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大全11篇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1）

（1）中西方教育思想中，对知识获取方式的界定不同。中西方自思想文化产生以来就存在了强烈的对比和差异性，同时也为教育理念的不同埋下了伏笔。中国古代有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墨子、孟子，在古希腊同样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主张，他尊重学生“材”的多样性，针对学生的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方案。而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教师的作用是“助产”，通过不断地引导和诘问，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学生逐渐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2）中国教育求“稳”，而西方教育求“变”。季羡林教授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在于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而西方文化则是分析。东方人思维缜密做事谨慎，西方人个性张扬直截了当，反映到教育思维模式上就表现为东方教育重“和谐、统一、稳定”，而西方文化重“竞争、创新、变化”。中国人都有较强的群体文化心理，很注重“别人怎么看”，这种从众倾向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中，很少有学生主动表明观点，很少有学生敢反驳老师。与中国文化求“稳”截然不同，西方的个体文化鼓励独特、推崇个性、倡导变革。

二、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傅斯年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性质）不同，所以形成了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型的国家，其教育内容首先是为政权、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教育重视人文学科而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加之它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抽象思辨的民族思维方式，它们的教育内容也就以科学技术和实用技能为主。

三、中西方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

（1）中西方课堂教学中知识的讲授顺序不同。顾泠沅教授曾用一个学游泳的例子来说明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西方：先把学游泳者全部扔入泳池中，他们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会浮出水面，当然也有部分会淹死，然后捞上来进行动作教学。中国：在学游泳前将动作要领说清楚，然后将学习者扔入泳池，绝大部分人不会淹死，然后继续进行巩固。从学游泳例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课堂教学最大的不同是理论与实践的先后之别，中式的课堂教学当中，虽然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差一些，但学生所学内容都已经总结成纲，这要比探究性学习更节省时间、效率更高，而且中式课堂教学的最大好处就是低错误率。这两种课堂教学模式都有其精妙之处，但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在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教育思想及背景下产生的，别人的方法固然优秀，如若生搬硬套拿来就用必然会造成自身的不适应，因此中西方教育者不断地寻求两者之间的融合，以提高教学效果；（2）中西方课堂教学中信息的传递方向不同。本研究按照中西教育思维的不同，将这些教学方法进行分类，即中式课堂教学法和西式课堂教学法，中式课堂教学法更侧重于讲授式、解说式、示范式教学，其知识信息是从教师向学生单方向传递的，教授顺序是先理论归纳后实践练习；西式课堂教学方法更偏重于讨论式、探究式、提问式、情境式教学法，其知识信息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双向传递的，教授顺序是先实践练习后理论归纳。

四、教学目的的差异

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西方教育重视创造力的培养；中国教育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西方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西方人比较重视儿童自我意识的自然发展，鼓励儿童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力图使儿童通过自身的体验和经历发现自己的存在和认识与开发自己的能力。中国人认为孩子都是富有可塑性的，其必须经成人的帮助才知道去发现社会的存在和要求，于是老师和家长比较注重通过不断引导孩子了解自己的位置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成为适应和符合社会需要的人。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2）

文化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和学科。护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学科，是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护理学已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从而逐步进行整体护理的学科[1]。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护理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现探讨比较如下。

1护理教育的异同

1.1培养目标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包括护理理念和护理能力等方面。西方多注重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实践、持续发展和合作等综合性能力及应对未来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学生人格的健全及职业价值观念，以人本主义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秉承人本关怀对待每1例患者；中国的护理教育则注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教育及培养为主，注重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完成临床护理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1.2教育理念西方国家护理教育的中心理念是关爱，注重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课堂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中国的护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理念，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明显可见的是，西方多以学科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及综合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短程化、小型化的趋势，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容易调动起来；中国主要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课程，多数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中，自然科学及技术偏多，人文学科偏少，缺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人才的培养，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积极探索未知，敢于理论实践创新的精神不足[2]。

2护士职业态度的异同

2.1中国护士职业态度在中国，护士由于其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加之工资和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护理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肯定和理解支持，倒班方式有损于健康、影响家庭生活等，而且护理工作要求精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善于观察、分析、判断与解决，这就要求护士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这些现存和潜在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职业倦怠，因职业态度的缘故常常觉得很压抑，不能轻松应付工作上的冲突，不能正视自我职业价值，常有辞职不干的想法[3]。

2.2西方护士职业态度Breimaier等[4]研究表明，西方护士的职业态度倾向于较高水平，护士对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认可度。护理专业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护士）的调查显示，10个毕业生中有9个相信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应该是非常轻松或者是有些轻松，大学毕业生都是怀着同样的理想加入护理行业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他们的理想就是帮助别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临床实践后大部分学生还是同样积极，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对职业前景的展望非常乐观。

3护理现实应用的异同

3.1伦理道德医学护理伦理道德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体现的纷争，很大部分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主义、强调和谐共同的责任；而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强调个人权利。如在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多主张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而西方国家多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患者知情权上，在我国一般不将病情告知患者，而是告知其家属、单位[5]，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则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患者实情。

3.2护理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主体意识，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特点，在护理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均同、轻个性的偏向，主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管理理念，在管理中会出现不同职称、年资、学历的护士承担相同的工作或同等责任等现象，形成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讲究科学、民主，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在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管理的弹性化和护理工作安排的层次化，不同职称、级别的护士有不同的工作定位和责任。

4护理科研中的思维差异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或顿悟)两种基本类型，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尚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而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往往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6]。由此，护理科研（论文）的设计上，中国人习惯于先交待研究背景、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提出论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一般则开门见山地摆出观点看法、点明主题，再依次交待研究背景、条件、原因、论据或分析。体现在护理研究中：国内的护理科研以把握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为主，学术文章范围大，而缺乏前瞻性；西方则更注重细节，科研立足于实践、以实用为基础，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5讨论

通过上述中西护理差异比较，可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护理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不可磨合的，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其长短，可取长补短。因此，我国的现代护理事业，在护理教育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具体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临床护理方面，在发扬优势的前提下，应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科研上，要转变思维，及时了解国外护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向纵深化、前瞻性发展；在护理管理方面，要敢于突破已有的经验，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全管理模式，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1]李小妹.护理学导论[M]．第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37.

[2]张凤，耿桂灵.跨文化护理理论在当代护理教育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2013，34（5）：85-86.

