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健康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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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医患关系的影响下，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受到广泛重视，心理健康教师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创新教学方式，逐渐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其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医患关系影响下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教师无法根据当前医患关系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导致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越发严重。第一，缺乏医患关系分析体系。在我国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师还没有全面分析医患关系现状，无法通过良好的教育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医患关系类型，难以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矛盾较为突出，部分医护人员经常会受到恶意伤害与攻击，导致医学生受到心理伤害，如果教师不能予以医学生正确的引导，将会影响医学生的就业积极性，甚至导致医学生选择其他行业[1]。第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滞后。部分高校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还没有制定完善的教学制度，未能利用积极的教育方式开展教学工作，导致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不高[2]。同时，教师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及其教学方式的创新，导致医学生的医患沟通知识欠缺，难以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医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受到严重影响。第三，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单一。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而通常情况下，院校只会设置医学专业和近医专业等专业方面的教学内容，这使得医学生所讨论的话题，以及其视野都存在局限性。基于此，在进行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时，教师较为重视医学生由于专业方面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会忽视医学生在人际交往等其他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另外，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选用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也缺乏针对性，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难以取得实效。

二、医患关系影响下提高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对策

在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制定完善的教学制度，逐渐创新教学方式，为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进而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与质量。具体教学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高校心理教师必须要重视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对医患关系的分析，加强心理健康与医患关系的教育效果，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引导，关注医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在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与先进技能的情况下，高校需要配置心理健康教育人才与基础设施，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医患关系教育相结合，引导医学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3]。

（二）创新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在医学生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创新教学方式，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进而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在此期间，教师应该将学生作为教学中心，利用情境互动教学方式、小组合作教学方式与角色扮演教学方式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学生对医患关系的态度，保证医学生在入职之后可以正确维护医患关系，进而提升医学生心理健康教学效率，增强高校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4]。

（三）丰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必须根据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结合当前医患关系的实际情况，丰富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在此期间，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必须要在原有的心理健康知识的基础上，增加职业素养、人文素养与情商教育等内容，这样可以有效保障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学质量，还有助于医学生有效处理医患关系。同时，医学生心理健康教师需要引导医学生学会调节自身的心理状况，提升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进而达到预期的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三、结语

高校心理健康教师必须要根据医患关系的实际情况，对医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有效提升医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培养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增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作者:叶馨 单位:南京医科大学

参考文献：

[1]乔文达.论当前医患关系视角下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J].卫生职业教育,2016,34(19):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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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引起教育者的重视,而作为一名医学生，其心理健康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医学专业的学习态度，乃至影响到将来对待工作的态度。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就必须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塑造和教育,心理健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1］。本校为了帮助在校学生健康成长，也为更好了解新生的状况，从学习和生活上帮助学生，因此为每个班配备了班主任，并由班主任对本校新入学的2003级学生进行心理问卷调查。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查的方法,抽取本校2003级临床本科在校学生共126名，其中女生46名，男生80名。

1.2研究方法

采用心理卫生自评量表(SCL-90)以问答的形式要求被测学生在记分卷上按照要求记分。该量表包含90个项目,涵盖9个症状因子（F1~F9）和一个附加因子F10(其中F1为躯体化、F2为强迫、F3为人际敏感、F4为抑郁、F5为焦虑、F6为攻击性、F7为恐怖、F8为偏执、F9为精神病性，F10主要反映饮食和睡眠),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超过3分,表明该因子的症状达中等以上严重程度。然后将结果使用SPSS11.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数据统分析,并将各项与国内正常成人的因子分比较。

2结果

2.12003级临床本科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校2003级临床医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国内普通成人SL-90的因子分布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该年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等因子上与普通成人的差异有显著性。其他因子与普通成人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表12003级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普通成人的比较（略）注：*P<0.05，**P<0.01。表22003级男女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略）注：*P<0.05。

2.22003级临床本科男女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在本校男女医学生中，其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攻击性和恐怖等因子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男生在人际敏感、攻击性上的问题较女生严重，而女生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上的问题较男生突出。男女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比较见表2。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了本校临床医学生SCL-90各因子均分及阳性项目多项高于国内普通成人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同时我国现在已加入了世贸组织,给现代大学生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大学生一方面要适应大学的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多变的思潮和价值观念。而作为一名医学生，所承受的学习压力和将来工作的压力以及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所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势必比一般大学生要大，随着国家对医学生的培养越来越多，医学生将来要面临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社会竞争也更为激烈,人际关系日益复杂，这对于一个还没有完成成熟、适应社会生活的大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心理挑战,这样使他们容易导致强迫、抑郁、焦虑与敌对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这批学生中，有80%以上的是独生子女，他们一般在家里处于中心地位,在家的娇生惯养,和父母的过分溺爱，更容易降低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生活的能力,也缺乏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从而导致其心理问题。

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了本校2003级医学生中女生在躯体化、抑郁、恐怖、焦虑等方面较男生严重,而男生在人际敏感和攻击性等方面较女生严重,可能是由男、女生的个性特征差异、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风气不同所致。在中国，现代社会对男、女孩子的个性培养与教养方式还存在无形的差异，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认为女孩子应该乖巧，而男孩则应该勇敢、坚强，这种根深蒂固的风气自然就形成了男女生之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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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模型与策略

关于医疗保险中的向选择问题的计量模型为：；其中，Ii,t为表达是否参保的虚拟变量，di,t为表达疾病史的虚拟变量，xi,t为表达其他个人特征的变量，bi,t为表达健康习惯的虚拟变量，si,t为表达是否生病的虚拟变量。对于上述两个方程，结果变量均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我们分别在线性概率、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其中，线性概率采用最小二乘法，Probit和Logit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二）数据介绍

本文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该调查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设计并实施，是针对中国家庭和个人层面社会与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status）和健康状态最完整、跨度最长的面板数据。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到2008年末实现了全覆盖。但是由于业务办理时滞等问题，在数据中2009年尚有少部分农村居民没有参合，因此我们使用的数据为2004、2006和2009三次调查。我们只保留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并且删除了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只考察男性成年人。CHNS调查记录了受访者的保险状态，据此，我们生成二元变量“是否参加新农合”，即计量模型中的I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的疾病史，我们定义了一组疾病变量（主要是慢性病）：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患有糖尿病和是否患有心肌梗塞。根据疾病史，我们也生成了“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变量，即第一部分模型中的di,t变量。CHNS记录了受访者过去四周的就医和发病情况。我们生成“过去四周中患病”这一变量，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si,t变量，将过去四周中患有如发烧、腹泻、胃痛、关节痛等疾病中的任何一种记为“过去四周中患病等于1”。CHNS记录了个人的吸烟、饮酒情况。我们生成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是否有吸烟习惯，二是是否饮酒，即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一部分。CHNS记录了受访者是否常规性参加跑步、游泳、球类等体育运动，如果受访者汇报参与任何一项运动，则我们将其“是否体育运动”这一变量记为1，这是第二部分模型中的bi,t变量的另一部分。其他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教育年限、家庭人均年收入，即计量模型中的xi,t变量。

