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发表云网!为您提供杂志订阅、期刊投稿咨询服务!

新闻传播学大全11篇

时间:2022-02-14 12:28:08

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篇(1)

顾名思义,解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狭义界定为关于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又叫"诠释学”。解释学广义上是指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或理论,它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释学中固然很重视“理解”,而这种“理解”随着解释学的不断演变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囊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解释学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即通过各种方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意义,它高度重视文字资料。

回顾解释学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它分为:

1, 古典解释学:解释学的第一 阶段,兴起于19世纪,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2, 现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二 阶段,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上升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3, 当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们认为应该在全新的基础之上重构文本的客观性。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探讨

1, 解释学的“文本观”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给“文本”下的定义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我们解读的文本应包§所有书写来的东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则是指由特定的符号语言系统组成的供受众进行观赏的特定新闻表现形式,它应包括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等众多的形式。但是,从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从根源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对一定‘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那些广播中的音频,电视中的视频,网络中的多媒体的新闻作品理应在文本解读的行列之中。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文本选择至关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够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决定着它能否最终成为新闻而报道出来。可以说,真实和客观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纵观某传播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一新闻作品问世以后,受众对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为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解择与新闻事实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其实,这种“一致”理论上是一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但是,每一新闻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受众的观赏时间受限,这样的“对话”过程在现实中是一有限的过程。

2, 新闻事实与“解释的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似乎揭示了“新闻=事实”这定理.但是新闻文本的事实虽然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它是传者最终选择的事实。也就是说,传者在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传者首先要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衡量现实事实.然后选择性地对事实加以报道.从而构成新闻文本要传播的新闻事实。

解释学认为,偏见产生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这种“历史性”使得原本纯正的“客观性理解”站不住脚。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尽管新闻文本要求真实客观,但客观事实是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终的新闻报道取决于传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不同的传者会有不同的阅历,在对某1、新闻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采访的时候,记者往往会凭借自己固有的知识经验来推断某一事件的发展态势,这样被报道出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

3, 解释的语言载体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众所周知,一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事实—新闻—传播者—受众。那么,新闻文本的生成也就是传播者先形成思想意义.再编辑信息材料,然后再选择符号载体。

语言是解择学重点强调的一载体。解释学认为,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何种解释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对话中进行,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伽达默尔曾提出“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解释活动的双方(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就仿佛处在游戏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呈现的结构。文本生存于这种结构中,作为游戏的一方,其语句的内涵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不同。

新闻文本的解释即新闻语言的解释。人们R有掌握了新闻语言才能准确把握新闻文本本身的内涵。人们通过语言来表现对世界特有的观点或态度,R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与受众连接起来,在什么样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正确使用解释的语言载体,才能更好的诠释新闻真正的文本意义。

4, 解释学的“问题视域”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问题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讲,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是指立足某1、点,向这1、点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所说的“问题视域”与我们平时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样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R有取得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的内涵。

实际上,真正还原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装着半瓶酒的酒瓶,乐观者说:“瞧,还有半瓶酒呢!”悲观者说:“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新闻的真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受众在不断理解新闻文本的循环中,看侍问题的“视域”不断被扩大或转移,从而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断被激发,"问题意识”的符号意义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最终又会通过回到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从一方面讲,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作为解释者,其有无问题意识影响着文本的解释,所以,新闻传播中应尽可能激发或引导作为解释者的受众的“问题意识”,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又受到文本的制约,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评论,各种解释都在调整和更新着读者的“问题意识”,促使读者对新闻的解释不断深人和变化。因此,在新闻传播实际活动中,新闻报道应与多数受众产生“视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结语

新闻传播学篇(2)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学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传播学篇(4)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和发展,新闻传播界的研究人员也在断的更替。旧的研究人员不断退休,以前的老教师也开始逐渐离开教学岗位,新老人员的更替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制造了新的契机。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他们陆续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员的工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在新一代年轻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闻传播研究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年轻的一代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的主创人员,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为开阔,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科研成果也将更为突出,为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新闻学专业开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和高质量新闻传播学教师的缺乏,其配套发展仍有很大的难度。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新闻传播学篇(5)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⑧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

