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大全11篇

科学主义篇（1）

我主导的观点认为：科学是好的，科学主义是坏的。当前，一些反伪科学人士的许多行为已不是“倡导科学”这么简单，而有在科学主义纲领下，滥用“伪科学”名义，党同伐异，搞学术一言堂之嫌。当然，他们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上，是有大功的；在学术打假上，更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问题在于“肃伪”扩大化，把好事做过了头，变成了坏事。

他们必须反思，反伪科学这么一件好事，本来应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为什么到了他们手里，近年却不断引起公愤。我相信签名的那些科学家，许多原来都是中立的，现在也是反对真正的伪科学的，他们支持“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一定是认为反“伪科学”出了偏差。而造成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某些过于激进的反伪科学人士的偏激行为，把反伪科学这件好事办坏了、办砸了。把好事办坏，要从根子上总结原因。根子在哪里呢，我认为许多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个人认为：要对科学主义本身进行反思。

科学与科学主义截然不同，科学主义是科学的扩大化和走极端。科学主义，在“百度知道”中有一个不错的概括，其内核是：物质一元论，认识论上的唯经验论、唯理性，历史观上的科学万能论――即科学等于进步。还有一种不太准确但意思很接近的解释：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科学主义是典型的传统工业化的科学观，它在世界观上以物为中心，反对以人为本；方法论上以机械方法反对辩证方法。

我说“科学主义是坏的”，在当前语境下是有特定含义的。第一层意思，科学主义在倡导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在反对真正的伪科学时是好的，不是坏的。第二层意思，科学主义在把科学当作主义，否定科学以外的其他有益价值时，常常是坏的，是不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益的价值，除了科学，还有文化。而某些反伪科学人士，常常用“科学文化人”轻蔑地称呼他们的学术对手。在他们的语义中，“文化”是一个完全负面的用语，这是科学主义的反文化本质的自然流露。科学与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对立，但科学主义不断扩大二者的对立与矛盾，不断打击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化努力，违逆科学与文化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如果说科学主义在反对封建迷信方面显示出进步性，那么在维护传统工业化观念方面却表现出它的保守性，跟不上信息革命的观念转变。

科学与文化之争，对应的更一般的背景，就是心物二元对立。心物二元对立，是传统工业化的世界观基础。科学主义把工业化最传统的那一面进一步放大，它坚持的物质一元论，实际是心物二元对立中物质一元论。在广义科学领域，心物二元对立，进一步表现为两种研究路线的对立，一种是研究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东方科学、非实证科学、前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我索性称之为心物一元科学；一种是研究不具有“心”的特征的物，常被称为西方科学、实证科学、现代科学，我们姑且称之为心物二元科学。科学主义在心物二元对立，坚持物质一元的大前提下，只承认后者是科学（包括把心当作物来研究的心理学），认为前者是伪科学；而所谓“科学文化人”，在心物二元统一的大前提下，认为前者也是科学，比如气功、中医也是科学。

科学主义并非认为心不存在，而是认为心不是科学研究对象；连带引伸到认为具有心的特点的各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而只有物质化的、分析的、实证的、可重复的等等方法才是科学的。而所谓“科学文化人”认为，经络化的（而非原子化的）、综合的（而非分析的）、非实证的、不可重复的（例如：心不可重复）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在我看来，心物一元科学与心物二元科学都反对伪科学（即真正的伪科学）。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把心物一元科学也归入了伪科学，由此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

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科学主义者对伪科学的一个定义：被说成是科学的非科学。这个定义很策略，实际的意思有几层：第一，被说成是（心物二元）科学的非（心物二元）科学；第二，心物二元科学是唯一科学，所以心物二元科学就是全部科学（这是科学主义的隐含前提）；第三，心物一元科学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因此，当心物一元科学说自己是科学时，就掉进这个定义的陷阱）；第四，只要不是心物二元科学，就不是科学。心物一元科学不是科学，是非科学。这样一来，定义相当于是：被说成是实证科学的非实证科学是伪科学。

这个定义是科学主义的，但不是科学的。在三类情况――真正的伪科学、心物一元科学和心物二元科学――中，它把前两者混为一谈，都说成是伪科学。科学是好的、心物二元科学也是好的，它可以在说自己好的时候，并不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但科学主义不是这样，它只承认心物二元科学是好的，并坚持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不仅说心物一元科学是坏的，还把它与伪科学、造假扯到一起，用败坏名声的方法代替学术争论。这就好比为了说明一个干部有错误，非要在工作之外，扯上他是特务或有男女关系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主义是坏的。

按科学主义的伪科学定义，不是伪科学的科学（如心物一元科学），被不负责任地误杀。最典型的是中医科学。千百年来千百万人的实证都不作数，只因为其中“心”的成分，不能见容于实证科学，而被“整”伪（而非证伪）。真正的伪科学可能跑掉。例如：伪科学只要不“被说成是科学”，就不在定义里了。卜卦的只管拿着计算机算命，只要不被来算命的说成是科学，或不被自己说成是科学，就不是伪科学了？科学主义极端者的逻辑，十分像“非友即敌”逻辑，把本来可以争取来共同对付真正伪科学的力量，包括心物一元科学论者与中间立场的民众，推到敌人一边。他们实在是聪明过头了，所以显得不那么聪明了。

科学主义篇（2）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科学主义篇（3）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20-02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科学主义篇（4）

一、科学中充满性偏见

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把科学的程序分为四步：(1)产生问题。(2)实验操作。(3)解释数据。(4)问题终结。她们认为科学中的每一步都有性偏见。

(1)问题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或提出）问题着手。杰克琳(Jacklin)发现，这里性偏见俯拾皆是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胜任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女性因其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地位而“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低层。[2]在心理学中，对有志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行为，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的增加也是“反女性的”倾向。

(2)实验操作。心理学中，确定变量、提问、实验设计等皆存偏见。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对“性”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性）就被投进“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甚至“放大”了这一问题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问卷和当面测试。在这一过程中，题目的设计和提问的暗示往往是男性化的。如军事行为，政治行为或体育竞技行为，妇女被文化“训练”成是不适于这些事业的，因而这样的提问以“双重排除”的方式去对待妇女。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接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要追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对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为什么？

(3)对数据的说明。哈丁(Har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女人通常从事些烧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和工具是处在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首先，妇女因其“低层”地位而不能从广泛的背景去说明数据。例如，在华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华森和克里克在读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事后他们辩解说，弗氏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5]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的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倾向、兴趣和偏见去解释。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科学语言的中立性不过是一纸空话。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表现出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6][7]

(4)问题的终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到“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nvinic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指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女性科学家的“可信的临界”要比男性科学家高。以麦克林托克为例，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还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说明。[8]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标准是顶顶重要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旁，无足轻重。[9]

二、科学批评与对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零碎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判，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大致有以下三个流派，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女权主义经验论　该派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e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平等相处。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刻。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态度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就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10]

(2)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该派关注的是“权力关系”。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ower)是关键。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加和谐和统一。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化，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和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非异化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杼，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3)女性主义社会批判　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以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却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做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被排除的(excluded)”的女人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研究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并不保守；(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和雄性同样强烈。”[11]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角色可能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社会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的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理论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权主义者认为“力量”(power)实为“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权力表现的形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女权主义者认为，抵制现存权力关系的方法是重述原始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12]

总的说来，女权主义科学哲学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三、结语：几点个人的看法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她们的揭露和分析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女权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2)“优越的知者”说有两个问题：其一，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根据是主体特别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其二，妇女因受历史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

(3)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阶级乃至种族的“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或种族。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为权力中心的。

(4)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加辩护的。女权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悖论：一方面，因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完整的意识不被异化。

(5)总之，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性”在科学中的影响的看法多有偏颇之处。“性”、“性别”等基本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A(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对科学本质的诸种建构，实际上是不尊重科学，故而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13]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喊出“第二次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有着很多“语境”的差异。另外，妇女（包括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主要参考文献

[1]C.N.Jacklin，Feminist Research And Psychology，in C.Farnham (ed.).The Impact of Feminism in The Academ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

[2]C.W.Sherif，Bias in Psychology，in S.Harding (ed.) Feministand Method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40-42.

[3]M.A.Ferber and M.L.Teiman，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Economics，in D.Spender(ed.)Men's studies Modified.NY:Pergamon press.1981.P128.

[4]S.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86.P187.

[5]M.Namenwirth，Science Through a Feminist Prism，in R. Bleier(ed.). Feminist Approches to Science.NY:Pergqmon Press.1986.P21.

[6][8][10]E.F.Keller，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50-69.PP.169-172.PP. 139-149.

[7]R.Gingberg.Uncovering Gynocentric Science，Hypatia 2:1987.PP.91-92.

