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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电力局(NEA)是全国唯一负责电力生产和供应的机构,除自身规划和开发建设运营电厂外,NEA还通过购电协议(PPA)的方式购入独立电力生产商(IPP)的电力。此外,也负责通过尼泊尔电网与印度的电力交易。(1)电力供求现状。2012/2013财政年度,尼泊尔电力系统最大负荷需求达到1094.62MW,比上年增长约9%,其中电网可提供电力719.6MW,其余335MW无法满足。同时,尼泊尔电力系统电量需求达到5446.285GW·h,比上年增长约7.7%,其中,电网可提供电量为4260.45GW·h,其余的1185.835GW·h无法满足,不得不轮流限电。尼泊尔供电量分类情况见表2及图1。由表2及图1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从印度购电792.52GW·h后,尼泊尔仍缺电量约1185.835GW·h,缺电量占需电量比例达21.8%,电力供需矛盾非常突出。(2)电源现状。尼泊尔电源基本上都来自水电站,仅有少量来自热电(柴油发电)和太阳能电站。截止2012/2013财年底,全国总装机容量为762.0MW,其中,NEA水电装机容量477.9MW,IPP水电装机容量230.6MW,热电53.4MW,太阳能0.1MW。全国电网总装机容量为757.5MW,未接入电网的独立小水电站装机容量为4.5MW。截止2012/2013财年底,尼泊尔在建水电站共6座,总装机容量为732.0MW。(3)电网现状。尼泊尔综合电力系统(INPS)由7条循环传输线路组成,包括:全长1109.7km的132kV单循环线路,全长1020km的132kV双循环线路,全长224.16km的66kV单循环线路,全长287km的66kV双循环线路。132kV变电站有27座,总容量为1375.7MVA;66kV变电站有15座,总容量为463.75MVA。目前,在建1条400kV输电线路,总长为570km;在建3条220kV输电线路,总长为446km;在建9条132kV输电线路,总长为793km。在建变电站12座,总容量为559MVA。
1.2电力发展规划
(1)历史用电情况。尼泊尔主要依靠水力发电,但由于水电站建设不足,电力供应仍十分紧张,全国仅40%的人口能用上电。尼泊尔近10a供电量及最大负荷需求见表3及图2。(2)电力需求预测。结合历史用电情况,NEA对工业、商业、居民及其他用电进行了分类预测。按推荐值,2025/2026财年,尼泊尔最大负荷将达到3176.7MW,需电量将达到14971.2GW·h。尼泊尔电力需求预测见表4和图3。由表4可推算出,NEA预测的尼泊尔2013~2028年最大负荷及需电量年均增长率约8.0%,略低于前10a的负荷增长率8.7%。(3)电源建设规划。尼泊尔政府在2001年出台过水电发展政策,但进程缓慢。2007年4月水电开发重新提上议程,临时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有关水电开发的优惠政策。截至2012/13财年底,总装机容量为762.0MW,仅占其技术可开发量的1.8%,水电开发潜力巨大。根据电源建设安排,尼泊尔规划建设水电站6座,总装机容量达1892MW。(4)电网规划。根据电网规划,拟建400kV输电线路4条,总长为1320km;拟建220kV输电线路8条,总长为1309.8km;拟建132kV输电线路15条,总长为1540km。拟建变电站44座,总容量为6818MVA。
2电力市场空间分析
2.1相关执照及许可证
尼泊尔水电项目管理程序透明、公开。对装机1MW以上水电项目的开发,需要获得以下4种执照或许可:①勘查许可证,针对研究项目;②发电许可证,针对建设和运营发电设施;③传输电许可证,针对建设和运营输电设施;④配送电力许可证,针对建设和运营配电设施。根据尼泊尔电力开发署公布的数据,截止2013年12月31日,已签发勘查许可证的水电工程共有305个,总装机容量为8519.64MW;已签发发电许可证的水电站共有78座,总装机容量为2139.52MW。
2.2电力市场空间分析
根据尼泊尔电力系统负荷预测成果,2025年,尼泊尔最大负荷将为3176.7MW,考虑系统备用容量后,系统需要总装机容量约为3970.88MW。截止2012/13财年底,接入尼泊尔电网的总装机容量为757.5MW。其中,水电704MW、热电53.4MW、太阳能发电0.1MW。目前,在建水电工程的总装机容量大约为732MW,待建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407.52MW。根据尼泊尔电网已建、在建及待建水电站装机容量,结合考虑电力系统必需的检修、事故、负荷备用容量,对其电力市场的空间分析结果列于表5。由表5可见,考虑已建、在建及待建电站装机容量后,到2025年,电力系统有近1073.86MW的电力市场空间;其水电站大部分为径流式,由于冬季河流来水减少,出力不足,工作容量如果按1/3考虑,则2025年大约可提供1432.34MW的电力,尚缺2538.54MW,电力市场空间较大。此外,尼泊尔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达42000MW,但其国内需求有限,按照NEA的负荷预测结果,即使考虑增长到2025年,总的负荷需求仅约3176.70MW,不到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的10%。因此,具有极大的潜力向境外送电。而印度北部电力需求巨大,有望成为尼泊尔水电的主要供电市场。
3风险分析
(1)经济风险。由于缺乏资金投入,政府鼓励私人投资水电项目并给予优惠扶持政策。目前,NEA给私人投资的水电(25MW以下)上网电价为:旱季7卢比/kW·h(约合9.7美分/kW·h),雨季4卢比/kW·h(约合5.5美分/kW·h)。在尼泊尔投资的独立电力生产商都必须与NEA签订PPA。尼泊尔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家电力局处于亏损运营,虽然目前尚无违约不付记录,但这种风险将随着其不良运营状态的持续而加大。(2)法律风险。尼泊尔是最早实施国际BOT项目的国家之一,因而相应的法规制度较为完备,吸引了国际上许多公司来开展BOT项目,包括水电站建设。(3)汇率风险。根据2000~2010年均汇率统计数据分析,尼泊尔汇率波动较为稳定,基本保持在65.00~77.90美元/卢比之间,并且卢比呈现小幅升值趋势。(4)水文风险。尼泊尔近年来尤其注重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其水电项目的建设运营。其境内大多数河流均有较长的实测水文系列,资料精度较为可靠,但河流径流具有随机性的特点,将造成发电量的不确定性,实际发电量可能偏离设计值,当遭遇枯水年时,将带来项目发电收入降低的风险。因此,需要在发电收入计算时留有适当余地。(5)电力市场风险。电力市场分析以负荷预测为基础,从目前预测情况看,其电力市场空间较大。但实际的电力负荷需求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从尼泊尔负荷特性初步分析结果来看,水电项目雨季电量消纳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在发电收入计算时留有适当余地,并在购售电协议中取得对电量消纳的承诺,以确保项目收入的实现。
