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大全11篇

外交思想论文篇（1）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六年七月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从而进一步改善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并取得了外交理论的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围绕新中国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来更好地指导对外实践问题，国内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的热烈讨论，其中不乏有创造性的成果。由饶银华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7月出版的《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一书，无疑给以上问题的争论提供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新中国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要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以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落脚点和归宿。该书立足于新中国外交实践，对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涉及到国际形势的判断、新中国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内容，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新进展，也有所涉及。具体来说该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书稿的命题正确。在此前出版的众多同类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外交史等著作的命题中，其中不少冠以“当代”开头的字样。就史学界而言，“当代”一般是指二战结束以后至现在的历史。对中国来说，“当代”是一个不易清晰界定的时段。因为二战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国共两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决战。直到三大战役结束、主力部队被歼灭后，中国共产党仍然以军事力量为主追剿残余势力的同时，才逐步加大了外交等方面的力度。因此，作者不局限于史学界时段的划分，把该书命名为《新中国外交思想概论》，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该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尽管对此前中共领导人的外交论述有所提及。

第二，提纲的拟定准确。该书不是就个别内容、而是从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面来拟定提纲，像国际形势的判断、外交基本原则、发展大国关系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共领导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样的提纲拟定虽然语句不多，却充分展现了中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活动，有助于读者比较明确地了解和把握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外交思想论文篇（2）

朱芹/著

2014年12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朱芹博士的《独立与依附：李承晚之外交独立思想》（以下简称《独立与依附》）新鲜出炉。李承晚作为韩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著名和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韩国建国后对美、对华、对日等国家关系的基调，成为韩国现代外交政策的缘起。

外交思想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0612

外交战略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总体规划，它不是短期的策略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全局安排。我国有学者对“外交战略”下了这样的定义：“外交战略，亦称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美国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外交战略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挫折，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评价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2]我们从中美学者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中看出，虽然两个定义之中有明显的共性，但是也明显地有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比如中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长远的“谋划”，而美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眼前“利益”，两种定义所强调的核心内涵是有差别的。长远的谋划有可能忽略眼前利益，而关注眼前利益则可能缺乏长远的安排。两种定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观念”――尤其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自有观念”， 在其中发挥着某种导向性的核心影响力。观念一旦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之后，就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和意志的存在。观念是建立在是否相互认同与认可的思想层面的因素，并非单纯的硬实力要素，它依赖于国家实力和一国和国际的社会结构，但又总是超越实力和一国的和国际的社会结构，并在特定的国家实力与跨国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发挥核心导向作用。

一、观念的学理探究――一种自我支持的客观因素

观念即信念。而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则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性质的某种“特殊信念”，它可以完全“自有”，也可以“共有”。观念既包括一般“道德原则”,也包括对具体运用某种知识的“统一观点”。对于国家而言，“观念”意味着“自有观念”，而多边机构则表现为“共有观念”，一个健康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发挥“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

中国思想中历来强调“道”，古代思想家老子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3]“道法自然”，[4]他认为道及其广大无所不在，它来源自然并像自然有着某种规律。庄子亦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5]他用道来阐释修身治国平天下，并将珍视个人生命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即所谓用道的真谛养身，把治理国家看作是次一级的东西,即所谓用道的剩余来治国、而更次一级的东西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即用道的糟粕统治天下。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道”的认识就是一种重要的观念认同。研究外交战略中的“观念”，特别是研究在自身的传统中形成的外交战略“自有观念”和努力探寻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的“共有观念”，其实核心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观念与外交战略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国家是由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即，国家的个体性来源于本国的人口、地理、经济、科技及历史等因素所构成的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状况。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本国的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自有观念。通过自有观念，国家建构内部结构，并最终形成国家的个体性。国家个体性使得国家本能地以自身视角或自有观念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

国家根据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参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频繁的互动中，国家根据与各国不同的交往经历与结果，确定他国的敌友身份，同时他国也在确定己方的身份，这种主观互证最终固化为一种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共有观念，并形成该观念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一旦这种体系形成，它将从体系上影响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即使得国家重新审视自有观念。因此，国际体系是具有相互主观印证的互动性质或说是主体间的，其本质即为观念的循环互动。

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7]即“道”的本质属性是反复循环运动，这种观念循环在国际体系中表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观念互动过程。透过复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就国家个体而言，主体间的国际体系可以单位化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循环过程，即国家通过自有观念，参与国际体系结构的构建，由此产生的共有观念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自有观念和改变国内的物质因素。

值得强调得是，国家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社会，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方能实现。外交战略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路线图，国家根据自有观念对国际环境做出判断和制定目标从而形成外交战略，并通过外交战略实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建构。因此，观念就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的意识，而国内物质因素的变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观念作为其派生物，其变化时间更是相对长久。尽管外交战略随时变化，但观念转变相对缓慢，因而观念的转变过程相对于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过程是相对静止的，只要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外交战略的变化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涉及核心。

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外化形式

同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尽管从“道”这一观念中派生出“万物”并“指导万物”，但是这种派生和指导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中间媒介实现的，同样观念影响外交战略通过其外化形式――思想理论的指导才得以实现。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强调国家行为的文化环境――代表国内结构中的主导信念和理解,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当然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思想理论也和本国的物质实力紧密相关。两者的关系是物质事实，他们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

由于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化外形式，而观念属“自我实现的文化”，[8]因而思想理论对本国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支持，其体现在：一，从其观念的本质上看，个体最终决定自身的偏好，当行为者相信观念所反映的规范原则时，观念就成为重要的了。[9]二，一旦作为思想理论的观念被固化为具体外交战略时，它能对战略制定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甚至延及初始制定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简而言之，固化的思想理论在不存在创新时规定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综合环境息息相关，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本国特色，是本国国家意识的根本组成因素之一，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不会弱化思想理论的作用。四，思想理论是本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现，一般情况下，本国统治阶级很少会急速地从本质上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基础，而是结合具体国际环境，作出理论形式的调整和再创新。所以，从国家个体角度看，思想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外交战略是一种自我支持的作用，进而放大到国际体系中，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作用，才导致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出现。

