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地理论文大全11篇

环境地理论文篇（1）

煤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需求，逐渐涌现出更多煤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问题，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煤矿开采与后期管理工作相对粗放，往往会导致矿区地质环境出现问题，严重的甚至会对矿区周围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但会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同时也会增加环境治理经费。尤其是一些小型煤矿，大部分都集中在老矿区，随着地质环境问题的出现，逐渐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现在逐渐增多的土地损毁、建筑物破坏等，对于可用地面积较小的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煤矿开采时处理不当，导致煤炭、矸石等长期暴露于空气中，大量的有害物质在雨水冲刷的作用下溶出对空气、土壤以及水体等造成污染，严重影响人们正常生产与生活，逐渐发展成关系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1.2环境保护需求

很多煤矿开采层比较浅，开采后对地表环境影响相对明显，如地裂缝、地表塌陷以及地表渗漏等，必须要加强此方面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对很多小型煤矿来说，大部分为大型煤矿的边角部分，或者是相对独立的块段，地质构造更为复杂，再加上上部岩层已经出现不用程度的形变，进而会对地表土体以及水环境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很多小型煤矿开采企业，为获取更多利益，在开采时选择用掠夺式开采方式，对开采技术以及工艺管理不当，煤炭以及矸石等随意乱放，对矿区周围环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随着煤矿地质环境问题的逐渐加重，对水体、空气以及土壤等影响更大，进而会影响周边生态系统。

2煤矿地质环境管理现状

2.1地质灾害频繁

矿山地质环境管理是提高煤矿开采效率的主要措施之一，更有利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现状来看，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但是因为各地区矿产资源开况不同，技术与经济水平也不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却也存在改善不合理的情况，部分地区地质灾害出现频繁。例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背景脆弱，随着煤矿开采程度的不断推进，当地地质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与损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废气、废水等无约束排放，对当地空气、土壤以及水体等造成污染，不但威胁了居民生活，同时更是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我国西南地区地质灾华北地区则多发生土地塌方、滑坡以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2.2资源破坏严重

一方面，土地资源被破坏。随着煤矿资源开发程度的加深，现在逐渐由传统的浅层开采转变为更深层次的开采，而无论是哪一种开采方式，都会对煤矿周围地质环境造成影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被压占或者被挖损破坏，进而会对矿区当地土地资源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含水层被破坏。在煤矿开采过程中，需要长期抽排地下水，这样就会导致含水层顶底板结构被破坏，降低周围矿山地下水水位。而地下水位的降低，就会导致矿区周围井泉干涸，以及水质恶化等，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另外，煤矿开采过程中排放的废水管理不当，在没有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随意排放入周围水系，很容易造成水环境的污染。另外，煤炭开采过程中经常会排放出瓦斯气体，在换气时必须要对井下气体进行处理，否则就会造成矿区空气环境的污染。

2.3地形地貌被破坏

在煤矿前期开采过程中，存在很多浅层煤矿进行露天开采，这样在根本上会对当地地形地貌景观造成破坏，较大规模的改变了自然景观的生产活动。另外，对于很多煤矿采空区来说，处理不当经常会形成比较深的露天采坑，或者是危险度高的边坡，对矿区当地生态景观以及植被造成严重的破坏，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分析，确定造成地形地貌破坏的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进行管理。

3煤矿地质环境问题治理措施分析

3.1建立完善管理体系

3.1.1完善管理机制

一旦矿区地质环境产生问题，对其进行治理就必须要建立完善管理机制，对所有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尽量降低能源的消耗。一方面，建立财政体制。即建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将煤矿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工作纳入其中，对各地区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财务支持。其中对各项资源的使用必须要遵循有偿的原则，对矿产资源使用、水资源使用以及保护等收取费用，并结合不同矿区实际情况要求开采单位缴纳一定资源补偿备用金，保证环境问题出现后治理资金能够有效到位，提高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对地质环境治理行为的主要约束手段，结合矿区地质、环境以及技术等特点，对各项法律规定进行适当的调整，逐渐完善管理制度。

3.1.2明确地质环境管理地位

导致煤矿地质环境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开采企业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此方面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在地质环境恶化后，能够获取的效益降低，不但不会进行治理反而加大开发力度，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在进行管理时，必须要确定地质环境管理的地位，结合煤矿开采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管理方案，对整个煤矿开采过程进行管理，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根据矿井采掘生产计划，对各采掘工作面及周围受水害威胁情况进行分析预测，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接近积水异常区和可疑老空区时，及时提供相关水文地质资料以及处理措施，做好采掘面地质及水文地质预测预报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年度、季度、月度水情水害预报。加强资料、图纸、台账日常管理工作，探放水“有掘必探”落实工作。采掘面物探先行钻探验证，编制探放水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探放水设计基本符合相关规范、规定，有掘必探闭合管理现场落实到位。

3.2选择切实可行治理技术

3.2.1煤矿治水管理

完成各主排水系统、设施完善工程，一是完成各采区水仓淤泥清理工作，要求在规定时间前全部完成；二是水仓巷道返修治理，根据各水仓实际情况进行扩帮、起底、注浆加固工程；三是各主排水系统水泵、闸阀、管路定期巡查，针对腐蚀性较强的排水点，加强水泵及管路的维护管理，保证排水系统的牢固可靠。另外，还需要完成所有采区地质说明书、开口防治水安全许可评价，并经矿总工程师以及企业地质部会审。分析采区地质、水文地质资料，预测采区涌水量，为采区防排水系统建设，采区安全施工提供基础保障。同时，还需要做好突水应急预案实战演练，提高职工防治水安全意识，根据演练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完善应急预案。在矿井目前井下各排水能力的基础上，对主要水仓建立井上应急仓库，储备充足的防治水应急抢险物资设备。每季度末由机电科、调度室、地测科、供应科、安全科、财务科进行全面检查，保证防治水应急抢险物资、设备及时储备到位，实行常态化管理。

3.2.2矿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

积极应用动态监测技术，因此来对整个矿区地质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可以对环境各项指标进行详细的评价，进而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开展下一步治理活动。动态监测技术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对环境中各项动态因素进行全面的调查，以此作为该动态监测系统的数据来源，对煤矿开采中各项数据的变动以及分布规律进行总结，例如矿井瓦斯来源、构成、涌出量以及聚集特征等，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措施对其进行处理，降低对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

环境地理论文篇（2）

1972年第5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署名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画》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省博物馆于1958、1960、1965年，连续3年对群力岩画的调查。1958年，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除了认定为“单色摩崖壁画”外，别无其他收获。1960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员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画，并确定摩崖壁画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图案。明确了画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个。时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龙江省博物馆又派人对群力岩画进行了第三次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几个收获: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环境与状态。其二，画面呈朱红色，可能是赭石等矿物质作成的颜料。其三，对画面作了整体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确定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只是对画面所表达的内容作了推测。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发表了陶刚、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变了群力岩画的命名，由原来的“摩崖壁画”改称为“群力崖画”。主要收获是:其一，定名为群力崖画。其二，对群力岩画的画面进行了重新分区，由上、下分区而重新划分为左右两区。其三，对画面“凉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形成的凉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头的人物改称为一只雄健的鱼鹰。其四，推测画面的内容是反映了“祈祷和祭祀的宗教意识，特别是人牵鹿的图形，更直接寓示着引诱群鹿回家的含义”。其五，文章的主要创新的观点是对岩画的作画技法和艺术效果进行了分析。其六，论文对有人提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④，并从绘画的技法角度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当为唐宋时期。《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对国内外的学术界影响很大，作者的观点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规划》一书中也有文字说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县志》，也对群力岩画作了简单的描述。所不同的是书中描述了群力岩画距离水面40米［2］，较之《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一文的记述超出了17米，这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岩画距离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杂志发表了我国著名岩画家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盖山林通过对群力岩画内容的解读和比对黑龙江流域俄罗斯境内与我国境内发现的大批岩画的实例，以及从群力岩画中的六幅图中鹿的图像占据50%的比例，对其群力岩画产生的时代确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对群力岩画产生在渤海—靺鞨的观点给予了否定。盖的论文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发现，属于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的根基，是黑龙江流域左岸养鹿岩画的源头。因此，如果从整个黑龙江流域空间范围内考虑群力岩画发现的重要意义是值得的关注的。“群力屯岩画在黑龙江右岸支流‘养鹿’岩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产生时代早，构图较完整，是‘养鹿’岩画的典型画址。它的发现，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有了源头。其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相继发现的交唠呵道岩画和阿娘尼河岩画，是‘养鹿’岩画的流，使黑龙江右侧支流‘养鹿’岩画形成一个系统。倘若将黑龙江左右侧各支流‘养鹿’岩画联系在一起，便构成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全系统。如此看来，将群力屯岩画与整个黑龙江流域岩画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它终于使群力屯岩画时代之谜，得到了破释。”［3］尤其是他把群力岩画与俄罗斯境内即黑龙江左岸奥廖克马岩画进行比较②，并从绘画的技法、绘画的内容、绘画的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比较，最终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编的《中国文化丛书》，其中有陈兆复所著的《中国岩画发展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岩画发展史”的专著。书中收录了《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海林群力崖画再研究》的岩画临摹图。还引用了上述两篇文章对岩画描述和临摹的表述，尤其是重点介绍了“从岩画的内容看，是反映牡丹江边古代先民们的渔猎生活，也表达出他们对牲畜兴旺和渔猎丰收的美好愿望。这里曾是原始宗教遗址，作品肯定含有巫术的目的”［4］。陈兆复为了说明群力岩画的内容，特别注意到了岩画中对鹿的描绘，其中的“人牵鹿”的图形是直接寓示着引诱鹿群回家的含义。但是，作者把群力岩画与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遗存联系到一起的解释，则显得牵强。1996年，盖山林的《中国岩画》一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的第一章就记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群力岩画，不过，盖山林在书中的题目则改写成《牡丹江畔船形岩画》。值得注意的是，盖山林在这部书中对群力岩画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群力岩画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汉书•东夷传》:“挹娄人喜乘船寇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鱼”，上述两条文献记述了两个不同民族拥有共同的用船习惯。北沃沮之地的北部与挹娄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强盛时是否已经越过镜泊湖而到达牡丹江的下游地区，尚待学术界继续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盖山林认为，牡丹江下游群力岩画的所在地“为沃沮故地”的论断有商榷之处。在断定群力岩画的初始时间上，盖山林在书中没有太多的创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刚、王清民的上述观点。认为推定群力岩画的“时代为唐宋大致是不误的”。然而，盖山林的这一观点，却与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发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的观点大相径庭，说明盖山林在考证群力岩画的时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二章:中国黑龙江岩画中又专门设置了“牡丹江岩画”栏目，在这里“群力岩画”又被称为“牡丹江岩画”。

文中对群力岩画的内容描述和介绍，均采纳了已经发表过的有关群力岩画的文章①。此外，杨林在2007年12期《经济技术协作信息》上刊载了《浅析黑龙江省古代壁画》。此外，已故东北史学者董万仑曾经指出:牡丹江群力岩画中所显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际，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哲学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王健霖，两次实地考察了群力岩画的所在地，并对群力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绘制图案的语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对图案的绘制技法“用红色颜料涂抹”，而并非是单线勾勒轮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对中国学者盖山林认为“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流域左岸的中纽克扎岩画与群力岩画基本相似，前苏联学者将中纽克扎岩画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这可能成为群力屯岩画的参照系数”这一说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群力岩画晚于中纽克扎岩画。并确定了群力岩画所处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纬44°54＇22．3128＇＇，东经129°39＇26．6364＇＇，海拔213．6米)，这是目前所见在群力岩画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经纬度和海拔高度来确定其精准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对群力岩画图案左侧最下方的图形提出了质疑:多数学者认为是“熊”，“但笔者通过电脑软件提取图像色彩轮廓，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一蹲状人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如果能够确认不是熊，而是一个作“蹲状”人形的话，那么群力岩画的整幅图案的寓意的解读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最后，他们基本确定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不会早于俄罗斯境内的中纽克扎岩画，而只会晚于中纽克扎岩画。他们认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对岩画点的选择非常讲究，通常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画，该处山崖气势伟岸，如同一位将军巍然屹立，而且整个岩画朝南(迄今在中国有面北祭祀的习俗，中国人认为北为上位，为尊位)，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观念。笔者以为，岩画点下方陆地一定是祭祀点，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很可能找到相关祭祀遗迹、遗物，对该岩画点年代判断、内容分析、作画族属将起到关键作用。”［7］并得出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在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所绘［7］。总之，牡丹江群力岩画从“字儿砬子”、“古代摩崖壁画”、“群力崖画”、“牡丹江岩画”、“黑龙江古代崖画”，最后定名为“群力岩画”的过程，是近百年来众多学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逐渐认识历史的经历。尽管目前对其年代的推断尚有分歧，或对岩画的内容还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研究和解读已经走入成熟期。无论是对画面的识别，还是年代的推断，较之20世纪初的认识，均有了飞跃的进步。在上述学者研究群力岩画的基础上，笔者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及其岩画寓意有几点不同的认识。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族属研究

