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升级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2-09-15 07:58:53
消费升级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2-0001-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丰富劳动力资源推动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结构调整是热点话题，党的“十”报告指出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为制造业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和服务业比重偏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十三五”时期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优化产业结构成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课题。产业结构作为国民经济的部门经济的构成，纵观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推动着产业结构持续升级：1978年GDP在产业间的布局第一产业为28.2%、第二产业为47.9%、第三产业为23.9%，截止至2014年我国GDP在产业间的布局演变成第一产业9.2%、第二产业42.6%、第三产业48.2%。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者关注农轻重比例失衡（杨坚白和李学曾[1]，1980），借鉴国外产业结构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二元结构转变论、不平衡增长理论、部门分析理论和雁形形态论等）学者们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进入新世纪，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研究者更加重视产业的内部结构（李江帆和曾国军[2]，2003；王德文等[3]，2004）。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基于“价值链”理论刘志彪和张杰[4]（2009）指出，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欧阳i等[5] （2014）通过数据的国际比较认为当前中国GDP的产业格局仍然有巨大的调整空间，第三产业①、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亟待发展。
要素禀赋的变化所带来要素价格的改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率持续下降以及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学者们开始基于劳动力成本视角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微观的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是采用转型和转移两种应对方式，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转移和制造业转型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在制造业转移方面，一国（地区）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的产业结构应当和要素禀赋相吻合（林毅夫[6]，2010），基于成本视角Arthur. Lewis[7]（1972）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驱使着发达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在制造业转型方面，Romer[8] （1987）强调，高工资驱使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着产业升级。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林炜[9]（2013）利用1998～2007年期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激励弹性系数，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罗来军等[10]（2012）研究也认为较低的工资水平削弱了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调整。通过成本机制（“工资侵蚀利润”）学者们分析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的“倒逼效应”推动制造业的转移或转型，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除了成本机制外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可以通过收入―消费渠道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收入―消费机制是指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工资水平的上涨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得以攀升，由于“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内在联系，由此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
梳理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从成本机制视角分析劳动力成对产业结构（制造业企业）影响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收入―消费机制视角的分析相对欠缺。基于此，本文从宏观的消费成长视角分析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并设计实证研究的思路；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产业结构升级的链条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当一个国家（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成本机制和收入―消费机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发生产业转移或者转型，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施加影响，其中一条重要的渠道就是通过推动消费成长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也称收入―消费机制）。消费需求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换成劳动者的视角就成为了收入，由此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因素，进而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消费需求会产生两大影响：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一方面，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会带动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规模经济，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创新同时也具有驱动效应（Schmookler[11]，1966），推幼挪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升级，即“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定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综上所述，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为检验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链条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系列假说：
H1：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相关关系。
H2：消费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3：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4：劳动力成本与消费规模扩张具有正向影响。
H5：劳动力成本与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
H6：消费成长在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逻辑和假说，本文将消费成长作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对上述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根据图1所示的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图，基于Kristopher[12]（2004）的中介效应模型，本文将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变量，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因变量，消费需求则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的中介变量，消费成长包含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两大层面的内容，如图2所示。“总效应”（Total Effect）是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则是劳动力成本通过消费需求（中介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见图2）。
为了检验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参照温忠麟等[13]（2004）的逐步回归法本文设计如下一组回归模型：
ISt=α1+βLCt+μt （1）
Ct=α2+γLCt+εt （2）
ISt=α3+ψCt+ζt （3）
ISt=α4+β′LCt+θCt+ξt （4）
其中，IS为产业结构，LC代表劳动力成本，C表示消费需求（消费规模或消费结构），t是时间标记，μ、ε、ζ和ξ分别为各个回归方程的随机项。如果将式（2）代入式（4），我们可得到：
ISt=α5+（β′+γθ）LCt+Ct+κt （5）
在式（5）中，系数γθ度量的就是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由于系数β度量的是总效应，γθ/β则表示通过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占其总效应的比重（中介效应/总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劳动力成本（Labor Cost）。在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缺乏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数据，考虑到工资是劳动力成本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使用工资来衡量，相关的指标有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等。本文使用在岗人员平均工资（LC）作为衡量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单位为元。
（2）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一般来说，其衡量指标有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 值）/GDP，本文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这两个指标来衡量，分别用IS1 和IS2表示，单位为%。
（3）消费规模（Consumption）。消费规模反映的是经济社会里消费的总量指标，相关的指标有消费支出总额和人均消费支出等。本文使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消费支出/人口数）作为衡量消费规模的指标，用C表示，单位为元。
（4）消费结构（Consumption Structure）。消费结构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构成，恩格尔系数（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是国际上的通用指标，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里有城镇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缺乏总体的恩格尔系数，基于此本文使用城镇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消费结构，用CS表示，单位为%。
2.数据说明
样本考察期为1980～2014年，本文运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剔除掉了价格的影响，对于绝对量指标（LC和C）取对数化（ln）。上述数据皆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经济变量统计描述见表1。
（二）检验结果
根据研究设计，运用中国1980～2014年的时序数据本文对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中介效应进行实证考察，以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检验结果见图3。
图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75，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获得了支持。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规模的路径系数（0.1850）和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66）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说H4和H2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4和H2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规模扩张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8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6.72%，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显著成立。除通过消费规模这个中介变量外，劳动力成本还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检验结果（见图3），由劳动力成本到消费结构的路径系数（-0.0841）和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 （-0.2274）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对消费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5和H3得到了支持。由于假说H1、H5和H3得到了支持，说明了消费结构升级在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起到了中介作用。我们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71）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25.28%，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定性以增强实证结论的说服力，本文进一步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对劳动力成本、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见图4）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60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说H1仍然得到了支持。由消费规模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0830）可以看出，消费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上文的研究结论几乎一致。在假说H1、H4和H2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1230）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18.25%，由此基于消费规模角度的假说H6得到了支持。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由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路径系数（-0.4914）可以看出，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说H3得到了支持。在假说H1、H5和H3得到支持的条件下所测算的中介效应值（γθ=0.0393）占总效应的比重约为58.26%，由此基于消费结构角度的假说H6也显著成立。
综上所述，回归结果（图3和图4）证实本文的系列假说，通过中介变量（消费需求）劳动力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这两条路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第二、三产业比重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会有显著的正效应。基于消费需求这个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著存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国内需求的成长进而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和服务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突出表现为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的现象，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结构调整效应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本文基于消费成长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以消费需求作为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的研究结论：第一，劳动力成本对居民的消费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劳动力成本对劳动者而言是收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过其收入水平提升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推动着居民消费结构的攀升，由此劳动力成本越高的地区，其居民消费规模越大，消费结构更高级。第二，消费成长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要考虑的不可或缺因素，具体来说，消费需求规模扩张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更高级的消费结构也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消费成长是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进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新常态经济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政策含义，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劳动力成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基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角度不要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鼓励技术创新等途径驱动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推动“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型”发展方式转变。消费成长所伴随的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能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驱动消费成长，构建起城乡居民消费成长的长效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
[注 释]
① 欧阳i等 （2014）研究指出，2008年我国第三a业比重为40.1%，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74%的水平，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显著偏低（俄罗斯为57.8%，印度为53.7%，巴西为65.3%）。
[参考文献]
[1] 杨坚白，李学曾. 论我国农轻重关系的历史经验[J].中国社会科学，1980（3）.
[2] 李江帆，曾国军. 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3（3）.
[3] 王德文，王美艳，陈兰. 中国工业的结构调整、效率与劳动配置[J].经济研究，2004（4）.
[4] 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
[5] 欧阳i，等.大国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6]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0（1）：1-32.
[7] Arthur Lewis.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2：75-96.
[8]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10）：715-743.
[9] 林炜. 企业创新激励：来自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J].管理世界，2013（10）：95-105.
[10] 罗来军，等.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与我国产业升级[J].当代经济研究，2012（5）：36-42.
