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化论文大全11篇

农业化论文篇（1）

二、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博弈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科。而帕累托改进是与帕累托最优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区分可以理解为，帕累托改进强调的是资源分配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在没有任何参与者境况变差的条件下，使得至少一个参与者境况变好；而帕累托最优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参与者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告诉我们，在农业产业化过程，要注意各方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状态。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各方对商品信息的了解具有不对等性，即交易各方中存在掌握商品信息较为充分的主体，也同时存在信息较为匮乏的主体，其分别处于市场交易中的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该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中卖方相比较买方而言掌握更多交易商品的相关信息，处于有利地位；信息拥有者可以通过向信息匮乏者交易信息而获益；买方总是通过各种方法试图获得交易商品的更多信息；信息不对称是“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弊病，可以通过提升除买卖双方之外第三方（如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规制来减少其负面效应。这一理论为诸如股市波动、择业失业、商品促销、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等市场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解释，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出台各项规章制度，规范龙头企业与合作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使交易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③。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是具有相互替代性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不确定性是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的重要原因。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企业通过统筹生产要素所有者和产品所有者的行为，减少交易各方的数目从而降低摩擦与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另一方面节约交易费用也是企业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的终极目标。企业取代市场的原因也在于企业能够通过统筹组织获得低于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以农企合作为核心的产业化发展可以灵活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经营，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发展方式。

五、专业化人力资本理论

专业化人力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时首次提出的，指劳动者通过边学边干、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等途径获得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存量。该理论与专门职业技能的掌握紧密相连。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的以物质资本和同质性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产出增长模型，强调市场竞争中资本和同质性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的替代作用，这种替代作用只可能得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结论，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的规模效应，因而就不可能解释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这种理论的增长的均衡条件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大于零，即经济增长以人口增长为前提，这与现实经济状况是相违背的。于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极力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其中，R.E.卢卡斯(R.E.Lucas（)1988年）提出了一个用专业化人力资本内生化技术进步因素的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T.W.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和索洛（Solow）的“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导出了不依赖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经济均衡增长的约束条件，不仅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不愉快的结果”问题，而且为长久困扰着经济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专业化人力资本能说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内在原因。农业产业化进程，迫切需要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进行科普推广，需要专业人才的科学指导和合理建议。

六、非均衡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认为，均衡和不均衡是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固有选择。纳克斯（Ragna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Domar）模型、P.N.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构成了产业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这是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均衡选择。即强调在经济发展区域中全面布局以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全局发展实现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均衡发展。这种战略的出发点虽好，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贫困不发达地区不可能拥有推动本地区所有区域、所有产业全面发展的丰裕的资金。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选择是各部门各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以A.D.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认为由于缺乏全面均衡增长的资本资源等先决条件，不发达地区无法实现各部门的全面投资，只能通过利用产业的前后旁侧带动效应和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辐射效应而实现梯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认为非均衡发展优于均衡发展。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其所形成的产业、空间二元结构会导致城市发展增长点单一、地区差异扩大等问题，无法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目标。所以，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应根据自身发展条件找寻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的融合点，充分认识到非均衡发展以点带面增长的必然性，允许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部分产业、部门实现非均衡发展。同时，在推动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意产业和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先发展的企业、地区带动后发展的企业、地区，先进的行业带动后进的行业，在非均衡发展中实现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农业化论文篇（2）

（一）激励方案设计原则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农业银行新员工年龄层次决定其要面临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等众多需要物质资金的情况，由此带来物质高水平需求的重要性，增加其薪酬和福利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激励因素。另一方面，入行员工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的需求也不停留在物质需求上，更渴望在工作过程中得到认可和赞同，强烈的成长动机和自我价值实现需求，这使得仅有物质激励达到一定层次后就会遭遇瓶颈，激励作用就会大大减弱。因此，银行临柜员工激励方案设计应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优化结合并协调运用，使两者互相联系和补充，以共同构成知识共享的激励方案。长期激励为主。短期激励收效快且明显，但对于有效提高员工工作热情和企业文化建设积极性的程度有限。入行员工在胜任现行工作后，更加注重个人晋升和长远发展。银行工作的绩效短时间内难以衡量，需要长期客户的积累，因此长期激励能科学体现银行员工的工作价值，应作为更重要的激励手段。长期激励如培训或深造、职业生涯规划等等，可以把新员工的个人目标与银行的目标相融合，充分体现银行与员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激励思想，可有效提高新员工的忠诚度。公平的基础上注意个性化激励。激励方案的设计必须以公平为基本前提，尤其在银行提倡团队合作的特点下，应尽量减少评价员工知识绩效中的个人主观因素。另一方面，激励不能用单一形式，每个新员工的个人潜质、自我价值倾向、个人目标和要求等个性特征均有差异，银行应对新员工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分析、测试和考核，明确其特点和优劣势，最大发挥个人的优势，如对于调查发现对物质敏感的知识型员工更侧重物质激励，对于物质不敏感的员工，采取其看重的精神激励。因此，农业银行新员工激励方案设计应在坚持公平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个性化激励，根据个体的不同需求，采取有针对性、合理、科学的激励方式来满足员工的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新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定期或及时调整激励措施。激励普遍存在一定的时效性，超前激励易使员工漠视反而弱视激励功能，滞后激励更可能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因此及时激励收效最佳，其保障措施在于激励的正确、明确与准确。另一方面，激励存在有限性和阶段性，新员工逐渐多为90后群体，个性需求和特点易变，相同的激励措施在实行一定阶段后就可能失灵，需要实施新一轮的激励措施才能促进新一轮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等等。这都要求银行新员工激励策略及时作出相应的变革，同时对践行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优化新员工薪酬福利政策实施

综合薪酬激励满足新员工的复合式需求，具体可分为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大类。外在薪酬为银行新员工提供可量化的货币性收入，如基本工资、奖金、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银行纪念品、礼品等可见的薪酬和福利，以全面提高员工生活质量和住房条件等；内在薪酬则为新员工提供不可量化的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待遇，如优先的培训进修机会、对个人成就的表彰会、工作轮换、多元化晋升等。外在薪酬与内在薪酬各自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两者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构成全面的薪酬体系。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激励效能

在优化薪酬福利可以起到即时激励作用的保障下，通过三个层面的企业文化建设加强激励效能，即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可分别对应农行的管理理念：细节决定成败、合规创造价值、责任成就事业。物质层的细节决定成败。营业厅中可见的农行Logo、显示屏和灯箱等文化载体，企业文化建设各类规范和员工行为守则等书册，统一的制服、胸牌、笑脸等多种企业标示，以及农业银行落实的6S管理，各种细节均能在无形上带来员工的归属感并积极影响到员工的忠诚与信任，因此应注重精细化管理，工作环境美化、净化和现代化，企业理念深入人心，增强企业文化的感染力，形成浓厚的企业文化建设氛围。制度层的合规创造价值。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合规建设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决定了新员工合规意识的充分必要性，表面上看来是在约束新员工行为以及减少其工作自主性和满意度。老员工以及领导层作为制度的阐释者和人，如果表率出的是负作用，则很容易束缚新员工。因此与制度文化息息相关的管理科学非常重要，“以人为本”原则下加强经营管理过程中的规范化，主动导入企业文化概念，如绩效考核指标任务制定的合理性及其结果的有用性是否与上述综合激励体系挂钩。员工行为准则落实到业务经营中的程度又决定了企业理念的践行度。因此，加强合规建设不仅是在普及合规知识以及形成合规理念上下功夫，更要求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上下功夫。精神层的责任成就事业。农行的品牌宣传“大行德广、伴您成长”，体现的成就大业与造福于民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如何让新员工先见证到老员工、客户与农行的共同成长；农行晨会上必喊的“爱我农行、追求卓越”，如何使新员工内化于心等等。这个层面的企业文化建设，于新员工而言，需要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氛围、见证到多彩的合作双赢实例以及达成与领导同事间的创意沟通，再比如在不定时的激励性培训中是否能让新员工深刻感受到农行的人才理念“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尚贤用能、绩效为先”。

