发表著述最多的时期。《选集》四卷的三分之二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来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那时明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实现伟大的理论创新，成了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继续发展。个人的思想仍然非常解放、与时俱进，要继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已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尽管后来偏离了正确轨道，发生了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但仍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地建立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现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同时还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对错误倾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之际，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又一丰硕成果。

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继承了以往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理论创新的传统，根据历史发展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不少重要决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某一个方面的“目”，还不是总揽全局的“纲”。真正属于总揽全局的“纲”，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这些战略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总要求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因而，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的80多年历程的经验十分丰富，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挖掘。仅以上述论列的几点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个发展的理论，只要将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植根于一个国家的实践土壤，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过程。这个结合应当是科学的、辩证的、和谐的结合。只要坚持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会不断地向前推进。

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就一定能使辩证法受益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神州大地就一定能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据近两年的研究资料称：在后，中国的思想界已认识到引进外国的学说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而“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22年就在出版物中有了；至三十年代前期，“中国化”一语已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样那样的“中国化”说法屡见报端。关于认识中国国情，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底，恽代英致刘仁静信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参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发表张静如的《关于“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7）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8）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追求———“大同”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有契合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绘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根据《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来看，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关于大同思想的著作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设想。在古代这看似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超越，是古代人们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封建思想不同，它不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完全带有传统封建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一种反抗，这个方面的内涵被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借鉴，作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强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将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多部著作都提出了其对理想社会的相关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相关论述，这是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同，都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比其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从目的上来看，二者都是想要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其根本目的都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虽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差别，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加全面的对二者进行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论看，首先物质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其他都是物质派生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虽然未提出物质之一概念，但是也是把类似物质的概念作为世界本源，比如道、气、五行说等。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方面二者也存在共同点，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由中国古代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比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次，意识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意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也具有差异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从辩证法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相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变化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更加彻底、全面，但中华传统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与其的相通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这诸多的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必然的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的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和办法，“实事求是”，游击战术等都是典范。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只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持续证明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属于西方文化，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未能洞悉东方文化的神韵。这之所以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人类领先的文化，掌握了这种文化，也就把握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主导趋势”［4］。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是天然的，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的价值文化。两种价值文化的区别在于两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西方习惯于以个人为单位，而东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氏族为单位。东西方的这种选择分别产生了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表现即是人们心中宏大的集体观念，通常表现为国家观念。无数的仁人志士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祖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无论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现出来对于自身安乐的忽视以及对国家的深深爱意。这无不包含着宏大的集体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不可自弃。而西方国家则置以个人价值于首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甚于集体。其次，东方文明崇尚精神激励，而西方文明则提倡物质激励。这与两种文明的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对于个人价值的推崇必然导致其对于物质激励的依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宏大的集体主义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较于个人安危更加重视集体荣辱，所以向来重视精神超过物质。再次，东方文明重德治，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也有法治，但在儒家思想等的影响下，更加重视德行的教育，欲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西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以及唐朝的“德本刑用”就是具体体现。西方文明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来建立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社会。所以，西方文明认为，用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天然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

【正文】

中共十六大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了，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作为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为主导；改革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而且为顺利地解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各方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党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我党理论创新在全局上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继承又有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80多年奋斗的结晶，也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理论创新的概括，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协调发展，是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具体目标，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行动的思想指南。20多年来，尤其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发展，理论创新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理论创新，又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努力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不断地磨炼自己的开拓创新的能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保持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我们党就能有力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总之，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和创造，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论，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要求理论创新。没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就会完结。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我们必须坚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理论创新的精髓，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献】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45页、313页。

《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50页、54页、51页。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传统的社会理想增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

“大同社会”的理想由来已久，春秋时代孔子的《礼记》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中国近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中也体现着大同世界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人们迫切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的大同社会心理，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感，促使中国人民接受先进的马克思主义。

（二）传统的经世思想促进了实事求是思想的行成

“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发展于宋朝，繁荣于明清时期。它着重于关注社会现实、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以反对空谈而致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奋力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提炼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灵魂―“实事求是”。

（三）传统的民本思想促进了群众路线方针的提出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儒家经典《尚书》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传统的知行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保障

传统文化中“知”代表知识，引申为理论;“行”代表行动，亦即实践。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知行辩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以“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用而有功”为基本内容的知行统一理论，使中国传统知行观达到最高水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有着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显然，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长期存在“知行相须、知行一致”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有着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环境，能够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二、拙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发明，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这些发明经由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只是把自然科学当作奇技淫巧，重农抑商、重文轻理的统治思想促使绝大多数的士人把精力都投入尊孔读经之中，必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人力基础。此外，封建迷信习俗一直渗透在传统文化当中，同样也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素质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成果，运用了科学思维的方式。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不够重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很难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广泛的民主传统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斥着太多的封建专制思想。时至今日，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还影响着人们。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较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重德治教化、轻法律治理;二是重思想建设、轻制度建设。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人治思想，严重缺乏民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思想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建国初期依法治国的理念仍然没有树立起来，甚至在现代社会，漠视制度、践踏制度的现象层出不穷，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律制度任重而道远。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1）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