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大全11篇
时间：2023-05-29 16:02:41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1）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2）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
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
应当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是产生文艺思想的源泉和推动文艺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是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恩格斯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观察和评论文艺是从歌德等人的创作和作品中抽取出来的。同理,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决不会有列宁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壮,1995)的着名论述。列宁的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艺思想同样是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的、首要的、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倡导和注重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舆论的和精神的批判对改造旧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反对用舆论的精神的批判取代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能否依靠“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别“新人”与“旧人”的根本标志。他们祈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一切舆论的精神的思想的批判,都不能最终地实际地有效地改变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必须使先进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性实现,变成物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同前注,121页)一切优秀的文艺和先进的文论,都应当为改变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人的意识和思想只有影响、引导、推动、激励和鼓舞群众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活动,才有实际的意义。西方文论多半停留在舆论层面,诸如“语言革命”、“词句革命”、“符号革命”、“解构革命”、“本能革命”,乃至一些空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把重大严峻的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必然使对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语境的批判受到局限。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主要徘徊和漫游于语言王国,带有明显的脱离历史和躲避现实的缺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3）
【正文】
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
150多年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上有过许多评说。概言之，它或者被尊崇者神化，或者被反对者丑化和魔化；或者被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或者被实用主义者任意涂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与修正主义式的歪曲，是当今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两大主要障碍。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上所产生的混乱主要表现在：
本来是开放的、博采众家之长的、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封闭的、排他的、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学说；
本来是紧密联系实际的、最善于从实践中汲取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教条的和僵死的学说；
本来是站在前列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正在发挥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巨大作用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过时的，束缚思想和行为、妨碍改革和革命的学说；
本来是依靠科学真理为自己开拓道路、在人类思想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学说，却被误认为是依仗国家机器变权力为真理而强加于人的学说，等等。
因此，科学地把握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搞清楚它的源与流、它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特征与精神实质、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从而在混乱迷惘、众说纷纭中达到清晰正确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时展的客观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思想、感情的科学体现，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它正确地揭示了、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批判旧世界、开创新世界、争取彻底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高度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其中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而又三位一体、相互贯通，没有绝对的分界：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生动的哲理。不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担负伟大历史使命，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作理论论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其他学科，使这些学科也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就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军事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决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在科学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扩展、深化、合乎逻辑的结果。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还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规律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
——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剥削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学说思潮，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面对工人阶级的，是直接为和组织社会的这个最先进的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远离群众的思辨哲学，不是高谈阔论、脱离现实的清谈哲学，不是空讲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书斋哲学，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方法，是他们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至多只能指出最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情况，不可能直接地指明各具特色的、复杂的、具体的东西。信仰、实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当前的确切事实，使之具体化、民族化。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也应各不相同：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在东方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针对新的实际，活的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实际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
马克思说过：“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同“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它的巨大社会作用和无比威力之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反对和改变那些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阻碍改革开放、有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限活力，根植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世界文明大道，而恰恰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和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科学的变革与创新中开拓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尊重人类在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生活与创造中所积累的一切成果，尊重先行者、同代人在试图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所作出的努力、所提出的见解。他们把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作为自己进一步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放到工人运动中去检验，将其中的思想养分、科学颗粒、真理内核统统提炼汲取，融会贯通，发扬光大。他们相信人类文化的潜能与伟力，维护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品，并使之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为人类服务，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服务。他们把千难万险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攀登，任何政治迫害、经济熬煎、思想围剿、生活动荡、贫病交加、子女夭折等带来的痛楚，都阻挡不了他们为追求真理而献身。他们创建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超越了以往的认识成果，达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和胜利，用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诽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没用了、过时了、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文明最为发达的欧洲，思潮学派林立，文坛英杰辈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问世不久就后来居上，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又很快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影响全球？为什么《共产党宣言》会成为一部社会主义中传播最广和最具国际性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出来，一直腾跃在时代前列，激荡着五洲四海，影响着社会各界，引起了众多国家、政府、政党、社团、学者、民众的强烈反响：赞成或反对、颂扬或诅咒、信仰实行或评头品足。这些不争的事实，恰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非但没有失败，没有过时，而是正在艰苦曲折的征程中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明确的世界观。”[4]作为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精神文明食粮，从不盲目排斥，但绝不是“大杂烩”。在坚持自己完整明确的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认真消化、采纳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养分。列宁说得好：“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5-1]注意、利用、汲取资产阶级学术成果，常常与回答论敌的挑战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关人类社会走向新时代的根本途径问题上，在涉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定坚持自己的世界观，贯彻自己的路线，抵制和清除敌对思潮与反动路线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发展、胜利靠的是什么？靠政权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他们遭受着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只得到处过流亡生活。靠枪杆子吗？不！