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学论文大全11篇

民族医学论文篇（1）

1.2理论和实践结合，注重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和授课技能水平的提高从事兽医药理学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药理学知识，同时应积极深入生产实践，保证在药理学的教学过程中，及时地把临床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展示给学生，通过病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药物治疗的原理，积累经验。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兽医药理学理论知识的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并从机理上阐述药物选择和使用的前因后果。这样，教师的临床技能和素质也会得到较大的提高，在后期的教学中会更加完善和丰富。此外，在课余时间，教师应积极提升自身素质，不断补充新的知识和实践经验，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和知识竞猜等方式，改变填鸭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充分发挥教学中教师的教书育人作用，正确引导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念，重视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达到教学相长的有机结合。

1.3改善课题授课模式，注重实践创新通过课堂互动教学与课外兴趣小组相结合，着重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培养创新意识，对实践创新的研究和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引导学生在教学和实践环节中焕发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积极提升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实习

在动物医学专业理论学习过程中，实习是一个必要环节，结合兽医药理学课程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要确定在实验实习、教学实习、毕业生产实习等环节对兽医药理学进行相应的改革和探讨，以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2.1实验实习阶段与国外相比，国内农业院校的兽医专业课程课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理论课时数量不够，实验课时所占比例也比较小，阻碍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开发，而且实验课程和理论教学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实验实习阶段，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加强实验教学，要从实验室硬件建设抓起，培养学生的独立创造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根据理论知识设计简单可行的药理学实验，并利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改变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法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problem-basedlearning），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其综合素质。此外，针对现行实验指导书以验证性试验为主的实际情况，尝试调整各类型实验比例，增加药物代谢规律研究和抗微生物实验方法比较2个综合性实验，拓宽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此外，在实习阶段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与校内外相关兽药企业，尤其是民族地区兽药企业的合作关系，利用校企合作的机会，使学校教学资源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促进实践、实习教学基地的建立和完善、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动手机会，增强其科学研究意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2.2教学实习阶段在本科教学实习阶段，应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在民族地区基层进行授课训练，不仅可以锻炼学生语言组织能力和授课能力，通过讲课的方式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养殖户，更好地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根据民族院校学生生源广泛的特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深入到基层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结合当地药物资源，引导学生结合当地的民族习惯和生活经验，收集药用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自发设计简单的药理学实验，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学实践的内容，而且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以致用的兴趣，更好地学习动物医学专业的相关知识。在动物实验方面，引导学生有效利用民族区域的珍稀动物资源，不仅能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更能激励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服务家乡特色养殖业发展的热情，同时也可以从实践中验证民族地区用药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2.3毕业实习阶段在毕业实习阶段，建议安排学生去基层锻炼，养殖场、兽药企业和动物医院等实习基地不仅能够为兽医药理学的实际运用提供空间，而且能够为动物医学专业学生提供大量的动手机会，培养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锻炼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尤其是养殖场和动物医院，它能够为学生提供直接的病例，而且在这些实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动态的发病病例，能够激发学生培养动态的理疗观念和用药调整等治疗手段的变化，及时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并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尽可能多地举办兽药知识相关讲座，让学生直接到养殖企业或者农村散养农户进行集中培训，将学到的专业知识时传达给养殖人员。同时，积极吸取养殖人员的临床经验，进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互动交流，丰富和完善专业知识结构。总之，在实习阶段必须要充分发挥兽医药理学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把实验实习、教学实习和毕业实习3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简单地将之与其他专业课程割裂开来，更好地发挥其基础地位的作用。通过实习，不仅巩固了课程理论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又锻炼了学生动手和科学观察的能力，更好适应为民族地区培养复合型动物医学专业人才的目标。

3课程考试

课程考试要避免考试方法的单一化和考试内容的条化，改革考试形式，灵活运用笔试、口试和实验操作技能等考核方式，鼓励采取多种考核方式联合运用，达到全面考核的目的。考试内容尤其是笔试范围的内容，不仅要加强教学大纲的学习和试题库的建设，减轻学生的负担，还要增加题型的多样性和覆盖面，通过名词解释、填空、判断改错、简答和材料分析综合题等多种题型来增加内容的覆盖面，同时试题的设置也要有一定的区分度，突出重点，努力加大学习自由度，为学生发展提供空间，对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能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民族医学论文篇（2）

中医学是指起源和发展于中国地域的，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整体观念为其主导思想，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等为其认知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研究人的生命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防治规律，研究养生、康复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科学[1]。中医学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抗争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其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的感性认识，通过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因病机等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性认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狭义上把“中医药”等同于“汉族医药”，而把其他少数民族在与疾病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药理论、技术技能称为狭义的“民族医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渗透融合。中医学、民族医药、民间草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的传统医药学。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医药，民族医药也不断从汉族医药知识中汲取有用部分。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民族医学论文篇（3）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和地位

1．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经验(或医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所称的民族医药则是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蒙、维吾尔、傣、壮、苗、瑶、彝、侗、土家、回回、朝鲜族医药等等。这些以不同民族名称命名的传统医药学知识，或自成体系，或以专科特长而闻名，在现代西医学传人之前，为各民族应对地方性疾病和常见创伤等，发挥过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民族医”的概念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专业的或政府的各种文件资料中。

事实上，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所述的民族医药为后者。我们不赞成以“中医学”的概念总括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就现代民族医药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积累和医学创造的集合，显然不能包括在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范畴之内。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药中的一个分支、一种附属品，而是与中医药处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从学科角度而言，中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应当是姊妹学科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医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医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列在中医之下，这就造成中医药对民族医药的长兄代父现象。

2．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附则”中申明：“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应当有如下含义：

第一，民族医药享受与中医药同等的待遇。民族医药在理论体系、历史传统和诊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医药，但是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同属于中华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族医药学有它独立的医学地位。民族医药并不从属于中医中药，在民族医药条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况下，民族医药的管理是参照中医药管理条例执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汉族医药为主的中医药显然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独特性

尽管民族医学在概念上已体现了与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国家在政策上也赋予其与中医学平行的地位，但现实中，由于少数民族医学发展比较滞后，缺乏统一、平衡发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归于中医学的范畴。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流是儒、道两家。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思想的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文化土壤则不同于中医学，它是5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集合，因此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必然具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2)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3)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4)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5)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

相对于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自然药物为资源，采用适合本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行医方式，以本民族为服务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西拉、巴干达的三根理论及七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学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气质论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维吾尔族人民自身的医学经验并吸收了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等理论形成的民族医学；傣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壮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阴阳为本、天地人散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水路)和巧坞主神理论；苗医学的理论是纲、经、诊、疾，即两纲(冷病、热病)、五经(冷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三十六诊、七十二疾。

3．医疗技法和用药特色

人们往往以神秘、猎奇的眼光探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其实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无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着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学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医治的病种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用的药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产的植物、动物等。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如藏医药对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对骨折、脑震荡、再生障碍性贫血，维医药对哮喘、白癜风，瑶医药对肿瘤、红斑狼疮都有很好的疗效。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医疗技法上也独具特色，如藏医学的尿诊、灌肠疗法、艾灸疗法，蒙医学的拔罐穿刺法、外伤和正骨疗法、震脑术，壮医学的目诊、耳诊、药线点灸疗法、药物竹罐疗法等等。另外，各民族医学在诊疗的同时，多注重药物疗法和精神疗法的协同作用，在给予病人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导意向等心理治疗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目的。

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各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及发达地区，甚至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地进行民族医学的相关调研，调查覆盖了江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状况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缺医少药、医疗设施简陋、医学人才队伍规模过小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和其他环境恶劣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摆脱了缺医少药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小。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教育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就医难的主要原因有：医疗设施不健全；边远贫困山区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受经济条件限制，负担不起药费及治疗费。

(2)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据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报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医疗资源却仅占全球总数的约2％，或者说，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张病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医疗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现象更为严重。

(3)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现代医药服务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够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价高昂而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用药简单、看病便宜、对地区多发病和常见病有着较好的疗效等事实耳闻目睹，因此倚重民族医药、偏爱民族传统医药也就顺乎情理了。