[3]张浩，郭燕.护士职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J].护理杂志，2012，29(9):38-40.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3）

1.2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数学教学与学习为深入了解东亚数学教育理论、其特点及潜在的文化价值，他对东西方数学教育作全面比较．他发现东亚数学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文化，东西方数学教育特征各不相同［6］：（1）东亚重视学习内容，西方重视学习过程（2）东亚认为理解和记忆同等重要，西方认为记忆是机械学习，提倡有意义学习（3）东亚提倡努力学习，西方提倡快乐学习（4）东亚各国认为考试等外部动机利于促进学生学习，而西方认为只有激发学生内在动机才利于学生学习（5）东亚重视社会导向，提倡大班化教学，而西方重视个人导向，提倡个性化学习（6）东亚教师是知识丰富的学者，而西方教师重视教学方法运用．教学上，东亚普遍教师主导课堂，强调概念和技能教学，课堂容量大，教师按照一定程序教学［7］．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保证了有意义教学的实施．他认为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可以实现互补，不能简单认为东亚数学教学就是机械的．学习上，家长和老师的期望、考试竞争压力成为学生学习的外在动机，学生相信个人努力的信念，永不满足的学习欲望，成为学习的内在动机，使得东亚学生数学学习普遍比较刻苦［8］．学生认为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并不轻松，不认可“享受学习过程”［9］，把学习当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他将西方提倡的“愉快学习”与东亚提倡的“刻苦学习”进行比较，认为东西方教育者对于学习本身的理解不同．两种文化对促进在学习中产生快乐的理解、快乐的时机、快乐和满足的层次不同．西方教育学者认为学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快乐，学习应该是愉快学习，而东方教育学者认为学习应该与艰苦劳动相伴，只有艰苦劳动有结果才有真正快乐和满足［6］．西方愉快学习是以学生为中心，而东方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要考虑到文化价值差异．他后来提出“延后快乐”的主张，强调“愉快学习”应建立于刻苦学习获得成果后，而不是单纯上课开心．东西方数学教学和学习都受潜在文化影响，文化差异是数学教育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为东西方数学教育相互借鉴学习提供了参考依据．任何教学和学习模式差异都以文化和长期建立的显性或隐性教育范式为基础．接受外来模式要看其潜在价值是否与本民族文化兼容，应该借鉴其优点和长处，还要保留自己的优势．东亚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不能“全盘西化”，西方也不能照抄东方模式．

1.3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改革对香港的数学教学改革，2005年他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数学教学内容远比其他国家深，课堂教学比较连贯且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到数学结果，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学习更加投入．因此虽然华人数学教育饱受批评但学生成绩优异，改革要继承优点并克服不足，而不是盲目追赶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改革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使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2012年他在比较德国和香港数学课程时发现，文化背景以复杂和间接的方式影响课程实施．他后来指出，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育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他曾经说过“我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植于新加坡文化．他指出西方数学教育理念的确有先进之处，但必须谨慎引入，并批评以前的教改没有分析自身传统文化优势．他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数学教科书时指出，东方教科书按照知识逻辑传授内容，西方重视学生个性和学习情境．东方教科书内容选择注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内容选择在于发展学生个性．数学教科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同．他提出数学教科书改革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数学教师教育，他尤其注重专家教师培养．他提出儒学影响下的专家教师应具有很深的数学、教学、学生知识，很强的教学能力、鲜明的个性、终身学习的能力，还要具有勤奋工作和充满责任心等优良品质．专家教师能胜任教育研究、教师培养、学者、考试专家、学生和教师表率多种角色．他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根据教师实际需要，利用观察榜样教师课堂教学等方法直接有效，这说明专家教师的定义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还指出专家教师培养放在一个体系中，而不是仅仅注重知识、技巧、技能，受教师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影响，是个长期过程．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数学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尤其需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数学教育改革模式．梁贯成提出用文化差异观点看待数学教育改革，为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数学教育改革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立足本国实际，甄别吸收他国数学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经验，制定适合国情改革政策，促进数学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2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的意义

梁贯成教授提出用文化差异的观点进行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并实施了10多年相关研究．其理论和研究计划有深度、新颖、可持续性，影响到对东西方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等差异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交流，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数学教育发展需要．（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未来发展目标，都决定着数学教育各自特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促使改革政策制定者重视这种差异，正确认识这些传统但有效的数学教育体系．（2）各国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别人长处，如美国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而亚洲很多国家正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的形式，形成很多研究课题．但是这些学习与借鉴并没有显示出哪种方法更适合本国．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学和学习，及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特征，对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育体系优点进行深入研究．（3）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历史、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数学课程和评价体系．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教师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学生信念如何影响数学学习．利于发展全球教育合作．（4）20世纪末，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欧美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东亚学生在TIMSS中的优异成绩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为此加大对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研究投入，以深入理解东亚数学学习，重塑本国数学教育．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适应了政治发展需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对数学教学、学习、提高数学教育质量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数学教学和学习各层面．对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进行反思，用新眼光看待日常数学教学实践，更好理解各自传统．还可共享数学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实现提高数学教育质量的共同目标．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4）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兴起和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国人开始瞩目西方教育的另一种景观。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等，对中西方文化、教育上的差异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严复首先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其次在“为学”方面，严复也意识到，“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的确，国人勤学苦读、博闻强记，可谓满腹经纶，但探索新知的勇气和精神却不足。而自由的原则是西方教育中的一条重要准则，但在我国避讳很深，强调的是“顺从”。”将中西方教育内容方面各有倚重的情况看得非常真切。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中西方教育差别的讨论更为深刻。著名美藉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指出，中国传统的教法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这与中国的整个社会都强调“守规矩”有关。这种教学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一点好处是，比较有耐心，比较了解要学好一样东西，需要努力，有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学到手。传统 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可以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这对于他进大学、考试有许多帮助。但是，对做研究工作来说则有妨碍。由于过去的学习方法是由人家指出来的路你去走，做研究所需的方法则要自己去找。这里有个习惯问题，忽然一下于要自己去找路．就有点觉得茫然。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在对比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后总结：西方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广阔的知识面、创造力、适应性、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培养学生适应性为基础，训练动手(实践)能力为手段，增长创造能力为根本，发展个性为目的。东方的教育模式，则重视培养学生精深的知识、逻辑思维、理解能力、统一规范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理解知识是基础，崇尚读书(理论)为手段，发展逻辑思维为根本。追求统一规范为目的。

中国的教育方法，强调上行下效，要求教师以身示范，时时处处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则亦步亦趋，机械摹仿。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西方的教育概念中的教育方法没有什么限制，这也是西方课堂气氛活跃、师生相处比较随意的原因所在。教育教学方法差异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东西方教育宗旨的不同取向。由于中国看重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便要求中国的教师努力成为道德和行为的“表率”。于是。教师在课堂上、在学生跟前显得一脸严肃．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教师一本正经，学生自然也不敢造次。这样，中国的课堂内外有了许多的规矩，连学生的坐姿、举手的姿势都要“标准”。难怪国外一教育考察团参观了国内一所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两手背后、一动不动地端坐着，误以为自己走到了“军营”而不是学校。另一方面，中西方为教育设定的宗旨要在学生身上体现，中国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培养(外铄)过程，西方的教育观念则是把学生内在的潜质发挥出来即可。为达此目的，中国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满堂灌．大搞“一言堂”，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做，学生看；教师考，学生背；这已成为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一道主要风景线。与中国课堂气氛过于严肃相比，西方的课堂则显得融洽和宽松．外在的规范少了．教师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省去了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让学生的思维更专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凸现其创造性。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5）