消费升级论文篇（2）
一、我国消费结构及消费结构升级现状
消费结构反映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其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结构的升级也称“消费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与发展，即代表一个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的升级和变革的过程。所谓主流商品，也就是大多数消费者已经或即将把主要支付集中在其身上的商品。这里的革命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外延型的跃迁，即从无到有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了消费重点和热点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
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阶段（1978 ― 1984 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居民收的增加，居民消费的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一阶段食品和衣着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70% ― 80%。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或标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 ―1991 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进行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免费论文下载。在这次升级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毕业论文题目，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迈向万元级，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
以居住、家庭设备等为重点的优化生活品质阶段（1992 ― 2000 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逐步展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家庭消费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空调、大容量冰箱、影碟机、组合音响、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电、中高档乐器（如钢琴）、健身器材、手机、个人电脑等多种新一代消费热点产品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城镇居民用于通讯、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的享受型和发展型阶段（从2001 年起）。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是指本阶段的完成过程。这一阶段，家用汽车、住房至今等十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大型耐用消费品成为城镇居民关注和消费的热点，以教育为龙头的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大幅攀升。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从小康向富裕的过渡和转变。
(二)、目前我国所处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是“住行消费革命”，顾名思义，与住行直接关联的产业面临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那么，这些产业即现阶段培育出的市场热点，已经具备了主流商品的市场。但这些商品在现有的市场运行和操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住房，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竣工的通过房地产开发商经营的积压房为9124万M2,市值大约为2000亿元。而我国的住房消费支出使用恩格尔系数计算不足5%，与国际标准的20%相差甚远。房屋的价格畸高，需要住房的人绝非少数，却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只能表明这个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化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毕业论文题目，住房信用贷款就可以缓解供需矛盾，从2000年起个人按揭贷款购房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有资料表明，个人购买商品住房占商品房销售总量的90%，而且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商业银行也向消费者以自有产权的房屋为抵押申请用于装修房屋、购置家家电支出发放的一次性贷款。这些新的贷款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这些商品的需求能量逐渐释放，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同等道理也适用于我国的轿车行业，我国目前人均保有量为20辆/万人，与世界平均水平的1辆/11人的差距是巨大的。当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轿车市场潜力的巨大。
二、分析方法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免费论文下载。目前被广泛用于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中，本文也将采取这一分析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用数据说明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及亟待解决的消费信贷问题。 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为I类，则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为：
Vi=Piqi+βi(Y-V0) (1)
其中，V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Pi和q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βi为边际消费倾向，V0为基本需求总支出，Y为收入水平。该模型即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
如果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可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毕业论文题目，则可以设：
αi=Piqi-βiV0 (2)
则模型（1）可以表示为：Vi=αi+βiY (3)
对公式（2）两端求和得：V0=Σαi/(1-Σβi) (4)
由公式（2）也可以得出：
Piqi=αi +βiV0 (i=1,2,3,...m)(5)
然后利用弹性公式计算相关系数
收入弹性= βiI/Vi 其中，I取平均收入
自价格弹性=-βi（1- V0+ Piqi）/ Vi
互价格弹性=-βiPjqj/ Vi (i≠j)
本文以2001~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2001年为基年进行了处理，（表略），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定量分析。
三、消费支出构成分析及边际消费倾向实证分析
（一）、消费支出构成
表1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构成（%）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及服务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5
36.69
10.08
5.62
7.56
12.55
13.82
10.18
3.5
2007
36.29
10.42
6.02
6.99
13.58
消费升级论文篇（3）
一、我国消费结构及消费结构升级现状
消费结构反映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其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结构的升级也称“消费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与发展，即代表一个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的升级和变革的过程。所谓主流商品，也就是大多数消费者已经或即将把主要支付集中在其身上的商品。这里的革命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外延型的跃迁，即从无到有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了消费重点和热点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
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阶段（1978 ― 1984 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居民收的增加，居民消费的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一阶段食品和衣着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70% ― 80%。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或标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 ―1991 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进行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免费论文下载。在这次升级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毕业论文题目，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迈向万元级，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
以居住、家庭设备等为重点的优化生活品质阶段（1992 ― 2000 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逐步展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家庭消费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空调、大容量冰箱、影碟机、组合音响、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电、中高档乐器（如钢琴）、健身器材、手机、个人电脑等多种新一代消费热点产品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城镇居民用于通讯、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的享受型和发展型阶段（从2001 年起）。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是指本阶段的完成过程。这一阶段，家用汽车、住房至今等十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大型耐用消费品成为城镇居民关注和消费的热点，以教育为龙头的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大幅攀升。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从小康向富裕的过渡和转变。
(二)、目前我国所处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是“住行消费革命”，顾名思义，与住行直接关联的产业面临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那么，这些产业即现阶段培育出的市场热点，已经具备了主流商品的市场。但这些商品在现有的市场运行和操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住房，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竣工的通过房地产开发商经营的积压房为9124万M2,市值大约为2000亿元。而我国的住房消费支出使用恩格尔系数计算不足5%，与国际标准的20%相差甚远。房屋的价格畸高，需要住房的人绝非少数，却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只能表明这个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化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毕业论文题目，住房信用贷款就可以缓解供需矛盾，从2000年起个人按揭贷款购房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有资料表明，个人购买商品住房占商品房销售总量的90%，而且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商业银行也向消费者以自有产权的房屋为抵押申请用于装修房屋、购置家家电支出发放的一次性贷款。这些新的贷款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这些商品的需求能量逐渐释放，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同等道理也适用于我国的轿车行业，我国目前人均保有量为20辆/万人，与世界平均水平的1辆/11人的差距是巨大的。当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轿车市场潜力的巨大。
二、分析方法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免费论文下载。目前被广泛用于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中，本文也将采取这一分析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用数据说明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及亟待解决的消费信贷问题。 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为I类，则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为：
Vi=Piqi+βi(Y-V0) (1)
其中，V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Pi和q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βi为边际消费倾向，V0为基本需求总支出，Y为收入水平。该模型即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
如果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可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毕业论文题目，则可以设：
αi=Piqi-βiV0 (2)
则模型（1）可以表示为：Vi=αi+βiY (3)
对公式（2）两端求和得：V0=Σαi/(1-Σβi) (4)
由公式（2）也可以得出：
Piqi=αi +βiV0 (i=1,2,3,...m)(5)
然后利用弹性公式计算相关系数
收入弹性= βiI/Vi 其中，I取平均收入
自价格弹性=-βi（1- V0+ Piqi）/ Vi
互价格弹性=-βiPjqj/ Vi (i≠j)
本文以2001~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2001年为基年进行了处理，（表略），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定量分析。
三、消费支出构成分析及边际消费倾向实证分析
（一）、消费支出构成
表1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构成（%）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及服务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5
36.69
10.08
5.62
7.56
12.55
13.82
10.18
3.5
2007
36.29
10.42
6.02
6.99
13.58
消费升级论文篇（4）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江苏省社科研究应用精品课题“推动公共支出转型增强经济增长消费驱动力—以江苏省为例的研究”(编号： 12SYC-100)资助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05.6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65731.3亿元，增长了约128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增长了约63倍。经济发展带来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收入水平的提升则增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311.2元增长到2011年的15161元，增长了近50倍。在消费结构方面，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0.575下降到2011年的0.363，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持续下降，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减少其基本消费支出，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劳动力)的布局会由一、二、三产业向三、二、一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方面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分布情况分别是30.2%、48.2%和21.6%，2011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分布情况变为10.0%、46.6%和43.4%。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波动中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产业结构在持续升级。
理论上，“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法则”存在相互推动的内在联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文启湘等(2005)、吴定玉等(2007)和周辉(2012)分别以河南省、湖南省和上海市为例，研究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性，提出消费结构要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的观点。庄燕君(2005) 基于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消费结构的关系。邬德政(2008)则运用协整检验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不同，再加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城乡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孟范昆等，2012)。由此，本文采用城镇样本，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考察两者的协调发展问题，以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为：
