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年中总结大全11篇

金融年中总结篇（1）

【正文】

2020年，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严格按照区委宣传部要求，把中心组的学习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组班子政治思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载体来抓，2020年以来，共开展中心组集中学习12次，较好完成上级下达的学习任务，取得了良好学习效果。按照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要求推进中心组学习工作，班子建设更加坚强，能力素质逐步提高。现将2020年学习情况总结如下：

一、中心组理论学习情况

（一）领导重视，率先垂范，确保学习人员落到实处。坚持一把手带头，带动中心组成员学习；党委中心组带头，带动党支部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由党组书记亲自确定中心组的学习主题，审定学习计划，主持集中学习；中心组成员带头学理论，带头发言，交流心得体会，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

（二）制定计划，严格执行，确保学习时间落到实处。健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集中学习前制定学习计划，理论中心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和个人实际，认真学习参考书目和材料，精心准备心得体会，积极开展研讨交流，保证学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提升理论水平。除集中学习外，中心组成员还充分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认真看书学习，自觉开展读书自学活动，保证了学习时间的落实。

（三）创新形式，突出重点，确保学习内容落到实处。一方面是与时俱进，精心选取专题学习内容。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心组紧贴时展和工作实际，征订中心组理论辅导材料供中心组成员学习参考，如《纪检监察》、《谈治国理政》第二、三卷等，征订各类党报党刊，做好学习保障。今年开展了深入学习领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论述”等重要讲话精神。主动适应新时代、学习新知识，全面增强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是丰富学习形式，创新学习载体。跟据工作特点，安排学习形式和时间。在学习形式上，以平时学习和集中学习相结合，自学和集中学各有侧重，自学侧重学习原文，集中学侧重结合工作实际谈体会。平时自学还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化优势，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干部培训网络学院、甬派和掌上奉化等，通过观看专家讲座、录像、短视频等多样性和生动性的学习方式增强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二、存在问题

中心组理论学习开展情况，虽然整体上较为顺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高标准、严要求还有一定不足。一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还不够深入。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理解比较孤立，特别是与金融工作实际结合不紧密；二是保持政治敏锐还有差距。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想事情，还没有完全形成自觉；三是对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进度不一，没有对党组成员的学习进度进行及时掌握。

三、2021年工作计划

根据中央、省、市委、区委对中心组理论学习的要求及工作部署，为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成员和全体干部的理论水平，提高科学运用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中心实际，制定 2021年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系统学习系列重要讲话为主线，结合我中心工作任务，不断提高中心组成员和全体干部的理论水平、科学实践能力。

（二）集中学习研讨专题

1.学习关于适应经济新常态精神。深刻理解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把学习贯彻系列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真理，努力在"深入"上下功夫，通过学习，深刻把握贯穿讲话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通过学习，把讲话精神作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锐利思想武器，自觉把讲话精神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2.学习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和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把握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针对当前我区经济形式，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我区经济发展，特别是结合我中心的职责职能，研讨如何从制度改革上做文章，从促进融资、金融改革创新、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等方面增强经济活力。

3.学习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如何全面把握依法治国的新要求，加快法治建设步伐;如何把推进依法治国与对自身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三）具体要求

金融年中总结篇（2）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5-0014-04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民所拥有的以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权利，主要包括存款（本外币）、债券、股票、基金份额、保险准备金及其他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是研究总量与组成总量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各种金融产品上的选择以及从而形成的比例关系，称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是否合理，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通过对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分析，可以全面、具体地了解一国金融的发展情况，为促进金融结构的升级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深入分析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问题，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进行居民金融资产方面的研究较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 如Wolff（1989） 对美国1900～1983年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研究 [1] 。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陆续有人研究居民金融资产问题。丁建臣（1990）通过对日本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指出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理论和选择行为存在的一些问题[2] 。史代敏，宋艳（2005）从微观角度出发，建立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TOBIT模型，并运用微观数据对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3] 。孔丹凤，吉野直行（2010）主要分析了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 [4] 。孙元欣（2005） 分析了美国自1980～2003年的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发现，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呈现“双低”特征，即低风险和低储备。寿险/养老金和基金的比重呈明显上升， 存款比重呈明显下降。美国家庭资产的特定结构，成为美国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稳定器” [5] 。王志军（2009）从总量与构成角度并在家户层面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发现：美国个人部门的金融资产总量迅猛增长， 但在美国总金融资产中的份额下降； 机构性资产成为个人部门金融资产的主导形式；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的生命周期和受教育程度等决定或影响家庭层面金融资产持有的水平与结构 [6] 。

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原因，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将中国与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进行对比分析， 试图从中找到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二、 中美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对比分析

西方有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的文献大多是根据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来展开的，分析结果比较细致（孔丹凤，吉野直行，2010）。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研究最大的障碍就在于缺乏公开的、系统的微观家庭资产数据。一部分学者的研究仅局限于个别省份和投资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 [7] 。研究全国情况的学者，对居民金融资产的估算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根据居民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粗略地估算持有量，如根据一定的比例去推算流通中现金有多少属于个人持有，国债中有多少属于个人所有等。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金融资产的流量数据去推算金融资产的存量数据。用这两种方法估算居民金融资产总量是粗略和不科学的。数据的真实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本文中的美国数据来源于美联储官方网站，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情况采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中的我国住户部门金融资产负债情况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真实。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 中我国住户部门金融资产负债情况表的数据只到2010年，所以本文的中美对比分析只能截止到2010年，这就导致了本文时效性上有所欠缺。

（一）总量对比分析

1. 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2005～2010年除2007～2008年间有重大回落外， 其他年份是在增加的。从表1中可以算出，2006、2007年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量分别比上一年增加12.2%和5.14%。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明显缩水，总量比上一年减少了18.45%。此后，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市场利率，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市场利率，至2008年底，利率已降至0～0.25%的低位，实际上启动了零利率政策。受此刺激，2009、2010年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迅速从上一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8.03%和8.32%。

2. 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持续快速增长。 可从表2计算得出，2005～2010年的5年间分别增长了20.33%、33.34%、2.2%、19.83%和20.44%， 年均增长19.23%。2010年末居民金融资产绝对数是2005年末的2.37倍。除了2007～2008年因受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增长率均超过当年我国GDP增长率好几个百分点。我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 国民经济高增长。改革开放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经济的发展，30多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亮点。特别是在近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 中国能取得每年7.5%以上的GDP增长，令人侧目。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不断增加，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增加。相应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国家政策引导。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出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居民金融资产的保值特别是增值收入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后，2013年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 我国迎来了居民金融资产增长的黄金时期。

3. 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庞大，超过中国多倍。对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按各年末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后进行比较的结果是：2005～2010年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分别是中国的16.57、14.95、11.02、8.23、7.41及6.47倍，见表3。尽管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超过美国同期很多，但从总量上还是与其有很大差距。

（二）结构对比分析

1. 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占最大比重的是股票，各年均在30%以上，其次是保险、存款、基金份额、债券（2008年债券占比超基金份额）及其他（见表4）。从根据表4绘制的图1可直观看到，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结构很稳定，除2008年债券占比超基金份额外，其他年份各资产排名及所占比例波动不太大。以上数据分析表明：（1）美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很稳定、成熟，不会因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这与美国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资产结构层次高相适应。（2）美国家庭注意资产的保值增值， 愿意将大部分资产投入证券市场，如股票及基金份额，而相对持有较少比例的存款。 这反映了美国具有完善而有效的金融市场， 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以及美国居民有高消费的生活习惯。（3）美国居民的保险意识较强。2005～2010年，保险在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中稳占第二位，且比例变动很小，在金融资产结构图中几乎成一直线。美国的保险公司在规模、数量以及技术水平上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保险产品种类齐全，保险市场高度发达，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

2. 我国居民部门各类金融资产的占比顺序大致为：存款、股票、保险、基金份额、债券及其他，后4种在各年中顺序略有先后（见图2）。（1）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存款， 除2007年的61.7%外，其他5年均在70%以上，占绝对优势，居民投资观念仍较为保守，不愿意承担风险。但从总体趋势上看，存款的比重是下降的。这表明我国居民金融投资正趋向多元化。 这种高存款的结构也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经济增长。（2）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 与股票有关的金融资产持有量增加。2007年末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居民存款持有量为207 051亿元，占比为61.7%，比2006年末下降15.5个百分点。由于当年资本市场活跃，股市和基金对存款、保险的分流作用明显。但随之而来的2008年股市暴跌，股票在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下跌了11个百分点到7.3%，到2009年、2010年才有所有上升。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 上市公司总体运行质量不高，居民对股票投资比较生疏，很大部分人投资股市盲目跟从，频进频出现象严重，资金十分不稳定 [8] 。（3）作为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明显比美国的低。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商业保险起步晚、险种少、业务不规范等。另一方面，听天命的传统思想以及侥幸心理使我国居民保险知识缺乏、保险意识弱。