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1)民族医药在近代丢失太多，继承不足，适应现代社会的科研起步较迟、起点低。(2)民族医药制药企业起步晚，人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十分薄弱。(3)民族医药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成药产品质量控制不完善。(4)国外众多的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完善的专利申请策略，已开始仿制与精加工我国的民族传统成药，并进一步研发新药，从而对我国民族医药构成了威胁。(5)民族医药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围内使用和传播，有的用药经验仅以口耳相传，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制约。目前，兼通现代医药、民族医药和语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医药术语的规范译释工作进展缓慢。大多数民族特色药物的有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理论、应用、技术方法的创新尚处于空白，现代药品管理的各种规范很不完善，这些都与国际标准和市场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健康发展是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基本对策

1．高等教育要为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培养高级人才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适应21世纪发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多数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学校与附属医院之间未形成人事管理一体化的机制，教师脱离临床，除老教授外，多数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缺乏临床锻炼的机会和临床实践的经验，医、教分家现象突出；缺乏专门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教师培训的教材；学生动手操作机会少，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基本没有实验课程；重专业教材而忽视其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的学习，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学术思维局限，适应社会能力不强。此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还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缺乏从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缺乏相关的职业考试制度；缺乏专业的继续教育项目，社会认同程度不够。这样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复合型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已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未来。

21世纪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能否迎头赶上，根本取决于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其中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适应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优点，开发国内传统医学教育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合2l世纪长久发展、合理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2)总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3)结合民族文化特点，构建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径，不能走“中医西化”导致资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基础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员少、整体素质不高，对民族医药体系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古以来在个体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各立学说，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逻辑性、科学性不强，难以适应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使得民族医药创新后劲不足。

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必须在保持其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的同时，加强专业研发工作。加强专业研发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保持特色，即坚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坚持用其特有的理论和技术从事医疗和科研；发挥优势，即发扬其疗效好、副作用小、费用低等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现代医学难以克服的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是不平衡的，其积累和遗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继承和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问题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医药问题，而应当结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视角，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进行考查。既要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医疗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医药文化，又要重视医药的实际开发研制。民族医药科研的关键是“创新”，尽快开展寻找和使用珍稀濒危药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匮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态势，加快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应不断开发民族医药的新药产品，使民族医药的品种更多，档次更高。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应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格局，各科研机构既有合作又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3．应用及产业化

以往的少数民族传统药品生产环节较薄弱，其产业处于自产自销、自制自用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没有现代化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疗效的不断肯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需求量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自1995年以来，研制开发的新藏药就有80多种，其中12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蒙药现已开发利用120多种，年产1．5万公斤，产值达575万元。目前开发利用的维药达140多种，自1993年以来，有17种维药通过新药评审，深得各界群众的赞誉。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民族药生产企业，完全改变了小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和药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98年，贵州省有民族药品生产企业70多家，产值达到7．8亿，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区至1999年，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已达22家，产值3亿，现已有70％以上的县建立了藏药厂或藏药制剂室，藏药占全区医疗用药的比例为70％以上。

民族医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4C-0029-02

医德作为医务人员职业心理素养、职业精神道德和职业行为的统一表现，调整着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医德思想作为我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值得挖掘、继承和发扬光大。民族医学是我国医学的分支，蕴涵其中的医德思想，曾激励一代又一代各民族医学先驱投身于医疗事业，造就了许多悬壶济世的名师大医。发掘整理和总结民族医学中的宝贵医德思想，对于提高医务人员的素养以及医学生医德的品质，加强医德修养，推动医德医风建设及改善现代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一开始没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因此，有关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文献散见于相关的汉文记载中。本文以右江民族医学院为例，对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进行探析。

一、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起源

壮族医学医德思想贯穿在壮族医药理论中，和壮族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同步的。早在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就已经有了针刺石砭、按摩导引、修心炼性治病方法等，而且，对药物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只是由于壮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医药知识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流传或经过汉文史料记载得以零散流传，这些流传下来的壮族医药理论中就包含了最初的医德思想。

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医学《黄帝内经》给予壮族医药理论巨大的影响。例如，《灵枢・师传篇》讲述了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承担的社会责任；《疏五过论篇》描述了医生过错的五种表现形式，同时指出好医生应该具备的医德内容和标准；《素问・徵四失论篇》从医生的临床实践出发，总结出诊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差错，以实例对医生从思想上进行教诲。中医学的医德思想对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一些广西少数民族地方志、博物志以及地方文献如《岭表录异》、《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等中可以看到，中医学的医德思想以及壮族传统文化、壮族医药理论中的道德知识相互交流、碰撞和沉淀，最终形成了和中医学医德思想相通而又保持着一定特色的壮族医学医德思想。

三、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内容

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受中医学传统医德的影响，因此，其内容和中医学传统医德的一些方面是相互交融、共通的，但是，由于壮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

（一）医德基础――持身正直。医德思想基础是持身正直。壮族医家的重要品格之一是为人正直。在壮医的心中，能为本族人祛病健身是神圣的工作，将此项工作作为谋财敛财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壮医看病，并不注重诊金，而看重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因此，壮医深受群众的尊敬，是社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

（二）医德原则――仁术爱人。中医学传统医德思想推崇“医乃仁术”，行医目的在于为民解厄除疾，壮族医学医德思想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孟子“仁者爱人”、“民为贵”的思想在壮医身上得到了体现。“仁”不仅包含了壮医仁爱、仁慈的品格修养内容，也蕴涵着医者救死扶伤的仁义道德观，这就使得“仁术爱人”的医德原则薪火相承，世代流传，因此，历代壮医都躬亲推行“仁术爱人”原则。

（三）以德治学，精研医理。壮族医学理论吸收中医学的一些内容，并加入了壮族先民的医疗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用于指导临床。将壮族医学理论发扬光大使之造福壮族人民是历代壮医的心愿，因此，壮族医家普遍都精研医理，治学态度严谨，是良好医德的重要体现。

（四）德行合一，尊重生命。壮族医家以高尚的医德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做到德艺双馨、德行合一。在诊病过程中关心患者，一视同仁，对于不能救治的患者，也如实以告，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此外，壮族医家之间也相互尊重，以谦和慎言为处理同道之间的道德原则。壮族医家的这种道德操守，使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四、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

现代医学奉行“技术至上”，但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感到单纯的医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医学面临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断冲击，医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医学的内涵，在认同医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医学的人文社会属性。因此，要在医学教育中重视塑造医学的精神价值，培育医学人文主义价值观，建立医学教育的精神家园。下文以右江民族医学院为例，探讨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以期对其他医学院校（特别是民族医学院校）有所启发。

（一）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医学的发展使专业更细，但研究成果的获得强调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因此，对个人的要求更高。医学专业的教师要精通专业并具备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在重视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还要涉猎壮族医学知识、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科新知识等，这是右江民族医学院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前提。尽管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培养一支合格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队伍，有助于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教育和传播。

（二）将壮族医学医德思想融入人文学科。现代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关于壮族的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可先让医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收集，引导学生进行思索，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学生在教师正式介绍前对壮族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有一个认识，又能让学生学会如何整理和总结文献并提炼观点。人文学科包含许多研究方向，可以结合人类学和医学伦理学形成伦理人类学，因此，可在讲述人类学或医学伦理学或伦理人类学等内容时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三）开展内容丰富的第二课堂教学。教师除在课堂上讲述壮族医学医德思想外，还应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这有助于医学教育的深入，即鼓励学生以小组或班级为单位，在院系甚至全校范围内举行有关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辩论赛或演讲比赛；或者由人文社科部牵头，邀请一些壮族医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有关的学术讲座，通过这些壮族医家的言传身教，激发学生学习壮族医药医德的热情，这对于民族医学院校继承民族医学有特殊的意义。此外，还可以通过写听后感或举办征文比赛活动这些方式，让学生有表达想法和做法的机会。第二课堂教学的成功开展，将会在校园内形成一股学习医德、提高人文道德素养的良好风气。

（四）寻访壮族医家。民族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分支，都有本民族的名医大家，右江民族医学院地处壮族聚居地，不乏壮医名家，可以利用每年壮族药市（药材集市）的机会，让教师带领学生去拜访一些德高望重的壮医名医；或借助每年暑期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实地走访或跟师学习，通过这些方式，学生既可以学到医术又可以受到名医大家医德医风的教育，可以和课堂教学方式相互补充。