(一)关于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问题的五种观点牡丹江流域群力岩画的年代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依据上述学术界对群力岩画的描述、研究、考证与推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其一，陶刚、王清民认为群力岩画为“唐宋”说。这一观点曾被我国岩画家盖山林认可，但在后来盖山林的《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实，确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代”的观点是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因为唐朝与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续的年代叠加在一起的话，达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灭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断期的56年，那么，唐宋时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谓对群力岩画断代为“唐宋”时代的观点，其时间跨度过于漫长。更何况唐宋时期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间曾有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渤海国(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则成为当时渤海国的统治中心区域①。其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所发表的②《黑龙江省海林县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画》一文认为，群力岩画的年代“可能是为了一定的巫术目的而绘制的原始宗教遗迹，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活动在这个地区居民的渔猎生活，而且是我国原始艺术的一项代表”③。无疑，该文作者是明确把群力岩画的年代确定在原始社会时代，这一断代的概念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谓原始社会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上的一种社会组织类型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如果与考古学历史分期进行比对的话，这一阶段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约当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岩画确定在原始社会的观点过于遥远而漫长，且缺乏重要的历史依据。这种朦胧而缺乏依据的漫无边际的断代方式，是人们习惯于简单思维而对无法理解的历史遗迹、遗物盲目下结论的惯用方式。其实，是一种缺乏研究和比对的思考过程。如果群力岩画的年代属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从民族源流的族属上看，群力岩画可能是肃慎系统的先民所绘。其三，盖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岩画时代新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过去对牡丹江群力岩画的断代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群力岩画属于黑龙江流域的“养鹿”岩画，可以依据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大量养鹿岩画遗址的绝对年代来比对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可以推断其年代当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间。“群力屯岩画属于黑龙江‘养鹿’岩画的定位，给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龙江左岸‘养鹿’岩画的年代是从公元前2千纪一直延续到纪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岩画的年代，大约也应属于这个时代。这种对群力屯岩画年代的断定，虽然由于时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笼统，但总比将它推断在渤海时代在依据上扎实得多。”盖山林深知这种断代的方式和结果是一种模糊推定，但是总算是较比断定群力岩画为唐宋时期渤海时代的依据更为贴切。盖山林的这一推断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们取盖山林先生对群力岩画断代的下限的观点，群力岩画的年代很有可能相当于西汉末年。由此推之，西汉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族属当属于挹娄人或夫余人的遗存。关于挹娄称谓的含义，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挹娄”，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东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认为，群力岩画的绝对年代应该属于距今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的遗存。他认为:从造船技术、养鹿习俗、渔猎业三个方面分析，群力岩画的绘制时间可能是6—7世纪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断群力岩画的年代，大大缩短了“唐宋说”、“原始社会说”、“2000至4000年说”等笼统观点。6—7世纪的时间跨度，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概念，当在100－200年之间。不过王健林对群力岩画的时间断代，依然缺乏依据和更多的历史旁证，因此，支撑其观点的证据还显得比较单薄。其五，群力岩画为西汉时期所绘，这一观点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岩画》一书中所表述的。他认为:群力岩画所处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汉代的乐浪郡，群力岩画中二人端坐于树下“席地而坐”的姿态，就是朝鲜王“檀君”夫妇端坐在檀树下的形象，从而得出群力岩画当为西汉时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岩画臆测为西汉时期所作，并与檀君朝鲜有关的猜测均属谬误之笔。不过，在李洪甫对群力岩画的臆测中较为合理的成分，则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岩画的时代看作汉代的作品还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总之，以上五种有关群力岩画的年代与族属的考证、推断与臆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但是，究竟那一种观点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断的考古发现。

环境地理论文篇（3）

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概述

“学习环境”是指学生与学习资源之间面对面交流的一种学习状态或学习境况。地理学习环境是在地理学特征基础上运用所有教学资源创设的有利于提高学生地理知识和技能学习，形成空间思维能力的环境。学习环境设计是新时期教育思想和理论变革的产物，是建立在二十世纪以来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新学习理论。它是能较好体现信息社会教育特征的一种现代教学设计，旨在创立一种有效学习、积极学习的环境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自我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自我认识能力提高。

1.地理学习环境研究现状

关于学习环境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许多努力。Hannafin&Land在1997年提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核心要素即心理学基础、教学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用基础。当今很多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都建立在这四个基础之上，钟志贤在2005年也提出任何学习环境设计都离不开五大理论视角，即心理学的、教育学的、技术的、文化的和实用主义的视角。情境化思维与真实境脉在学习环境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Brown等认为知识、思维和学习的境脉相互联系。一些建构主义环境提供了宏情境，将相关信息置于或者镶嵌其中，而不是提供孤立的信息。学习环境也重视多种观点的协商和解释，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学习的社会中介，通过探索、协商和解释，理解得以深化。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另一个潜在价值观是个人信念和经验为新的理解提供独特的个人框架。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研究属于学科学习环境设计研究，目前大部分关于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都着眼于通识教育的角度，国内关于学科学习环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也较少。

2.地理学习环境研究趋势

学习环境的创建主要有两种关于情境的理论，森杰的实习场理论和莱夫和温格的实践共同体理论。Senge将这种设计看作创设实习场。所谓实习场即一种与真实场地分开的情境脉络，所有努力都是为将真实的活动安置在这个境脉中，学习者遇到的问题将和真实环境下相一致，即一种模拟真实环境的境脉。抛锚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和认知学徒制就是实习场的典型案例。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1991）提出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体现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使个体事件合法化的重要性。罗斯（Rose，1998）认为实践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成员介入共同的任务，具有相关的实践和资源，具有没有异议的背景假设，共同人可以写常识和实际理由。笔者认为创建一种符合学生认知方式、符合地理学特征、具有时代特征的学习环境是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研究重点，应具有以下趋势：丰富地理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体现学科特性；紧随时代潮流，善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环境；切合新课程理念，促进地理课程发展；不断创新方法和技术，拓展地理学习环境的深广度。

三、地理教学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差异分析

地理教学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作为两种预设型地理教学模式，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教学系统设计与学习环境设计无论起源还是具体趋势都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建构的基础、设计的目标、关注的对象、操作的方法等方面。

四、从地理教学设计到学习环境设计变化动因

1.更切合新课程理念

如果说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学设计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双主理念”下的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那么地理学习环境的设计将是一种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创设的环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提供了互动的、鼓励性的活动，能满足个人独特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在不同复杂程度下加深理解。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认识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这些理论就包括诸如基于问题的学习、抛锚式教学、认知学徒制、交互式教学、基于目标的情境、基于项目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和开放学习环境等。尽管在应用范围、技术和方法上这些方式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如何加深学生理解的本质和最适于促进学习的方法的相似假设。另外，地理学习环境是在与实际极其相似的境脉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探究能力和学生相互之间交流合作的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也都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因此，学习环境设计所创设的是一种与新课标“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生发展有用的地理”理念相契合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知识与技能不再是学习惟一目标，培养个人能力，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与获取地理知识一起成为地理学习环境所追求的结果。

2.理论基础更合理

教学系统设计建立在客观认识论基础上，受到行为主义和信息加工理论的影响。由于行为主义力求用外显的行为来解释学习，而信息加工理论依赖于符号认知，集中于有意识的推理和思维，忽视文化和物理的情境脉络，因此教学系统设计是从系统的角度关注系统要素，偏重微观知识的呈现、传递和教学策略的设计，注重学习结果和学生外在行为变化的分析。虽然不同学习环境有不同的理论支持，如情境理论、分布式认知、活动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但它们大多建立在主观认识论或主客观互动的认识论上。学习环境的设计是从宏观角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认知工具和资源的设计以及学习共同体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动态的，没有固定的步骤和策略，以一种框架的、非线性的形式提供一些设计的思想和原则，从理论上来说也更加合理，地理学习环境更加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3.现代技术不断发展

伴随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步扩展，地位日渐突出。首先，教学系统设计的发展从技术角度分析基于摄影、幻灯、投影、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语言实验室、计算机等多媒体。其次，从信息传播角度来看，这些媒体内容的表征是单一的、播放式的、线性的，人们通常把这些媒体只当作教学系统设计的一个要素，设计者通过比较不同媒体的教学特性、教学作用并结合所讲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为当前教育信息技术的主要基础，这类信息技术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以硬件、软件等为手段。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这类信息技术内容的表征是综合的、交互的、非线性的，人们不再把信息技术只看作教学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这种环境中，教室的实体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学习活动可以不分时间与地点在一个虚拟的“电子教室”中进行，数据库中存储有许多与课程相关的辅助教材与练习题，学习者可透过网络更快速与便捷地获得参考资料，与同学交流沟通更趋便利。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学生之间可以匿名方式讨论交流，这里的学生不再限制于一个班级一个学校，而有可能来自不同省区，甚至不同国家。学习环境设计关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营造互动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学习环境中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活动、实现学习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等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是学习环境的优势。

环境地理论文篇（4）

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处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一般在400mm左右，在干旱缺雨的威胁下，只有赢得水资源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为此，这里的农户不仅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提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以维护水资源为目的形成鲜明的水权意识和完善的水权保障系统。

水权保障系统指以管理灌渠为目的形成的水利组织与规章制度。受地理条件限制，山西、陕西仅部分地区能够利用水源兴修水渠，因此本文的论述范围不包括两省全部范围，文中采用山陕地区的概念特指这些兴渠引水的地区。山陕地区均有着悠久的灌溉历史，人们不仅沿渭河、泾河、汾河等河流兴修了众多灌渠，而且依托灌溉建立起相应的水利组织、制定了系统的规章制度。写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敦煌文书《水部式》是具体记载基层水利组织与管理的最早存世文献，这部文献通过陕西关中地区白渠、蓝田新开渠等水渠记述了基层水利组织的构成、职能，为我们提供了水权社会的基本材料。随着山陕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时至近代许多民渠或官督民办灌溉工程相继出现，在继承旧有规则的基础上，以保障自身用水权益为焦点，无论渠系还是农户均在水利保障系统之上附着了多元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与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架出乡村社会最复杂的层面。这些问题成为洞察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近年涉及北方乡村社会的研究相继问世，其中黄宗智、杜赞奇等西方学者以及邓小南等中国学者相继注意到北方乡村水利组织实际操纵者的社会属性①，无疑这些研究拓展了认识乡村社会的层面。与乡村水利相关，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半干旱地区地理环境与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关系来认识乡村社会。由于各类水利组织与渠规、水则均是在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本文虽将论述核心集中在人清以来至民国三百多年的时段内，但个别互有沿承关系的事例也会溯及稍早一些时代。