三、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尽管居民可投资的金融工具日益多元化，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增长较快，存款比重有所下降，其他金融资产所占比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与美国相比，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低，资产结构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失衡现象，金融资产结构层次还较低。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

1.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保证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使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使广大居民公平、公正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2.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丰富金融工具品种和结构。金融机构应面向全体居民，加速金融产品创新，提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程度，为居民融资和投资提供便利。

3. 加强对居民投资宣传和投资知识的培训，增强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动性，不断提高居民资产选择的技能，避免盲从参与投机炒作，完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4. 加快发展保险市场，加强保险知识普及，创新宣传方式，提供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优化保险服务，增加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中保险的比重。

5. 建立和完善居民金融资产统计， 特别是结构统计， 为微观选择和宏观决策服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金融资产选择越来越多元化，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与结构的全面统计变的日益复杂。为此，加强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的统计工作， 建立更科学全面的居民金融资产监测体系， 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Wolff Edward N. ，1989，“Trends in Aggregate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U. 5. ，1900-1983”，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8：341-357.

[2]丁建臣. 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的重建与展望――日本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0（2）：23-29.

[3]史代敏，宋艳.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05（10）：43-49.

[4]孔丹凤，吉野直行. 中国家庭部门流量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分析[J]. 金融研究，2010（3）：24-33.

[5]孙元欣. 美国家庭资产结构和变化趋势（1980-2003） [J]. 上海经济研究，2005（11）：134-138.

金融年中总结篇（3）

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而言，理论文献资料主要有四种结论，分别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1]、实体经济带动了金融发展[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双向因果关系[3]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性[4]。理论界的分歧使得实证研究兴起，众多学者通过选择指标分别反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实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Goldsmith和Gregorio等分别将金融中介资产的价值/GNP和私营部门银行信贷/GDP作为一国的金融发展指标，研究发现其与GDP之间存在同向发展关系，但后者研究表明这种同向关系在拉丁美洲国家并不适用[5，6]；Beck等和Apergis等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者选用交易成本（股票市场换手率）和金融深化（银行对私人贷款/GDP）代表金融发展，后者分别选取两个银行信贷指标与三个股票市场指标代表金融发展与股票市场[7，8]；Al-Malkawi等选用货币化比率（M2/GDP）和金融中介比率两个指标探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9]，而Arcand等对跨国数据的研究表明，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会制约经济增长[10]。

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谈儒勇进行线性回归后认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11]；周立和王子明运用金融相关比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额资产总额/国民财富）和金融深化比率（M2/GDP）代表金融发展程度，实证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12]；王志强和孙刚从我国金融总体发展的效率变化、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三个方面，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13]；王晋斌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金融控制强度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不同的关系，在金融控制强的区域，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金融控制弱的区域，两者之间可能表现一种“中性”作用[14]；袁云峰和曹旭华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15]；杨友才以金融发展水平（各项贷款余额/GDP）作为门槛变量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16]；李静萍基于“从谁到谁”资金流量表方法估计了我国部门间的资金流量，研究表明金融部门向非金融企业部门提供的金融阻碍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增加值的增长[17]。

以上文献多从金融规模角度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金融结构也是影响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也有文献从金融结构角度考察[18-21]，但多从融资方式结构（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或金融机构结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出发。虽然学术界对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无论是从经验证据还是从理论依据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这是由于他们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数据选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已有文献仅通过选择指标分别代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并未从金融与实体之间连接渠道（资金）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定量研究；金融活动主要通过金融系统改善资源在投资者中的分配[22]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23]，这种分配是否有效，金融体系对各行业的资金支持是否与经济增长相匹配，尚未有?W者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学者多通过选择单个或多个指标研究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在当前金融经济“虚实分离”的背景下[24]，金融体系该如何通过资金供给的调整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还有待深入挖掘。

二、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总量协调度分析

由于我国只公布了社会融资规模总量，而未细分到各行业，为与后续分析资金在各行业之间的配置合理性一致，本文以上交所和深交所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例，分别对各公司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总融资以及公司增加值进行分析。企业融资来源主要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由于内源性融资不是从金融体系融资，而是企业用自身留存收益进行融资，因此本文只考虑外源性融资部分，外源性融资又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大类[25]。本文采用公司现金流量表里披露的“吸收权益性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来表示股权融资，将“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与“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之和表示债权融资[26]。上市公司在现有会计制度下并未直接披露增加值指标，因此，只能运用公开财务报表数据以及收入法测算增加值，包括劳动者报酬、营业税及附加、期间累计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27]，其中，采用公司现金流量表披露的“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表示劳动者报酬，采用利润表披露的“营业税及附加”表示营业税及附加，采用财务指标中的“累计折旧”当年与上年的差额表示期间累计折旧，营业盈余为利润表中披露的“营业利润”与“投资收益”之和，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样本为2001―2015年。

为使指标更简单反映变量间的协调关系，对张晓东和朱德海[28]依据灰色系统理论提出的度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公式①进行少许修改（见式1）以度量融资规模与增加值的协调度（R）。其中，x和y分别为融资规模和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当两者增长率同方向变化且两者相等时，协调度指标取得最小值，即R=0，说明两者完全匹配，共同协调发展。当两者增长率反方向变动时，融资规模与生产规模的协调程度要差于同方向变化时，R越接近0，说明两者协调程序越好，反之越差。

将所有上市公司的融资总和作为融资变量，增加值总和代表经济增长。融资规模总量与增加值总量都处于上升趋势，基本趋势保持一致，但增加值总量在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有小幅度下降，此外，明显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融资主要来源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相对总融资的占比较小。在公式（1）中的增长速度，运用公式yt-yt-1/yt-1计算以上一期为基期的增加值或融资规模增长速度，其中yt、yt-1分别为第t期、t-1期的增加值或融资规模，以此计算出协调度R。

总体看，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两者与增加值之间的协调度趋势并不一致，并且总量之间的协调度的波动性较大。具体而言，非金融危机期间（去除2007―2010年）股权融资总量与增加值总量之间的协调度都大于债权融资总量，间接说明相较于债权融资，2007―2010年间股权融资总量与增加值总量更协调。此外，总融资总量与增加值总量的协调度在2008年和2006年分别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说明金融危机时融资与增加值存在严重的不协调，这是由于2008年的债权融资增长速度较大，使得总融资相对于上一年增长超过30%，但增加值总量却下降9%；除去总融资与增加值增长速度反向的2008年，2005年和2012年总融资与增加值之间的协调度值相对比较高；2013年至今，总融资总量与增加值总量协调度值不断上升，两者之间匹配度越来越差，这是由于股权融资总量与增加值总量之间的高度不协调导致的，因此，现今需对股权融资更多的关注，避免融资量过大，导致资金效率降低。

三、我国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偏离度和协调系数分析

为反映分行业的融资规模以及相对应的增加值规模，选取各行业上市公司每年的融资规模总和以及增加值总和作为替代指标。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版）将行业分成18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49）、采矿业（80）、制造业（19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97）、建筑业（83）、批发和零售业（17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97）、住宿和餐饮业（1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68）、房地产业（15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0）、教育（1）、卫生和社会工作（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8）、综合（37）②。此外，截至2015年底，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的上市公司都低于20个，因此，我们将这几个行业合并成其他服务业，即最后分为15个行业。

（一）我国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行业结构合理化指各行业增加值比重与资金在行业间分配的一致性，用结构偏离度衡量行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它也是常用的衡量协调关系的指标和分析工具。将结构偏离度定义为各行业融资（融资总额、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所占比重除以各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减去1。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意味着各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各行业融资比重数值相等，即金融体系的资金在各行业间达到最优配置，融资行业结构和增加值行业结构完全匹配。因此，结构偏离度越远离0，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性越差；结构偏离度越接近0，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匹配越合理。若某行业结构偏离度大于0，即此行业融资所占?融资比重大于增加值所占比重，存在着资金流出的潜力；反之，则存在资金流入的潜力。