(1)
i为省区标志，t为时期标志。本文建立如下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一： (2)
模型二： (3)
其中，α、β、Γ、φ、ν、λ均为待估系数，模型一可以分析产业结构(IR)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模型二则可以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CR)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要使理论上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推动关系成立，则相关系数 和 应为负值。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样本数据包括31个省市。基于数据完整性的考虑，本文数据均来自于2000-2012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使用的是相对量指标，并不需要剔除价格的影响。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产业结构指标(IR)：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用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这些指标，本文选用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的指标为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GDP，其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指标(CR)：恩格尔系数是其通用的指标，本文选择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衡量居民消费结构，其值越小，说明消费结构层次越高。
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估计有效性，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需要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LLC、IPS、ADF和PP四种检验方法。由于各原始变量均存在时间趋势，故采用含截距和含时间趋势的检验方式，对一阶差分后序列则采用含截距的检验方式，滞后期数根据SC准则自动选取。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对于消费结构LLC、IPS、ADF和PP四种检验方法均拒绝其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对于产业结构IPS检验未拒绝其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对其变量一阶差分后则显著地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CR和IR满足I(1)。
(二)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满足I(1)，需要进一步判别变量间协整关系是否存在。本文采用Pedroni的7个统计量和Kao的ADF统计量进行判断(见表2)。根据Pedroni的检验方法，群rho未拒绝没有面板协整关系的原假设，面板rho等其他的统计量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根据Kao面板协整检方法，ADF统计量显著地拒绝没有面板协整关系原假设。综合分析后本文认为城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三)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侧重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区域差异，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回归模型选用变截距模型。为减少或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估计时采用截面加权法。表3和表4的Ad-R2和A-D值显示，各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都通过整体性检验。
从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基于全国样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值为负，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东、中、西部的样本来看，中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东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著推动产业结构的发展，相关系数分别约为-0.02和-0.06，东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从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全国样本，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系数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并无显著推动作用。从东、中、西部的样本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推动作用不显著，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相关系数约为-0.11。
结论与政策含义
第一， 理论上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推动关系并不成立，需要构建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使两者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国城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转向追求生活质量。总体上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刺激或限制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由于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居民总体上并没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进而促进其消费结构攀升。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性差异，构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考虑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实证研究表明，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地推动产业结构攀升，而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显著地推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攀升，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间关系存在区域差异性，构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关系应依据区域性差异有所偏重。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次高”经济增长阶段，尽管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差距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时期内为中国保持“次高”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我国产业结构将持续攀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将持续得到提升。因此，应努力按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模式引导城镇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文启湘等.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和谐性及其测度[J].中国工业经济，2005(8)
2.吴定玉等.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消费经济，2007(5)
3.周辉.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3)
4.庄燕君.区域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关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
5.邬德政.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分析[J].学术论坛，2008(4)
6.孟范昆等.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2(32)
消费升级论文篇（5）
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村住户约2.34亿户，如果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提高1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需求量会增加234万台，这将极大解决我国工业品过剩的困境，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就业提供有力的发展机遇。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具有典型的家庭消费特征。在消费行为上，以家庭收入为前提，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在家庭消费内容的层次上，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耐用消费品用于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扩散过程各不相同。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呈现独特的社会需求特征。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有2.26亿个家庭，是全社会最大的消费群体，耐用消费品消费总量潜力巨大。同时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分撒性和功能性特点。
本文根据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选用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理论模型、流动性约束理论模型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模型框架，并结合农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构建综合理论模型，优化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的策略。
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结构变化
（一）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稳中趋降
在农村总体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的变化幅度不大，呈现稳中趋降的趋势。1980年耐用消费品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3.57%，1985-1999年一直保持在5.1%-5.8%之间，2000年开始下降，到2010年下降为4.47%，总体变化幅度较小。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地区消费结构和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之间耐用消费品支出呈不同变化趋势
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一直高于农村，但是城镇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在地区消费结构中，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差距较小，总体呈现东部略高于中部，中部略高于西部的发展趋势。2010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比重为4.69%，中部地区为4.54%，西部地区为4.35%，差距较小。总体呈现出东部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之间，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差距较小。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总体呈现由低到高的趋势。
（三）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升级趋势模型研究
按照消费经济学的消费行为升级理论解释，消费行为升级是社会消费需求由代表低一级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到代表高一级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的变革过程。消费品的升级次序，将呈现如下的变化规律：
一是长期需求成长曲线是短期需求成长曲线的包络线。假定Ci（i=1，2，3，4……）为主流商品的成长过程，Cd为主流商品的升级过程。Xi（i=1，2，3，4……），即X1、X2、X3、X4依次为主流商品升级的鼎盛时期，此时i主流商品的边际消费成长等于长期需求边际成长，即MCi=MCd；在Xi左侧，MCi>MCd，处于主流商品消费升级的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消费需求旺盛；在Xi右侧，MCi
二是消费升级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从图1中可以看到，X4-X3>X3-X2>X2-X1。这是因为随着消费升级，消费投入也越来越大，所以需要较长的积累时间（见图1）。依据以上消费升级模型，并且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过程，耐用消费品进入农村家庭的次序呈现出连续的倒“U”升级趋势。
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特征模型
（一） 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的理论模型
欧文・费雪提出的跨期消费理论其观点是：一个相对理性、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其一生的收入在不同时期进行消费和储蓄的选择。消费问题的核心变为：在跨时预算约束条件下，消费者通过分配一生的收入来规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预期生命周期内效用的最大化。在利率不变以及生命为T个时期的情形下，个人预算约束为：
（1）
假定瞬时效用函数为不变相对风险厌恶形式[]，效用函数为：
（2）
根据欧拉方程，在任一时点t，最优消费路径是使相邻两个时期消费的边际效用的现值相等。即，整理得到：
（3）
因此，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消费者现期消费的最优水平为：
（4）
其中，ρ为时间贴现率，θ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各期替代弹性的倒数），r为实际利率。
由此上式可知，在确定性条件下，不考虑流动性约束，跨期消费最优选择的消费水平由资产存量、收入水平和利率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假定利率服从正态分布，资产存量、收入和消费变量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则，
（5）
（6）
因此，消费跨期最优选择的经验模型可以近似表示为模型一：
（7）
通过模型一，验证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的特征。
（二）流动性约束的理论模型
如果消费者在其预算约束的范围内不能够自由贷出和借入资金，消费只能由当前收入决定，而不是一生的财富来决定，这样消费就受到了流动性约束。此时，消费者无法通过正常借贷实现理想的消费计划，无法实现收入的自由跨期转移，无法进行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平滑。所以，居民储蓄的动机是预防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理论是从验证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开始的，变换方程式（3），假定利率等于r=ρ，则Ct+1=Ct+et，就是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即消费时服从随机游走的，从而使不可预测的。如果r≠ρ，令，则：
（8）
方程（8）表示，除了利率以外，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增长不起显著影响。消费增长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取决于跨时替代弹性值的大小。
然而，验证消费对同期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具有过渡敏感性，能够更好地解释消费的增长。对于流动性约束的预测，把绝对收入假说和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合并加以综合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将消费者分为两部分，即ΔCt=ΔC1,t+ΔC2,t。部分消费者由于受到流动性约束，仅仅花费其现期收入，其行为遵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ΔC2,t部分的消费者不受流动性约束，花费其持久收入，其行为遵循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服从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者：ΔC1,t=λΔYt；服从理性预期生命周期的消费者：ΔC2,t=+rt。全部消费者：ΔCt=ΔC1,t+ΔC2,t=+λΔYt+rt。因此，消费增长取决于收入变化和利率跨时替代弹性。利用以上结论建立模型二：
ΔCt=+λΔYt+rt （9）
通过模型二验证流动性约束对耐用消费品的影响程度。其中，λ是受到流动性约束农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过度敏感性系数或流动性约束系数；是利率跨时替代弹性。
（三）不确定性的理论模型
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以理性消费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通过引入不确定来最优化消费者的跨期最优消费选择，是理性预期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和扩展。利兰德（Leland）提出消费者面对不确定性的谨慎行为的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即边际效用函数为递增的凸函数，（即满足）。因而，消费者预期未来消费大于当前消费E(Ct+1)>Ct。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消费者选择减少当期消费而增加储蓄。
参照方程式（3）：，
令，ηt+1为t+1期的消费增长率，加入不确定因素，通过二阶泰勒在处展开，得到如下方程的不确定性理论模型：
（10）
进一步整理，得出模型三：
（11）