（四）基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员工激励方案实施

实施激励新员工首要的是注重创意沟通。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递和反馈，有效的沟通可以迅速缩短两个陌生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良好有效的沟通能使双方产生很好的共鸣，可以让双方在心情舒畅中达成共识。新员工初入职场，又因其重视个性化激励，创意地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创意地沟通可以使工作变得有趣，无形中提升自我价值感，有效地达到自我激励。农行新员工往往是优秀的表达者，应培育同理心倾听的企业文化氛围，在各自的情感账户里存款并承诺负责，例如可以在晨会时听听新员工分享今日的工作期待，看看有何特殊需要并及时予以适当满足。新员工又往往不一定是优秀的倾听者，应注意有亲和力地引导，也是帮助其培养客户服务与沟通技巧的过程。完善支持性工具。首要前提是保障落实企业文化建设的三个层面，主要是企业文化的硬环境建设，加强宣传和维护，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并发挥其激励效能，例如定时检查和定期更新大堂中的文化载体和阵地建设，也可以通过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业绩考核体系，定期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考评和奖惩，依此激励或约束。设立知识共享平台。培育提倡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完善农行内部的知识共享平台，为有效提升新员工学习能力提供信息技术支持，便捷新员工获取信息。例如在农银大学设知识共享专栏，通过完善群件系统、工作流系统、电子视频会议、BBS、群组决策支持系统，也可在原先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建设有效的知识库、专家系统或知识地图，为知识共享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平台。这些知识共享平台的建立，都应有专人定时注意对共享知识的动态循环审计，并注重持续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可设立实体知识社区，通过内部刊物选登、情景模拟活动、年会、例会、专题讨论会、读书报告会等正式途径，还可通过举办兴趣团体、午餐会、茶话会、周末沙龙等非正式的知识共享活动。这样在现实与网络中均可实现知识共享双方自由交流知识，并注意促进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使知识共享与交流更为便捷。建立导师负责制。为每一位新员工搭配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导师，负责日常业务知识与技能教授，培养其团队意识，帮助更快适应并可以胜任现职工作，当新员工有问题可以请教并可以及时得到答复。另一方面，导师更是要辅导其职业生涯管理，提升新员工激励认同和企业文化感知度，同时关注新员工健康的人际关系。

农业化论文篇（3）

早在40年代～50年代，美国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就有自上而下地把农业生产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连结起来的做法。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戴维斯提出了“农业企业”的概念，这是国外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综合经营体制，它更大地发挥了市场力量，将资源、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市场机制下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实现农、工、商的一体化经营。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荷兰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荷兰大田作物的马铃薯和甜菜，园艺作物的花卉和蔬菜，畜牧业的奶类、肉类和禽蛋生产均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已经不再是“政府羽翼”下过度支持和保护的一种产业，而是成长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荷兰的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荷兰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导型产业，促进了荷兰农业一体化市场机制的完善，壮大了农业集体经济。

一、荷兰的农业产业化

1.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1)生产的专业化。1995年荷兰全国从事专业生产的各类农牧场占农场总数的82.33%。生产专业化，使农产品高度商品化。1995年，荷兰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9%，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大量出口，出口率均在80%以上，商品率近100%。

(2)经营一体化。荷兰大多数农户实现了一体化经营，把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机制。

(3)服务社会化。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全部实现了社会化服务，全国形成了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社体系，对农业的产供销进行“一条龙”全程服务。

(4)管理的企业化。每一农户、每一个农牧场都是依法注册的经营性公司，独立法人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按企业化进行科学管理和成本核算。

2.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模式。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模式主要有3种：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

(1)市场+农户。这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形式，市场+农户模式具体表现为“拍卖市场”与农户连接和超级市场与农户连接两种模式。

“拍卖市场”+农户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最富特色的模式，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拍卖市场”的具体运作程序是：农户将所生产的产品按照质量标准规定进行分类、分级和包装并经检验合格后，送入拍卖大厅，购买者（一般是大批发商）按照规则进行竞价，出价高者获得产品，成交后市场内部系统自动结算货款和配发产品。拍卖市场的最大优点就是交易效率很高，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完成全部的交易。

除“拍卖市场”为中心的一体化经营外，以“超级市场”为中心的农业一体化经营在荷兰也很盛行。

(2)合作社+农户模式。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

荷兰农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合作社完全基于农民之间的协定，按照自愿原则，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对自身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享有完全的责任和独立性；合作社完全独立于政府，其活动不受政府的干预；合作社实行多重会员制，即一个农民可以同时是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层次分为基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和全国性合作社，为了保护合作社的利益，全部农业合作社都被组织于“全国农业合作局”（NCR），NCR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合作社的利益，协调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协调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合作社在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作社的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发展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3)企业+农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贸易企业，直接与农户连接，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由于拍卖市场的发达，使得这种经营模式未能成为荷兰农业一体化的主要模式。

3.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验。(1)充分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和农业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比较优势。

荷兰的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坚持从农业的比较优势出发，农业的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即对于优势领域就多发展、多出口，对于非优势领域就少发展甚至不发展，用进口来弥补国内消费。

(2)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荷兰的市场体系十分完善，农产品交易系统非常发达，形成了有效的农产品营销制度，使农产品营销链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活动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政府非常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荷兰为了解决农业一体化经营中的瓶颈问题-资金，发展了农民合作金融制度。农民合作金融制度的组织资源是“农民合作银行”，该行成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并跃身世界400家大银行之列。农民合作银行的职能是为其社员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其信贷资金完全来源于所吸收的存款和经营活动，目前荷兰农民的全部信贷中，90%以上来源于农民合作银行。政府并不向农民合作银行注入信贷资金，也不干预农民合作银行的经营活动，政府的作用是允许农民合作银行的存在，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4)为农业构建坚实的科技基础。荷兰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系统，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被誉为荷兰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的三个支柱。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非常重视，把发展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农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由初等、中等、高等和大学四个层次组成。除正规农业教育外，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很发达，培训系统几乎覆盖了农村的每个角落，同业农民之间还有自发组织的“学习俱乐部”，相互切磋和交流经验。教育使荷兰农民具有了很高的素质，大多数农民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能够跟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这是荷兰农业具有高竞争力的基石所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为农民提供了雄厚的科技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科技进步对荷兰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这是荷兰农业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支持。

(5)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处处体现农民利益。荷兰政府对农业实行一体化行政管理，这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制度条件。荷兰有着强大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的农业部，职能包括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及国际贸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监督，农业政策以及对农民的财政支持等，都形成对农业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主要的不足

1.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

2.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而在以色列，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并建立了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以及地区性研究开发机构，大学中也设有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单位。

3.对农业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培养青年农民。

4.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缺少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在我国典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在这种产业机制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农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服从于企业需求量的大小，农业的主体根本谈不上和需求方进行讨价还价的保护机制。

三、荷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借鉴

1.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这一比例则更低，仅为4％～5％，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

3.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通过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区域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市场占有量和发育程度还不够，而且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

农业化论文篇（4）

一、信息化是传统农业的倍增器

信息技术是当今发展最快的高技术，但就信息技术本身来讲，它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能替代其他产业，只有和其他产业结合，才能够真正成为传统产业发展的倍增器。信息技术与农业结合也同样能够起到倍增作用。

农业信息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农业技术信息化：如精准农业信息；农业环境信息化：如气候预报、病虫害测报；农业经营信息化：如农产品交易信息等。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政府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建立农业信息和市场服务网络。有着粮仓称号的俄亥俄州的农场主，一个人经营几千公顷的土地，全靠电脑管理控制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而在我国目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要在人均0．067公顷的耕地上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及其物化了的设备工具和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使之在有限的土地上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所以发展农业信息将给我国农业带来难得的机遇。我国传统农业绝大部分尚处于低质低效水平，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人员素质也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也同样不高。随着加入WTO的临近，我国农业生产不得不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用当今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无疑会极大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使我国传统农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二、把农业信息当做产业来发展

推进农业信息化，必须把农业信息当做一项产业来发展。众所周知，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迅速、科技含量最高、利润率最高的产业之一。发达国家50％以上产值来源于信息业，信息产业在农业上应用，一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农业信息本身也可以被当做产业来发展。所以农业信息化建设决不仅限于信息网建设，它还可以带动农业信息硬件、软件建设，还可以拉动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分析以及农业信息中介、网上农科教育、网上农产品交易、网上结算、定单农业、物流配送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流通活动，既可以创造一大批就业机会，又可真正通过信息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在农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农业通过信息化可以获得倍增效益，信息业可以通过对农业的信息软硬件服务形成农业信息产业，最终形成农业与信息业双赢的良好局面。现代农业在农业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信息服务，农业信息已经涉及到了农业生产、流通的方方面面，加之信息本身的增效作用，使得农业信息服务的各环节都会有效益产生，在这里由于农业信息效益市场价值的体现，起到了促进农业信息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将农业信息化被当做产业来发展成为了可能。

三、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

在谈到现代化指标时，往往把信息化程度作为一项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来看待。信息化指数的高低也就反映了该地区、该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发展农业信息化产业也就不能不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信息量：包括单位面积内人口的通话次数、E－mail数、信函数、报刊数、网上信息数、因特网点数等。