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与运行均与地理环境相关，在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地理环境下，水权保障系统的生成在于保障农户获得水资源，因此农户获得水资源的途径与水资源分配形式决定了水权保障系统的利益取向与运行规则。在灌渠这种水资源获取形式中水资源分配一般形成渠系、利户两个受益层面，对应这两个受益层面，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两个圈层自成体系，又相互交织。当代表渠系的地缘水权圈与共享水源的其他渠系发生水权争执时，隶属于这一灌渠的所有血缘家族与渠系的共同利益完全一致，他们既是争执的参与者，也是最后的受益者；而同一灌渠内不同农户之间发生水权争执时，以家族为核心的各个血缘水权圈为了维护自身获取水资源的权益，往往成为互相对立的水权代表者。长期以来山陕地区的水权保障系统围绕地缘、血缘两个水权圈建立了一套社会控制体系，时至近代随着人口增殖与水资源短缺，这里的水权保障系统已不仅仅限于灌溉管理本身，由于水资源直系民生，灌区之内水权重于政权，又融于政权，包容在其中的不仅有环境因素，而且杂融社会习俗、社会惯性为一体，左右基层社会的运转，掌控基层社会的秩序。

正由于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系之于水利，又超乎水利，透视水权的运作过程，不仅可以了解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分配规则，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北方乡村社会运行特征，基于这样的原因，针对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涉及的利益层面与组织结构，本文选择了渠系、家族两个不同的受益层面，重点探讨水权背景下的乡村社会。

一、渠系水权的维护与地缘水权圈

本文所使用的渠系概念指总灌渠的不同渠段或同一水源灌渠中的支渠，渠系概念之下渠段与支渠所指虽然不同，但在水权背景下却具有相似的地缘特征，它们同处于水资源分割中的第一过程。灌区不同水资源分配的层级也有区别，但无论怎样的层级，渠系所在地域在第一分割过程获取的资源份额对于下一分割层级乃至于最终落实到农户的灌溉量起着决定作用，正由于这一原因，以地缘为核心维护渠系水权成为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建立的第一层面水权圈。在这个层面中渠系概念下总灌渠的不同渠段以及同一水源灌渠中支渠与支渠间的资源分割形式、权益维护原则仍有所差异，为此本文就两种情况分别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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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3—56、243—247页；[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6页；邓小南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导言》，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46页。

(一)各渠段水权的维护与水权利益圈

山、陕两省兴渠以来留下大量渠册、水规，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地缘层面控制水权的要略。审阅各类渠册、水规，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则可归为以渠长为核心的基层管理体系，以水程、水序为本的资源控制原则以及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①，此三位一体的渠规、水则既是通渠管理的要则，也是维护渠段水权的基点。由于渠段间与水源距离不同，整条灌渠虽然共享一处水源，但事实上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取向与水权要素完全不一致。灌渠的上游渠段是资源的拥有者，却不是灌渠的兴建者；中下游渠段是灌渠的兴建者，却不是资源的拥有者，在上下游间资源所有与资源开发的交易中，上游渠段依托出让资源获得了无偿使水的权益；中下游渠段凭借兴渠中的预付资本与承担渠道维护工费的承诺获取了持续使用水资源的保障。针对渠段间各自的利益取向，山陕地区各灌渠在制定渠册、水规时进行了充分思考，并形成了为基层社会习惯上认同的条文，通行于各渠段。

1．“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上游过水村

上游过水村指灌渠水源所在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是这一渠段的特权，通过这一特权上游渠段不仅不必遵循计时、计量使水的定规，而且免除了兴工出夫的经济义务，依托出让资源享有无偿使水的资格。山陕地区各类渠册中均有上游渠段“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特权的记载，其中《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的相关记载最多。《洪洞县水利志补》为山西省洪洞县知县孙奂仑于民国6年主持编纂的洪洞县地方水利资料，资料涉及分布在洪洞县境内的40多条渠道历年渠册、水规、水案碑文等文件，这些渠册、水规、碑文成为我们今天解读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的珍贵资料。被《洪洞县水利志补》收录在内的有一桩由平阳府知府审定的水案碑记，据碑记所载，这桩水案缘起于康熙四十八年通利渠赵城段马牧、石止、辛村三村声称拥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而拒不履行照地亩出夫的违规事件。依据水程、水序计时、计量使水是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环境下水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水规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以“夫”为单位的经济摊派形式则是利户用水的经济偿付形式与灌渠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两项是上游过水村以外渠段必须遵守的规则。正由于这样的原因，针对马牧三村的违规行为平阳府判词中提出这样的质疑：“查赵邑登临、安定、好义三村系本渠上流村分，不在本渠十八村转轮之限，故得任便使水。不识马牧、石止、辛村上三村随例使水，从何而有?”②解读这段碑记有必要了解通利渠的基本情况。通利渠源于赵城，跨赵城、洪洞、临汾三县，全长百余里，水案提及的登临、安定、好义以及马牧、石止、辛村等村虽然均位于灌渠上游渠段，但“通利渠历代相沿在汾西县之施家庄、赵城县之南北石明、稽村、李村、好义、安定、登临等处河滩引水”，登临、安定、好义均为过水村，是灌渠水资源的拥有者，“故得任便使水”。在缺水的地理背景下，山陕两地水权保障系统制定的任何一项条规，均包含着明确的权益关系。灌渠兴建的先决条件是水源，而拥有水资源的上游过水村同意引用水源绝不是无偿的，“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既是灌渠对上游过水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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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已在《近代山陕地区水权与管理》中全面论述，此文待刊于《文史》。

②《平阳府正堂加三级记录六次董奉抚部院批定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十八村自下往上使水永不违例碑记》，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2页。

回报，也是过水村依托水资源赢得的无偿使水权益。而水案的当事者马牧、石止、辛村却不同，他们虽处上游却不是过水村，不拥有灌渠水源，因此《通利渠渠册》载渠水“浇灌赵城县之石止、马牧二村，洪洞县之辛村、北段、南段、公孙、程曲、李村、白石、杜戍八村，临汾县之洪堡、南王、太明、阎侃、吴村、太涧、王曲、孙曲八村”①，包括马牧、石止、辛村在内的十八村均为灌渠的使用者，不是水源的拥有者，自然没有资格享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通利渠渠册》所载康熙四十八年通利渠赵城段马牧、石止、辛村违反水规一案为我们认识上游渠段权益提供了资料，“自在使水，永不兴工”是上游过水村落凭借出让水资源而赢得的特权，这份特权不仅通行于通利渠，几乎山陕地区较大的灌渠都有这样的事例，如《晋祠志》中有关晋水灌区的记载屡屡提及上游过水渠段“无程可计”之规。以晋祠难老泉为水源的晋水是山西境内另一处重要灌渠，“晋水源出晋祠”，“一源分为二渎，北渎一派名海清北河，南渎分为三派：曰鸿雁南河，曰鸳鸯中河，曰陆堡河”。②这里所载的“四河而分之为五”实际是五条灌渠，五条灌渠之上，晋祠泉源所经三村，被称为总河，为上游过水村。正由于“晋祠总河地居上游”，“水从晋祠发源”，故“经过总河所管之地界，河渠挨次先灌，是以有例无程，既不出夫，亦不纳粮”。至于总河渠道必须维修时，“皆四河出夫效力”③。晋水灌区为过水村——总河制定的各项优免政策同样使这一渠段具有“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特权。

在山陕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环境背景下，灌渠的存在维系着沿渠百姓生存发展的机会，因此灌渠内上游渠段获得的用水特权，绝不是凭空得到的，特权构成的背后存在着制约全渠的利益。

2．下游渠段制约上游的灌渠管理方式

灌渠中下游渠段不占有水源，却是渠道的修建者与主要用水地段。中下游赢得用水权利凭借的是修渠时投入的预付资金、劳力，以及水渠建成后以照地出夫形式不断追加的维修、管理费用，可以说水渠的存在与中下游渠段这一切投入直接相关。中下游渠段付出一切财力、人力的目的在于获得用水权利，但事实上由于水源控制在上游过水村手中，中下游渠段付出资财，并不一定就有持续使水的保障，特别在农作物需水季节与旱年，使水就更失去保障。因此灌渠中下游渠段出于维护水权的需要，必须实施通过管理手段与渠法、水规形成中下游制约上游的机制，其中出身于下游的渠长监督上游执行水规，履行先下后上的水序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1)渠长人选的地缘特征与中下游水权保障

渠长人选的地缘特征与渠段的权益特性直接相关。渠长是山陕地区灌渠管理系统中的核心与水规的主要监控者，他的职责不仅在于维护灌渠正常运行，而且重在监督水规的执行。水规的执行虽然涵括全渠，但上游渠段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游过水村虽然拥有水源，但通过“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权益交换，水源已成为全渠共享资源，这时上游过水村与中下游村落一样必须遵守灌渠的水规。渠段的差异决定上游过水村需要遵守的是定时、定量依规放水；中下游履行的则是照地亩出夫的责任，在灌渠上下游承担的责任中，显然上游依规放水决定着全渠的正常运行。由于水资源短缺，事实上上游渠段依仗控制水源的优势，即使在平常也难保证依规行事，值干旱缺雨季节，过水村自身用水尚且不足，依照水规放水入渠就更成为虚文，每逢这样的季节，不仅整个灌渠关注的焦点在上游，而且渠长管理与监控的主要方面也在上游。无论平常，还是旱季，控制了上游，就等于为全渠赢得了水源，在权益的制衡中，谁能有效地控制上游?显然权益保障率最低的渠段最具能动性。对于整个灌渠下游距水源最远，也最有可能因上游不依规放水而得不到灌溉，渠长出自这里将自身利益与渠段利益结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下游制约上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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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利渠渠册》，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37—49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1，“河例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600页。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3”，第601—620页。

渠长人选来自下游渠段的原则通行于山陕两地各大灌渠，《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南霍渠渠册》规定：“渠长下三村充当，冯堡、周村、封村周岁轮流。”《清泉渠渠册》规定：“逐年保举渠长、渠司，则于下、中二节夫头内，选保平素行止正直无私、深知水利、人皆敬佩者充当。”《长润渠渠册》规定：“渠长系下三村勾当，以四年为率，自古县村应当一年，蜀村应当一年，董寺当一年，依自来番次，上下交代勾当。”对于渠长人选的限定地域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被称为下三村，还是下、中二节，这些村落均位于灌区的下游，由此看来灌区下游是推选渠长人选的限定区域。渠长人选主要限定在灌区下游的习惯，也可见于陕西关中地区，在1998年赴泾阳考察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提到冶峪河灌区历来有由下游出任渠长的惯例。泾阳县龙泉乡苏家村七旬老人苏世廉述及五十多年前旧事，也讲到冶峪河灌区内仙里渠渠长由最下游的村落铁李村出任，而我们对铁李村七旬老人李镛的访谈中，也证明苏世廉老人所讲的不误。李镛老人告诉我们仙里渠正渠长出自铁李村，另有两名副渠长则由上游村落出任。

渠长是农户以及灌区水权的维护者，一些流程较短的小渠虽然没有明显的上下游之别，流程内渠长出自哪一村落仍然十分重要。《洪洞县水利志补》录《清水渠渠册》，记述了清水渠灌区所在李卫村分为东西永宁两社，虽然范围不大，谈不上上下游之别，但仍然需在渠长的设置上体现出水权利益的地域性。渠册规定：“每年李卫村两社，各佥举渠长一人，一正一副。东正西副，西正则东副”互相牵制。同样的事例在《清涧渠渠册》中也可看到，清涧渠位于洪洞县城关附近，据其《渠册》所载，“其值年渠长着西关、南关两社递年签举。如西关人轮应正长，其副渠长举南关人充膺；南关人应轮正渠长，则举西关人充副渠长。至巡水夫头，亦分上下游两节派拨，上节地内巡夫，着下节地户充膺；下节地内巡夫，着上节地户充膺。”山、陕两地对于类似清水渠、清涧渠这样流程较短、面积较小的灌区采取了与大渠不同的规则，如果说大渠渠长一职是立足于下游——这一被动者的利益，侧重于对于上游的监督，并协调整个灌区水权的话，那么与清水渠等相类似的小渠，则因上下游不甚分明，采取了共同监督、共同管理的形式，通过来自不同空间正副渠长的轮流出任，保障了整个灌区的水资源分割。