通过模型三验证不确性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其中，α0= -θ- 1ρ,σ=θ-1，α1=(θ+1)/2，UN=η2t+1。σ表示利率对消费的影响（跨期替代弹性），α1表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借鉴卡罗尔（Carroll，1996），在研究预防性储蓄时的思想，即能够预测未来消费变化和消费增长率变化的指标体现不确定性变动程度。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收入增长率与预期增长率的平方，作为衡量不确定性指标的方法。
（四）综合理论模型
综合以上三个模型，我们假定经验模型四：
（12）
通过模型四综合验证跨期消费、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综合影响。其中，Ct为耐用消费品消费，At-1为资产存量，ΔYt为当期收入变化量，UN为不确定性，(Yt-1-Ct-1)代表上期收入与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rt为实际利率。其中，
α1检验资产对消费的影响，α2检验本期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反映流动性约束大小；α3检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反映不确定性的存在状况；α4检验上期储蓄与本期消费变动的关系，反映生命周期特征；α5反映消费的跨期替代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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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崔海燕.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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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贺菊煌.消费函数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消费升级论文篇（6）
关键词：消费结构；升级；和谐
Key words： consumption structure；upgrade；harmony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5-0258-02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但在发展的道路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抑制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长期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这一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历史相似，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两大发展瓶颈问题，因此，必须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特别是将发展动力源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这一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需求因素上来。由此可见，要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要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题，而关键就在于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
1 消费结构的含义
研究消费结构就是研究各方面消费之间比例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不同消费类型来满足自己的精神、物质需求，这种不同的消费类型叫做消费资料。消费结构从概念上分为两种，一是狭义的，一是广义的。日常研究中，一般使用狭义消费结构研究。简单地说，消费结构就是消费者对各种消费品和劳务等消费的数量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可以用各项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及其构成形态就构成了消费结构。
2 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含义及原则
2.1 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含义
消费结构合理化是指消费结构从不合理状态逐步向合理状态调整或变迁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消费结构并不一定合理。因为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比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消费者自身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同时，这些因素表现失衡也会使消费结构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因此要达到消费结构合理化，就要改变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状态，达到与社会经济条件相匹配的合理消费结构。
2.2 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原则
①达到整个系统循环的有序性。在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交换与循环中消费结构有着“通道”的作用。在经济结构中，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是否协调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否能使其子系统中的各个因素协调发展，对整个系统循环的有序性有着不同程度地影响。②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增长，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个人或公众的当前消费行为与消费者整体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与消费结构的标准。③实现子系统间互补共进。消费结构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能够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的同时，还能够使其加速、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在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格局、长远的统筹规划上应该考虑到消费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整体布局才能对消费结构的发展做出宏观调控与微观指导；其次，改善生态环境，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合理化的程度也能得到大大提高。
3 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温饱问题已不再是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矛盾。居民消费需求中劳动消费需求逐步取代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娱乐、文化、医疗、教育等劳务消费需求也是日益增长。由此可见，居民的消费结构正从以前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逐步地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其变化受到一定规律的制约。马斯洛消费需求理论告诉我们，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是人们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由不合理的状态向合理的状态过度。与之相对应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其结果就是带来了消费结构的优化。
3.1 从恩格尔系数转向恩格尔质量系数
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为探求食品消费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地位的问题，采用定量法研究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消费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了恩格尔定律：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与家庭收入成反比。类似的，如果反应一个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虽然收入与总支出都在增加，并且在食物方面的消费绝对基数也在增加，但是后者的增加速度明显慢于前者。如果用数学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可以写成：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额/收入（或消费支出）总额。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百分比逐步下降（恩格尔系数下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生活观念的转变，绿色、有机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其消费也是逐年增长。与之对应的产业也是发展迅猛。这一趋势也导致了恩格尔质量系数的发展。他们通过研究认为，恩格尔系数应该包含数量系数和质量系数两种形式。其中质量系数是计算居民用于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消费金额。用公式可以表示成：恩格尔质量系数=无公害、绿色和有机食品消费支出额/收入（或消费支出）总额。恩格尔质量系数指居民用于绿色和有机食品支出所占食品的比重的多少，比重越高，恩格尔质量系数就越大。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在更加注重优质生活及绿色消费观念等环境下，恩格尔质量系数在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质量系数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食品消费升级市场需求状况及态势。
3.2 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人们的生存型消费比重降低，与之相反，发展和享受型支出有较大增长。我国的消费结构形式正在逐步由底层次向高层次过度，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动。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消费结构内部的阶段性变化也是消费结构呈现阶段性变动的一个原因。
3.3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
多元化是消费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通俗来说就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在影居民消费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导致了两者消费差距的扩大。相类似的是，城镇居民内部的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
3.4 重视“需求创造”
“需求创造”理论告诉我们，新需求的出现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助推剂。同时，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因需求创造而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消费品的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需求的影响，消费品的生命周期与需求变化过程保持一致性。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随着消费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中，消费支出总额与居民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个别支出同时增长，但是后者的增长速度大于前者，因而控制着消费增长的步伐。总的来说，消费增长的力量源泉是需求。
从需求创造理论的假说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变化类似于上升的抛物线，先快速增长，随之增长速度放缓，最后达到顶点，趋于相对饱和状态。某个特殊的消费品在总消费中的权重与需求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结果是促进了消费机构的优化与升级。
3.5 关注“消费和谐”
和谐的意义主要由系统内各个要素、各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外部环境间在空间意义上的协调和平衡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上述的核心是：系统内、外之间的要素都是具有相关关系的，并且是在和谐机制的支配下运转。这种和谐运转的机制也证明了系统内各要素与系统之间两者最大化发挥能动性的可能。文启湘教授提出了消费和谐理论，此理论是建立在和谐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且将两者融为一体。消费和谐的意义在于系统内外之间达到一种和谐运转的状态。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良性消费。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和谐理论主要应用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同样的，和谐理论也可以应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其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各个子系统和总系统同样也需要和谐运转。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和谐可能比微观经济运行更为重要。和谐理论作为一种研究系统协调运转的思想和理论，自然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中，并且可以为宏观经济的健康、有序的运转提供理论支撑。
消费结构子系统的协调是消费系统内部协调的主要部分。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可划分为城市消费结构与农村消费结构。按照区域划分，可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消费结构。就目前消费结构来看，达到消费结构和谐的最为重要的难题是城乡消费差距、地区消费差距。正是由于这两种差距的存在，使得消费结构以一种严重不和谐的状态存在，并且这两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和谐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子系统的不和谐都会使整个系统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从而降低了系统效益。我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权重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没有完全发挥出消费效益的最大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消费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因此，逐步控制和缩小城乡消费和地区消费的差异是解决消费系统和谐问题的重中之重。同时，我国居民更加注重绿色消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争取消费与自然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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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论文篇（7）
本文以河北省为例，浅要分析河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找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动力。从而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合理化建议，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注入新动力。
二、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2年―2015年河北省城镇居民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作为研究的变量。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河北统计年鉴。
由上表可知，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高于平均自发消费水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低于平均自发消费水平。自发消费水平最高的是中等偏上收入户，其余由高到低依次是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和中等收入由于收入低于河北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平均自发消费水平低于河北省平均水平。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由于收入较高，对于消费也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
收入等级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明显，处于不同收入等级的消费者消费倾向不同。α*i值随收入等级上升而逐级上升可以看出，就消费的绝对量而言，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倾向越高。这说明我国消费者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低收入者由于对未来预期的原因，消费欲望不强，更愿意多储蓄以备未来消费之需。高收入者一般收入较为稳定，无后顾之忧，消费欲望较强。这说明低收入者的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之比超过了高收入者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之比，低收入者的消费欲望更强，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当前的收入政策应立足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贫富差异。
从时间因素来看，γt的估计值逐年递增，但在2015年大幅度下滑，说明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还不稳定。河北省整体的经济虽然有所提高，但不同区域还存在差异，整体的经济水平在全国排名还比较靠后。当前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收入的弹性还是相当高的，收入政策只要运用得当，应该能够很好地促进消费，从而拉动内需。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虽然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基本物质生活支出仍占主要地位，但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食品、衣着类消费是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支出总额一直不断增加，但其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我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渐提高，是符合恩格尔定律的。衣着类人均实际支出上升，但其消费支出比重却下降。