一、序言

中西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万物的本原，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与呵护的态度；西方人则认为自然为上帝的造物，且从上帝处获得了掌控自然、征服自然的权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看待问题、接受教育上会有不同的方式。

二、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概述与比较

中西方传统与观念的冲突，尤其是中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诠释。

在中国，自然教育观首先出现在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之中；在秦汉时期，黄老之学对自然教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老子的自然教育观的核心是“无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但老子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排除一切人为。

在西方，最早的自然教育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近代。例如：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当效法自然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2］

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独立发展的，但存在着差异。

中西方自然教育理论对于培养人才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由于自然教育理论发展较早，因此中国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圣贤”。而在西方，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公民”，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的影响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纵观中西方自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会促进自然教育的进步，相反则阻碍自然教育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一些经验，以对后人有所启示。

（一）自由、民主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只有宽容不同学派自由发展，才能繁荣学术，激发活力，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而学派之间的自由发展，需要民主来保证。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短暂的民主氛围，从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自然教育观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得益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意识到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中国确实不能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和西方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更要将改革深入到制度、思想的层面。

（二）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教育不是顺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国教育研究者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许多对策，例如近年来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自然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使教育顺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压抑。

在现实的教育中，自然教育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充分的发展，这可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两难问题。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的发展是教育的理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主动掌握理想的教育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为了理想的教育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自然教育理论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自然教育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自然教育的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在不同的年代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本性。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6）

关键词：

东西方家庭教育观；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控制；最近发展区

随着东西方的不断交流，家庭教育观差异日益明显。教育分为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等。其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对人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是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来分析东西方家庭观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的差异。而本文重点阐述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中控制、最近发展区、行为理论在东西方家庭教育观差异的体现。

一、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中介、控制、内化、最近发展区、搭手架、活动理论等都是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内涵。其中，控制、最近发展区和行为理论非常重要。该理论可以指导教师教授学生知识，同样也可以指导父母教育孩子。控制理论指的是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1]在儿童心理发展的早期阶段，起初要完全依靠他人,没有能力控制周围的环境，父母就会控制一切。随着孩子长大，父母的控制逐渐减少，最终变成自我控制。最近发展区理论是指儿童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水平：“现有的发展水平”，即不需要他人的帮助儿童能够自己独立完成；“最近发展区水平”，即在成人帮助下儿童才能完成。最近发展区的提出，表明教授和发展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行为理论是由习俗决定的社会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参与者的身份、目标和方式都有约定俗成的看法。目标决定了方向,动机决定了努力的程度，行为最后在具体的情景中实现。[2]

二、东西方家庭教育观差异对比

1.控制

东方教育观是控制型教育观。东方国家的父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一切都必须遵从他们的权威。“妈宝”体现出东方家庭的特征。一方面有孝敬父母，遵从之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是孩子缺乏主见，依赖父母，遵从父母的安排。导致孩子普遍独立生活能力差,很多年轻人到了结婚后还不能脱离父母,古人所说“三十而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3]因此可以看出,控制型教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弊大于利。西方教育观是平等型教育观。西方的父母认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他们不会过多地干涉孩子的事情。西方父母尊重孩子的每一个选择，鼓励孩子朝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会鼓励孩子定期进行实践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父母这种平等型教育观比东方控制型教育方式具有优势。

2.最近发展区

东方教育观是被动型教育观。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孩子遇到问题，父母会竭尽全力帮他们解决。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的是，在教育的过程中，如果孩子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需要在父母的帮助下让孩子独立完成。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东方父母普遍都是“授之以鱼”，只是一味地给予物质的东西，或是具体的方法，而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或技能。因此，孩子受到的教育是被动的。西方教育观是主动型教育观。如果孩子遇到困难，父母不会马上告诉他们解决办法，而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如果孩子不能解决，这时才会告诉他们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西方父母采用“授之以渔”的教育方式，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内容，让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具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有助于孩子更好地学到知识和本领。如果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就有能力自己主动解决，这种教育观是非常适合孩子成长的。

3.行为

东方教育观是物质型教育观。在东方国家，有名望、有好工作是评判成功的标准。因此，东方父母总是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孩子没能达到这个标准，父母就觉得丢脸。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东方父母只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一些父母根本不知道心理需求的重要性、不注重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动手能力的锻炼等，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很容易产生高分低能的“精英”。[4]显然，东方父母教育观是不可取的。孩子应具有的高级心理机能发生的社会文化行为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发展，面对未来一片茫然，这完全不符合行为理论的内涵。西方教育观是精神型教育观。在西方国家，有名望、有好工作不是评判成功的标准。西方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学会独自生存，勇敢地面对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孩子能否独立生存，能否自立是最重要的。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父母不会包庇他们，一定会严肃地指出，让他们知错改错。西方父母非常注重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孩子沮丧时，会和他们聊天来排遣郁闷的心情。西方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有助于孩子在遇到困难时独立解决。这种教育方法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符合行为理论的内涵，对东方父母有一定地借鉴意义。

三、东西方家庭教育观差异的原因

1.宗教因素差异

东方教育观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受到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源于中国，后传到东方各国，如韩国、日本等。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是人生成功的最高标准，把治国平天下看成光宗耀祖的大事，看成人生的终极意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东方父母认为优异的学习成绩，好的工作是评判孩子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东方父母总是一味地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常见的是“就是卖房卖地也会让你学习”。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东方教育观的特点，学习、工作最为重要。西方教育观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认为成功标准只有一个：遵守上帝的律法。基督教不在乎你是否有好的职位，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大事，只在乎你是否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西方父母不认为好成绩和好工作是成功的评判标准。因每个孩子是不同的，所以人生理想，人生道路也是不同的。他们不会强迫孩子学习，而是鼓励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西方父母教育孩子采取放手而不放任的方法，在孩子犯错误时，父母严厉批评，引导孩子改正错误。西方父母认为必须像朋友一样跟孩子好好沟通，时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

2.亲子关系差异

东方家庭中，父母为家庭付出了一切，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生活环境，规划好了人生的每一步。因此，孩子必须绝对服从父母的安排。东方父母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他们所希望的只有“望子成龙”。东方父母会尽自己所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最终成功。孩子只需努力学习，找到好工作，最终回报自己的父母。西方家庭中，父母和孩子具有相同的地位，具有相同的权利。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孩子是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个体，父母与孩子并非一体。他们认为对孩子要进行养育，但不主宰其命运和发展道路，孩子长大后应自由飞翔，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们允许孩子有独到的见解和想法,不可人云亦云。[5]

四、结语

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差异得到了维果茨基在社会文化理论中的控制、最近发展区和行为理论的阐述。中方是控制型、被动型，物质型教育观；而西方是平等型、主动型，精神型教育观。在教育的过程中，两种教育观应该相互补充。对于东方父母，首先不应该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附属品，而应该给予孩子适度的自由空间，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尝试想做的事情。[5]其次，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东方父母要让孩子养成遇事不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西方父母，首先应重视孩子的学习，虽说每个孩子的人生理想不同，但学习对孩子成长本身并没有坏处。再次，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西方父母过分强调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而忽视了父母与孩子长时间相处的重要性。因此，西方父母也要时常陪在孩子身边，帮助他们，呵护他们。

作者：李雪兰 张晶 陈爽 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马俊波.社会文化理论及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3）:9-15.