科学主义篇（5）

关键词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　性偏见　优越的知者　异化的知者

科学哲学，行至本世纪末，已呈百家争鸣势态。实在论、反实在论、自然本体论态度（NOA）、自然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人们把科学看作一种“话语”，故诸家都可给出自己的解说。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又称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女性主义关注科学话语的结果。此派与罗蒂（F.Rorty）的“后哲学文化”，法因（A.Fine）的NOA以及利奥塔德（Lyotard）的理论彼此呼应，共同构成所谓“后现代科学哲学”。

作为后现代话语之一，女性主义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动。它的立足点是“性别”，所用方法则多借鉴同宗别派，比如西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性话语”；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及对既定等级秩序的颠覆；哲学解释学对历史文本的“重读”等等。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看成是“男性中心”的典型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过程中充满着性偏见（gender bias）； 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者，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派作一番检讨，并对其主要观点作出批判。

一、对性偏见的揭露

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的运作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是产生问题，第二是实验操作，第三是解释数据，最后是解决问题。她们的研究表明，科学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性偏见。

我们首先看看问题的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问题着手的，杰克琳（Jacklin）认为这里性偏见随处可见而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承担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而女性在科学共同体内处于“边缘”，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2〕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底层。 底层的研究人员大都从事具体的操作， 其工作很少被人注意。 更为严重的是，1900年左右，美国大学的心理系中，对那些有志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希瑞夫还提醒人们，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某项研究的资助者的兴趣和价值取向限制了科研中对问题的定义。在经济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领域，比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 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

某些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指出，在变量的选择中也渗透着性偏见。在心理学中，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能具体地给予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东西（性别）就被投进一只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了这一可疑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社会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提问和当面测试。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指出，题目和提问的暗示是男性化的。例如，在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提出一些具有男性倾向的任务和命令比如军事行为等等，而妇女被文化训练成不适于参与这类事业，故这样的提问就不合理。现在，心理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按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人们不禁要质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前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

哈丁（Hak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 〕位于低层的“执行者”常从事些洗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上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工具是由处于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因此，首先它剥夺了妇女从更广泛的背景去解释数据的权力。科学说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所有的信息都与某种逻辑推演和演算相关。拉特尔（Latour）指出：“中心者的建构需要吸收边缘的元素——这样可以使中心者可以遥控；但又不能全然吸收，否则会使中心地位流失”。〔5 〕居于中心或顶层者，可收获最大量的信息，可具备最广泛的知识背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抽象、概括和综合。有很多人在低层为他们提供数据，而其中大部分是女科学家。对数据提供者而言，数据仅数据而已，它们不能被纳入某个框架，这些人的解释权被剥夺。 例如， 在华森（ 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 华森和克里克在看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发表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辩解说，弗兰克林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6〕

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及兴趣和偏见去解释。这一点在大脑左右半球思维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暴露无遗。布莱尔（Bleier）指出：“虽然麦克高尼（Mcglone）承认不充分的数据基础不能得出结论，但他仍明确地断言大脑西侧思维有性别的差异。”〔7〕金斯波兰尼（Kinsbourne）评论道：“在女权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许多学者似乎确信，男人与女人之间‘确实’有区别。情况似乎是，如果性差别不存在，他们将创造出一个来”。〔8〕所以， 性差异的概念在大脑研究中被接受并扩展成一个生理学信条。

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布莱尔指出，“脑半球专门化”想说明的是，男人善右脑，而且越专门越好，实际上，脑半球专门化的提法，暴露出其使用者缺少“半侧化”与“视觉空间能力之间关系的知识”。〔9〕如是，性偏见隐匿地混入了科学文本。 因而科学语言的中立性就沦为一纸空话。如社会文本中其它范畴一样，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或反映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开勒（　Keller ）声称，　客观性和力之类的性化概念（　gendered conceptions）已经统治了许多科学实践领域。诸如此类的概念还有粘液菌聚集中的起搏器（pacc-maker），神经内分泌学中的“主导分子说”（mastermolecule accounts）等等。〔10〕金斯伯格（Cingberg）写道：“通过对于被排斥在‘科学’之外的妇女活动的全面考察，我逐渐认定，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通常被称为‘艺术’，诸如助产术，烹调术、家政术。尽管这些‘术’一直以男性利益为中心，不过我还是确信它们本该令人尊敬地称为助产科学、饮食科学和家政科学。确实，当男人们对这些学科发生兴趣时，这些‘术’便统统更以‘科学’的美名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被重新表现在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科学模型中”。〔11〕

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乎“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wvinit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标明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在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不同的对自然的理解和说明。〔12〕麦克林托克的“可信的临界”要高于她的男性同事。这时，个体的态度和动机以及对自然的体认都将发挥重大的影响。麦氏对自然持一种不同的态度，她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差别（difference）而非分离（pision），故此她能更耐心地倾听“物”和“自然自身”。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了解地里的“每一株玉米”。〔12〕与麦氏相比，正统的科学家（大部分是男性）的“可信的临界”要低得多。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的例子，拉特尔（Latour）指出，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 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意见是顶顶要紧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边，无足轻重。〔14〕

再看另一个例子。人类的进攻性是否有性别差异？“假小子”式女孩与其男性荷尔蒙的值是否相关？这些研究由爱尔哈德（Ehrhard）作出。在其论文的第1、2节，他谨慎地说，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断言身体的荷尔蒙值对其后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生长过程中父母态度的影响也尚不明确。然而论文写下去，在未改进实验基础的情况下，他就武断地称荷尔蒙对“双性行为”产生了影响。整个程序似乎是这样：首先他们说得出某一结论是困难的，还有许多研究要做。而后他们说，他们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最后，他们甚至会说，结论中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既成的事实。这样，这一结论就成了后继的研究者的事实基础，成了前提。〔15〕布莱尔总结说：“过分的专业化和技术上的精致化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懂其它领域的技术和数学基础，科学家总是抓住能纳入自己框架的东西”。〔16〕总之，对说明，对科学理论的取舍是基于某些因素而非所谓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似乎由广泛的“公意”、“共识”所建构。这正是罗蒂所谓的协同性决定客观性。

二、女性在科学中的角色

在科学中，女性的角色是分裂而尴尬的。大致可从两方面去看。其一是女性科学家的地位，其二是女性作为科学研究之对象。

首先谈女科学家的地位。公认的观点是，科学中妇女相对少，科学长期拒绝女人，科学中女人地位相对低，女人是“执行者”、“边缘者”，而男人是“指令者”和“中心者”。这种性别分离随不同的科学领域而易。“性隔离”（gender-segregation）造成以下三点结果：〔1 〕女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低估。这还将引发恶性循环，妇女对科学望而怯步。（2）选择科学问题时忽视与妇女相关的内容。（3）剥录了她们对数据的说明权。

哈丁认为，性别的社会化（gender sociligation）和性别定型（gender sterotypeing）系统地阻碍妇女而鼓励男子从事诸如科学、 数学和工程等事业。〔17〕而根据罗丝托尔（Rossiter）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科学领域内妇女就业情况与“（outside）社会”劳动就业情况相仿。罗氏指出：“变化迅速的领域缺少高素质的劳动力，男人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原因是他们会体验到停顿不前和低期望值，故这两种情况都留给了女人。”〔18〕另外，男性科学家还敌视已婚妇女的加入，他们的借口是，妇女从养家糊口的男人手里抢饭碗。而细究之下又不难看出，男人“养家糊口”的地位正是性社会化的沉疴之一。总之，科学中男女就业机会、职业质量是不平等的。

性隔离”还会影响女科学家的自我意识。史密斯（Smith）指出：“妇女以个体介入科学，不“代表她们的性别”。〔19〕由于科学是由男人统治的，进入科学的少数女性个体被视为“他者（other）”而非“自我（self）”，他们必须强迫自己去遵守科学规则。这样她们的意识就会一分为二：其一是作为中心的自我以及其真切体验。其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模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人被认为是更接近“自然”，而男人则接近“精神”。故此，女科学家常常从外部去观察自己（以他者的目光）。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她既是操作者又是被操作的对象。她的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社会化的“表述”之间存在严重的分裂。女人，一旦进入科学，无不时刻承受这种分裂，她成为一个异化的探索者。这种异化最戏剧化的表现是某些女科学家处理有关女性的问题。她们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异于男性科学家，但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男人与对象的关系相同。作为“主体”的女人和作为“客体”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某种分异的、异化的意识。这实乃“文化”（男性统治的）对女性体验的侵略，结果是，科学理论不断扩张而女人的“经验”则被驱逐出知识的地平线。

总之，女性是性别社会化、性别定型化和性隔离的牺牲品，这是权力关系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具体还是从抽象意义上说，科学是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是男性的（masculinenature）， 这恐怕是说得过去的。

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将女人的经验作为研究的对象。史密斯说：“进入科学理论的世界，就意味着进入由男人创造的话语，并且该话语组成了主体和客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如果没有揭示出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进入话语的女性研究者将无法意识到她们的意识是由话语所制约的。”〔20〕