(2)先下后上的行水次序与水权分割

水序为灌溉次序，即灌区内各个方位或渠段，谁先谁后的问题。山、陕两省基本实行先下后上的灌溉水序，即每一个水程均从水渠下游开始，逐渐向上游推进。这样的水序是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确保灌区各段完成受水过程、保障下游权益以及灌区整体秩序的需要。先下后上的水序在山、陕两省各类文献中均有记载，其中《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通利渠渠册》载：“通利渠浇灌临、洪、赵三县十八村，自临汾县西孙村，按照分定水程时刻，从下实排，趱上浇灌兴工地土，至赵城县石止村，周而复始。”《利泽渠渠册》载“自下而上实排浇灌”。《清泉渠渠册》规定“自来行沟使水，自下而上”。《广利渠渠册》“自来从下接村分浇地土”。《清涧渠渠册》“自下而上轮流浇灌”。《崇宁渠渠册》“平常使水自下而上”。①与洪洞县相似，陕西多数灌渠也采用先下后上的水序，如泾阳县高门渠“每月初一日子时起水，从下而浇灌至于上，二十九日亥时尽止”②。民国年间制定的《龙洞渠管理局泾、原、高、醴四县水利通章》载各斗用水时刻均为“自下而上”。《清峪河源澄渠记》也有这样的规定，即“凡水之行也，自上而下；水之用也，自下而上”。③《泾渠用水则例》载：“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斗，溉毕闭斗，即刻交之上，以次递用。斗内诸利户各有分定时刻，其递用次序亦如之，夜以继日，不得少违。”④由于自下而上的水序是维护灌区秩序、保障全渠利益的最佳选择，因此山陕两地大多灌渠采用这种水序。

自下而上的水序虽然被各灌区列入渠规、水册，为灌区共同遵行，但在大旱缺水年份往往出现上游破坏渠规，抢先浇灌农田的现象。每当抢水事件发生，必然会引起下游渠段不满，并由此屡屡导致水事纠纷乃至于械斗。对于水事纠纷，《冶峪河云阳镇设立水利管理局议案》中的一段文字讲的十分精彩：“泾原、高陵等县，民气素称怯懦，独于争水一事，纠众械斗不肯少让，动辄千百为队，血战肉搏。”而血战肉搏的起因又均与违反水序相关，“上流之上下王公渠，以形势所在，横行截夺，用水不按定时，引水不按定量，且与二渠之间又开小渠九道，用灌旱田。”“冶河水量，本不甚宏，经该数处一再裁夺，下流各渠往往点滴不得，名为水田，无异石田。”“下流各渠，恒无水可得也，遂不惜相率走险，斗诸原而哗诸庭，岁无宁日。一人县境，问其械斗，则争水十居其九；问其诉讼，则水案十居其八。偶遇天旱，相争尤烈。”⑤这样的经历如今还留在泾阳县一些老人的记忆中，1998年泾阳县马家村江福昌老人讲到：“当年位于下游的高门渠、天津渠人常去下王公渠械斗，参加的人很多，渠道两侧都是人，械斗中更顾不上是不是亲戚，当地有句俗话‘堰上不认姑舅’。”

山陕两地各灌渠上、下游虽同饮一渠水，但因各自需要维护的权益不同，分属于两个地缘水权圈。在上、下游所处的地缘水权圈中，上游水权圈“自在使水，永不兴工”的权益始终具有绝对的保障，这样的保障虽然是在兴渠之初即已获得，但并没有因灌渠建成、使用而有所损害，其原因相当明白，水源的隶属虽然从过水村转为全渠共有，但渠水源于上游这一事实始终没有改变，就因为这一简单的事实，只要灌渠存在一天，上游过水村就会享有无偿使水的特权；与上游不同，中下游水权圈的权益却因上游过水村无视水规，逾越水程，截流用水而时时受损，面对获取资源的被动性和无保障性，中下游渠段在制定先下后上水序的同时，确定渠长人选由下游出任，就是试图通过管理机制监控上游违规行为，正常年份这样的监控基本起到维护渠道运行的作用，值生存面临威胁的早年，渠长代表的中下游水权圈的监控几乎失去作用，随着灌渠正常运行秩序的破坏，械斗等非正常维护水权的行为就派上了用场，对于缺水的山陕两地，水权就是生存权，为了活下去，冲上去参加械斗的农民以渠段为界形成清楚的阵线，水权的地缘性通过受益人的利益属性再度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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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引各渠水册，均出自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

②刘丝如：《<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序》，白尔恒、[法]蓝克利、[法]魏丕信编：《沟洫佚闻杂录》，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页。

③《沟洫佚闻杂录》，第61页。

④宣统《泾阳县志》卷4，“水利·泾渠用水则例”，第251—278页。

⑤刘屏山：《治峪河云阳镇设立水利管理局议案》，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117—119页。

(二)支渠间水权的维护与水权利益圈

由于水资源短缺，山陕一带灌渠水源每分配一次就会形成一次权益分割，同时也会出现一种水权维护方式。渠系概念之下不仅各渠段间存在水权维护方式的差异，支渠间也同样有各自的权益与资源分配份额，维护这些权益以支渠为核心再度形成有别于渠段的地缘水权圈。

支渠渠际间分水量是保障支渠权益的基本问题，霍泉、难老泉两大灌渠分水过程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霍泉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境内，为洪洞、赵城两县灌渠的水源，两县利用泉水兴建水利灌渠的历史可溯及唐代，分水方案大约形成于金代。据刻立于金天眷二年的《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所载：平阳“府东北九十余里，有山曰霍山。山阳有泉，曰霍泉，涌地以出，派而成河。居民因而导之，分为两渠，一名南霍，一名北霍。两渠游赵城、洪洞县界而行，其两县民皆赖灌溉之利以治生也。”北宋庆历五年两县发生水事纠纷，官方调节后确定“赵城县人户合得水七分，洪洞县人户合得水三分”①，虽然日后两县仍然存在水讼，但七、三分水比例始终没变。与洪洞、赵城分水相似，晋水也存在同样分水现象。《晋祠志》载：晋水“源出悬饔山麓晋祠难老泉”。“难老泉水初出之处，瓮石为塘，中横一石堰，凿圆孔十，为东西分水之限。其东西又横一石，名人字堰，为南北分水之限。北七孔，分水七分，所谓北渎是也，东流名北河；南三孔，分水三分，所谓南渎是也，下有伏流，南流分三河，曰南河、曰中河、曰陆堡河。其西水未分之处，名金沙滩。”②难老泉人字堰所分南北渎与洪洞、赵城同样，也采取三、七分水形式，而南三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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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4—5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1”，第567—583页。

以上两项分水事例，前者以县域为界，后者以灌渠为界，两者的空间属性虽然不同，但通过分水而保障以支渠为核心的地缘区域内水权的目标是共同的。分水方案一旦确定，各自区域内的水资源份额也就固定下来，并成为下一步再分配的基础。正由于分水方案决定着灌区以及农户的利益，因此逾越分水方案而导致的水事纠纷时常发生。金天眷二年刻立《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的起因原本就与洪洞、赵城两县水事纠纷相关，虽经官方确定两县为三、七分水，但无视分水方案的用水纠纷时有发生。明隆庆二年刻立的《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载：这一年赵城县“王廷琅将壁水等石尽行掀去，将渠淘深，水流赵八分有余，洪二分不足，致旱田苗，国赋民食，两无资赖”。不但引起洪、赵两县水争，而且惊动官府。清雍正四年刻立的《建霍渠分水铁栅详》载：最初确立洪、赵两县三、七分水方案时，由于“南渠地势洼下，水流湍急；北渠地势平坦，水流纡徐，分水之数不确，两邑因起争端，哄斗不已，于是当事者立限水石一块……安南霍渠口，水流有程，不致急泻。又虑北渠直注，水性顺流，南渠折注，水激流缓，于北渠内南岸，南渠口之西，立拦水柱一根，亦曰逼水石……障水西注，令入南渠，使无缓急不均之弊。”雍正初年，两县再次发生水争，“洪民将门限一石击碎，赵城令江承諴连夜复置，随置随击。赵民也将分水石拔去”①，进而导致更大的纠纷。这两通石碑碑文所记均是金天眷年间洪赵三、七分水以后最大的水事纠纷，事实上不见记载的小规模争斗更是时有发生。

我们在论述渠段间水权生成时曾指出，无论上游还是下游，每一分权益都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支渠间的水权分割也同样如此。既然这样，分属于霍泉与难老泉的两条支渠如何能形成三七分水这一相差悬殊的分水结果呢?对于这一分水结果《晋祠志》留下这样的传说：晋祠难老泉“石塘分水之日，南北纷争，置鼎镬于泉边，以能赴入者为胜。北河人赴入，遂于十分之中分水七分，南仅分水三分。”除赴人鼎镬之外，晋祠一带还流传着类似如沸油取钱这样的故事。有趣的是我们在对霍泉进行考察时，谈及洪洞、赵城三七分水时，也听到了相同的故事，难道山陕一带灌区分水过程真的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故事吗?其实《晋祠志》在记述了赴入鼎镬的传说之后，对难老泉南北渠三七分水又作了说明：“夫北渎之水虽云七分，而地势轩昂，其实不过南渎之三分。南渎虽云三分，而地势洼下，且有伏泉，其实足抗北渎之七分，称物平施分水之意也，传言何足为信?”《晋祠志》这番记述帮我们认识了三七分水的实质。现代水文学告诉我们渠道流量的计算公式为：流速×横截面积，而流速又与地形相关，因此地形平缓的支渠若想获取与陡急支渠同样的受水量，只有在增加渠口进水量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三七分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地处平缓地带的北渠获得七分水，地势陡急的南渠获得三分水，由于南北渠流经地区地貌形态的差异，南渠渠口进水量虽仅三分，但因流速快，流量也大，故两渠实际获得的水量基本相等。正由于南、北两渠实际获得水量相近，灌溉田亩也相差无多，其中“北渎灌田凡一百七十余顷；南渎灌田凡一百四十余顷”。

分水量决定夫银的数额，在三七分水的背景下，南北渠灌溉田亩数额虽然相近，经济负担却不同，夫银等归属于渠道管理费之内的各项费用也同样依三七交纳，“祠宇亭榭凡有倾圮，必鸠工庀材以辅葺之，除官款募化之工外，四河人黟工公修，按分水之法，北七南三摊派经费。”接受这样的摊派，对于分水七分实际只获得五分水的北渠并不情愿，对此清代就有人指出：“南渎所灌之田较之北渎才减三十顷耳，而修葺祠宇工费乃按北七南三之例派摊，则失公平之道矣!即如工费钱一千缗，南渎之田共摊三百缗，而以一百四十余顷田按亩摊派之，每亩出钱二十文即足其数。若北渎则摊七百缗，而以一百七十余顷田按亩摊派之，每亩出钱四十文乃足其数。佥为晋水灌溉之田，而在南者如此，在北者如彼，事不均平，一何至斯!”②虽然有这样的抱怨，但三七分水始终实行如初，可见山陕地区的农户无论付出如何，更重视最后获得的水权份额。在三七分水的原则下，虽然分水七分的北渠预付的兴渠费用与夫银均高于南渠，却赢得了与南渠一致的受水量。

支渠水量既是灌渠水资源第一层面分割的结果，又决定着下一层次受水单元的分水份额，因此用水农户格外关注这一层次的分水结果。通过霍泉、难老泉的分水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山陕一带农户更注重实际受水量的多少，为了赢得实际受水量可以付出各种代价，正由于这样的代价之大，才会留下赴入鼎镬的传说。另一方面水权的大小也不会因某一支渠加大投入成本而无限增大，支渠间实际受水量基本持衡就是投入成本的极限，虽然不见文字，但事实上享有等量权益是山陕地区渠际间分水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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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92—96页。