信息装备：包括单位面积内人口的电话机数、电视机数、计算机数、上网微机数等。

信息主体水平：如单位面积内人口中的第三产业人口数、大学生数、信息从业人员数、上网人数等。

信息消费：如个人、单位或集团消费中信息消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等。

要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就必须按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各方面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与我国目前农业水平、农村条件和农业人口来比较，尚具有不小差距。但我国农业发展也具有地区性不平衡，西北地区相对落后，而东南沿海由于开放早，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农民已经向富裕小康水平转化，初步具备了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条件，有了建设农业信息化的投资能力，只要领导重视，加强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完全有能力发展农业信息产业。另外在目前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许多统计材料中尚缺乏有关农业信息化方面的记录，希望将来把农业信息化等有关量化指标加以统计，逐步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以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

四、农业信息化市场需求巨大

在我国总人口中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在我们对浙江农村的考察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农业工作者对农业信息的渴望。绍兴市所属嵊州市1998年专门提出了“必须像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一样重视农业信息”的要求，嵊州通过建设“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农业110”及农业信息员、农业信息会等多种农业信息形式，开拓了为农业服务的新领域，通过网上交易、网上服务，确使农民尝到了农业信息的甜头。如嵊州农业信息网，短短几个月就有200多个农户、企业在网上交易，涉及200多种农产品，吸引了美、日、香港客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已突破300万元。又如绍兴“中国轻纺城”这一大型纺织品专业市场，去年成交额167亿元，成为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这个市场建成了100兆的网络线，所有商户都可以进入因特网，网址点击率已达3．5万次以上。这说明农业信息化建设，顺应了农民需要，也顺应了市场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一般来讲，发达地区信息化建设，优于落后地区，城市优于农村。虽然浙江省和全国相比，农业属于较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农业信息化建设目前仍显不足，农业信息流通仍显闭塞。比如，绍兴日报报道对在诸暨市的抽样调查表明，10个种粮大户中有7户不了解粮食购销改革，反映出农民目前大多数还是处在信息不灵状态，说明了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农民、农业工作者、小城镇居民都参与农业信息化建设，或即使仅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仅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农业人口来参与这个市场，按全国人口比率而论这个市场该有多么巨大。

农业化论文篇（5）

1.1提高农业市场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农业市场信息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农业生产资料信息。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产品信息，农产品生产者不但可以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能使潜在的需求明朗化。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避免盲目生产销售，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了农业产值，即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通过及时了解各类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信息，农户和农业企业能在“信息对称”的生产资料市场上选择质量可靠、价格合适的农资产品，节约了农业生产成本，在农业产值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了投入，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

1.2提高政府政策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传统上我国农户只能通过村广播或村干部召集开会的形式了解国家的政策，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慢，甚至还会产生“信息失真”。电视、无线电话、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及时准确的将国家最新的农业政策传递到广大农村和农户中，使得农业生产者能在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合理调整农业生产方式与结构，科学安排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3提高农业技术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如科学防治病虫害、精准灌溉等，本身就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技术手段。但是由于以往信息手段落后，不能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将现代农业技术信息迅速传递到农村，加快了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速度，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1.4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农田信息管理系统、遥感系统、墒情监测系统等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数字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间信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目的。数字农业技术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实现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必要手段。

1.5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文化水平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投入要素，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和农民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加快科技文化知识的普及度，使农民能较快地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促使其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农民素质越高，观念就转变得越快，越能接受新生事物和信息意识，对信息和市场的把握能力和运用新技术能力越强，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对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促进作用越大。

2省际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定

实证研究农业信息化对于农业技术效率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农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我国多位学者根据对农业信息化的理解及数据的可得性建立了相应的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如卢丽娜（2010）参照国家信息化六要素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实际测度。结果表明，2000~2004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增长了2.3倍。刘利永、李道亮（2013）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进行了计算，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农业信息化2001~2005年为起步发展期，2005~2010年为快速发展期。我国农业信息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农业信息化的评价指标尚没有统一标准。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具体指标的选择也有待商榷。本文在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参考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构建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农业信息化效用”、“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其中“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主要反映农村居民占有信息设备和网络建设的情况，四项指标分别反映计算机、电视、电话等的基础建设状况和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状况；“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主要关注农村的信息化人才培养状况；“农业信息化效用”反映的是农业信息化的投入产出基本情况，其中，农业专利的批准数量反映的是农业科技的进步水平；“农业信息消费指数”指的是个人消费中出去衣食住、杂费外的比率，反映的是信息消费的能力；“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情况。以上数据分别在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中获得。由于各个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首先对农业信息化水平的11个具体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农业信息化各分类的指数值。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则通过变异系数法来进行确定。得到相应的权重系数分别为：农业信息技术应用0.384，农业信息化人才和人口素质0.277，农业信息化效用0.183，农业信息化发展政策0.156。依据上述权重指标体系，本文计算出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2002~2012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截止2012年农业信息化指数得分最高的前三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低的后三位分别是、云南、青海。在2002~2012年间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最快的地区是（95%），最慢的地区是北京（28%）。2012年东部11个省份、中部8个省份、西部12个省份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7652、0.653、0.6236，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局面。但是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农业信息化指数相差并不大，反映出农业信息化正呈现各地区同步协调发展的趋势。东中西部在2002~2012年间的农业信息化指数增幅分别为44%、45%、47%。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农业信息化取得明显进步，西部增长速度超过东、中部地区，中部增长速度又超过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缩小，这主要是因为：①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②部分农业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因起点低、基数低，因而发展速度比较快，最典型的就是地区。

3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实证研究

3.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我国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同时了解各地区效率水平的高低。据此，本文采用Battese和Coelli(1995)提出的技术效率外生性模型（B-C模型）。简单的C-D生产函数里没有要素的交互项，也就没有考虑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生产函数的技术结构是线性齐次形式，没有考虑技术的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而言，农业投入要素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如农业机械的使用大量替代了人力劳动。同时，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渗透到生产要素中，从而呈现技术非中性特点。如我国不断加大对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培训以及农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说明农业人才也是技术的源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模型的函数形式设为超对数生产函数。

3.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2002~2012年的数据对模型通过FRONTIER4.1软件进行了参数估计。σ2项表示组合误差项vit和uit的变异数之和，其值在1％置信水平是显著的。一方面说明使用技术效率模型估计是可靠的，我国农业生产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损失；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农业生产中复合误差项的变异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损失，随机误差项的影响仅有4.33%。由表2可见，随机前沿生产模型中二次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了我国农业生产在2002~2012年间存在着技术进步，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时间与要素的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呈现非中性特征。由此可知，本文使用超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是可行的。本文主要关注技术效率估计模型的参数估计值。δ1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其值为-0.7731，表明在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δ3、δ5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为负，说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异于西部地区，其中东部的系数为-1.9993，中部的系数为-0.9819。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信息化均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提高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借助Mastromarco和Woitek(2006)提出衡量影响因素对技术效率边际影响的公式：dTE=-TE*δi/(dzi/zi)，取我国2002~2012年间全国的平均效率值0.7937，可求得当我国东中西部农业信息化指数每上升1%，可分别导致我国东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提高1.58%、0.78%、0.61%。可见，农业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边际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东部，其次为中部，最小的为西部。注意到δ2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正，δ4的参数估计值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δ6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也不显著，说明在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时间逐步提高的趋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出来的技术效率值也证明了此点结论。考察期间全国农业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值0.7937，东中西部的平均效率值分别为0.9331、0.7662、0.6859。东部11省份（直辖市）的农业技术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农业技术效率相差不大。2002~2012年间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呈现出“先低后高再低”变动轨迹。结合农业信息化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高，而与此同时农业技术效率不升反降的实证结果，推断：在我国还有制约农业技术效率提高的深层次原因存在，有待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农业化论文篇（6）

2.员工信息技术程度低，导致项目实施难度高。如前所述，农业企业因受制于往前传统的种植和生产管理模式，具体的基层管理人员甚至子公司经理的信息化技能严重欠缺，且年龄偏大。知识转移的工作量困难较大，信息化技能培训的难度较高。

3.信息化建设项目员工参与度低。农业产业由于多年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导致企业中存在一定的保守、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低、接受速度慢等文化习惯，也导致企业员工在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参与意愿较低。

二、农业企业信息化建设进度影响因素分析

1.信息化项目内在因素对进度的影响。（1）因农业企业的生产特点，导致进度受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因需求分析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①需求提出的局限性。由于负责人职位问题，很少能够熟知全局业务运作，所提出的需求的完整性因人而异。②需求描述的复杂性。需求的完整描述不仅面面俱到，内部的关联性很强，错综复杂。③需求审查的随意性。面对如此繁杂的需求分析与描述举行的需求评审，并不能对需求描述作深入细致的分析。（2）低估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实现的条件。低估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实现的条件表现在低估技术难度‘低估协调复杂度、低估环境因素这样几个方面。