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有的只是鹅毛笔。他们不仅没有革命的枪杆子作保护，却还要面对反革命枪杆子的威胁。靠财富吗？不！无产阶级当时确实是无产的！马克思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甚至饥寒交迫，靠恩格斯和友人接济，艰难度日。靠蛊惑宣传吗？不！马克思恩格斯向来不喜欢和反对那些以煽动和蛊惑人心而著称的人；至于正常的宣传与出版，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报刊和印刷厂，更没有今天这样的现代传媒手段。那靠的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确实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的思潮、学派都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们或只包含有真理的颗粒，或只是局部领域的真理，而有些思潮学派明明就是谬误），因而才具有所向披靡的威力，在曲折的历程中总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胜利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断创新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看到当代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和大曲折，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看到当代革命的突飞猛进。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在生前提供如何解决其身后所产生问题的现成答案。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正确地指导当代的实践，要求其后继者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6-1]马克思主义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创新：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在不断解答历史课题的实践中发展；批判继承整个人类的文明精华，在不断实践科学真理的变革中发展；战胜敌对思潮的恶毒攻击，在不断克服队伍内部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历史命运，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之奥秘所在。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但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了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正确观点和科学方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当今时代的基本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之中。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过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现实作用和未来影响，就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消失”或“过时”。他们赞扬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哲学”，惊呼“马克思的幽灵仍然在世界上空徘徊”。
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枯竭，它还年轻，……刚刚在发展。”“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7]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和法学博士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一种历史观，同时它也是历史创造的指南。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在我们的时代和今后，世界的改变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大部分将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要探索人类发展的前景，就势必要求教于马克思主义。”[8]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会过时，社会主义的根基依然深厚。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尔于1999年7月在《政治事务》月刊上发表文章，阐述美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指出“美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我们的主张将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民，因为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好替代者。资本主义不会永存，就像以往的社会不会永存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将是人类文明阶梯的不可避免的下一步。”[9]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巴西、以色列、埃及、古巴，都大量重印发行《共产党宣言》，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会。其中，由法共《马克思园地》组织召开的巴黎国际大会，有60多个国家的1500人参加，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活动。
法国《回声报》2000年2月17日刊登文章《重温马克思》，引述了巴黎第学哲学教授达尼埃尔·邦萨伊德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意识形态的宣布死亡而消失。历史在反抗。曾于1848年纠缠过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注定要纠缠全世界。孕育造反运动的肥沃土壤仍然存在，不满的种子虽然还很分散，但却随时会发芽。”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和心声！
在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选为本千年最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这项由英国广播公司（BBC）主持的活动，在1999年秋季经过国际互联网反复评选，最后选出“千年伟人”，马克思排在第一位，爱因斯坦排在第二位。此后不久，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爱因斯坦仅以一票的优势领先于马克思和甘地，同样表明马克思是“千年伟人”。它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力量，说明了当今时代的确需要马克思主义。
地实践和马克思主义
是行动的指南。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凡在人类上起过巨大作用的民族，都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贡献分不开，德国19世纪的变革以革命为先声。俄国十月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靠的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时起，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直把它“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视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行动指南，视为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的科学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认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履行的第一条义务。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10]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原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学风和特有的优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1]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以研究和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2]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由此而来，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两者统一于实践之中。一方面，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坚持就谈不上发展；没有坚持作为基础，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谈“发展”，只能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发展是坚持的条件和灵魂，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坚持；没有发展的“坚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使之失去生命活力。因此，老祖宗不能丢，经典著作必须读，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又要讲新话，适应新的实践需要，提出新的思想观点，进行理论创新。
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新经验，关注时代的新变化，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勇于突破和抛弃那些被新的实践和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和不合乎实际的东西，代之以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新结论和新判断，从而既把我们的事业、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包括捍卫马克思主义，这在特定的情况下非常重要。列宁在俄国革命处于低潮、国际国内机会主义泛滥时说过：“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5-2]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斗争中，各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必然会对我们干部、群众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西方敌对势力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加紧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和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共产党内来。指出：“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在报刊书籍和讲坛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部群众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13]因此，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使各种唯心论、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没有可乘之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阵地意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努力做到把握导向，守土有责。通过“占领”和清除”双管齐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当前，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上。面向新世纪，我们继续执行“批判旧世界”的任务，更要在空前规模上执行“创建新世界”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的特征与品格，更加重视其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的特征与品格，以迎接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6-2]针对新的实际，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实际”。这主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冷战结束后两种社会制度关系的新态势，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新动向，世界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及对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的新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问题等。
指出：“在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二十一世纪里，我们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我们国家应该怎么奋发图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把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们党就会更好地巩固和加强自己，更好地领导人民在新的世纪里谱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13]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仍然要学习、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做清醒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做永远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
[4]列宁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85注①.