（三）计量模型结果

因为本文采用吸烟、喝酒和比较剧烈的体育运动等指标来揭示个人的风险态度，因为吸烟、饮酒和体育运动多发生于男性身上，所以我们在考察模型时只保留男性样本。我们发现，就男性样本而言，“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参合”有弱显著的影响，而其他代表健康行为的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其方向与“是否饮酒”保持一致。我们接下来考察健康习惯对是否生病的影响，见表2。与考虑健康习惯对是否参合的影响一样，我们发现，在男性样本中，“是否饮酒”这一变量对是否生病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

（四）分析与推测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如果将健康习惯中“是否饮酒”作为度量风险态度的好的衡量指标，则在男性样本中，我们认为新农合参保过程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因为饮酒同时可以导致男性更可能生病和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因此更可能生病与更可能参加新农合同时出现，这表明了逆向选择的存在。但是，由于只有少数变量验证了新农合发展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合实施过程中存在弱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新农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推动的作用，因此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则弱逆向选择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基于Culter等人提出的风险态度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以男性样本中的“是否饮酒”变量为例，饮酒表明风险偏好，这一方面导致更高的生病概率，从而使得个人更有可能参加新农合，但在另一方面，风险偏好直接导致更低的保险购买意愿。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以饮酒来衡量的风险偏好，对购买保险行为的效应小于风险本身的效应，这与Culter等人的实证结果恰恰相反。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吸烟和参加体育活动并没有对保险购买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内在原因可能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的相互抵消。与本节的实证研究结果类似的是，刘宏、王俊（2012）虽然从自评健康等表示健康的指标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逆向选择，但同时也表明，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吸烟与预防保健等表示风险态度的变量，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无显著影响，类似地，我们推测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风险效应与风险态度效应相互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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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院校开设社会医学课程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健康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被绝大多数人们认可，即人们认为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此，健康的重新获得、疾病问题的消除，也需要从生物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去思考。也就是说，疾病的消除，除了需要药物、技术的作用，生活方式的改变与健康心理、和谐的社会因素影响同样重要。而社会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心理因素等与健康的关系，是社会医学传授的基本理论。因此，笔者认为，不论是西医院校还是中医院校，既然均以维系与促进人类健康为己任，因此均应设置“社会医学”这门课程。另外，就中医院校而言，社会医学与中医院校传授的主流课程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目标的一致性

中医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是培养一批能够运用中医基础理论与知识，进行疾病诊断、治疗、预防、健康维护的健康使者；中医院校开设的主流课程，主要用于培养学生的“望、闻、问、切”能力，培养学生开具“中医药处方”，减轻患者病痛的能力。而社会医学，主要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出发，对健康问题进行阐释，提出疾病预防与治疗的“社会处方”。一般情况下，健康问题或病痛的消除，常常需要“医药处方”与“社会处方”共同努力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医学与中医药院校的主流课程并不冲突，反而是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关系。

1．2理念的一致性

社会医学，在西医院校里常常是预防医学专业或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主干课程。社会医学与中医院校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对“预防为主”、“环境与健康”关系理念、疾病诊治理念的阐释上存在一致性。如作为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社会医学以传授“预防为主”理念为己任，而中医药主流课的鼻祖《黄帝内经》［2］中曾经指出：“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在社会医学中，特别重视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在现在综合健康医学模式中，认为环境因素是导致健康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春秋左传》［3］中曾指出：“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薄水浅，其恶易觏”，其实就是强调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医界强调的“中医治未病”思想，实质上就是“预防医学”的理念。

1．3传授知识的一致性

在对健康影响因素、健康促进等方面知识的传授上，中医药主流课程与社会医学课程存在一致性。譬如，在社会医学中，特别强调适量运动、积极心态与健康的关系，而中医药文化也是特别注重这一点的。如中医有“舞蹈以养血脉”之说，《红炉点雪•静坐功夫》里说：“歌咏可以养性情，舞蹈可以养血脉，又不必静坐（练静功）。”另外，在社会医学里，将“健康管理”的理论、知识与方法视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中医药主流文化特别重视饮食、养生等与健康的关系。

1．4对文化认可的一致性中医药主流课程，特别重视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传承，应该说中医药传统文化、理念，是中医药理论发展的指南针，传统文化、传统理念对健康问题阐释、对疾病诊治的解释独树一帜，博大精深。而在社会医学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对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如社会医学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生活方式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文化影响是导致健康问题出现或消除疾病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

2中医院校社会医学课程授课特点

2．1与传统医学相结合

在中医院校，社会医学的教学应服从于主流课程，密切结合传统医学理论进行传授，应开拓一种利用社会医学视角解释传统医学理论的新思路。如在传统医学理论中，常用“阴阳”、“五行”等理论解释健康问题；而在社会医学现代综合健康医学模式中，认为环境因素是致病的极其重要因素，教师在授课过程，可以将环境因素与“阴阳”、“五行”理论结合，既加深了学生对“阴阳”、“五行”理论的理解，又能引起学生对环境与健康关系问题的重视。

2．2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社会医学，作为一种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是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侧重点在于用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解释健康问题。而中医药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富含社会哲理的文化科学，社会医学课程要在中医院校得到发展，需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理论与精髓，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才能得到学生的喜爱，做到教、学相长。

2．3强调方法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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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Healthmanagement）是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健康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健康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目前我国拥有的健康管理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加快培养健康管理专业人才是当前发展健康管理服务行业的重中之重。

1国内外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1．1国外发展情况

健康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最先在美国保险行业提出的概念（ManageCare），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患病风险、降低健康医疗费用支出的可能性。1969年美国政府将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迄今为止，健康管理学已经形成涉及医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在欧洲很多国家，健康管理早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美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多数在设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下，健康管理专业也多以卫生政策与管理或健康管理与政策的名称出现。学位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4种，学时也分别从2年到5年不等。但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都是专业的医疗管理人员，都必须遵从严格的从业标准方能执证上岗。与美国不同，英国的健康管理的生源则相对较广，拥有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等教育背景的人也同样可以学习健康管理专业。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健康管理发展较快。其本身很重视居民的健康教育，在每一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中都有健康管理人员的身影。其服务内容也比较广泛，诸如目前正在实施“健康日本21”的健康行动计划，服务内容大到诸如规划、指导和协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设备区域管理，小到为个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制定健康计划、提供专业的疾病管理服务等。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健康管理就业岗位也很多，有医疗保健管理、医疗保健操作监督、医疗行政（如医疗保健经理等）不同岗位。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的健康管理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论点。防患于未然，防止疾病的发生是古人对健康管理最朴素的理解。但健康管理一词在国内出现才10余年的时间。健康管理行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于2001年。迄今为止，国内已设立了6家国家级的健康管理协会或学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同年《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创刊。《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也在同年颁布，“健康管理师”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新兴职业。2009年中国健康管理专家达成《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16年，“健康中国2030”以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发展健康产业提出了更确切的要求，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及健康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所谓的健康管理服务尚未形成全面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中常见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多是涉及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健康体检、健康养生等，多是偏重健康管理的某个环节。在服务和产品设计覆盖了健康管理整个环节的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2我国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2．1专业挂靠院系