2.组织保障体系对进度的影响。（1）根本导向问题。在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如果内部协调不力、没有形成合力，则最终很难完成信息化建设项目。这就必须要求项目管理组织必须明确工作基本准则和导向，在项目管理全过程都必需加以强调，否则，对项目管理的进度和成效将有极大的影响。（2）组织结构上的问题及其解决。作为项目管理的组织保证，项目组的组织机构对项目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组织结构是项目管理的骨架，其功能是沟通信息、协调矛盾、控制进度、维持运转和指挥决策等。作为一个日常生产经营工作任务较重的农业企业，不可能成立项目式的项目管理组织，该项目的管理组织成员是由各部门抽调搭建成的，项目的项目组是矩阵式的组织构架，矩阵式组织构架既有项目组织注重项目的特点，而项目成员又是某一职能部门的成员，从而造成协调上的不利因素。

三、信息化建设项目进度控制的管理保障措施

1.农业企业必须做好业务流程的再造和完善。（1）流程重组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分析设计阶段及实施阶段。首先是项目的初始阶段。这时应明确项目的内涵及意义，并由项目团队将需要改进的流程与企业的经营结果如提高利润率、降低成本等直接联系起来，使企业认识到改进流程的意义。然后，正式进入流程的分析及设计阶段。先对现有流程进行分析，可采用头脑风暴法，列出现有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找出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并在其中架设桥梁。然后据此设计出流程的各个步骤及衡量的标准。最后，提出从现状转化到理想状态的实施计划。最后，是流程的实施阶段。设计完流程并非万事大吉，实施阶段是关键。在这一阶段，要先定义实施的组织结构，与相关部门及员工沟通，并提供培训。（2）在流程改造的过程中，有几点关键因素必须注意：一是必须有高级管理层的支持，二是最好是由相关部门的代表设计，而不是完全依靠外力，这样才能保证新流程容易被接受、可实施性强。

2.组织结构上的问题及其解决。（1）在企业内部必须明确信息化建设项目负责人与企业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职责，确保项目负责人与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的权利平衡。在矩阵式项目组织结构中，项目组成员一般接受两方面的领导：项目组负责人和原所属部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成员对所属部门负责人的忠诚度更高，因此，必须明确项目组成员在项目组内部的汇报关系，这样有助于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责任心的建立。（2）有效沟通和调节双方矛盾。为了确保项目在时间、资源、效能上的合理平衡，项目组负责人必须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充分沟通，除了让职能部门负责人站在公司全局的高度上理解和认识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重要性，项目组更必须帮助职能部门负责人充分了解项目各阶段所处的环境、工作任务、对资源的需求、项目进展等等，从而使职能部门对项目组和项目有充分的认识，了解项目的资源需求，从而帮助项目组的工作顺利进行。（3）确立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机制。在项目管理的实际工作中，随时都会遇到项目组和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要注意到，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容易解决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矛盾都是可以通过沟通解决的。当两者的矛盾难以解决时，必须有一个机制来保证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性，这就从机制上确保了项目管理工作的优先性，从而保证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农业化论文篇（7）

从我们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对“农业产业化”概念和内涵进行探讨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1）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链条化、系列化论；（2）农业产业化就是农业产业一体化；（3）农业产业化是建立一个新型的农业组织方式；（4）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由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产业转化为现代产业的过程；（5）农业产业化的真正内涵在于，它是一种能够给有关利益主体带来制度净收益的新型交易方式或非市场制度创新；（6）农业产业化是指以某种或某几种产品的生产为龙头，将产供销不同阶段的服务企业以合同或协议的形式联接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经营的综合体。当前，对“农业产业化”一词的界定不仅出现在学术性文章中，官方文件中也对其进行界定。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提法是“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总体来说，不论上述各种观点存在何种差异，但都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整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最基本的内容。以上各种观点其实都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一体化的思想的变形。

但实际上，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一体化并不是一回事。产业是近代、现代的概念，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当农民从一个自给性生产者转变为一个商品生产者时，农业生产向产业转变。传统农业只是一个生产部门，而不是产业。农业产业化的根本目的不外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提高农业的效益。而农业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实行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是因为其具有发达的工业化水平，具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条件，具有现代化农业，具有完善的各种社会化服务体系，但我国还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当然，实现农业的一体化经营，是提高农业效益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就内涵而言，农业产业一体化指的是产业系列化，实际上就是将农工商“捆绑”在一起；而农业产业化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包含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含义外，还包括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更等内容，即是说不仅仅是指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更多的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

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大致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而社会分工的深化一方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农民进入市场后，市场法则会引导其转向农业专业化。社会分工越发达，社会协作也必然越发达。这样，原有的协作关系或制度安排的协调功能就会弱化或失灵，并产生了对新的分工协作关系或制度安排的社会需求，提出了加强农业与其关联产业之间联系与协作或新的制度安排的客观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就会产生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公司等形式的水平（横向）联合和农、工、贸一体化的垂直（纵向）联合。这两种联合相互交错、结合，形成各种经营载体，组成了农业产业系统经营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产业化就是农业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

因此，农业产业化是在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农村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实质就是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产业的过程。由于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使作为传统生产部门的农业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一，投入农业生产中的农业自身的生产资料比重下降，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明显上升。其二，农业产出中用于工业部门作为原料加工的比重有了明显的上升。其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包括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饮业对农业的服务贡献率也明显地提高。这一传统农业走向现代产业的过程就是人们所说的农业产业化。

可见，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我国农业正处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产业化的重点是促进农业分工不断深化。由于我国的农业经营形式将长期以农户经营为基本形式，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近期的重点任务是促进农户的专业化生产而不是其他。而且，在农户分工深化以后，农民必然获得利益，相应的市场自然可以产生。在农户对服务的需求、追求增值利益的动机产生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会拉动为农业服务的产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如果在近期内拔苗助长，必将欲速而不达。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由于政府强制推行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导致的严重问题。

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中国农户的专业化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是指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满足国外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它反映了国家农业比较生产力的水平。当前，我国即将加入WTO。一方面，这对我国农业产生冲击，尤其是在大宗农产品方面。另一方面，也为立足于国际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必须在这一特定背景之下进行。因此，当前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也会表现为国际化进程。由于深化农户的专业化分工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如何立足于国际市场深化农户的专业化分工便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增强了我国对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但与之不相称的是，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相反，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固然与诸多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未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我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长期强制性地要求农户种植粮食，而对附加值高、能增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畜牧业、水产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却没有予以相应的支持。这在粮食主产区体现得尤其明显。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要素条件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我国要素条件的基本状况是土地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知识和技术存量低、资金紧张。在加入WTO后，我国应该扬劳动力资源之长补其他要素之短。为此，我国应将有关的国内支持措施由完全为粮食安全服务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并兼顾为粮食安全服务。

虽然我国已经呈现出了农业企业化经营的趋势，但是从整体来看，仍是以农户经营为主的。因此，促进小规模经营的农户的专业化分工是基本的任务。从我国近年的出口状况来看，中间产品（主要包括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茶叶、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等）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农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消费者导向型产品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农产品，占出口份额的30%左右，其中大部分产品（主要包括肉类、水产品加工品、谷物加工品、蔬菜及水果制品、杂项食品、饮料、酒和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具有竞争能力。大宗农产品（主要包括谷物、油籽、棉花等）是我国出口最少的农产品，基本不具有竞争优势。从要素的配置状况来看，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间产品及大部分消费者导向型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其竞争优势的获得与发挥比较优势密切有关，因此应当鼓励农户利用当前的劳动力优势生产这些产品。

三、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户专业化分工的支持系统

农业产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泛，只有在完善的支持系统的作用下才能保证不断向纵深推进。由于单个的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农户经营为基本经营形式的我国，建立完善的农业产业化支持系统，为农户提供全面、周到、有效的服务是至关重要的。农业产业化的支持系统包括基础设施支持系统、金融支持系统、管理系统（包括政策法律支持系统和社会伦理支持系统）和经济市场支持系统、人力资本支持系统、科技系统、社会化服务系统等。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户专业化分工的支持系统，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政府

一般而言，政府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计划、协调、组织和调控。政府的具体作用包括：（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和市场经营设施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四通——通路、通电、通水、通讯；（2）建立和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服务体系，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3）抓好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工作，包括指导组建多种形式的产供销中介组织，提供市场信息，指导制定发展计划，协调科技服务，依据市场法则指导产品市场价格，保护公平竞争等。