第二，发展性、享受性消费持续升温但其所占比重仍相对较低。近几年来，我省居民在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城镇居民开始重视享受性、服务性消费，将其作为消费支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三，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比重呈现先急剧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消费政策的合理调整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消费支出比重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城镇居民在优先满足了家庭设备用品等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转向更高层次的消费。
第四，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增长比较稳定从总量和相对指标来看，居住消费实际支出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均呈直线上升趋势。这种变化主要受我国住房体制改革的影响，总体来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城镇居民消费不断出现新热点，我省大部分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向富裕生活迈进。
（二）建议
结合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就促进我省城镇居民合理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出如下建议：
1、扩大河北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产品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完善消费环境，创造潜在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减少不合理收费，以利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
2、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水平。现阶段河北省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受可支配收入的限制，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消费结构性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就河北省各地区而言，尤其是第三类城市需要增加该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将有助于河北省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经营食品、衣着、家电的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3、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河北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并开始向富裕水平迈进。为了与居民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需要相适应，河北省应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稳定发展第一产业的同时，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消费结构的加速升级。
4、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在大力推广和发展这些热点的同时，还应积极培育新的热点。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持卡消费、网上购物、电话电视购物等新型消费方式即将进入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我省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交通和通信事业，带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 张昱，刘斯.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经纬，2007（1）
[3] 彭必源，黄宏磊.湖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J].消费经济，2009（2）
[4] 杨永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Panel Data模型分析――基于2005～2008年面板数据[J].公共管理，2011
[5] 杨超.应用Panel-Data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J].统计信息论坛，2003
消费升级论文篇（8）
一、引言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是能源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也相辅相成。在人类发展进入工业化之后，往往仅注重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导致能源短缺与环境的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确保经济保持合理增长，高效使用能源又能使环境得到良好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现代化进程，既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也面临能源约束的困境，如何降低能耗水平，提升能源消费效率问题迫在眉睫。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同时也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见图1）。一般的，经济体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而第二产业是以高耗能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业。不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一，故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对能源消费带来直接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也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因此，我们可以因势利导，积极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主动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浙江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均衡的省份，转型升级具备比较成熟的条件，本文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以期为浙江省与其他省份转型升级与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二、理论回顾
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有的从能源消费视角检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有的从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视角研究能源消费，或者研究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迁、能源消费的关系，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国外较早对该领域着手研究的是Yu和Hwang（1992），他们对美国1947～1988年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太明显。Zhang（2003）对中国1990～1997年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效率做了实证建议，他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没有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也有较多的关注，研究结论各异。例如，路正南（2007）对中国1954～2007年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能源消费的需求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史丹（2009）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占比较大，产业结构轻微变动都会对能源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姜磊等（2012）利用1994～2010年数据，通过面板分析方法对中国29个行业的能源消费与工业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总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和电力消费分别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陈玉英（2009）通过1990～2007年中国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数据建立有关模型，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产业结构是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升级可以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模型对能源消费进行分解，着重研究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例如，丁乐群（2007）通过单位GDP能耗分解模型，论证单位GDP能耗由各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产业结构以及单位GDP生活能耗三个因素决定，认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下降的贡献较小。朱伟杰（2008）对浙江省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认为第二产业的变动是影响整个产业结构变动的主导因素。从单位GDP能耗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数使用层级回归方法和因素分解方法。冯泰文（2006）用层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价格和对外开放等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另外常用的方法还有LMDI分析方法（Wang，2010）。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对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浙江作为国内较早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省份，深入研究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浙江省1990～2013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分别从理论层面研究浙江省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实证方法研究浙江省产业结构变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
三、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实证分析
（一）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浙江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相应的，浙江省产业结构也经历了较大变化。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90年以来，浙江省第一产业逐步萎缩，从1990年的25%下降为2013年的5%，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产业从45%经历了“两升两降”，最高达到55%，后逐步回调到49%；与第一产业相反，第三产业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90年的30%逐渐增加到2013年的46%。目前，浙江省三次产业比例为5U49U46。
我们借助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关联模型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表1中，产业结构演进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变动较大，从4.02增加到21.05，但是主要的变动集中在1990年～2006年。同时，通过计算可得，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演进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99。但是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EEU）显示，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程度加深，能源消费的增加更快，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强劲的能源需求。
（二）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关系
（1）模型介绍。在实证经济学中，验证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过程称为协整检验，如果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则称经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目前最流行的JJ协整检验法。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在检验之前需要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的单位根存在情况。
（2）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能源消费、GDP（按照GDP指数进行相应平减换算）均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2006～2014年）。其中，产业结构数据（ESD）来自前文计算所得。1）平稳性检验。从表2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len、str与lngdp的水平系列不平稳与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均为二阶单整，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2）协整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浙江省能源消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可以明显看出，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演化呈负相关，与gdp呈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演化每增进1%，有助于节省能源消费0.023%个百分点，而GDP每增长1%，将需要能源消耗增加1.23%，这也解释了上文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EEU）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背景下逐渐增加的原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发现：一是1990～2013年以来，浙江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是速度在逐渐减缓。二是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却震荡上升，能源消费的增长变动快于产业结构优化速度。三是浙江省能源消费、三次产业结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产业结构演化每增进1%，有助于节省能源消费0.023%个百分点，而GDP每增长1%，将带动能源消耗增加1.23%。
当前，浙江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加快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能源节约型方向转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是加快推进以信息经济、文化创意为核心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继续把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浙江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努力推进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重点产业领域和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互联网金融创新等关键技术环节实现率先突破，全面推广“互联网+”为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加大能源科技投入，鼓励节能技术研发应用，进一步提升能源消费效率。通过税收减免、折旧资产摊销、融资支持等办法鼓励企业引进高效节能设备、新能源设备等，实施节能技术更新与改造。三是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将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环境资源约束，减轻因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环境所产生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利于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
[作者简介：王筱琴，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调研员。]
参考文献
[1] Hwang D B K，Gum B .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the case of Taiwan[J] . The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1992（12）：219-226.
[2] Zhang Zhong Xiang . Why Did the Energy Intensity Fall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1990s.In：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2003.
[3] 路正南.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53-55.