在医学人文素养教育中，有关医德内容的教育是其中之一，对民族地区的医学院校而言，将本民族医学的医德思想渗透进去，是一种尝试，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本民族医学的认识。壮族医学医德思想是壮族医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散见于一些汉文史料记载，对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研究随着更多史料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工作的实现而不断深入，其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将这些内容丰富的医德思想融入医学人文教育，是提高民族医学院校学生整体素质的一条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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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红.壮族伦理道德的艺术抒写：广西壮族师公戏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4]尤吾兵.“仁”――医德的元德[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5）

[5]欧阳维富.论医学技术主义的人文困境与救治之道[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11）

民族医学论文篇（5）

    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内容

    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受中医学传统医德的影响,因此,其内容和中医学传统医德的一些方面是相互交融、共通的,但是,由于壮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

    (一)医德基础———持身正直。医德思想基础是持身正直。壮族医家的重要品格之一是为人正直。在壮医的心中,能为本族人祛病健身是神圣的工作,将此项工作作为谋财敛财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壮医看病,并不注重诊金,而看重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因此,壮医深受群众的尊敬,是社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

    (二)医德原则———仁术爱人。中医学传统医德思想推崇“医乃仁术”,行医目的在于为民解厄除疾,壮族医学医德思想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孟子“仁者爱人”、“民为贵”的思想在壮医身上得到了体现。“仁”不仅包含了壮医仁爱、仁慈的品格修养内容,也蕴涵着医者救死扶伤的仁义道德观,这就使得“仁术爱人”的医德原则薪火相承,世代流传,因此,历代壮医都躬亲推行“仁术爱人”原则。

    (三)以德治学,精研医理。壮族医学理论吸收中医学的一些内容,并加入了壮族先民的医疗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用于指导临床。将壮族医学理论发扬光大使之造福壮族人民是历代壮医的心愿,因此,壮族医家普遍都精研医理,治学态度严谨,是良好医德的重要体现。

    (四)德行合一,尊重生命。壮族医家以高尚的医德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做到德艺双馨、德行合一。在诊病过程中关心患者,一视同仁,对于不能救治的患者,也如实以告,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此外,壮族医家之间也相互尊重,以谦和慎言为处理同道之间的道德原则。壮族医家的这种道德操守,使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

    现代医学奉行“技术至上”,但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感到单纯的医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医学面临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断冲击,医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医学的内涵,在认同医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医学的人文社会属性。因此,要在医学教育中重视塑造医学的精神价值,培育医学人文主义价值观,建立医学教育的精神家园。下文以右江民族医学院为例,探讨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以期对其他医学院校(特别是民族医学院校)有所启发。

    (一)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医学的发展使专业更细,但研究成果的获得强调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因此,对个人的要求更高。医学专业的教师要精通专业并具备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在重视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还要涉猎壮族医学知识、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科新知识等,这是右江民族医学院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前提。尽管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培养一支合格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队伍,有助于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教育和传播。

    (二)将壮族医学医德思想融入人文学科。现代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关于壮族的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可先让医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收集,引导学生进行思索,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学生在教师正式介绍前对壮族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有一个认识,又能让学生学会如何整理和总结文献并提炼观点。人文学科包含许多研究方向,可以结合人类学和医学伦理学形成伦理人类学,因此,可在讲述人类学或医学伦理学或伦理人类学等内容时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民族医学论文篇（6）

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二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文明，每一个民族都有溯源流长的医药史，记录下了各民族在医药学方面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脚印。各民族的医药文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及后期的发掘、整理、研究，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在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傣医、彝医、藏医的发展较为完善，有全面的医药理论体系，傣医医师资格考试也纳入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系列，与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同步进行。被国家列入“四大民族医药”的民族医药包括维吾尔族医药、蒙古族医药、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其中就有蒙古族、傣族、藏族分布在云南。

民族医药发展，上到国家政策下至地方政府都把该项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2015年3月，国家中药局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提出重视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提案，强调加强对民族医药发展的引导，鼓励民族自治地区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出台促进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法规；制定符合民族医药实际的新药评审标准；对确有疗效和安全保障的民族医药新药要放宽审批条件，下放审批权，经审批的民族医药允许其在本地区流通；加强对多民族省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指导，从实际解决民族医药后继乏人的问题；切实解决民族医师执业资格，支持民族医药进入药品市场主渠道；将民族医药纳入医保，增补民族医药品种。

多年来，云南省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民族医药，如西双版纳、迪庆、楚雄等地政府多次召开民族医药专题研讨会，会议围绕当地民族医药机构建设、产业开发、制定发展规划及实施意见进行研讨，并把民族医药的发展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傣医院、藏医院、彝医院被列为当地医保定点医院之一，民族药品也被列入基本医疗范围，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医院的43种傣族药制剂，156种汤剂和彝医院的6种彝药均被列入当地基本医疗范围。对民族医药科研成果鉴定，医疗事故处理、民族药新药评审及民族医药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工作也实行了同行评议。

为加大民族医药的发展，云南省省级财政每年投入专项经费支持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民族医药院内制剂的研发。目前，云南省已出版了7部《傣医本科教材》和10余部傣族、彝族、佤族、纳西东巴医药等民族医药书籍，研发民族药院内制剂400余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研究制定了一批傣药、彝药民族药标准；建设了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馆内的民族医药展室设有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云南民族医药特色诊治、云南民族药开发成果和云南民族药标本展室四个展馆，收集了民族药标本400多种，中药标本2000多种，包括浸泡标本170种、饮片标本460种，古籍50余册，中医药、民族医药文物、实物等100多件。实现弘扬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文化，展示中医药的系统科学性和民族医药的独创性。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6月27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重庆召开了“民族医药标准化工作座谈会”，对藏、蒙、维、傣、彝、朝、壮、哈萨克、瑶、苗、土家、回、侗、畲、羌、黎十六个民族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候选单位进行评审论证，部署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工作任务，并对《民族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进行了讨论。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评选的“民族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中，云南省共获批3个，分别是云南中医学院（傣医、彝医）、云南省彝医医院（彝医）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医医院（傣医）。基地建设要求按照民族医药标准化进行建设工作。傣医、彝医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将围绕名词术语、技术规范、特色药材、优势病种诊疗方案、临床用药指南、人才培养、管理等方面开展标准研究推广工作。傣医、彝医标准研究推广基地落地云南省，这对全省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2016年9月，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办，州卫生计生委、州傣医医院及版纳药业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年全州傣医药应用推广培训班”在州委党校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美兰在开班仪式上讲话。她指出，傣医药与东南亚民族医药文化有着同根、同源、同宗的渊源，是湄公河流域主体医疗形式之一，在东南亚一带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载体，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以及实用价值，具有极强的开发潜力。

为促进云南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弘扬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2016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重要意义是云南省委、省政府以提高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水平为中心，以完善的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体制和政策机制为重点，以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为目标，明确了扎实推进传统中医药、民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完成不少于50部中医药文献整理出版，建设100个医疗机构实现特色中药、民族药制剂研发，大力建设彝医药、傣医药、藏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的临床研究基地，在2020年完成彝族医药的学科体系建设等多项措施，切实为健康云南的建设添砖加瓦。

民族医药特色疗法

云南省的民族医药文明是云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孕育发展于云南特有的自然环境与民族传统中。云南各族人民积累的大量与疾病做斗争的医药知识是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如哈尼族，早期主要生活在无量山和哀牢山区域，那时他们的疾病主要是高寒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医药以高原医药为主，后来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所面对的疾病也变成了亚热带、热带的常见病，就医用药随之也发生改变。

云南民族医药文明的发展与传承，由于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原因常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不同的传承方式存在可持续性和间断性的特点。其中藏族、傣族、彝族民族医药的发展一直都是可持续性的进行，至今这三个民族的医药理论体系的发展比较完善且具有一定特色和代表。当然，其他诸如纳西族、白族、德昂族、佤族、拉祜族等民族的医药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他们的医药文明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