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当前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政策体系。（1）要适应产业化发展需要，建立科学的土地流转制度。（2）出台支持农业产业化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3）制定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的政策、保护市场的政策、市场管理政策等。（4）制定发育中介组织的政策，帮助农户走向市场。（5）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以示范区向周围辐射，并提供成功的经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都制定了有关法律，我国应当认真学习和借鉴。为保证农业产业化经营规范有序地发展，应在各地经验和地方法规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如供销合作社法、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法、农产品市场公平交易法、农产品民间运销及垄断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条例等，从而为公平公正竞争、合理分享市场交易利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商业性金融力量

目前，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进行贷款的主要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面临着亏损挂帐的老大难问题，为消化不良资产，当前的贷款趋于严格。因此，应当保证农村的存款资金必须贷到农村而不能流入市场，不能贷给乡镇工业建设项目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村信用社县联社营业部的储蓄存款也要回流到农村，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业结构调整对资金的借贷需要。另外，要扩大国家银行的大农业贷款份额，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在信贷资金的投入、资金安排、计划管理等方面向农业倾斜。值得指出的是，当前要特别重视对农户进行直接贷款。

3．企业

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制、企业化经营等都使得农业开发的力度和速度有明显提高，特别是企业投入资金来搞基础设施建设最近更受到关注。企业投资要考虑资金利润率，是有偿投入。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和完善集体宜林“四荒”使用权拍卖政策，拍卖后的使用权允许继承、租赁和转让；鼓励国内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到农村独资或合资开发农业。建立企业等营利性开发主体介入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有助于农业产业化。在交通、信息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今后应当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投资体制，实现农村基础设施产权、投入多元化，利用政策导向与利益倾斜来吸引企业投资。

4．事业单位

农业化论文篇（8）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农业化论文篇（9）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农业机械化事业高度重视。早在1937年，在《矛盾论》中就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在农垦事业创建初期，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中，有一条就是建立农业产业军，所以要开垦荒地，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1950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举办了新式农具展览会。1958年，在提出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把农业机械化列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内容之一。1958年11月10日，在对《郑州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提出了农业工厂化的设想，指出：“要使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这里，把农业工厂化阐释为机械化和电气化。在中国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工作中起着重大指导作用、最经典的思想，就是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讯》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1962年亲自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对农业机械化有着高度的认识，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运用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1948年创办了机械化国营农场。1953年创办国营拖拉机站。“一五”计划时期即开始投资建设大中型拖拉机厂。1959年9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全国上下都建立了抓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机构。1955年到1964年的10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社论多达36篇，平均每年3.6篇，其中1958年有8篇，1963年更是多达13篇，这是其他任何一项技术工作所没有的。1966年7月，根据的指示，国务院在武汉召开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即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布置到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任务。此后国务院于1971年8月和1978年1月，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以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1980年前，为推进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

（一）政策目标

1980年前，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政策目标，举国上下都很清楚，即是“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政策目标的确立，是与党和政府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方面的认识相关联的。中国共产党把农业机械化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50年代初即确立了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为内涵的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而这一技术路线在60-70年代的实施过程中则偏重抓农业机械化。1955年7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最早提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限。他指出：“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五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时间。全党必须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而奋斗。”从讲话的1955年算起，按25年算，即为1980年。但是，这一时间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号召，而未作为具体计划指标或行动纲领来指导或规范农业机械化的实践。其后，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时限也有不同的提法。例如，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讯》中谈到“机械化问题”时限时指出：“要有10年时期。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这里把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时间变成了10年左右。1959年10月18日中央批转农业机械部的报告，批示中说：“应该根据从1958年起以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提出：“再经过20-25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在基本上实现党中央所预见的、农民和全国人民盼望很久的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尽管如此，农业机械化问题只是作为一项技术工作正常推进。农业机械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重新提到中央议程是1966年初湖北省委写信给中央的一份报告引起的。1966年2月19日写信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重新提出2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他在信中说：“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这就是196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机械化会议把1980年确定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时限的缘由。在1971年的全国第二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上，确定到1980年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达到80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左右，排灌机械总动力达到6000万马力，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达到80市斤左右。在1978年1月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上，提出了“全党动员，决战三年，为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的号召。为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国家在投入、价格、经营体制及推行农业机械化的方式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二）投入政策

1980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在投入上实行向农业机械化倾斜的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投资主体单一，农业机械化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信贷和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积累。在农业机械工业方面，到1980年，国家对农业机械工业建设投资总额达到81.67亿元。在国家支持社队购置农业机具方面，到1980年代拨出无偿投资和各种贷款129亿元。具体情况是：从1953年建立第一个国营拖拉机站起，直到1958年下放至社，国家在农业机械化投资上采取了大包大揽的政策，即基建由国家管，生产费用按任务拨给，教育、培训按年度预算拨款。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拖拉机及拖拉机数量大量增加，国家独自办不起，60年代开始改为国家与集体两方面都投资。据统计：1953-1965年，国家用于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拨款达24.4亿元。1966年后，国家对全民所有制农业机械化事业单位仍实行拨款。1966-1980年，国家用于这些单位的资金达41.52亿元。另外，国家为鼓励农村集体购置农业机械，自1966年开始，从“支援农村投资”渠道，投资53亿元；农业贷款中的生产设备代款，每年约9亿元；发放农业机械专项长期无息贷款，计划1978-1980年发放20亿元，实际发放8亿元。到1977年，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中关于投入政策，提出：“今后三年，全国购买农业机械资金约需300亿元，其中国营农林牧渔场企事业单位购买的约15亿元，由国营农林牧渔场的投资中解决。属于社队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约285亿元。各地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社队企业，为农业机械化积累资金，就全国来说，今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积金平均以30%到40%用于购买农业机械，加上社办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约可解决购买资金的65%左右。其余资金，将通过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出厂价格、银行贷款、国家财政和地方机动财力的支持来解决。”

二是，国家和集体在投资上对农业机械化实行倾斜政策，农业机械化投入所占比例较高。在国家投资方面，1966年开始将“支援农村投资”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农业贷款中的生产设备代款，主要用于社队购置农业机械和小水电设备，1975年的比例高达60%左右。在集体投资方面，社队将收入的1/3用于购买和维护农业机械；1977年规定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积金平均以30%到40%用于购买农业机械。

三是,农业机械化事业费上升较多。农业机械化改革前，中央对农业机械基本建设投资变化不大。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事业费不断增加，“四五”计划时期比“三五”计划时期翻番，“五五”计划时期比“四五”计划时期翻番（见表1）。

表1：农业机械化投入情况单位:亿元时期农机事业费农机基本建设投资

1952年0.13

1953-1957年2.93

1958-1962年16.88

1963-1965年2.175.89

“三五”计划时期3.082.64

“四五”计划时期6.542.33

“五五”计划时期14.196.50

“六五”计划时期17.081.51

“七五”计划时期26.351.73

“八五”计划时期50.641.86

（三）价格政策

国家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业机械产品销售价格、修理价格及农用油料价格实行低价政策，对农业机械生产企业、维修企业实行价格补贴。据统计：自1952年第一次降低农具价格起，曾经多次降低农业机械产品价格。1966-1973年，农业机械产品降价5次，农用柴油降价3次。其中东方-75降价28%，工农-7降价20%，195柴油机降价33%，农用柴油降价14%。

（四）农业机械化的经营体制

中国农业机械化自起步之日起，经营主体即是国家和集体。50年代学习苏联，建立国营拖拉机站，后来大部分下放经营，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属半官办。70年代，许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建立了农机站。1980年4月农机部制定的《农村农业机械管理条例》规定：“大、中型农业机械一般由或生产大队经营；在少数地区，有的生产大队规模较大，也可以经营大、中型农业机械，要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集体富裕的原则决定。小型农业机械一般由生产队经营；有些地方生产大队规模小，又能由小型农业机械承担农业生产主要作业的，可由大队统一经营。”这一政策直接持续至1982年底。

（五）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业机械化

1949-1978年间，中国农业经济组织除少量的国营农场外，50年代中期是清一色的农业生产合作社，50年代末开始至1978年是清一色的政社合一的，农业机械化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为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目标，国家将技术经济问题政治化，把农业机械化当成政治任务，采取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国家确定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和任务，并通过行政命令层层分解和下达的方式发动农业生产基层单位去完成。由于为化而化，不求效益，而不是把农业机械化作为发展农业的手段，目标与手段错位。这种自上而下、强制性的技术变迁中，政府成为农业机械化技术选择的主体而不是农民，农民对农业机械化技术的选择和采用完全是被动的，加上当时物化劳动成本高于活劳动成本，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超出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这使农民在农业机械化的推进上缺乏内在动力，反而由于经济效益下降，而挫伤了农民应用机械技术的积极性。