国内高等院校对于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属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高校健康管理是作为一个方向挂靠在公共管理或是公共卫生专业下。杭州师范大学设立有我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2011年由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更名而来。除此之外，我国高校中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多以健康管理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挂靠在公共卫生专业、医药／卫生管理专业、临床医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家政服务专业等专业下面［5］。如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方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家政服务专业（健康管理方向）等。目前，也有休闲体育专业在探讨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安徽宿州卫生学校也在尝试开设“健康管理”专业课程。

2．2学历教育层次

与美国高校的健康管理专业多为硕士学位不同的是，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则以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居多，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较少，毕业后一般授予管理学学位。健康管理的职业教育一般学制3年，重点是培养其岗位胜任能力。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15年开设健康管理大专班。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则都是将健康管理作为专业方向。截止到2016年初，国内有5所院校（浙江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成都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成立健康管理专业。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全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并拥有健康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资格。浙江农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开设健康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与2007至2013年招生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2009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招收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学生。海南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医科院校也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资源优势，在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2015年开始招生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本科生。

2．3专业课程设置

各校对健康管理的内容及其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所以专业课程设置上差异较大。目前，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校的课程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差异较小，基本都是围绕如管理文秘、人际关系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各院校的特色和教学优势不同，差异较大。专业基础课程多以公共管理类和基础医学类课程构成，前者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组织行为学；后者则包括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疗保险、卫生经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则主要围绕健康管理类展开，如健康管理概论、健康教育、健康法规、健康信息管理等。另外每个学校还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体现自身院校特点的职业性，如社会工作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社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实务）；家政服务类（护理、信息、保健）；食品监管类（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监督检验）；旅游管理类（如旅游健康、休闲养生保健、旅游信息学）；或者是休闲养生类（中医养生、运动健康管理、针灸和推拿学等）。

2．4毕业去向

健康管理产业涉及医药、保健养生、疾病预防、健康保险等多个方面，所以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类岗位。第一类是健康产品生产及监管机构，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药品监督部门等，从事药物检测／检验、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及保健品生产经营、医药及企业营销、新药研究和开发、药物制剂生产与管理等工作。第二类是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第三类是健康服务业，如在健康会所、养老院、休闲／饮食中心、护理中心等机构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导指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员工健康档案馆和健康状况监测等。最后还有健康保险企业或管理机构，从事健康损害保险理赔，健康救助、社会健康保证服务等。

3我国健康管理学科建设思考

3．1鼓励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设立健康管理专业

从目前的培养院校看，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尚未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健康管理人才必须通过建专业、立学科的规范教育培养体系以保障合格的人才的培养。应在坚持学历、职业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培养基础上，加大学历教育力度。医学院校拥有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保险等相关教育资，在设立健康管理专业上更具优势和责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随着健康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保健、护理康复、疾病预防、健康保险、卫生管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应成为健康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其在健康保险、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服务和产品生产、康复保健、养老护理领域的岗位胜任力，以提供医、养、护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3．2规范化课程置，完善学科体系

相对国外，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立院校层次偏低，缺乏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本专科的教育模式也尚不成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促使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参差不齐。目前学者对健康管理学的共识是该学科应该集医学、管理学与信息科学为一体，所以在核心课程中这几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相应的课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置，首先是人文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第二类是医学类，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食品卫生和营养、行为心理学等课程。第三类是管理类课程，对以后从事相关健康产业的管理方面工作有积极意义，具体课程可以包括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法规、卫生监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医药营销等。第四类健康管理类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测量与评价方法、健康风险检测技术、健康评估技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途径等内容。开设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师资情况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调整，在保留基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学术特色。

3．3强化教材建设，促进专业人才细分由于我国健康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工作实践和应用，专业的教育师资与教材体系也比较缺乏。虽然不同院校的培养在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的同时突出专业特色，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健康管理教育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教材体系。健康管理相关专业众多、知识面全而散，一本教材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所以根据专业特色细分教材，培养专项人才是大势所趋，如专业营养健康师，儿童健康师、医疗行政助理等。相应地教材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管理师就业岗位编写更具专业性的教材。在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教材中，郭清主编的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王培玉主编的《健康管理学》，可供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使用。对于没有相关医学背景知识学生参考使用的黄建始和陈君石主编的“健康管理师”。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特点，选择使用武留信主编的“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以及王陇德主编的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程用书。

3．4开拓示范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如今的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倡导健康管理的学院理论教学和基地实践教学的结合统一，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健康管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保险行业的风险控制，还包括疾病的预防、健康保健、疾病防控等内容。可与居民社区、大型企业、职业场所、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不同类型机构开展合作、设立教学基地，完善健康管理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期形成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1］郭清．“新医改”应致力于公众健康管理［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2，32（9）：8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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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建琳．美国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析与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5）：56－59．

［4］苏连久，邹世清，靳鸣．我国医学院校健康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4（11）：94－96．

［5］朱晓卓，米岚，赵凌波，等．高职院校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2）：141－143．

［6］余刚，夏云建．休闲体育专业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分析［J］．运动，2013（20）：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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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4（a）-0075-04

Comment of the influence to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produced by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development

TIAN Zhenyuan WEN Xi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is a hot topic in current socie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supplies a broad developing room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advances higher demands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the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not only inherit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nnovate the theory of hearth， but also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 new health products and treatment methods. In addition， they should adjust specialty struc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ivate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al health industry.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industry；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持续水平提高，时展的需求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健康理念和健康状况。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环境适应、寿、德、智、美、乐等因素”所构成的21世纪新型大健康理念己成为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目标。我国70岁以上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加大，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中国渐渐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日益明显。于此同时，不断增大的亚健康人群也使公众对健康提出新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产业作为健康产业的主要分支，势必会推进健康产业发展。同时，意见中提及：要重点培养一些医疗器材、中医药品等健康服务业周边支撑产业，创造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对中医药而言，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给中医药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1.1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健康产业在近几年间发展十分迅速，健康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市场的占有量也在不断扩大，健康产业已经逐渐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兴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也不断增强，基于我国巨大人口数量形成的市场需求促进了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不论是在产业规模方面还是在总容量方面都在持续增大。现在，我国的健康产业已经由最初的松散型结构逐步发展形成包含健康服务、健康管理和一站式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健康产业链[1]。中医药健康产业是我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产业和国家战略产业之一。1996年我国启动“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医药产业飞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大中医药”产业。2010年以前，我国中医药及相关产业市场规模总计已超7000亿元，其中中药工业2000亿、中药农业590亿、中药商业800亿、中药保健品800亿、中药食品1500亿、中药化妆品330亿、中药农兽药5亿、中药加工和检测仪器及设备200亿，按年增长8%计算，2015年我国“大中药”产业总产值预计可达1万亿元[2]。