三、科学批评与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具体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评，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大致有三个流派：其一是女性主义经验论，其二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其三是女性主义社会批评。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各自的看法。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理论框架的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t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保持平等的关系。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入。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概念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自身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21〕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不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关注是“权力关系”。该派认为，科学中的权力（pswer）是关键。 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故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和谐地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脑体分化，说明了科学的神秘的抽象化。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向，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产生于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回到其非异化的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理，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女性主义社会批判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而不是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所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则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作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像女人一样。黑人和东方民族被视为消极的、情感化的、非理性的、而且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未开化的）。女人作为被排除者（excluded），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 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研究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亦不是社会附属品和保守的化身。（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与雄性同样强烈”。〔22〕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的角色并非其自然面目，而是社会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理论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乃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体现权力的方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

尽管男人位于权力关系的中心，但男人并不占有权力。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可由男心理分析医生与其女病人的关系来说明。女病人的问题将由男医生作出解释，由此她的“病情”就由他的解释构造出来。而他所用的语言和理论则是隐蔽的，或者由其首创者弗洛依德决定。男人也受制于这一既定的权力关系。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任何科学理论（传统）都是一种话语，它由历史上英雄初创、后人不断完善。这些话语是难以超越的。由此，她们认为女性科学家的工作也充满“偏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并不是科学的例外和滥用，而是科学的本质。她们抵制权力关系的方法是重述原始的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23〕

总的说来，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的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四、结语：几点批评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 她们的揭露和分析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对我们了解科学实践的实质是极有启发的。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许多女性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

（2 ）女性主义经验论通过把女人建构成“优越的知者”而企图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冲突。其实不然，因为女性主义者把超越的可能只寄于主体的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移情和直觉常被说成是少数天才具有的能耐。在科学史中，天才被认为与自然之间具有超常的沟通，似乎自然有时借天才之口表述自己。其实不然，自然被认为是反常且残酷的，而天才充满了男性的热情和力量。这是一些征服和驯化的故事。虽然哈瓦维指出，女性灵长目动物学家（Prirnatologist）常常与雌性灵长目动物认同，以致于使用“我们”。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自然的“移情”和“认同”，女性想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虽然这一“移情”与男性天才的“移情”可能不是一回事，但目标都是加强主体意识。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妇女因受历史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再者，说女性是“优越的知者”，还是把主体的认知能力视为“中心”了，这与女性主义反“中心”的初衷相悖。

（3）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中， 所用类比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马克思的原始理论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比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更为基本。统治阶级掌握权力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而非权力才是马克思分析的核心。其次，类比暗示我们，男人与女人皆参与生产，而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女人是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最后，在政治经济学中，权力具有中心——它的所有者，而科学中的权力无明显的中心，它是散播的关系。如果权力有中心，你就必须与占有者斗争并夺取它。而权力无中心，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抵抗。总之，这种类比还存在可推敲的地方。

（4）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 阶级乃至种族的所谓“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时，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反之亦然。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作权力中心的，“异化知者”的说法还可商量。

（5）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 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经辩护的。女性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意识——保持其原始完整性——不被异化。如果这样，似乎没有必要去改变妇女的地位了。

（6）总的说来， 女权主义对“性”在科学中的影响的看法有武断和不妥之处。“性”、“性别”等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规模的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是不尊重科学，故尔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24〕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要喊出“再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诸多“语境”的差别。我们目前的任务恐怕还在于深入和完成“第一次启蒙”，切不可本末倒置。另外，妇女（包知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参考文献

〔1〕C.N.Jacklin，Feminist Research and Psychology，in C.Fa rnham(ed.).The Impact of Feminism in the Academ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

〔2〕C.W.Sherif.Bias in Psychology，in S.Harding(ed.).Femi nist and Methok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40—42

〔3〕M.A.Ferber and M.L.Teiman.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Economics，in D.Spender(ed.).Mens Studies Modified. NY:Pergamon Press.1981.P128

〔4〕〔17〕S.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Ith 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187.p63

〔5〕〔14〕B.Latour.Science in Action.Cambridge.Harverd U niversity Press.1987.P243，pp11—13

〔6〕M.Namenwirth.Science Through a Feminist Prism，in R.B leier(ed.)，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NY:Pergamon Press，1986.p21

〔7〕〔8〕〔9〕〔15〕〔16〕R.Bleier，Sex Differences Resea rch:Science or Blief?in R.Bleier(ed.)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NY:Pergamon Press.1986.p153，p154，p157，pp150—152， pp160—161

〔10〕〔12〕〔21〕E.F.Keller，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Sci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50—69.pp169—172，pp139—149

〔11〕R.Gingberg.Uncovering Gynocentric Science， Hypatia2:1987.pp91—92

〔13〕E.F.Keller，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W.H.Freemanand Co .1983.p142

〔18〕M.W.Rossiter ，Sexual Segregation in the Science ，inS.Harding and J.F.O'Barr(eds.).Sex and Scientific Inqui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36—37

科学主义篇（6）

关键词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　性偏见　优越的知者　异化的知者

科学哲学，行至本世纪末，已呈百家争鸣势态。实在论、反实在论、 自然 本体论态度（noa）、自然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人们把科学看作一种“话语”，故诸家都可给出自己的解说。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feminism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又称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女性主义关注科学话语的结果。此派与罗蒂（f.rorty）的“后哲学文化”，法因（a.fine）的noa以及利奥塔德（lyotard）的 理论 彼此呼应，共同构成所谓“后现代科学哲学”。

作为后现代话语之一，女性主义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动。它的立足点是“性别”，所用 方法 则多借鉴同宗别派，比如西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性话语”；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及对既定等级秩序的颠覆；哲学解释学对 历史 文本的“重读”等等。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看成是“男性中心”的典型领域之一，她们对科学的批判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揭露科学的过程中充满着性偏见（gender bias）； 二是把科学的“本性”建构成“男性的”；三者，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大都是女科学家，懂科学、懂哲学，又有深切的体验。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派作一番检讨，并对其主要观点作出批判。

一、对性偏见的揭露

女性主义者把科学的运作过程分为四步：第一是产生 问题 ，第二是实验操作，第三是解释数据，最后是解决问题。她们的 研究 表明，科学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性偏见。

我们首先看看问题的产生。科学研究总是从选择问题着手的，杰克琳（jacklin）认为这里性偏见随处可见而且根深蒂固。〔1〕什么是重要的？何者值得研究？谁能承担这一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权威和资助者定夺。而女性在科学共同体内处于“边缘”，无法也无权参予决策。希瑞夫（sherif）指出，许多科学领域内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2〕男人常位于顶层而女人往往在最底层。 底层的研究人员大都从事具体的操作， 其工作很少被人注意。 更为严重的是，1900年左右，美国大学的心理系中，对那些有志研究妇女问题的人，要么其兴趣得不到鼓励，要么其“工作”被视为歪门邪道。希瑞夫还提醒人们，自一战以来，军事课题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某项研究的资助者的兴趣和价值取向限制了科研中对问题的定义。在 经济 学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所有妇女参加的领域，比如家务和志愿工作。妇女的经济行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3〕在生物学中， 有时未对某物种的雌性加以观察就武断地公布结论。

某些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指出，在变量的选择中也渗透着性偏见。在心 理学 中，性别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元，尽管无人能具体地给予界定。这样，未加充分说明的东西（性别）就被投进一只黑箱，继而黑箱的输出结果就包含了这一可疑的预设。众所周知、心理学和 社会 学收集数据的一般方法是提问和当面测试。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指出，题目和提问的暗示是男性化的。例如，在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提出一些具有男性倾向的任务和命令比如军事行为等等，而妇女被文化训练成不适于参与这类事业，故这样的提问就不合理。现在，心理学研究为了提高“中立性”，用按钮代替了当面提问。但人们不禁要质问的是，当被试者按“钮”时，是谁制造并控制了她（他）面前的庞大机器？是谁对那些自己无法说明自己的人作出解说？谁拥有对已发生的情况的解释权？

哈丁（hakding）指出，在科学共同体中，男人通常是“指令者”（conceptualiger）而女人是“执行者”（executor）。〔4 〕位于低层的“执行者”常从事些洗试管和秘书助手之类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执行者”实质上是机器和工具的延伸，而这些机器、工具是由处于顶端的“指令者们”所设计和控制的。

科学中的等级制度决定了对数据的说明。因此，首先它剥夺了妇女从更广泛的背景去解释数据的权力。科学说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所有的信息都与某种逻辑推演和演算相关。拉特尔（latour）指出：“中心者的建构需要吸收边缘的元素——这样可以使中心者可以遥控；但又不能全然吸收，否则会使中心地位流失”。〔5 〕居于中心或顶层者，可收获最大量的信息，可具备最广泛的知识背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抽象、概括和综合。有很多人在低层为他们提供数据，而其中大部分是女科学家。对数据提供者而言，数据仅数据而已，它们不能被纳入某个框架，这些人的解释权被剥夺。 例如， 在华森（ 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之前，弗兰克林（franklin）曾拍摄过dna的晶体图片，并给出了精致的结构分析。 华森和克里克在看到她的结果后不久，就发表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辩解说，弗兰克林无疑善于拍x射线图片，但却缺少解释这些图片的“功力”。〔6〕