二、1980年前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基本判断

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建立了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农业机械化作业有较大进展，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未能实现。

（一）农业机械工业获得较大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只能生产锄头、镰刀、铁锨、木犁等传统农具。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中央提出“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的方针”，各地大搞农业机械工业。到1979年，全国已建立县和县以上农业机械制造厂2327个，农业机械修造厂2386个（另外还有一批相当数量的半拉子工程），从而基本上建成了农业机械制造、维修、配件生产大致适应，门类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在农业机械制造和修造厂工作的职工达到117万人。

与此同时，建立了包括农业科研、鉴定、推广、培训、供应、维修等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化支持保障体系。到1980年底，全国各省、市（地）、县均设有农业机械管理机构，建成县以上农业机械（化）研究机构2113个，农机具试验鉴定站46个，农业机械化中等专业学校134所，省、地农机校140所，1800多个县建立了农机常设培训班，农机公司2812个，每个县都有了农机修造厂，50%的公社和20%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机维修点，公社农机管理站4.31万个（占全国公社数的80%），形成了覆盖全国、遍布城乡、比较健全的农业机械化支持保障网络，为农业机械使用提供及时、方便、可靠的服务。在农业机械维修上做到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村。

（二）农业机械装备水平提高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农业机械动力很少，仅18万千瓦（见表2）。到1980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4746万千瓦。每万公顷耕地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5台，小型拖拉机189台，农用载重汽车13.5辆，灌溉动力机械570千瓦。

表2中国农业机械动力增长情况

单位：万千瓦、万台、万辆、万部、万艘

年份农机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小型拖拉机机引农具农用汽车渔业机动船

195218—*—*—*—*—*

19571211.5—**—**0.40—**

1962—**5.50.119.20.820.15

196510997.30.425.81.110.57

1970216512.57.834.61.560.78

1975747934.559.090.83.961.42

19781175055.7137.3119.27.384.72

19801474674.5187.4136.913.476.10

19841949685.4329.8123.534.9214.30

19882657587.0595.897.159.1426.50

19902870881.4698.197.462.4432.10

19953606067.0863.399.079.4037.68

19974201668.71047.8112.987.6039.88

19984490072.11136.0129.490.1140.11

注:*表示忽略不计,**表示没有找到相应的统计数据。

（三）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提高

1949-1980年,中国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种植业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析，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达到63%，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达到24.7%,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达到15%（见表3）。1980年农用动力中，人：畜（头）：机（千瓦）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为100:16:47,畜力相对减少了11%,机力增加了10倍以上。

表3种植业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变化情况单位：万公顷、%项目机耕机播机收

年份面积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面积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面积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

195213.6

1957263.6

19651557.9

19701822.218

1975332033.37935.202331.5

1980421342.4156010.904333.1

1985373338.513609.405073.5

1988450046.7169311.707805.4

1995356756.3200020.04111311.2

1997579160.7356523.4213514.0

1998600563.0383624.7234315.0

（四）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落空

应该说，当时规定的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标体系，既不完善（偏重种植业，忽视养殖业和农产品贮、运、加等），指标也较低。尽管如此，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仍落空了。1980年底，农业机械化实际水平与原定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的目标相比：在动力装备方面，大中型拖拉机与预定目标80万台差56440台、差7.1%，小型拖拉机比原定目标150万台多375247台、多25%，排灌机械比原定目标6000万马力多1661万马力、多27.7%。在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上，全国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为42.4%,机播面积占播种面积只有10.9%,机器插秧面积占插秧面积仅0.58%,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只有2.7%,机电灌溉面积只占可灌溉面积的56.6%,每亩施用化肥只有17.1市斤。总体而言，到1980年，机械拥有量中的不少指标已经达到或基本达到，但农业机械化作业水平等指标都比原定目标相差甚远，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落空。

三、农业机械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一）农业机械化孤军深入违背了经济技术协调发展的规律

1980年前农业机械化获得一定的发展，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行政干预和强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加上要求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高积累政策，才获得农业机械化的推进。198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的目标未能实现的原因，农业机械部门曾对1980年以前的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概括为3句话12个字，即脱离实际、孤军深入、急于求成。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应与整个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经济技术发展规律，不可违背。1980年前推行农业机械化，急于求成，脱离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不符合技术经济演进规律，不经济，也养不起。

从国家投入分析，农业机械工业和农村农业机械化规划都脱离了国民经济可能提供的支持。如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确定国家每年向农机供应柴油1600万吨，实际上当时全国柴油产量总共才1800万吨；要求拿出300亿元支持农村购置农机，也根本办不到。

从国家对农业投入结构分析，把大量的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则相应地要压缩对农业的其他投入。这也影响了对生物技术的投入。

从微观经济主体分析，国家规定给社队的贷款，60%以上用于购买农机具，社队收入的1/3用于购买和维护农业机械。这样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农民把钱投于此，积累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影响了社员的分配收入。二是农产品成本随着农业机器用量的增加而提高。据商业部门对2162个生产队的调查，1976年与1965年相比，6种粮食作物亩产由232斤增加到316斤，增长36%；同时亩成本由26.2元增加到40.5元,增加了54%,平均劳动日值降低20%[2]，也影响了农民的收入。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当时劳动成本比机械成本低，尚没有达到劳力替代的条件。因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在集聚和生长现代生产力的同时，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从50年代的约1.8亿人增加到1978年的3亿,耕地面积由10666.7万公顷减少到9933.3万公顷,使劳均耕地从0.593公顷降为0.333公顷,在南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一般劳均耕地仅0.2公顷左右,浙江、上海还不足0.133公顷。这致使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1952－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劳动力有多余，生产中劳力成本与机械成本两套成本同时支付，使生产成本大为增加。这抑制了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总之，因为改革开放前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收水平低，在这种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物化劳动价格比活劳动价格高，还没有达到用机械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经济条件。这就是通常讲的用得起和用不起的问题，机械技术必然是不经济的选择，因而农业机械化进程没有预期的快。这是最根本的教训，必须记取。

更为严重的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农业机械产品生产，实质上是有计划的无计划，处于混乱状态：一方面，农业机具不配套，很多作业没有适合的机具，所配备的农机具利用率不高，且不能解决农忙时作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不少农业机械质量差，故障多，零配件紧缺，购买困难，维修费用很高。这些，都加大了农业生产费用。据1971年统计，东北一些地方，每台拖拉机油料和维修费一般在1万元以上，有的高达1.5万元，分别相当400亩和600亩粮豆产品的收购价格总额[3]。如此昂贵的油耗和维修费，即便是行政手段推行，农业机械化也是难以推进的。

综上所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加上把农业机械化政治化，强行推行农业机械化，尽可能动员和集中资源向农业机械化倾斜配置，既不经济，也养不起，而且由于强行推行而导致不符合国情的技术路线选择，造成了失误。由此可见，经济规律不可违：农业机械化其实质是劳力替代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达到劳力替代的经济条件（机械作业费用低于劳力费用），否则，孤军深入，违背经济规律，必然失败。换言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进口一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发给农村一个现代化，必须依靠广大农民，以市场为导向，才能引导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

（二）农业机械化行业发展失调的困境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农业机械产品的生产，实际上是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农业机械化行业发展失调，处于极端困境之中。

1、农业机械工业重复建设，造成极大浪费，农机具产品生产成本偏高。国家长期执行“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的政策，造成全国各地强调地方自给，什么都自已上，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农业机械工业比例失调。1978年底，全国拥有大中型拖拉机厂65个，手扶拖拉机厂140多个，其中年产量上万台的只有几家，其余年产量大都在2000-3000台左右，甚至有年产几百台、几十台的。260个内燃机厂，多数年产量只有几万马力。由于这些因素，导致农业机械产品生产成本高，进而导致农业机器价格偏高。据1971年统计，从农业机器和粮食比价来看，中国手扶拖拉机价格比日本高4倍，35马力轮式拖拉机价格比日本高2倍。日本20马力乘坐拖拉机每马力价格折合稻谷550斤，中国28马力东方红拖拉机每马力价格折合稻谷3250斤，比日本高5倍。中国柴油与稻谷比价也比日本高5倍[4]。

2、内部结构失调。片面强调种植业的机械化，不重视养殖、贮藏、加工、运输等作业的机械化，不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窒息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活力。一些生产中急需的如收获机械、林业机械、牧业机械、渔业机械甚至还是缺门。农业机械产品型号多，仅柴油机型号就有250个之多，“三化”水平很低。生产批量很大的490型柴油机，有4个型号，功率、缸径一样，但420多种基本件不能互换。