消费升级论文篇（9）
摘要：服务业是我国“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为了考察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与断层的产生过程，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对城乡居民消费与服务业的关联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但城乡消费断层等问题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序推进；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对居民消费的城乡二元特征及与断层问题进行研究，剖析其产生根源及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能够为破除服务业增长的需求障碍、促进服务业产业布局的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服务业发展；消费断层；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严重的断层问题，消费升级的分化与差异性阻碍了产业升级与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利用1987至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城乡居民消费与服务需求关联的动态变化，剖析消费需求断层产生的根源及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旨在为破除服务业增长的需求障碍，促进服务业空间布局的优化提供参考。
一、服务业最终需求结构分析
本文利用1987至2007年9张中国投入产出表，从三大需求、最终消费、城乡居民消费层次，对服务业最终需求结构进行逐层研究。
（一）居民消费提升是产业升级持续动力
经济学理论把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由于政府消费与消费结构演进的历史顺序无关，能够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最终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图1和图2是依据1987至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服务业在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方面的绝对规模，及服务业在最终消费中的相对份额，可以看出近20年居民消费的提升趋势较为强劲，而在其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图3是基于1987至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三次产业在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情况，即通常所说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层次始终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对第三产业的消费增长最快：在2000年超过第一产业，在2002年又超过第二产业。这表明伴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快速推进，居民消费的重心正在转向服务需求。
（二）城乡消费差距扩大成为障碍性因素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居民消费需求是引致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动因。但是，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比较严重，支撑服务业消费需求的主要是近40%的城镇人口，庞大的农村市场并未显现出应有的拉动效应。目前，农村消费偏“冷”、 城乡服务消费差距扩大（图4和图5），严重困扰着中国服务业，对于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和服务业健康发展构成了障碍。由于中国服务业发展长期建立在城镇居民的需求扩张上，而与广大农村居民的需求不相适应，这样的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是严重扭曲的，服务业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服务业规模小、比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国农村人口多、城镇化水平低的特殊国情决定的。由于大多数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服务业往往集中在城镇的原因。目前，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还不足40%，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因此，只有更多地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原来的自给才能逐步由市场化服务来替代。
三、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与服务业发展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愈加显著，居民消费结构的演进与层次的提升有力地拉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巨大差异，人们在考察总体消费升级的同时，也应看到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不同。
（一）城乡消费结构的二元性
从消费的主体看，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具有多样性。由图6可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在全国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全国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1990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偏“冷”成为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严重问题，城乡居民消费层次的差距可以通过城乡恩格尔系数的差距来反映（图7）。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始终低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除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末期差距很小之外，其他时期都相当大，城乡生活水平总体上相差10年左右。根据1978年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处于温饱水平，农村居民处于贫困水平；从2006年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处于富裕水平，而农村居民处于小康水平，生活水平均相差一个阶段，城乡消费层次的拉大直接引致城乡消费二元结构的加剧。从1985年到2003年，城镇恩格尔系数由533%下降到371%，达到小康水平，而农村恩格尔系数由578%下降到456%。这13年间的恩格尔系数之差由45%增加到85%，表明城乡消费不同步程度在增大，逐渐形成了城乡消费升级的断层问题。
（二）城乡消费断层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
消费断层是指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处于不同的层次，这主要是由于城市消费结构升级先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而农民消费结构升级滞后于现有产业结构的发展。根据图8和图9的投入产出数据，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有序推进的，其对三次产业的消费均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只是第三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保持了更高的增速，从而在居民消费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尽管第三产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也在上升，但却是以第一、第二产业消费的减少为代价的，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强制性挤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压低其它两个产业的消费而被动实现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相比，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升级速度较慢；城市居民食品支出的下降、服务性支出的上升都快于农村居民，且下降和上升的幅度也大（见图10和图11）。为了探讨城乡消费断层现象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约，本研究收集了1996至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的第三产业发展数据，以及结合住户调查数据，得到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数据，旨在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城乡消费结构断层现象的影响，建立的具体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Serit=α1+α2lnIncit+∑nk=1βkitSchkit+εit
其中Ser表示各地区各年度第三产业的增加值，Inc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研究对于城乡消费断层的考察，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以及服务性支出方面着手，比较城乡消费结构差异，以Sch表示，k=1，…，5，分别对于上述的积累消费。t表示1999-2011的各个年度，而i对于进入模型分析的各个省区；对于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根据协方差分析所显示的F检验值表明。由于我国区域存在不可忽略的区域发展差异，其所在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不同。本研究的模型主要考察城乡的消费结构差异对服务业发展的固定效应，因此最终模型选定为变系数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个别省区的消费结构数据存在缺失，经过缺失值的剔除和处理之后，最终进入模型的总样本包含中国30个省区市的12年面板数据，样本总量达到328个。为了消除价格的影响，本文把服务业增加值和人均收入等价值量数据，通过全国的价格指数统一换算到1999年的相应价值；在实证分析中分别对上述几项消费结构进行单独估计，以考察每一项消费结构对城乡断层的影响，最后再把五种消费结构的影响放入同一个模型加以考察，最终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各个估计模型的调整R平方值都在09以上，而体现模型拟合优度的F值，以及对面板数据模型的效果进行检测的DW检验值都比较合理，这些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不错、稳健性强。从实证结果来看，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显著地对服务业的发展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单一模型看来，对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城乡消费断层而言，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以及服务性支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当地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上的支出比例显著地低于农村居民，而在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以及其他的娱乐、交通等服务性支出上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而且这种断层在日益增大。这一断层的存在与我国的城乡消费体制、环境及观念的差异密不可分，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间不平衡及服务业发展缓慢，这五类消费的城乡结构断层对服务业发展的阻碍效应在总模型（6）中也得到证实。
从图12消费结构变动度①来看，1994至2000年城镇消费结构升级正在进行，其后回落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表明升级已经结束，正在下一次升级的积累中；与此同时，农村消费结构始终没较大的改变，并且未及时跟进，而且形成了城乡之间的消费升级断层。由于城乡消费断层的存在，当城镇消费进入调整期时，农村消费群体不能顺利填充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后形成的消费空间，使产业结构的梯度升级（推进）与产品结构的有序替代严重受阻，造成了部分企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三、城乡消费断层的根源
城乡消费断层问题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发展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所在，必须找到城乡消费断层的根源所在。
（一）二元经济结构与“三农”问题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率的提高，导致内需不足。另外，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消费断层，延缓了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引致消费差距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对城市和农村采用两种不同的政策，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但二元经济的影响仍远没有消除，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在一些地区还在扩大，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仍然是摆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大问题。
（二）城乡消费环境的差别
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相比，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条件较差，主要表现为：（1）流通体系不健全，现代商业企业尚未延伸到农村，商品种类和数量都极为有限；（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与城市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农民消费往往要比城镇居民付出更高的成本，阻碍了潜在购买力向现实购买力的转化；（3）市场秩序混乱，一些不法分子趁机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假冒伪劣、虚假广告、强买强卖等坑害农民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农民的正常消费；（4）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研发与营销网络体系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5）社会保障不完善，总体上仍存在社会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服务滞后等问题，这会诱发农村消费者缩紧即期消费、谨慎支出行为、增强预防性储蓄，从而限制了消费需求。
（三）城乡消费观念的不同