[5]列宁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5[-1]，282[-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1]，291—292[-2].
[7][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1）：5.
[8][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M].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9.
[9][美]霍尔.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J].国外理论动态，2000（1）：21—22.
[10]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4）
【摘 要 题】文论大视野
【 正 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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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5）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转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6）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7）
一、休谟问题引发的思考
智慧象征的哲学家们无论多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当他回答“究竟什么是哲学”这一终结问题时也会感到十分乏力，无从下手。今天，不管我们怎样指责休谟的“奇谈怪论”，但他把哲?W指定为“人性科学”，并看作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的理解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他在探讨人类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回答。休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的哲学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问题是指向哲学的本体主义，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是所有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休谟却不断拷问有什么理由说明世界是“物质的”“意识的”或者“神创的”？存在的存在真的存在吗？追根溯源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行？休谟之前，哲学家们都“凡事物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的本体论命题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例如，古希腊哲学对“万物始基”的寻找；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是对这一命题的经典论证。休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有什么方法能证明其真理性？我们既没有获得用肉眼看到直观现实，也不能用严密的逻辑去证明其真伪。归根结底，这只是人们经过观察和经验得来的一种主观推断。那么，人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证明这种主观推断的合理性呢？马克思在其所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这一哲学任务诉诸人类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第二类问题就是指向哲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哲学思维在休谟看来就是所谓的哲学的预测功能，能根据现实的情况对将来的事实进行推断，而这种传统的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只能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人类只有凭借这种关系才能超出我们的记忆和感官的证据以外。然而，休谟认为所谓的这种“因果性”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联想”。这种“习惯性联想”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由于过去重复所产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任何新的“推理和结论”，习惯和推理本身无关。
实际情况往往也正如休谟所言，人们对“事实和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大都是出于主观的“习惯性联想”。客观上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即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推导关系，世界只是由事实构成，它并不含价值。价值是由人们的主观意识所赋予的。例如，同一件商品，对于需要的人来说它就有价值，对于不需要的人来说就没有价值，这件商品本身没有变，有没有价值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由此可见，人类的这种“习惯性联想”并不可靠。所以，休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自由主义思潮才是真实可靠的。顺着这一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挖掘，产生了现代西方哲学中两大派系之一的人文主义，即把哲学研究开始从外部世界的探寻转向“人的存在状况”本身，努力探寻着人的意义和价值。
二、文化哲学的含义及特点
（一）文化哲学的含义
学术领域关于文化的概念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文化的理解莫衷一是。在哲学领域，我们能够达到共识性地把文化理解为“人化”，即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内在尺度的方面。文化哲学是对哲学的一种彻底人性化的理解与解读，它是一种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类文化模式及其演进机制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促进文化转型，形成了种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并最终发展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促进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达到文化自强。
（二）文化哲学的特点
1.文化哲学具有属人性
文化哲学是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哲学理解范式。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注人的生存发展、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对文化概念作了简明而深刻的概括：“文化是长时期内大群体的公共人生。”
2.文化哲学是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合流
纵观哲学发展史，哲学思维有两种理解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理性哲学理解范式，一种是探究价值意义的哲学理解范式。康德把哲学研究从传统哲学对客观事物实体的思考转向了对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思考，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超越，填平了一直以来主客体、自由与必然、价值与认知的鸿沟。
3.文化哲学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文化哲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通过文化转型来体现。文化转型是由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占主导性文化模式被另一种新的主导下文化模式所取代的过程。文化转型大体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文化危机、文化批判、文化创新。
三、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厘清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的重要前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哲学的阐发、彰显和确立的过程。
首先，从文化哲学的产生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确立了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且通过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述，来确认文化的本质。在《1844年?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人的创造物被他表达为“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等等。虽然他没有明确界定“文化”概念，但是在对世界进行区分时，实际上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了出来。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上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从这个层面上讲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化”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8）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由于“精通叙事的艺术”而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核心内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篇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该作品。
海明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经常跟父亲出去钓鱼、打猎，1914年，一战爆发，他去了前线。他作战勇敢，经常帮助别人。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政府授予他的勋章回到家乡。一战影响了他的生活，尽管战争最后胜利了，但他变得沮丧、失望，可怕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他，从此他经常失眠。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一些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些伤势严重甚至落下终身残疾，对于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战争把传统的道德和理想观全都破坏了，他们痛恨战争，感到空虚无助。爱情、友情甚至放荡的生活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精神痛苦，他们不知道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战后作家自认为是“迷茫的一代”，脱离信仰，远离了文明。海明威被誉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言人，起初他感到迷茫，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投身写作，来反映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老人与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主角是一位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这位风烛残年的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几乎都快饿死了；但他仍然不肯认输，而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英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小说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充满了象征意义。作者主要强调男子气概，圣地亚哥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充满信心，具备乐观主义精神，虽败犹荣。圣地亚哥类型的人物是海明威作品的典型代表。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真实直接地描述人们”，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跟英雄主义、人道精神等相关。
