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1）

这一领域的调查村落有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东片区、荔波县瑶山乡、平塘卡蒲毛南族乡、惠水县绿水苑村和长顺县马路乡等。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不仅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表现在建筑方式的现代化。从纵向角度看，很多村落里的传统建筑基本上被钢筋水泥的西式楼房代替，50年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损毁严重。从横向角度分析，传统木质、石质古建筑保存范围小，多零星分布在现代建筑群中，建筑面积不大。如卡蒲乡乡治所，存在较小的一片传统木结构建筑群，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在其周围，密布着仿古式现代建筑和西式楼房，影响了村落整体审美观和民族气息。在卡蒲乡下的众多村落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影响整体布局的现代建筑。又如摆金的绿水苑广泛存在着村民拆旧房材料建新房和马路的现象，笔者在考察中就发现一块雕刻精美的石碾成了铺路石。这就亟需当地政府制定规划进行指导。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总体上来说，南部黔南州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和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消失的危险。笔者认为其现有优势主要有:种类繁多:南部地区现有平塘打猴鼓舞、马尾绣、水书、端节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也有其他各级和没评上级别的民俗。这些民俗技艺涵盖了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节日和祭祀仪式等民俗领域，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民俗种类繁多，是非遗的“富矿”。分布面广:各县均具备丰富的、能体现当地民族文化气质的非遗，很多乡镇也或多或少保存着相关的自然、历史遗产。价值突出:这些民族文化能体现当地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具备较大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三都的水书对先秦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马尾绣、新塘(平塘)苗族服饰技艺、摆金(惠水)苗族服饰技艺等传统织造技艺对现代纺织技术的提升和创意设计很有助益;端节对加强族群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强化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自豪感具有较大作用，至于其他的民族文化也具有特定的价值。经过调查，笔者同样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遇到了不小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传承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以长顺县马路乡地戏为例，现有的传承人年纪普遍在四、五十岁以上，而年轻人由于多在外打工，学习的机会不多，地戏遇到后继乏人的困境。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视申报和开发，忽视保护和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样是在马路乡，有一座朱元璋时期修建的“贞节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马路黄氏终身守寡养育子女而立，并且当地至今还有关于这一事迹的历史传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古迹已经被人涂上了厚厚的油漆，使得牌坊面目全非。据笔者了解，该县某部门认为古迹年久失修，故在上面有文字和图画雕刻的地方涂上油漆，以凸显古迹的“辨识度”。民间文学所依存的自然遗产失去本来面目，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的活态存在。附近的马路乡村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屯堡建筑也正遇到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重建房屋所带来的大面积毁灭。在牌坊旁边，当地政府则努力打造民俗大舞台，进行商业开发。村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遭受破坏而进行局部的开发显然是不现实的。法律法规建设的步伐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不一致。田野点的居民虽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程度不同，但都还是强调必须加强对其的保护。可是，一旦涉及到法律层面，多数人是一无所知，不知国家层面的法律，也不知地方上的法规，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南部黔南州现有的很多非遗保护工作不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除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出台了《三都水族自治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和《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外，其他县基本没有与本地实际相对应的、可行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对非遗进行保护。另外，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三)民族旅游发展状况

从整体来看，黔南州的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主打“喀斯特”和“民族风情”两张名片。但很多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在旅游这一板块，南部的荔波无疑是发展最快的，但还是起步较晚。旅游发展的滞后是一种劣势，说明政府、商界、学界、社会团体等层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同样是一种机遇，因为“滞后”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可发挥空间。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旅游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度不高:一些较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未进行针对性强的开发，民族风俗、民族建筑、人文历史景观、自然遗产等相对处于开发初期，欠缺知名度，分布多偏远、分散。如瑶山、掌布等村落离交通发达区域就很远。不少景区内外管理有限，配套落后:以掌布风景区为例，笔者在2个半小时的考察中就遇见三起争吵事件，两起是游客之间的踩踏，另一起是游客与景区保安的门票纠纷。而景区工作人员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及时，更未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样在旅游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的荔波，国庆期间也出现了因客房爆满和大幅涨价导致游客打地铺和搭帐篷的情况。在荔波瑶山等新开发的民族旅游地区，当地基本上不能提供住宿，游客只能回荔波解决，而县城的客房数量未能完全满足游客需求。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有所欠缺:以卡蒲毛南族风情园为例，国庆期间有散客自驾游到访，他们想观看毛南族的打猴鼓舞和其他民族文化，结果发现园子内除了几个业余“客串”的讲解员外空空荡荡，最后只得走马观花一番而去。这说明民族旅游的深度开发、梯度开发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建议

从以上论述来分析，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文化总体保存较好，但在古建筑和传统村落、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民族旅游发展等三个方面存在不足。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关于该地域相关事业发展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古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青岛泰之认为:“古村落、城镇和城市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群落，它们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在某一地方居住的人们的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的连贯性。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历史文化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人们在传统的物质环境中继续从事其日常生活。换言之，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空间结构得以延续，而不仅仅是单体建筑。”因为古建筑和传统村落对印证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会，发言人赵晖明确指出:如果有传统村落的地方，要把这些村落保护好，要避让开，不能因为城市要开发、要利用把这片拆掉，即“禁止拆建”。传统村落的保护路径多种多样，结合南部黔南州的实际，笔者认为有两种保护思路:一种是集中整体保护，以平塘卡蒲毛南族乡为例，虽然在乡治所存留的传统结构建筑群规模不大，但仍有整体保护的价值。所要采取的就是:一是由住建局和有资质的科研机构对古建筑逐一进行登记造册，确立禁止拆建的建筑群。如果拆除或改建老屋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许可。二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木质古民居的修缮保护，重点整修屋顶、房梁等部分，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保存建筑群的原真性。对已存在于古建筑群中及周边的现代水泥建筑则尽可能保持经过仿古设计，并融入古建筑群中的整体风格。允许和鼓励村民在古建筑外按照仿古设计修建现代住房，也鼓励他们尽可能地采取古法木质建筑技艺。三是由平塘县非遗中心等部门对卡蒲毛南族传统建筑技艺进行普查，摸清当地人在选址、选料、修筑、工匠组织、后勤保障、建筑禁忌、仪式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整理成文本和音、视频资料并登记归档，为以后相关研究和当地古法仿建做准备。四是保护古村落不只是保存古建筑，还要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在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点，笔者认为可以开辟村落旅游。游客可以参观传统民居，与村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领悟杆栏式建筑的魅力，这种方式能带动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当地还可以加大投入，在民族风情园定期定时举办原生态的毛南族民俗展演，重点展示部级非遗毛南族打猴鼓舞及毛南族山歌、婚嫁等民俗，并寻求与观众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另一种保护模式是异地保护，主要面向村落传统建筑规模不大、分布散乱和损毁严重的情况。以马路乡为例，当地政府欲在青山村贞节牌坊边打造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但青山村现有的屯堡建筑已经不多、分布散乱，很多古建材已经被村民建新居挪用。如果要修建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较理想的方式是先由政府出资从无力对房屋维修的户主处收购古建筑(当地无力维修老屋的住户较多)，然后文物部门对每一块砖、每一根木头编号登记造册，最后拆卸到戏台边号选址按编号重建。这一构思曾在三峡工程建设时进行的张飞庙搬迁活动中得到很好地实践。同时，政府出资收集居民家中的历史遗物陈列到重建的古建筑中。重建的古建筑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如仿古的茶肆、酒馆、土特产店等。关于牌坊政府应组织文物部门对被损毁的牌坊进行修复，确保修旧如旧。如此一来，古建筑、大戏台、古道和古牌坊形成集群效应，游客既能观赏民俗的展演，也能从古建筑中体会屯堡文化。将古建筑异地重建从而“抱团”重现整体优势，这就是异地保护的思路。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之路