从我国总融资行业结构偏离度看，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综合业的总融资结构偏离度始终基本为正值，说明这些行业存在资金流出的潜力，需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增加产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业自2011年以来，结构偏离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若其产生的增加值不能提升，应控制对它的资金支持力度；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他服务业存在资金流入的潜力，尤其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虽然其偏离度绝对值近几年处于下降趋势，但离平衡状态还是较远。科学研究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应对其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其余行业总融资结构偏离度都经历了正负的不断转换，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表1显示是我国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偏离度从中可以看出，各行业的两种融资行业结构偏离度并不保持相同的趋势，有些行业还相差比较远，尤其是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综合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偏离度的方向都未保持一致。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表现的总融资结构不协调，主要是由于债权融资所占比重较低；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是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相对更协调；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结构偏离度基本都为正值，两种融资都存在流出潜力；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恰恰相反；其余行业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偏离度在正负之间不断转换。

（二）我国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系数分析

结构偏离度仅可反映出各行业各自的融资行业结构协调情况，为从整体上更加直观地考察我国的结构协调程度，以及反映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程度，本文引入“协调系数”指标。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89年为衡量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提出的产业结构相似计算公式③，本文通过改变变量的定义，可以衡量某个时间的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即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系数C（0≤C≤1），具体计算公式为式（2）。其中，Ij为第j行业融资所占总融资比重，Ej为第j行业增加值所占比重。C越接近1，表明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程度越好，二者之间越均衡。

根据式（2）分别计算出总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系数（图1）。结果表明，总体上三者的协调系数都大于0.99，说明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协调程度较好。其中债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协调程度好于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可以通过进一步优化股权融资行业结构使得总融资在各行业中的配置更合理。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虽然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协调系数有所上升，但债权融资和总融资行业结构的协调系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说明总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处于恶化状态，金融体系资金在实体经济的配置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为避免其继续恶化，应加强对债权融资行业结构的监管。

四、我??融资行业结构滞后增加值行业结构调整的时间测度

由于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互动演变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融资行业结构的优化带动增加值行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加值行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反过来影响融资行业结构的优化。但偏离度和协调系数指标仅对一个国家结构协调程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因此，引用Moore结构值、时间平移方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来确定融资行业结构是否滞后增加值行业结构及具体的滞后时间。若融资行业结构滞后于增加值行业结构，并且滞后时间过长，则说明一个国家的融资行业结构调整缓慢，资金不能充分流动，不利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就减慢了经济增长速度。本文借鉴Moore[29]提出的产业变动的Moore结构变化值来衡量不同时期行业结构的变动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3）中，Iit1和Iit2分别为第t1期和第t2期第i行业增加值比重；Moore值r表示t2期和t1相比行业结构的变化程度，r取值越大，表明两个时期内行业结构变动越剧烈，反之表明两个时期内行业结构变化程度越小。根据式（1），以1年为时间间隔，以2001年为起始年，分别计算出2002―2015年我国融资行业结构和增加值行业结构的Moore结构值（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从各结构r值的方差看，我国总融资行业结构变化速率波动很小，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变化速率波动最大；从各结构r平均值看，增加值行业结构、总融资行业结构和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变化速率都比较高，均高于0.999。增加值、总融资和债权融资行业结构的r值明显大于股权融资行业结构的r值，说明股权融资行业结构的变化速度明显小于其他行业结构变化程度，侧面反映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变化太慢，未能跟上增加值行业结构的变化。相比较于增加值行业结构达到峰值的时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融资总额行业结构（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债权融资行业结构（2006年、2012年和2013年）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2007年、2011年和2013年）都有一定的滞后，但具体的融资结构滞后时间可以根据灰色关联度定量测算。

通过对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r值的绝对关联度计算发现，增加值行业结构与滞后一期的总融资行业结构关联度高达0.999997，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绝对关联度分别在T=1和T=2时达到最大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总融资行业结构、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分别滞后增加值行业结构1年、1年和2年，这说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转变未能迅速地引起总融资行业结构、债权融资行业结构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相应的转变。同时发现，债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大于股权融资行业结构，说明债权融资行业结构与增加值行业结构的关联程度优于股权融资行业结构。

五、结 论

以上研究显示：各行业结构偏离度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其中金融体系给予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更多的资金支持，而作为创新主要的来源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金融体系所得到的资金严重不足。从资金供给改革角度看，应将更多的资金分配到偏离度为负的行业，促进行业结构合理化升级。就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而言，两者在行业间的配置不一致，且在某些行业中表现出不同的潜在资金流动方向。此外，债权融资行业结构自身变化速度快于股权融资，并与增加值行业结构表现出更优的关联程度。总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行业结构分别滞后增加值行业结构1年、1年和2年，但还需更长的数据进行检验。

总体而言，虽然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在总量和行业结构上都能存在较好的协调关系，但两者并未保持一致的趋势，如金融危机发生后（2008―2011年），总量协调关系不断优化，而结构协调关系却相反，这说明就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而言，不应仅从总量上考虑，更应分行业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统计，以便能更充分了解金融体系资金在各行业间的配置。

本文仅对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简单描述，未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政府对融资的调控是否会影响总量和结构的协调关系，以市场为主的经济体系的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是否会更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分析将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补充。

注释：

金融年中总结篇（4）

一、资金分配的结构分析

资金分配即资金流量的配置，包括社会资金初始流量、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状况。以2008年资金流量表为例，在未进行分配时，非经融企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增加值总额的59%；其次为住户部门，占比27%；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创造增加值仅为9%与5%。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非金融机构部门支付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收入，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占比变为22%；金融机构部门下降约2%；政府部门收取大部分生产税净额，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的比重升至18%；住户部门得到大量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成为初次分配收入占有最大的部门，比重57.1%。经过收入再分配后，收入的部门结构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其他部门资金部分流向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为21.28%，其他三个部门均有少量减少。

图1 2008年中国资金分配的部门结构

劳动者报酬与生产税净额分析。2008年，中国各机构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为150701.76亿元。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是劳动者报酬的单方面支出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支出最大，为67533.32亿元，占劳动者报酬支出总额的45%；住户部门是劳动者报酬收入的唯一部门，为150511.7亿元。政府作为国家的政治机器，是生产税净额的唯一收入部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住户三个部门是生产税净额的缴纳者，非金融企业部门缴纳的最多，为42577.29亿元，占到生产税净额支出总额的84.1%。

从以上四个部门的初次分配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分配方式并存。政府通过初次收入分配汇集大量资金用于民生建设；金融企业通过存贷利差获得大量利息收入。

二、资金使用的结构分析

消费和储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消费的结构是：政府消费41752亿元，占消费总额的27.4%；居民消费110595亿元，大约是政府消费的2.65倍。住户部门储蓄最多，占储蓄总额的43%，非金融部门次之，占储蓄总额的37%，金融部门最少，仅占4.1%。

实物投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为138325.18亿元。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固定资产最多，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68.9%；住户部门次之，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19.5%。从各部门的实物投资方式看，金融部门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99%，其他三个部门占比均超过90%，用于存货投资的比重较少。

三、资金融通的结构分析

从金融资产总体看，中国金融投资以存款和贷款为主，占金融投资总额的58.6%。在国际金融投资方式中，中国目前以信贷和债券投资为主，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微小，其投资方式有待多元化发展。

图2 2008年中国金融资产投资分布情况

住户部门的资金盈余最多，在融资环节中供给的资金也最多。住户部门投资以存款为主，占其金融投资总额的81%；其次为保险准备金，占比14.1%；证券占3.1%，表明住户部门以间接投资方式为主。

金融部门作为沟通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的桥梁，资金融资收支十分活跃。金融部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存款，占其融资总额的63%，主要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其次是证券，占21.1%，主要讲资金贷给急需的企业或者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投资企业等。

四、资金流量的动态分析

资金分配的相对比例可以说明分配制度的变化，而资金分配的绝对数值则是反映国家国力的重要表现。2002年至2008年，增加值合计、初次分配总收入合计、可分配总收入合计均增长约200000亿元，涨幅达200%。其中，增加值从2002年的10517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14045亿元，可支配总收入从2002年的105011亿元增加打2008年的319409亿元。人民可以支配的收入大幅增加，极大地

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金融机构部门是金融资产净增加最大的部门，2002年至2008年金融机构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48.9%上升至55.8%，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由4.1%和26.7%下降至2.5%和24.3%。说明金融投资仍以金融机构为主，其主体地位不断提升。2002年，金融部门通过存款融资的比重78%下降至08年的63%，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有所下降；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从02年的8%上升至08年的16.5%；2008年，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相比02年的56.1，%，下降了16.4%；通过购买证券的途径所占投资总额的比例由02年的16%上升至08年的21.1%。金融机构部门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正逐年上升，说明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健全。