［2］木壮.基于文化视角的中美家庭教育比较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6（8）:83-84.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1-59-5

The Reg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f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Research based on CGSS 2013

Duan Sifan Lu Huix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440100）

Abstract：This paper usedthe data of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3，by Mincer equationand OLS regression methods，found that gender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we shoul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strengthen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labor market，and reduce social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Keywords：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Gender differences;Regional differences

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而关注教育收益率的变化可以判断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趋势。对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性别差异的研究，有利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评价，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这对增加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十分重要[1]。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来估计我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和性别差异。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性别差异上，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这与以往一般研究的结果不同，本文将分析此现象的原因。在地区上，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东部，中部最低。本文还研究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受到不少学者的共同关注，目前也不乏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献。

在研究地区差异方面，例如魏新、邱黎强（1998）得出中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东部和西部的结果相近;李实、丁赛（2003）则提出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存在但不明显，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孙志军（2004）的文献综述提到总体认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不低于东部地区;王海港等（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用分层线性模型估计，得出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城市之间，省间差异不显著;而李实等（2013）针对农民工群体，指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体现了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的趋势[2]。

在研究性别差异方面，大多数的学者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3]。例如赖德胜（199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对收入分配的调查结果，研究性别差异引起的教育收益率偏低的原因;高梦滔、张颖（2007）则提出性别差异导致的教育收益率在行业分布中的差别，低收入行业中女性高于男性，高收入行业则相反;钱文荣、卢海阳（2012）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对比CHIP数据，得出只有在较高教育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才显著。这反映了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在行业、教育程度上的分布。

目前针对地区和性别差异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他变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如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性质等，关注地区或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而目前经济发展放缓，趋势有所改变，此问题有必要关注。其次，关于地区的研究，更多学者集中于城乡间差异、城镇间差异，或者省份间差异，对于大区域的研究的介绍较少，且存在争议[4]。其三，关于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缺乏对大地理区域分布的研究。其四，针对性别差异，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收益率高于男性，但仍有少部分研究如侯风云（2005）、陈良等（2002）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反，对这种情况的研究较少[5]。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一是研究了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上的分布;二是分析社会整体的教育收益率的地区、性别差异，有别于以往较多的关于城镇居民的研究;三是发现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收益率，与一般研究不同，并对其进行分析。

2 数据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CGSS2013项目调查是一项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数据共包含11 438个样本。本文在对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剔除了数据缺失的被访问者，最终收集到了3 961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男性样本1 906个，女性样本2 055个。这3 961个样本分布在各个省份及年龄段，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变量说明

在构建经典明瑟方程时，调查问卷中“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一题用来反映个人收入Y。“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一题反映的是受教育水平，在之后的模型构建中通过对其赋值，可以用来表示受教育年限S。“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目前的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一题可以表示工作年限或工作经验EXP。接下来，为了探讨性别以及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了“性别”以及“地区”变量。“性别”变量按男、女进行分类;“地区”变量依据问卷中所填的居住地，将各个省份依据东中西部划分标准，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类别。

2.3 变量的统计描述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男性的收入均值为44 386.23元，女性的收入均值为34 259.64元，收入差异较大。据表1中的数据进行推断，首先，男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8.1年，而女性的平均工作年限为12.42年，这可能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18年，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1年，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女性，但收入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作中岗位和收入的不同。并且可以依此推测，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女性，这个问题将在第四部分的计量分析中进行探讨。

从表1还可以看出，无论是总体，还是男性、女性，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见，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在地区上存在较大差异和不平等。

3 基本模型及计量分析结果

3.1 模型构建

我们采用明瑟方程来对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所用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1.1 经典明瑟方程

lnY=β1+β2S+β3EXP+β4EXP2+ε （1）

模型（1）为经典明瑟方程，Y代表个人收入，lnY为工资收入的自然对数，S代表受教育年限，EXP代表工作年限（工作经验），EXP2为工作经验年数的平方，用以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ε代表随机误差项。β2为教育收益率，代表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年为受教育者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

3.1.2 加入其他变量

lnY=β1+β2S+β3EXP+β4EXP2+aD*S+bF+ε （2）

在经典明瑟方程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收入的因素。变量D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性别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对“女性”赋值为1，对“男性”赋值为0。由于考虑的是性别对教育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是为了改变直线的斜率，故采用与受教育年限的交叉项形式，即将D*S加入到模型中。变量F为虚拟变量，用来测量地区对教育收益的影响，将其按照西部、中部、东部 依次赋值为0、1、2，变量值越大，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3.2 计量结果分析

3.2.1 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

首先我们对经典明瑟方程模型（1）进行OLS估计，得到教育与工作经验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2 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2中，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即教育收益率为11.1%，说明针对全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带来的收入的提高的比例约为11.1%，且估计结果十分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确实对收入带来不小的影响。工作经验EXP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作经验对收入同样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对男性和女性样本分别用经典明瑟方程进行回归，表3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3 对性别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3中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男性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教育收益率为11.0%，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在工作经验上，女性的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大于男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是女性工作年限对能力以及岗位的提升影响更大，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然后我们对西部、中部、东部分别进行回归，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4 对地区分别回归的模型（1）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4反映的是地区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估计出来的西部教育收益率约为11.9%，中部约为6.5%，东部约为10.4%。西部的收益率高于中部和东部，中部最低，之后我们将分析可能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上述表5反映的是分地区、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同之前的结果一样，无论是男性女性，西部教育收益率最高，中部最低;在各地区内，西部东部均是男性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在中部男性略低于女性。

3.2.2 加入其他变量――模型（2）

接下来，在扩展的模型中，为了简化计算，直观起见，我们将性别作为一项交叉项，当样本为男性时，D=0，β2表示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当样本为女性时，D=1，（β2+β4）表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β4表示着男女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我们还考虑到在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除了教育年限、工作经验作为影响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居民收入和教育收益率，比如东中西部的地区因素，因此加入变量F，将西、中、东部分别赋值为0、1、2，表示着一种发展水平的高低，从回归的结果便可以看出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加入其他变量的模型（2）进行OLS估计，得到地区差异对收入及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