在淡水鱼类养殖中产量居前10位的鱼类按高低依次为草鱼、鲢鱼、鲤鱼、鳙鱼、鲫鱼、罗非鱼、鳊鱼、青鱼、乌鳢和鲶鱼(图1),这10种养殖鱼类在淡水养殖鱼类全体中的占比高达76.37%~91.53%。而罗非鱼则从1996年以来一直位居第六位,其占比为4.87%~6.47%。自1991~2012年的21年期间,罗非鱼养殖产量取得相当大的增长,年均增长12.97%,仅次于青鱼养殖产量的增长率。在罗非鱼产量高度增长的背景中,有其自身的高商品率、外向型特征,这一点其他淡水养殖鱼类是无法比拟的。作为丽鱼科的罗非鱼与鲤鱼科的养殖对象鱼不同,它不仅拥有国内市场,而且还具备国际市场中的商品率特性。因而,罗非鱼养殖业作为出口和创汇产业所瞩目并成为可望投资的养殖业,这一点与出口为前提所形成的鳗鲡养殖业有着类似的特征。但是,罗非鱼养殖业无需像鳗鲡养殖业那样的高端技术(含加工技术),进而更有着广泛普及和高度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罗非鱼养殖生产体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2]:①1957~1980年为试验养殖阶段。当初引进罗非鱼种苗的是广东省水产研究所,其后是北京市水产研究所。继而又扩展到天津、河北、广西、福建等地区试养,然而,亦有不少失败场合。这一阶段,全国罗非鱼养殖年产量始终没有超过1万t。②1981~1990年为规模养殖阶段。这一阶段罗非鱼养殖技术得以确立,作为淡水混合养殖的主要鱼类之一被养殖企业或养殖户所认知,并扩展到全国各地,即使很难越冬的北方地区也利用地热水和工厂余热水进行罗非鱼养殖。其结果是,全国罗非鱼养殖产量从1981年的1万t左右增至1990年的10万t以上。③1991年至今为全面养殖阶段。这一阶段以经济增长为背景的国内消费的扩大,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拉动了罗非鱼的国内销售及海外出口。其结果是,全国罗非鱼养殖产量从1991年的11.99万t增至2012年的155.27万t。
1.2主产区域
罗非鱼的淡水养殖区域多达29个省份,几乎遍及全国。2012年中国罗非鱼淡水养殖区域中产量居前10位的省份按高低依次为广东、海南、广西、福建、云南、河北、山东、江西、安徽和江苏(图2),这10个省区罗非鱼养殖产量在全国罗非鱼养殖总产量中的占比高达93.10%~98.36%。其中,广东省罗非鱼养殖产量则一直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居首位,其占比为36.52%~52.28%。这不仅使得其他省份羡慕不已,又招致着其他省份的追赶和超越。1996~2012年,罗非鱼养殖产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云南省,其年均增长率为15.49%,其次为海南省,增长率为13.99%,第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增长率约11.01%,均快于广东省10.03%的增速。众所周知,罗非鱼是喜好高温的鱼类。养殖适宜水温带为20~35℃,最适宜水温为25~32℃,养殖水温降到20℃时,其成长明显停滞,再降到16℃及以下时就停止摄食,继续降到14℃及以下时就会潜入水底而死亡。因而,罗非鱼养殖适宜于南方省份,而冬季水温低下的北方省份的养殖及其规模扩大则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秦岭—淮河以北(含大部分跨界)的河北、山东、安徽等北方3省位居罗非鱼养殖区域产量前10位的行列中,但是其年产量最高年份还不足3.2万t。尤其是山东、安徽2省均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2罗非鱼养殖产业的市场条件
2.1海外需求
中国养殖罗非鱼出口状况,在1999年及之前的相关年鉴中没有相关记录,这或许意味着养殖罗非鱼作为商品出口始于2000年。当年,出口品种是盐腌及盐渍罗非鱼,仅出口到日本。之后,2002年又增加2个品种,即为活罗非鱼、制作或保藏的罗非鱼(整条或切块)。从2004和2012年的出口状况看,中国养殖罗非鱼出口取得长足发展,出口国家或地区从5个增至61个,商品形式从3种增至8种(表1)。养殖罗非鱼出口数量从0.84万t增至36.63万t,年均增长60.15%;出口金额则从0.14亿美元增至11.79亿美元,年均增长73.35%。另外,在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主要水产品品种中,罗非鱼与鳗鱼、对虾、大黄鱼以及后增的淡水小龙虾、斑点叉尾鮰等作为名优养殖水产品一直榜上有名。可见,海外对养殖罗非鱼的需求非常旺盛,其市场规模急剧扩大。进而,基于罗非鱼国际市场形成和需求旺盛的产量之增长,对中国罗非鱼养殖业产生积极影响并带来光辉前程的同时,出口机会的增多亦对中国罗非鱼养殖业之投融资的越发扩大以及生产力的更加发达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从2012年的养殖罗非鱼出口状况看,中国有5大出口市场:第一市场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罗非鱼为17.17万t(占比46.88%)、6.58亿美元(占比55.87%);第二市场是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罗非鱼为3.94万t(占比10.75%)、1.27亿美元(占比10.80%);第三市场是以色列———从中国进口的罗非鱼为1.09万t(占比2.99%)、0.34亿美元(占比2.92%);第四市场是科特迪瓦———从中国进口的罗非鱼为1.68万t(占比4.60%)、0.31亿美元(占比2.66%);第五市场是安哥拉———从中国进口的罗非鱼为0.79万t(占比2.17%)、0.15亿美元(占比1.26%)。可见,中国近6成的养殖罗非鱼流向经济发达的北美洲国家(如美国和墨西哥),但是距中国遥远、经济规模狭小而落后的非洲国家(如科特迪瓦和安哥拉)亦不能忽视。相比之下,中国对经济发达的欧洲(如法国等)、大洋洲国家(如澳大利亚等)以及经济发达并具有鱼食文化传统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等市场的开发力度有待加大。
2.2国内需求
2000年之前,中国罗非鱼养殖产量并不高,而且将其几乎销往国内市场。养殖罗非鱼以其良好的肉质和低成本,赢得国内水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亦拥有了广泛的消费层。这是因为养殖罗非鱼价格在当时不仅吻合了内陆地区,尤其是农村区域的收入水平,也迎合了大众市场之要求而所致。还有,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区域的罗非鱼消费也在扩大,并在其超级市场以及中型西餐馆或西餐厅也经营或销售养殖罗非鱼商品及其制品。进入21世纪,中国罗非鱼养殖业继续开拓国内水产品消费市场的同时,也稳步推进并渗透到海外水产品市场。然而,从2012年时点看,罗非鱼出口数量仅为36.64万t(其86%为加工商品),可匡算为原料鱼55万t,继而从当年的罗非鱼产量155.27万t扣除之后还剩100万t,即为国内原料鱼消费数量。可见,罗非鱼国内市场规模远大于其出口市场。可以说,当今中国不仅是罗非鱼养殖大国,也是罗非鱼出口大国,更是罗非鱼消费大国。