其次，这种等级制度还促使处于顶端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及兴趣和偏见去解释。这一点在大脑左右半球思维的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暴露无遗。布莱尔（bleier）指出：“虽然麦克高尼（mcglone）承认不充分的数据基础不能得出结论，但他仍明确地断言大脑西侧思维有性别的差异。”〔7〕金斯波兰尼（kinsbourne）评论道：“在女权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许多学者似乎确信，男人与女人之间‘确实’有区别。情况似乎是，如果性差别不存在，他们将创造出一个来”。〔8〕所以， 性差异的概念在大脑研究中被接受并扩展成一个生理学信条。

最后，科学的语言也带有性偏见。布莱尔指出，“脑半球专门化”想说明的是，男人善右脑，而且越专门越好，实际上，脑半球专门化的提法，暴露出其使用者缺少“半侧化”与“视觉空间能力之间关系的知识”。〔9〕如是，性偏见隐匿地混入了科学文本。 因而科学语言的中立性就沦为一纸空话。如社会文本中其它范畴一样，科学术语和语言的选择或明或暗地反映“统治者”的旨趣，或反映某领域主导的表述风格。开勒（　keller ）声称，　客观性和力之类的性化概念（　gendered conceptions）已经统治了许多科学实践领域。诸如此类的概念还有粘液菌聚集中的起搏器（pacc-maker），神经内分泌学中的“主导分子说”（mastermolecule accounts）等等。〔10〕金斯伯格（cingberg）写道：“通过对于被排斥在‘科学’之外的妇女活动的全面考察，我逐渐认定，以女性为中心的科学通常被称为‘ 艺术 ’，诸如助产术，烹调术、家政术。尽管这些‘术’一直以男性利益为中心，不过我还是确信它们本该令人尊敬地称为助产科学、饮食科学和家政科学。确实，当男人们对这些学科发生兴趣时，这些‘术’便统统更以‘科学’的美名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被重新表现在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科学模型中”。〔11〕

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科学问题的终结”是达乎“可信性的临界值”。（threshold of cowvinitibility）。所谓“可信的临界”是标明某人对其他理论的态度。它常常表现为忽视、反驳和赞同。另外它还与某人坚持“己见”的“固执”程度有关。在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生物学共同体都接受正统理论的情况下，她却坚持自己的“转座”学说。不仅如此，她能“固执”地保持自己的立场以期达到不同的对自然的理解和说明。〔12〕麦克林托克的“可信的临界”要高于她的男性同事。这时，个体的态度和动机以及对自然的体认都将发挥重大的 影响 。麦氏对自然持一种不同的态度，她与自然的关系是基于差别（difference）而非分离（division），故此她能更耐心地倾听“物”和“自然自身”。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了解地里的“每一株玉米”。〔12〕与麦氏相比，正统的科学家（大部分是男性）的“可信的临界”要低得多。再看看华森和克里克的例子，拉特尔（latour）指出，他们在作出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时， 真正关注的是几位权威的意见，满足这些权威的意见是顶顶要紧的，至于自然，则可冷落一边，无足轻重。〔14〕

再看另一个例子。人类的进攻性是否有性别差异？“假小子”式女孩与其男性荷尔蒙的值是否相关？这些研究由爱尔哈德（ehrhard）作出。在其论文的第1、2节，他谨慎地说，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断言身体的荷尔蒙值对其后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生长过程中父母态度的影响也尚不明确。然而论文写下去，在未改进实验基础的情况下，他就武断地称荷尔蒙对“双”产生了影响。整个程序似乎是这样：首先他们说得出某一结论是困难的，还有许多研究要做。而后他们说，他们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最后，他们甚至会说，结论中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既成的事实。这样，这一结论就成了后继的研究者的事实基础，成了前提。〔15〕布莱尔 总结 说：“过分的专业化和技术上的精致化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科学家能懂其它领域的技术和数学基础，科学家总是抓住能纳入自己框架的东西”。〔16〕总之，对说明，对科学理论的取舍是基于某些因素而非所谓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似乎由广泛的“公意”、“共识”所建构。这正是罗蒂所谓的协同性决定客观性。

二、女性在科学中的角色

在科学中，女性的角色是分裂而尴尬的。大致可从两方面去看。其一是女性科学家的地位，其二是女性作为科学研究之对象。

首先谈女科学家的地位。公认的观点是，科学中妇女相对少，科学长期拒绝女人，科学中女人地位相对低，女人是“执行者”、“边缘者”，而男人是“指令者”和“中心者”。这种性别分离随不同的科学领域而易。“性隔离”（gender-segregation）造成以下三点结果：〔1 〕女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被低估。这还将引发恶性循环，妇女对科学望而怯步。（2）选择科学问题时忽视与妇女相关的 内容 。（3）剥录了她们对数据的说明权。

哈丁认为，性别的社会化（gender sociligation）和性别定型（gender sterotypeing）系统地阻碍妇女而鼓励男子从事诸如科学、 数学和工程等事业。〔17〕而根据罗丝托尔（rossiter）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科学领域内妇女就业情况与“（outside）社会”劳动就业情况相仿。罗氏指出：“变化迅速的领域缺少高素质的劳动力，男人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原因是他们会体验到停顿不前和低期望值，故这两种情况都留给了女人。”〔18〕另外，男性科学家还敌视已婚妇女的加入，他们的借口是，妇女从养家糊口的男人手里抢饭碗。而细究之下又不难看出，男人“养家糊口”的地位正是性社会化的沉疴之一。总之，科学中男女就业机会、职业质量是不平等的。

性隔离”还会影响女科学家的自我意识。史密斯（smith）指出：“妇女以个体介入科学，不“代表她们的性别”。〔19〕由于科学是由男人统治的，进入科学的少数女性个体被视为“他者（other）”而非“自我（self）”，他们必须强迫自己去遵守科学规则。这样她们的意识就会一分为二：其一是作为中心的自我以及其真切体验。其二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模式。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人被认为是更接近“自然”，而男人则接近“精神”。故此，女科学家常常从外部去观察自己（以他者的目光）。作为一个女科学家，她既是操作者又是作的对象。她的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社会化的“表述”之间存在严重的分裂。女人，一旦进入科学，无不时刻承受这种分裂，她成为一个异化的探索者。这种异化最戏剧化的表现是某些女科学家处理有关女性的问题。她们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异于男性科学家，但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与男人与对象的关系相同。作为“主体”的女人和作为“客体”的女人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某种分异的、异化的意识。这实乃“文化”（男性统治的）对女性体验的侵略，结果是，科学理论不断扩张而女人的“经验”则被驱逐出知识的地平线。

总之，女性是性别社会化、性别定型化和性隔离的牺牲品，这是权力关系的必然结果。无论从具体还是从抽象意义上说，科学是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是男性的（masculinenature）， 这恐怕是说得过去的。

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将女人的经验作为研究的对象。史密斯说：“进入科学理论的世界，就意味着进入由男人创造的话语，并且该话语组成了主体和客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如果没有揭示出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关系，进入话语的女性研究者将无法意识到她们的意识是由话语所制约的。”〔20〕

三、科学批评与女性的建构

对科学中性偏见的揭露，对妇女地位的不平，仅仅是些具体的谈论。只有对科学的“本质”提出批评，才能真正地了解科学，在此基础上方可对女性进行建构。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大致有三个流派：其一是女性主义经验论，其二是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其三是女性主义社会批评。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和女性提出各自的看法。

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男性统治的科学倾向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他们把客体打入理论框架的冷室而从不对之“移情”。这无疑就是通常的科学“世界观”。女性主义经验论把女性建构成“优越的知者（suptrior knowers）”。女性“知者”的“优越性”出自她们能打通主体和客体。她们倾向于关注客体，倾听客体、理解和“同情”客体。她们不是简单地从客体概括出结论，她们的理解基于差异而不是二元冲突。也就是说，她们不将主客体填进权力关系，而是保持平等的关系。因投入很多，故更富有创见；因耐心倾听，故理解更为深入。麦克林托克就是整合性思维（态度）的一个绝好的例子。开勒指出，量子力学悖论只有更新对客体和自然的概念才能得以解决。悖论存在自身表明分裂的“世界观”不可逃避的二难困境。〔21〕

与女性主义经验论不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关注是“权力关系”。该派认为， 科学 中的权力（pswer）是关键。 科学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