虽然南部黔南州非遗的保存和发展有其优势，但其传承保护方面的困难始终要解决，相邻的黔东南州在这一领域做得相对较好。如果结合其他地域保护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对年长的非遗传承人实行抢救性保护，积极培养年轻传承人。

非遗的传承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对于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延续他们的生命。黄永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是以人的个体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活动而传承，一旦人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终止，它也就消失。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对传承人生命的保护是同步的。”学术界对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抢救挖掘，通过访谈、文本分析和参与观察等手段获得更多的田野调查资料并进行录音、录像、文本等方面的记录以备以后的相关研究。对于年长但身体状况尚可的传承人，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应多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适当给予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果财政上有困难也可以采取颁发“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民间戏剧大师”等荣誉证书，以期提高传承人的产品和表演艺术的潜在经济价值。政府和机构也可以适时安排传承人外出参加非遗的展演、交流和研讨等活动，提高他们知名度和荣誉感;鼓励传承人培养青少年传承人，鼓励农民在闲暇时参与非遗传承，对参与非遗传承的学习者进行适当的补贴。学术界对学习者进行相应的指导，协调和沟通传承人和学习者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困惑，保证非遗的活态传承。

2.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保护与开发本来就是一种矛盾。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优势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将其保护好、管理好。保护非遗还得靠地方政府文化自觉，这是最重要的保护主体，所能产生的正面效果远远大于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界。政府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对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进行再确认普查，编制非遗名录，然后依照普查结果按非遗重要性分类管理，加强保护。只有政府意识到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是申报和开发的基础，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3.建立符合整个黔南州实际情况的地方性非遗法律法规。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认为:“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只有健全的立法保护，才会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得到保证。”政府再在确认普查的基础上编制地方性法律法规，咨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蓝本，按照非遗的九大门类和社会各界的作用编制整个黔南州的非遗保护法规。明确职责，分步实施，依法保护黔南州的非遗，促进黔南州的非遗保护和发展。

(三)民族旅游的发展

南部黔南州的旅游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晚的原因导致其存在着开发度不高、景区内外管理和配套落后以及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欠缺等三大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可以尝试采取以下的策略:一是政府对南部黔南州的重点旅游规划区域加大宣传力度，按照黔南州政府的“一圈两翼”部署，主要在广东、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和四川等相邻区域进行宣传。在宣传的同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景区管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障旅游者的吃、住、行。笔者建议:作为黔南州最具知名度的荔波景区，可以学习凤凰的经验，采取收通票制度。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游客只会去大、小七孔而不会选择去水春河、茂兰和开发中的瑶山等景区。其原因有三:其一大、小七孔知名度比其他景点高，游客不愿去他们不熟悉的景区;其二荔波地处三省交界之地，缺乏便利的交通，游客到来时耗费太多时间，他们参观完主要景点后就只能赶时间回去;其三景区离县城较远，游客吃住却只能在县城解决。荔波县城因为住宿条件跟不上旅游业发展速度，导致游客住宿花费太大。当地普通旅馆的双人标间暑假多为280元以上，单间为180元，而某四星级酒店双人标间则最少为320元，黄金周和法定节假日期间游客的住宿费更高。如此窘境间接拉低了游客旅游期望值，导致他们为赶时间游完主要景点就匆匆离去。如果采取通票制会连片带动整个荔波的旅游点，因为通票包含了荔波所有的景点，直接刺激了游客游览完大、小七孔后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愿望，这样能更好促进荔波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当然荔波在实行通票制的同时也要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降低游客旅游成本，提高单位游客游览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荔波旅游的发展。如果通票制实施顺利，可以将这一经验扩展到整个黔南州甚至贵州省，实现全州、全省一票制旅游。这是一个可能性选项，毕竟四川已经发行过“一票游四川”的金熊猫卡。二是将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有机结合。在风景区设立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展演，例如掌布喀斯特风景区在国庆期间安排了布依八音表演、荔波安排了民族风情展示。如果实现景点民俗展演的常态化，常年让游客领略黔南州民族特色，则会很好地带动非遗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在内容安排上，可以设置民族歌舞、民族书画(如水书)的表演和拍卖、体验式互动或者能满足游客猎奇心理的活动。而对于端节等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文化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游客提前知晓该活动的主要情况以便积极参与。同时开辟体验式旅游，鼓励本地居民在活动期间有偿接纳游客，后者在体验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也能获取经济利益，也能打响文化空间旅游知名度，还能将非遗保护和乡野风景观赏有机结合。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2）

一、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1.身心并重，内外兼修的体育观念

体育文化是身体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和谐发展。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代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习惯于相对稳定、和平宁静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带有浓厚的修身养性的特征。这也是东方体育文化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2. 以伦理道德为重点的体育特色

中华文明与道德风尚是举世推崇的，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制约下，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痕迹，即使是以技击为特点的中华武术竞技，也以身体、武功、德行全面发展为重点，其守内、崇实、尚礼的风格正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反映，这与古罗马角斗士在格斗中所追求的所谓勇敢、残忍相比，中华武术在价值取向和文化座标上的追求，显得更为深远，更加广博。

对精神道德的侧重使得体育运动的审美标准也被赋予了相应的伦理道德观，这种追求完美的价值取向，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形式纷繁复杂，缺少西方体育的简洁明快，因此难以迅速推广和普及。

3.高度吻合传统文化的体育形态

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系统结构中，人体生命观、贵生观、养生观的体育价值取向尤为显著。这也是东方体育文化从最高层次的哲学思维，乃至各种社会文化形态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另一特征。

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平衡的辩证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精气神相统一的人体生命观，为民族体育的养生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这种体育文化精神，促进了那种通过人的意念、呼吸及身体运动，来调解机体内部阴阳平衡，活动气血，祛除疾病，增进健康，以获得超自然体验的特殊活动形式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技性运动的正常开展，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背离。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义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 时代 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 影响 ，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大力推动民运会中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提倡下，我国的民运会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民运会是推进我国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有效方式，能够进入民运会的体育项目基本上是传统体育中仍在开展的一些项目 ,鼓励这些现存的传统体育项目参与到民运会中来，即有利于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保存发展，又可以广泛的促进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运会是将传统民族体育引出文化共同体的向导; 是连接中国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体育的桥梁; 是展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舞台; 是培育竞技体育人才的沃土。

2.大力开展具有明显健身性与娱乐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在全民健身这一口号的影响下，我国的体育项目开始向健身性与娱乐性方面侧重，不再是单纯的重视竞技性强的体育项目，这也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族历史、民族信仰、民族情感等方面的内涵，既有明显的锻炼身体的价值，又可满足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它仍是我国广大地区一种理想的健康娱乐手段。然而面对现代体育文化的冲击，那些近乎古老的传统体育活动由于缺乏时代感而受到冷落，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自觉舍弃一些不符合科学原理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活动，借鉴现代体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一些特色鲜明，健身效果明显的传统项目进行改造；使之既富于时代性又保持民族特色，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走上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

3.借助旅游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想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走多元化道路，其中，借助于旅游业的发展就是一种有效的途径，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日渐升温 ,特色旅游逐渐成为人们追逐的旅游热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合理开发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趣味性、观赏性强的体育项目,使广大游客在观赏当地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能够领略到当地的民风民俗及人文景观。还可以开发一些游客也能够参与的体育项目 ,使广大游客切身体验和感受各个民族传统体育的乐趣。体育旅游项目的合理开发 ,必将使当地的旅游业增色不少 ,也能够使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得到合理的传播和发展。