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18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16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17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八、“正面的假新闻”负效应探讨

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19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新闻传播学篇(6)

关键词:

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学;传播学;文化学

一、“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缘起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一段关于流通费用的论述,“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一理念首次被正式提出。除此之外,该文还提到,“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对于这种情形,马克思写道:“由于运输和交往手段的革命……它决不听从诗人的亲切话语:‘既然福在眼前,何必舍近求远!’”从上下文看,这里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指的是劳动对象,是有形的实物,他将资本流通的时间作为创造价值的因素,把时间和空间都当作生产要素。马克思说:“资本越发展,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而从马克思所处的写作背景来看,这个提法显然属于商品交换的经济学范畴,与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的“尽力体现新闻的时效性”并不相关。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学应用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虽然麦克卢汉对马克思的某些评价存在失当之处,但这个传播的经典论断与百年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理论不谋而合。在口语传播时代,人类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不仅易因传播主体的生老病死而受巨大影响,还会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距离、空间的限制,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断裂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德国工匠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后印刷造纸工业和交通邮政事业的日益发展又带来了印刷媒介;人类从口语传播时代的部落化阶段进入了脱离部落化阶段。然而,报纸传递新闻通常以天为单位,受出版和发行时间的制约仍然十分明显。就受众快速获取信息的需求来说,大众传播时代的印刷媒介仍旧不尽如人意。作为商品,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依旧有缩减的可能。19世纪末,无线电的诞生和随之而来的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的迅猛发展,为实现大众传播的理想境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人们接收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信息的时间被大幅度地减少,“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可能。这样一来,不仅信息传播的质量得到了保证,还有效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大大地缩短了信息“在路上”的时间。广播、电视、卫星等传播技术的应用,使信息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传遍全球,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小村落。很快,信息时代到来了,集合了诸多电子媒介之长的互联网与多媒体的逐步兴起,将信息传播速度提高到了几乎可以做到与信息发生同步的程度。在商品世界,时间就是金钱。现代市场经济中“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冲动,直接刺激着新闻传播领域不断地以快速的时效克服空间带来的障碍。时间成为现代社会新闻业竞争的焦点。谁赢得了时间,也就赢得了新闻、赢得了受众。先进的现代传播技术从采写编、录播传等诸多环节上为“即时新闻”提供了物质条件,尤其是随着一体化移动终端的普及,不受距离影响的现场直播愈发易得,这大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因此,新闻报道必须讲求时效性,但追求时效性并不代表可以忽略传播时宜。新闻传播时宜是指新闻报道时机的选择,它要求新闻工作者根据当时特定环境的需要来把握新闻稿件的播发与否、早发还是迟发。

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社会学思考

“用时间消灭空间”体现的不仅是追求速度、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它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现象。当计算机技术得以推广应用,人们一步步地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梦想时,就已经可以说进入一种“速度文化”的时代了。速度文化追求的是“即时获取信息”。由于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信源、传者、受众间的“线上距离”几乎为零,受者与传者几乎能够同时地加速与媒介发生驱动作用,从而带来一系列的文化效应。虽然马克思当年无法预见当下我们会见证这诸多的速度文化现象,但他关于“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断却给我们解释当下的速度文化现象带来了启发和思路。

(一)“现在时”传播

当时间几乎可以消灭空间时,现在时就成了传播活动存在的基础时态。电子传媒凭借光纤等数字化传输技术设备实现了高速传播,这使得地球上无论在哪个角落发生的事都能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实时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二)远距离接触

在电子媒介得以广泛应用之前,在电子技术获得应用之前,在口语媒介对应的部落社会时代,人类的文化还只是局限在依靠身体器官去体验近距离的文化、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实现信息的传递;到了文字印刷媒介时代,人们可以延迟性地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到非本部落的信息;而当电子媒介问世以后,人们真正地可以摆脱距离的束缚、真正地实现了“用时间消灭空间”。