故妇女是“异化的知者（alienated knowers）”。“异化的知者”在认识上有两处优势：其一，女人会使“脑”与“体”更和谐地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脑体分化，说明了科学的神秘的抽象化。科学中的“劳动分化”产生于科学从“手工”向“大机器”的转向，产生于科学的日益制度化，产生于科学知识的商品化。“手”、“脑”、“心（情）”三者的统一能体现出原始科学的批判力，能使科学回到其非异化的状态。其二，女人——“异化的知者”——其“被统治”的地位可使她们明察科学中权力关系的机理，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男性）的盲点。依照异化的知者看来，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androcentric ideology）。

女性主义 社会 批判这一派把女性建构成“他者”或“被排斥的”。权力对知识来说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而不是一个外部 影响 因素。在权力关系中，男人处在中心而女人在边缘。权力所排除的方式表现，而排除则规定了女性的本质。女性主义者把女人在科学中的地位比作边缘社团在社会中的地位。像女人一样。黑人和东方民族被视为消极的、情感化的、非理性的、而且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未开化的）。女人作为被排除者（excluded），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妇女被长期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其二是把女人建构成“他者”，因而具有和男人相反的本质——具有反向含义。女人被定义为消极的，感情化的、非竞争的、保守的、非理性及未开化的。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正统价值取向的对立面。

哈瓦维（haraway）指出， 灵长目动物学家对雌性灵长目动物的 研究 表明。“（1）雌性是竞争的而且有统治欲；（2）雌性富有反叛精神，亦不是社会附属品和保守的化身。（3）雌性是性独断的并且（4）雌性生活中的能量要求与雄性同样强烈”。〔22〕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中的妇女的角色并非其 自然 面目，而是社会化和文化积淀的后果。“性（sex）”和“性别（gender）”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与人的分野，“别”是何物？“别”来自何处？文化也。

科学中，男人是“我们”，女人是“他者”，二者关系是，“他者”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他者”的状况和行为必须以“我们”的 理论 去理解，以“我们”的语言去表述。培根说“知识乃力量”，女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乃权力。”知识是一种检查、监督和解释的权力。体现权力的方式不外乎设立标准，尤其是判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

尽管男人位于权力关系的中心，但男人并不占有权力。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可由男心理 分析 医生与其女病人的关系来说明。女病人的 问题 将由男医生作出解释，由此她的“病情”就由他的解释构造出来。而他所用的语言和理论则是隐蔽的，或者由其首创者弗洛依德决定。男人也受制于这一既定的权力关系。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任何科学理论（传统）都是一种话语，它由 历史 上英雄初创、后人不断完善。这些话语是难以超越的。由此，她们认为女性科学家的工作也充满“偏见”。女性主义者认为这并不是科学的例外和滥用，而是科学的本质。她们抵制权力关系的 方法 是重述原始的故事，通过重述（retell）而企图把女人建构成“我们”。〔23〕

总的说来，女性主义科学 哲学 三个流派所认同的是，科学中充满偏见，但对“何为偏见？”的回答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女人”，三种不同的“科学”。不难看出，女权主义经验论与正统认识论，意识形态批判与马克思的学说，“排除论”与法国批判理论之间有着多多少少的关联。

四、结语：几点批评

（1）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自己就是科学家， 她们的揭露和分析大都是基于对科学活动的深刻了解和体验。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科学哲学，对我们了解科学实践的实质是极有启发的。科学长期拒斥女性，一旦接纳女性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许多女性主义者坚持不懈的“个例”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看法。

（2 ）女性主义经验论通过把女人建构成“优越的知者”而企图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冲突。其实不然，因为女性主义者把超越的可能只寄于主体的能力，这种态度无形中加剧了主客之间的矛盾。所谓“移情”，实则需要更多的控制和技巧去处理客体。移情和直觉常被说成是少数天才具有的能耐。在科学史中，天才被认为与自然之间具有超常的沟通，似乎自然有时借天才之口表述自己。其实不然，自然被认为是反常且残酷的，而天才充满了男性的热情和力量。这是一些征服和驯化的故事。虽然哈瓦维指出，女性灵长目动物学家（prirnatologist）常常与雌性灵长目动物认同，以致于使用“我们”。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自然的“移情”和“认同”，女性想使自己的存在合法化。虽然这一“移情”与男性天才的“移情”可能不是一回事，但目标都是加强主体意识。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天人合一”。

妇女因受历史的压迫而具有社会化的“女性特征”，这种“特征”反而使她们成为“优越的知者”，这岂不是说历史的歧视、压迫、不平是合理的吗？再者，说女性是“优越的知者”，还是把主体的认知能力视为“中心”了，这与女性主义反“中心”的初衷相悖。

（3）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中， 所用类比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马克思的原始理论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比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更为基本。统治阶级掌握权力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而非权力才是马克思分析的核心。其次，类比暗示我们，男人与女人皆参与生产，而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女人是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最后，在 政治 经济 学中，权力具有中心——它的所有者，而科学中的权力无明显的中心，它是散播的关系。如果权力有中心，你就必须与占有者斗争并夺取它。而权力无中心，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抵抗。总之，这种类比还存在可推敲的地方。

（4）女人果真具有一个超乎文化、 阶级乃至种族的所谓“女性意识”吗？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许多黑人妇女首先与种族集团认同，其次才有性别认同。笔者以为，认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某时，某种情况下，妇女可能首先认同于阶级，反之亦然。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把男性视作权力中心的，“异化知者”的说法还可商量。

（5）说女人是“优越的知者”也好， 说她们是“异化的知者”也好，都预设了妇女的经验整合性这一前提。而这种预设是未经辩护的。女性主义者对异化的攻击是企图回归到妇女原始的完整意识。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一方面，由于其分裂意识，她们饱受异化折磨。另一方面，妇女由于被“排斥”而能保留自己的意识——保持其原始完整性——不被异化。如果这样，似乎没有必要去改变妇女的地位了。

（6）总的说来， 女权主义对“性”在科学中的影响的看法有武断和不妥之处。“性”、“性别”等概念自身也缺乏明确的界定和说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于性别的关注是从外部加于科学之上的一个大规模的纲领。可她们的实际论题是：性恰恰“内在于”科学而发挥作用，准确地说是通过帮助确定什么该作为科学内外的东西而发挥作用的。以法因（fine）的观点看，这实是把“某种主题硬塞进科学”，是不尊重科学，故尔是一种空洞的形而上学。〔24〕

科学哲学中的女性主义与其他后 现代 主义思潮一样，反对科学理性的权威。故要喊出“再启蒙”的口号。笔者认为，我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着诸多“语境”的差别。我们 目前 的任务恐怕还在于深入和完成“第一次启蒙”，切不可本末倒置。另外，妇女（包知女科学家）在我国的地位也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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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篇（7）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科学主义篇（8）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和科恩等。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ofthe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1〕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万一存在分析（existential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entity），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of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dividuals）。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当代哲学继承了尼采按照价值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尼采由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把它普遍化，以表示一切源出意志的评价活动的东西。价值概念的这个表述并不限于简单地改变一词的用法，因为以评价能力来代替康德的最高命令，尼采就把意志置于一个同指令与遵从完全不同的关联中了。依尼采看，意志远远不是单纯地接受道德律的要求，它创造它自己的评价，并且代表这个权力的中心，实行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的控制权和统治恰恰在于它有能力改变其价值的次序。自此以后，自由与价值的哲学就成为使价值的级别同意志的强弱程度相关的哲学：准确地说，意志哲学的特征在于应用系统怀疑或猜测方法源出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源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方法把一切道德唯心论当做意志薄弱的症候。而尼采的谱系学就是揭穿以所谓“优等的”、“超验的”和精神的主张所掩饰的意志薄弱的特殊方法。因此尼采哲学就以谱系学观点使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克尔凯郭尔的阶段哲学臻于完善。它不仅加强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描述性，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把这个现象学改造为解释学，换言之，改造为解释的理论的道路。尼采以系统的怀疑回应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呼吁。这样，除现代哲学所依赖的合理性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添加两大“例外”（雅斯贝尔斯语）的侵蚀作用。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科学主义”是贬义词；其次，人本主义一词，上面已经指出，是多义的。但要是对于这两种思潮对立或并行不悖局面有正确理解，所指的应是“理性和真理的哲学”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而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才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或两根主线。前者可简称知识哲学，后者可简称行动哲学。因为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可包括在广义的知识哲学之内，而非分析的大陆语言哲学和价值哲学则可包括在广义的行动哲学之内。在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中都有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既可以同科学主义结合或相容（如实用主义，甚至逻辑实证主义就其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论并非反人本主义，虽然它反对主体哲学），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以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亦可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这一错综复杂表明根本对立或平分秋色论的不恰当。

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对立、不相容的后果是主体或自我和世界或文化的两分和隔离。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两者原有相互关系的恢复是近来出现的哲学思潮力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一倾向将会发展为21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尽管如此，在这种较新思潮中“自我”或主体的意义已经改变，不复是自笛卡尔到罗素哲学中的主体，因而17—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体”（福柯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有”版权所