1.1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清洁、无污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的理想能源。我国太阳能储量十分巨大,调查显示,只需要开发1%面积的太阳能用于发电,其发电量就相当于目前我国火电、水电、核电发电总和,对满足人们用电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尽管太阳能储量十分丰富,但分布比较分散,将其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利用是十分困难的。目前利用太阳能发电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不同方式。第一种是将太阳光通过凹面镜聚焦加热金属管,集聚高温水蒸气,再转化为机械能发电。为实现较大规模发电,需要铺设上万平方公里的聚光设备。尽管采用这种方式利用太阳能发电,具有较高热效率,但投资大,成本高,风险也比较大。第二种是利用硅晶体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光激发半导体大量电子来发电。如果太阳能电池转换电力效率低,投入又巨大,该方式所取得的效益较低。通常在太阳能充足的地方,铺设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或在屋顶、幕墙铺设复合建材电池板,以收集太阳能,利用太阳能发电。就目前技术水平来看,硅晶片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约15%~18%。第三种是非晶体、微晶硅薄膜光伏板,成本较低,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低,只有8%~9%。另外,太阳能发电必须在白天,夜晚和阴雨天不能发电,为确保供电持续稳定,必须解决太阳能存储问题。[1]目前太阳能发电成本较高,约2万~3万元/千瓦,并且在荒漠、沙漠地区发电还需要采取防沙尘措施,注重环境保护,其成本会更高。
1.2风力发电
空气自然流动形成风,风能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绿色能源。利用风吹动叶片,带动风力发电机发电,满足人们用电需要。风力发电将可再生自然能转化为电能,不需要消耗燃料,成本主要为设备折旧和管理成本。并且风力资源分布广泛,调查研究显示,80米高度以上的风力资源全球约700亿千瓦。目前在风力发电技术方面,存储技术、联网控制技术已取得较快发展和进步,并且技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对推动风力发电得到更好应用产生重要作用。在西欧国家,风电是他们实施减排的主要绿色能源之一。当前风力发电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影响其推广和应用,主要体现在投资成本高,约为煤电的2倍,风电成本电价约5.6元/千瓦时,约为煤电的14倍;风电存在不稳定性特征,受季节、气象影响,稳定性较差;风电对控制要求较高,机组运行管理经验不足,经营管理比较困难,容易出现亏损现象。[2]这些问题都是今后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妥善解决的。
1.3水力发电
水电发电是一种优质绿色能源,发电过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气体。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水能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约6.94亿千瓦,目前装机约1.6亿千瓦,约占总存量20%,水能资源仍然存在巨大开发潜力。水力发电需要修筑大坝,投资大,风险高,并且会淹没村庄、农田,需要移民,影响经济鱼类回游,对周围自然环境、气候、降水等也会造成影响和破坏。这些都是在修建水库,进行水力资源开发需要注意的问题。
1.4核能发电
核电是利用放射性重元素原子分裂,或利用较轻元素原子聚合反应产生的能量来发电,属于绿色能源发电技术类型之一。201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约1000万千瓦,今后几年是核电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可达1亿千瓦。到时候核电将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满足工业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用电需求。
1.5潮汐发电
潮汐差较高为13~15米,平均3米就有用于发电的价值。全球潮汐能储量约27亿千瓦,可用于发电的约10陈文:试论绿色能源发电的市场前景物流工程与技术亿千瓦,并且很多地方适合修建大型潮汐电站,促进潮汐能得到更好开发和利用。我国潮汐能储量约1.9亿千瓦,可开发的约3850万千瓦,并且80.9%潮汐资源集中在浙江、福建。目前已有10个潮汐电站在运行,总装机容量约1万千瓦。潮汐发电是通过利用自然能发电的,对周围环境无污染,是典型的绿色能源。[3]我国潮汐能集中在浙江和福建,这些地区资源、能源缺乏,为缓解当地资源能源紧张局面,应该鼓励开发潮汐能。
1.6地热发电
地热是离地表较近的熔岩通过地下水传出来的热能,各类温泉、地热泉都是地热能的具体体现。世界上可用于发电的地热泉约9000兆瓦,其中冰岛、美国、墨西哥等都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我国地热资源也比较丰富。主要分布在、云南等地,已经开发的是羊八井地热电站,地热泉温度207.16℃,装机23.18兆瓦,年发电140吉瓦时。地热是一种持续平稳的能源,投资成本不高,约1万元/1千瓦,年满负荷发电小时数6310~6660小时,为风电3.6倍,太阳能5.4倍。因而今后应该重视对地热能的开发利用,更好满足人们用电需求。
1.7生物质能发电
主要是将农业、林业、工业废弃物、城市垃圾等经过气化之后用来发电。我国每年农业秸秆约6亿吨,其中4亿吨可燃烧、气化用来发电,林业总生物量约3亿吨可用来发电。已经建成的生物质能直燃电厂15个,装机容量550万千瓦,到2020年可达3000万千瓦。[4]生物废弃物大量堆积会造成环境污染,通过对其进行合理利用能变废为害,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用电需求,还能实现对周围环境的有效保护。
2绿色能源发电市场面临的挑战
2.1技术问题
例如,在绿色能源发电设备的一些关键部件上,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兆瓦级变速恒频风电机组的控制器、变流器等,尚无自主知识产权。太阳能电池制造、电池新结构设计、硅材料切片技术等都存在不足,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
2.2市场问题
大量闲散资金涌入绿色能源发电市场,但不同能源发电技术程度不熟练,存在投资过热现象。相关管理工作不到位,市场发展存在盲目性。
2.3政策支持问题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不完善,不能完全适应绿色能源发电需要。例如,绿色能源发电审批方面存在漏洞,容易导致装机容量与实际并网装机容量不相符合。[5]
3绿色能源发电的市场前景展望
3.1重视技术创新
加大科研和技术攻关力度,划拨专项款用于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绿色能源发电品牌,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与发展,促进绿色能源发电技术得到更好应用。
3.2培育市场体系
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控作用,注重政策扶持和引导,完善市场准入体系,做好市场管理工作。促进市场更加规范有序,让投资主体更为理性地做出各种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投资,避免投资过热,从而促进绿色能源发电市场稳定有序发展。
3.3重视政策支持