(三)“地球村”的实现

当时间几乎可以消灭空间时,物理距离对传播的影响就趋近于零,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与地球的另一端保持实时联系。“时间消灭空间”成就了信息的全球化功能,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四)高速度反应

信息者越来越追求速度,这使得受者对信息的反应也随之加快。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人类正处在一种以高速度为中心的生存状态下。高速度的信息流向带来了高速度的信息接收,人们势必会加快对信息的心理反应,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

新闻传播学篇(7)

一、新闻发言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陆定一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新闻传播学篇(8)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13-03

新媒体具有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多媒体、多重方便的性能特点,综合与扩散、虚拟与多元、自由与自主、方便与互动的传播特点,以及传播微内容、产生“长尾效应”、开展网络调查和网络监督等新功能。 这些都给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带来相应变化,呈现新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发展、影响和开发利用、防范应对,正在大大改变着新闻理论与实践。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及不足

数字化使新闻传播的内容无限丰富,无限多元,还使质量更加优化,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1.新鲜和广泛

新媒体使传者能更方便和快捷地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又能更方便地从新闻现场即时传播,从而使传播内容更新鲜。大数据还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实时性统计结果和预测性新闻。新媒体的内容来源可以从各种机构到各种普通人。有些弱小、边缘媒介的内容,也能通过网络媒体进入其他媒介和全社会的视野。新媒体使多元的信息和观点、真知灼见、创造性思维,都更能得到展现的机会,不同意见在 交流碰撞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更迅速、广泛、有效的传播。网络媒体上的不同意见交流已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上的,不仅让我们看到多元意见交流的好处,还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意见,也并非洪水猛兽,一般很快会被补充和纠正。

这种广泛又可带来许多珍稀的内容,如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图像,或具有舆论监督价值的内容。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最早的实景纪录及其传播,是地震爆发时一位游客在震中拍摄、上传在自己博客上的录像。这种广泛还是新闻媒介容纳了许多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实用性内容,以及边缘性的、少数人感兴趣的内容,使新闻泛信息化。微内容在总量上远远超出宏内容的增长速度,“长尾”效应日益显现。

2.客观和全面

传者多元化、人人可参与使新闻传播能反映多来源、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众多反映的总和,就能更接近事物的原貌,接近客观和全面,从每一新闻到整个世界的反映皆如此。以片面报道、虚假新闻欺世蒙人永远会有,但在网络宽带普及的地方难得多。能骗一个人一世,也能骗一世人一时,但要骗一世人一世,在新媒体时代更不容易了。互联网与一世人相通,网民的上网时间加起来近乎无穷,他们如要对某一公开报道的人或事深究,其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一些假新闻照片就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

3.反映民情民意

不仅通过受众直接发出的传播,受众的主动化还使传媒机构倾向于尽可能满足受众的需求,而不是仅仅考虑传者的需要,于是传媒内容也会更倾向于反映民情民意。许多新闻机构还越来越多地把来自受众的信息纳入其传播内容,如转载受众帖子,讨论受众提出的话题,阅读、点评受众的短信。

从1990年代起,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兴起博客、微博等个人媒体,或称自媒体(we media),同时发展起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即非专业新闻传者的普通公民,通过个人传播工具和大众媒体,向社会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闻性信息。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界限,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促进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并促使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客观化、平民化,许多主流媒体还直接把公民新闻插入其中。

现在博客、微博、微信已成为新闻机构的重要信息源。广播电视主持人也经常利用微博微信与受众互动。这使新闻和评论更丰富和生动,也更反映民情和民意。

4.消极方面

新媒体使虚假信息,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等侵权信息大量增多。新媒体中低俗化、娱乐化内容过多,也不利于公民素养的提高。对此又难以通过简单的禁堵来解决。一方面禁堵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这种难度还被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加大和更新。另一方面,许多内容的界限很难分清,如色情与人体艺术,暴力与反映生活,合理批评与过分谴责,问题探讨与不良宣传,简单禁赌难免失误,甚至违背宪法中有关传播自由的精神。怎样能既防止这些负面影响,又不妨碍有益的传播、不侵犯人们的传播权,已是全人类的新课题。