“巫医结合”是傈僳族医药文明的特点之一，形成了傈僳族巫医文化“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点。傈僳族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经验，傈僳族人民早期的疾病认识经历了原始宗教阶段，基于“鬼”“神”论的影响，认为22种“鬼”是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该民族以“巫医结合”的形式认可巫在医疗救治方面的价值，巫参与治病治疗不仅是傈僳族也是苗族等其他民族常见的救治方式。《怒江中草药》是中国第一部傈僳族药书，书中收录了689种植物药，32种动物药，采用汉文与傈僳文双语对照。另外，云南省著名的曾育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药志》收载了14种傈僳族药，优秀的民族医生周元川收集整理了12种傈僳族民族药。

傈僳族医药虽然没有形成较完善的医药理论体系，却有着较为丰富的医药知识。傈僳族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法进行诊断，望诊是医生采用通过视觉观察病人的耳、眼、鼻和呼吸等来判断疾病的轻重；闻是医生用鼻闻病人散发出来的气味；问诊医生向病人或家人询问发病时间、经过、症状等；切诊是医生用手来摸病者脸和头部。傈僳族医生通过“望、闻、问、切”的治疗方式该民族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傈僳族的草乌解毒法是他们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提到草乌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但说到断肠草却是令人谈草色变的一种草药。傈僳族充分利用草乌的特性，让一味毒药成为一种良方，并成为该民族的特色治疗手段――草乌解毒法，另外，割治疗法、线捆针刺法等独具民族特色的10多种治疗方法都是这个民族的智慧体现。

哈尼族医药是以“二系统学说”为基础形成的医药文明，该理论认为人的身体结构由起支撑作用的骨骼系统和输送各种营养物质的管网系统构成，两系统间以骨骼为中心，管网盘根错节的相互穿插相互盘绕，构成了人的整体叫做人体结构的“二系统学说”，该理论是哈尼族医药的医学理论基础。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哈尼族医药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许多医药知识是在与疾病、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医药知识，它同时吸纳和兼容了中医药学及彝、苗、傣、壮、瑶等各个民族以及泰国、缅甸、老挝等国传统医学的一些理论、诊疗方法和药物知识。

哈尼族医生认为人是否生病就是人体各管道内的风、火、水、气与自然界的相通或平衡，反之则产生疼痛亦为病。针对不同的病症哈尼族都有独特的治疗方式。他们常用的7种治疗方式，几乎涵盖了简单常见的头疼脑热复杂的到特发性脊柱侧弯、关节移位、淋巴结核、胆囊炎等病症的治疗都是采取灯火灸、针挑疗法等治疗方式进行体外治疗。哈尼族的医药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才得到发掘，整理、研究编著了《中国哈尼医药》《西双版纳哈尼医药》《元江哈尼族药》。

白族长期与中原朝廷建立邦交，医药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深受中原影响；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这在《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有记载，在壮族聚居地发现了北宋时期的人体解剖图――《区希范五脏图》，这是中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壮医对解剖有了初步的认识；藏医经过千年发展，无数藏族医生解剖了千万具逝去病人的遗体从中掌握了各种病症早期、中期、晚期病变的人体变化，并于400多年前就绘制出了人是由一颗蝌蚪状的受精卵发育为成熟胎儿生长过程的图案，这幅收藏于布达拉宫博物馆的原图香格里拉博物馆收藏副本的人体胚胎发育图与现代医学人体胚胎发育变化图完全一致。

无论是文中介绍的傈僳族、哈尼族，还是其他民族的医药都和中医学都有着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用药经验和历史命运。民族医药经过发展，傣族、彝族医药已经得到较好的发展，而其他如壮族、纳西族、怒族、德昂族、瑶族等民族医药却鲜为人知，文中也只简单介绍几个民族医药，云南更多的民族医药还有待进一步抢救、发掘、整理、研究。

民族医药“走出去”

云南省早期各民族聚居地是当地民族医药发展的主要地区，但各民族医药发展不能只局限于当地，只有走出去才能更好的促进民族医药的传承发展。2016年，中国―南亚博览会（以下简称“南博会”）上，健康休闲馆首次精彩亮相，展馆内市民云集，不少国际展商都与参展的民族医院、药企洽谈合作。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医医院、云南省彝医医院等众多中医医院参展，以彝医和傣医为主的民族医药，以自成体系的传统疗法也首次在南博会上进行展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走出去”。

南博会已成为宣传民族医药的一个契机和平台，同时能够促进民族医药结合自身特点寻求民族医药新模式，提高民众认可度，实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民族医学。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郑进曾表示，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和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传统医药已成为云南省对外交流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通过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走出去”，也进一步推进中医药、民族医药的教育科研广泛合作。

南博会参展的玉溪市民族医药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张丽华介绍，从2012年开始，她和协会的工作人员对玉溪七县两区的民族民间医药做了普查，其中涉及彝族、傣族、白族等十余个民族，将他们的专长及民族医学来源做了十万多字的普查报告。“一些深谙民族医药之道的老人已经走了，民族民间医药处于濒危阶段，在普查当中就去世了8个民族民间医生，再不做好保护，以后就很难再看到了。”张丽华说。

傣医2000多年历史自成体系的传统疗法，从理论到治疗都自成体系，是一套特色鲜明、疗效显著的传统疗法，不仅在傣族地区有广泛地运用，还流传到一些东南亚地区。

南博会参展的傣医院展示了很多本医药书籍，还有远古时期用于记录医药知识的贝叶经，重点向公众介绍了傣医“四塔五蕴”理论、傣医十大传统疗法、傣医典籍。据了解，傣医的治疗方法、经验大多记载于各种傣医书籍中，为了保护和传承傣医的精髓，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整理出版了33部傣医著作，并且筛选整理出傣医传统经方、验方7000多个。此外，还展出了10余种傣药，比如灯台叶止咳合剂、喉舒宝含片、外用追风镇痛酒等，这些傣药已成为了人们熟知的常用药。

参展的云南省彝医医院则带来了彝医诊疗技术、彝医药书籍和相关物品。彝医药在一些疑难杂症、大病、慢性病的治疗方面有其独到的优势，在骨伤科和止痛方面有独到的用药经验。“彝医水膏药疗法”“彝族药认知方法”已分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云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9月18日，中国、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泰国的代表团出湄公河传统医药交流会学术委员的会议，会议就今后如何发挥大湄公河传统医药交流会学术委员会作用、第八届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会、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传统医药学术交流会的主办方、会议形式与主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指出，首届澜沧江――湄公河传统医药学术交流会暨首届国际佤医药发展交流会是在以往大湄公河次区域传统医药交流会机制下由大湄公河传统医药交流会学术委员会，首次独立开展的学术会议，主旨围绕提升民间医生经验与理论，有利于推广用开展学术交流，参与人员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传统医药管理机构的专家与学者为主。作为大湄公河传统医药交流会的重要成果，澜沧江――湄公河传统医药学院的成立，将为其他五国提供政府奖学金帮助培养传统医药人才。

民族医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513(2010)02-0083-03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Ethnic Medical Research of China

[KH*2]ZHENG Jin,LUO Yanqiu,ZHOU Hongli

(Research Center of Ethnic Medieine,Yun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With more intens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faces great challenges from the Western medical industry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is still very weak in term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ethnic medical research of China and brings up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 ethnic medicine; research; major problems

我国对民族医药开发利用的历史并不短暂，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开发基础［1］.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天然动植物中蕴藏着的巨大药物开发潜力，大量民族医药开发利用的报道发表在《Nature》等国内外期刊上［2-3］，许多国家竞相采用现代技术开发传统医药，抢占国际天然药物市场.面对国际医药行业竞争越演越烈，特别是西医药产业对我国传统医药产业的巨大冲击，我国对民族医药的研究水平和开发力度却还十分薄弱，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许多误区，其发展状况堪忧.下面就民族医药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1 打破区域限制，推动民族医药面向全民，走向世界

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习俗、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文化素质所形成的价值判断、精神使然，使得各民族创造出的医药存在独特性和多元性，同时也表现为趋同性，但非一体性.至今民族医药独特的诊疗方法和治疗效果仍被人民群众广泛使用，民族药的临床应用经验常常被药学家作为发现新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先导化学成分的信息源，民族医药在历代的传承和应用过程中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发展.