2008年，中国国内融资额比例（运用）的95.6%，比02年的93.5%上升2.1%；同时国内融资额比例为82.2%，相比02年的89.6%下降了7.4%。说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资本的循环，并且更有效的吸引国际资本，将其投入我国的生产生活，最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即加速资金流动，减少资金占用成本。从资金流量表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企业资产的大头，也正因为固定资产对流动资金的占用，使得企业用于流动的资金大幅减少，资本运作速度受限，难以提高资本效率。

第二，拉动内需，合理投资。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十分传统，勤俭节约这一美德代代相传，近几年的消费率逐年下降，投资率逐步攀升，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那么在商品劳务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则无法顺利流通。而居民投资的主要方式又是存款，大部分的辛苦钱落入了银行，银行将其高额贷给企业，企业不堪高额利润，势必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面对高价的粮食与生活用品时，消费者又只能抱怨政府。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重复，必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合理投资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使人民受益。

第三，改变存贷为主业务的传统银行模式。以上两点建议可以看出，银行的高额存贷利差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单一，金融体系十分薄弱，“华夏理财产品”的骗局无疑又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建议改变银行单一的业务，拓展新业务，适当借鉴欧美国家发达的银行业经验，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路线。

第四，合理看待国际资本的进入。面对国内资金筹集的困难，不少it企业纷纷在海外上市，寻求资本。国际资本的流入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利用了中国这一廉价劳动力市场。我们应当合理、全面地看待国际资本的利弊。

参考文献：

金融年中总结篇（5）

一、资金分配的结构分析

资金分配即资金流量的配置，包括社会资金初始流量、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状况。以2008年资金流量表为例，在未进行分配时，非经融企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占增加值总额的59%；其次为住户部门，占比27%；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创造增加值仅为9%与5%。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非金融机构部门支付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财产收入，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占比变为22%；金融机构部门下降约2%；政府部门收取大部分生产税净额，在初次分配总收入总额的比重升至18%；住户部门得到大量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成为初次分配收入占有最大的部门，比重57.1%。经过收入再分配后，收入的部门结构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其他部门资金部分流向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提高为21.28%，其他三个部门均有少量减少。

图1 2008年中国资金分配的部门结构

劳动者报酬与生产税净额分析。2008年，中国各机构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为150701.76亿元。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是劳动者报酬的单方面支出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支出最大，为67533.32亿元，占劳动者报酬支出总额的45%；住户部门是劳动者报酬收入的唯一部门，为150511.7亿元。政府作为国家的政治机器，是生产税净额的唯一收入部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住户三个部门是生产税净额的缴纳者，非金融企业部门缴纳的最多，为42577.29亿元，占到生产税净额支出总额的84.1%。

从以上四个部门的初次分配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分配方式并存。政府通过初次收入分配汇集大量资金用于民生建设；金融企业通过存贷利差获得大量利息收入。

二、资金使用的结构分析

消费和储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消费的结构是：政府消费41752亿元，占消费总额的27.4%；居民消费110595亿元，大约是政府消费的2.65倍。住户部门储蓄最多，占储蓄总额的43%，非金融部门次之，占储蓄总额的37%，金融部门最少，仅占4.1%。

实物投资的结构分析。2008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为138325.18亿元。非金融部门形成的固定资产最多，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68.9%；住户部门次之，占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19.5%。从各部门的实物投资方式看，金融部门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超过资本形成总额的99%，其他三个部门占比均超过90%，用于存货投资的比重较少。

三、资金融通的结构分析

从金融资产总体看，中国金融投资以存款和贷款为主，占金融投资总额的58.6%。在国际金融投资方式中，中国目前以信贷和债券投资为主，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微小，其投资方式有待多元化发展。

图2 2008年中国金融资产投资分布情况

住户部门的资金盈余最多，在融资环节中供给的资金也最多。住户部门投资以存款为主，占其金融投资总额的81%；其次为保险准备金，占比14.1%；证券占3.1%，表明住户部门以间接投资方式为主。

金融部门作为沟通非金融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的桥梁，资金融资收支十分活跃。金融部门融资的主要方式是存款，占其融资总额的63%，主要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其次是证券，占21.1%，主要讲资金贷给急需的企业或者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投资企业等。

四、资金流量的动态分析

资金分配的相对比例可以说明分配制度的变化，而资金分配的绝对数值则是反映国家国力的重要表现。2002年至2008年，增加值合计、初次分配总收入合计、可分配总收入合计均增长约200000亿元，涨幅达200%。其中，增加值从2002年的10517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14045亿元，可支配总收入从2002年的105011亿元增加打2008年的319409亿元。人民可以支配的收入大幅增加，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金融机构部门是金融资产净增加最大的部门，2002年至2008年金融机构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48.9%上升至55.8%，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在资金使用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由4.1%和26.7%下降至2.5%和24.3%。说明金融投资仍以金融机构为主，其主体地位不断提升。2002年，金融部门通过存款融资的比重78%下降至08年的63%，吸纳来自非金融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闲置资金有所下降；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从02年的8%上升至08年的16.5%；2008年，金融部门投资的主要方式是贷款，占其投资总额的39.7%，相比02年的56.1，%，下降了16.4%；通过购买证券的途径所占投资总额的比例由02年的16%上升至08年的21.1%。金融机构部门通过证券融资的比重正逐年上升，说明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健全。

2008年，中国国内融资额比例（运用）的95.6%，比02年的93.5%上升2.1%；同时国内融资额比例为82.2%，相比02年的89.6%下降了7.4%。说明中国逐步融入国际资本的循环，并且更有效的吸引国际资本，将其投入我国的生产生活，最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即加速资金流动，减少资金占用成本。从资金流量表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是企业资产的大头，也正因为固定资产对流动资金的占用，使得企业用于流动的资金大幅减少，资本运作速度受限，难以提高资本效率。

第二，拉动内需，合理投资。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十分传统，勤俭节约这一美德代代相传，近几年的消费率逐年下降，投资率逐步攀升，用于消费的资金减少，那么在商品劳务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则无法顺利流通。而居民投资的主要方式又是存款，大部分的辛苦钱落入了银行，银行将其高额贷给企业，企业不堪高额利润，势必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面对高价的粮食与生活用品时，消费者又只能抱怨政府。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重复，必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拉动内需，鼓励消费，合理投资才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使人民受益。

第三，改变存贷为主业务的传统银行模式。以上两点建议可以看出，银行的高额存贷利差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业务单一，金融体系十分薄弱，“华夏理财产品”的骗局无疑又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建议改变银行单一的业务，拓展新业务，适当借鉴欧美国家发达的银行业经验，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路线。

第四，合理看待国际资本的进入。面对国内资金筹集的困难，不少IT企业纷纷在海外上市，寻求资本。国际资本的流入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利用了中国这一廉价劳动力市场。我们应当合理、全面地看待国际资本的利弊。

参考文献：

金融年中总结篇（6）

【关键词】

金融结构；金融效率

1 金融结构的定义

金融结构的概念首先是由戈德史密斯（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他指出一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是由许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组成，而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结合就形成了不同的金融结构。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列文指出，从宏观上讲，金融结构是指社会金融体系及金融政策的结构性方面；从微观上探讨金融结构则主要涉及金融契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总体关系。王广谦（2002）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或总量）各个组成部分的规模、运作、组成与配合的状态，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由内在机制决定的、自然的、客观的结果或金融发展状况的现实体现，在金融总量或总体发展的同时，金融结构也随之变动。”

本文将沿袭以上分析，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三个角度入手对中国金融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分别对上述三个分支的效率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中国金融结构的运行效率。最后，本文将对未来中国金融结构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和展望。

2 中国金融结构特征

2.1 金融机构特征

金融机构主要是指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内部市场份额架构。分析金融机构的特征，主要是研究其存在形式及各类金融机构所占的比重。从改革以来，我国由银行业主导型变成了多行业共同主导，由单一银行制逐渐发展成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公司等多元化金融组织并存的发展格局。下图显示了近五年主要金融机构资产总量变化以及各自在主要金融机构中的占比。