由于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具有浓重的节俭和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多注重物质消费，忽视服务消费，而对一些开放、时尚、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模式比较抵触。不少农民宁愿平时省吃俭用，也要在红白喜事上大操大办、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仅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而且给社会风气、精神文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四、城乡消费断层的治理
（一）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前提和保障。缩小城乡消费差别最根本的就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才能提高农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一方面，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推进包括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在内的各项改革，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在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将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营理念引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产业化进程。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渔业、林果业。应加强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扩大优势产品和特色产品的生产，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培育和扶持一批有实力、有市场、有带动产业作用的农产品龙头企业，鼓励企业立足本地资源，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使农民不仅获得生产环节的效益，而且能分享加工环节的利润，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中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收入。
（二）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农民消费
消费环境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条件，应继续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全力抓好农村消费市场体系的配套建设，为农村居民扩大消费营造良好氛围。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加大投资的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引导民间投资，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各级政府的“民心工程”，如电网改造、电视广播、邮政通讯、信息网络、医疗卫生网点建设等等，积极为提高农民消费质量创造条件。第二，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拓宽消费渠道。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流通体系。借助民营、个体商业的活跃性，建立起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多载体、多层次、多渠道的流通网络体系，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积极发展新型流通业态，把城镇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租赁、直销、代销等流通形式引入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第三，加强农村市场监管，保护农民消费权益和消费信心。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加大查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要点面结合，工商、卫生、质检部门要定期对农村市场进行依法检查，对重点商品、重点市场、重点地区要加大打击力度，集中查办一批制假大案，予以重点打击；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传授、讲解有关商品辨别真伪的技巧和方法，提高农民识别商品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此外，还要做好消费者权益法的宣传工作，让农民知法懂法，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总之，只有通过综合治理，强化市场监管，才能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促进农村市场更加规范有序地运行发展。
（三）加强宣传引导，树立科学消费观念
加大科学消费和文明消费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使农民的消费观念逐步理性化、合理化。通过宣传和引导，减少城乡消费观念的不同，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在农村提倡现代消费理念，培育健康、成熟的消费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建立和完善信用消费制度，鼓励超前消费。在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条件下，采取信用手段、合理适度的超前消费能够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提前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能够加速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信贷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推动汽车、通信、旅游、休闲、健身等消费热点在农村的发展，改善消费结构，推动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树立追求生活质量的观念。片面强调节俭、储蓄，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有效需求的增长。应引导农民改变传统消费观念，划清消费与浪费的界限，提倡消费，反对浪费，传播提高生活消费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新知识、新文化，鼓励农民摆脱传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积极享受生活。鼓励农民学会理性消费，减少消费的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理应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理应不断升级，针对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忽视精神文化消费的问题，要鼓励开展精神文化消费，推动农村消费市场多样化发展。
三是推行文明、科学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大力加强农村消费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引导农民消费，教育农民认识到哪些消费行为是值得追求的，是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哪些消费行为是不值得追求的，对自身和社会是有害的。提高农民的文明消费、现代消费意识，促进居民消费行为向健康、成熟、理性的方向发展；积极引导农民形成健康有益的消费价值取向和科学合理的消费结构。
（四）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拓农村市场
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拓展农村市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主动做好拓展农村市场这篇大文章。这就需要认真分析农村市场的特点、农民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消费需求特征等问题，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有针对性地开发、生产能够满足不同地区农村需要的、价格便宜的产品，以提高农村市场的有效供给，推进农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具体而言，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鼓励理论研究者深入农村，围绕农民消费习惯和心理展开深入研究，针对农村和农民的营销、农村流通管理和品牌传播等专题进行研究探索，以推动农村发展理论和消费理论的进步，为缩小城乡二元消费差异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其次，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厂商针对农村消费者研发产品，对广商的研发行为予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加大对适合农民消费习惯的产品的研发支持，优化农村市场的供给结构和质量，鼓励厂商和流通企业向农村发展延伸，以质优价廉的产品、良好的售后服务、先进的科技水平开启农村市场。第三，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号召，自主加强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针对农民的消费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重视市场细分，进行农村市场的合理定位，满足农民的多层次需求。
（五）完善社保体系，改善农民预期
良好的社保体系可以改善居民心理预期，增加未来预期的乐观性，提高居民即期消费，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为了充分挖掘农民的消费需求潜力，必须从根本上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增强农民消费意愿与消费信心。应遵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形成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措施如下：一是重点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快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二是统一制度设计，尊重地域差别，积极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办法，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建立农村居民养老制度，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三是多渠道增加农村社保的资金投入，把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引领作用，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养老保险方面的补贴，重点向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四是建立统一、高效的农村社保工作管理机制，提高管理质量。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上，应借鉴国外经验，实现基金管理的法治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确保基金按时、足额征缴，实现基金保值增值，保证社保金按时、足额发放。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确保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行。五是建立健全农村保险制度，发展生产性社会保险、农房保险等，提高农民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注释：
①结构变动度是用期末各类消费与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减去期初同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将相减之差的绝对值相加，即为该年份居民消费的结构变动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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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萍， 核算制度缺陷、统计方法偏颇与经济总量失实[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消费升级论文篇（10）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6.25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6-0114-05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customer demotion influence loyalty intent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involvement with the method of field experi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ly， customer demo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loyalty intentions， and decreases in loyalty intentions caused by status reductions have a greater magnitude than increases caused by status elevations. Secondly， in highinvolvement situations， the customer demotion decreases the loyalty intentions through the recognition benefit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But on lowinvolvement situations， the customer demotion decreases the loyalty intentions through the convenience benefit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Key words：status； hierarchical loyalty programs； customer demotion； involvement； customer loyalty
1引言
垂直忠诚计划根据客户消费额，将客户划分为多个级别，并提供给那些达到一定消费水平的客户喜欢的会员级别（例如精英会员等），同时也提供给客户专享权利[1]。垂直忠诚计划通常用在航空业、酒店、金融业、零售业和电商等许多服务业中。会员级别越高的客户累计消费额也就越大，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也就越多，因此会员级别也就取决于客户的购买行为。