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例如,完善绿色能源发电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制定完善的政策措施,合理引导外国资本和民间资本流向绿色能源发电市场。成立专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缓解绿色能源发电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6]。政府部门要做好引导工作,采购绿色能源电力,让绿色能源发电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
3.4培养专业人才
制定专业人才发展战略,建设绿色能源产业复合型人才,为促进绿色能源发电技术得到更好应用提供人才支持。可以在普通高校设立专业学科,为企业和科研机构培养专业人才,让他们为推动绿色能源发电做出更大贡献。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一)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目前吉林省体育中介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经营内容单一,主要源于吉林省体育产业的有效需求不足。另外吉林省职业体育起步晚,绝大部分职业体育俱乐部仍然还是运动队加企业赞助的联办模式,甚至部分俱乐部处于亏本状态,难以服务体育中介市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职业运动员与教练的收入并不可观,这也影响了对体育中介市场的需求水平。(二)吉林省体育中介市场相对闭塞,缺少行业间的合作目前吉林省体育中介市场竞争度较低,主要原因是省内的中介组织少,经营模式单一,很难盈利。吉林省的体育中介行业之间的经纪人协会亦没有发挥相应的职责,导致体育中介组织之间缺乏合作与交流,影响了行业间的沟通、交流和学习。
仍然存在着市场不规范违法现象严重的现象由于吉林省的中介体育组织之间缺乏一个统一的业内规定和沟通,导致有些体育中介组织乱收费、服务质量差等现象产生。这主要由于法律机制不够健全、行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吉林省体育法制建设不到位,使得体育中介市场管理较乱,影响行业的规范运作。相关的主管部门没有依法行使职权,也严重影响了行政部门行使其监管职能。
一、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何谓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体制,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典范”美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的现象。应该看到,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存在,也不能将这个标准绝对化和简单化。
欧美等“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刻意强调“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概念,而不从一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以偏概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采用的替代国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经济学假设:即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两个国家,其生产同类产品所花成本也应相近。但是该原则忽略了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就是将新加坡作为替代国计算成本。当时,新加坡劳动力成本高出中国20多倍,中国的产品自然被计算成倾销。
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给世人留下了“非市场经济”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而且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第一,从价格体制看,经过1992年的价格体制改革和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措施,我国过去高度集中和国家垄断的价格体制制度已经被打破,以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已经初步建立。
第二,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体和私营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从政府宏观管理上看,政府已经逐步向企业放权,现在我国已经建立并将逐步完善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四,随着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吸收外资的成果十分显著。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美国《财富》杂志上500家大企业中有52家在中国投资。这说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实现互接互补,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经接轨。
因此,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不顾客观事实,认定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复杂而敏感,不是单纯经济的问题那么简单,牵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失去了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唯一的对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维持着单极化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这一局面不再稳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态度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引起了美国的注意,认为对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甚至开始恐慌。“中国”泛起,尤其在中国入世后,美国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审查作为向中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其国内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寻求另一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为不二之选。“打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政界惯用的手法,除了经济,中美在不少其他问题上都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不仅美国,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当欧盟把“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给予俄罗斯时,言外之意世贸组织规则不仅仅是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政治游戏规则。谙熟中俄经济构成的人士都了解,两国之前的经济形态何其相似,且从具体指标上比较,更早起步的中国开放程度远远大于俄罗斯。1998年,欧盟贸易政策调整时,中国和俄罗斯是一起被摘掉纯粹“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的。另有东欧一些国家,由于支持美欧的军事行动,也获得了认可。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成员的中国,依旧没有被给予这一应得的地位,显失公平。