通过图1可以看到，银行业在我国金融结构中仍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资产占比总量达到90%以上。而作为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证券行业，其发展并没有真正跟上中国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步伐，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相差甚远。保险业机构在金融机构中的份额仅次于银行业。2011年保险业从业人数达到390万，甚至超过了银行业的308万人次，保险业在我国的发展迅猛，前途不可估量。最近几年才逐渐热火起来的信托业发展良好，这与我国相关政策放松和金融从业人员思维理念的成熟有很大关系。

2.2 金融市场特征

我国金融市场可以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中货币市场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市场、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短期市场。资本市场主要包括交易期在一年以上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中国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规模、结构的变迁带有显著的发展中国家特色。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都会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吸引外资以启动经济，充分培育本国资本市场，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开始全力培育货币市场的发展，1999年后，我国货币市场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迅猛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0%。货币市场的这种跳跃式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滞后的局面。

2001-2011年以来，货币市场交易额飞速增长，在2007年到达极大值，然而金融危机挫败了它的强劲发展势头；资本市场发展则缓慢，2005年末，货币市场规模是资本市场规模的8.01倍。庞大完整的货币市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资金供给的必要条件，美国、日本等资本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货币市场规模都远远大于资本市场。因此我国货币市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表明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优化。

2.3 金融资产特征

金融资产是金融业务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和债务凭证，也是金融市场中进行流通、交易和具有法律效力的金融契约。全社会的金融总资产大致可分为三类：货币类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和保险类金融资产。货币类金融资产主要指现金、本外币银行存款；证券类金融资产主要由债券、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构成；而保险类金融资产则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和政策性保险资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由1978年的1512.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16万亿元。改革开放前，我国金融资产只有现金和银行存款等几种，金融资产结构简单。随着金融改革的演进，资产多样化趋势明显。银行体系开发的信用卡、国债回购、短期融资券、外汇理财、利率互换等多元化金融资产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收益权证、资产证券化、QDII等资产的避险增值功能更加突出。并且，金融资产的构成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总体趋势是：货币类金融资产比重在下降，证券类和保险类金融资产比重稳步上升。目前货币类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6.6%，构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主体。非货币类金融资产增长迅速，特别是证券类金融资产，占比50.19%。从1980年中国恢复商业保险以来，虽然保险业规模不断增长，但保险类金融资产仅占4%左右。

3 金融效率分析

金融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关乎金融效率的发挥，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分析金融结构的运行效率：

3.1 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便利性

资金短缺和盈余双方的融资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否被有效满足，并且渠道是否便利，将直接说明金融体系的效率高低。目前来看，我国依然存在着大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中小企业得到的新增贷款只占年新增贷款总额的8.5% 左右，而中小企业所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一半以上，7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由中小企业创造。温州私人借贷和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出现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性。

3.2 金融资产价格对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

在高效的、健全的金融系统中，任何一个经济或者政治信号的都会在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得到迅速的反映，这种灵敏的反映是金融体系高效率的表现。我国资产价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定价，内部人操纵资产价格现象时有发生。金融资产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完善，导致资产价格在我国金融市场并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市场波动和信息传导情况。

3.3 金融体系中金融资产效率及创新能力

我国金融资产中的避险型工具几乎没有，根据西方金融学理论而得出的多样化投资组合在我国也不能有效实现。我国金融创新仍显不足，诸如卖空、期权等对冲型金融产品都未能实现，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管制过多，无法为投资者提供适宜的金融服务，导致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基础银行业业务进行过度竞争，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

3.4 金融系统传递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滞

一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通过金融机构信贷反应、金融市场利率波动、金融资产价格调整等渠道来发挥作用。按照相关学者的实证分析可知，货币政策的发挥一般在滞后第二期发挥，财政政策则滞后五期才起明显作用。这也说明了金融结构所运行的效率不高。

3.5 金融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金融交易活动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价值量。1991年我国印花税曾高达6‰，而2008年降至1‰的水平。众多券商实行的低费揽客规则也导致金融业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报表中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也呈直线下降趋势。2010年沪深市场股票交易1200余亿元的经纪业务收入相比较，2011年全行业经纪业务收入仅为798亿元。然而银行业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等相关费用却持续上涨，相比2010年同期，2011年多数银行佣金净收入的上升幅度超过30%。

4 金融结构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参考发达国家金融结构演变的过程，我国金融结构的长期走势如下：

（1）金融机构发展趋势：各分支金融机构的市场集中度将不断提高；个性化、专业化的中小金融机构地位日益突出，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租赁业的发展步伐将加速，我国特有的市场结构和政治导向使得银行在长期内仍将占据金融机构主导地位，非国有银行市场份额提升，金融机构各行业均衡发展，提升金融功能。

（2）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心仍在货币市场以及货币市场中银行间同业市场，这由我国正在转型阶段的特殊国情以及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决定。债券市场将得到规范和发展，国债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发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得到加强。短期内，货币市场制度基础得到进一步完善；长期中，健全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规范股票市场的运行发挥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作用，顺应经济发展证券化的趋势。

（3）货币类金融资产和证券类金融资产为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是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的结果，这一结构将长期维持。我国将坚持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调整，以总量增长带动结构优化，积极开发创新能满足包括流动性、安全性、增值性等需要在内的多元化金融工具。

【参考文献】

[1]王广谦.中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分析[J]，金融研究，2002（5）

[2]易纲，宋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J]， 经济研究，2008（8）

[3]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1996（12）

[4]王计乐，基于金融效率的中国金融结构分析，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谢清河，金融结构：路径、效率与改革，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肖华，中国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7]张杨，我国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量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金融年中总结篇（7）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结构和经济状况数据进行分析，首次以实证方式证实了金融与经济发展具有同时且正相关性，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1973年，Mickinnon，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同时建立了M2/GDP-金融深化指标。在早期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从金融发展的总量入手，并没有考虑到金融结构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融资结构日趋多元化，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已经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更加注重从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一些学者结合区域情况，运用数据模型对社会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张林杰（2012）基于2002-2010 年年度数据，选取代表金融发展的社会融资总量和代表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变量，对社会融资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和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蒋鹏飞（2013）以东莞为例对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认为非银行信贷融资特别是境外资本对东莞经济起到了强力支撑作用，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分别为0.0421、0.2429，社会融资总量对东莞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信贷投放，社会融资总量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2429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总量持续快速扩张，但经济却没有保持同步，主要在于非银行贷款融资的发展导致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一部分资金停留在融资体系内部并没有投向实体经济。人民银行公布金融数据显示，传统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73.8%降至2012年的52.1%，而同期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占比则分别从1.9%和6.3%，增至8.2%和8.1%。因此，要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既要关注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也要关注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

二、我国社会融资结构的变迁

社会融资结构是指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构成和比例，社会融资结构与金融体制有很大的相关性，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金融体制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为企业直接融资开辟了更多的渠道。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从2002年至2012年数据看，直接融资筹资额（股票筹资额与企业债发行额之和）与同期新增贷款之比逐步提升，截止2012年末，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5.9%，比2002年高11个百分点。2004-2007年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和繁荣，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额持续提升，到2007年达到顶峰，2008年受股票市场大幅回调影响，股票融资额占比呈下降趋势。2010年以来，在经济快速复苏刺激下，股权融资明显回升，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快速增长，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随着短期融资券的持续快速发行、企业债券发行额度的提高和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重启，资本市场各项功能逐步健全，我国直接融资比重正在大大提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正在逐步改善。

（二）间接融资在我国融资结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下表可以看出，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间接融资比例不断降低，2012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比2002年低39.9个百分点。但从占比上看，仍高于英美国家30%左右的比例。而且如果从广义上看，银行体系提供的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占比更高。另一方面，从资产结构来看，我国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庞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平衡，根据中国银监会有关统计，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11.5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资产的92%，保险业、证券业资产占比仅为8%。无论从社会融资总量占比还是金融资产占比来看，银行业都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直接融资比重仍然偏低，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仍未改变。

中国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情况

（三）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速扩大。在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却在快速上升。数据显示，2012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得到的融资达到3.6万亿元，而在2002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每年仅有几百亿元。

总体上我国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这种融资结构导致企业融资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造成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在银行体系高度集中，金融体系缺少足够的弹性，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金融业“十二五”规划》指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的局面将逐步改善，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持续加大已成为必然趋势，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必须着眼于优化社会融资结构。