会员级别提升对应的专享权利可能会引起他人的尊重、关心和羡慕[2]。但是当客户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企业的期望值，客户就会被降级，进而产生负面经验和忠诚度降低等退缩行为[3]，会员级别变化对客户忠诚会产生不对称影响[1]。目前国外学者对垂直忠诚计划会员级别的主要研究是将会员级别作为提高客户忠诚的理论基础，而国内大部分研究只是用客户细分标准将客户分成多个层级后研究每个层级客户的特点以及应该采取的营销策略。在涉入度对忠诚计划的影响方面，马宝龙等指出：在高涉入度下，直接回报比间接回报对计划感知价值的影响更显著，回报时间和回报额度对计划感知价值的影响不受涉入度的调节。同时，在高涉入度下，回报计划感知价值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影响品牌忠诚，而在低涉入度下，回报计划感知价值通过计划忠诚间接影响品牌忠诚[4]。这是涉入度调节作用下忠诚计划形式对计划感知价值及计划和品牌忠诚影响方面进行的拓展研究。但是在垂直忠诚计划中，不同涉入度下企业忠诚计划会员级别对客户忠诚的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本文研究目的在于识别出垂直忠诚计划会员级别变化对客户忠诚的影响，同时深入理解涉入度对会员级别与客户忠诚之间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
2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21垂直忠诚计划会员级别
垂直忠诚计划会员级别由社会学中的地位或级别演化而来，是在一定组织中由他人授予的等级，也是人类行为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1]。垂直忠诚计划根据客户消费额将客户划分为若干个级别，并给那些达到一定消费水平的客户相应的会员级别，同时也提供给客户一些专享权利。Drèze和Nunes发现：增加高级别中精英会员数量可以削弱消费者对会员级别的感知[5]。垂直忠诚计划中消费者对会员级别的感知随着行业和消费者个体不同而不同。在具有专营权的航空业中，高会员级别的顾客对地位的感知随着该层客户数量的减少而增加，而在专营权较小的零售业中地位感知没有影响。对忠诚计划有正面态度的顾客可以观察到对地位的感知，而在中立顾客或负面顾客中观察不到对地位的感知[6]。因此，企业设计忠诚计划来挖掘客户内心中对级别或地位的渴望。
22客户忠诚
客户忠诚被认为是企业能够长久盈利的源泉以及企业成长的基石。Oliver认为客户忠诚是指客户在未来重复购买自己偏好的产品或服务，而且不会因为市场格局和竞争态势的变化产生转移行为[7]。客户忠诚核心思想是客户保持与现供应商交易关系的强烈意愿。忠诚客户倾向于重复购买、交叉购买、向上购买、价格敏感度降低、口碑传播等。客户忠诚的测量可以从态度和行为忠诚两个方面进行[8]。态度忠诚的维度主要是指信任和承诺[9]。行为忠诚的维度包括重复购买、交叉购买、合作行为、正面口碑和光顾比例等[8，10，11]。
23会员级别降低对客户忠诚的影响
前景理论中“损失厌恶偏好”观点认为消费者在感知不确定时对感知损失和收益相关的评价和行为上具有不对称性，“损失远比收益引入瞩目”[12]。邹鹏等研究发现：基于前景理论和互惠理论设计出新回报计划可以提高顾客忠诚度[13]。在垂直忠诚计划中，客户在计划中的消费达到了升级条件而获得更多的便利性和认知性收益，进而促进行为忠诚。相反，消费者由于某些原因减少在忠诚计划中消费而没有达到保级条件则会被降级，客户会失去一些以前享受的特定利益，产生负面感情。根据损失厌恶偏好观点可以得出地位降低的损失比等同的收益更容易影响人们的判断力和将来的行为。Wangner等发现在会员级别提升和降低时对客户忠诚产生负面的不对称影响，由会员级别降低而引起的客户忠诚的减少会比由会员级别提升而引起的客户忠诚的增加的幅度要大[1]。会员级别变化会影响客户收益和负面感情，从而影响客户忠诚。因此，客户地位降级会对客户忠诚产生非对称影响，级别降低对忠诚的负面影响程度要远大于级别提升对忠诚的正面影响程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级别降低带来的客户忠诚的减小程度大于客户级别提升带来的客户忠诚的增加程度。
24涉入度对客户收益和负面感情与客户忠诚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涉入度可以理解为产品或服务与顾客自身的相关程度[4]。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决策模式会受到涉入度的影响。在高、低涉入度环境之间长期个人行为的改变过程是有差别的[14]。消费者在高涉入度下会更积极主动地搜集相关信息、建构评估标准和寻求可行方案来满足最大期望，消费者越容易花费时间和经历去搜寻与会员级别相关的信息，并希望能通过会员级别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White和Johnson认为产品涉入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重购行为[15]。在高涉入度下，回报计划感知价值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途径影响品牌忠诚；而在低涉入度下，回报计划感知价值通过计划忠诚间接影响品牌忠诚[4]。在垂直忠诚计划中，高涉入度比低涉入度的消费者更了解会员级别给客户带来的专享服务。在高涉入度下，企业的认知性收益会增加客户对忠诚计划的偏爱，进而增加客户忠诚；而在低涉入度下，便利性收益会增加客户对忠诚计划的偏爱，进而增加客户忠诚[16]。当客户没有达到企业所要求的消费支出而被降级时，涉入度高比涉入度低的消费者更能感知忠诚计划提供给客户的专享服务减少的幅度，因此高涉入度比低涉入度的消费者感知利益减少更快，而产生更多的负面感情。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25便利性收益、认知性收益及负面感情对客户忠诚的影响情感是人们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反应，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内心引起的爱、恨、高兴、失望等心理状况。Westbrook将顾客的购后情感反应分为正面和负面情感两个维度，其中正面情感包括喜欢、高兴和惊喜；负面感情包括生气、厌恶和藐视[17]。当消费者的会员级别被降低时预示着他不再是公司的核心客户，消费者失去了原来级别享受的便利性和认知收益，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可能会诱发生气和失望等负面感情[3]。Folkes等通过分析97位候机乘客访谈资料发现航班延误所导致的负面情感对乘客的再购买和投诉意向产生显著的影响[18]。Wangner等研究也发现会员由于级别降低产生的负面感情对客户忠诚有负向的显著影响[1]。基于以上分析，消费者认知性和便利性收益会正向影响客户忠诚，而负面感情会转换为减少客户忠诚意愿。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3实验设计与数据收集
31实验设计
本文在研究会员级别变化对客户忠诚的影响时考虑了涉入度的影响，参照马宝龙等对企业忠诚计划的类别划分来实现涉入度的控制[4]，最终选择了两类服务企业的垂直忠诚计划：具有高涉入度的手机运营商和具有低涉入度的连锁快捷酒店的忠诚计划，涉入度得分分别是428和367（t=352，p
会员级别降低意味着客户在降级前首先要获得级别的提升，所以级别降低代表了级别先升高再降低的条件嵌套。因此，本文设计了6种情景组合：涉入度（高vs低）x，会员级别变化（稳定组（不升级、不降级）vs升级组（先升级、不降级）vs降级组（先升级、后降级）。每位被试者被随机安排在这6种情景中的一种，每一种情景都详细描述特定的垂直忠诚计划场景。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首先向被试者提供一张情景卡片，详细描述了一家虚拟的连锁快捷酒店（或手机运营商）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项目，以及该企业忠诚计划中不同级别客户享有特权的情景内容；其次，要求被试者完成一份对该忠诚计划评价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87份，其中高涉入度下183份，低涉入度下204份；男性142人，女性245人。
32变量的度量及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中共涉及4个变量。客户感知收益主要参照Wangner等[1]和Paul等[19]的研究将客户感知收益分为便利性和认知性收益，各自分别为4个测量题项。负面感情主要参照Richins[20]的量表包括3个测量题项。客户忠诚主要参考了Dwivedi[21]的量表包括4个测量题项。所有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量化。信度分析中，高、低涉入度情形下4个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在[0718-0866]之间，大于07。一般而言，Cronbachs α大于07时，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效度分析中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控制检验分析
本文对场景的真实性进行控制检验分析，测试整体场景是否具有现实性。本文参考Wangner等[1]中实验场景真实性的测量题项，使用李克特7级量表来测量整体场景的真实性。低涉入度下场景真实性M=5083，SD=1830；高涉入度下场景真实性M=4877，SD=1508。从数据可以看出实验场景与现实的忠诚计划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4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43假设检验及结果
431H1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方差分析来分析会员级别降低带来会员级别降低对客户忠诚的非对称效应（H1）。
在高涉入度下，不同级别的客户忠诚有显著差异（F=14807，p
在低涉入度下，不同级别的客户忠诚有显著差异（F=35449，p
结果充分证明了H1，企业可以通过提升会员级别来增加客户忠诚，级别降低的客户比级别没有变化的客户忠诚越小。表2各种会员级别下客户忠诚的均值及组间方差检验
客户级别高涉入度低涉入度均值（标准差）N组间方差检验均值（标准差）N组间方差检验稳定组4426（0146）614912（0124）7135449（0000）升级组4843（0126）6514807（0000）5265（0133）66降级组3855（0121）573698（0153）67432H2假设检验
本文使用假设H2a至H2f检验通过客户降级减少客户忠诚的心理学机理。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将数据在区分高、低涉入度数据的基础上分为两个子集，第一组包含会员级别降低和提升的被试数据（简称“降级―升级”组），第二组包含会员级别降低和没有发生变化的被试数据（简称“降级―稳定”组）。为了确定评估参数的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了一个非参数自举程序（Bootstrapping Procedure）产生了500个重采样本，所有的数据都与原始观测数据成比例。表3为4组子样本数据的比较结果。
433H3假设检验
假设H3主要是描述客户收益和负面感情与客户忠诚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验证假设。对比表4和表5，不论是在低涉入度时还是高涉入度时，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较高，回归模型调整的R方分别是0618和0490，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便利性收益t低=13968（p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会员级别降低带来的客户忠诚的减小程度大于会员级别提升带来的客户忠诚的增加程度，即会员级别降低对客户忠诚产生了非对称影响；在高涉入度下，忠诚计划会员级别降低对认知性收益及负面感情有显著影响，而对便利性收益影响很小；在低涉入度下，忠诚计划会员级别对便利性收益及负面感情影响显著，而对认知性收益影响较小。便利性收益、认知性收益对客户忠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负面感情对客户忠诚有显著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理论上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垂直忠诚计划会员级别降低和涉入度对客户忠诚减少的心理学机理。实践上，首先，忠诚计划设计和实施上应通过给予客户相应级别的认知性收益来削弱价格竞争，提高客户忠诚；其次，企业应考虑设计一个可提高自身产品或服务价值链的垂直忠诚计划，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结合会员级别专享服务的种类来提升客户感知收益；最后，企业应意识到垂直忠诚计划在培养客户忠诚方面与企业自身的忠诚计划的种类有关，对高涉入度的顾客在垂直忠诚计划应提供更多的认知性收益，对低涉入度的顾客在垂直忠诚计划应该提供更多的便利性收益。
本文采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实验背景材料中有详细的情境描述能让被试者产生相应的感知，但是与真实情境中的研究结果相比还缺乏一定的外部效度。本文只考虑了忠诚计划涉入度的调节作用而未考虑其他调节变量的影响，显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变量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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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论文篇（11）
贺承军说：“许多有点文化、有点思考癖的人，喜欢谈论消费的精神境界，甚至贬抑“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这种做法达到了鼎盛状态，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是一场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声讨。可见，在中国，消费似乎不得人心――或者说是太得人心了，以至于要引起知识分子的警觉和反感。
非常有意思，如今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却苦于难以“扩展内需”――在以迅速提高集体生产力(GDP)的治理者看来，内需几乎要等同于“内急”，即紧贴着吃饭拉屎的那种十分基本的需要，所以，国家税收制度的设立，就是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以发展生产为基本指导方针。如今，突然之间要扩展内需，老百姓居然除了“内急”，暂时还无甚其他需要。这么说当然有点偏颇，当代中国的消费中，最困难的是消费行为的平衡，而不是消费的升级，或者说消费的升级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讲品位、甚至培养贵族风范，是个伪命题：当一个国家并无自主品牌的消费品，贵族们消费的都是别种文明品牌，这样的贵族很可怜。而老百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没什么好消费的，是一种内生的危机和耻辱。
这很长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对“内需”与“内急”的好奇，于是贺承军先生就一拍板砖“论基本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在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中，我们来看看
内需还是内急
在中国苦于扩大内需而难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开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理论，这一理论应该是基础性的。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不无揶揄地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的学习市场经济过程中，凡是不按西方经济学“牌理”出牌的，我们这付牌就打得很好，凡是照搬西方经济学制订的经济政策，往往很糟。类似地，已过世几年的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有更为朴实无华的观点：中国当代学习西方，要学其百多年前的经典思想，而不能直接学习当代西方的东西。这可能就关乎一个常识：落后者的制度建设，要从基础的地方开始清理。
在以外向型经济为旗帜的全民打工过程中，我们的主流消费观念类似于清教徒：把个人和家庭消费定义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物质文化需要”主要在基本的物质，而不是炫耀性的物质条件。这种消费观念，其实与新中国建国以来并无二致。吃饱就有幸福感，是实实在在支撑着我们改革开放可以激进也可改良的强大国民煮识平台。我称之为“后饥饿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自己经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心理感受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表现的仔细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