在体育全球化趋势明显加速的今天,现代体育对各民族的传统体育冲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各种文化交融构成的复合体,因其存在环境的变迁也必然会产生其文化本体的变迁。在竞技运动日盛一日的今天,人们对传统体育的前途和命运无不表示关注。在全球化浪潮中,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都承担着守护者责任。努力推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使之成为繁荣新时代健身娱乐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的有效手段,并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基础上,积极将部分发展成熟的项目推向世界,参与构建多元一体的世界体育文化新体系,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3）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继承下来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植根于各民族特定历史之中的特质文化，其特殊性和丰富性已成为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资源不断受到弱化，不能发挥其资源优势，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富饶的贫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濒临灭绝性，需要对其进行保护性的开发，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能够有效进行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有不同的转换模式，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发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为知识资本，为少数民族成员知识共享、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服务。

1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类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是指记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并通过组织可资利用的资源。这种信息资源从形式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物质载体信息资源;一类是非物质载体信息资源。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物质载体信息资源，又可分为少数民族文献信息资源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实物信息资源。前者包括用用汉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而后者主要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物(如考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非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源，又称之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i>智力型信息资源:这类信息主要表现为储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特殊人才的头脑里，他们掌握有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技能。对这类信息，需要借助特殊管理模式，进行开发和利用。例如没有一纸一画的存于侗族匠人头脑的鼓楼设计。(2)口语信息资源:这一类信息是指无文字的民族，甚至是有文字民族的口耳相传，并不被现代技术设备所记录的信息。在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中有大量的口授秘方，这类信息资源有很大的随机性，需要在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上采取特殊的方法搜集、记录、整理和存储。这类信息资源的转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3)体语信息资源:少数民族大量的文化的传承，是靠宗教仪式、舞蹈等这些特殊的体语表现进行的，这些特殊的文化形式，是本民族成员认同的一种价值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中含有大量的知识，其中既有显性知识，又有隐性知识。通过文献和实物载体记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我们称其为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是指如少数民族成员中的个人经验、特殊人才的技能或蕴涵在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现有转换模式

“转换”的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交换、重新整合、功能改变等。厉以宁在《资源转化和西部开发》一文中，指出“资源转换就是资源资本化……要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把潜在的资源变成现实的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是指利用现代技术设备或管理方法，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提升为知识资源，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其信息资源的作用.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成知识资本。

纵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其实质是系统内知识的转换。根据系统内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不同转换形式，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分成下列几种转换模式:

2.1实体展示模式

实体展示模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的一种常见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现实展示、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化。实体展示模式又可分为活动展示模式和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2.1.1活动展示模式

从文化产生的形式来看，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的生产和生活，没有人类活动，就没有人类的文化。少数民族中的游牧文化、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和风俗文化等活动形式，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体现，属于一种活动文化的形式，这种文化需要在活动中继承和发展，其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是一种活动方式转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转换方式有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和政府组织2种方式。民族文化传承自然形成的展示模式，如侗族鼓楼修建中，徒弟向师傅学习鼓楼建筑知识的习得过程;苗族13年1次的枯藏节，通过一种悲壮的杀牛祭祖仪式来祭祀祖先的活动;每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黔东南南部侗族的萨玛节，通过祭萨活动，来增强村寨的团结、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等，这些都是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展示方式。政府组织方式主要是以政府组织的各种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庆典，例如一年一度的“中国雷山苗年文化周”、表现云南民族歌舞和民俗的《云南印象》等等。这种信息的转换方式，是民族群体成员之间获得和建立本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的过程，成员获得这种知识的关键是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使隐性知识得以传递。作为活动文化的展示方式其优点就是真实再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这种信息转换方式取决于受众群的多少和民族文化的自觉。而在现实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缺少传承人，它的受众群正在不断消失，这种转换模式的发展面临挑战。要使这种模式得以继续发展，一是需政府通过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寨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展示保存这种文化现象;二是把活动文化资源扩展成文化旅游、文化产品资源，扩大其受众群，让更多的受众感知和理解这种文化，使这些隐性知识在更广泛的空间传递，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社会化创造条件;三是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2.1.2文物古迹展示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离开物质载体是不可能产生的，不可能存在的，负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称之为传承物，它包括古遗迹和名胜古迹、民族文物、生产生活用具等，对于传承物我们统称为实物信息资源。这种信息资源的转换，一是采用文物古迹实物展示;二是采用博物馆信息软件，把文物、古迹和遗址数字化形成数字产品，通过多媒体形式或基于网络平台向大众传递数字化博物馆知识资源模式。

文物古迹展示是通过在有特殊民族文化现象的地区和具有古遗迹的地方，兴建博物馆、陈列馆、古遗址展区或建立网络平台，让这些文化现象成为历史文化记忆。例如雷山朗德苗寨、黎平地坪风雨桥、台江苗族刺绣馆等。文物古迹展示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转换形式受到推崇，这种信息转换模式是一种通过收集少数民族民俗文物，对其进行解读提供信息资源的一种转换。文物展示模式是把文物及古迹中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是将隐性知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转化的方式主要是实物和模型。这种模式是通过大量文物搜集，解读文物产生的年代、背景和文化现象，用显性化概念和语言将文物隐含的知识明确表达出来。这种转换方式其优点保存和保护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物，但这种转换方式取决于文物收集的多少、鉴别以及对文物的解读提供的信息资源。

2.2数据库模式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转换，发展迅速的模式是数据库转换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知识的融合，用各种显性化语言或符号将各种相关显性化概念进行组合、整理和系统化的过程。它是把记录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据、文字、图片、音像资料，通过筛选、归类并数字化而建成可供查询的数字文档。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已经建设了民族文化和研究数据库50多个，涵盖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在因特网上还有大量的介绍一个或多个民族文化和民族研究信息的网站。一些商用数据库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信息资料。但由于这些数据库、网站是使用不同的硬件系统、平台与软件建设的各自独立的数据源，没有形成一个知识仓储，所以其知识转换形式是一种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换。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实体展示模式、数据库模式都是一种外部形态的整合，还不能形成一种内容形式的整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分别属于群化、外化、融合方式。知识转换过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知识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将显性知识抽象化的过程，通过归纳和提炼使显性知识被民族成员所掌握、吸收和消化，并升华成为民族成员自身的隐性知识。这个过程需建立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知识组织，将少数民族特殊技能人才的经验、少数民族研究专家技能或蕴涵数据库、数据仓库中的知识，通过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等技术将之发掘出来，从而提升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数量和质量，并为广大的民族成员所共享。

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包括以文字形式或非文字形式保持的民俗、习惯、信仰和思维方式。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易于表达和传递，而隐性知识通常难以表达和记录。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需要寻找有效的方式，将难以表达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记录者必须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持有者的眼光来记录传统文化知识，而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觉来对传统文化现象做出记录和解释。该方式主要是语言和符号的比喻，可以将人的直觉或心灵顿悟表达出来，因此往往通过隐喻、类推、丰富的语言想象、故事等支持转换。传统的方法是民族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和田园调查，形成研究性的论文和论著。这种知识转换是一种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的转换，但这些知识由于受众群少，难于在民族成员间共享，还不能形成大多数民族成员个体的知识。为此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使民族成员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建立的显性知识向显显性知识转换的机制，使创新的知识被民族成员所共享，从而实现由个人隐性知识推动本民族的传统知识的发展，即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

所谓少数民族传统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是在组织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概念关联，形成共享知识库。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模式需要一般信息资源转换的基本条件，如组织机构、软件工具和系统平台、标准和关键技术等，还要满足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换的特殊条件。

3.1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组织模式需要有组织机构组织实施，通过建立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完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知识组织模式的构建。知识基地的主要任务是把具有特殊文化现象的村落作为研究的中心，由此推广到整个民族社区。具体作法是通过民族研究人员长期蹲点记录或本村寨民族成员自己记录这个村落的所有生活现象，由民族研究者分析记录这些生活现象，并整理、存储、加工、研究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库。文化信息源库建立的目的有三:一是通过信息源的数据加工，形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总库，只有一定量的资源库，才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进行隐含信息的关联和知识挖掘;二是形成系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知识基地是效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组织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显性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成果是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直接体现;三是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概念化，人的知识获取过程，首要是对知识概念的了解和理解，然后接受知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多的受众，成为有效的资源，需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概念化，比如说，“中国最后一个部落”，人们就会与从江的芭莎联系在一起;鼓楼、风雨桥自然与侗族联系在一起。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无法复制的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能，有着显性和隐性的经济价值。但由于这些资源长期隐藏于乡间僻野，不为外人所知，需要有意识的对这些资源概念化，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成为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对这些资源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开发和利用，加速其知识的显性化，使之带来“取之不尽”的收益。