1.1.2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保健产业、健康产业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占到GDP的15%左右，而在我国仅占4%～5%，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末期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居民对自然健康食品的需求逐渐超过了保健产品。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全国13亿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开始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问题。简而言之，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健康产业成为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朝阳产业[3]。中医药健康产业属于健康产业的一个主要分支，健康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医药健康产业快速成长。当前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特性：

一是全程性。中医药健康产业已经涉及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医药健康产业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大健康产业链，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产品需求。从第一产业的药物栽培、有机农作物种植，第二产业的保健产品制造、新型健康保健器械的研发，到第三产业的健康管理、健康服务和咨询集团的兴起，都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全程性发展趋势。

二是整体性。早期由于受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控制，原来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就是“不生病”，认为不生病就是健康，只有生病了才会就医。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有所改变，大家对健康的理解除了生理上不生病以外，还要加上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诊疗模式也由原来单纯满足疾病治疗需要向满足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多种需要方向发展。

三是多维性。当前蓬勃发展的中医药健康产品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医药健康产业在保健品、保健器材和保健方式如美容等多个方面同时飞速的发展，其中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业的产值已达到6600亿。

1.2 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相关人才支撑

1.2.1 健康科技研发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永远是走在产品创新前面的，所以中医药健康产业的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科技研发人才。例如健康预防技术的研究人才、新药的开发人才、健康安全技术的研究人才、全民健身技术的研究人才等。

1.2.2 健康产品生产管理人才 在中医药健康产业链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基础，是中医药健康产业稳定发展的保证，人们对健康保健产品需求日益增多，就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来进行药物栽培、农作物种植和保健产品生产等健康产品生产管理人才。

1.2.3 健康咨询管理人才 健康咨询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第一批健康管理公司在2000年成立；第一家网上健康管理公司2004年成立；2005年9月，深圳成立了第一家健康管理中心；10月，健康管理师正式为新职业；2007年7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自此，健康管理成为我国居民健康服务体系中的一个独立产业[1]。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依然稀缺具有现代健康管理经验和理念的人才，而国内高校还无法培育出与健康产业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健康管理人才[4]。

1.2.4 健康服务人才（养老服务业人才） 健康服务人才，特别养老服务业人才是中医药健康产业所需人才的重要一项。有学者研究表明京津地区密集而数量较大的健康服务消费群体需河北培养大量的健康服务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全程服务，增加了健康产业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卫生背景的人通过健康相关的职业培训能够快速上岗[5]。

一方面，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另一方面，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高等中医药教育长期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中医药教育学科特色不突出，中医药人才相对缺乏，大师级专家越来越少，健康科技研发人才和健康管理人才极其缺乏，致使中医药健康产业竞争能力不强。可见中医药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与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有还有一定的差距。

2 中医教育支撑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近几年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而中医药教育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应处于引领地位，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需求也需要中医教育的支撑，中医药教育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前推后引”的角色，是中医药健康产业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给中医药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医药教育的发展与中医药健康产业的飞速发展不匹配，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当下摆在高等中医药院校面前的重要问题。

2.1 中医药院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脱节

中医药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还停留在几年前的情况，远远跟不上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中医药健康产业需要的学科类别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并没有开设，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无法与社会需要相同步，健康产业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人才学校无法提供。教育的滞后性也使得大部分学生毕业上岗后还要重新学习，大大降低了中医药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延缓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

2.2 中医药院校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支持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我国目前中医人才的现状是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淡薄，创新思维学习不够，实践能力不强等。高等中医药教育仍然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很多老师讲课形式单调，缺乏师生互动，加之中医本身理论知识就比较枯燥，学业任务又较重，学生听课往往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以通过考试为目标来死记硬背。中医过高的学科壁垒使中医学专业学生知识面难以和其他学科相互交融，导致了中医药学生思维呆板、缺乏创新。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兴起，欲在健康产业科研创新能力上有所突破的大学院校越来越多，但由于师资力量匮乏，很少有高校能在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具有理论、临床、教学三方面能力的教师很少，在青年教师中就更少。现在的医学教育者很少有同时从事科研、临创和教学的，这就导致中医药健康产业所需要的高新科技产品很难被研发出来，或者研究成果和产业需求的切合度不高，再者就是研发的东西很难转化成产业需求的成果。

2.3 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是评价高质量人才的关键标准，也是中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医药院校教育规模的扩大，“一刀切”的教学方法难以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和基础，提出不同的正面的学习期待，从而产生积极的心理定势，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其处于被动和消极的地位，逐步丧失探索和钻研的兴趣，因材施教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无法落到实处。中医药健康产业这种新兴的产业对实践能力要求很强。而中医教育又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过程，中医药的发展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基础上，而院校所进行的基础理论教育、专业理论教育、临床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人为地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临床技能的培养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6]。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中医药人才，另一方面，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但是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完善致使产业需要的中医药人才相对不足，中医大师越来越少，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研发领军人物及战略管理人才极其缺乏，致使中医药产业竞争能力不强，中医药服务水平不高，不能充分满足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7]。

3 中医药健康产业背景下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思考

中医药教育与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有着特殊的关系。新世纪带来新的思维理念，也使中医教育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应清醒地、现实地、用新的理念思维审视中医药教育，加快中医院校改革与发展步伐。

3.1 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创新健康理论

中医教育水平要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主要是在继承和发扬两个方面，中医药是传统文化，首先要很好地继承，然后才能谈发展，以往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过于强调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经典的学习和继承，许多名老中医已经站出来对此做了严历的批评。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创新健康理论。中医的精髓部分要讲深、讲透、讲广，使学生深入理解而触类旁通，可适当借鉴效仿，让刚步入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早早接触到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领略他们的医德医风，学习他们的技艺，将有助于坚定学生的信心[8]。然而，单纯师承模式因导师知识结构、阅历、性格、临床技能和擅长的不同，过于强调一师之技、一家之言，难以做到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往往使学生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受到局限，对发展现代中医学术不利，也难以大量培养适应中医药健康产业需求的中医药人才[9-10]。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宽厚的中医药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强调中医药传统教育与创新理论教育并重，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和新型健康理论进行理性思考、解析和发掘 ，如中医药健康产业中比较热门的中医推拿、按摩、经络通畅等方面，探索一条既遵循中医药教育规律又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中医药学与新型健康理论融合的教育之路。没有中医精髓的传承，中医教育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3.2 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研发新品型健康产品和诊疗方法