二、新媒体时代的传者和受者

1.传者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者多元化、自由化,并有更大能量、更小消耗,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过去的新闻传者一般为职业传者,包括记者编辑和新闻机构,新媒体使许多其他传者,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网络服务商、移动通讯运营商,以及普通个人,都可通过网站、手机等,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新闻和时事评论。这种传者的多元化,既能更充分地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又能提高人们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权的实现程度。

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还使传播活动的重心日益从职业的机构传者转向个人。互联网1.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由机构提供资讯的门户网站,具有“一对多”单向发散的、封闭的阵地化特征,并有较严格的“把关”规则,如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站的新闻栏目,以及各大官方媒体网站;互联网2.0已可由个人和机构共同提供资讯,具有“一对多”和“多对多”并存、寄借在公共平台上实现互动与开放的特征,如BBS、QQ、MSN等信息交互平台和Google、Baidu等搜索平台,以及以个人日志式的网上表达为主、又能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的博客等;互联网3.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人际传播的门户网站,个人图文、音视频多媒体信息采集、制作和播出平台,个人的自由表达和交流;互联网4.0使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融为一体,许多传播内容可由人际、群体传播的入口迅速传到广大公众,一方面传者和内容更加平民化、草根化,另一方面监管难度也更大。新媒体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地成为大众传播的接受者和发送者,这确实是一大福音。不过,这并不能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大众听到。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声音大的媒介才能被注意到。因此,仍然需要机构传者有先进的媒介思想、高度的媒介素养。

2.受者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的受者对媒介和内容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无所适从和陷阱。受者的主动性更强了。同时,新媒体使受者可随时成为传者,进行转发、补充、评论等,他们之间也可有许多相互影响,乃至形成舆论。受者的传媒素养也更重要了。从选择来看,受者的媒介选择余地和方便性都大大超过以往,可以更主动地选择。这会削弱某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又会扩大另一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此外,受众接触境外媒介也增多,尤其是在官方对媒介的控制较严的地方。媒介的吸引力和方便性比以往更重要,有的商业性综合网站的新闻受众数量,超过了那些在政策、经济、人才、新闻源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事业性新闻网站。内容选择上, 受众感兴趣的、而非传者感兴趣的内容被首选,成为实际的主流内容。一些受众特别关注、而非传者特别关注的热点被深入挖掘,引起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人们的惰性和享乐倾向使零碎、肤浅的内容得以大行其道,娱乐性、感官刺激性内容占比重日益增大。于是,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媒介世界”,过去基本上是由媒介机构及其他内容生成者制造的,现在则是由它们和受众共同打造的――每个受传者都会有与别人很不一样的媒介世界。这对有的受者是好事,对有的则未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传媒素养。从参与来看,新媒体给受众参与新闻传播和公共事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利用新媒体手段,通过传媒机构的新媒体参与,或通过“自媒体”、社交圈等直接参与。参与使受众影响了、或直接成为了传者。在这同时也可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乃至道德感、正义感、责任感。

然而受众自发的传播中会有许多不实、不良、无聊、乃至侵权内容。受众的参与往往又会过火、过激,形成 “网络暴力”之类。从主动性来看,新媒体逆转了传者与受者的主、被动格局。传统媒体的技术特性使传者在信息的生成和流传方面较为主动。内容是传者选定、经传者“把关”、由传者推送。受众的反馈很少,往往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个性化需求无法满足。新媒体使受众在信息的形成、发出和收取方面都更加主动。受众可在海量信息中任意选择,多方位、多角度、从多种媒介选择,并能随时与传者互动,影响内容的形成。受众在信息发出方面的主动化更明显。过去面向社会发表信息和观点必须通过传媒机构,许多普通受众也就没有这方面的主动行为了。现在受众可自主地发出,“话语权”大大增强,主动行为越来越多。主动行为培养了主动意识,使受众自身的主动性也增强了。主动化对受众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品格趣味、辨别能力、传播能力和社会责任心。