3.2创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共享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隐性知识，主要是指深藏在少数民族成员中的知识、智慧和技能。这些隐性知识难于共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具有这些知识、技能的民族成员生活在乡间，外界了解甚少，隐性知识传播空间狭窄;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本民族的年轻成员不愿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和理解本民族成员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三是受本民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有很多智慧和技能是不愿意让外人所知晓的，甚至在本族人中都是有限制的传播。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隐性知识资源的共享，有效的进行信息资源的转换，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使民族成员能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一是应该有一个看得见的知识平台，使每一个民族成员和团体都能清楚地看到本民族和团体有哪些资源，哪些民族成员贡献了哪些知识资源，同时知识基地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申请部分资金用于对这些民族成员提供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奖励;二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要帮助持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民族成员、团体申请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以获得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3.3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

要建立有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转换体系，必须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机构知识库是利用网络及相关技术，依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基地而建立的数字化数据库，它通过数据化知识基地所搜集和整理信息资源，以及保存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和民族研究人员所产生科研成果，并将这些资源进行规范、分类、标引后，按照开放标准与相应的互操作协议，允许机构及其民族成员通过互联网来免费地获取和使用。

在知识库的建立中，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库的建立应给与高度关注。在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技能是掌握在个别少数民族成员中，他们被民族文化研究者称之为这些文化的“活化石”，他们一旦离世，将会出现人亡艺绝的惨况。对这些特殊人才，要实行特殊的管理方式，由政府和相应的科研机构出资，由知识基地采用现代技术设备抢救性的记录这些智力型资源，使这些濒临灭绝的智力型信息转换成可保存的信息资源，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信息资源组织，动态地调整民族特殊技能人才数据库，依据知识挖掘技术自动处理数据库中大量的原始数据，从中挖掘、抽取出必然、有价值的知识元，即对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的个性化知识挖掘，然后系统对这些知识元进行关联、对比、评价，形成知识库，使少数民族特殊人才技能中的隐性知识显化，并为广大民族成员所共享。

3.4建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本体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4）

2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众多，对于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体育用品、体育休闲，抑或是体育旅游、竞技观赏、体育培训等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可挖，这对于丰富该区域的传统文化，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宝藏，充实群众的日常生活，促进该地域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P47-49。

2.1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产业

高黎贡山区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生物环境，旅游资源丰富。由于地方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该区域旅游产业在目前已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且具备一定的品牌效应。相对其他地域，该区域的旅游产业仍是新兴产业，表现出投入时间不够长、民族特色不够突出、旅游服务质量不高、旅游内容单调、旅游形式简单等弊端P101-104。要向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就要做到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高黎贡山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其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并有很大的参与性与观赏性，如其中的泼水、东巴跳、霸王鞭、目瑙纵歌、龙舟竞渡、刀梯绝技、攀岩、漂流、打陀螺、斗鸡赛、打手键、跳皮筋、爬杆、跳竹竿等，且它们多与民族风俗和节日风情紧紧相连,是旅游产业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目前，如云南德宏州景颇族的“剽牛祭天”、万人“目瑙纵歌”传统体育文化节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极大的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云南临沧佤族的“木鼓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并伴随有许多佤族舞蹈和佤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表演，同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令其流连忘返。而徒步翻越高黎贡山，使游客在旅游健身的过程中也充分的领略到了高黎贡山奇美俊秀的自然景观。

2.2传统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

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是对该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物质传承与传播，虽然目前表现出产业规模不大、产品相对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弱点，但其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如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保山，其“永子”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永子”围棋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德宏，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深厚，该区域少数民族民众所使用的“护撒刀”深受游客的青睐。该区域所在的怒江洲，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以狩猎为生，狩猎过程中使用的“弓弩”制作工艺精良，也成为游客竞相购买及收藏的物品。

2.3传统体育文化观赏业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极具观赏价值，如云南怒江州傈僳族的一年一度的“刀杆节”上的表演，吸引了广大游客的同时，也让游客感受到了傈僳族传统体育中的原始与粗犷。高黎贡山区域德宏洲梁河县的德昂族，历史上，曾在滇西一带以武力称雄，特别是在12世纪至15世纪时，德昂族的先民建立了金齿国，更是称雄一方，从而造就了德昂族人民对武术的崇尚与热爱。每逢喜庆节日或祭祀活动，都要举行大型武术表演，吸引了大批周杨庆辞，徐艳华：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边地区和外地游客前来欣赏。而每年一度的云南大理“三月街”，白族民众表演的“霸王鞭”也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及参与。极大的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2.4传统体育文化休闲产业

随着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在高黎贡山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建立了不少颇具不同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如保山旧寨的白族村落、腾冲的傈僳族村落、施甸县的布朗族村落、怒江洲贡山县的独龙族村落、丽江玉龙县的纳西族村落、临沧沧源县的佤族村落等，在这些少数民族村落均建立起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站和休闲娱乐场所，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游客到此驻足，享受休闲时光，充分感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感。推动了少数民族区域的对外交流及经济发展[4]P19-21。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5）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6）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5-03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积极发掘传统道德新的时代价值，努力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的整体框架中去，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2005年2月19日，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中国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经过历史的过滤和积淀都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因此，探析各民族道德文化，从中继承和发扬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道德文化，既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从藏族传统文化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丰富性

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特点鲜明的社会公德文化、婚姻家庭道德文化、职业道德文化等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社会公德文化

社会公德作为一般行为准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的道德价值、道德理想的某种共识性体现[2]。藏族的社会公德，逐步形成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定夺是非、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它对藏族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人民注重社会公德。据《王臣记》记载：“松赞王凭借着那写作俱便的善轨文字的方便，在十善法戒的基础上，制定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净的做人法规。”[3]尽管这一法规熔道德、宗教和法律于一炉，表明道德的阶级性，但许多内容是很好的社会公德。

2.职业道德文化

青藏高原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寒大陆，在高寒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了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独特生态区域，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和“生命”之称。藏族就世代繁衍生息于其间绵延着巍峨的山脉、深邃的峡谷，天寒地冻的世界屋脊之上。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大自然磨砺出藏族罕见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和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和品质，使藏民族有着惊人的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耐力和韧性，从而维系了民族的繁衍，同时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藏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这种刻苦刚强、坚忍不拔的民族魂，只要剔除附于其上的消极因素，在藏区现代化进程中是强烈的助推力。

3.家庭美德文化

婚姻家庭道德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直接反映，它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的基本行为，使其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爱情升华，家庭幸福，而且也使其整个民族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

夫妻地位平等。在藏族地区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藏族传统强调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是藏族家庭地位平等的感情基础。而这种以爱慕为基本出发点的观念不仅是夫妻团结家庭和睦的可靠保证，也是藏族道德中的积极因素。

孝敬父母。在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孝敬父母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就有许多孝敬父母的格言，如：“子母相见如仇敌，父母责备白眼翻。永世受罪解脱难，这种人落地狱间。念此应以孝为先。”[4]

要善待子女。藏族传统道德认为教育和培养孩子成为有道德的人，使其能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善待。所以在藏族家庭对子女的善待更重要的是教子女怎样做人。这些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做人的希望，在《礼仪问答写卷》和《萨迦格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5]。

4.宗教道德文化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和强化作用主要表现为积极的鼓励和消极的威慑。积极的鼓励使得人们在有生之年不顾成败地去履行其道德义务。人们在平时的“积善积德”观念中得到鼓励。