中医药科技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前者主要是科技创新的思维理论的构建，而后者则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在实际应用中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应表现在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管理创新体系三个方面。中医药教育要加强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健康理论体制和机制；创新健康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中医药健康产业平台建设；研究新品型健康产品和诊疗方法，创新产业项目和成果；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等。科技创新的重点在高校，高校在其中要发挥领导作用：首先，大力开展校企合作，而且要打破常规，组建适应课题需求的科研团队，突破界限，构建科技资源有效利用新模式；另外，鼓励多学科交叉，解决中医药的重大科技问题及难题；同时，转变观念，不断创新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

3.3 调整中医药学科专业，培养中医药健康人才

中医药健康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而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更是重中之重。在本科教育应注重夯实基础，而研究生教育则要在进一步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的锻炼。首先，应将中医药学的师承教育和现代院校教育有机结合，调整中医药学科专业来更好地适应健康产业发展的要求。如开设仲景学术传承班、构建特色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拓展学习第二课堂、建立模拟实习医院、组建教学研究机构、实行多向联合培养、建立质量控制体系、开展实证对比研究等措施等[5]。其次，在中医药健康产业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注重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具有广博的知识与合理的知识结构、时刻准备创新的意识、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灵活的创新思维、有计划的创新学习和努力的创新实践等基本素质的21世纪新型高等中医药健康人才。另外，高校及科研院所应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信息等优势资源，在中医药健康产业战略发展方面向政府和中药企业提出合理的建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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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郑玉玲，詹向红，呼海涛，等.中医传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中医教育，2013，3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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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莎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教育的现实意义[J].中医药文化，2012，7（4）：54-56.

[9] 汤朝晖，高永翔，张新渝，等.关于中医新型师承教育模式的探讨[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S1）：1-3.

篇（7）

“已病”“未病”，“治已病”与“治未病”，始出《内经》，经过了历代医家的阐释、发挥，应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而实则不然。本文以“未病”为“中文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发现1994～2009年间，有关文章条目达277条之多，而其中只有数条为会议文章。较之历代医家的解经，最有新意的当数涉及“未病”与“亚健康”关系的讨论 [1，2]。有人将亚健康调治视为“治未病”，从而将中医的“未病”等同于“亚健康状态” [3，4]， 而不计二者的标准和方法背景。谈到标准，涉及中西医学的体系和方法、背景，就不是几句话可以了然的了。于是就有了笔者关于“已病”“未病”的多重思考，涉及文意、标准及未病与亚健康。

1“已病”“未病”文意辨识

涉及“已病”“未病”最多的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该篇通论人因何需要及如何顺应四季阴阳变化来调摄生活，并告以违背这些规律的危害。在篇末所主张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病已成而后药” 比较而言，恰如“乱已成而后治”，“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介入过晚、仓促迎战，既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自然也不经济。“治未病”是未雨绸缪的古代圣人之智在中医学实践中的必然主张，这是最经济的医学模式。应该说，上述道尽了《内经》关于“治已病”还是“治未病”理由，是最经典的、且为最多数注家接受的观点。同时也提示，《内经》论及“已病”“未病”，不为交代“标准”，而为传播医学智慧法则。

尽管如此，有关的文义仍不能忽视。现代学者关于“已病”“未病”的理解，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段逸山先生的“病为疾之加”说 [5]。作者引《说文·病部》对“疾”“病”二字的解释，认为“已病”和“未病”都是患病状态，但二者有病轻病重的分别:“疾，病也”，“病，疾加也”，“疾”轻而“病”重。作者还引清代医家陆懋修在所著《世补斋不谢方·小引》中“经盖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即当早为之药，乃后人以疾为病”，“不知经言未病，正言已疾”的文字佐证自己的观点。

段氏的上述说法依据不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扁鹊数见桓侯，而每次见面都望见对方病情有加重，从“疾在腠理”到“疾在肠胃”，再到“疾在骨髓”的无药可救，始终未用“病”字，一“疾”而终。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汉语中“疾”与“病”也可等而视之。这可能是之后“疾病”一词出现的原因。由此看来，无论“疾”了，或是“病”了，都是与“未病”相对的状态，并非“未病”即“已疾”，至少，字面上“未病”就是健康的无病态，与“已病”(已疾)相反。说“未病”即“已疾”有违语言本意，也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未病先防的宗旨不符。

历史上，元代医家朱震亨也不以“未病”为“已疾”。他在《丹溪心法》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朱震亨没用“未病”，而用“未疾”来表达对《内经》思想的认同，也是对《内经》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不治)已病” “(治)未病”最好的注解。可见，在朱震亨看来，“未疾”无异于“未病”，疾与病无异。当然，朱震亨也并不是真得不治“已病”之人，而是他贯彻了《内经》宗旨——“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即未病先防。

2010年第27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二是“已病”“未病”既指整个机体的状态，也指某一脏腑器官的状态。治未病，既是防病，也是防甚。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内经》中未病先防的思想的发挥，即“既病防变”。这种发挥是允许的，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决不违《内经》的原意。另外，《灵枢·逆顺》讲得很清楚，“上工，刺其未生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治未病的另一层含义，即“已病防甚”“既病防变”。

《内经》“治未病”是强调为医的圣智，对“已病”也是一定要治的，而且是古今医家的大任——尽管较之“治未病”有 “亡羊补牢”的遗憾。

2“已病”“未病”的标准

《内经》涉及“不治已病”“治已病”的篇章未明确“已病”“未病”标准，但不可就此断定中医学关于“已病”“未病”就没有标准。在今天如果不做特别的场景限定，“已病”与“未病”的标准已不再是《内经》的标准、中医的标准，而是涵盖中西医学，将涉及两个相应的医学体系的诊断方法，与各个具体的从医者及患者有关。

理论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未病”和“已病”分别不是绝对的。在理论上，一方面如果仅将“已病”“未病”的理解停止在语意和表述逻辑上，可直接断言：非“已病”，即“未病”;另一方面，机体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过程和空间上结构紧密无间的整体，“已病”还是“未病”，无论从时间的连续性，还是从空间的无隙状态都难以确定二者的绝对界限。或者说，机体并不存在患病抑或健康的绝对界限，而往往处在一个连续的变化和动态中。所以，理论上“已病”“未病”的绝对界限难以确定。

“未病”“已病”的中、西医标准都有操作上的局限性。西医学注重客观证据的科学性，其“已病” “未病”标准主要依据客观发现的证据。这个体系标准的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发现而确定的诊断指标，而且每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是具体的，标准和证据链条的联系是缜密的。尽管如此，科学认识、现实设备及执行医生主观能力的局限性都会影响已病、未病的判断，影响诊断结果。

中医的“已病”和“未病”标准，理论的表述比较复杂。尽管有“望而知之”的操作上的简单性存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灵枢·终始》“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相遇，寒温相守司，形肉血气必相称”，等等，似乎总不外“阴平阳秘”“九候若一”，但在实践中，人人可行的“察色按脉”，最终却可能以“视而不见”了结。依赖于医生主观能力的诊察、判断，也不是时时、人人都可以给出“未病”抑或“已病”的绝对明断。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现实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已病、未病在任何标准下，都不可能总是绝对正确和一成不变的。