表6 加入地区变量的模型（2）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上述表6反映了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以及地区对收入的影响。

由受教育年限S的系数β2为0.119，D*S的系数a为-0.034可知，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11.9%，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大约为8.5%，男性教育收益率略高于女性，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模型（1）对男性女性分别进行回归已可看出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别，但通过交互项的t检验便可以判断这个差别的确是显著的。由地区变量F的系数b为0.23可知，随着地区由西部向中部、东部过渡，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的差异确实会对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加入变量前后R2都不大，拟合优度有待提高，但是加入后模型（2）的R2明显高于模型（1），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说明性别和地区变量确实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将它们加入模型是有一定依据的。

4 结论及原因分析

针对性别与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问题，本研究通过选取样本、构建明瑟方程模型并进行OLS回归分析，发现如下结论，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推断。首先，在性别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样本研究基础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女性。针对全国而言，男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6%，女性的教育收益率为11%;在分地区的条件下，男性教育收益率也一般高于女性，中部地区稍有特殊，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比女性低0.4%，但差别也较小。这个结论同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矛盾，大多数的研究都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男性，但为何我们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

第一，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我们选取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样本容量大、覆盖面较广且较为权威。但我们在剔除了数据缺失访问者，对样本进行一定的筛选后，样本数量有了大幅的减少，有可能会造成样本数量较少、涉及范围有所变窄有所局限的情况。

第二，该样本收集了3 961户居民数据，其中，城镇样本2 292个，农村样本1 669个，农村样本所占比例为42.15%，比例较大。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对性别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研究很多是基于城镇居民的样本而言的（如陈良，鞠高升，2004;刘泽云，2008），较少或没有考虑加入农村样本对其的影响。而在侯风云（2004）和赵力涛（2006）对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中，都发现农村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普遍高于女性，可能正是因为农村样本比例较大，因此会出现男性教育收益率稍高于女性，差异却不是非常明显的结果。

关于农村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原因，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而农村地区教育对男性非农就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女性，对于男性，每增加一年的教育，非农就业的机会――与仍然从事农业相比――增加了29.4%，而对于女性则为8.8%;且非农就业机会在两性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尽管非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增加男女非农就业的可能性，但男性获益更多（赵力涛，2006）[6]。联系现实的情况，这其实不难理解，许多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首先使男性接受教育，并且加之劳动力的考虑，非农就业机会会更多地提供给男性而非同等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再者，农村以农户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模式仍然存在，女性通常留守家中照顾家务，或从事一些工资相对较低的工作，而男性通常外出进入薪酬较高的工作岗位以贴补家用。

从表1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该样本中的男性平均工作年限长于女性，且在计量分析中发现女性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工作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能力，而男性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能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因此样本中女性的工作年限短且影响大可能造成了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得教育收益率较低。

第一，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工作性别歧视的问题。由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男性，但平均收入却低于男性，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一定是此结果的原因之一。有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职业及职位歧视”（Ehrenberg and Smith，2000），是指雇主有时会故意将与男性雇员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和生产潜力的女性雇员安排在较低工资报酬的职位上，且在晋升时的机会较少[7]。这种现象将会反映在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上，相同的受教育水平，或受教育年限相同的提高下，造成了收入以及收益率变化的不同。

第二，在地区差异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上，西部、中部、东部的教育收益率为11.9%、6.5%、10.4%，呈现西部高于东部，中部最低的情况，在分性别的情况下，同样如此。这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有所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产生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推断与分析：一是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所选取的样本数相对较少，各地区样本比例不一致，都可能造成结果不够准确严谨的情况。二是制度因素和生产技术条件。由于各地区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同，对劳动力的主要需求也不同，这也会引起不同地区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报酬不一，导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三是教育收益率是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收入的比例的增加，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多重影响。有研究表明，对于教育欠发达的地区，接受的教育年限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化作人力资本（洪金珠，2008）[8]。中部地区人口过多，就业机会相对变少，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无法进入较好的工作岗位。东部地区虽然同样存在着大量劳动力，但东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9]。

5 政策建议

5.1 结合教育收益率地区差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确保对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一方面要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发展西部的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高校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设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增加西部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10]。

5.2 加强西部的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

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较高，但劳动力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仅仅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是不足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要求不高，优质劳动力的黏性不足，往往会使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出。只有加快技术更新发展和市场转型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吸纳优质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下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5.3 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

目前，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足，人力资本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应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减少人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如特定的制度。给劳动者提供保障，建立和完善对企业性别歧视的赔偿、惩罚措施，尽量避免性别歧视[11]。采取激励措施，尽量平衡地区间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加快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5.4 宣传男女平等，摒弃落后陈旧思想

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应该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女性获得的教育投资，增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增强女性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价值提升意识，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中国[J].社会科学，2003（6）.

[2] 陈良.鞠高升.教育明瑟收益率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3] 刘泽云.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8（2）.

[4] 高梦滔，张颖.教育收益率、行业与工资的性别差异： 基于西部三个城市的经验研究[J].南方经济，2007（9）.

[5] 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6] 赵力涛.中国农村的教育收益率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3）.

[7] 魏巍，岳昌君.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6（3）.

[8] 洪金珠.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收入收益的分析与比较[J].现代经济，2008（8）.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8）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116-06

收稿日期：2015-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不同省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调查研究――以云南、内蒙古、吉林为例”（14YJC880097）。

作者简介：杨倩（1984- ），女，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一、问题缘起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不同族群之间在获取教育机会时可能会受到社会阶层和族群身份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同一族群内部也可能因社会阶层位置不同而产生差异。查尔斯（Camille Z. Charles）[1]等人的研究显示，族群之间在家庭背景上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学业成绩的族群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的中介作用加以影响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群，如非裔美国人、土著印第安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如白人，其父母较少谈论大学计划，较少为子女的高中学业做计划，较少送子女去私立高中，并且为子女大学入学的经济准备也不足，这些对子女的高中学业成绩以及进入大学的机会都有不利影响。奥尔（Amy J. Orr）[2]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财富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财富主要是通过影响子女可接触到的文化资本的多少从而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黑人学生成绩之所以比白人学生要低，是因为其拥有的财富实质上比白人少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族群与阶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总是重合，如奥尔在控制了阶层因素的影响后，发现族群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发挥了显著的消极作用，与白人学生相比，黑人学生成绩较低。这说明族群身份是影响人们获取教育机会、取得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获得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一些族群的成员所遭遇的困难是另一些族群的成员所不用面对的。