至于文学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家只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世界，目的是为了改变它。”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看到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应该把文学和历史及社会分割开来，文学思想来自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海明威来说，他的童年经历和战争经历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一点。比如作者对于钓鱼、小船、鲨鱼和海上描写都十分生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人类大脑中形成的幻影”，它们是“真正生活过程的反应”。此外，社会的经济因素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其它方面，艺术、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可以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属于意识层面，因此它们能够反映真实的社会，并且相对独立。
以《老人与海》举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作者非常崇拜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具备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他勇敢、乐观、信念坚定，竭尽全力去捕鱼，却逃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甚至找不到出路。他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这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接着我们再看看当时的社会情境。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痛恨战争。既然生命变得转瞬即逝，人们通常都在想应该怎样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他们对真实社会感到失望，开始怀疑那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迷茫的一代”，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肮脏的，但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出路。海明威亲眼目睹了血腥的战争场景，他痛恨战争，同情无辜的人们。他同样也想为人们找到一条出路，因此他创作了这部作品――《老人与海》。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态度：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人们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海明威对社会感到迷惑，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的发生经常破坏人们对生活甜美的梦想，就像老渔翁在海上生活的变迁一样。他认为，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战争，人类是永远不会获胜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真正被解释、改善及挽救，因此问题从来不会被解决。不管怎样，人类应该而且必须控制自己，在无法估计的生命中保持理性和行为。
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特意安排。老渔翁回来了，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一头非洲狮子。正如我们所知，狮子是一种猛兽，统治着森林。这个简单的情节暗示着圣地亚哥永远渴望胜利，同时他也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孩子，孩子象征着新产生的人类的力量。尽管他没能完成任务，但年轻的一代人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为止。作者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他此刻不能找到出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总有一天，人们对社会不再迷茫，那时人类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综上所述，《老人与海》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同时，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海明威建立在真实社会基础上写作文学作品，这使他的作品在美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一旦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它们又相对独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在《老人与海》中，老渔翁圣地亚哥的硬汉性格影响着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懂得了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圣地亚哥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总之，我们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观点来分析海明威的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冲突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显现出来，这一点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欣赏。
参考文献：
［1］Raman Selden and Peter Widdowso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Lexington 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3.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9）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由于“精通叙事的艺术”而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核心内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篇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该作品。
海明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经常跟父亲出去钓鱼、打猎，1914年，一战爆发，他去了前线。他作战勇敢，经常帮助别人。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政府授予他的勋章回到家乡。一战影响了他的生活，尽管战争最后胜利了，他变得沮丧、失望，可怕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他，从此他经常失眠。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想那一些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和一些伤势严重甚至落下终身残疾的人，而对于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战争把传统的道德和理想观全都破坏了，他们痛恨战争，感到空虚无助。爱情、友情、甚至放荡的生活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精神痛苦，他们不知道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战后作家自认为是“迷茫的一代”，脱离信仰，远离了文明。海明威被誉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言人，起初他感到迷茫，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投身写作，来反映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老人与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主角人物是一位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这位风烛残年的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几乎都快饿死了；但他仍然不肯认输，而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呎，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小鲨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做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小说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充满了象征意义。作者主要强调男子气概，圣地亚哥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充满信心，具备乐观主义精神，虽败犹荣。圣地亚哥类型的人物是海明威作品的典型代表。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真实直接地描述人们”，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跟英雄主义、人道精神等相关。
至于文学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家只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世界，目的是为了改变它”。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看到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应该把文学和历史以及社会分割开来，文学思想来自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海明威来说，他的童年经历和战争经历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一点。比如作者对于钓鱼、小船、鲨鱼以及海上描写都十分生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人类大脑中形成的幻影”，它们是“真正生活过程的反应”。此外，社会的经济因素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其它方面，艺术、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可以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属于意识层面，因此它们能够反映真实的社会，并且相对独立。