3“已病”“未病”与亚健康状态

对以主观“不适”为主诉的状态，现代医学还未建立“疾病”客观诊断的指标，故冠之以“亚健康状态”，以表达对这一非健康态客观性的认可。“亚健康状态”的定名，说明现代医学对“已病”“未病”绝对分野的模糊。与“亚健康状态”作为疾病诊断缺位同时出现的，是现代医学对实施医学干预的依据和措施的缺乏。这被中医视为自身介入的时机，有人据此把亚健康的治疗放在了中医“治未病”的名目之下。从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点项目中“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中医干预研究”立项来看，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然而，统观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亚健康”(可能具有呼吸、消化、神经等多系统、多器官的症状，涉及及生理与心理方面，约有30种症状 [3])，就不难发现，现代医学是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客观检测指标和相应的标准，亚健康的病态才成为它的“亚健康状态”，成为现代医学标准下的、没有客观发现(应该是没能客观发现)的“未病”。而上述“亚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种“症”在中医标准下都符合中医“已病”的诊断了。故不可认为现代医学将“亚健康状态”归入其标准下的“未病”，就等同于中医标准的“未病”。因为二者的尺度、标准、方法都存在不同。在亚健康状态面前，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的优势是具有充足的实施医学干预的理由及丰富而有效的方式;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给出的“已病”的诊断，使得其干预更迫切和及时。中医干预亚健康是其特长，属于中医“治未病”谋略智慧的“既病防变”“既病防甚”，显然是“亡羊补牢”的后发法治病。这个认识无损于中医对“亚健康状态”干预的贡献，同时提醒人们应检讨自身在哪些方面违背了中医保持健康的摄生法则。

秦立新.“已病”“未病”议第1期更多的现代人意识中存在中、西两个参照系和相应的判断标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自觉到。在他们思考诸如“未病”的概念、标准时，“未病”已经具备传统和现代医学的两个标准了。就是说，此“未病”而非彼“未病” 了。对此医学标准的双重状态，学者必须清楚，而且应该让参与讨论的人也清楚。中医以为，亚健康的状态是因违背中医养生法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合等)所致，亚健康状态是中医不折不扣的“已病”。但在实践中，“未病先防”和“已病后治”不存在方法上的对立，气功、体育锻炼、饮食调节、中药、针灸等，只要适人、适时、适度，都可。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寻求“已病”“未病”的真意，不必对《内经》的“已病”“未病”语义做超乎寻常、甚至貌似“独辟蹊径”的演绎。《内经》直示了未病先防的摄生保健原则及已病防甚的先早期治疗原则。中西医学都有自己“未病”“已病”的标准，彼此不同。“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现行疾病态诊断标准缺失、干预乏术的表现。“亚健康状态”不对应传统中医的“未病”，或者“已病”与“未病”的中间态，而是确定的中医“已病”。“亚健康状态”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在未来新的检验指标确定后，可能会升格为“已病”。对亚健康的调治可以按中医地道的中医法则进行，但不能把调治的有效性视为将现代医学“亚健康状态”对应中医“未病”的依据，虽然亚健康调治可以归为“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或“已病防甚”。

现代医学不是中医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必从现代医学的缺位缝隙寻求中医空间。中西方两种医学一直在独立地运用各自的概念和理论总结、提高、丰富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并发现规律，简单、机械地将它们对等，于医学及其研究对象均徒劳无益。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上的中西医结合才是可能和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中医现代研究中简单的中西医对位的结论越少越好。因为这样的结论越多，中西医的特点就越模糊、甚至混乱，草率、苟且的结论更不利于任何一方。中、西医学方法和标准各具特色，二者的结合才是患者的福音，这一点始终应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惟其如此，两个理论体系的比较，临床上的互相借鉴才能名正言顺，才能提高疗效，二者的合作才更富临床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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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健康教育学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医学与行为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贯穿于现代医学各学科的实践中。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健康教育者面对不同层次背景的对象，选择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促使个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同时提高疾病管理技能。健康教育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成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增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随着当前对健康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对课程教学的关注也日渐提高。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健康教育学课程开设情况的相关文献，对比国内外课程的发展历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分析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值得借鉴之处，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提供建议。

1国内外对比

1.1发展历史

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起步较早，“健康教育”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文献，作为预防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教育在全球迅速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健康行为理论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健康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各国中，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加拿大政府于1974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政策性宣言——《加拿大健康新展望》，是西方国家政府第1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健康促进”作为国家战略。1979年，多伦多大学创建加拿大首个健康促进专科学位。20世纪90年代，西方健康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美国的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5%专门为学生讲授个体患者的健康教育技能，有74%向学生提供社区健康促进课程[1]。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以行为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学，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课堂的时效性[2]。日本是亚洲地区较发达的国家，1991年，大阪大学健康体育部教授大河内寿一就曾指出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必要性[3]。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院校开始创立健康教育专业。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大专班，之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当时健康教育学课程主要开设于卫生学校等专科学校。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创办了健康教育的专科学习，开展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建设[4]。1993年，健康教育学曾作为“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专业”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设置。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健康教育学列入规划教材编写计划，2004年，第1版《健康教育学》出版。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十一五”期间，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法案》等相关政策，提出“让每位医生不仅仅是治疗者更是健康促进者、保护者”的目标，开启了健康教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系”，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总体而言，历经30多年，健康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实现了办学层次提高、授课对象扩大、理论性增强和教学手段优化。

1.2授课对象

国内外医学院校主要针对护理专业、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高校还对体育教育学专业开设本课程。随着健康教育对象和功能的扩大，以及基层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学习需求的人群也日益扩大，除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外，还包括营养师和社工志愿者等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人员从业岗位包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机构等。这些接受过健康教育学课程专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相应岗位，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我国专业健康教育队伍的薄弱状况，而且对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

1.3课程内容

总体而言，国外健康教育学课程专理论、重实践。健康教育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如知信行模型、健康理念模型、阶段变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对健康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国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行为科学理论及其模型的应用。其次，由于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教学注重面向社区和基层，如新加坡尤其重视实习期间的社区健康教育[5]。此外，各国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结合地方特点各有特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老龄化严重，有专门的核辐射后遗症防治教育和老年康复护理专业教育；全球范围内，根据疾病发展特点，艾滋病、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正逐步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加强现代健康教育理论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的教学，突出现代健康传播方法和新媒体在健康教育领域运用成果的教学，并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1.4教学方法