注：

〔1〕海德格尔：《迷路》，FrankfortamMain，1950年版，第85—86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1967年版，第25节。

科学主义篇（9）

一、什么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

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转贴于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 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

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者被利用、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 ”〔1 〕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让我们弄清楚海德格尔的反人本主义。他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笛卡尔由“我思”推导出“我在”；事实上，“我在”隐藏于已立为最高主体的“我思”里。但“我在”不再是一个命题，它本身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义隐藏着，“我是谁”这一问题最初被掩埋在不确定代名词“一个人”（one）的出现之中， 在直接的自我知识的自命不凡之中，甚至在反思意识的幻象之中。因此，“此在”的分析不停地带着警醒的疑惑态度，不停地发问：“谁在那里？”海德格尔问道：要是“把‘我’作为给定的起点， 万一存在分析（ existential analysis）陷入此在本身所设的圈套， 即以它自身的假明显的和假直接的解释的形式出现的圈套，又怎么办？”〔2 〕这种怀疑表明对“谁在那里”这一问题的答复不能具有证据的价值，却只有解释的价值。这个价值本身以怎样解释在那里的这个人同世界以及同他人的关系而定。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破除人本主义，并非为了要破坏伦理和政治赖以确立的基础，而是为了它们在非人类学的土地上更深和更可靠地建立它们的基础。

在法国对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基础还有另一种攻击，不是从本体论立场发动，而是涉及人文科学中流行的可理解性模式问题。

20 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相信适宜于人文科学的理解（understanding）模式同自然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模式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首先是和原则上是以记号表达的他人心灵生活。这样，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中含有的理解只能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的最初理解的扩充。因此理解是双重主观的，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

现今由于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结构人类学的辉煌发展，另一种可理解性模式已在人文科学中占领主导地位。依照这种模式，理解不再和说明对立，对人类事实的掌握不再依靠自己或他人的意识。这是现在为哲学结构主义广泛采用的符号学模式（semiological model）。

符号学模式是对主体哲学的挑战，因为它从一个和主体的意向目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意义问题。结构语言学有四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语言和说话的分别；第二个公设是历时性从属于共时性的观点；第三个公设是把语言的实质（语音的和语义的）方面化简为形式的方面。语言被消除了内容，便不过是纯由它们之间的差异来下定义的记号系统。结构主义的任何假说的涵义，在第四个公设中确切地表明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内部依赖关系的自动物（autonomous entity）， 即一个结构。〔3〕这最后一个公设可唤做记号系统封闭性公设， 它概括了所有其他公设。这是向现象学提出最大挑战的公设。依照现象学，语言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媒介，我们用它或通过它使自己朝向实在；对事物有所讲谈，所说的一纵即逝，向它所说的东西流动；它超越自身并在一个指称事物的意向运动中确立自身。依照结构语言学，语言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一切差别都是内在的，而且它是先于说话主体的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符号学模式如何使某些哲学家开始走上蓄意反主观主义、反人本主义的方向了。语言自给自足，没有对象，它既不向它会指称的世界开放，也不向会给它注入活力、用它来谈世界的人开放；自我指向和世界指向同时不见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心理分析同语言学携起手来。它对主体哲学的攻击甚至更为激烈。它的矛头直指笛卡尔自信已给确定性找到牢靠的基础所在。弗洛伊德在构成整个意识场的意义景像下面深挖，暴露出那掩饰我们欲望的幻想与幻觉的作用。这样，说明以意识属性的暂时中止开场。它是不要求约简为意识而要意识被约简掉的反现象学。在他谈论“自我”、“本我”（Id）、“超我”的题目中，主体之被逐出又推进了一步。不仅自我的最深底层（Id）是无意识的，甚至最高层（超我）也是无意识的。换言之，无意识的特征不仅是被压抑的欲望具有的，而且是使来自社会权威（主要是双亲权威）的命令和规则深入我们内心的那个复杂过程本身具有的。

再谈关于语言学和结构人类学的合作，这种方法论重新组合的哲学含义非常重大。要是各种文化现象都被当作符号系统，个人实际经验对于文化现象便像说话主体对于语言现象一样成为不相干的。“人类学把社会生活看做其一切方面有机地相联系的一个系统。……人类学家试图构造模型的时候，基本的动机总是要发现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所具有的共同形式。”〔4〕亲属系统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像语言系统一样，它们是心智在无意识层次上设计出的，所以心智并不是心理主体或先验主体特有的东西。在语言、亲属系统和构成社会的其他一切符号系统中工作的心智是同其创造物合为一体的。它就是制度本身，它就是文化。这是客观知识可能性要付出的代价：思想已经在事物中，在社会事实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如果心是结构，并且结构是在事物中，为什么不说心是一物呢？“既然心也是物，此物的功能在于把其他事物的性质告诉我们。”〔5〕这样， 你就会明白为何斯特劳斯能够这样说：“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把人来构成，而是使人消失。”〔6〕

第四，上述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是从共时性的观点来看基础问题，是从历史抽象出来。但对主体哲学的批评亦可以是异时性的：即以不同方式去消除主体之构成世界的奢望，表明它忽视社会、文化系统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的共时性结构。这就是福柯建立知识考古学的宗旨。它指出每一个知识域（叫做episteme）都有连贯的结构。这样在《词语和事物》一书（英译为《事物的秩序》，1970年）中所研究的三种实在事物——生活、工作、语言，它们在知识史的每一时期都构成一个系统，但由一时期到另一时期则是不连续的和变异的，“这些变异如此突然，以致排除知识的连续性和进步的任何观念……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崭新的。这样，考古学抛弃历史，同时也否定那保证历史连续性的东西：由先天性构成的人性永恒性。”〔7〕

至于人本身，不过是在短暂的概念系统中一个正在消失的形象，一个有限物，仅在系统唤起他、为他提供根据和给予他特殊地位的那个时限内真正存在。人原是被笛卡尔哲学和人文科学升格为认识论的实体的。考古学认识论对人本主义的批评同海德格尔“世界画像时代”的批评是很近似的。

当今哲学思潮的根本对立是一方为主体哲学，另一方为系统理论。幸而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以这一或那一方式试图避免这种主体和系统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第五，首先是在语言学中并且扩展到其他人文科学的对符号学模型的批评。主要受乔姆斯基的影响，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日内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构造一个新模型，按照这个转换语法模型，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 ）之间的区别不同于语言和说话之间或系统和过程之间的区别。1965年《句法理论面面观》发表以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把能力区分为语法能力和语义能力。一旦考虑到语言的意义方面， 就有了一个较之索绪尔的“说话”丰富得多的言谈（discourse）概念了。 索绪尔的“说话”流于变成所有和任何说话者对语言系统偶然地有所履行。作为言谈基础的单位是语句，它不能还原为语言单位的记号。言谈存在于作出论断的行为，这是不能还原为一个系统的记号中间的差别和反对关系的。它必定要指称某些东西，一个世界，也要指称一个说话者，他使用人称代名词来表示他正在讲话。最后，言谈还提到一个对话者：听众。但不仅说话主体的概念被如此处理，系统哲学使之实体化的讯号系统本身也趋于多样化。所谓说话者有口语能力便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在信号中间进行辨别，在适当时机在一定情况下选择出适当信号。这样说话者晓得语言模型中的变异、区别和改变。所以言谈理论开辟对说话主体的新探讨。一方面是Jakobson、乔姆斯基的严格的语言学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行为（speech—act ）理论的哲学分析都向这一途径会合。这些对言谈的分析要求系统和说话主体概念作出平行的相关的修正。

解释学也指出同一方向。人只有靠解释他的潜藏于文献和文化中的人性记号来理解自己。这一想法要求主体概念的根本变革不亚于文本的变革。一方面解释行为所蕴涵的个人自己的间接理解便否认了建立于“我思”之上的一种哲学的直觉主义，并且证明它自己的意义依赖于它在自身之外所理解的意义。另一方面，文本的理解并不以发现其结构由以组成的那些记号为满足，却以把它所指向的世界的形象、存在的方式显露出来而告终。但这一显露又不过是主体遭到废黜的副本，这主体要兜圈子地经由世界的记号来理解自己。这样解释学圆圈便标明系统概念和主体概念的同时抛弃。

以上各种反人本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结构主义乃当代科学主义的典型，同人本主义是不相容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则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

目前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人本主义同科学理论的两难困境。其一是返回到梅洛庞蒂的立场：重新掌握在较低于任何理论或实际行为的层次上人和世界的契合这个观念。Dufrenne指出：人的哲学必须承认人同世界相关联是人的特权。但依照梅洛庞蒂的最后哲学，人不再是构造一切客观性的主体。在他未曾构成对象之前，他就已受尽世界的折磨。与此相应，论域不再是自足的。“那描述世界的观念外衣，是染着毒血的衣服，所有真理的纤维把它粘附在世界上，仅仅因为世界把自己的量度尺寸给了人，人才会织造出这些服装。”〔8〕这样， 理论系统之不再本身自足，正如人不再是意义的给予者。必须戳穿双方的狂妄自负，才能够找到主体与客体原来的相互关系。