要做到民族医药的全民化，首先是营造一种各种医学多元化并存的大环境，要客观、正确地认识各种医学在维护人类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发展局限［4］，让所有医学都能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和发挥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地开展传统医药临床验证和推广应用，发挥传统医药在人民保健中的作用［5］.其次，要善于挖掘和总结各民族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优势和特色，任何一种医学都不可能包治百病.民族医药之所以历经千百年不衰，而且至今在人类的医疗卫生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因为其自身的理论具有特色和优势所决定的［6］.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特有的民族体质，决定了各民族医药在疾病防治中形成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比如，分布于滇南的傣医药擅长治疗胃肠疾病、跌打损伤等外科疾病，分布于滇中的彝医药、哈尼医药擅长治疗风湿性疾病、分布于滇西北的藏医药擅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各民族医药在治疗病种方面各有侧重，在诊疗方法上各具特色［7］，这就是民族医药能走向世界、推向全民的根源所在.

2 坚持医药结合，遵循民族医药发展的自身规律

以民族医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的学者称为“民族医学”，有的称为“民族药学”，将医学理论研究和民族药的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医学理论和药物应用相结合，是绝大多数民族医药的学科特点和规律.应坚持保持和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遵循民族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8］.因此，应将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创造的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统称为民族医药.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表明，一名真正的民族医生，肯定是医药兼备、互通互用的，不会是只懂得医理而不通晓识药和用药的医生，也不会是只懂药不懂医的药工.所以研究民族医药，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医药的这一学科特点和规律.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总体上实行“医药分开”的方针，力争把药疗与药品销售分成2个独立系统.但这一做法并不适合中医及民族医，传统医学以辨证论治为根本，病症不同，处方不同，这正是中医及民族医精华所在［9］.此外，民族医药发展的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民族医药的研究开发，疏离了民族医学的理论指导和民族医药赖于生存的文化背景，重药轻医或废医存药，将民族药变为单纯的植物药或从植物药中提取的化学药品，使得民族药仅仅作为一种植物药(或动物、矿物药)，最终变成生产西药的原料，不仅失去民族医药特色，丢失其传统经验和用药机理，而且丢失了其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民族医药的生存立锥之地最终也消失殆尽.

3 走多学科之路，提倡民族医药研究手段的多样性

少数民族医生在治疗疾病中，不仅从生物性研究人体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还从心理性和社会性探讨疾病的病因、病机，并将生物性、心理性和社会性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民族医药是具有人文和自然双重属性的学科.民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本民族所处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紧密关联［10］，在这个方面，它与中医学和世界其他传统医学非常相似.因此，要探索一种民族医药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其真实内涵，就必须借鉴人文社科的方法来研究，比如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的很多方法.另外，民族医药的研究还要充分地借鉴和利用其它学科比如西医学、中医学等已经比较成熟的方法，通过汲取其他学科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避免研究的盲目性.在具备条件的民族大学、民族医院、科研院所率先建立民族医药部级重点实验室等联合科研平台，集医疗、教学、科研、产业化开发为一体，引入多学科、多单位、多领域的研究合作，无疑将对整个民族医药产业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土壤［11］.

4 把握特色优势，保持民族医药研究的纯正性

国家对民族医药研究开发的投入日益加强，民族医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要看到，由于民族医药研究队伍自身的局限，很多大项课题很难资助到真正从事民族医药研究的工作者.很多领域的专家打着研究民族医药的旗号，占用民族医药研究的经费，从事的却是与民族医药学科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研究，例如只把民族药作为资源研究治疗某种疾病的有效成分，最终提取某种单体，与化学药物的研究异曲同工，却与民族医药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背道而驰.民族医药的研究，必须遵循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和推广民族医药被社会公认的医疗价值，更好地评估和开发利用民间民族单方验方的潜在价值.

民族医药经历了一系列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具备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或传统医药知识，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性、文化归属性和系统性，具备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学科属性和认知方法，因此不能用植物药、中医药的研究代替民族医药的研究.更不能生搬硬套其他医学的研究思路来异化民族医药.如果一味强调“中药西做”，民族药将越来越疏离其理论本源，最终失去民族药的作用和特色［12］.

5 继承发展并重，注意民族医药研究的科学性

民族医药的研究为促进现代医学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翔实的文献记载.但随着民族医药形成和发展赖于生存环境的逐渐消失，如药物资源的匮乏、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许多民族医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可以说，民族医药的流失也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民族医药的研究首先亟需的是挖掘整理和抢救性保护，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13］，把前人的宝贵财富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

要加速民族医药发展，高素质的民族医药人才队伍是关键，而民族医药人才的培养有依赖于民族医药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民族医药教育成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重中之重［14-15］.目前，我国确立了以保持民族医药特色和优势为前提，以继承、挖掘、整理民族医药遗产为基础，以民族医药理论为医疗、教学、科研的指导原则，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以提高民族医药的临床疗效与学术水平为目的的民族医药发展方针［16］.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不断提升民族医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除了借鉴和吸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外，提高民族医药从业人员的科研素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7］，也是保证民族医药研究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此外，应积极加强同国外的优秀医药文化进行交流和合作，充分借鉴和吸收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推动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6 上下结合联动，全面提升民族医药研究水平

许多民族医药文献资料常常被作为发现新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先导化学成分的信息源，但大部分从民族民间收集到的传统药物因缺乏对它们潜在药用价值的评估标准而仅仅停留在书本中，它们的医药价值也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18］.此外，大量民族民间医生经常使用的诊疗方法，如藏医的尿诊、傣医的摸诊、壮医的甲诊等，不仅拓展了现代医学诊断疾病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其有效性和简便性也十分显著，但是这些诊疗方法也因缺乏现代科学研究而缺乏凭证和依据.可见，在挖掘整理和有效保护当地原生态的民族医药资源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其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研究.

民族医药研究必须采用上下联动、相互促进和拉动的机制.科研院所研究民族医药要沉下去，基层民族医药工作者要浮上来，双方加强交流，互补不足，互给所需.没有科研院所的合作，民族医药研究就很难上水平、出成果.应该做好3个等级的统筹工作，即教学科研单位、地区性民族医药研究机构以及地区性医院、诊所和少数民族社区这3个等级的统筹工作，是民族医药研究的必由之路和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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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论文篇（8）

【摘要】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主要聚居在湘西北地区。湘西古代邻近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厚的巫医文化色彩。笔者主张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客观看待巫医文化，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与存在形态分类，并从心理内涵、医疗效果等方面客观评价其当代价值，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关键词 民族医药；巫医文化；湘西；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资助：湘西民族医药资源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传承开发策略（编号：2012ZK3014）。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没有文字做载体，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都带有浓郁的巫医文化色彩，在医学强调循证、科技、理性的今天，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非常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研究和保护。我们认为，民族医药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它的文化性非常强，抛开特殊的文化内涵后，民族医药研究将是无水之源、空中楼阁。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1湘西少数民族巫医文化的源流

1.1中国先秦两汉巫医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巫术是人类对自身力量在幻想形式下的一种想象的补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早于宗教，对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全世界性的信仰，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先秦是中国巫术的兴盛期，巫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3］，他们掌握天文、历法、医药等，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巫在祈祷禁咒治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最早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巫咸”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能沟通人神而用药治病。《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一般认为巫彭为商代巫医。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之名屡见，风疾、痛疾、疟疾等病名丰富。先秦是巫文化的兴盛期，但是到秦汉时期巫文化式微。

中国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经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当时的“六不治”之一，说明战国时医学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独立的科学。汉代《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理性科学时代，但在书中还残留有一些巫术观念，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篇》和《灵枢·淫邪发梦篇》都有占梦色彩，以梦论病。《移精变气论》更是推崇类似禁咒巫术的“祝由”法治病［4］。但秦汉时巫医文化已经迅速衰落，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可见一斑。