国外健康教育学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除理论教学外，强调课堂实践。新加坡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即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资料，经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5]。德国的教学以行动为导向，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并提出问题；学生在得到信息后要自主思考、分析问题，再最终得出结论[2]。日本还经常采用颇受师生好评的角色扮演法，学生们组成4~5人的小组，通过扮演患者、医生、家属等角色在模拟情景中真实体验健康教育学的学习成果[6]。很多国家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在高年级的临床实践中深入康复医院、社区医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我国的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过去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实践，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后仍不具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20世纪末，随着我国的健康教育学科迅猛发展，学校开始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目前，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方法逐渐运用在课堂之中，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日益受到重视。首都医科大学运用整合式教学法，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课外实践等手段，发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项目教学法，在课堂中导入项目情景、落实项目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8]；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实践，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培养[9]。

1.5师资力量

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发展时间久远，设置了专业学位，学历教育体系完备，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如美国有200多所大学或学院设有授予健康教育学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有22所大学和公共卫生学校设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10]。我国健康教育学目前尚未设置独立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专业性。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经验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学等专业人员构成。这些教师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许多并不是健康教育专业出身，理论功底略显不足，因此，专业师资建设任重道远。

2国外健康教育学发展的政策与社会背景

2.1政策保障，推动健康教育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健康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好。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政府就开始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开展以传播卫生信息为主的健康教育。1969年，《医疗保健法案》（MedicalCareAct）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通过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降低卫生费用支出的目标[11]。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表了《加拿大健康新展望》，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倡导大力推进“健康促进”作为提供公众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11]。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渥太华召开，发表《渥太华宪章》，标志着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健康教育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2.2开展从业者的准入和专业化要求助推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健康教育从业者准入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美国，只有通过CHES（CertifiedHealthEducationSpecialist）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在加拿大，要想成为专业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必须经过加拿大糖尿病教育认证委员会考试认证，并且每满5年要进行资格的重新认定[12]。一方面，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保证了健康教育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这种准入制度也推动了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2.3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

健康教育事业在国外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批专业人才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推广和实践传播。回溯到国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相较于国内，更多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医学院校会特别注重临床见习中面向社区的健康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既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又具备开展健康教育实践能力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推进了健康教育在国外的蓬勃发展。

3对我国健康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3.1建议把健康教育学纳入高等院校通识课

目前，各高校主要把健康教育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但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广大医学生面对患者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增加课程教学对象的覆盖面，可以将健康教育学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

3.2开展继续教育

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价的专业活动，健康教育者除了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我国目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的专业学习或培训，这将限制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①建立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②吸纳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承担健康教育工作；③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推动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

3.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健康教育“金课”

在当前大学课堂要打造“金课”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虚拟教学平台等手段来实现课堂现代化。既可以使课程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鼓励学习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线上、线下交互学习；又能够扩大课程的辐射面，使得教学对象不仅局限于在校学生，满足临床医护人员、健康管理机构从业人员、社工志愿者等的学习需求。

篇（9）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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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篇（10）

健康教育学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对象，是医学与行为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贯穿于现代医学各学科的实践中。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开设旨在帮助健康教育者面对不同层次背景的对象，选择有效的健康教育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促使个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同时提高疾病管理技能。健康教育在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已成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增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随着当前对健康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对课程教学的关注也日渐提高。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健康教育学课程开设情况的相关文献，对比国内外课程的发展历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并分析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中值得借鉴之处，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教学提供建议。

1国内外对比

1.1发展历史

发达国家的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起步较早，“健康教育”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加拿大的公共卫生文献，作为预防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康教育在全球迅速发展，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此后，健康行为理论的兴起推动了西方健康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西方各国中，加拿大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加拿大政府于1974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政策性宣言——《加拿大健康新展望》，是西方国家政府第1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健康促进”作为国家战略。1979年，多伦多大学创建加拿大首个健康促进专科学位。20世纪90年代，西方健康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年，美国的126所医学院校中有65%专门为学生讲授个体患者的健康教育技能，有74%向学生提供社区健康促进课程[1]。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注重以行为为导向的健康教育学，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课堂的时效性[2]。日本是亚洲地区较发达的国家，1991年，大阪大学健康体育部教授大河内寿一就曾指出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的必要性[3]。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医学院校开始创立健康教育专业。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大专班，之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也相继开设健康教育学课程，当时健康教育学课程主要开设于卫生学校等专科学校。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创办了健康教育的专科学习，开展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建设[4]。1993年，健康教育学曾作为“预防医学类”、“预防医学专业”下的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设置。2002年原国家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将健康教育学列入规划教材编写计划，2004年，第1版《健康教育学》出版。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慢性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重要性也日益提升。“十一五”期间，国家各部委出台了《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法案》等相关政策，提出“让每位医生不仅仅是治疗者更是健康促进者、保护者”的目标，开启了健康教育学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30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体系”，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重要手段被提升到战略高度。2020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更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健康教育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时，应当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目前，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健康教育课程。总体而言，历经30多年，健康教育学在我国不断发展，实现了办学层次提高、授课对象扩大、理论性增强和教学手段优化。

1.2授课对象

国内外医学院校主要针对护理专业、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等医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该课程。此外还有一些综合性高校还对体育教育学专业开设本课程。随着健康教育对象和功能的扩大，以及基层对健康教育专业人员需求的增加，有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学习需求的人群也日益扩大，除医护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外，还包括营养师和社工志愿者等健康教育从业人员；人员从业岗位包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健康管理机构等。这些接受过健康教育学课程专业培养的人才服务于相应岗位，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我国专业健康教育队伍的薄弱状况，而且对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起到切实推动作用。

1.3课程内容

总体而言，国外健康教育学课程专理论、重实践。健康教育以行为科学为理论基础，如知信行模型、健康理念模型、阶段变化理论等。这些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对健康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国外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行为科学理论及其模型的应用。其次，由于国外医疗卫生体制的特点，教学注重面向社区和基层，如新加坡尤其重视实习期间的社区健康教育[5]。此外，各国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结合地方特点各有特色：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老龄化严重，有专门的核辐射后遗症防治教育和老年康复护理专业教育；全球范围内，根据疾病发展特点，艾滋病、慢性病和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正逐步优化。主要发展趋势体现在加强现代健康教育理论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理论和模型的教学，突出现代健康传播方法和新媒体在健康教育领域运用成果的教学，并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1.4教学方法

国外健康教育学课堂教学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除理论教学外，强调课堂实践。新加坡多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即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大量的学习资料，经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交流[5]。德国的教学以行动为导向，教师给学生提供信息并提出问题；学生在得到信息后要自主思考、分析问题，再最终得出结论[2]。日本还经常采用颇受师生好评的角色扮演法，学生们组成4~5人的小组，通过扮演患者、医生、家属等角色在模拟情景中真实体验健康教育学的学习成果[6]。很多国家临床医学院的学生也会在高年级的临床实践中深入康复医院、社区医院对重点人群开展健康教育。我国的健康教育学课程的教学，过去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单一，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少实践，导致许多学生学习后仍不具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的能力。20世纪末，随着我国的健康教育学科迅猛发展，学校开始注重教学方法的改革。目前，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角色扮演法等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教学方法逐渐运用在课堂之中，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也日益受到重视。首都医科大学运用整合式教学法，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课外实践等手段，发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展项目教学法，在课堂中导入项目情景、落实项目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8]；上海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开展情景模拟教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实践，加强学生健康教育实践技能的培养[9]。