3、农业机械的生产、分配是按政府计划进行的，不管农业生产是否有实际需求，结果造成很多积压浪费。

4、农机经营企业亏损。由于农村社队经济力量薄弱，不少社队付不起机器作业费用，长期拖欠，这是导致大量拖拉机站连年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村改革的制度环境要求农业机械化作适应性改革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启动了农村改革。这之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从而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与此同时，农村市场化改革也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恢复农村集贸市场，1979年7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概括而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改革实际上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一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重新确立了农户经济，农民有了经营权、财产权和收益权，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经营、投资的主体；与此同时，国家农业投资体制发生变化，逐步形成了以农民投入为主体，国家、集体、农户等多元化投入的格局。二是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市场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利益原则逐步得到体现。这两方面的改革，导致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发生变化：（1）农户在农业经营中需要机械等生产资料，应该成为农业机械化投资的主体和经营的主体。（2）农民通过核算能否获取经济效益来确定是否使用机械作业和使用何种机型。

正是因为有上述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农业机械化于1980年开始启动了改革。根据农村制度环境变化的要求，对农业机械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政策要点主要有：

1、允许农民个人或联户购买、经营农业机械，农民取代了国家和集体成为农业机械化投资的主体，进入到“官”、“民”同办的阶段。

2、突破了产品经济的陈旧观念，允许农业机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使农民和农业机械企业生产者共同面对市场，实行产销双向选择，改变了农业机械工业几十年一贯制的“生产什么就供应什么”的“官商”意识，进而树立了“为用户服务”的企业经营思想。在1980-1994年间形成了农业机械化“计划+市场”的运作机制。“计划”，即：继续对农业机械产品实行价格管制，保证农业机械产品以较低的价格供应农村；对农业机械生产企业采取价外补贴、产销倒挂补贴、减免税收、调拨平价物质等手段，弥补农业机械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国家继续对农业机械的使用实行优惠政策，每年安排数百万吨平价柴油供应农村，以降低农民使用农业机械的成本。例如，平价柴油较长时间保持330元/吨。“市场”，即从农业机械产品出厂，进入千家万户，到使用，基本上没有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农业机械产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销售商根据市场需求采购农业机械产品，农民根据生产需要和收益预期自主选择、自主投资、自主经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优惠政策逐步取消，“计划”的主导作用逐渐让位于“市场”。到1994年7月1日，取消农用平价柴油，至此，国家在以前实行的农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已取消完毕。90年代中期起，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四、理论反思和启示

1980年以前之所以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并将这一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其背景是因为50年代初期刘少奇关于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主张被否定了。50年来，有两个理论对中国的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认为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规模小，不适应使用机械技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二是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多地少，根据这一国情，认为不应采取节约劳力的机械技术，应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集约化经营。对50年历史的反思，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到理论和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近50年来，特别是农村改革20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历程，为农业机械化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实证。

（一）家庭承包经营与农业机械化

50年代初，因为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机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进而推进以农业生产合作化为模式的规模化改造。这一理论引发了两个结果，一是给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的讨论划了个句号；二是认为小农经济不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农产品供应和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技术的要求，进而要大力推进以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模式的规模化改造。家庭承包经营是否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取决于这样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小生产与大市场能否接轨。90年代，各地农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企业和农民都减少了寻找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获得稳定的原料和产品，并获得规模效益，而增强了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农民也从中获利，农业则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稳步发展。实践中，广大农民探讨出多样化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形式。二是能否适应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要求。从理论上分析，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要素的不可分性。但是，历史上由于理论的不足，忽视了农业的特点，认为土地家庭经营规模小，会限制现代化农业机械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并不像工业生产要素那样显著，如工业需要协调配合的流水线作业，而农机具则不然，可单机作业；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适合家庭分散经营。90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获得快速的发展，充分证明，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能够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农业机械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这里，实践解决了另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农业机械化的组织形式问题。谁是农机经营的主体，有一个认识发展过程。苏联只准许国营拖拉机站购买经营农机具。50年代，我国发展了一步，在政策上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购买经营拖拉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到1983年，我国放活了政策，允许农户购买拖拉机等大中型农机具。农机服务组织在十几年的实践中，形成了包括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个体农户、各种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等农机服务组织，并形成了农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格局。农机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形成，因为机制灵活，除耕作服务外，还搞加工、贮运等综合经营，有的农机户还搞跨区作业，进而提高农机具的使用效率，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实践还证明，随着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农民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在逐步增加，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以机械服务为纽带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走向原来的型的合作，而是以农机专业化服务为内容或纽带的合作，其中股份合作制也逐步发育起来，在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机械技术是土地集约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多地少，必然选择以土地替代型的技术路线，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这也是唯一的现实选择。理论和实践表明，作为节约劳力的农业机械化技术，不仅与土地节约经营不矛盾，机械工程技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因素，与土地集约经营是一致的，是土地集约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不能以此来否定节约劳力的机械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

（三）农业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提高了对农业机械技术的需求

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资源稀缺，相对价格高，劳力资源丰富，相对价格低。劳动力机会成本，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逐步升高。选择劳动集约型技术，还是选择节约劳力的机械技术，取决技术要素的相对价格。换言之，对农户而言，购买农机具或要求机械服务，是一个经济过程，决策权在农民，有一个需要、买得起和用得起的问题。实际上，农民在任何时候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在节约劳力技术上进行选择的。忽视这一问题，往往会发生失误。在农业机械化改革之前，就是因为忽视了农业要素相对价格问题，虽然强行推进农业机械化，但事倍功半，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仍然落空。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区农村的农民放弃使用机械技术而重返手工劳作，不是农民不需要机械作业，而是无论农民买得起还是买不起，一般都用不起，因为物化劳动成本高于活劳动成本。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进城务工经商，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大，使用机械技术转变为经济的选择，农业机械化发展很快，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无论是买得起还是买不起，一般都用得起，这里不仅因为物化劳动低于活劳动成本，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高。这里得出几点结论：一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而是物化劳动成本与活劳动成本比较，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决定的物化劳动成本与活劳动成本水平；二是家庭承包经营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进城务工经商，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将继续增大，使用机械技术将逐渐转变为经济的选择，农业机械化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仍需要国家和集体的扶持

农业机械化是经济过程，由农民选择，但这并不是说农业机械化不需要国家和集体的扶持。实际上，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民积累少。要让农民买得起、用得起，需要对农业机械化事业进行大力的扶持。特别是西部经济技术落后，国家应把农业机械化纳入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予以扶持。对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的扶持，其方式多种多样：一是对农机具生产和经营企业给予优惠政策，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采取国家、集体、个人投资的办法，如现在一些地方通过以工建农的办法，国家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补助一些，最终让农民买得起。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不能因为农业比较效益低而使农业现代化短腿，而是要通过社区平衡机制实行以工建农，增加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协调发展。二是要对农民购买和经营农机具实行优惠政策，提供法律保障体系和服务，坚决杜绝各种乱收费项目，降低农民使用农机具所承担的费用，让农民能用得起。三是对农业机械服务组织，对其为增强服务实力而兴办的多种经营，在政策上予以优惠。总之，国家和集体对农业机械化事业，要采取多种形式给予扶持。

[1]：《矛盾论》，《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11页。

农业化论文篇（10）

2有机农业的技术体系本质

有机农业是指遵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这些技术包括选用抗性作物品种，建立包括豆科植物在内的作物轮作体系，利用桔秆还田、施用绿肥和动物粪便等措施培肥土壤保持养分循环，采取物理的和生物的措施防治病虫草害等等。广大消费者经常有一个误区：以前没有化肥、农药的时候，生产的产品都是“有机产品”。那么自然而然，目前在选择食品时，趋向于“农家、野生”等等字样的宣传。其实，有机产品与古代无肥无药产品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说有机产品禁止农药、化肥和转基因技术，这是技术底线，换句话说，它是有机产品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有机产品肯定是不施农药化肥的，但是不施化肥、农药的产品却不一定是有机产品。有机产品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标准化生产；可追溯；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抛开独立第三方认证这个管理因素外，其标准化生产和可追溯均为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国家标准GB/T19630-2011的名称是《有机产品》，也就是说，有机产品首先它必须是一个产品，必须有其商品特性。有机产品首先是一种商品，有一定的成本与合理的价格，应该能够批量的规模化生产，等等。因此，所谓“后院种的菜、自家养的鸡、云雾山顶采的茶”等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它们不是商品，不具备批量、规模成产的条件，也就不会有可估算的价格，必然就不可能持续、有效的为广大消费者所服务。另外，有机生产中不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必须面对更为严格的土壤培肥（饲料配制）和有害生物防控的问题。任何一个规模化生产的基地，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谓的“周边环境好，没虫没病”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具代表性的。因此，有机产生其本质必然是一套完整、严谨的技术体系，规定了产地环境、目标品种、农业投入物要求、有害生物管控、储运追溯等等都有严格的指标要求与生产方法。只有这样，无论在何处、无论生产者是谁，只要能够达到标准的要求，按照一个固定的标准要求去生产，那么其产出农产品质量必然是有保障的。