1.2巴楚巫文化对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影响湘西自古毗邻巴国、楚地，湖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苗”、“九黎”及后来的“荆蛮”，包括楚族和苗、瑶等民族。巴楚文化充满巫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一直到《旧唐书·刘禹锡传》仍提到刘禹锡在任朗州（湖南常德一带）司马时，当地“蛮俗好巫，每淫祀鼓舞，必歌俚辞”。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记载苗人“病不服药，祷鬼而已”。近代学者龙长顺认为湘西神巫文化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崇拜，至今侗族、苗族、土家族等百姓家里供奉的神龛仍然五花八门，巫医一体现象很常见，如花垣县著名苗族医师龙玉六老人就是几代相传的巫师。湘西神巫文化是湘西人民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虚幻的外衣下内含科学文化的某种属性和些许真理色彩［5］。湘西土家族巫师有“梯玛”、“端公”等，土家人凡遇精神恍惚、久病不愈则请梯玛杀羊为祭，作法解邪［6］。田华咏研究了土家族歌谣“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梯玛神歌保存了土家族医药文化，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

2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形态

巫术曾是一切原始民族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原始人知识、力量的不足产生生存的恐惧和困扰，因此巫术作为替代行为可以令紧张的情感发泄，巫术体现人类思维早期情感因素往往压倒理智因素［9］。

2.1巫术形态分类法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三章“交感巫术”中将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触染律。模拟巫术认为“同类相生”，类似中国人的取象比类思维。接触巫术认为物体一经接触，中断联系后仍能远距离起作用。另外巫术也可以分为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湘西巫医文化这几种分类模式都有所体现。

2.2湘西巫医文化的几种形态①祭祀：如湘西苗族每隔几年都要椎牛祭祀，“吃牯脏”，目的是乞求祖先保佑子孙昌盛发达，祭典中有崇拜泥土或面粉捏成的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属于模仿巫术。②占卜：苗巫占卜的方式很多，铜钱卦、木棍卦、水卦、蛋卦、鸡卦、蜘蛛卦等五花八门，蛋卜是将煮熟的鸡蛋在人身上滚动，最后切开鸡蛋去除蛋黄，看蛋白上是否有黑色阴影，以判断病人是否被鬼祟缠住，后来发展成民间疗法中的“蛋滚疗法”；土家梯玛占卜有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占卜法，用的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广泛用于丧葬、驱鬼等仪式中。③驱邪：湘西土家人认为最凶恶的邪鬼是“麻阳鬼”，麻阳鬼缠身则神魂颠倒，哭笑无常，即“中邪”“失魂”，需请梯玛巫师施法捉鬼，保靖县一带通常请梯玛杀猪宰羊，驱邪除恶。规模大的需踩“地刀”或上“天刀”，小规模的仅杀羊为祭品。④克毒：湘西苗族放蛊之说盛行，因而有相应的克毒疗法，放蛊属于黑巫术，接触巫术，苗女养蛊害人之说自古就有，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即记载了百余毒虫相啖存一的造蛊之法，近人研究湘西蛊毒病后认为克毒药物为止血、止泻、利水、解毒等药物，咒语法解毒为心理、精神疗法，克毒是利用物物相克之理治病，如苗医治疗蚂蚁症（蚁毒侵体）时用穿山甲粉末酒服，因为穿山甲是蚂蚁的克星［10］。

3湘西巫医文化的当代价值审视

3.1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基础巫术的基本文化功能是强化主体的自我价值，赋予主体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巫医禁咒治病的方式是对患者进行祛病意识的强化，这是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意识不发达的时代或群体中，以强化情感思维的方式增强对病愈结果的期待。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和知识永远存在，人总是面临某种自然力量的压迫，因而巫术有抚慰人类心灵的心理功能。这也是巫医现象尽管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依然存在的原因。

3.2湘西巫医文化的合理内涵

3.2.1巫医文化的精神核心是珍惜现实，积极求生湘西地势险峻，秦汉以来人口很少迁徙，与世隔绝，少数民族自古生存条件恶劣，因此往往性格剽悍，富于求实精神。湘西人民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没有受到佛教来世说、道教降神驱魔等思想的影响，对神鬼不是一味的顺从敬畏而是积极掌控，充满斗争精神。现代疾病治疗理论也认为患者积极的求生意志对疾病的向愈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3.2.2巫医的神秘色彩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巫医现象存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些民族医师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治病方法，其间也有用所谓巫术的时候。如土家族医生治疗骨鲠卡喉的化水疗法，看似神秘，效果却得到当地百姓肯定，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巫医的神秘性越强，老百姓对他的崇拜感、信任感越强，客观上加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治疗的开展。

3.2.3巫医文化背后心理疗法的辅助作用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例如湘西苗族巴代文化认为“巴代”是善用草药、起死回生的人物，巴代有巫医的职能，治病时不仅治身，也注重治心，跌打损伤、咽喉梗阻等小病小伤用神咒法水，严重的疾病用草药医治［11］。应该说神药两解是民族医药中心理-药理疗法的综合运用。

3.2.4巫医治疗方法背后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湘西土家医在治疗惊症时，对乌鸦惊（患者双手伸直颤动，口张如鸦叫，眼睛直视）的治法是用火枪中的火硝末冲开水服用［12］。火枪能射鸟，表面看是模拟巫术，有相似律意味，实际上《本草纲目》里已有火药、硝石作为治病药物的记载。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与科学精神最为接近，因为它们都相信自然是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的，因此原始巫术包含后世科学的发端。

3.3巫医文化的未来湘西巫医文化是在先秦两汉中国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秦汉之后湘西人民迁徙较少，文化闭塞，中医、西医文化也是在晚清时才传入湘西。巫医文化形成后长时间内变化很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发现的重要步骤，巫术仪式有强大的聚众效果，能有效组织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巫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作用。湘西巫医文化是湘西民族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我们应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巫医现象存在的原因，客观宽容地对待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部分。随着医学科学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医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可能长期局部存在。予以理解，顺其自然，是目前对待湘西巫医现象、神药两解现象的最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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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17）03-0093-03

彝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药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凉山、金沙江、乌蒙山、哀牢山和无量山一带，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彝族医药。彝族医药底蕴深厚、内容丰富，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我国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出发对彝族医药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定研究成果。

本文以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为线索，兼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云南省文化厅主管、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等官方网站进行资料收集、整理。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展开的彝族医药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5个方面。

1彝族医药概念研究

彝族医药概念在我国相关学者的研究、阐述下日臻完善。王敏从民间传说、古籍文献记载、考古出土文物和民间民俗流传4方面论述了中国彝族医药历史源流，认为彝族医药源远流长，其伴随着彝族先民的生存斗争与生产实践，发端于神话传说时代，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形成与成长，并发展成为内容丰富而独特的彝族医药学。钱韵旭等从地理环境的视野探究了彝族传统医药，认为“彝族医药基础理论受到地理位置临近的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彝族医药与所处地区的气候条件、生态环境，尤其所分布的动植物种类密切相关；彝族医药擅治生活环境的多发疾病或者采用一些适应当地环境的治疗方法；由于地理的隔绝，彝医多用单方或者简方”，说明彝族医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罗艳秋、徐士奎通过对彝汉文史资料和田野资料的系统研究，认为彝族医药是根据彝族先民所创制的先天八卦太阳周天历法测度日月运行规律，结合气候时节推算生物的首萌长遍退藏，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阴阳疗疾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保留着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的源头，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彝族医药概念的阐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彝族医药的历史源流、地域特色、理论基础等，明白其医疗保健作用及文化内涵。

2彝族医药“非遗”特质研究

国内学界撰文阐述彝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揭示其人员锐减等的濒危状态。秦国政认为彝族医药至今在我国云南、四川、贵州及广西等地区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服务于当地人民群众的重要卫生资源，是具有中国特色卫生事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颜晓燕、童志远认为彝族医药同其他少数民族医药一样是我国传统医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国本从民族医药的医学范畴、人文因素；卫生事业、经济产业；自然文化、人文文化；民族文化瑰宝、文化交流口岸；地方、中央共同规划，全面协调保护五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赵富伟等通过大量实地调查，以第一手数据从民族医药传承人“非法行医”、女性在传承人中所占比例偏低、传承人队伍老龄化问题突出、潜在传承人数量锐减、传承人受教育程度低5个方面，揭示民族医药传承危机。崔箭等认为由于受到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目前民族医疗机构治疗的病种日益减少，许多知名的老民族医生由于年龄偏大相继离开了工作岗位，现存的民族医疗服务阵地越来越小，盲目的用西医和中医填补不足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民族医药的人才伍方面。