虽然美、欧两大经济体并不能代表整个世界,但是由于他们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大致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
(二)经济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华盛顿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代表在6月3日发言时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为中国提供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使中国在去年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导致美国的工厂自2001年以来失去了200多万个工作机会。据他们统计,从2000年以来,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增长了52%。其实众所周知,近几年美国制造业一直不景气,说到底是本国生产成本太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或中国低价倾销,纯属是为自己开脱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37届国际大会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目前,美国制造业80%的失业与贸易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无关。”
三、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应对之策
(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早与国际接轨,更好地实现市场化,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最终根本解决市场经济地位的核心。
(二)继续通过政府层面的高层谈判,争取其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此项办法是通过他国的确认从而间接实现“市场经济地位”,即使说,如果可以实现各个突破,那么入世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当然失效了。
(三)加强对世贸组织主要成员有关市场经济条件法律法规的研究。透彻研究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也要认真研究进口方主管当局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的价格比较标准和程序性的规定,仔细研究相关案例和裁决是否符合WTO规则,以维护我出口产品在遭受相关的反倾销投诉时的应有权利。
(四)帮助受调查企业积极提出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的抗辩,并使这种帮助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当企业被诉反倾销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积极应诉。一方面,当需要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情况。另一方面,当我国企业无法证明自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或证明失败时,不得不面对要由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其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应诉企业亦应争取对我方有利的替代国,并对原告提出的进口国倾销机构所选择的替代国表示异议。
参考文献
[1]刘嵩、熊春萍,《反倾销法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商业研究》2002年第9期
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进行大量的"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快速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易。在新加坡商品交易所,既可以从事日经2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则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证券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悄然启动。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
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正在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证券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证券资本的进入,以及外国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证券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有效地分配金融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证券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涵着一定的风险: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与国外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显著上升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①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即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1992年7月到19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②新兴市场国家之间金融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超级秘书网