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问题的研究基本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少数民族教育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如祖力亚提?司马义[3]等人的研究;一是通过实践性的田野调查对某一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如钱民辉[4]、马茜[5]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的学业成就问题，而对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间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的影响关注较少。谢作栩、谭敏曾以少数民族整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家庭背景、族群因素对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6] [7]。那么，不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在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少数民族各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以云南省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对象，分析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13所高校在读少数民族大学生（共涉及34个少数民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 450份，回收6 115份，回收率达82.1%，有效问卷5 608份，有效率达91.7%。其中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的有效样本（共3 511份）分别有1 590份、371份、879份、445份、226份，分别占总有效样本的28.4%、6.6%、15.7%、7.9%、4.0%。该问卷“家庭背景”6个项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0，说明“家庭背景”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文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8]课题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划分法调查了学生父母的职业类型，并将十个阶层合并为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三大阶层类型①。然后根据这三大阶层划分对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大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统计。这5个少数民族的阶层构成比例来源于《云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各民族分性别、职业的人口”的推算[9]（P1338-1340）。本文在统计了样本中大学生所处社会阶层的构成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的阶层构成比例的基础上，采用“辈出率”[10]②这个指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各个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

从入学机会的数量上来看，表1分别对所抽样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纳西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上述各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样本占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4%、6.6%、15.7%、8.0%、4.0%。辈出率测算结果显示，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和哈尼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辈出率分别为1.98、1.54、1.00、0.86、0.62，其中，纳西族和白族的辈出率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呈现明显差异，纳西族和白族子女的入学机会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

就入学机会的质量而言，表2统计了三类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结合各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辈出率测算，得出了不同少数民族子女就读各类型高校的差异情况：第一，重点本科院校中，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8、1.67、1.14、0.71、0.43，说明纳西族、白族子女进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傣族、彝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60倍。第二，一般本科院校中，白族、纳西族、彝族、傣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6、1.73、1.08、0.83、0.43，说明白族、纳西族子女进入一般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彝族、傣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56倍。第三，高职高专院校中，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白族、傣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2.23、1.19、0.99、0.90、0.85，说明纳西族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大，远高于其余四族，呈蒜型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2.62倍。第四，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五个少数民族在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57、0.63、0.66。这说明在不同类型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在一般本科院校中，此差异相对较大;在重点本科院校中，此差异最大。

笔者通过实地访谈和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比如纳西族、白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多（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分别为1.07%、0.81%，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49%、5.83%），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高（分别为11.47%、7.46%），而哈尼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少（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仅有0.40%，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2.58%），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2.93%）[9]（P1338-1340，397-399）。优势阶层往往占有较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其子女“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11]，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于学业的成功。而基础阶层子女所能从家庭继承的有利于其学业成功的资源比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成员中积累并共享的态度经验和性情倾向等家庭的惯习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影响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介入程度、所提供支持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所营造的子女成长的环境差异，进而作用于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和选择，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升学机会。对一个族群而言，其所拥有的优势阶层越多，高学历的成员越多，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族群文化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机会。从访谈结果来看，白族和纳西族普遍具有重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和观念意识，即使是处于较低阶层家庭的父母也能重视子女学校教育，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这非常有利于子女克服学校和社会中遭遇的文化语言障碍，克服家庭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经济收入较少、文化背景弱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积极推动子女获得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白族和纳西族的情形恰好相反，哈尼族由于多聚居于山区和半山区，很多家长倾向于保守的传统思维，缺少吸纳主流文化的意识，往往不重视子女教育，这些都制约了哈尼族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哈尼族子女受家庭不利因素的制约更大，他们往往较难获得层次更高、质量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傣族的情形又不同，傣族多聚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支柱产业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经济收益较高，但大多为粗放型产业，从业人员无需较高学历，仅靠家传技术便可以从事，这促使傣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较低;同时，由于傣族深受宗教文化影响，主流文化的发展相对薄弱，大多成员讲求凡事随性，顺其自然，安于现状，影响了傣族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和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傣族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1.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总量差异

表3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口的构成比例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样本的阶层结构，通过测算辈出率来分析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统计结果显示：第一，无论何种少数民族，其优势阶层辈出率都远高于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比如哈尼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6.50，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3.2倍、18.3倍;傣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8.75，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9.95倍、20.16倍，这表明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总量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第二，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傣族、哈尼族、白族、彝族、纳西族三大阶层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29、8.91、5.42、4.17、1.96，说明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存在很大差别，傣族和哈尼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白族和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

2.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质量差异

就不同类型高校而言，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状况如表4所示。该表的数据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重点本科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优势阶层的辈出率均最高，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这两类院校的机会最高。第二，高职高专院校中，彝族、傣族、纳西族、哈尼族仍然是优势阶层辈出率最高，说明这四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该类院校的机会最高;而白族基础阶层的辈出率最高，说明白族基础阶层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高，这可能是由于白族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已经逐渐转向追逐具有更高文凭价值、象征更高身份地位文化的本科高校的入学机会，而让渡了部分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第三，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显示，重点本科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傣族次之，纳西族最小;一般本科院校中，傣族和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高职高专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远大于其他四个少数民族。

综上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的总量和质量均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这显示了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一样面临着内部的结构性分层，这种分层结构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分层体系保持着高度一致，即优势地位群体占据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那些父母职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与质量都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五个少数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哈尼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纳西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少数民族的内部分层有其自身的特性，如哈尼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更为突出，纳西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较小。

四、主要结论与分析

1. 不同少数民族获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差异。无论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还是在获取代表较高质量的本科入学机会上，纳西族和白族都占有很强的优势，而傣族、彝族、哈尼族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尤以哈尼族最甚。并且，院校层次越高，这种差异越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另一方面在于族群文化的差异。这二者相互交织地影响着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多样性。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9）

体育是源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在文化的给养中发展。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体育的不同。体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进步，对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东西方体育的差异，能够更清晰地辨别文化的不同，有利于清晰地辨别两者的差异，有利于对体育文化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比较和借鉴优秀的文化，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国文化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就有200多余种解释。文化是一种彰显国家软实力的符号象征，它体现着一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环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地理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和人类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分支，亦是如此。东西方在自然观、思维方式、发展观、人生价值、民族性格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使得中西体育文化在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人文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体育的不同。它是抽象出来的概念，是一个区域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淀下来的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领域中形成的、不同于其它地區的独特形态，包括物质文明及其态度、精神文明及其价值论、政治文明及其方法论，体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能够满足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进步，对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东西方体育的差异，能够更清晰地辨别文化的不同，有利于清晰地辨别两者的差异，有利于对体育文化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比较和借鉴优秀的文化，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国文化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一、中西方体育文化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中西方形成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从中国的地理环境来看，东部是大海、西北荒芜沙漠，西南耸立着青藏高原，内部有大河流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在中国这些自然条件为中国的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形成了独立的农业文化，自给自足的环境同时阻碍了对外交流。在这种开阔又相对封闭的大地上生存的人们，经济能自给自足，生活相对安定，社会心理上要求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在这种自然发展下，中国人的发展观和思维方式具体封闭的特点。