如众生平等、慈悲行善、忍辱无争、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等。藏族生态文化认为，不仅要尊重人类社会中一切人的生命，还应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人对所处环境其它生物的保护，便是保护人类自己。出于对自然的崇敬，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的禁忌，走遍藏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自然也有神圣的动物、植物。无论是僧人还是普通人，都是自然区域中一个普通成员，应该尊重保护区其它生物的活动，与其同生存。这样一种观念和行为便有力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民族传统道德，是指各民族过去发生的一以贯之的在现实生活中仍发生作用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6]。传统道德观念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同步发生变化。相反，它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思想仍然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仍然会通过观念来影响并支配人们的言论和行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充分发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1.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有利于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和调整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蕴藏着大量的道德评价、道德典范和道德理想，如在个人道德方面，有诚实守信、谦虚有礼、富有同情心等。在家庭道德方面，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长幼有别等。在宗教道德方面，有爱国爱民、平等团结、乐善好施、倡善弃恶等。在社会道德方面，包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济危扶贫等。这些道德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力。这使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自觉塑造道德形象和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从而维护和完善社会主流道德准则和规范。

2.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促进了民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团结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在现代社会，除了用法律维系利益关系上的公平与和谐，民族传统道德对于调节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共同的道德文化促进了本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和同心协力，它可以调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了良好的人际环境。当然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奴隶制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有些内容也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安定的。

3.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道德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对道德规范的遵循保证了人们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相互谦让，从而使社会生活保持健康有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经验的积淀，融会在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传统的行为习惯中，在生活的交往中直接表露出来，处处起作用，并且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情、信仰、仪式、教义这些具体的手段和途径给人们施加影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保证其社会规范和社会稳定，每个社会都制定一系列制度、法律、措施来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但这些手段并非可以运用于所有的场合，有许多的行为选择是在独处的时候，这是上述的措施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监督人们的行为，因而控制了许多不正当行为并避免其发生。

但是，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一旦形成，经久不衰，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尤为典型。当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之后，旧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的一部分属于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腐朽道德，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那么在面临这种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其展现出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传统伦理道德呢？

三、继承、扬弃、创新：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对待传统伦理道德，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这就为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此，必须要以坚持继承、扬弃、创新的原则来提升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坚持继承原则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可以跨越社会形态的道德规范，这类道德文化是可以被直接承继下来，用以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如在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反映社会公德的文化：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和有恩当报等等；体现努力进取的职业道德文化：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却表现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品质；展现团结和睦的家庭美德的文化：夫妻地位的平等、孝敬父母、要善待子女，等等。所以，在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这些反映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尊老爱幼、追求真理、诚信和童叟无欺的内容，这些均属于同现代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冲突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无疑可直接纳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之中。

2.坚持扬弃原则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以农立国的宗法制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表现其两重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则更是如此。

少数民族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藏族来说传统优秀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已经逐渐融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熔炉之中藏族优良的思想道德传统；体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的藏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学艺术[9]。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我们要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有精华就有糟粕，有优势就有劣势。藏族传统社会道德的核心是藏传佛教道德，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相悖的。如藏传佛教道德主张的是消极人生，积极出世，把现实人生视为苦，且把其根源归结于前世所造之恶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消极成分”，则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惰性力量，与现代化建设是对峙和冲突的，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其纳入新道德之内，必须将之弃之于社会主义道德之外。

3.坚持创新原则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变化。创新便是民族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变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是传统价值观与现念交合转化的新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只能根据自身因素和现代社会建设的要求并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

四、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思路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走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要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地位和掌控力度的坚实基础，从而为多元文化成长和发展提供恰切时代的风骨气韵及坚强有力的基本价值支撑，以便创造更加洁净朗润的文化生态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污染和毒化带来的精神畸变和观念毒瘤。在少数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发展就是要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符合先进文化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倡导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改革开放这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并加以提炼、改造、充实和提高，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的内容始终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改造传统道德，推动道德进步，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民族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改造和发扬光大获得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培育少数民族的现代道德意识

如同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一样，大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也有消极入世、积极出世、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受艰苦，与世无争的主张，并且大多数虔诚的少数民族信教徒的心愿都主要不在现世如何致富，而是如何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淡泊名利、不讲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经济效益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因此，要结合当地实际培育以讲求经济效益，敢于竞争和冒险的，以重视现世、讲求奋斗的现代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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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8）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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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310-2

在时展日新月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现代化已是必然的趋势。这既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做出的历史抉择，又是民族自我意识强化的表现。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目睹一系列民族传统文化因子变异、衰退、淡化的不争事实，一些敏感的学者惊呼：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一些族内人士甚至认为，现代化将会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灭顶之灾，并为此对现代化采取排异态度和惧怕心理。实际上，惊呼、排异、惧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反映了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对变化本身的关注与担忧。但是，过分的忧虑又是不必要的，这种忧虑等于是低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调适功能，是把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起来的一种不正确心态。

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但传统文化又不能不要。民族地区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取得“共生双赢”的效果。反之，不仅会延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损伤和不应有的损失。

一、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能否得兼

一个民族要现代化，意味着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接受现代化的洗礼，民族成员自身也自然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而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群众中世代沿袭的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等方面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如语言、文字、艺术、服饰、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教育、风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等。另外，民族文物为历史文化遗产，它是传统文化的外化形式，也是属于传统文化范畴。文物不仅包括有形文物，如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品、墓葬、字迹、典籍、人工器物、天然物等，还包括无形文物，如表演、音乐、技术、工艺等。

民族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它在各民族社会中的作用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民族特性的标志，是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团结、和睦、认同的稳定剂、凝固剂；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惰性、落伍的东西，对于本民族的成员来讲，是习以为常的、自我感觉良好的、难以变更的，这就容易对现代化事业构成阻碍。

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它不能不要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为阻遏是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的。对于一个民族，它又不能没有传统文化。如果传统文化消失殆尽了，这个民族就不称其为民族了。任何的现代化，都只能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空间中实现，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人、脱离人赖以生存的人文社会环境奢谈现代化。

现代化可能会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因子衰退、消失，但却同时会使另一些因子受到激发进而越发张扬。这就是当代已经现代化了的国家，亦即发达国家中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涌现的原因所在，也是世界上任何现代大都市中的文化不是单一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在中国都市中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语言、文字、观念、习俗、服饰等方面发生了变异，但并没有泯灭他（她）们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感。少数民族出生的知识分子按理说接受现代文化知识最多，在观念心态等方面离“现代化”最近，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往往最强，其原因大致相同。

显然，对一个民族来说，要现代化，也要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理应是，而且也能够做到“双生共赢”，协调发展。其原因，简单地讲，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并非是水火不容，而是相得益彰的。在世界上现代化进行的最成功的国家日本的经验已经表明：在现代化与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是能够找得到结合点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来为之张目、导航。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到处都呈现出双重（二元）结构的现象，即工业上是小型家庭企业与现代大工业并举，思想上是东洋精神与西洋技术并存，“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时至今日，日本某些传统因素不是削弱，而是在继续发挥其功能，社会上虽然也沾染上了工业社会的种种“恶习”，却比较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工业社会中常见的某些现代病，如都市化程度高而犯罪率较低、劳资关系较协调，等等。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视。日本工业社会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之点就在于它具有“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官民一体的思想”、“勤劳哲学”。显而易见，这些特征正是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的，表明战后日本的重新崛起并不是单纯模仿西方现代化，而包含有东方式的创新。