三、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路径选择

（一）对监管机构而言：完善多层次、多产品的资本市场体系，积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监管结构而言，应积极建立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共同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一是对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进行差异化定位。对于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应该通过资本市场，以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对于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采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二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推进统一监管的场外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从体制上增加长期资金市场的竞争者，增加资本供给，相对减少市场对银行债务性资金的有效需求。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创新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作为监管机构，要正视我国金融创新滞后的现实，尽快形成市场共识、有效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要以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为根本，合理把握创新的界限和力度。四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积极探索监管顶层设计，对金融业发展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发挥好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以适度监管竞争确保金融运行活力。

（二）对各级政府而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形式的社会融资

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积极争取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政策，鼓励金融改革和创新，提高金融机构经营活力。一是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加强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培育，推动更多国有企业、优质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积极推动债务型融资工具，通过调整融资结构，促使银行资金更多投向三农和小企业等急需资金的领域，进而做大金融总量。二是创新发展融资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并引进产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种子基金等各类风险投资机构，形成较为完备的风险投资体系，为成长型创新企业开拓融资渠道。引导民间借贷合法化，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三是积极运用保险资金。目前，我国可用于投资的保险资金总额接近两万亿元，地方政府应加强与保险公司总部合作，争取更多保险资金投资。四是积极培育各类地方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形成各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增强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三农”的能力，实现大型银行和村镇银行的优势互补。五是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强力推进诚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各类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以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金融资源注入。

（三）对企业而言：积极转变融资理念，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

近年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金融业讨论的焦点，融资难既有金融体系不发达、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规范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融资理念、融资方式选择的问题。伴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应积极转变融资观念，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一方面，科学选择融资方式。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直接面对金融市场公开披露信息，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更适合一对一、个性化的融资方式，可以选择贷款融资。另一方面，改变现有融资理念，建立创新型融资理念。既要立足于间接融资，利用扩大股权，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按揭贷款，应收帐款、存货、商品、无形资产、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预收收益等抵押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也要着眼于直接融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借助于债券市场，发行集合票据、企业债券；采取融资租赁等新型融资手段；根据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积极探索从代办系统股份挂牌转让系统或新三板进行股权融资；积极引进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投资。

（四）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的核心支柱，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中要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趋势愈加明显以及资本管制的日益严格，以贷款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单一金融功能主体已无法合理、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要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的要求，积极推动业务转型，由传统的服务方式向综合经营服务方式转变，由简单的信贷营销向综合融资转变，努力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综合金融服务服务商”。一是牢固树立综合融资理念。积极适应客户融资模式的有效转变，摒弃将资产简单等同于贷款的思想，在客户经营过程中，统筹考虑客户融资需求，坚持资产业务多元化发展方向，坚持为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服务方案，促进债券承销、理财产品等业务的协同发展，提升发展内涵。二是积极推进综合化经营战略。目前，包括四大行在内的许多银行都已经或者正在积极介入基金、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领域，初步建立了综合化经营的框架。未来要通过推进跨市场和跨领域经营，实现业务组合和盈利来源多元化，充分发挥各业务领域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实力。三是积极把握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大力发展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股权融资、财务顾问、并购重组服务等投资银行类业务，提高短融、中票以及理财等直接融资产品在优质客户融资中的占比，新增融资向债券化、理财化、租赁化、基金化和贷款并重的综合融资模式进行转变。

参考文献：

[1]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金融年中总结篇（8）

一、引言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脉，经济运行及发展必然与金融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而言，主要从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测量金融业发展情况。资本配置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即在金融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将资本合理分配到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用途上去，使用较少的资本获得更多的产出，以此促进经济增长。2014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拉动全省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因此，研究贵州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今后贵州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谢平（1992）研究了我国1978年-1991年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陈述云（2007）以银行业为例研究贵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影响关系。黄燕君，李融（2014）应用双对数回归模型和广义差分方法，对浙江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康海媛，孙焱林（2015）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视角出发，对金融危机的研究焦点及后续研究方向进行了阐述。研究不适当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失衡的金融结构造成的金融危机及其溢出效应。张乐、李德慧（2015）基于我国29个省市1996年-201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农村金融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王欣（2015）把资本配置效率作为重点，从直接金融资本和间接金融资本角度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选取及处理

本文运用2005年-2014年贵州省的相关数据，选取变量为存贷款总额（M）、证券期货交易额（S）、保费收入（I）、GDPa、金融资产总量（FA），文中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局、贵州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支行等。对于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用CPI表示，200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基数，取值为1，2005年后的各个年份进行相应的折算。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和异方差性，并使计算方便，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处理。

四、实证分析

1.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主要的经济指标，如收入、价格等表现出一致的上升或下降，很难运用模型得出有意义的结果。所以在数据分析前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非平稳序列差分后平稳，说明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本文借助Eviews6.0对贵州省的各类数据进行处理，运用ADF检验来检验是否存在单位根，若ADF值大于5%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说明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

从表2结果看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结果具有可信度。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后，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是否存在伪回归现象，本文中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检验结果看，2005年-2014年各时间序列变量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2.格兰杰因果检验

前文证明2005年-2014年金融资产与人均GDP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了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将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如下表4所示。

检验结果看出，金融资产总量能很大促进经济增长，存贷款额和保费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对证券类资产影响较大，对金融资产总量有一定程度影响。金融资产总量、存贷款总额和保费收入是影响贵州经济增长的变量；证券交易期货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受经济增长影响，但对金融资产总量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

从分析结果看出，各金融资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贵州应在保证资本投入的前提下进行资本结构优化，将资本进行重新分配来实现对经济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以实现投入资本效率最大化。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存贷额等货币类资本和保费收入等保险类资本的投入，相对减少证券类资本的投入，保证经济的增长，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也会相应的促进证券类资产和资产总量的增加。同时，政府在完善各个资本市场的前提下，引导鼓励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通过资本的合理分配和运用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Wurgler，Jeffrey.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capital[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 58.

金融年中总结篇（9）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对于一国的产业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始终是资金向生产领域流入的增长和变化趋势，随着资金向具有更高效率的部门、领域的结构性流动，产业结构也能够实现优化升级。金融通过储蓄与投资渠道，可以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引致产业间资金存量结构变化，最终影响产业结构。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由于金融发展包括了总量增长和结构改善，因此，近年来关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较多关注。

金融结构的内涵相当宽泛，且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层次性，与“二分法”金融结构视角的研究相比，其他视角的研究相对单薄。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研究金融问题，还是研究产业问题，都不能忽视区域差异，金融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仅是各要素间以及要素内部的协调和转换，而且也应当包括区域间要素的协调和转换。因此，在研究我国金融结构问题时，应当对金融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集聚和扩散）给予重视。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Martin和Minns[1]、Dow和Rodri[2]、Klagge和Martin[3]、Martin[4]等从地理学视角对金融空间系统变化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范方志和张立军[5]对1978―2000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王辰华[6]研究了我国金融资源与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的制度逻辑与绩效问题，指出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是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由外生化转向内生化的集中反映。王纪全和张晓燕[7]通过比较1990―2003年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指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是影响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两大因素。崔光庆和王景武[8]认为政府制度安排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区域金融差异的两个决定因素。张汉飞[9]认为金融空间结构表现为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和分散，指出金融空间差异新变化是金融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彭宝玉等[10]基于对河南省数据的分析，认为在金融集聚经济的强大的作用下，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牛润盛[11]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金融空间溢出的转化机制及驱动因素，指出金融空间溢出效应可以减弱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王霞等[12]以科技金融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认为一个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科技基础。李鑫等[13]基于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数据的分析，考察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发现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迹象。

上述关于金融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金融资源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对产业结构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以金融空间结构为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分析我国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市、区）。并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理论上为我国金融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二、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二维式”金融资源空间分布

白钦先[14]认为，金融资源包括三个层次：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和货币资金；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及其运行法规、金融人才与金融意识等；整体性高层金融资源，即由国家掌握的具有垄断性、独立性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等。由于整体性高层金融资源不具有区域性，因此，本文主要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

1.存款、贷款资源的空间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地区间呈现出不平衡态势，与此相对应，存款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也不均衡，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分布状态，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存款规模依次梯度递减，东部地区存款规模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如表1所示，1978―2013年，东部地区存款额占全国存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最高时达到73.3%，接近总额的3/4。中部地区存款额占总存款额的比重呈现出“升―降―升”趋势，先由1978年的21.9%逐步上升至1984年的26.1%，自1988年开始比重不断下降，2005年已降至18.0%，之后比重开始稳步回升，2013年已达到19.4%。西部地区存款额所占比重则 “稳中有升”，与中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3年中西部仅相差0.2个百分点。 从存款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增长最快，1978―2013年年均增速达到21.2%，东部地区次之为20.4%，中部地区最低为20.1%。