与此相反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地区，该地区主要由岛屿构成。这些岛屿，夏季少雨，土地贫瘠，农业不像东方大河流域那么发达，经济不能自给自足。因而，古希腊发展商业、航海与贸易来缓解人口压力和资源枯竭的威胁，进而生成了商品经济之上的西方开放式的文化体系、向外型的民族性格以及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在这种模式下，古希腊人富于冒险、外向自信、崇尚独立、锐意进取。西方体育的这些文化特点，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强调突破身体极限，达到最佳运动成绩。追求战胜自然、他人，崇尚竞争、对抗、冒险和刺激。通过与自然与他人较量，去超越对手，超越自然障碍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体育一直向当前发展的，不断完善，更加具有对抗性。体育文化与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也影响人的价值观念。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发展历史方面的差异

自然界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阴阳”学说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辩证思想，是对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的辩证论述，包含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换等几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无论是“五行”还是“阴阳”之说，都强调了天地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价值观。古代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主张的是“道法自然”，强调尊重“天意”。

古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有“五行”和“阴阳”的说法。“五行”认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个基本元素。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物质“气”，而他们形成了世界万物。相反地，以古希腊为历史源头的西方文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分立的、不连续的，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强调“天人对立”，主张去认识、征服和改造自然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张天人相分。主张人和自然是“自我”和“非我”，人应该去战胜自然。这种“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这些思想反映到体育上，造就了中西方体育形式、理论体系的不同。西方体育理论是建立在力学、解剖和生理学基础上。

在体育形式上，东方传统体育多是动作悠缓、精神安逸的形式。这和中国文化背景是相一致的，是宇宙观的自然体现。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的传统体育如养生术、气功、太极拳等中都充满着“天人合一”、“阴阳之道”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动作的内部结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西方体育多采用动作剧烈，神经兴奋的运动形式。在健身理念方面，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是由“气”组成的，存在着“阴”和“阳”两种状态。要求“气”要充盈，而且阴阳平衡。阴阳和（相对平衡）则寿，阴阳离（相对不平衡）则夭。崔晓宇等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由冲突、保持、借鉴吸收到共同发展，在这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体育能够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本就是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人文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文化的角度讲，西方体育滋生于基督教文化，带有浓郁的批判性；中国传统体育则更多的受佛教、道教文化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内敛性。两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体系，造就了东西体育的两大基本范畴，使其形成了各自为伍的形式规则与美学差异，体现着各自的文化涵义。君子之为之也，确然不动其心，俨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慑，既得之而不骄；小人之为之也，俯身伸臂，挟巧取奇，苟得而无愧，岂非观人之道欤！由是言之，圣人取以为礼，宜矣！”

四、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传统观念的差异

中国在体育指导思想中渗透着儒家仁爱、调和、大同和严格的等级观念，而且还进一步将体育纳入道德教育之中，把体育视作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维持情操的手段和体现“德”、“礼”的方式。中国文化高度重视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形成了以“重德”、“明礼”为主的伦理型文化。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体现在中国体育运动之中。因此，中国传统体育竞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新的成绩，争取更大的胜利，而在于通过比赛来增进友谊，遵从礼的规范，实现道德的升华。比如：中国文化中包含的宽容、谦虚、忠诚等内涵在武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习武之人均强调“德艺双修”、“习武先习德”。在“重德讲礼”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逐渐形成了过分内向、含蓄，习惯于忍让、依赖的性格，缺乏对抗与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技运动的竞赛性。

中国古代对待竞技的胜负也持有顺其自然的态度。体育锻炼是个人的事，通过自我锻炼、自我修养去达到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愉悦。不求外力，不用与别人较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体育是朝向平稳的、缓慢的、缺乏竞争性的个人模式发展。思维方式上，与中国文化相一致中国体育也有重“道”求“稳”的特点。从事体育活动目的在于健身、防病、延年益寿和内在精神的培养。排斥竞争、对抗，不求最佳成绩。在“道法自然”、“天人和一”的理念指导下，追求内心的修养，与自然相和谐，按“道”去行动。

五、中西体育文化在体育思维方式的差异

古代奥林匹克尽管是建立在对古希腊诸神崇拜与祭祀的基础之上，但是古希腊的神与人同一的，是人化的神，人们在对神崇拜的同时更注重于对神的超越与突破，注重体格的健壮，形体的健美，体现人的创造能力与主动精神。现代奥林匹克是在对古代奥林匹克的不断挖掘与发现中展示出来的，它不但体现了古代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充分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实效性，体现体育对于社会的教育价值。中国则长期处于稳定的农业文化形态，缺乏自然实证科学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辩只是停留在直观的理论思辩层面，强调和谐与统一，而缺少与实践相关的实证分析研究。

六、结语

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融与整合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差异，这也是长期的历史大战的自然选择。文化多样化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所以，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融与整合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用开放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性，善用异种文化的特质弥补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之间互补，才能为世界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以西方競技体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携带下席卷全球，充分展示了以自由、平等为内涵的文化魅力。但是西方体育文化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样难免会出现各种弊端。其人们在不断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人类成绩、不断超越的同时，显露出违背人类自身发展的弱点。暴力事件、兴奋剂的使用、赛场作弊等等几乎成为现代体育赛场的另一主角。这类事件严重影响了体育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元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抵制，任其发展甚至会成为体育自身的毒瘤。另外，奥运会标准或价值的单一化、奢侈化的趋势，使得奥运会外在规模与内在价值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上任伊始就提出：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当然我们要保留这个格言，但是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或许对体育来讲需要新的格言，那就是更人性、更干净、更团结。”东西方体育在文化特质上有着显著差异，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地域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代表西方文化的竞技体育在异种文化面前表现迥异：同种文化会得到很好的接纳，并使之得到良好发展；当兼容性强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文化融合时，竞技体育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当保守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发生冲击时，各种文化交融的不适会抑制竞技体育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多样化的融合，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遵循发生、发展、繁荣、衰退、消亡的自然规律。只有不断吐故纳新，同异种文化相互交融、补充新鲜血液，才能长青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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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10）

0 引言

文化作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综合概述，不仅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寄托和展示内心思维活动及实现模式的平台，同时由于文化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导向性也决定了文化不仅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助推器，更是决定生活模式及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体现了文化的普同和融合；各民族不同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及各异的环境造就了文化的多元。有些学者强调文化一元论，也有些学者更注重文化的差异性，认为民族文化之间的不断冲突和碰撞将是本世纪文化发展的主流。面对着各异的文化发展理论，教育者无疑应该更加深入、客观地研究和剖析文化的本质和特征，形成正确的文化认知观。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教育者因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特征，更需要能够为教育对象提供科学的文化指导。