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

1.方式

新媒体使大众传播的方式由单向变为双向,由单媒体变为多媒体,由我传你受变为我供你取,由大众化、一定程度分众化的点对面传播,变为无限分众、点对点、乃至多点对多点,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这些都必然反映在新闻传播中,改变了新闻传播的采集、制作、传输、接收、储存、再传(二级或多级传播)。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是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新媒体又使新闻传播市场化和国际化。网络、手机媒体及其传者的数量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各方竞相争夺眼球,形成很强的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新招迭出,把缺乏市场吸引力、竞争力的传播日益挤出人们的选择,而市场竞争力强的传播则可迅速地、大规模的扩大市场,包括超越国境走向世界。这种国际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地以市场化的方式迎战。

2.媒介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播媒介的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媒介融合,带来众多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自媒体,还使媒介格局此消彼长。现在中外新闻机构几乎都已上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也经常在自己的网上新闻,还有许多普通公众通过网站或博客、微博微信等发出新闻性信息和时事评论。这些都对传统媒体有很大的功能替代、时间挤占效应。使印刷媒体发行量猛跌,电视机的开机率猛跌,广告收入猛跌――“狼”真的来了。由此又带来传统媒体纷纷变革。首先是调整内容,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开新媒体的锋芒。如报纸加强深度报道、广播电视加强现场报道。

最新的趋势是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发展迅猛。其中有机构的传播,如政府微博、新闻微信公众号,但又有大量内容来自个人用户,包括新闻和时事评论。这些个人大都为草根族,其内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试点。这些内容在产生时没有经过组织机构的把关,具有原生态的直白和粗粝。许多内容来自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填补了新闻机构的空白,对我国尚无记者证的商业性新闻媒体尤为重要。社会化媒体中的许多新闻和时事评论是经过转发或层层再转发的,既会迅速扩散,又会有所走样。“掘井加了一个人”经过层层传话后会变成“掘井掘出了一个人”。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更随时随地,多元化、广泛性更强,即时性、跟踪性传播更多。同时,用户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很强,传者较容易倾向于迎合用户,而不是引导用户。

四、新特点:更新新闻学

新媒体续写了新闻史,革新了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实务,还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信息源、传者、内容、媒介、受传者、效果生成和反馈等各个环节,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改变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新闻学也当据以更新,除了要纳入上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特点和历史性发展、实务性方法,还当做出许多重新认识。

1.更新新闻定义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采用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在今天的新闻明天才能见报的报纸时代,在1943年9月《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提出来时,作为狭义上新闻的操作性定义大体上是对的。而现在广播电视大量传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更是经常传播来自现场的实况,包括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的突发事件实时图文和视频,以及重大事件、活动过程中的实时、连续的传播。大数据、云计算还可带来许多预测性新闻,于是新闻就包含许多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了。把新闻定义为“真实、新鲜、传播对象需要的信息”应更恰当。

2.重新认识新闻传者和受众问题

过去认为面向大众的新闻传者有一个组织机构 ,现在许多个人也通过新媒体面向大众传播新闻。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传者多元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改进传媒管理和提高个人的传媒素养。受众越来越多的通过新媒体获取新闻和发出评论,还可随时与传者沟通。他们的选择余地和选择主动权更大了,他们的需求和兴趣爱好对传者的影响也更大了。这既使新闻传播更有效,又对宣传需要和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3.重新认识新闻传播内容和媒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内容更加新鲜和广泛,全面和多元,更多地容纳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反映民情民意和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也更加真假相掺、鱼龙混杂。需要形成海量信息中优胜劣汰、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的机制。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媒体格局,与传统媒体此消彼长,还带来传统媒体的内容调整、扬长避短,带来媒体融合,以及媒介经营管理的变革。与新媒体结合、乃至占领新媒体阵地,是许多传统媒体机构重要的新战略。2015年上海报业集团所办新媒体的收入已达该集团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4.重新认识新闻传播方式和过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更加分群化、个性化,多媒体化、双向互动化,由传者推送变为受传者搜取,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