1978―2013年，三大地区贷款规模均出现显著增长，其中东部地区年均增长16.8%，中部地区年均增长16.9%，西部地区年均增长19.3%。从三大地区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看，东部地区自1979年开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2003年达到67.3%，之后略有回落，但仍然超过60%；中部地区则呈现 “先升后降”趋势，由20.5%逐步上升至33.4%，之后持续回落至17.7%，2012年开始出现回升势头，但自2009年开始中部地区已落后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1979年后有所回落，1985年开始逐步回升，2009年达到17.9%，首次超过中部地区，2013年则达到20.0%，高出中部地区1.7个百分点。

2.证券市场资源的空间分布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大量实物资本开始取得相应的金融资本形式，各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不同，资本转化的程度也就不同。如表2所示，我国的实物资本转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东部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而中部、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从上市公司股票市值来看，东部地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部地区股票市值占全部股票市值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已由1990年的57.2%上升至2012年的79.6%，而中部、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在近几年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与中部、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证券交易更为活跃。2000―2012年，我国三大地区的证券交易额占交易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由东部向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但不平衡状况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交易额基本占到交易总额的3/4甚至更高。证券市场发展滞后，使得中部、西部地区大量企业难以将实物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无法实现企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3.保险市场资源的空间分布

总体来看，我国保险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如表3所示，从保费收入来看，1990―2011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58%以上，多数年份超过60%，远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保费收入所占比重在18%―23.5%之间波动，西部地区则在14%―20%之间波动。我国三大地区的保险密度差距较大，1990―2012年间除少数年份外东部地区保险密度超过中部、西部地区保险密度总和，自2008年起东部地区保险密度超过1 000元/人，中部、西部地区保险密度差距不大，近几年中部地区保险密度已逐步赶超西部地区。1990―2012年我国三大地区保险深度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由1.0%扩大至2.8%，中部地区由0.7%扩大至2.5%，西部地区由0.8%扩大至2.6%，三大地区间保险深度差距不大，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

（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

本文主要从金融组织体系角度分析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的空间分布状况。当前，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主要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

1.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

由于物理网点是银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和服务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个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分布变化，来描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如表4所示。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呈现东部地区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略少的格局，2013年末东部地区占比接近49.7%。政策性银行是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其网点设置表现为相对均衡的区域分布特征。从2013年数据来看，三大地区政策性银行网点数量基本持平，基本体现了国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股份制商业银行遵循市场化原则运作，网点设置主要依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2013年末东部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数量占比接近64%，远远超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中资银行不同，外资银行在国内的布局更注重效率原则，因此，其分支机构设置往往集中于那些经济基础好、市场潜力大的大中型城市，即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2013年末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外资银行网点数量占比合计不足13%。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均设置在本地区内，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其成立之初基本按照“一乡一社”设置，网点分布与乡镇分布基本一致，在各区域间差别不大。

2.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空间分布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区域不均衡”格局，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总部多集中在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东部省份的总公司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资本实力和知名度上都远远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5所示，2013年末，东部地区证券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80%，保险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7.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总部数量相当，中部地区基金公司总部数量依然为零，西部地区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总部数量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三、金融空间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1.金融空间结构指标

目前，我国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型”，股票、债券、保费收入等在金融资产结构中比重相对较小，存款和贷款是最主要的金融工具。在相关研究中多采用金融相关比率（包括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戈式指标通常被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麦式指标通常被简化为M2与GDP之比）作为金融资源的衡量指标。但分析区域金融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各地区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难以直接使用戈式指标和麦式指标，基本采用各地区存款和贷款之和作为金融资产的一个窄的衡量指标，来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金融空间结构，本文设置两个指标：

（1）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金融资源=存款+贷款+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用FA表示，该指标相对于以往的金融资源指标更为全面。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别用“_E”、“_M”、“_W”表示，如FA_E表示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

（2）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来反映我国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差异，用CV表示。

CV=σX-（1）

其中，σ表示标准差σ=∑ni=1（Xi-X-）2n；X-表示三个地区金融总量的平均值；n为地区数量，本文取值1―3；Xi为第i个地区的金融总量。CV值越大，表明地区间金融资源分布差距越大。

2.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

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和相关研究文献，产业结构升级在实践中表现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参考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总产值的比值来度量产业结构的升级，用CYJG来表示，即：CYJG=（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GDP。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宏观经济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为避免回归过程中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首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种类较多，但其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其1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Engel和Granger研究认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可以是平稳的，即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上述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本文利用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Engel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方程残差项的两步法平稳性检验；另一种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的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方法对上述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指标与三大地区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的VAR模型。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协整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式（2）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正向协整关系，而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负向协整关系。在影响程度上，西部地区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相对较小，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产业发展对资金的依赖程度小于中部、西部地区。

其次，建立产业结构指标与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的VAR模型。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信息准则确定，本文采用不带截距项的检验模型对VAR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式（3）表明，我国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存在正向协整关系，即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扩大，对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略高于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变动幅度。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我国三大地区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与产业结构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但尚不能判断金融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述VAR模型，分别对各个变量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均是产业结构指标的Granger原因，而不存在反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不是产业结构指标的Granger原因，而产业结构指标是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的Granger原因。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地区的金融资源总量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影响，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增加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负面作用。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以及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导致金融资源外流；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的变化并没有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异变化产生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由东部地区主导，东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金融资源向本地区集聚，导致金融资源空间分布差距扩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和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两个维度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进行了考察，并构建了金融资源空间分布指标和金融资源空间差异指标，对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的金融空间结构呈现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显著特征；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由东部地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金融资源集聚，使得金融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改善我国金融空间结构不仅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改善金融空间结构并不是要消除这个差异的存在，而是要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实现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协调、合理配置。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我国中央银行自2004年4月25日起开始实施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然而这种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依据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而定，不同区域的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差异，其效果是促使风险类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更为审慎，但在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方面作用有限。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将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发达地区略高于欠发达地区，使存款准备金率体现出区域差异，从而起到平衡区域间资金投入的作用。

金融年中总结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5－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银行业是金融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中国银行业税收负担的高低有所争论，主要形成了两种相反的观点：(1)银行业税负过高论。王聪(2000)、王军(2008)、李伟(2009)、童锦治(2010)等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银行业税负过高，应降低税负。其主要依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税负依然偏高。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免征银行业的增值税。二是和国内其他行业相比，国内同属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文化体育业适用3％的营业税税率，低于银行业5％的税率。因此，应进一步降低银行业税负。(2)银行业税负不高论。王敏、龙腾飞(2010)从我国宏观税负、国内其他行业税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我国银行业的税负水平，发现当前我国银行业税负水平并不高。因此，对于降低银行业税负的相关政策建议。应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

银行业的税收负担孰高孰低?本文力图立足于金融行业内部比较与服务行业的外部比较两个视角，利用2000～2009年的A股市场公开数据，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对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状况与变动趋势进行更微观的实证分析，以便为国家制定与调整税收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与政策建议。

二、金融企业税收负担实证分析

(一)实证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目前我国A股上市的金融企业有28家，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包括银行类金融企业14家、保险业3家、证券期货业9家、金融信托业2家。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以在深沪两地A股上市的金融企业为总体，并剔除了年度内数据有缺失的企业、年度内实际税率小于零的企业等样本。

2、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问题进行探讨。在计算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时，采用以下公式。

平均实际税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前利润＋营业税及附加)

(二)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分析

1、1994～2009：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总体趋势分析。

(1)上市金融企业平均税负趋势。

我们首先从总体上对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趋势作出分析。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1994年至2000年，上市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最开始处于减小状态，并在1998年达到低点；从1998年开始，实际税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并在2000年、2001年达到最高点。自2001年以来，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税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到2009年上半年，已降至30％左右的水平。

自2001年开始，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由8％分三年下调到5％，2003年之后，营业税率都保持在5％的水平；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和2009年新《营业税暂行条例》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

(2）各年度平均实际税率分布区间。

税率分布区间反映了历年来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所集中的区段，对金融企业税负范围作出了一个总体的描述。表1为分年度上市金融企业在各平均实际税率区间上所占的比例。