②[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1，“河例2”，第585—600页。

霍泉的赵城、洪洞，难老泉的北渠、南渠均属于灌渠内最初就享有水权的支渠，事实上在灌渠建成投入使用后，还会有一些支渠或田亩加入到灌渠系统中来，这些后来者与灌渠原有支渠或农户最大的区别在于修渠之初的前期投入，灌渠原有支渠或农户正是通过前期投入而拥有灌渠水资源的使用权，后来者没有付出前期投入，因此灌渠水权组织在接受其请求的同时，首先提出的就是交纳修渠工本费问题，以求得经济上的平衡，这样的事例在《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陈珍渠渠册》中就留下记载：“新丈人夫滩地，每亩议贴银二钱，以补修渠之费。倘后再有入者，须以此为例。”山陕农户十分明白水权的价值，灌渠的运行以保证原有渠系与农户水权为前提，后来者虽然通过纳钱而享有水权，但后来者的属性仍不能改变，他们获得的水权在一定程度要归于原有农户的宽恤，因此他们的水权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如《要截渠渠册》规定：“今既入夫，就便使水，理合待原旧兴工田地上下浇灌完毕，方许新入夫田地，开取夹口浇灌。”《沃阳渠渠册》：“本渠新入未夫地亩，地虽在上，理以后浇，必待古渠地亩浇完，方许浇灌。”①这些规定说的很明白，后入渠者不能享有依水序而行的使水规则，无论地在何处，均待全渠浇毕才可灌田。这样的规定在正常年景无大碍，早年渠水短缺，后入渠者灌溉用水就很难得到保证。

近代山陕两地因灌渠运行方式而显示出的渠系水权具有明显的地缘特征，每一渠段或支渠均以本使水空间为核心，提出一套保证自身水权、制约他人无序使水的规则，这些规则汇总到《渠册》中既是灌渠的法规，又表明了各渠段或支渠权益的尺度。无论任何使水空间，每获得一分权益，必定含有相应的付出，其间付出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分居天平两侧的权益与付出在正常情况下保持平衡，在直系民生的水权面前，这些地区基本不存在无偿的水资源转让。

在水资源的逐层分割中，从总渠到支渠，从支渠到各村落，在每一个地缘水权圈内部，农户成为水权逐层分割最终的具有者，也是水资源的最终受益者，由于这样的原因，陕西一带的水册也将受水农户称为“利户”。“利户”的受益农田均以家族或家庭为单元，因此水资源经过逐层分割后落实到“利户”这一层面，需要维护的是以家族或家庭这一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水权。每一个“利户”家族或家庭都存在一份需要维护的水权，灌渠所在的乡村社会并不是由一个家族或家庭构成，“利户”与“利户”之间的水权界限需要在一致认同的原则下实现，以水程、水序为核心的用水规则就是融地缘利益与“利户”利益为一体的水权维护法，而与之相配合的渠长人选制度则是大家族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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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182—183页

(一)与水程相吻合的灌溉田亩

“利户”只是农户中的一部分，获得“利户”资格在于兴建渠道的资金、劳力投入，没有付出前期投入的农户不是“利户”，也没有使用渠水灌溉农田的权利。清雍正年间河东总督王士俊曾就河东水利留下这样的记述：“未曾始事协工之地，虽水绕四周，不得取用。如同开此渠则许用此渠之水……每岁修筑仍按地助工，若始事不与，则工无可助，水在地边，不许灌溉。”①王士俊记述的十分明白，“利户”的资格取决于“始事协工”。在“始事协工”者中灌溉田亩的多少又与“始事协工”过程中的投入量相辅相成，一般“始事协工”过程中投入大的灌溉田亩就多，投入小的灌溉田亩就少。与王士俊记述的情况类似，民国《襄陵县志》溥利渠条下也记载了这样的事例：“自光绪二十七年知县曾光文欲就汾流引水灌田，令汾东、邓村、荆村等十村人民按地亩起夫摊款，开渠打坝。”②需要指出的是溥利渠按地亩起夫摊款，不是渠道运行以后的经济摊派，而是渠道开凿之初“利户”的前期投入，由于“利户”的前期投入是与地亩相挂钩的，因此有了这份投入就使“利户”获得了日后浇灌相应地亩的资格与同等份额的水权。

通过以支渠、村落为单元两层水权分割，至“利户”才从对水资源的占有权转向水资源利用，由于资源利用量即“利户”受水量是水权的体现，因此与“利户”受水量直接相关的是灌溉田亩的数额。山陕地区各灌渠均实行依时计程灌田的水程制，“利户”受水时段长，其水田数额就多；受水时段短，水田数额就少，因此在受水过程中“利户”保全了自己名下的水程，就等于维护了水权。

为了分析便利，将刘丝如所录道光陕西泾阳县高门渠渠册源头“利户”水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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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徐栋编：《牧令书》卷9，“王士俊：水利”，第7页。

②民国《襄陵县志》卷2，“沟洫志”，第79—92页。

“利户”田亩与受水量的一致性是实现水权逐层分割的关键，上表清楚地显示了各“利户”受水时段与田亩数额之间的关系，即单位受水时段内灌溉田亩数额基本相等。在这一前提下，“利户”之间受水时刻紧密衔接，分秒不敢浪费。过去农户均没有钟表，靠焚香把握接水时刻。“额定一个时候，香长一尺，一尺又分为十寸，一寸又为一刻。一刻又分为十分，一分又分为十厘。”①焚香计时的规则通行于各渠，焚香长短标定了时限，时限又与灌溉地亩相对应，“地论水，水论时，时论香，尺寸不得增减”②，如冶峪河高门渠“各‘利户’每月到期灌地一次，每时点香一尺，大约灌地五十亩上下，即或水小，灌地不完，亦无异言”③。

“地论水，水论时，时论香”虽然是各灌区遵循的准则，但在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违规逾程“强者多浇，弱者受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水资源分割到“利户”层面水权变得实际而具体，为防范“强者多浇，弱者受害”的现象，许多灌渠实行持牌接水制度，如洪洞县通利渠由官府颁发木质灰印一颗，“当渠水行到之日，迅即限定时刻，无分风雨昼夜赶即浇完，由渠长督催沟首转牌”，以防逾程现象。④即使这样，因用水不足破坏水序而引起的水事纠纷时有发生，水事纠纷发展到极端往往会出现人命官司，官司由地方报到中央，在大内档案中就留有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刑部档案中就有一桩由破坏水序而导致的命案，命案的肇事者赵白蛋、高黑蛋、王青沅为山西赵城县人，三家“地亩均在东王村，地居下游，杨顺仔地亩在涧头村，地居上游”。“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轮应赵白蛋等使水，是日早间赵白蛋、高黑蛋、王青沅赴村外浇地，因地内无水，同往上游查看，见杨顺仔截住水道，在伊地内灌浇，王青沅向其理论，杨顺仔不服、混骂……赵白蛋与高黑蛋等兴殴致伤，杨顺仔移时身死。”⑤与杨顺仔一案相类，案发地点也在赵城县，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黄昏时分，张福锁与张照大赴村外广济渠放水浇地，水忽停流，料是有人堵截，张照大在地看守，张福锁前往查看，见郭喜锁携铁锨在渠口堵截水道，张福锁向其理论，郭喜锁不服、混骂以至于导致人命。⑥这类由违反水序而导致命案的事例在陕西同样屡屡发生，光绪二十年七月“蓝田县民蔺添寅因事用渠水争殴打死王怀贤案”起因也是违反水序，蔺添寅口供：“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午后，小的正引渠水浇地，王怀贤前来阻秤，他地在上，争要先浇”，并由争骂、斗殴导致人命。⑦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刑科案卷中看到的仅是农户之间由于违反水序殴打致命案例中的很少一部分，事实上类似的水事纠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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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屏山：《清峪河渠点香计时说》，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130—132页。

②刘屏山：《清峪河源澄渠记》，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61—63页。

③刘丝如：《<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序》，《沟洫佚闻杂录》，第13页。

④《通利渠渠册》，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第37—49页。

⑤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赵尔巽：《奏为审明寻常共殴命案人犯按律定拟照章恭折仰祈》(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22页。

⑥护理山西巡抚布政使吴廷斌：《奏为审明寻常斗殴命案人犯按律定拟照章恭折仰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73—374页。

⑦《蓝田县蔺添寅因争用渠水争殴打死王怀贤案》(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部档案，18568。

水程与浇灌地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固定，灌渠水源减少也会影响额定燃香时间内的浇地数额，陕西泾阳县清峪河源澄渠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例。源澄渠开凿初期水源充足，“以一月为满，故每亩以三分香受水，共三百四十八时”。后利用同一水源开凿了八浮渠，源澄渠从此少了初一至初八共八天的水程，后又因移堰而少了初九、初十两日水程。由于这样的变故，香时与田亩的对应量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一亩三分香受水，降至一亩二分香受水，用水量减少了1／3。①用水量的减少意味着“利户”水权的含金量不断降低，这一切更加重了用水者之间的矛盾。

水程是“利户”权益的体现，无论经历了几级水资源分割，最终直接与“利户”相关的是实际灌溉田亩的多少，因此维护水程就是维护水权。规定每隔一定时间修订渠册，卖地必须带水，都是山陕地区水权保障系统保障“利户”水程的制度措施。

(二)大户轮流构成的渠道管理层

黄宗智肯定过宗族对于水利事业的独有贡献：“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家族组织比华北平原发达而强大，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②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应该说黄宗智先生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南方宗族跨政区、跨流域的分布特征，对于兴建较大规模水利工程具有形成超越其他民间组织之上的力量，有助于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管理，而北方宗族力量较弱，因此民间兴修水利的数量与规模均低于南方。确如黄先生所看到的那样，山陕地区与整个北方一样缺乏强劲的宗族力量，因此也鲜见一族独立兴建水利工程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血缘家庭的力量在水利保障系统中无足轻重，代表血缘家庭的大户始终在渠道管理中充任主角。

大户在渠道管理中发挥作用主要通过渠长来实现。渠长是近代山陕地区灌渠的主要管理者，既在地缘水权圈中成为平衡全渠水权的重要砝码，同时也是“利户”中的一员，拥有家族或家庭水权，并在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水权圈中同样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血缘水权圈中渠长的作用仍然通过限定性的人选条件而实现，“利户”的社会层面各不相同，《洪洞县水利志补》所录《通利渠渠册》规定：“选举渠长务择文字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不须一村擅自作主，致有滥保之弊。”《南霍渠渠册》规定：“各村沟头，所管上中水户，轮流充当。毋得雇觅狡猾，(若)以下水户应当，罚白米五斗。”渠长“随村庄于上户每年选补平和信实之人，充本沟头勾当”。《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村士庶会同公举，择田多而善良者充应。”晋水总渠长“岁以惊蛰前，值年乡约会同阖镇绅耆秉公议举，择田多公正之农。至身无寸垄者，非但不得充应渠长，即水甲亦不准冒充。”晋水总渠设水甲三名，“择田多而贤者举之，其市侩、游民并奸猾、诡谲之徒，一概不许充应”。上述列举渠册记载的十分清楚，渠长、水老人等基层水利管理者来自“利户”中的中上户，下户与无地者不得充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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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屏山：《清峪河源澄渠记》，民国《清峪河各渠记事簿》，见《沟洫佚闻杂录》，第61—63页。

②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53—56、243—247页。

从某种意义看，水渠兴建过程类似于企业中股东的投资，凭借修渠前高于一般“利户”的预付投入，“利户”中的上户不但成为水资源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为自己赢得了大股东的地位。大户在渠系水权分割中占有的优势，使他们具备了渠系水权代表者的资格与掌控水利管理的社会基础，与企业中大股东执掌董事会类似，渠长人选自然落在这一层次“利户”中。其实大户执掌水利组织不仅限于山陕地区，美国学者杜赞奇注意到华北农村水利组织存在“闸的领导权往往掌握在拥有较大‘水股’家长手中”的现象，掌控大水股的家长不一定是一家一户的代表，同宗数家合为一大股的情况较多，这种宗族联合保证了他们在闸会中的地位①，这一点与山陕一带大户充任渠长的现象极为相似。