农业化论文篇（11）

2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的内涵

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机械的“低碳化”。传统理念将农机装备水平(农机总动力)作为农机化水平的主要评价指标，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农机装备水平越高，其农业机械化发展得越好。事实上，农机装备水平高表明农机化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大、资金投入多、使用成本高，不利于低碳农业机械化和低碳农业的实现。此外，单纯追求农机装备水平还可能导致农机具配置不当甚至闲置，使得资源不能合理的利用，造成财力、物力的浪费。事实上，早在2004年，我国农机装备水平已达到3．15kW/hm2，而此时的农机化程度仅为32．7%。照此推算，如果实现全面机械化，平均动力需要9．6kW/hm2;而户均耕地规模与耕作习惯均与我国相近，且已实现全面农业机械化的韩国，其农机装备水平仅为4．95kW/hm2。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农机装备水平过高，且说明农机具有效利用率低下。由于我国实行分田到户，一些农户家里各种小型农机具一应俱全。这种配备方式带来如下问题:一是购置成本高，有效使用率低;二是缺乏专业的维修和保养，机具不配套，损坏、浪费、油耗高的现象较为普遍;三是小型农机具功能单一，易产生重复耕作现象，不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因此，应逐步改善农机具配套的合理性，以大中型、多功能、技术先进的农机具逐步替代微小型、功能单一、技术落后的农机具，逐步实现农业机械的“低碳化”。此外，在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机械配备结构的同时，还应大力探索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针对我国国情，可通过大力建设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如发展农机合作社和专业性的作业组织等)，把农户的分散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大生产有机结合起来，走农机资源共享、共同利用的中国特色农机化道路，这也恰好符合“低碳农业机械化”的深刻内涵。即低碳农业机械化是指农业机械在全面实现节约化、低碳化设计及制造、使用与更新废弃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国情的新型农机化发展模式与推广体系，通过农机作业委托、农机互助共享等方式来降低农业生产中的农机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力争用最低的农机总投入和装备水平获得最大的农机化产出效益。农业机械低碳化与低碳农业机械化的提出，旨在提倡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仅在于低能耗、低排放农业机械的研发与制造，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探索新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模式与推广体系，以实现农业机械化资源在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等层面的最优配置，提高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和综合效益，从而推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的发展，尽快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目标。

3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的实现途径

根据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的内涵，作者拟从农机全生命周期优化管理的视角提出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的实现途径。

1)实施全生命周期的农业机械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

农业机械全生命周期的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实际上是遵循农机全生命周期低碳化的理念进行农机产品的科技化创新，这完全符合农业机械低碳化与低碳农业机械化的内在要求，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低碳农业、低碳社会的宗旨。众所周知，农机制造业涉及机械、电子、化工等多个行业，在缺乏制度约束和问责机制的前提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诉求的农机厂家自然地以追求农机具本身的功能性和市场竞争力为主，无意甚至有意地忽略掉农机产品的节约化和低碳化，致使各厂商在将各类制造资源转变成为农机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严重污染了产地环境。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是一种有效平衡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降低成本、减少潜在的责任风险，提高企业竞争力。世界一些知名农机企业(如JohnDeere公司)的实践已经证明:实施“3R”或“5R”原则是实施生态设计与绿色制造的有效途径。

2)实施农业机械的仿生设计与仿生制造。

吉林大学任露泉院士课题组多年的探索与研究认为:工程仿生是实现农业机械低碳化的有效技术和路径之一。研究发现土壤动物非光滑形态特征规律，建立生物非光滑脱附减阻理论，发明仿生非光滑脱附减阻设计方法、成型技术和测试技术，研制出系列仿生非光滑犁壁，形成针对水田与旱田(黄土和黑土)等不同土质和不同牵引机型的3种系列多个品种犁壁，脱附率约90%，与相同曲面形状的普通光滑犁壁相比，可降低阻力6．6%～12．7%，节油7．2%。量化分析典型土壤动物爪趾构型特征规律，揭示其切削土壤的高效节能机理，发明深松铲参数化设计方法，研制出仿生减阻深松铲。关于农业机械耕作部件仿生降阻问题，目前尚需解决的难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壤洞穴动物降阻机理的深入认识;二是农业机械耕作部件仿生降阻机理的深入揭示。应集中在土壤洞穴动物的降阻机理和农业机械耕作部件的仿生降阻机理两个方面的系统深入研究，原始创新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手段，宏观仿生降阻表面与土壤洞穴动物微观降阻机理相结合，实现农业机械耕作部件仿生降阻由“形似”向“神似”发展。

3)实施全面的农业机械化清洁生产。

农业机械化清洁生产，是通过农业机械的低碳化设计、制造与使用，将农机、农艺有机结合，通过耕作方式的变革和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安全、环保、高效、可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和农产品产地环境的整洁、舒适、可持续，进而实现整个农业、农村的清洁化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实施农业机械化清洁生产需要控制好3个关键节点:一是能源、资源和有毒物质的减量化，实现源头控制。该环节要求农机设计中遵循低碳化理念，农机制造原材料采购中对所用原料的环保性进行整体控制，确保农机产品的绿色属性。二是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实现过程控制。在农机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产地环境管理，通过不断优化、创新工艺来尽量减少各种有毒、有害废弃物的产生。三是对资源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回收以及环境的有效治理，实现末端控制。对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各类废弃物，要尽快、尽可能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保证产地环境安全。

4)构建和完善农业机械化标准体系。

鉴于我国农机化标准体系始终不健全且实施效果不尽理想的现状，按照低碳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机械低碳化的要求，需做如下调整:过去只注重农机设计的技术标准，而忽视农机社会化服务标准和管理标准，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标准化体系;过去只注重农机产品的功能、质量和作业标准，而忽视农机作业过程中的环境排放标准，应认识到低碳农业机械化是必然趋势，加强农机作业过程中的环境排放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过去只注重专业技术体系构建，而忽视交叉综合体系构建，必须从农业生产的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环境(水、土、气)要素综合考虑，构建基于“良田、良种、良肥、良水、良法、良管”六位一体的交叉技术标准化体系;过去只注重硬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忽视“农机标准化体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将强制性标准和作业标准、安全标准推广到田间地头需要研究。

5)实施全程农业机械化的脱物质服务与绿色经营。

当前，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不宜快速推进。解决耕地细碎化与农业机械化矛盾的可行办法主要是大力建设农机服务体系，以农机合作和专业化服务来替代当前广泛存在的农民“自购自用”。政府要积极推进农业机械的脱物质服务与绿色经营，以新型农机服务体系建设来促进农业机械低碳化发展，树立“不求拥有，但求使用”的新型农机化服务理念。通过“PayPerUse”的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机制和农业机械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的绿色经营与生态服务体系，走“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化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机化道路。国内实践表明，通过农户购机自用向专业服务经营转变，农机动力配备有望降低30%～50%，这不仅有利于降低能耗，减少成本，且有助于提高农机资源的配置水平，提高农机化作业的标准化程度，进而促进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从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

6)构建和完善基于信息技术的农机“4S”体系。

农机“4S”体系是集整机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为一体的农机特许经营模式。对于这种新型的“一条龙”农机经营服务模式，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在农机产品的运输、销售、使用、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环节实现定位追踪，进而提升农机销售商的库存管理水平，实现快速供货、适时补货，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储存成本，提高效率。农机4S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农机供应商送货的可靠性和效率，还可大幅度提升其对农机用户的服务水平和效能，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事实上，当前我国大量分散在农户家里的农机不仅使用效率低，且维修保养也难以跟进。由于操作技术、油品质量等原因，造成农机具3大件的过早磨损，实际功率平均值只有额定功率值的85%左右，使用5年以上的拖拉机功率一般要降低10%以上。大量农机具运行状态不佳，缩短了农机具更新换代的周期，大大增加了农户的使用和维修成本。农机4S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分布于广袤农村的大量农机具充分发挥其效能，进而实现低碳农业机械化与农业机械低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