有人提出另一途径：接受人本主义和科学理论之间的整个分离，但并不因而把人本主义贬谪于意识形态领域。这样可以承认一切归于理论、系统，仅仅为了保留最主要的东西：“他人”，他的脸孔，他的言谈。但这被置于总体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主体哲学的构成性“我思”，它甚至不是“我”而是“你”。并且我的最初出现不是主格的“I”， 而是宾格的“me”，由于同他人靠近而有责任心。既然是这样，形而上学的唯一可能形式便是伦理学。伦理学本身起源于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易受责难的情况中之时——被当作他人的人质的状态。

这样，当代哲学受对主体哲学的批评所鼓舞，以各种不同方式试图创造性地架桥连接无一个主体的系统和一个没有真理的主体之间的鸿沟；或则放弃以根本改变对立的关系为代价在较高的综合中调合双方的想法，局限于对这种冲突的不能解决的特性进行反思。在这个困境中，人本主义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自身未奠立基础——有如一个赌注或者一个口号。

四、现代西方哲学的两根主线

从上面所述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并非只有黑白分明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条线，而是五光十色，斑驳多彩。以人本主义作中心而论，一方面有当代人本主义所反对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和自然主义哲学；另一方面有或从本体论或从方法论角度攻击人本主义的各个学派，还有既反对人本主义也反对科学主义的解释学，最后有试图协调主体和世界，从而避免两难处境的新方向。这样单纯地看到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远远不够准确和全面。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但就现代哲学思潮而论，是否有两根或三根主线呢？也许我们习惯上听到的关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是指两根主线的平行发展或相互反对吧？我觉得把各派主张进行分析，从而归结为两种或三种思潮是可行的。但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来称谓，并且认为两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便很不恰当。现在略谈这个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的分野决定于合理性的两个类型或两种模式。其一是批评的、反思的和分析的合理性，其他是思辨的、创新的和综合的合理性。这样，贯穿于西方现代的两大思潮，大致相当于康德谈到的两种哲学。康德就笛卡尔的“我思”问题反复提问四次：什么是我能够知道的？什么是我必须做的？什么是我可以希望的？什么是人？由康德的第一问题导出关于世界的哲学，由其他三个问题导出关于人的哲学。前者对知识进行批评的反思，后者对人的行动作思辨的探索。关于世界的哲学和第一个合理性模式对应，可以叫做“理性和真理的哲学”；关于人的哲学和第二个合理性模式相符，可以叫做“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平行发展，是相反相成的两大思潮，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史的两根主线。为了解答关于人本主义的争论，现在仅就人的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回顾一下。

从笛卡尔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开始，批评反思的哲学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思辨综合的哲学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逐渐显出其重大意义。

笛卡尔的“我”是普遍的非历史性的主体，“我”是任何地域、任何时间的每个人。真正的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和个人有别。在主体那里，意志代替思维、判断代替概念、行动代替知识成为首要的和中心的能力、力量。这一主体成了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代人本主义诞生了。它来源于人性的本体论研究。

英美分析哲学以研究知识问题为主，其对行动问题、人性问题的研究所用方法亦和知识论类似， 例如语言行为理论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大陆思辨哲学对行动问题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康德、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直延续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它所探索的问题是：人的自由必须有何种类型的存在，以便决策和负责任之类的现象成为可能？这是对自由问题的本体论研究。康德首先提出“实践理性批判”的观念：我知道我是自由的，因为我晓得我的责任，反过来说，我能够尽责，因为我是自由的。这是道德的两个基础：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也是对伦理问题的两个研究方法。但当代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接受康德关于道德律可以约简为空洞的普遍形式这个观点。现代哲学不仅继承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赞同他关于在一般的法律、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实践活动的环境中恢复道德责任的原位这个主张。这就同时给予自由概念一个具体内容了。于是黑格尔哲学开辟了到现象描述方法的道路。但黑格尔所设想的人是一切实在对之最终都是合理的，正如一切合理性的意义最终是那已成为实在的或即将实现者。对此持异议的是克尔凯郭尔的个人（inpiduals）。 这抗议的回声直到今天还在哲学核心中间引起共鸣。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完全抛弃黑格尔的中心观念，即自由之实现是随人的制度之日益丰富而进步的渐进过程。的确，他的人生阶段——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发展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呈现自由和价值的某种相互关联。但此一阶段和次一阶段之间欠缺媒介，并不连续。存在主义者由克尔凯郭尔得来的恰恰是这个由必然界域到自由的“飞跃”中所含有的“非理性”因素。转贴于

最后，当代哲学继承了尼采按照价值概念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尼采由经济学借用这个概念，把它普遍化，以表示一切源出意志的评价活动的东西。价值概念的这个表述并不限于简单地改变一词的用法，因为以评价能力来代替康德的最高命令，尼采就把意志置于一个同指令与遵从完全不同的关联中了。依尼采看，意志远远不是单纯地接受道德律的要求，它创造它自己的评价，并且代表这个权力的中心，实行权力意志的权力。意志的控制权和统治恰恰在于它有能力改变其价值的次序。自此以后，自由与价值的哲学就成为使价值的级别同意志的强弱程度相关的哲学：准确地说，意志哲学的特征在于应用系统怀疑或猜测方法源出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源出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之融合的价值体系，这种方法把一切道德唯心论当做意志薄弱的症候。而尼采的谱系学就是揭穿以所谓“优等的”、“超验的”和精神的主张所掩饰的意志薄弱的特殊方法。因此尼采哲学就以谱系学观点使康德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克尔凯郭尔的阶段哲学臻于完善。它不仅加强继承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现象学描述性，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把这个现象学改造为解释学，换言之，改造为解释的理论的道路。尼采以系统的怀疑回应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呼吁。这样，除现代哲学所依赖的合理性的两个类型之外，还添加两大“例外”（雅斯贝尔斯语）的侵蚀作用。

五、简短的结论

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因为，首先，“科学主义”是贬义词；其次，人本主义一词，上面已经指出，是多义的。但要是对于这两种思潮对立或并行不悖局面有正确理解，所指的应是“理性和真理的哲学”与“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而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才是贯穿整个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或两根主线。前者可简称知识哲学，后者可简称行动哲学。因为分析的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可包括在广义的知识哲学之内，而非分析的大陆语言哲学和价值哲学则可包括在广义的行动哲学之内。在知识哲学和行动哲学中都有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思潮。

人本主义既可以同科学主义结合或相容（如实用主义，甚至逻辑实证主义就其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论并非反人本主义，虽然它反对主体哲学），也可反对科学主义（如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反人本主义既可以是典型的科学主义（如结构主义），亦可反对科学主义（如海德格尔和后结构主义）。这一错综复杂表明根本对立或平分秋色论的不恰当。

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的对立、不相容的后果是主体或自我和世界或文化的两分和隔离。这个矛盾的解决和两者原有相互关系的恢复是近来出现的哲学思潮力图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可喜的。这一倾向将会发展为21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尽管如此，在这种较新思潮中“自我”或主体的意义已经改变， 不复是自笛卡尔到罗素哲学中的主体， 因而17—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体”（福柯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

注：

〔1〕海德格尔：《迷路》，Frankfortam Main，1950年版， 第85—86页。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英译本，1967年版，第25节。

科学主义篇（10）

在不同向度上展开的这样两类“科学式”努力之间，可以发现，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相同。区别，是就对某类意识形态内容“产生一般性影响”的态度而言，应该说，这已日益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同，是就两者都以为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这一广义文本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拥有“科学资格”而言，[6]相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文，我将不讨论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一般性指引”问题。这一问题，与本文论述的主旨关系不大。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7]

本文尝试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8]分析“法学科学性”观念的理论困境。通过全文的阐述，我将论证一个观点：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科学”的法学知识是难以存在的，法学知识不可能成为法律现象的精确图解（即使是近似），法学知识正如法律现象本身一样，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产物，其可以而且只能、甚至应该成为社会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无法独立自身。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9]但是，“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应该是极为鲜见的。而且，我的观点暗示了，在“法学知识无法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和“法学知识实为法律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提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逻辑通道。前者论说的纵深推进（当然是方向之一），就是后者言述的自然浮现。我将提供一种可能是较为独特的论证进路以说明这点。这一论证进路的根本要点（集中在本文第二部分），在于将法律实践中“法律”一词以及其他诸如“宪法”、“刑法”、“民法”……等词汇的“探讨性”使用（后文对此将作详细解释）凸现出来，并经此，而且以此为根基，将法学知识谱系和实践中法律知识[10]谱系置于同一平台，使两者在重要意义上呈现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11]同时，我将某些其他论证要点（相对而言不是根本性的）最终嫁接于这一根本要点，从而，在另外方面，展现渐次深入的论说层次。我还需事先申明：因为“科学”一词的使用在人们通称的社会科学中已成惯例，而且，“科学”语汇使用以及“科学意识形态”运作的成效，在除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12]是本人现有知识和分析能力所不能把握的，所以，本文的论证，将仅仅限于法学与法律的语境。我相信，社会科学各科之间可能存在着共性。但是，我的确认为，而且将要深入阐述，法学知识的独特根基与秉性，极为可能使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无法分享“科学”这一荣誉（除非对“科学”一词作出另外的界定说明，比如“仅仅进行精湛的理论分析就是科学的”）。我无意攻击社会科学学术中“科学”一词的有益使用，我的目的，仅仅在于瓦解法学语境中的“科学主义”。[13]