由表1可知。我国上市金融企业平均实际税率主要集中在20％～55％的区间内。自1994年来，实际税率在20％～25％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比例总体呈减少趋势，在2008年达到高点24％，随即继续减少；实际税率在25％～30％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比例变化总体呈U型，自1994年以来逐渐减少，在2006年只占上市金融企业总体的4.2％，但从2007年起，又逐渐增加：近年来，实际税率在30％～35％之间的上市金融企业数量呈增加趋势，而实际税率在35％～55％之间的企业数量是在逐渐减少的。因此可见，近年来，我国上市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呈逐年降低态势。

2、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结构分析。

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虽然同属于金融行业，但是由于二者所经营业务不同，其税收负担也有所不同；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银行业的经营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与非银行金融业联合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已经成为一种竞争趋势。在业务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两个行业的税负情况如何，值得我们探讨。

(1)总体税负状况。

通过对银行类金融企业和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分别分析，并采用相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得到两个行业的总体税负情况(见图2)。

由图2可见：①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自2001年开始总体均趋于下降趋势，但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下降幅度大于银行类企业。②1994～2004年，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总体上高于银行类金融企业：从2005年开始。银行类金融企业的税负高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两类企业在2009年中期都降到了30％左右的水平。

(2)平均实际税率波动状况。

为了考察历年来银行金融业和非银行金融业内部的税率变化大小，我们对两个行业内部不同年度税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1994年以来，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都不稳定。其中，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变异系数比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大，因此，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对税收政策的敏感度较强。

(3)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状况。

为了考察银行类金融业和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各个年度行业内部的变异系数进行考察，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①在整体上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别不断波动且呈下降趋势，而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却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是不断上下波动。②两类金融企业内部税率变异程度各有不同，从银行类金融业来考察，在2002年以及2003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相对较小；而从非银行类金融业来考察，在2000年以及2007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相对较小。③总体来讲，大部分年度内，非银行类金融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大于银行类金融企业。

由分析可见，银行类金融业内部的实际税率分化没有非银行类金融业严重。造成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负差异较大的原因有企业规模因素、盈利能力因素以及地区因素等：同时，非银行金融业内部包含了证

券期货业、保险业、金融信托业等行业，行业上的差别也可能是非银行类金融业内部实际税率分化严重的原因之一。

(三)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税负差异分析

将金融企业税负与服务企业税负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金融企业作为一种中介机构，其本身提供的就是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服务业；--是在我国现行税制下，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税制结构基本相同，因此二者具有可比性。与服务企业的税负进行比较，可以对我国金融企业税负是否过高作出较合理的判断，并为探寻金融企业税负合理区间提供经验依据。

1、总体税负状况。

我们首先从总体上考察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趋势，并对二者的差异作出分析。两个行业的总体税负情况如图3所示。

总体来讲，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高于上市服务企业。虽然二者的名义税率都基本相同，但是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由于金融行业的行业特性等原因，导致金融行业的实际税负高于服务行业。

2、平均实际税率波动状况。

为了考察历年来上市金融业和上市服务业内部的税率变化大小，我们对两个行业内部不同年度税率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都不稳定。其中，服务企业的变异系数比金融企业的大，因此，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对税收政策的敏感度较强。

3、行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状况。

为了考察金融业和服务业内部各企业税率差的变化趋势，我们对各个年度行业内部的变异系数进行考察，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①在整体上，上市金融业内部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别呈下降趋势，表明金融业内部各企业的税率分化在逐步缩小，但是在2000年，其变异系数达到1.165之高，这可能是由于非银行金融业内部税率差异分化严重所致，但也不排除随机影响；相对于金融业，服务业内部各企业实际税负差别波动较大。②两类企业内部税率变异程度各有不同。对于上市金融业来讲，在2007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相对较小：对于上市服务业来讲，在2008年，其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税率差相对较小。③总体来讲，大部分年度内，上市服务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大于上市金融企业。由此可见，上市金融业内部的实际税率分化没有上市服务业严重。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总量：逐年降低，税负仍较高。(1)税负水平逐年降低。近年来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与改革使得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逐年降低。从2001年到2009年中期，平均实际税率已由57％降至30％左右的水平，国家的减税政策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税负总量仍然较高。第一，虽然自2001年以来，上市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在不断减轻，但是其总体税负还是较重。研究表明，历年上市金融企业税收负担水平即实际税率，全部都高于法定最高税率25％。这种状况说明金融企业承担了较重的税收负担，而且税收优惠程度很低。第二，尽管在行业性质、税制结构和名义税率上，金融业和服务业都比较相似，但是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实际税收负担却明显高于上市服务企业。因此，尽管自2001年来上市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在不断下降，但现在仍有下降的空间。

2、上市金融企业的税负结构：结构欠均衡。(1)金融企业内部税负结构变动。银行类金融企业与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税负差异分析表明：①两类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变化趋势不同。1994年至2004年，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总体上高于银行类金融企业；而从2005年开始，银行类金融企业的税负高于非银行类金融业。虽然两类企业在2009年中期都降到了30％左右的水平，但是以后仍然可能出现变化。②两类企业的政策敏感性与内部税率分化程度不同。1994年以来，非银行类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程度较银行类金融企业大，其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也比银行类金融企业强；同时，非银行类金融企业内部税率分化严重，而银行类金融企业却不明显。(2)金融企业与服务企业的税负结构变动。上市金融企业与上市服务企业税负差异分析表明：两类企业的政策敏感性与内部税率分化程度不同。1994年以来，上市服务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变化较大，其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较强；上市服务企业内部平均实际税率的差异较大，税率分化较严重。

(二)政策建议

金融年中总结篇（11）

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一个产业在成长中，对外融资依赖程度越大，金融发展对其促进作用越大，所以，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工作会议决定“加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商品供给与商品需求，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为中介的信贷市场和以交易所为中介的证券市场来实现；其二，通过政府金融政策，其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一起对产业结构调整起作用。而目前廊坊市产业结构定位于“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生态型产业结构，需要金融发展支持的重要配合。

一、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的机制分析

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劳动力、资金、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支持，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到来，资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导致金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金融成为经济的中心，金融掌握了很多基础资源、原料、产品的定价权，这也导致了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发展使各种金融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合理配置，达到较优的效率，其对产业结构发挥着促进、引导、激励、调整作用，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越显著。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各种商业类金融机构的影响，特别是信贷市场的商业银行和直接融资的证券机构。商业银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主要通过存款贷款行为实现资金在不同产业间进行分配。存款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或个人的流动性充裕，对多余的资金寻找投资出路，贷款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少问题，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蓄水池，可以实现资金的跨期交易，进而解决资本的充裕、短缺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消费信贷通过影响个人现在与未来跨时期消费的构成结构，来影响不同时期产品的需求，从而促使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信贷通过资金在不同生产主体间的分配，支持或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资金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的流动，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达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证券机构的影响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与二级市场的交易来实现资金在产业间分配。一级市场通过证券首次公开发行为企业筹集资金，越具有成长力、发展前景的企业吸引资金越多；二级市场通过股价的波动反映企业各方面的信息，使资金流向更具效率、更具投资收益率的企业，从而使资金支持相应企业或产业的发展，达到产业结构升级。

2.政策性金融机构与金融政策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对国家公益性产业，发展初期尚未盈利的优质前景产业进行扶持。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于发展初期尚未盈利的优质前景的国家公益性产业，由于其高风险性及公益性，商业类金融机构不愿为其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只能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发展。

金融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包括资本市场准入政策、信贷倾斜政策、利率差别政策。资本市场准入政策通过证券市场的一级市场规定与审核首次公开发行条件，二级市场规定与审核再融资标准来扶持或抑制相关产业的发展；信贷倾斜政策通过指导干预商业银行的投资信贷、消费信贷、出口信贷来实现。投资信贷倾斜用来扶持高效率、好前景的产业，抑制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消费信贷倾斜用来引导居民消费，使其消费趋向于国家规划的环保产业、朝阳产业与高效产业，出口信贷倾斜用来鼓励相关产业出口创汇，使其健康发展；利率差别政策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产业制定不同的利率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比如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打折政策。

二、廊坊市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1.金融资源总量不足。2010年，廊坊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786.35亿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477.00亿元。用金融深化度衡量廊坊市金融资源总量的情况，可以完整刻画廊坊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其数值等于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年GDP之比。2010年末，廊坊市金融深化度为3.7789，而同期石家庄市为5.5826，远远大于廊坊市的金融深化度，可见，相对于经济总体水平而言，廊坊的金融资源总量远远低于石家庄市。此外，2010年，廊坊市金融业生产总值占其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为5.75%，而同期石家庄比重为13.14%，河北全省为10.17%，相对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廊坊金融资源总量也显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