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彝族医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其加以保护、传承和发展不仅是开发其医疗药用价值的需要，也是传承中华民族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需要。面对彝族医药的传承危机，如不加紧采取措施给予有利帮助扶持，彝族医药的传承将面临急剧的流变和消失的风险。

3彝族医药传承人研究

面对当前彝族医者中出现的年龄断层问题和“技在人身，技随人走，人亡技亡”的特点，对彝族医药传承人的认定与培养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这对彝族医药传承人的认定，特别是申报国家、省、地、市级别的项目传承人具有指导意义。秦阿娜等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论述“从广义上讲，凡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彝医知识治病并将其告知于他人的人，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彝医文化的传承。而从狭义上讲，只有掌握丰富的彝医知识，直接参与诊治活动并乐于将其传授于他人的彝医从业者，才能称得上是彝族医药的传承人。民族医药传承人培养模式，包括3方面的内容：申请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鼓励民间传承；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传承。”诸国本认为对于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至关重要，在培养目标及教育方法上应考虑“在现有的中医药院校或专业内开设‘非遗’课程，加强‘非遗’教育；对省、地、市级非遗项目中已经确定的传承人，利用举办培训班、专题学习班的形式，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专业水平；对可能入选的‘非遗’项目，特别是民间的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医药人员，通过集中办班、分散实践观察等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专业水平。”有学者从“活态传承”角度阐释民族医药传承人的重要性，认为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特征，区别于文物的定点保护、博物馆式的实物收藏、古籍整理等的“静态”保存，强调传承过程中人的重要作用，传承人集中体现了活态传承的内容、形式与手段。胡芳梅等认为彝族医药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彝族医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以应对当前彝族医药面临空前的“断档”危机。李佳川等认为需要建立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从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民族医药教育体系多形式多层次发展等方面，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助力民族医药的发展。

对彝族医药传承人概念的阐释还不多，然而彝族医药传承人作为彝族医药传承的重要载体，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已有的对彝族医药传承人的培养探讨有理有据，为具体彝族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提供了思路。

4彝族医药传承路径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两种不同的思路出发探寻彝族医药的传承路径。思路一，通过寻找民族医药传承的渠道或方式，描述民族医药在传统或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的内在传承机制。王志红、向芯慰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民族医学医技的传承基本上都是以“口传身授”为主，强调个体经验的积累和体验型的学习方式，其“秘方”和医技大多也只有记忆相传，没有文字记录；有些专家“保密”意识较强，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倾向，传习人基本上是在子女亲属之中选择。梁正海等在对湘西苏竹村个案研究基础上，总结出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机制和特点，认为纵向承继（祖传、师传），横向交换（自由式交换和当地政府干预下的交换）都是其内在机制。沙学忠认为毕摩是彝族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诊疗疾病的实施者。毕摩经书上有部分彝医药方面的记载，彝族医药理论基础来源于毕摩的部分理论，毕摩对彝族传统文化（包括彝族彝药）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吴道显等将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历史传承模式总结为文献传承、言传身教传承、学校教育传承和产业化发展传承。思路二，学者们在总结区域彝族医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保护、传承、弘扬彝族医药非物质文化献计献策。徐士奎等在总结云南省彝医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彝族医药的对策：梳理彝族传统医药基础理论、建立彝药临床研究基地、开办彝医药专科服务窗口；组建彝医药知识传承的主线型团队、彝医药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团队；集中打造“彝族医药”品牌，用品牌统摄与培育各品种品牌和各产业链；对彝族药实施分类管理，对面临枯竭的部分药材尽快开展驯养种植，提升其资源储量和质量；重视技术创新，使彝药质量工作有效促进彝族医药产业的发展。许嘉鹏等在调研楚雄州彝族医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创造条件开展彝医药执业资格考试。在开考之前，依据一定的办法认定部分彝医药系列专业人员、乡村彝医，解决其合法行医的身份问题。杨祝庆认为收集、整理和挖掘第一手资料建立档案，是云南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手段。

彝族医药的传承路径是彝族医药研究的核心议题，学者们从不同思路出发，指出彝族医药的内在传承机制及就当前彝族医药发展现状指出保护、传承、弘扬彝族医药的可行性办法，已涉及传统理论梳理、医疗研究与运用、药品研发与种植、彝族医药品牌打造、合法行医身份认定、建档保护等，思路开阔、具有启发意义。

5彝族医药申遗研究

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四级名录的申报对彝族医药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早在2010年秦阿娜等就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彝族医药――探索动态保护的可能》一文中指出“彝族医药尚无国家或省级名录项目，这种状况是与彝族医药丰富的内在价值和亟待保护的现状不相符合的”，并提出彝族医药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具体努力方法。以云南省为代表，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彝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践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被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彝族医药代表性传承人有7人，其中国家1人，省级2人，州级4人；7人中除省级1人的申报地区或单位在四川外，其余6人都在云南。截止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其中的彝族医药代表性项目共有2项，分别是部级1项――彝医水膏药疗法，部级扩展项目1项―一拨云锭制作技艺，申报地区或单位都在云南省楚雄州。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管理工作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缺乏行业特色评审标准、申报主体模糊等问题，应从政策制度、资金保障、传承人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传统医药非遗保护措施。

对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四级名录的研究，有助于确有代表性的彝族医药传承项目、传承人尽早达到申报条件，尽早成功申报。同时，学者指出当前我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管理工作存在的不足，这些研究都是围绕彝族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行的。

6结语

民族医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349(2007)11－0004－02

云南在少数民族成分、地理环境和区位特征上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云南是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云南地处北回归线上，横断山脉贯穿其间，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寒、温、亚热、热带立体气候络贯其间；云南作为链接中国内陆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枢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相关区域的历史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医药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各民族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方式发展出各自的民族医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相互冲突和融合。在此基础上，云南民族医药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性，多维、多相、多层次的传统知识体系，交融错杂，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复合的格局，在研究中很难区分这些民族医药之间的界线。

云南民族医药区域化研究是应对云南民族医药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所做的战略性思考，本文将从云南民族医药区域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意义两方面论述。

1 云南民族医药区域研究理论基础

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云南民族医药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对云南民族医药的系统特征做准确定位，就必须综合分析云南民族医药形成的各种因素，找准切入点，提炼研究方法，把民族医药的研究放到生存环境中考察，以区域划分云南民族医药，将区域环境和民族的复杂分布格局之间的对应关系，分为片区加以研究。理清云南民族医药发展的脉络和分布的格局，突出云南作为一个具有民族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与相对独立性的特殊区域下孕育的民族文化和医药文化优势。

1．1 云南民族医药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 云南民族医药的特色是在特定的多样性地域内，以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天然资源为背景，多民族医药文化长期互相交流融合形成的．云南不仅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而且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从自然地理位置看，地处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以北、青藏高原之东，位于祖国的西南部，水系散布境内。从相对位置看，处于中原文化、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的结合部，或交汇点，从而构成了在文化景观发展演变上的复杂性。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进而向西亚及欧洲延伸的重要陆上对外通道。从北到南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拥有9个部级口岸，8个省级口岸和80多条出境通道，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生态环境多样性、社会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塑造了云南民族医药多样性的特点。

除此以外，云南民族的渊源十分复杂，各民族内部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支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如彝族和哈尼族，各自本身就有十几个支系，甚至更多，十分的庞大。对这些庞大民族如果逐一研究，则会造成散乱和耗时费力的局面。如果将其分布众多的支系划归为各个区域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比较出因各支系居住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而表现出的地域差异，还表现出连续性的特征，有助于把握民族医药研究的源流关系和地域性特色。

1．2 云南民族医药自身规定性决定了区位研究的必要性　民族医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与各民族文化、信仰、民俗、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相同的民族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文化下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些共同点必然造就对医药应用经验和习惯的相似性和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但同一民族由于历史的迁徙、分化或与其他民族杂居，相同文化背景民族的医药理论规范、思维方式、技术手段等，不仅蕴含着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各民族从其居住的生存环境实际出发，发展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治病救人方式，因此，其还是所属生态环境的缩影。可见，民族医药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因此，对民族医药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其历史文化背景，还要将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纳入研究，体现对民族医药研究的双重属性价值，即文化属性和科学属性。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利用遗传多样性研究民族的源流和分支，民族支系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其精密度和繁琐度不是所有非专业研究机构和人员能够承担的，况且，也很难比较出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间医药的区别和应用特色。因此，对民族医药逐一研究的方法已不能满足和反映云南民族医药的特点；再者，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都十分复杂，因此，云南民族医药的研究既有从地域的角度分析其民族医学的形态特征及其形成根源的必要，也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阐释在其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医学的功能和价值。