5.重新认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问题

新闻传播学篇(9)

在我国,央视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媒体,对信息设置上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这样做,虽然可以强化政府对普通民众舆论的影响力,但是长此以往,反而会让央视所制作节目的表现形式陷于僵化,对民众会失去持续的吸引力本文由收集整理,最终只会影响央视的长远发展。因此,央视决定对节目设置进行改版,不仅能为央视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也能把更为丰富多彩的信息呈现给每个观众。其次由于大量新兴媒体的兴起,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对仍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报道特性,就必须让自己提供的信息更客观、更理性、更贴近民众。因此,《新闻联播》此次改版是面对时代的发展潮流,及时而且准备的战略选择。

通过连续一个星期对改版后《新闻联播》的关注,可以从具体文本上看到改版后的《新闻联播》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首先改版后方式更加注重了人性化,国内社会新闻占据了大部分时段,“姜汤姐、豆饼哥”这些生活在百姓身边的平凡人,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同时也将视角更多的放在加强突发性新闻的深度报道上,加大社会民生新闻节目的比例。外报也发出对此次《新闻联播》改版的声音:聚焦“草根”“接地气”为寻人鼓掌。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也看出了改版后的《新闻联播》带给受众和媒介的希望。其次,在报道方式上采用了新闻评论员机制,增加现场连线和引入评论员的形式。2013年1月23日晚,首次在节目中增加了直播连线评论员的环节。央视评论员杨禹就近期社会集中关注的“舌尖上的浪费”问题进行了直播评论,认为刹住浪费之风,关键从三“公”入手:公款、公务人员和公众。这是央视《新闻联播》开播35年来首次引入评论员。随后,央视通过官方微博指出,“新闻联播:直播评论员点评将常态化”。杨禹第二次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就农民工欠薪事件作出评论。谈到此次央视《新闻联播》增设连线形式的看法,各大媒体相继推出评论版块这一现象,杨禹认为,“进入微博时代以来,传统媒体,无论报纸还是电视、广播,主要就是拼两个‘场’:现场和立场。微博虽然能反映新闻现场,但只是碎片化的拼接,还是需要职业记者和传统媒体的介入,来展现更完整的现场,和现场背后更深层的关联。微博上的立场和态度很庞杂,这就更需要传统媒体拿出自己的‘立场’。在看到杨禹所说的传统媒体在力拼的两个“场”即现场和立场的问题上,使我联想到之前热议的以微薄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在受众心中树立其威信,而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传统新闻报道模式的媒体则受关注度下降的问题。新媒体固然有其在市场立足的独特优势存在,但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传统新闻报道形式的媒介也在不断的适应这社会和受众的变化而进行自我改进。央视此次增设的评论员连线形式则很好的体现了立场与现场恰当结合。这样的现场连线可以增加节目的互动性和真实感,这样通过评论员的形式也明确的传达了一种态度、一个明确的立场。我很赞同杨禹在采访中对《新闻联播》的定位,他提到《新闻联播》既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一个风向标,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一个风向标。联播中出现的这些变化,不见得是电视新闻界最新鲜的,但当这些内容进入《新闻联播》,还是会引起全社会较大关注。杨禹在自己的微博中做过一个比喻:“你不能用足球场上的前锋标准来要求联播,前锋可以浪费机会、跑错位置,它不能。它是足球场上的中后卫,需庄重徐行,用大局观来策动进攻。”

新闻传播学篇(10)

史论部集中了负责传播理论、新闻理论、新闻史教学的教师;新闻系集中了采、写、编、评方面的教师;传播系集中了新媒体、公关方面的教师;广告与媒介经济系集中了广告、媒介经营方面的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二级学科分布如下:

本科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分为四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媒介经济。

根据上级要求,近年开设了“国际新闻”硕士班,归到“新闻学”方向,挤占了“新闻学”方向硕士的大部分指标,2011年招生本来意义的“新闻学”硕士名额只剩1个。由于“国际新闻”属于新闻学方向,二级学科不能跨级带学生,于是“国际新闻”方向的学生只能由属于新闻学方向的教师带,造成传播学方向的教师带不上学生。

博士生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经济。

以上的“方向”是否算是二级学科,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现在“系”的划分与学士、硕士、博士下面划分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对应,发生了较多的人员调配的问题。

但是,教师具体属于哪个二级学科,上面却要求必须明确,只能划分到新闻学、传播学两个教育部认可的二级学科内,带研究生,属于不同二级学科的教师不能跨二级学科带学生;评职称,上面分配的名额具体到二级学科。于是在工作中人为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和冲突。

其实在日常的教学和科研中,各校新闻传播学院内对新闻学、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的感觉是模糊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实在说不出所以然。至少在新闻传播学学科内,这两个二级学科的设置,看来是当时为了应付上面要求划分二级学科的要求匆忙而做。从后来的实践效果看,不符合学科的实际情况,不科学。

不管有没有道理,学院从招生到教学(实习)、学生毕业,都得依照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类的管理规則报计划和获得利益。于是这已经不是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1997年,一旦确定我们的学科叫“新闻传播学”,后来再划分为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后来就一直沿着这种讲不出道理的思路(已经变成了专业运作的既定框架,从申报教学点、硕博士点到人员的配置)走过来了。现在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增设,基本是在既定的框架内的作为,人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既定的一级二级的划分框架来设想本学科的发展。

因而,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这种设置,或因人而设专业方向,或因某门课程无法对应到(或不满意对应到)既定的两个二级科学内,而再开设一个,例如“广播电视新闻学”;或勉强依附到一个二级学科内。原来本科有“出版”这个方向,因为学科带头人被学校从副教授降为讲师愤而退休,这个专业方向没有了;硕士层面,现在将“出版”放到了“传播学”内;而博士层面,又放到了“媒介经济”内,为了安置人。

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是从新闻学来的,新闻学是从报学来的,越向上追寻越狭小。传播学这个词,不过是因为外国有一个传播学理论,硬从词句上设计了一个与“新闻学”不同的“传播学”。而新闻的传播不过是一般信息传播的一类,逻辑上应该是传播学下的一类信息传播类型。

我们的二级学科设置或各校后来的增设,基本依照媒介形态来划分。而在数字化时代,媒介的外在形态已经不重要了,它们不过是数字化媒体的不同表现和外型,没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我们现在课堂上讲述的,仍然主要是单向传播的“大众传播”。

新媒体的兴起、讯息生产和传送成本大幅下降、传递速度的同步化、大量新闻素材由民众掌握、传统媒介经营困难、公民记者的出现、新一代人的媒介使用习惯转变——在种种现象之下,新的问题被提出:

什么是新闻?

谁是新闻工作者?

如何重新审视专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

借用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关于现代性的说法,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时间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

新媒体技术已经穿透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42-)认为,现在“大众自我传播”

(Mass Self-Communication)已经流行。以往大众传媒承担的新闻传播,已由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固态转变为液态的、具有弹性的、个人化的及互动的形态。

鉴于我们面临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考虑到现实中国传媒还有一定的发展空和时间,关于二级学科的划分,既要立足现实中国传媒还有适当的发展时空,又要兼顾已有的学科利益,还要留有长远发展的空间;

鉴于培养人才的目的在于:综合叙事能力、节目或话题的设计创造能力、整合资源和团队协调能力,故建议这样划分本科二级学科:

以传媒(含网络)为基石的部分:传播叙事(新闻传播)、传媒创意(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

以社会信息传播(新闻传播排除)为基石的部分:广告、公众关系、出版;