对于以渠系或村落为单元的使水空间，具有大股东地位的“利户”往往不只一个家族，这些“利户”都有资格充任渠长一职，因此近代山陕地区各灌渠渠册都有渠长任期的规定。《洪洞县水利志补》录《涧渠渠册》规定：“本渠渠长二人、沟头三人、巡水三人，一年一更。”《普润渠渠册》规定：“每年各村公举有德行乡民一人，充为渠长。”《均益渠渠册》规定：“每年掌例按册内夫头名次一位轮膺。”《晋祠志·河例》规定：“各河渠甲一岁一更，不得历久充当。”晋水总渠长“中、南、北三堡轮流充应，周而复始，不得连应”。从目前所看到的山、陕一带渠册记载，时至清中后期多数地方采取一年一次更换渠长制度，这种以年为时限更换渠长的制度将具有大股东资格的“利户”联成水权控制圈，并通过周而复始的任免将水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具有实力的大户中。

乡村中具有实力的大户不仅有高于一般“利户”的经济地位，而且在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家族中往往不乏生监上役，同时兼具乡绅的身份，他们既是乡村中的实力派，也是乡村中的精英。杜赞奇指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其实这两种类型集团存在于各类乡村组织，山陕两地水利组织中渠长人选就是这样，站在渠长背后的一方面是血缘家族，另一方面则是利益上互相关联的诸大户，这些大户就属于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

山陕地区大户轮流执掌水权是建立在大户对灌渠贡献大致相当的基础上，即兴建水渠前大户间的预付投入不相上下，他们彼此之间以轮流出任渠长的形式维持平衡。在灌渠的发展历程中，如果渠系中一个家族或家庭对于灌渠付出重要贡献，这份贡献就打破了大户间的平衡，作为贡献的回报，这个家族就有了连续充任渠长的资格。《晋祠志·河例》就有这样的记载，晋水北河设渠长六名，其中“花塔村一名日都渠长，为北河之首，张氏轮流充应”。中河渠长一名，由“长巷村张氏轮流充应，他姓不得干涉”。陆堡河渠长两名，“北大寺村武氏轮流充应”。水甲一名，“北大寺杨氏轮应”。以上列举的事例之中北河花塔村渠长出自张姓与赴入鼎镬的传说有关，据传兴渠之初，南北两支渠分水，以入鼎镬中取钱数目定分水量，当时北河张姓人氏于沸油鼎中取出十钱中的七钱，为这一渠系赢得了七分水，为了报答张姓一族，渠长世代由张姓充任。这虽然仅是传说，但却说明了一族连任渠长不寻常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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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83—86页。

地方乡绅、大户是地缘利益与血缘意识的双重代表，当以灌区或村落为空间的水权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的是地缘利益；如若家族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则是血缘家族的代表。正由于地方乡绅、大户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他们在灌区管理中所担任的角色也不同，既有代表灌区利益、维护渠道管理的一面；也有仗势欺人、侵夺邻里的一面，渠长长期连任或出自同一家族，为提升家族权益创造了条件。晋水北渠渠长世代由张姓家族出任，明代张宏秀任渠长时置“军三，民三”行水规则于不顾，擅自将三分夜水卖于晋王府，使灌渠百姓失去了夜间使水的权力。此后张姓“恃家族强梁，徒党众盛”，卖水事件不仅一例，而“侵霸水利，妨害孤独”更是张姓家族经常所为。①至于《晋祠志》所载雍正年问侵夺晋祠水利的晋水南河渠长王杰士，来自王郭村，在王氏家族为当地大姓的背景下，充任渠长长达十六年，俨然成为地方一霸。同样的事例不仅仅发生在晋水灌区，太原县引汾灌区也有类似的情况，雍正七年太原县知县龚新巡视境内汾河灌区时发现，辖内“汾水二十七渠皆不能无弊，惟县东河其弊尤甚，实不亚于晋祠南河也”。探寻东河之弊的原因，原来这段水渠“名七段，实灌八村。管事者一十五家，总渠长段姓，世传不替”。段姓渠长世传不替得益于其祖，“此渠从前屡淤屡浚，至明崇祯年间渠复淤。有段姓以生员而为总渠长者，倡议重浚。于是段姓董其众姓助其成，并重修河神庙，私立石庙中。从此总渠长即为段姓世传之物。而生监上役，历世把持渐至任意营私，穷民受害不可枚举”。太原县将段姓渠长劣迹与前述南河渠长王杰士并论，可见两者有其相同之处。面对渠长世传不替带来的恶果，太原县知县龚新令“将总渠长按年轮应”列为水规，以绝弊端。②时至民国时期，渠长由一户垄断的现象仍然不少，1998年我与法兰西远东学院蓝克利(ChristianLamouroux)、魏丕信(Pierre-éitiennewill)教授在陕西泾阳县等地考察，走访了部分当地水利工作者与当年的渠长、水老人，获得了很有价值的访谈资料，其中泾阳县水利局白尔恒讲到：冶峪河灌区“渠长多是乡绅，任期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均在渠长的人身之后附着了多元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与利益需求交织在一起，构架出乡村社会最复杂的层面。

轮番更换渠长既是防范水蠹擅权营私的举措，同时也是大户间平衡水权的办法。一姓长期专权，不仅威胁到下户的利益，更多的则是大户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民间基层水利系统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水利系统中存在由大户共同维护的利益圈，一旦这个利益圈失衡，建构在水权分割基础上的水利系统必然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以致于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近代山陕地区水权控制圈的成员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光的推移，有的大户或许破落为下户，下户也有可能升为上户，与经济实力变化同步，“利户”在灌渠中的权益份额也出现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继续在原来的家族中推选渠长必然行不通，雍正年间刻立的《晋水碑文》就记述了这样的现象：“渠甲世代相传，历年不换，甚至身无寸垄，犹恃祖遗霸充。”③从碑文“犹恃祖遗霸充”来看，显然这些身无寸垄者并非原本如此，他们的祖上属于水权控制圈的成员，子弟充任渠甲的资格来自于祖上为灌渠作出的贡献。随着家道没落，身无寸垄的现实使这些人已经失去大股东的地位，无法跻身于水权控制圈之中，而新涌现出来的大户祖上虽然谈不上多少贡献，但凭借“地多者”的优势成为现实中的强者，于是强者进入，弱者退出，“以地多者充渠长，次者充水甲，每年一换”，水权控制圈的成员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并以现实的地亩状况为基础，形成新的水权控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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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水利禁例移文碑”，第580—583页。

②《太原县东河碑文》，汾河灌区志编纂委员会：《汾河灌区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③[清]刘大鹏：《晋祠志》卷32，“河例·晋水碑文”，第615—616页。

环境地理论文篇（5）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环境地理论文篇（6）

当前，GIS技术已日益成熟，利用3S技术实现对库区生态环境的监测、预测和管理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GIS已经应用于土壤侵蚀的监测、水土保持规划及水保措施的评价等许多方面。如水利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于80年代组织全国有关部门进行土壤侵蚀调查和编制全国土壤侵蚀图，并完成了1∶250万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此后，水利部水保司及有关单位又在一些重点治理区，如江西省用GIS对1982、1992、1996年底的水土流失状况进行了对比，评估治理效果；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航测遥感院在1995年开发了永定河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系统，以评估水保治理成效。

因此，建立丹江口水库水源地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功能强大、实用性能良好的库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将大幅度改善和提高水源地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效率、质量与科学决策水平。

二、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及其保护与管理现状

丹江口库区水源区，包括汉江和丹江口两大水系，涉及豫、鄂、陕、甘、渝、川6省（市）48个县（市、区），其中河南省7815.34平方千米，涉及南阳市境内面积6361.94平方千米，其中，西峡3131.57平方公里，淅川2821.46平方千米，内乡37637平方公里，邓州市32.21平方公里。

（一）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现状

丹江口水库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2004年2月，南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在丹江口水库随机取出样品水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25项指标除了总氮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外，其他24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其中，铜、锌、镉、硒、砷、铬（六价）等14项指标在国家规定监测方法内未检出（也就是说完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PH值8、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溶解氧、氨粪大肠菌群，完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总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

但是，随着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正在凸现，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需要艰苦的努力。

1、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

根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资料，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积1369.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1552.44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4.5%，三者合计3369.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吨/平方千米，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从自然因素上看，一是地形，该地区山地和岗地面积广大，其中坡度25。以上的坡地就占到山地和岗地总面积的52％。二是成土母质，该地区的成土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一旦遭遇强度大的降水，极易造成土层坍塌，泥沙顺水而下，形成泥石流。三是植被，由于库区居民大规模的垦林开荒，地表，提供了大量的泥砂源，同时，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地区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四是降水，库区处在夏季降雨的中心，每年5—9月份暴雨频繁且强度较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因素。

从社会因素看，丹江口库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是该区水土流失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当地政府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由于对木材的采伐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再生林的培养缺乏更新性，使得森林资源面积越来越少。仅在西峡县，国家就设置了三个国有林场，先后采伐了2万多公顷的原始森林，而属于死保护区的林区，现在也所剩无几。第二，农业用地对森林植被的强夺。丹江口库区90％都是生活在深山的农民，当地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公顷，靠这仅有的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能从农业之外的产业中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只好把矛头转向林地，不断地伐木毁草，不断地开辟土地。这种农民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生态陷入“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砍光了就去山上开荒”的恶性循环，使得森林面积急剧减少。除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锐减，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肆意地开山炸石，任意地弃渣置物，都会造成库区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雨季泥沙俱下，大量的泥沙在库底淤积，使得水库的库容减少，工程效益降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1988年20年间，丹江库区淤积泥沙达12.1亿吨，已占水库库容的8％。即使按着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使用期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泥沙携带了大量的养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入库区水面，使水库水质富营养化，加剧了水体污染，这将严重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2、水质污染

丹江口水库入库干、支流汉江、堵河、天河、浪河、淄河、神定河、泅河、官山河、剑河、老灌河等河流的沿岸城镇废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库区已受到了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化工、建材、造纸、食品、采矿、制药等多行业的污染。据估计，库区城、乡和工业企业向丹江口水库年排污水量达1亿吨，加上不适当使用化肥、农药，使库区局部有富营养化发生的趋势。

据南阳市环境监测站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多次连续监测，综合数据表明：丹江口库区总磷总氮明显超标。其中总磷浓度为0.02—0.05毫克／升，总氮浓度为1.48—1.60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和劣V类，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类水质和调水水质的要求，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库区近年已检测出微量有机物达200余种，从历年库区底质检测还发现有含量极微的毒害物及重金属。由此可见，丹江口库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退化。水体一旦富营养化，就很难治理和控制，势必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质量，这样投入巨资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

（1）工业废水污染

丹江口库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门类不多，且多以污染大、耗水多的重工业为主，而缺乏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轻工业。例如浙川县的造纸厂、化肥厂、冶炼厂，都是排放污水的大户，由于这些企业的治污技术和设备比较初级，致使大量矽废水、污水无处排放，只好顺流而下，汇人丹江，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就会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2）城市生活污水污染

仅以丹江所依托的淅川县县城为例。浙川县城区人口约有8万多，年排放生活污水1314万吨，污水中含有的COD、N、P等多种有机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污染呈加剧趋势。

（3）农药化肥污染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丹江口水库的辐射区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农民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因经济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农药，未经作物吸收利用的农药、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库区水体，从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丹江水体的污染。

（二）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近两年来，已经关、停了部分严重污染的企业，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开始进一步实施。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4、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丹江口库区有关部门在对排污企业的现场检查时，虽然多次监督排污单位污染防治的运行，但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队伍，致使这些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排污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建立库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GIS的功能与结构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简称GIS，是指各类空间数据（反映整个地球表面或深部、整体或区域之资源、环境的现势和变迁）和表达其特征的属性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在计算机中的采集、存储、管理、建模、输出的技术系统或基础平台。它是一种集地理、地质、测绘、遥感、环境、应用数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是采集、存贮、分析、再现空间信息的信息系统，它不仅利用属性数据，更重要的是利用空间数据。GIS通过将地理空间模型化并存储在计算机中，便于对地理信息的快速查询、空间分析，以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相对于常规意义上的信息系统，因其能进行空间分析而更能全面、直观、动态地采集和利用信息，因此是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有用的信息系统。它具有以下功能：①具有采集、管理、分析和输出多种地学空间信息的能力，具有空间性和动态性；②以地学研究和地学决策为目的，以地学模型方法为手段，具有区域空间分析、多要素综合和动态预测能力，产生高层次、高质量的地学派生信息；③由计算机支持空间数据管理，并由计算机程序模拟常规的或专门的地学分析方法或模型，作用于空间数据，产生有用信息，快速、准确地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GIS具有多样化的信息来源，遥感、测量、地图、GPS、文字报告等都可以为GIS提供数据。能同时使用、综合分析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具有空间查询、分析功能，相对于其他信息系统具有非常直观、形象的工作方式。根据用户的需要，可以输出文字报告、专题地图，还可以输出电子地图、多媒体信息等数字化产品。此外，GIS与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结合和集成，可以实时利用信息，且具有很强的信息检索和综合能力，大大缩短了管理和决策的周期。因此，GIS特别适合水环境保护方面的需要。