我们平时所说的国情，里边就包含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因素。所谓现代化建设要符合国情，实际上就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这样一层意思。在我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的区情，不能不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因素。只要处置得体，西部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不是抑制，而是会加速西部的现代化进程的，即传统文化能为西部民族地区 的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第二，现代化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任何的传统文化都包括有两方面成分：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必然有优秀的、切合时展需要的成分，它们代表着传统文化前进的方向，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还有逐渐落伍的、与时展相背的成分，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淘汰，并被人们遗忘，失去传统文化的“资格”。传统文化的这种吐故纳新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进行，人们只要通过“妇女缠三寸金莲”由“国粹”而变为历史陈迹这一简单例子就可感悟到。西部民族地区在历史上类似的陋风恶习同样很多，现在同样有许多已销声匿迹了。评判一种文化现象的优劣，并非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客观的时代。不合时宜的文化或迟或早要被淘汰。这种吐故纳新，不是对传统文化相对稳定性的否定，而恰恰是一种调适，因为只有变迁才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再生或阻止衰败的最佳方式。这种吐故纳新，实际上就是个文化现代化过程。也就是说，是现代化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活力和生机。

大家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产生的生态环境和所属民族的生计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传统只要离开了滋生的土壤就无从发展。事实证明，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经过不断的改良，往往成为超民族、跨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的甚至成为国粹或人间奇迹。小民族也一样，他们的许多文化传统也有可能成为族际共享的资源。关键的是跨出族界这一步的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仰仗文化现代化来搭桥铺路。

近年来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兴起的一大“亮点”是文化的产业化。这也是现代化赋于传统文化的又一生机。打这样的文化牌，魅力独具，能够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问题。这对西部民族地区尤其适宜。我们应鼓励和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这种产业，并促使其早日形成行之有效的机制。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出路：与时俱进

置身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环境下，民族传统文化确定无疑地要进行变迁。这种变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为的躲避、阻隔、逃逸都无济于事，只有调整心态，主动适应，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协调，与时俱进，走传统文化的更新之路，才是正途。

民族传统文化能否以常态改变其内涵、方式，并得以正常发展、传播，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对该民族及其文化的活力、生命力的充分考验。一个墨守成规、拒绝改革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种因循守旧、作茧自缚的文化是没有希望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纳，才能使自己丰富；民族传统文化也只有以虚怀若谷的气度从事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才能使自己真正强大。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轨迹大致有三：继承、发展、变革。即继继承并发展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因素，对它们进行必要的保护、宣传、倡导，使其发扬光大；变革过时的、落后的、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因素，对它们加以引导、限制甚至摈弃，使其脱胎换骨，重新焕发生机。

民族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并非一蹴而就。作为族内的一些同志一时可能很难转过思想弯子，认为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后，就会削弱民族特征，削弱民族意识，进而导致民族的消亡。实际上，这种担忧恰恰反映了该民族传统文化不成熟的一面。有些人臆想着要为民族传统文化构筑一个保护伞，这无疑是多余的，也是徒劳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消极等待被变革，还不如主动变革，赢得先机。关键是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恰如其分地理解它们。比如民族语言的转用现象就特别典型。语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应当说是深深根植于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中的，其生命力之强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族际交往的加深，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接触和激烈的竞争，使一些原本就处于弱势、使用人数少并且无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中一些民族必然地要发生语言转用，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将民族语言同民族特性完全划等号，认为民族成员发生了语言转用现象，就会危及民族的存在或生存，就会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发生动摇，这又是过于担忧了。事实上，民族的语言只是民族特征之一，在世界各国，没有自己独立语言的民族并不少见，操同一语言的人们也并不就是同一个民族。同时，民族语言的转用及消亡也并不那么可怕，操单一民族语言也并不那么美妙。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民族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民―汉双语”、“汉―民双语”、“民―民双语”现象已普遍存在，正说明了该民族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民族成员由不流动变为流动这样一个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方向是正确的，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的选择。

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特征的一大表征，当关乎到民族的属性判定时，最主要的是考虑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感。民族心理、认同感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分子，并不会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削减，反而可能会因其他要素的削弱而增强。这种增强了的民族心理又可将变化了的文化因子内化为民族传统文化因子，形成新的传统文化内核。传统文化就是要靠这种顽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沿袭、发展，没有穷尽，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10）

早在2001年，我党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断深入，中央对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新时期德育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要体现优良传统？？反映时代特点”等等。结合目前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实际，进一步深挖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继续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就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阐述。

一、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各少数民族就以世代相传的形式，将他们在生产生活和宗教祭祀等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固定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一些愚昧的、落后的文化被淘汰出局，相反那些积极的、健康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则被传承下来，对各民族群众起到启迪思想、净化心灵的作用。依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两个层面，将民族传统文化中能够继续为我所用的德育教育内容归纳如下：

（一）家庭美德

少数民族以家庭美德为背景所进行的德育教育，涉及恋爱婚姻、勤俭持家、孝敬父母、家庭和睦等多个方面。

1.尊老敬老。尽管在尊老敬老的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各民族始终秉持“善待老者”的认知理念。以捕鱼为生的赫哲人自古就养成了尊敬老人的良好惯习。老幼相见时，一定要长幼有序，有礼有节。满族则强调“爱亲敬长”、“孝父母，悌兄长”等。高山族在确定社会地位高下时，不是以财富而是以“年龄的长幼次序”来决定。白族为体现尊老敬老的礼仪，逢年过节便为在世或过世的长者摆“敬老宴”。

2.恋爱婚姻。各民族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均确立了与之相符的婚恋观。古代蒙古婚俗“只要双方情愿，男女年龄相仿便可婚配??婚前的恋爱比较自由。一赫哲族传统婚姻把劳动好、捕鱼打猎是能手等作为选婿标准，把手艺巧、聪明贤惠等作为选媳标准，把追求纯洁专一、白头偕老、永不分离等作为爱情的基础。生活在湘西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婚恋问题上，同样具有“自由恋爱，忠贞爱情；尊崇女性，男女平等”等思想。

3.待人待客。受生产、生活环境影响，各少数民族在待人待客方面，均表现出热情豪放、诚实开朗的民族性格。赫哲人很早就养成了热情好客、诚恳待人的良好习惯。每逢有客人到访，必热情招待，并以歌助兴。土家人除吃请外，还把”摆手舞“作为待客必跳的民族舞蹈。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不管客人相识与否，同样会热情相待，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4.生产劳动。尽管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劳动知识教育。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男孩长到六七岁时，父亲等长辈便让他们接受捕鱼猎兽知识教育，女孩则在母亲等长辈的言传身教下，接受采集及其他家务知识教育。纳西族凡纺织、耕地、采集等生产、生活知识，同样会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其他各民族家长亦以儿歌、谚语等形式，向子女传授相关的劳动知识，故有”辛勤劳动，受人尊重“等生产谚语沿袭下来。

（二）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指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等的统称。归纳少数民族社会公德的表现形式，有重情尚义、谦和好礼、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邻里团结等内容。

1.扶助弱势群体。在各少数民族群体意识中，都有扶危扶助弱势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赫哲族在分配渔猎产品时，都要拿出一部分送给鳏寡孤独或丧失劳动能力者，以体现与人为善、互助互爱、扶危济困等思想。独龙人则认为，”有饭不给大家吃，那是最羞耻的事情“”J。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亦有相应的扶助办法，使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少数民族群众及时受到救助。

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出于民族生存的发展需要，各少数民族十分注意保护周边的自然资源，不做有违自然规律的事情，这已成为各族群众公认的行为准则，并沿袭至今。蒙古人早就有“保护牧场，防止草原荒火”思想，要求族人严格遵守。除草原外，他们还注意保护水源，并有“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坐于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等规定。广西少数民族受传统习惯法影响，有保护神林、封山育林等思想，对房屋周围的古树亦不得破坏。壮族群众每年春节过后，都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瑶族群众更有种树还山等环保思想。