1投资决策及其意义
所谓的投资决策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制定的一系列决策活动,它的实质就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进行出售或上市,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投资决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确定投资方向、控制投资规模、把握投资时机、确保投资收益以及衡量和降低投资风险。选择什么投资方向,投资怎样的项目以及在什么时机进行投资,是投资决策面临的重大抉择。
2我国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问题分析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是企业变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作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投出,这种作为的结果必然导致企业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目前,我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方面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2.1缺乏市场调研意识和调研投入首先是缺乏市场调研意识。市场调研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信息的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咋忽视了调研的重要性,只是闭门造车,在不充分了解市场形势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决策。这种不切实际的决策难以应付外来环境变化,往往会将企业陷入危机之中。其次是缺乏市场调查投入。调查显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前用于市场调查的投入多达几十万美元甚至百万美元,有的时候甚至还花高额费用雇佣专门的咨询公司对企业预投资市场进行调研,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用于市场调研的投入非常少,所投入多数都低于项目报批数。
2.2管理方式不当、损失严重企业投资方式陈旧,融资渠道单一,投资管理模式不科学,大多数企业投资体制和机制都不健全,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更是跟不上市场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未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风险控制分析和市场应急措施也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更是形同虚设,这些常导致投资失误、投资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亏损等问题频频出现。
2.3投资风险大一些企业主管人员没有树立风险意识,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驾驭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不充分考虑所能够筹措到的资金情况,筹集资金的运作情况等,这直接导致投资项目不能按时投入生产发挥效益。有些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决策时只看重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往往前期投入需到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忽视了流动资金的需要,大多数企业在投资预算中根本没有将流动资金的需要量列入预算总额,这就导致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因流动资金的缺乏而无法有效地发挥职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和信任危机。
2.4投资决策秩序混乱我们目前的投资决策程序还比较混乱,企业决策几乎都是由企业高管、董事会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决定的,这种决策不经过民主决策、缺乏必要的投资论证,也会因为个人偏好、缺乏经验和知识、发展眼光等问题而失误,致使盲目投资、意气投资、感情投资、政治投资等现象出现。
2.5缺乏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估我国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评估时,过多的注重财务和技术,而忽视市场和管理等方面。没有区分不同风险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标准,也没有考虑投资项目在不同时期的通货膨胀情况,企业多数以乐观方案作为财务分析的基本方案,认为单因素在不利方向变化10%、20%的敏感性分析仍然可获得很高的投资收益率(大多数超过25%),而且仅仅依靠单因素敏感性风险分析就给出“本项目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的结论
3提高投资决策科学化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3.1树立投资调研意识、加大投资支持力度很多企业投资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投资调研、通过不恰当的市场调查方法获取不真实的数据,这些失真的数据导致错误的市场判断理论,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首先,企业应加大调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专门调查部门和专门部门,掌握充足而可靠的信息,研究规避风险问题,企业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适合自己的调查方式,现有的调查方法有座谈会法、街头访问法、入户调查法、跟踪测试法、商店研究法、企业研究法、二手资料收集法等等。再次,企业做好投资人才的培育工作,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这就要求投资主体具有很强的投资意识和抗风险意识,所以风险投资企业应该培育即懂技术、管理、金融、财务又要具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最后,加大对投资调研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建立专门部门用来规避风险市场。