地理信息系统由数据、用户、软件和硬件组成，其中数据是研究的核心，用户是工作的方向和目的，软件和硬件是GIS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一种基础平台，由数据输入子系统、数据（图形和属性）编辑子系统、数据库管理子系统、空间分析和查询子系统及输出子系统五大基础部分组成（图1）。

图1GIS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数据输入子系统：是对空间图形和特征属性数据的采集和录入，包括数字化仪跟踪、扫描矢量化、GPS输入、其它格式数据转换。数据编辑子系统：进行图形整饰、属性挂接、错误检查、误差校正、投影转换和拓朴关系的建立等。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包括图形库和属性库的管理以及与图形有关的系统库的管理。空间分析和查询子系统：是对数据的利用，通过基本的空间计算和空间分析模块进行地形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区（buffer）分析、相邻连接分析以及检索查询。输出子系统：实现图形和属性数据以及分析结果的输出与显示，包括生成图表、地图制图、数据转换。

四、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本文利用先进的GIS技术将图形和空间属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当前流行的面向对象的快速应用开发工具语言——MATLAB6.0，以MAPINFO为工作平台，开发出一套WindowsXP全汉化可视化的图形用户界面，并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的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它将传统的手工、单一、静态为主的分析技术推进到多变性、多源数据、时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技术的高度。设计出适应现场需要的、可视化的友好用户界面。

（一）系统结构组成

系统的总体构成包括输入数据、数据查询、图形显示、数值分析、多源数据库、辅助决策、评价系统等7大子系统。各子系统又分成若干功能模块，参见图2所示。

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组织和管理有关的各类数据，通过计算机多种处理建立模型、进行水质预测预报。

（二）系统开发语言

在开发过程中以MATLAB语言编制系统界面，实现有关数值的计算，完成对数值计算的前后处理，提供MATLAB软件运行所需的后台环境。而对空间信息的显示、编辑和各种空间分析功能的实现则利用MATLAB函数来调用MAPINFO所提供的有关模块来完成。必要时也可用VISUALBASIC等语言进行编程。

MATLAB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在WindowsXP平台上广泛使用的可视化编程语言。它借助对象模式，利用它可以很方便地建立应用程序的可视化界面。MATLAB具有较强的数值分析、绘图、动态分析等方面的功能。在对实现空间地理信息的显示、编辑及实现空间分析的各种功能方面也有较好的界面。

图2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结构示意图

（三）系统开发环境

本系统的开发和运行是在WindowsXP可视化环境下和MAPINFO平台上进行的，在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indowsXP友好的图形界面，以及MAPINFO所支持的后台运行技术等其他应用程序。

（四）系统主要功能

本系统可以划分为数据输入、查询、数值分析、多源数据库管理、辅助决策、评价系统、打印输出等7大类10多个功能模块。其主要功能是：

1、支持多种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包括地形图、各种专题图、卫星与航空等遥感数据的分析与管理、GPS数据、统计数据、影象数据等。

2、与多时相遥感数据结合，实现动态监测功能。如水土流失状况与土壤侵蚀状况、植被的覆盖度、长势、叶面积指数、植被类型等、土地利用状况变化（如居民点、工厂、农用地等）、水质污染与水体含沙量、水面面积、水量、地形地貌等。

3、制图功能。可制作各种地图和统计图。地图如植被分布、水域分布、居民点分布、工业分布、污染源分布等，统计图如各种曲线图、饼形图、箱形图、条形图等。

4、查询功能。如定位查询：指定空间位置查询有关属性，如查询某地的土地利用现状；选址查询：根据单一属性条件或复合属性条件查询适配区域，并把符合条件的区域显示在屏幕上；空间方位查询：可在单一图层或跨图层查询等。

5、分析功能。如数字地形（DTM）分析：三维地形分析、坡度图、坡向图、淹没面积分析；多图层叠加，实现信息复合分析；区域模型分析（如回归分析、层次分析、趋势面分析等）。

6、预报、模拟与预警功能辅助决策。包括预报模拟、预警功能，曲线及图形走势分析等。

7、输出功能。如输出统计图、报表；地图（专题图、三维地形图）；计算机图形（电子地图、动画等）。

五、完成本项目所具备的基础

环境地理论文篇（7）

(1)地形地貌与行政村名．运城市东南部横亘中条山，呈东西走向，绛县、垣曲县、夏县、平陆县就处于中条山山麓，地形复杂多样，山地、沟谷、丘陵、平川交错起伏．平陆县更有“平陆不平沟三千”之称;闻喜县三面环山，北有紫金山，东有焦山，西有稷王山．所以运城市行政村名中的地形地貌类地名多以“坡”、“沟”、“岭”、“峪”等命名．(2)水文与行政村名．运城市的很多村名都是根据水文的各种特征来进行命名的．从图2可见，运城市以水文命名的行政村大多位于垣曲县、夏县、新绛县．黄河流经垣曲县与夏县，垣曲境内主要有清水河、板涧河、亳清河、沇西河、西阳河等，东南部为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库的回水区中段，水域面积占到库区总面积的60%．夏县境内主要有白沙河、青龙河、泗交河、清水河、温峪河等．黄河支流汾河流经新绛县，自县境东北南梁村入境，长22．5km，其他河流还有浍河、鼓堆泉形成的三泉河，马匹峪河分支，共4条河流．这三个县河流众多，因此以水文命名的村名较多．表征水文类村名的词主要以“河”、“池”、“泉”为主．(3)动植物资源与行政村名．一个地区的植被类村名往往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植被状况．运城市的植被类型丰富多样，森林资源丰富，尤其是中条山地区，它是山西省现存的唯一的原始森林区．运城市行政村名中表征植物的词主要有:槐、柏、柳、杨、桐、杏、榆、枣、梨等，如枣元村、槐树下村、柏池村、柳沟村等．这说明在运城市此类植物比较普遍．从图2可以看出，盐湖区和闻喜县以植物命名的行政村比较多．运城市行政村名中与动物相关的词有:马、牛、羊．如下马村、羊村、牛庄村等．除了这种家养的动物外还有以野生动物命名的村名，例如蛇虎涧村、雎村、狮沟村、鹿峪村等，但这类村名比较少．

2运城市行政村名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沿黄河分布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遗留下众多宝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因而人文因素类行政村名在所有行政村名中占有较大比例．将运城市主要的人文要素类行政村名的空间分布以专题地图的形式输出(图3)，可以更直观地看出人文类村名在运城西部、中部盆地地区较多．(1)意愿与行政村名．意愿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运城市很多行政村名都对儒家思想有所体现，如仁义村、长乐村、尚义村、张孝村、孝子村、太和庄村、集义村等．另外一些意愿地名则表达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期盼，如兴盛村、大德村、永利村、安昌村、太丰村、积善村等．意愿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临猗县、万荣县、永济市稷山县、盐湖区等．(2)建筑工程与行政村名建筑种类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某个地区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状况，所以建筑也是一个地区的代表符号之一．运城市历史悠久，遗留下众多的古建筑．由图3可知，表征建筑工程类地名的词有:寺、庙、桥、窑、塔、渠、井等;建筑工程类地名在夏县、盐湖区、永济市分布最多．夏县，现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和革命遗址共201处，其中主要的有司马光墓、禹王城遗址、堆云洞等;盐湖区有全国最大的解州关帝庙、魏豹城、舜帝陵、池神庙、太平兴国寺塔等;永济市古建筑有:普救寺、鹳雀楼、石佛寺等．这三个县市除了古建筑之外，还有其他工程类地名，如窑头村、板桥村、青渠屯村、金井村等．(3)军事与行政村名山西省历史时期战争频繁，城池、堡寨多是战争产物．表征军事类行政村名的词有:堡、寨、营、屯、关等．从图3可以看出，军事类行政村名分布最多的是临猗县和永济市．明代临晋县“值元末丧乱，荒地独多，屯营视他县为多，晋府群牧营，蒲州守御千户所，皆与五营声势相应，百里之分六、七营”．现在临猗县的陆喜营、豆氏营、邸家营、王家营、裴家营、焦家营、樊桥营、靳家营等都是当时屯军的驻扎营地［3］．

3运城市行政村名与其他地理环境因素

运城市数字颜色类地名共138个，占全部地名的4．18%．数字命名的村名中以“三、五、七”居多，其中尤其以“三”最多．数字在村名中有的表示距离远近，如十里铺村、三路里村、东三里村等;有的表示数量，如八将门村、三甲村、五星庄村等．与颜色相关的村名一般都是根据当地土地或植物的颜色来命名的，颜色类和数字类村名单独形成的很少，一般都和其他地理事物复合形成．经济交通类地名在运城市较少．该类村名一般含有店、铺、市等，都与经济活动有关，如店头村、铺头村、上市村等．运城市以宗教传说命名的村名有78个，这些地名不仅体现了当地的宗教文化，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以及思想．运城市人物史事类行政村名最少，只有61个．一些行政村为了纪念本地历史上比较有名或者对本地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以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村庄，也有根据这里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来命名村落的．

环境地理论文篇（8）

矿区内淮河防洪与农田水利设施多，农田水系纵横交错，基本形成适宜农业耕作的水利网络。绝大多数耕地夏季种稻，冬季种小麦。

淮南煤田煤层赋存于淮河及其冲积平原之下，第四系松散层厚20～483.5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厚。属水体下开采的矿区。

矿区大气降水及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分布不均，浅层地下水水质良好，水源充沛，补给条件较好，目前矿区利用地下水不致引起地面沉降。

矿区开发引起地表塌陷下沉，扰乱水系，损坏耕地、村庄、河道、提防及其它建筑物受到破坏。矿区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主要为：地面塌陷、固体堆积占地与污染，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

1.2地表塌陷淮南矿业集团所属9座矿井、工业和生活居住等地面设施占地2624.2公顷（39363亩）。

9座矿井矿区总面积为301.12km2，截止2004年9月底开采塌陷面积达62.10km2，占矿区总面积20.59%。其中又有约17.7%为积水区，即积水累计总面积达10.97km2。积水范围随降雨量大小而变化。

随着煤矿开采的延深和规模扩大，塌陷范围逐渐扩大，据1997年以来的统计，1997年1月至2004年9月塌陷区增加了24.8km2，年增长率为5.15%。

开采塌陷区尚有15个村庄正在或有待搬迁。

开采塌陷区内，地形、地貌改变破坏了水系，影响河堤长度为15.1km，灌溉渠道5.9km，影响铁路线长度7.41km。

1.3固体堆积物

1.3.1煤矿开采，每年要排放大量的煤矸石，选煤厂也有相当的矸石排放，电厂排放粉煤灰。造成固体堆积物占地和环境污染。

据初步统计，目前现存矸石山（场）23处，占地63.9公顷（906亩），固体堆积物总量为1898万m3。

1.3.2淮河以南的矿区，煤层倾角较大，多煤层联合开采，全部煤层开采后下沉量大，一般在10m以上，最大下沉量达18m。塌陷盆地积水深浅不一，农民进行粗放式养鱼。可耕地的质量下降，造成农业减产减收。

淮河以北广大矿区，煤层倾角平缓，基本属单一煤层方式开采，回采后形成碟形塌陷区盆地，最大下沉量达4.5m，地下水埋深较浅。因此，盆地中间积水，积水范围大小受降雨量控制，变化比较大，盆地的边缘下沉量小呈缓坡地仍可耕种，但不宜种水稻，造成农业减产，盆地的边缘带与积水区之间，地面坡度大，水土易流失，基本上为弃耕绝收地带。