跨两者的部分:国际传播。

这样共计5—6个二级学科:传播叙事、传媒创意、国际传播、广告、公共关系(这两个是否合一)、出版。

新闻传播学篇(11)

2010年8月19日西部网(陕西新闻网)了一则新闻——《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讲述了陕西西安市户县县长张永潮因检查县区农业工作驱车出门,在路上正好遇见交通事故发生,亲自下车对事故中的一家三口进行紧急的支援救治。但在近日,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中当时网页的新闻图片,称“县长赶赴车祸现场后,让随行人员装成车祸死伤者以便拍照”。通过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8日15:04分微博辟谣,证明真相,注销虚假信息的用户账号。2010年4月26日《青年时报》新闻《26岁女交警被碾断胳膊续:肇事车套用副市长车牌》,讲述女交警张昂在西安西华门十字检查违法奔驰越野车时,被拖出约20米后甩在马路上,该车从她胳膊上碾过后扬长而去。在2011年11月14日,有用户发微博,称“前日,西安警花张昂拦截高官车辆手臂被碾断,肇事车号牌属于陕西华阴市副市长”。 经查,该信息有多处不实,案件实际发生于去年4月,肇事车辆系套用副市长车牌号,车主是公安部B级逃犯,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5日13:24,已注销微博用户账号。

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有时候是真实正面的新闻宣传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些传者的加工制作又成为新的“新闻”在坊间流传,成为不实流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大于原新闻,更有一些名人也被牵扯其中,随着中国市民阶级舆论监督群体的不断壮大,网民数量不断增多,微博运用广泛,众多网友对这样的不实信息大多没有做出深入的了解调查,很容易造成错误信息传播扩大,误读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误读这样的情况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做到哪些方面的改进,是否应该在各大网站或者公共媒体机构中设立相应的辟谣窗口呢。

一、新闻传播的信息误读现象出现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扭曲,信息中也会混入噪音,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让传播结果往刚好对立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前传播目的达不到。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噪音干扰有多方面原因,噪音在通道中产生各种影响,造成信息表达意思出现偏差,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化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信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快,这样的不实信息或者经过改编已经扭曲的信息在经由受众的传播后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

在《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此篇报道中,户县县长这样一个职务头衔就是一个新闻卖点,这一地方政府要员职务头衔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大致的社会印象,这类人员平时的行为和做法在人们心中会留下一个刻板标杆。作为县长,是一个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行政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愿意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动机。

作为一件发生在2010年8月19日的助人为乐事件,试想,主人公若不是户县县长或许关注度不会这么高。正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新闻才有形成更多更广传播效果的可能,因此流传次数比同类“助人为乐”新闻更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和“改编”的可能性更大。在传播平台上,各个社会受众的心理关注程度受到自己知识水平和自身行为感受的影响,受到刺激物的影响,对自己看到的新闻进行心理加工和期待,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正是如此,人们认识新闻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而是根据新闻本身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实际心理和已有知识。

二、受众的心理改变与再次固守

(一)受众的心理改变

这样的误读多是在感官和明确文字刺激下形成的,新闻图片中,县长救助的姿势和身边围观的群众,加上拍摄的角度,以及近几年的社会传闻渲染,加上社会舆论背景。经过读者自身实际经历和思考,渐渐地产生了误读的苗头,自身启动效应就会慢慢产生出作用,读者内心的作用会自发的扭曲新闻,逐渐受众信息固着,不愿意相信真相。让新闻更加的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逐渐将内心塑造的真实和真相剥离开来,前者能更好地和自己的内心需求融合为一体,得以保留。后者不能,则经常被减少甚至抛弃。

根据这样的一种现状,例如当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网络媒体微博软件平台的维护管理单位更应该引起重视,有足够充分的准备让谣言止于一定群体、一定范围。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切实做好把关工作。

参考资料:

[1]微博辟谣的微博-新浪微博.

[2]《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与模式——大众传播心理学》,刘京林,200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