3.2完善投资体系没有一项投资是没有风险性的,投资回报都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回,而在这期间往往又会碰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企业应该成立风险投资基金,使投资高度市场化。
企业应该引进先进的投资管理方式,管理应该依照法律规范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的具有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投资管理方法,在投资建议、可行性论证、投资决策、投出资产处置和销售等环节的基础上对投资实施全程控制和监督。实施合理奖惩办法和必要的责任追究机制,双管齐下,使得每项投资都能在设计高起点化、运行高标准化、管理高效能化的保障下实施。
3.3努力降低投资风险投资是客观存在的,投资环境是不能以企业的意志而转移的,企业的投资决策应在现有金融环境下比较投资预算额和可能投资额。预算投资额是企业出于发展生产经营的愿望而需要的资金,而可能投资额是在目前条件下社会或市场所能够保证的资金额。在前者大于后者时,前者应该服从后者,以确保投资所需资金的全部及时到位;在前者小于后者时,后者应该服从前者,以避免多余资金的浪费。
3.4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投资项目实行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项目建设过程中若出现投资不足,投产后出现产品滞销、产品积压等问题时应由投资决策者负责解决。对因违反决策程序,使项目投产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项目负责人,要依法追究起经济法律责任。要奖惩分明,对投资决策的结果要真正实现权责统一,对于成功的投资决策,可采取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防止出现大家因害怕决策失误而持保守的不作决策现象。超级秘书网
3.5将经济增加值指标运用于可行性分析中经济增加值指除去投资于企业资本的机会成本后所得到的纯利润,是客观评价企业资本收益超过资本成本后的差额大小的标准,经济增加值=税后利润-总资本×资金成本率。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只有投资后产生的净利润或现金流量净值大于投资成本,该方案才是可取的;否则,就应放弃。
经济增加值指标在投资决策中的实际运用。例:某企业两个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两个投资项目的财务预测数据为:
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评价,项目一和项目二都具有盈利能力,但从经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结果却截然不同:因为项目一的经济增加值为负数,所以不具有投资价值;而项目二得经济增加值为正的,具有可投资性。
参考文献:
经济型酒店其最大的特点是房价较星级酒店低廉,其服务模式为bb(住宿+早餐)。经济型连锁酒店始于美国,这类型的酒店也叫有限服务型酒店,其规模和硬件设施要高于汽车旅馆(Motel),属中档水平。经济型酒店规模不大,房价不高但却舒适、干净、实惠、便利。如今在欧美国家已是相当成熟的酒店形式。其便利性,经济性、简单化的服务风格带有明显的美国式生活的烙印。其知名品牌有:圣达特集团(Cendant)的天天(Days Inn)、豪生(HowardJohnson)、华美达(Ramada),法国雅高集团首家宜必思,巴斯集团(Bass)的假日(Holiday Inn)等等。
经济型酒店成长模式分析。
我国现有的经济型酒店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新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经济型酒店,如目前最具市场影响力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如家快捷、锦江之星和中江之旅等。二是低星级饭店,这类饭店与第一类饭店在档次上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前一类饭店的装修和设施配备的自由度更大,而后一类则主要执行的是星级标准;三是大量未经改造的社会饭店;四是旅游景区、景点的乡土气息浓厚但具有一定规模档次的农家饭店;五是兴起于我国南方的青年旅馆。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型饭店目前仍处于一种良莠不齐的粗放经营状态。
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在经济型酒店的成长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运用SWTO分析法来分析一下我国民族品牌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营销环境。
外部环境分析。
一、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现状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要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目前还存在以下四大不利因素:证券市场是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运行的;相关法律、会计准则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缺乏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流投资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监管水平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证券市必须加快对外开放,近期首先要做的是:第一,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允许外国证券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交易B股,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证券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第二,一如既往地鼓励更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第三,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允许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来中国发行股票并上市;第四,积极创造条件,允许符合境内和境外两地法定条件的内地证券公司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第五,在适当时机,允许外资有控制、有步骤地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二、证券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作用
第一,推动外资企业进一步融入中国市场