1.4地质环境改变对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1.4.1对大气的影响煤矿生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瓦斯，瓦斯气是一种有强烈温室效应的气体，瓦斯气向大气牌坊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给空气造成污染。

1.4.2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煤矿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和矸石堆积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农业减产，造成农村搬迁。

1.4.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煤矿开采造成地表塌陷，矸石成山，导致市容脏乱差，影响市民生活，制约城市发展。

1.4.4对煤矿企业的影响为了减少村庄和城镇搬迁，降低生产成本，煤矿企业不得不改变开拓布置方式，甚至放弃准备煤量，影响了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制约了企业自身发展。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原则

2.1以人为本、防灾减灾所有的地质灾害，直接或间接的对矿山职工和矿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矿山环境治理首先要保证矿区免遭矿山开发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的危害，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2.2因害设防、综合治理针对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特点、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点和关键环节，因地制宜、因害设防，采取拦、排、护、整、填、植等方面的综合治理措施对矿山环境进行治理。

2.3注重效益、分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应遵循生态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区别不同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时根据资金情况、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危害大小、轻重缓急，分期、分阶段进行治理。

2.4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矿山环境治理只有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矿山环境治理的最终目标。各种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质灾害。但其缺点是投资过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弥补工程措施的缺点，其投资较小，能改善小气候的特点，使其广泛应用于矿山环境治理中。

3矿区地质环境治理的基本设想

淮南矿区地处华东，是富饶的淮河平原，是我国重要产粮基地，土地十分珍贵。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地质环境的保护、生态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法规制约。因此，煤矿开采地质环境的恢复引起了各级部门和煤炭企业的重视。塌陷区回填复垦是煤炭企业、地方政府和矿区农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不塌陷影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不良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淮南矿业集团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示范工程项目。

实施示范工程的指导思想：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变害为利，企业、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紧密合作，中和开发现代化生态企业，建设小康型农村。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煤矿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土地的破坏十分严重，是一个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环境保护法》、《土地法》和《矿产资源法》等国家法规，都要求矿山开采保护地质环境，实现治理恢复“占补平衡”的最终目标，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我们将吸收有关兄弟单位回填复垦试验的成功经验，结合淮南矿区的具体地质环境，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技术政策，实施示范工程项目。主要项目有：谢李示范工程，塌陷区回填后作为城市绿化地、改善生态和小气候；张集示范工程，结合农村搬迁、小城镇建设、改变农业结构相结合，由单纯的种植，变为种植和水产养殖、农鱼产品加工相结合的农业结构。

4结论

环境地理论文篇（9）

1.1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及矿山企业大力开发矿产资源的主要目的在于创造经济效益，而大部分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经济效益最目标，而严重忽略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节约利用的重要性，从而导致矿山企业运行中没有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保护与治理，从而使矿业开发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地质环境问题，从而使其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中。现阶段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依旧处于较低水平，矿产资源开发创造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创造的综合效益一直处于相互矛盾状态。

1.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管理相对较为薄弱，虽然很多法律条文中要求矿产资源开发中必须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保护与治理，但是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具体的地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规章进行界定。矿产资源开发管理部门的分散导致其环境执法管理存在职责交叉现象，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是限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主要原因，而且该项工作在开展中严重缺乏完善法制保障，难以威慑一些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行为。一些开采时间较长的矿山已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但是在追责过程中难以找到主要责任人，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资金来源的不持续性，使其难以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保护与治理机制，从而导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成效普遍较差。

1.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应用技术落后我国矿山企业主要以小型矿山企业为主要成分，由于这类矿山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矿坑设计不合理、采矿方法不当以及工艺技术落后等问题影响，甚至一些小型矿山企业还在使用“崩塌法”“放大炮”等传统开采技术进行矿产生产，导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严峻性和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的难度。再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而一般的环境治理与保护技术无法满足矿山地质环境实际需求，在治理过程中由于受到矿山地质环境复杂、调研工作不到位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影响，导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存在治理不彻底、治标不治本等问题，这势必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影响。

2、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2.1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实施现阶段我国有关部门必须要将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机制作为主要内容，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以及科学化方向发展，以便于可以在新时期实现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区矿山地质环境特点来完善环保的法律法规，并要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建立产业政策和技术规范，将监督管理贯穿到各类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这样才能使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道路。再者，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要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体系，确保主管部门后要求其不断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监督与管理，通过执法力度来彻底消除该项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进一步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制，确保通过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来提高矿山环保力度。

2.2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矿山开采技术水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依靠先进采矿技术作为支撑，因此，这便要求我国矿山企业及相关领域要不断加大技术创新与技改力度，全面推动我国矿山生产领域进入新一轮产业技术升级，这对实现我国社会生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矿山企业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逐步施行强化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政策来推动其不断改造设备及生产工艺，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以及新材料投入到矿产资源开发中，确保矿山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降低对矿山地质环境产生的影响。

2.3加大科学技术在矿山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与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所以矿山企业要不断加大矿山环境保护及治理技术的研究应用，尤其是要不断加大对矿山的综合利用、尾矿、矿渣等开发利用的科技投入和生产开发研究工作，这样不仅可以有效提高矿山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也可以降低矿山开发中对地质环境产生的影响。矿山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积极引进和使用矿区损毁土地复垦及生态重建技术，通过加大矿山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力度来提高我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2.4境保护的经济政策，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机制来调动社会各领域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有效解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资金难得问题。各地方政府要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优惠政策，调动矿山企业和全社会积极投入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中，将矿山环境治理纳入到经济市场机制中，通过我国经济市场的调节作用来促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这对实现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环境地理论文篇（10）

1固体废弃物的治理和利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对矿山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给予了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国有重点煤矿利用煤研石3470万吨，占当年排出量的48.5%，其中用于发电、燃料800万吨，建材原料590万吨，筑路材料360万吨，充填材料990万吨。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矿产资源和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还比较低，两者的利用率都只有30%左右。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的矿种只占可综合利用矿种的一半，综合利用指标为50%，比国外低30个百分点左右，采主弃副、采富弃贫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2废水治理

我国矿山排放的废水主要有酸性废水、含悬浮物废水、含盐废水和选矿废水等。煤炭采选业矿井水的处理和利用能力提高较快。1990年外排达标率为90.56%，利用量为12亿吨；洗煤水排放量及煤泥流失量减少，实现洗煤水闭路循环的洗煤厂1990年为100个。有色金属工业废水治理从单项治理发展到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工业用水复用率逐年提高，1973年仅12%，1987年达到了58%，从废水中回收有价值金属己初见成效。

3废气治理

据统计，矿业采选行业中采盐和黑色金属废气处理率最高，高于40个行业的平均水平（406%），煤炭采选业处理率则最低，整个采选行业处理率为17.24%，低于全国40个行业的平均处理率。

4土地复垦

目前，我国政府每年拨专款加速矿山土地复垦工作。2001-2003年国土资源部共安排国家投资土地整理复垦项目731个，组织开展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工作，完成了河北省鹿泉市、江苏省盯胎县等18个典型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项目建设总规模47.39万公顷。江苏省、浙江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固体废弃物污染

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由于没有经过规划而任意堆积，也没有结合实际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和合理利用，不但占压矿山边缘土地，毁坏地表植被地貌，而且受不良气候影响时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2废水污染

采矿活动使矿区周围地表水及地下水系遭到严重污染，由于矿井废水中含有各种有害物质，未经处理超标排放会对地表植被!农作物等造成破坏；矿井排水疏干了地下裂隙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采空区灌浆导致当地水资源日益匮乏，从而打破了整个区域水均衡系统，造成水资源逐步枯竭及河水断流等生态环境问题和矿山水资源短缺问题。

3废气污染

矿山开采中产生废气!粉尘等多种有害气体，使得长期坚守生产一线的职工成为矽肺患者；另外矸石山自燃，煤层自燃排放的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对矿区人体健康带来很大威胁；还有冬季采暖排出严重超标的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更不容忽视。

4地表环境的破坏

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多数矿山开采之后都没有进行有效回填矿坑，导致矿区采空区地表沉陷，严重破坏了部分建设用地和耕地，造成了我国大量土地荒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也破坏了周边很多民用建筑和自然地貌景观，不仅使矿区与周围居民纠纷不断，而且极大影响了整个区域环境的完整性。在矿山投产建设和资源开采过程中，由于剥除和大量占用矿体表层土壤，严重破坏了矿区地表植被；对不断产生的固体松散废弃物（废石、废渣等）也随意堆放，长期经受雨水冲刷和风化影响极易发生流失，从而加速了对周边土壤的破坏，也使岩体失稳造成塌方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和财产带来极大损失。

三治理措施与建议

1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调查与评价

通过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调查与评价，能够有效了解矿山地区地质环境和自然环境，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进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资料，也有助于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2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

随着矿山环境破坏日趋严重，使得矿山环境污染程度加剧，进而引发多种地质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对矿山环境和灾害源头的监管和治理力度，避免产生新的安全隐患。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化及科学化的行业标准进行开采，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促进矿山资源开采可持续发展。矿山企业要加强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做好各方面预防控制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加大先进技术和开采工艺的应用，减少矿山环境污染源，修建污水处理厂，减少废水排放量，保证矿山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3加快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a)对已经封闭的矿山，政府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投资开矿，相关部门要实行招商引资政策，通过租赁承包等方式，吸收社会资金进行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改造，也可以向国家申请专项治理资金，对一些闭坑矿山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和治理，确保矿山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控制，进而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率；b)政府部门和矿山企业要加强矿生态环境治理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利用，根据不同的受污染程度，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对多种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治理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保证矿山环境地质灾害不再发生。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治理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环境地理论文篇（11）

水文地质工程一方面涉及到水文地质条件的评价分析，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掌握水文地质工程开展建设区的实际气象资料，从而获得相关区域降水量及蒸发量的具体调研数值，为工程建设与开展提供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水文地质工程需要做好调研区域水层储水结构的分析，重点了解水层分布情况，积极分析特定岩石条件结构下对地下水位的影响，为工程建设提供指导与借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分析具有指导性与科学预见性，是开展大型地质工程建设的基础环节。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个方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的影响还表现为水文地质受地下水位及水压变化对地表建筑物引发的威胁，从理论上说地下水位上升直接引发土壤盐碱化程度的加剧，土壤盐碱化作用于特定的土层引发严重侵蚀。而反之地下水位的下降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引发地面下降及断层裂缝等严重的地质灾害，对地下水的质量也造成不小影响。此外开展水文地质工程引发地质环境的不稳定性，受水压变化控制使得原有的地质结构出现断裂，形成易损点，严重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2 应对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影响的策略分析

（一）积极做好前期调研，加强地质水文的勘查分析。在进行地质水文建设之前，首先采取实际调研的方式切实了解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潜在影响，在勘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的预备方案，采取对应措施进行有效防范。其次要做好地质工程建设的安全规划与部署，积累相应的地质环境水文地质资料，做好前期的影响与成本预算分析，一方面保证水文地质建设对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保证地质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二）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降低地质环境的二次伤害。水文地质工程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工程监督与管理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保证管理到位，建设可靠。目前我国水文地质工程在开展实施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水文地质环境受损严重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加强外在监督与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积极做好工程资金的合理分配，采取最优化最环保的施工方案才能保证对地质环境的危害停留在最小范围内。

（三）创新技术手段，走生态环保建设发展之路。科技的不断发展，为我们走生态建设环保建设之路提供了可能，采用先进的管理与施工技术可以获取最科学详实的研究资料，采用科学便捷的建设施工方式可以将其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目前我国大部分水文地质建设都积极尝试采用先进的科技弥补施工过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常见的有应对地质问题的建筑基本加固技术及建筑底层优化技术，有针对地下水质的检测与过滤技术等等，不一而足。因此通过技术的创新与传统模式的转变实现生态建设环保之路的构建，降低水文地质工程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具有现实可行性与推广性。

3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以及工程地质的科技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