1．3 目前对云南民族医药的研究方法 目前对云南民族医药的研究方法，多是按照民族共同体进行分类，如彝族医药、傣族医药、藏族医药、纳西族医药等。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又把这些民族医药分为以下几种：有完整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如彝医药、傣医药；与汉族医学融合的民族医药，如白族医药、纳西族医药，也有甚至被汉医药代替的民族医药；有以经验为支撑的经验医学，如景颇族医药、阿昌族医药；有以长期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医学，如彝族医药；有以民族风俗为特点的民族医学，如苗族医药；有以民间各种治疗实践为特点的民间医学，如拉祜族医药。

以上分类方法虽然从民族的历史文化角度说明了各民族医药之间各具特色、参差不齐的发展状况，但不利于突出云南的区域特点和云南民族医药多元复合的总体特色。特别是对于那些以经验为支撑的民族医药，在研究中很容易疏忽，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来说，在研究中也难免出现疏漏。如对藏医药的研究，不仅要体现、青海地区的特点，还要囊括所有藏区藏医药的特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藏医学研究。但是，研究的难度十分大，目前还没有一本藏医药著作能做到。如果通过区域研究，如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滇西北，将迪庆藏医药的研究放人滇西北整个区域民族医药研究中，不仅能体现其地域特征，还有助于把握迪庆藏医药与其它藏区藏医药的区别。

2 云南民族医药区域研究的意义

民族医学论文篇（11）

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首要组成部份,其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医药指的是狭义概念,是指我国五五个少数民族医药经验的总结,是各族人民在长时间与疾病抗争的进程中构成的医学创造以及医学累积,它以各民族医药理论与医疗经验为基础,拥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重属性。民族医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与传统医药。各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发展起来的拥有本身特点的物资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和传统医药中医药的发展,深入影响着我国民族医药的构成以及发展。

民族医药1般可按民族种别、学术形态、地舆区域及医药属性进行分类。如按民族种别可分为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等;按学术形态分为第1类(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全,具有大量医学历史文献,构成了相对于完美的学科体系)、第2类(理论体系尚不完全,但却累积了丰厚的临床经验)、第3类(累积有医疗技术以及经验,特别在某些病种以及疗法上拥有优势以及特点,但临床经验不够全面,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按地舆区域可分为西北民族医药、西南民族医药、北方民族医药、南方民族医药等;按医药属性可分为民族医以及民族药。

2、民族医药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最近几年来,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很快。二00二年全国民族药品出产企业超过一七0家,年销售额约二五亿元,其中以藏药以及苗药发展较快。二00六年,自治区一七家通过GMP认证的藏药出产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六.二三亿元人民币,二00七年约为一0亿元人民币,每一年的增长速度约为五0%,利润以及税金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六五%.二0一0年,苗药“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年销量已经过亿,整个苗药产业年产值已经超过六0亿元人民币。

然而目前,我国民族医药发展进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民族医药钻研方面大部份还处在挖掘收拾阶段,对于已经有的药物及临床医疗经验不能深刻钻研;在组织管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缺少健全的民族医药管理体系及专门的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来保障民族医药的快速健康发展;跟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及中、西医的渗入,民族医药的利用逐步被消弱,少数民族地区应用民族医药防病治病的传统正在被扭转,对于民族医药的传承思想也不断淡化;加上,生态环境的进1步恶化,珍稀民族药用动植物质源濒临灭绝,对于民族医药的可延续发展造成为了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民族医药还存在产业化发展程度低、范围小、营销能力弱等问题。如:二00八年全国药企六五二四个,其中民族医药企业一二0个,只占一.八四%;截止二0一一年一二月,我国民族医疗机构有二0三所,触及一五个民族,远远少于我国保存并至今利用本民族传统医药防病治病的少数民族个数(约三0个)。

3、民族医药营销模式的立异

面对于当前我国民族医药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更好更快的发展民族医药产业,必需不断立异营销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牵头、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为主体、各民族广泛介入的新型模式。

一.政府主导,树立专门的民族医药管理机构;健全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干政策法规,加强执行力度,保障其有效的贯彻落实。

目前,我国民族医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药则由国家食物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这类管理体制无益于传统医药的发展。应设立独立的民族医药管理机构,负责民族医药的全面管理,兼顾产业发展。

长时间以来,我国前后出台了1些列政策措施以增进民族医药的发展,主要包含:一九八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以及国宪法》第二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示代医药以及我国传统医药”;一九八四年一一月二三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抉择》;二00三年一0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以及国中医药条例》在附则中规定:“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二00七年三月五日,总理在《政府工作讲演》中强调:“鼎力扶持中医药以及民族医药发展,充沛施展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首要作用。”等。这充沛说明了党以及政府1直高度注重民族医药的发展,但在具体的施行进程中还存在1些问题,咱们应进1步加强执行与监管力度,加强民族医药的知识产权维护,使各种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民族医药是我国的国粹,但我国至今尚无单独制订民族医药管理的法律法规,这也是咱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0一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民族药品种只有二一个,二0O九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民族药只有四五个,为进1步扩展民族医药的利用规模,国家以及各省市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民族药所占的比例。

二.依靠处所院校,鼎力培育民族医药人材;同时,树立师徒传承机制,优化人材结构。

民族医药人材的培育不但要靠正规化的民族医药教育,还要依赖于师徒传承机制的完美。激励少数民族地区的中等职业

学校及高等院校开设本民族医药专业,使学生能系统的学习本民族医药理论知识及临床医疗经验,为发展以及宏扬民族医药奠定基础。 有些民族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通过口传心授将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医疗经验综合地传承给门徒,是培育实用型人材的传统做法。因为受各种前提的限制,部份民族医药知识未能被及时的挖掘收拾,通过完美师徒传承机制能有效的避免民族医药知识的流失,同时,制订有效的措施、公道的引导传承者服务于当地人民。

三.以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牵头,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为主体,鼎力展开文化营销。

民族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首要组成部份,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可贵财富,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累积的智慧结晶,拥有历史、文化、科学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价值。

民族医药文化营销从关注医药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动身,将文化因素注入到整个营销进程来实现民族医药产品价值的增值以及升华。文化营销是对于消费者需求关注点的不断深化,跟着消费者的糊口水祥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在购物时不但斟酌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讲究消费档次以及文化品尝。民族医药文化营销契合了医药消费者价值判断不断发展的时期趋势。

民族医药的推行必需基于民族医药文化的宣扬普及。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充沛施展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的作用,进1步调动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的踊跃性,加强文化在营销流动中的渗入功能以及增进作用,鼎力展开文化营销,提高了人们对于民族医药的认识及利用。

四.进行民族医药现代化以及规范化钻研,加强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全面晋升民族医疗机构与民族医药企业的服务水平。

民族医疗机构承当着继承、挖掘、收拾民族医药,知足泛博人民大众对于民族医药服务需求的首要任务。因而,要进1步改善民族医疗机构的基础前提及科研前提,加大政府投入,全面晋升服务水平;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大众对于民族医药服务的需求,在有前提的综合性病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民族医药科,充沛施展民族医药的特点及其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以及作用;进1步加强民族医药专科病院建设,提高诊疗水平;同时,树立全国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展开民族医药标准钻研,制订民族医药名词术语标准、民族医药常见疾病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及指点民族地区树立以及完美民族药药材标准。

民族医药企业要建立现代营销理念,重视品牌建设、鼎力引进优秀的科研及营销人材,不断扩展企业范围、晋升企业竞争力。在采购、研发、出产及服务进程中应施行全面质量管理,不断提高药品质量,凸起药品在医治常见疾病及疑问杂症中的特点及优势。

五.各民族踊跃介入,为我国民族医药事业繁华发展贡献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