1 中西文化互补理论研究

中西方文化作为两种不同体制、不同形态和不同环境下的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详尽地多方位对比，这不仅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探寻差异背后的互补可以实现文化的共同发展。

1.1 中西文化互补的前提

中西文化在长期交流的过程中，其差异性愈发明显。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差异的存在会使得文化冲突愈加强烈，而互补则无从谈起。其实不然，文化差异是互补的前提，正是存在差异，才能实现互补。“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互补性也就越强。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相互交流中保护自己的特色，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102-103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才会使得各种文化各具特色，呈现出纷繁的魅力；才会使得各种文化在竞争中发展，在互补中壮大。因此可以说，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有益于文化自身发展，它构成了文化互补的前提。

1.2 中西文化互补的要求

1.2.1 正确的文化认知观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和根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化的多元性也要求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吸纳和融合。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民族文化越是单一，那么它的排它性就越发明显。这种过度地对于民族文化的封闭看似是出于对于自身文化的保护，但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阻碍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和进步。对于一种文化的正确认知源于人们在思想和认识上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转变和发展不是内化的，它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外在的接触、碰撞，然后才会通过筛选、摒弃，以至求同存异，在交往中实现吸纳与互补。这种文化认知观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具备继承性，它需要外在的合力。只有对于主流文化形成正确的认知观，民族文化才能健康发展。

1.2.2 教育是决定文化发展的内核

教育对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教育目的而言，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包括：一是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吸收世界上所有的先进文化，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二是开启心智，培育精神，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使教育真正成为‘养成人格之事业’。”[2]可见，教育是以文化的发展为出发点并服务于文化，所谓开启心智、培育精神也可以理解为是依托教育的途径打造并形成健康的文化认知观。其次，就教育对象而言，实现大众教育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文化进步程度的体现，更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渠道。同时大众教育的普及性也使得它对于文化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可以说，教育是文化发展的内核。

2 中西文化互补有助于高校外语教学的发展

外语教学作为实现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工具是近年来高校课程建设和改革的重点所在，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改革成效远没有达到一种理想的水平。束定芳指出，我国外语教学存在诸多问题，如：应试倾向明显、教学形式和方法缺乏创新、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中小学外语和大学外语严重脱节。[3]p3 这表明我国的外语教学并不是在单一层面上存在问题。学生学习态度不积极、对英语缺乏兴趣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例如学习动机不明确、教师授课方法缺乏创新以及教材陈旧等。但笔者认为，文化教育的缺失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语言是抽象和枯燥的。这些符号系统对于母语的使用者来说无疑是信手拈来，但对于外语学习则不然。语言以一种抽象的模式出现，如果再抛开对于文化的掌握，以抽象的模式去吸纳，那么这一过程无疑是晦涩无味的，甚至是痛苦的。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形象生动的、具体的并且有血有肉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语教学重视语法讲解和对词汇的呆板记忆，忽略了语言承载着文化，这种教学模式不仅增加了外语学习的难度，同时也阻碍了学习者知识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忽略了对于目的语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更加使学生在枯燥中对外语学习失去了兴趣，使学习变得被动无效。

3 外语教学中实现中西文化互补的途径

文化教育的缺失阻碍了高校外语教学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应试教育造成在教学中教师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分数，通过各种考试；同时学生对于外语学习也同样以目的性动机居多，这种教学模式和学习动机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对教与学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文化教育全面深入课堂得到了很多教育者和学生的认可，然而不可否认，文化是一个包含范围极广的领域，因此习得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它对成绩的提升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效果显著，因此面对着应试教育的现状，文化教育的深入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中西文化互补有助于推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实施。

3.1 淡化差异性，强调互补性

外语学习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知识的学习，它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存在于各个层面。教育者习惯于在二者之间找出不同，却通常忽略了内在的互补。差异学习虽然可以使学生感受到中西文化的迥异风格，但同时却在无形中使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化感到陌生，无法融入到语言生存的文化之中。这就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看似没有共性、没有交集，只有差异，那么二者之间便也不会有希望彼此了解，相互融合的愿望。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淡化差异性，以互补的视角为学生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非常有益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提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4]p146这种学习源于对差异文化的欣赏、接受、从而实现互补与发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差异的文化理念不仅不是对民族文化的背弃，而是以一个更开阔、进步的视角去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3.2 实现文化互补的多样性

文化是多元的，不同形态、形式的文化共存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文化也是动态的，在碰撞、交融与互补中发展。纵观我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不难发现教学内容与模式相对单一。虽然教师也在不断尝试用各种方式去活跃课堂，但却很难有所突破。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忽略了文化互补对于多样性的要求，没有搭建起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桥梁。实现外语教学中文化互补形式的多样性应关注学生兴趣点的多样性，同时培养学生多样性的文化认知意识。由于学生的年龄特征，他们往往会缺少理性的思维，因此教育者应帮助学生以更加多样、综合的视角去认知文化。目前高校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多以课堂为主，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文化教育，而文化互补作为一个综合性课题并不是有限的课堂教学内能够达到理想效果的，因此促进互补模式的多样性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4 结语

文化在“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也意味着某种秩序的形成。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没有深厚底蕴的社会可能会处于不停的、无方向的变动或混乱之中。”[5]p24目前，我国高校的外语教学一直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外语教学与其它学科的教学有着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外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是中西文化差异在教育形式上的一种外在体现，是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并碰撞的一种表现形式。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补是保持东西方文化活力的源泉。中国文化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同时也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在交流与互补中展示其东方民族文化所特有的魅力。外语教育者既是语言的传授者，更是中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在教学中更应遵循文化的发展规律，重视文化的互补性，从而提升学习者的外语学习兴趣，提高外语教学的实践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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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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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中西节日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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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节日文化：中西比较及其启示

[1]赵凤玲.比较文化视域下的节日文化论略[J].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总第5期，P178.

[2]郭贵丽，张丽玉.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8月，第32卷第8期，P156.

[3]李蜜.中西方重大节日对比研究[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21卷第3期，P77.

[4]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P63.

[5]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D].2008年10月，P47.

[6]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D].2008年10月，P34-36.

[7]赵东玉.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P196.

[8]赵凤玲.比较文化视域下的节日文化论略[J].文化学刊.2007年第3期，总第5期，P177.

[9]断裂、整合中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DB/OL].

http：//gmw.cn/content/2005-03/09/content_192467.htm

[10]张承平，万伟珊.文化的普适与包容——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与社会认同[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月，第17卷第4期，P69.

附3：中西传统节日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宋科.浅议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海外英语.2011（02）

[2]罗红.中西文化差异对英汉习语的影响[J].琼州学院学报.2010（04）

[3]赵爱华.从中英文动物比喻的不同看中西文化差异[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