3.注重人居环境建设。很久以前，各少数民族就注重人居环境的美化、绿化和洁净化。维吾尔族房前屋后必种植果园，为保持室外环境的清洁卫生，他们从不把厕所建在大门口或显眼位置。侗族村寨在选址时，多选“前有溪河，后有青山”的地段，周围种植参天古树作为“风水林”，大路小巷铺上石板路，再配上宏伟的鼓楼及别具特色的风雨桥，体现了侗族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4.邻里和睦。由于居地分散、偏远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对邻里之问的团结和睦十分重视。布依族用“一支筷子易折断，十支筷子如铁棒”等谚语来强调邻里团结的重要性，南方少数民族还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互助思想，作为邻里之间相互交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北方各少数民族邻里之间，每每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都会不计报酬，主动热情地帮忙相助。

为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党陆续颁发了三个纲领性文件，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中，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道德建设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思想。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道德建设的三大原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三大领域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2001年颁布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道德建设最终从精神文明建设中独立出来。可以说，这三个纲领性文献所确定的教育主题，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搭台，相互印证，互为载体，互设平台，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新时期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的与时俱进性。

为突出德育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教育属性，各民族地区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蓝本，以民族地区在校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为重点，有的放矢地开展了喜闻乐见的德育教育活动，由于教育内容贴近各族学生实际，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受到了各族学生及其家长的普遍欢迎。

二、民族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受民族地区大环境影响，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症结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网络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网络渐次成为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未成年人德育教育的有效手段。但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文化对德育教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冲击较大。一是民族青少年对网络产生依赖或急功近利思想，直接影响了德育教育质量。在一些民族院校，民族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都沉溺于网络游戏、聊天或其他内容，有的上网成瘾。有些大学生撰写论文时，也往往上网查资料，然后七拼八凑蒙混过关，个别大学生为图方便甚至抄袭他人论文。极个别大学生因受不健康思想影响，甚至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由于上网的动机和目的不同，自然使民族大学生弱化学习动力，对网络产生过度依赖和急功近利思想，使德育德育效果打了折扣。二是网络文化无孔不入，使民族青少年对德育教育有所削弱。网络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他不良文化的不时渗透，与民族传统文化争市场、争读者，致使民族传统文化周围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些民族青少年浏览相关网站时，若不有意识地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极易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深邃思辨有所淡化、情操陶冶有所缺乏、精神意义有所削弱”等现象，并出现庸俗化趋势。鉴于网络中民族传统文化德育教育功能的严重缺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三是网络文化对民族青少年“三观”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健康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价值观形成时期，受年龄和认知能力限制，一些民族青少年抵御不健康网络文化的自制力不是很强，尤其是色情、暴力、、愚昧迷信等不健康内容或其他有害信息混杂其中，如若把持不好，极易把他们引入歧途，并对他们的德育教育产生消极影响。

（二）德育教育内容似有弱化趋势

民族地区开展德育教育的主体和重点是青少年，大学或中小学无疑成了德育教育的主战场。

然而在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德育教育似有弱化的趋势。一是民族中小学关注升学率，忽视德育教育。在中小学阶段，民族中小学生主要以学习为主，他们把精力多放在基础课的学习上，认为只要学习好，或者将来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才是学习的目的。在此期间，各民族学校虽然也结合各校实际，按照教学大纲的课时安排，让教师讲解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等有关的德育知识，但民族中小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一些学生家长也认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受此影响，德育教育课多处于应付了事状态，个别学校德育课能减则减，或流于形式，或用其他科目来替代。由于个别民族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以德育教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致使中小学生的德育基础薄弱。二是民族院校大学生关注学业和毕业分配，淡化德育教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族青少年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利益关系、目标追求等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他们考入大学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深造或找工作上，相反对德育教育课或睁一眼闭一眼，或放任自流。一些民族大学生甚至对教师讲授德育课非常反感，对民族传统文化则认为是不合潮流的、落后的东西。正因为民族大学生缺乏应有的“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能力，致使部分大学生世界观扭曲，价值观失衡，人生观错位，南方某大学发生的大学生杀人案，或多或少与民族院校德育教育的功能弱化有关。三是民族地区群众认为德育教育可有可无。除民族青少年外，各民族地区围绕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活动。对此活动，一些民族群众认为自己应把时间放在赚钱上，没有精力接受德育教育。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年岁大了，学不学习无所谓。还有一些群众认为民族社区、民族乡村开展的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教育活动是多此一举。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二十二字”方针，很多内容虽然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只关心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益处，相反对活动本身的文化内涵很少关心。

（三）德育教育方法简单、知识陈旧

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虽然都开设有德育教育课，也添加了一些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的内容，但如下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任课教师素质有待提高。一些民族学校往往把水平低、能力差、年龄老化、不能教主科的教师，让他们来教德育课；一些教师不是正规院校大学毕业生，由于既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又没有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训，直接影响了德育课的教学效果。二是教育内容陈旧。一些教师讲课内容陈旧落后，多是一些粗浅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没有添加新内容，或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内涵，致使学生不愿意听讲。三是教学手段原始简单。他们多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照本宣科等传统讲课方式，一般老师前面讲，学生被动听或被动记。由于缺乏双向互动，致使老师和学生都感觉累，久而久之，使他们对德育教育失去学习兴趣。

三、德育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

针对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的困境，笔者认为，必须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结合民族地区的族情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的启迪作用。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德育教育的新途径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化消极为积极或变被动为主动，无疑成为我们的待解之题。一是设立民族传统文化专门网站。适应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民族网站，或者辟建相关栏目，系统地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一些民族院校或有条件的民族中小学，可通过网络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

通过正面引导，使民族青少年能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真正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的引领作用。二是积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当民族青少年接受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德育教育后，应借助互联网中的博客、论坛、电子信箱以及BBS等载体形式，引导广大民族青少年积极参与讨论。

通过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使学生或师生之间能够进行坦诚交流，真正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三是拓宽网络活动空间。民族院校应积极推动校园网进公寓、宿舍活动，以方便大学生上网交流；民族中小学应开展校园网进课堂活动，或者运用网络形式对民族中小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针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的方法陈旧和知识老化等问题，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一是活化教育内容。采取引领民族青少年到民族村寨、民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参观的形式，让他们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以增强民族青少年爱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积极参与经济开发。为优化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各地均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线，开发了特色民族游和风情游项目，应引导民族青少年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导游讲解或互助互动，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三是发挥节庆或文体活动的载体作用。借助民族特有的传统节庆活动，或通过参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像赛龙舟等，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再教育。通过活化教育形式，使大家在和谐互动的民族背景下接受德育教育。

（三）全面提高师资素质

为破解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教师素质低、能力差、结构不合理以及年龄老化等问题，一是把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充实到队伍中来。通过招聘、选调等多种形式，把那些政治素质高，年富力强，熟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吸纳到德育教育队伍中来，以全面提高一线任课教师的素质。二是通过进修、培训等形式提高现任教师素质。对原任教师，可采取到上级教育部门或高等院校进修、培训等形式，让他们更新知识。提高素质，以适应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发展需要。三是提高任课教师待遇。为充分调动德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可在职称评定或其他经济、政治待遇上向他们倾斜，以保持德育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确保民族地区德育教育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参考文献：

[1]明月。蒙古族妇女优良历史传统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2）。

[2]谭忠国。湘西少数民族婚恋观及婚恋习俗[J].中北大学学报，2008，（2）。

[3]李资源。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6）。

民族传统文化论文篇（11）

关键词 贵州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文化；保护

【基金项目】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贵州大学） 基地课题项目（2014）。

【作者简介】李治邦，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农村经济；吕群立，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历史悠久，众多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丰富多样性

贵州的民族地区包括黔南、黔东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11个自治县，250个民族乡，国土面积9.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5%。全省有48个少数民族，其中18个是世居少数民族。2013年贵州省常住人口3502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6.11%，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四位。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态环境中，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着不同民族的特点。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河纵横，森林茂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是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自然生态基础，“一山之隔，习俗殊异”，形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