当然，在分析论证“科学式法学知识”观念的困境之后，我将进一步指出，法学知识的道路究竟是怎样的，其真正作用究竟何在，以及抛弃法学“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法律实践的积极意义。

一

科学主义篇（11）

人类总在不断地追求幸福和解放。科学和人道主义都曾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思想武器。科学和人道主义的联盟曾帮助西方人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晚清以后科学和人道主义也一直在帮助

剩下的办法似乎只有通过 法律 程序对造成环境污染的法人团体实行 经济 制栽，根据其造成污染的程度而处以一定数量的罚款，这正是现在通行的 方法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项会造成严重污染的投资有一亿美元的利润，而罚款仅仅一千万美元，投资者大多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投资。西方 社会 的 企业 界巨头们以及全力追求 工业 化的国家的决策者们不大可能让污染罚款数量达到使投资者无利可图的地步。只要某种商品有足够广阔的市场，商人们就不会放弃生产这种商品。是显然有害于人类的，仍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进行大规模生产，更不用说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商品生产。

如果说对新的投资项目较易采取经济立法手段以阻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上马的话，那么对那些过去已投入巨额资金现在正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就很难以此手段有效制止其对环境的污染了。 中国 兰州工业废气对大气的污染已使乘坐飞行于兰州上空飞机的人们看不见兰州，有两家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领导者在电视上表白：“如果要我们治理污染那么我们就一点经济效益也没有了！”怎么办？是要这些企业，还是要兰州的蓝天？

人类对许多工业品的依赖就象吸毒者对的依赖一样，而这些工业品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与环境保护直接冲突的。在 现代 社会，谁也不愿放弃坐汽车而退回到安步当车的 时代 ，故随着经济的 发展 ，汽车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对环境的污染。发达国家可以较好地保护自家的环境，而利用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把污染环境的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然而这样做对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何裨益？人类已深陷工业文明的困境之中！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误导的结果！

四

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人类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成见，必须明白，人类前途光明与否不仅依赖于人类共同体内部是否可以和平共处，还依赖人类能否与 自然 和平共处。那种认为 科学 日益朝着对自然奥秘包罗无遗的认识进步的观点只是个关于科学进步的神话。科学所说明的只是引起人类注意和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现象，我们既不能说能引起人类注意和对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现象之总和就是自然奥秘的全部，也不能说这样的探究就趋向于对全部自然奥秘的把握。自然非为人类所创造，所以人类不可能完全认识自然。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多未为人类所知的奥秘。有鉴于此，人类今天不该轻浮地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当作笑料。

据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耕种时拒绝使用钢犁，因为它会伤害母亲（大地）的胸脯。他们在春天耕作时要从马蹄上摘下马掌，免得伤害怀孕的大地。〔13〕中世纪的农民把土地、植物和动物都看作是神创造的，他们把他们的收获品也看作仁慈的上帝的礼物，〔14〕从而出于对上帝的敬畏而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可笑的，因为现代人在科学的熏陶之下，把一切自然物的演变过程或生长过程都看作可干预、可控制的，今天不可干预，不可控制的东西，明天则可能成为可干预、可控制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科学这把万能解剖刀会把自然的一切解剖得淋漓尽致，从微观到宇观的一切奥秘终将为人类所知晓，从而一切过程皆可为人类所控制。所以自然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初民和中世纪人对自然的敬畏完全出于他们的愚昧。

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然知识确实比古人的知识丰富得多，从而能以古人所想象不到的方式“驾驭”自然。现代人诚然没有古代人那种无知的愚昧，但却有另一种愚昧。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由这种愚昧造成的。所以，现代人需要一次新启蒙。其主要目标在于达到这样一种体认和共识：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多人类未知的奥秘，对于人类的每一次征服行动，自然都给以了报复，所以人类应恢复对自然的敬畏。这本是个浅显的道理，现代人却因过份陶醉于科学技术的成功而将其置诸脑后。

19世纪末的物 理学 家曾认为物理学大厦已完全建成，20世初物理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事件却是那座曾被认为即将建成的大厦的坍塌和新物理学大厦的重建。这场物理学革命给人最深刻的启示便是卡尔·波普所 总结 的知识可错论，即自然科学知识也只是关于自然奥秘的猜测，它本质上是可错的，“事实上我们的知识只能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无知必定是无限的”〔15〕。连努力要将一切知识奠定于一个可靠基础之上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科学知识只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概然支持，而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确实性。如艾耶尔所说的，“……没有绝对确定的经验命题。只有重言式是确定的。经验命题和所有假说皆可根据实际感觉经验（actual sense－experience）加以确认或怀疑。证实这些假说的、我们用以记录观察的命题本身也是须接受进一步感觉经验的检验假说。所以没有什么最终的命题（final propositions）”〔16〕。但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在无限地逼近客观真理，即逼真度在不断提高，〔17〕而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知识是积累式的进步的〔18〕。

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库恩等科学 哲学 家则依照科学演变的 历史 事实，重绘了一幅科学变化的图景。依库恩之见，科学的演化表现为从前科学到常规科学，经危机和科学革命而到新的常规科学，如此循环往复。历经革命的前后两个科学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如库恩所指出的，“……范式改变了，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在新范式的指引之下，科学家们运用新的仪器看到了新的、不同的事物。就好象这个职业共同体突然之间被转移到另一个行星，在其上类似的东西却被以不同的观点加以看待，也被不同的人们所分享。……范式的改变确实使科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去看他们的 研究 所涉及的世界。就人们总是通过他们之所看和所做才涉及世界而言，我们可以说，经历了革命之后，科学家们面对了一个不同的世界”〔19〕。历经革命的科学范式既然如此不可通约，那么科学演化就不可能是科学真理的积累。我们不能说库恩等人的观点是对科学变化的唯一正确的理解，但我们可由之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科学进步决不是向囊括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的无限逼近。

对现代人的新启蒙仅有这种认识论和科学史方面学究式的论证是不够的。人类不在实践中吃尽苦头不会改弦更张。科学知识虽是可错的，科学进步也不是朝包罗一切宇宙奥秘的真理大全的无限逼近，但在实际运用中却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或胜利远多于失败，归纳的习惯使人们相信 科技 征服自然的潜能无限。实际上科技发展的历史也并不全是记载胜利与成功的历史，但人们因为过份看重最后的胜利，而忽略了胜利之前的挫折和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失败。今日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当促使人们不要总欣赏科学技术的胜利而对其失败视而不见。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够多吗？

新启蒙并不要求人类放弃科学技术而重新赤条条地回到森林或原野，而只要求科学技术保持一份谦逊，而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既不同于初民对自然的敬畏，也不同于中世纪人对上帝的敬畏，这是基于对科技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深刻理解的敬畏。科学技术是人类适应自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工具，它应从属于人类谋求幸福的生存意志。面对今日的生存危机，人类必须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界，但在解决具体 问题 （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时仍不得不求助于科技。

人道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都执着于对人类幸福的追求，这是不容指责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证的要点似乎是：任何一个人都只能作为人而思考、论证、实践、行动，他不可能跳出人的立场之外，他不能不以人类利益或幸福为自己关怀的中心，人怎么可以不为人类着想却为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着想呢？这种论证似乎如同“人不吃饭会饿死”一样无可反驳。然而为人类着想未必要固守着人类这个中心，走出这个中心，才会有更宽广的视野。自私自利的人，走不出自我中心，只盯着个人私利而不注意社会公益，这就决定了他视野和心胸的偏狭，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是最能取得成功和最能自我实现的人。人类若只关心自己而不顾自己的生态环境，便像自私自利的个人一样不能有效地实现和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注：

〔1〕stephen f·mason,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newyork:macmillan,1962.pp.253—260.

〔2〕〔4〕〔9〕john d.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watts and co.,1954,p.363,p385,p.399.

〔3〕gaston bachelard, 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　 boston:beacon,1984,p.7.

〔5〕[德]康德著，何兆武译，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4页。

〔6〕paul edwards(ed),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4,new york:macmillan and free press,1967.

〔7〕abraham wolf,　a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philosophy in thd eighteenth century, vol.1, new　york: harperand brothers,1961,p.27.

〔8〕thomas hankins,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