开放证券市场后,外资企业将通过资产重组、参股甚至控股上市公司的方式来华投资,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外资企业在国内上市表明外资企业的发展已融入中国经济的大熔炉。外资企业国内上市首先是融资方式的变化,这种融资方式的变化将使外资企业股权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按照外经贸部的通知要求,申请上市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应为按规定和程序设立或改制的企业。这就决定了一些外资企业在上市之前其股本结构就要发生变化,上市之后其股本结构将进一步改变。其中国内投资者股份将在其股权结构中呈上升趋势。
第二,为国内企业引进外资创造新的条件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遵循渐进的原则,比较重视其融资的职能,采取逐步由向融资者开放到向投资者开放的次序,上市公司投资范围拓展和投资渠道改善将带来更多的融资便利。国内的上市公司吸引外资也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证券市场的开放能够带动B股市场的活跃,直接提高了企业筹集外资的能力;A股上市公司也能够通过增资扩股同外资企业开展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行业内的领先者,增强自身的核心能力,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在境外实现上市。
第三,利用外资的重点向鼓励并购型投资转变国际上
一般将FDI一分为二:新投资和并购型投资,据联合国2000年的投资报告分析,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FDI是采取M&A型的,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几乎整个外来投资都是购并型投资。过去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主要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绿地投资”方式成为外资的主要选择,但这些原有的优势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已不断弱化。近几年,我国在通过跨国并购吸引外资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中国的外资战略已经到了某个转折点,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购并尚属于偶发事件,跨国企业购并更是罕见现象,而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规模的企业购并已经变得常见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股权投资渠道,今后外商投资应该更多地考虑运用资本经营的方式,将股权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通过购并加快投资的速度,不必兴建厂房、添置设备等都一切自己从头做起,。股权投资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具体体现在要求对公司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上。这点从我国资本市场发生的并购交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绝大部分并购行为都属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应成为我国下阶段利用外资的重点,我们应从政策法规角度多予引导。近来国内发生了不少外资企业增资的现象,同样也属于股权投资的范围。
三、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金融抑制”战略,对证券经营、证券投资、证券发行交易、证券市场结构等方面放松了法律管制和行政干预,从而推动了各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增强了各国证券业的国际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直接冲击的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不仅没有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反而更大限度地对证券市场放松了法律管制。因此,当前我国应顺应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潮流,适当放松对证券市场的法律管制,逐步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稳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1.放松外汇管制,积极促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各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甚至取消外汇管制,提高本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我国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的管制。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在完善资本项目管理和监控的同时,通过放松外汇法律管制,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2.放宽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市场的并轨。我国严格实行A、B股分离制度,但从长远和国际惯例来看,A、B股的长期分割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此,我们应通过放宽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的统一。
3.放宽对银行、证券公司业务经营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业管理。而世界处于证券业与银行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来严格实行分业经营管理的美日两国也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通过立法或颁布行政命令实行了银证合业经营。我国证券市场必须适应历史潮流,逐步实现银证合一。
世界经济已经跨越了国际化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经济的特征在于经济运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各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日益趋同。调整经营策略,抓住开放证券市场所带来的机遇,抵御住开放带来的压力和风险,这是中国市场上的投资银行都需要认真面对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