以《老人与海》举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作者非常崇拜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具备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他勇敢、乐观、信念坚定，竭尽全力去捕鱼，却逃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甚至找不到出路。他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这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接着我们再看看当时的社会情境。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痛恨战争。既然生命变得转瞬即逝，人们通常都在想应该怎样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他们对真实社会感到失望，开始怀疑那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迷茫的一代”，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肮脏的，但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出路。海明威亲眼目睹了血腥的战争场景，他痛恨战争，同情无辜的人们。他同样也想为人们找到一条出路，因此他创作了这部作品——《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态度，无论人们多么努力工作，人们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海明威对社会感到迷惑，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的发生经常破坏人们对生活甜美的梦想，就像老渔翁在海上生活的变迁一样。他认为，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战争，人类是永远不会获胜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真正被解释、改善以及挽救，因此问题从来不会解决。不管怎样，人类应该而且必须控制自己，在无法估计的生命中保持理性和行为。
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特意安排。老渔翁回来了，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一头非洲狮子。正如我们所知，狮子是一种猛兽，统治着森林。这个简单的情节暗示着圣地亚哥永远渴望胜利，同时他也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孩子，孩子象征着新产生的人类的力量。尽管他没能完成任务，年轻的一代人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为止。作者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他此刻不能找到出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总有一天，人们对社会不再迷茫，那时人类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综上所述，《老人与海》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同时，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海明威建立在真实社会基础上写作文学作品，这使他的作品在美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一旦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它们又相对独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老人与海》中，老渔翁圣地亚哥的硬汉性格影响着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懂得了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圣地亚哥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总之，我们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观点来分析海明威的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冲突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显现出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欣赏的。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10）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式，当前做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中介，在批判旧哲学抽象自然观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自然、人、社会的相互交织及其互动，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首要内容。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1]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具有演化先在性。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是生态过程及其关系存在的前提。
第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1]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建立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于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形成了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有机结合的生态经济关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必须积极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进行。
第三，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其中自然属性是实现人发展的基本方面，人要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需要使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协调、相互强化。建设生态文明不只是技术问题、项目问题、经济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
透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离，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提高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觉性。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冲突，认为生态问题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或社会发展观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问题的本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和谐。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养途径
（一）理论上深刻理解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总结反思，体现了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理论认识和对生态环境观念的理论变革。这些理论认识和变革包含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技观和发展观等一系列生态文化观念。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生态文明观的基本途径。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读生态文明。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个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1]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运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生态问题，其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生态文化知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可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说明生态文明是随着时展而日渐完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说明生态文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的。
最后，在教育教学体系中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教育列为公共课程，让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理论及生态环境保护方法；结合不同专业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生态伦理课程，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挖掘本专业与生态科学的交叉领域，根据专业教学特点与内容，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教学之中，使生态文明教育在各学科的专业教育中得到深化。
（二）实践中自觉践行生态文明观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3]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观念，正是马克思调节与控制思想的体现。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实践维度的应答，实践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大学生践行生态文明观，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形式。
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包括举办生态文明教育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生态文明知识竞赛，使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知识；组织生态文明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在自然中陶冶性情，激发与大自然的情感。开展经常性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要抓住网络阵地，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题网站，在校园网设置生态文明栏目，定期生态文明相关知识、理论动态等，建设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环境，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使大学生做到心中有校园，心中有生态。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坚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也为目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篇（11）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也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1］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J］.学术论坛,2005（10）:34-37.
［2］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6.
［3］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99-104.
［4］唐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07（5）:7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