贵州在历史上就是各民族交融的，华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其他民族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与原住在贵州的濮人相交汇，在共同开发贵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现象。由于贵州历史上地理偏远、交通闭塞，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较多地遗存了世居民族丰富而厚重的农耕文明的区域文化资源。在我国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贵州的数量列全国第三位，其中，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份量很大， 如“侗族大歌”“水书”“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等。还有大量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迹，如贵州东南部的堂安民族古寨，有7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侗族文化物质空间载体，特别是这里多声部无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一，享誉国际。贵阳市花溪河畔的镇山布依族民族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杂居的自然村寨，建筑空间丰富颇有特色，民族元素多。贵州的梯田众多，如花溪高坡梯田，高山地貌独特，民族风情浓郁，是当地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劳作、巧夺天工改造自然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景观，成为贵州省艺术摄影学会的“摄影创作基地”。贵州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富有特色且保存得比较完整，“多彩贵州”包含了丰富多姿的贵州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对贵州旅游文化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已成为贵州的名片。

二、城镇化进程中贵州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问题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 也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的地域扩展过程”（许学强，1997）。城市化改变着乡村的面貌，“以无法阻挡的穿透力渗透到民族文化的刚性结构中， 并逐渐取代民族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形成的地位和作用， 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被代替的境地”（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1999）。城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有消极影响是肯定的。贵州省2013年的城镇化率为37.8％，大大低于全国53.7％的平均水平，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面临着一系列严峻问题。

1.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土壤受到侵蚀和破坏。第一，城镇化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城镇化进程也是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通信手段、电子媒介在民族地区的介入和普及的过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使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发生急剧变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习俗正在加速消亡，一些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古迹遭到损毁，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民族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少数民族母语危机日益加剧，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贵州境内民族语言的使用率急剧下降，彝语、苗语、布依语使用率下降非常严重。第二，大量民族青壮年外出务工影响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少数民族青壮年多外出打工和迁移，促进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但民族民间文化所依存的民族习俗，因此而缺失其行为的主体人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到挑战。许多靠口耳相传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乏人。随着掌握这些传统文化和技术的老人逐渐离世，少数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技术也濒临消失。如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个布依族村寨，随着一位布依族老人的离世，他所通晓的布依族傩仪和掌握的布依族傩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就随之失传。第三，民族传统文化的生长失去依托。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人口纷纷进人城市，原来相对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分散在城镇的各个角落。同时，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挤压无法进入普通学校的课堂， 结果是学生从小就学习非母语语言和外国语，而对自己的母语和其所存载的文化却不知晓；民族民间文化不受重视，民间艺人地位下降，民间歌手和表演艺人缺少观众和舞台，年轻一代继承民间文化的寥寥无几。目前，实施城镇集中办学，撤销乡村偏远学校，而城镇学校的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语言基本上不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惯。

2.民族传统形文化的损失和破坏难以弥补。城镇化使人口不断密集，村寨变为集镇，集镇变为城镇，对旧城的改造，往往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许多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城镇街区、建筑被拆毁，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被丢弃、遗忘和破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现代工业用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民族民间工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工业园区、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机场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对民族地区的有形文物和文化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贵州黎平县是侗族鼓楼艺术之乡，该县境内现存的鼓楼有不少需要修补或重建，却难以实现，因为修建鼓楼的大木柱需要五十至百年树龄的杉木来做，而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大树了。鼓楼前的歌坪，传统是用鹅卵石铺成，而现在鹅卵石日渐稀少，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多改用水泥，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由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贵州民族地区新建民居大量存在按照统一建筑模式修建，未能很好地根据当地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筑风格来修建，使贵州苗家山寨、彝族山村、布依水乡等原本具有的人文品质逐渐消失。民族地区民居建筑新了，样式洋了，传统丢了，特色没了，魅力没了。贵州回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真寺大都始建于明清时期，以土木结构为主，具有传统古建筑的风格，但经过不断维修、改建或重建后，现在大多是砖混结构，未能充分保留和体现原有民族元素、地域特色和原有建筑风格，民族原有特色弱化和消失。

3.无形民族文化遗产生存力在衰退。城镇化使都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体育、民族医药等逐步走向衰落。一些依靠口传面授方式加以传承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如黔南州水族的“水书”，传播渠道狭窄，普及使用范围小，只有极少数传承人能识读，一旦仅存的传承人去世，珍贵的民族古籍“水书”将成为无人识读的重大遗憾。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曾经把当地民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榕江县的车江镇也要求当地学校把侗歌纳入学校教学内容，贵州大学的艺术学院也曾举办过几期侗歌班。但更普遍的现象是，上学的孩子几乎只唱校园歌曲、流行歌曲，不会唱民歌。

4.对民族民间文化过度开发，商业化倾向明显。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大多是不当开发、过度开发，造成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地方政府往往重开发，轻保护和管理，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在贵州很多旅游景区，常有商业行为表演的人穿的是苗族服装，却梳着土家族发式，唱着侗歌，跳着苗舞，夹杂着伪民俗。一些旅游景点的苗族“抢新郎”，并非苗族民俗，只是借此来赚钱的商业表演，是人为派生出来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举办各种节日，如苗族芦笙节、彝族火把节、侗族鼓楼节等，目的是促进民族民间文化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在节日时令等方面有随意性，追求短期效益，抛开原有的精神文化内涵，是没有原动力的，难以持续发展。1986年，侗歌参加巴黎艺术节演出时，有个作曲家曾经写了一首曲子夹在里面，法国同行听了，竟单把这一支挑出来加以否定。这应该是一个警告和教训。

三、城镇化进程中加强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

1.增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和有包容性的，一马平川的道路、林立的高楼可以体现城市的发展风貌和现代气派，但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淀起来的，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应该也可以是富有个性、魅力的，应该树立和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如雷山县西江苗寨的建设，成为贵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不仅保护、宣传和发展了民族文化， 还创造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好的例子。可以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方式加强宣传，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力量，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作为民族地区特色教育内容， 让少年儿童从小认识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本民族的自主行为，以民族地区原住民为主体，要以原住民的生产生计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为基础，使之能够成为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源泉，持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2.把民族文化保护纳入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重视和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城镇建设发展规划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相关保护机制。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建立各民族语言学校，建设民族文化场所和设施，如城市民族文化博物馆和各民族文化中心，把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城市多元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之中，坚持多元文化的平等、和谐共存。充分尊重历史和传统民族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森林、草原和农田应该严格保护，限制开发，保护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新建街道和建筑要尽量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在城市建设中展现出来，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间工艺、美食、表演的艺术场所。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以发展旅游为名，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甚至个人利益而打造伪文化和假民俗。

3.按科学、法制的保护原则保护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按科学化原则进行保护，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法治建设。第一，加强立法，保护民族文化及其多样性。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列有有关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的一些条文，但比较抽象，需要具体化。城市化建设应该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保护权利，加强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区域环境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城镇化和谐发展。2003年1月，贵州省人大制定并且实施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有利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第二，保证经费投入和加强管理队伍建设。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把挖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贵州从事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人员少，经费投入不足，各级政府应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保护、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第三，运用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用现代技术工具对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内容进行录音、摄像、拍照和文字记录，对那些活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一般是自我娱乐或自发性地表达某种感情愿望的，可以根据现在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需要，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工和开发，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

4.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可以利用国外政府和民间无偿援助的资金，可以学习、借鉴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经验，促进贵州民族文化的保护、宣传与国际交流。例如，1995年， 我国与挪威合作在此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这里的长角苗的古老传统和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服饰艺术得到较好保护。1997～2004年，我国多次与挪威合作，在贵州六盘水的六枝梭戛、贵阳花溪镇山、黔东南的黎平堂安和锦屏隆里等四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初步建成了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具有独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对贵州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昌国.多彩贵州与贵州文化的构建[EB/OL].非物质文化遗产网.gzfwz.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