1.5师资力量

发达国家健康教育学发展时间久远，设置了专业学位，学历教育体系完备，培养了许多专业的健康教育师资力量。如美国有200多所大学或学院设有授予健康教育学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有22所大学和公共卫生学校设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健康教育系[10]。我国健康教育学目前尚未设置独立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缺乏专业性。师资力量主要由具备经验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学等专业人员构成。这些教师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许多并不是健康教育专业出身，理论功底略显不足，因此，专业师资建设任重道远。

2国外健康教育学发展的政策与社会背景

2.1政策保障，推动健康教育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健康教育，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好。以加拿大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加拿大政府就开始以传统媒体为媒介，开展以传播卫生信息为主的健康教育。1969年，《医疗保健法案》（MedicalCareAct）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通过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提高人群健康水平，降低卫生费用支出的目标[11]。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表了《加拿大健康新展望》，这是西方国家政府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倡导大力推进“健康促进”作为提供公众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教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11]。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6年第一届国际健康促进大会在渥太华召开，发表《渥太华宪章》，标志着健康促进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健康教育学在西方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2.2开展从业者的准入和专业化要求助推学科发展

西方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健康教育从业者准入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美国，只有通过CHES（CertifiedHealthEducationSpecialist）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健康教育工作。在加拿大，要想成为专业的糖尿病健康教育者，必须经过加拿大糖尿病教育认证委员会考试认证，并且每满5年要进行资格的重新认定[12]。一方面，严格的专业认证制度保证了健康教育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这种准入制度也推动了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2.3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培养了大批实践人才

健康教育事业在国外的大力发展离不开大批专业人才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推广和实践传播。回溯到国外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相较于国内，更多以学生为中心，运用参与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部分医学院校会特别注重临床见习中面向社区的健康教育，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正是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造就了既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又具备开展健康教育实践能力的传播者和推广者，推进了健康教育在国外的蓬勃发展。

3对我国健康教育学发展的启示

3.1建议把健康教育学纳入高等院校通识课

目前，各高校主要把健康教育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护理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但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提高，健康教育作为慢病管理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广大医学生面对患者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基层健康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增加课程教学对象的覆盖面，可以将健康教育学作为通识课程开设，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系统学习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

3.2开展继续教育

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有评价的专业活动，健康教育者除了需要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我国目前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人员很多没有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与技能的专业学习或培训，这将限制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上述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①建立健康教育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促进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发展；②吸纳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培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承担健康教育工作；③未来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准入制度，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推动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与职业准入的衔接。

3.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健康教育“金课”

篇（11）

中图分类号：R19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8-267-02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1]。简言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促使人们改善行为和生活方式，预防疾病，保护和促进健康。

1 中医医院为什么要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及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健康概念、医学模式和疾病谱的改变，中医医院的职能定位已由单纯的医疗型向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复合型转变。中医医院不仅担负着治疗病人的职责,还担负着向群众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开展社会预防工作，帮助群众建立自觉自愿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职责。中医传统理论“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论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内涵本质是一致的[2]，因此，中医医院开展健康教育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通过卫生知识的传播，可以提高病人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提高其医疗依从性，改变生活行为方式，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其将医疗技术和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又满足了病人的需要，使“以病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思想得到具体体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还有助于医护人员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提高病人对医德医风和医疗质量的满意度。因此其又是降低医疗成本、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纽带之一[3]。

虽然中医医院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存在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仍有许多困难制约了中医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具体分析如下：

在当前医疗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中医医疗服务价格较低，中医医院要维持生存和发展,就逐渐出现了“中医西化”的现象，最终导致中医医院缺乏中医特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当然也就没有特色。由于医护人员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对怎样实施健康教育尚感困惑，他们不知道病人缺乏哪些健康知识，不了解病人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健康教育的手段单一，仅仅是办宣传栏或发健教处方[4]。病人的自身素质差别较大，病人的文化程度不同，他们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对健康教育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均不相同，能否接受健康教育并落到行动上，差距很大。

2 中医医院如何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2.1 领导重视，转变观念。

医院应该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列入医院的议事日程，经常利用院办公会、院周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机会宣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性，改变以往“重医疗，轻教育”的观念。使大家认识到健康教育是卫生事业贯彻“预防为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卫生宣教只是卫生科普知识的单项传播，且目前医院开展的健康教育多是以疾病教育为目的，围绕疾病的医疗和护理开展教育，这只是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而针对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病人的不健康行为以及出院后如何帮助病人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的教育内容明显不足。因此,要做到领导重视，思想统一，使医护人员观念改变，形成共识，做到健康教育专人负责、人人参与、件件落实，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投入和保障。使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从“ 普及卫生知识”转变到“建立健康行为”上来。

2.2 建立健全机构，目标管理。

成立专职健康教育职能科室，加强对健教主体的培训，专职健教人员每年应出去学习进修，了解国内外健教动态，适时调整健教方案。全体医护人员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健康教育知识培训，以适应健康教育的发展。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培训，使医护人员真正学会以“健康为中心”去认识和思考问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必须要建立质量标准和保证措施，才能达到健康教育的预期目的。可以通过将健康教育纳入医护职责、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评价体系、病人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2.3 开展有中医特色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中医医院可以根据中医特色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5,6]。为了适应中医健康教育工作的需要，可组织形式多样的工作。

2.3.1 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和精华，中医有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不同处理方法。将中医辨证融入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有针对性的教育，根据病人各自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健康状况及心理特点，采取相应教育措施，给予更丰富的知识与有效正确的指导。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饮食中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情志与脏腑密切关系，情志不良可致脏腑功能紊乱[7]。将健康知识灌输给病人及家属，促进病人康复，养成健康的行为，回归社会。

2.3.2 中医的整体观念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核心，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从这一观点来认识和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二是认为人与自然界(即外在环境)也保持着统一的整体关系即“天人合一”[8]。例如中医强调了精神情志活动对人健康的影响，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活动与人体健康状态息息相关。如：“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等。

2.3.3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的应用

虽然中医没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一词，但其理论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健康管理思想。中医“治未病”的医学思想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思想支撑，充分体现了预防医学和个性化诊疗的理念。中医医院可以通过宣教栏宣教、义诊等机会，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传递给广大群众[9]。

2.3.4 中医养生学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中医养生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提供了应用支撑。要想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就需要借助一些方法和措施如：采取生活方式干预、膳食营养指导、心理健康干预等[10]。

综上所述，中医医院应克服目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具有中医特色的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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