自我支持并不表示本国思想理论缺乏客观性。各国自身的思想理论都是根据自己特有观念所决定的，观念则来自于本国客观的综合环境，而各国思想理论均为各国外交战略的“圣经”，因此亦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思想理论衡量标准。在当前仍然是相对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本能地依靠自身思想理论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理论不同于朝鲜，尽管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都是目前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同于俄罗斯，尽管中俄两国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理论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在中国的独特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这三大理论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外化的三个相互联系层面。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研究的新方法：进化论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关于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从而引发了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未平息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此种思想可以归结为：新的物种是由有原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发展出来的，即在物种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客观联系。[10]

考察中国外交战略时，往往运用某种或多种理论平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研究，结果常是由于平台不同而结论不同。有人为中国外交战略是防御型或是和平发展型的，也有人认为是扩张型或挑战型的。这些研究多少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所帮助，但不能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事实：各种理论背后都是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不断自我进化的客观因素，即经过历史洗涤形成的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外交战略观念的主要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融合到观念之中成了指导理论；最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得以进一步发展。

物种形成：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11]由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 isolation），使得被隔离开的生物群体在该地理条件的自然选择上逐渐适应了局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使得其成员尽可能高效地生存、繁殖和传播基因，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形成物种独有的形式和特征，而最终成为主宰该地域的根本生物种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从夏商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国传统文化已独立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以儒道两家为主，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被世界所推崇的中华思想体系。

传统思想自古就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其直接体现为产生了主导东亚长达一千多年的国际体系――中华朝贡秩序。可以说，朝贡秩序是我国传统思想与我国古代强大国力结合的辉煌成果。首先，中华的文化魅力和中央王朝的超强国力吸引周边国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使筷子、瓷器、丝绸汉服、汉语汉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进而潜移默化地使东亚地区走向观念和价值的统一，即产生一种华夏共有观念，从而为华夏秩序完成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其次，在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强调中庸和谐和宗族关系已从国内伦理上升到对外谋略的观念高度。中央王朝不认为周边国家是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12]不仅对其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而且向其提供经济好处[13]和安全保证。[14]最后，中华文化已超出国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周边国家也深受传统思想或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潜意识里具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中央王朝确立宗藩关系，向其进贡以及受其册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自然行为。总之，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与对外战略的结合使得自汉唐到近代东亚格局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权力关系。[15]这种千年的权力关系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已与对外战略达到某种水融的地步。所以，从继承性（或说遗传性）上，尽管近代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但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根本内涵。孔子的“仁礼”和老子的“柔弱”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新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后发制人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16]1963年在概括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时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17]

指导性融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论认为，各种内部以及外界因素的作用会迫使物种通过其自身潜在的学习能力，模仿或借鉴其它物种适应要求的成功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学习而来的特性逐渐使物种在形式、生理或行为上发生改变，使物种进一步变化，以抵消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适应新的环境，能尽可能高效地生存和繁殖。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也可称为指导性融合。[19]在上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地位。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这一难题。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必然的选择也使得中国传统观念开始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融合。

以、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随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指导性的融合。按照指导性融合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核心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外交理论也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国内问题的深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抉择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指导意义，使她成为中国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她也自然和中国传统“和合”等优秀思想融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从建国之初的向苏联的坚定的“一边倒”策略到今天响亮地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明显自身特色的“自有的”外交观念体系。

共同进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进化论认为，在更高的级别上，选择经常通过物种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而起作用。这好比蜜蜂和植物的邻里关系，大家彼此为对方提供方便，也为自身提供保护。大家相互作用又相互分散，从而扩大了物种之间的选择和变化的范围，这种现象亦称为共同进化。[19]同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20]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共同进化关系，但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困境，[21]使得这种共同进化出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方面吸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加速进化，但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却裹足不前。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22]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当然，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非全盘吸收。第一，“学者分析国际体系运作，政治家构建国际体系。分析者和观察家的观点大相径庭”。[23]在本质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作用大于预测作用。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发展和流行西方，往往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或说强权）为中心，以西方的（或说美国的）视角看待世界。它不是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伊多・奥伦也提出了质疑。[24]它可能对西方来说是良药，但它是否能真正解释或代表中国利益还有待考察。[25]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知己知彼，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西方外交战略来做到“知彼”。全面考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结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特性对外交战略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构建来做到“知己”：从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引发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理论回归，并最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之。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重视对软实力[26]的研究，而我们对西方的软实力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言已不新鲜。傅立民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就指出，“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如何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讨论，其实这是孟子的思想，他虽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但他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的道义影响力”。 [27]《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的说法，主张一切战略与策略皆应该建立在“忠”、“信”、“贞”之基础上，而“忠”、“信”、“贞”三者整合为一体而形成“道义”之力量。

结 束 语

强调外交战略中观念的作用，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认识之必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和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以“自有观念”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是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以维护国家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是出于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而对地缘政治的科学把握。以“共有观念” 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失时机地、准确地推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适应中国外交从地缘政治向全球政治扩展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战略观念必然要在一系列全球性的紧迫的问题上有所体现，即如何在建立全球的防止核扩散、反恐、控制艾滋病、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中国的巨大作用。建立在“自有观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和建立在“共有观念”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也是相互相存的，没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我们的外交就只能是依附性的，没有主心骨的外交；只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而缺乏“共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中国的外交也就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战略机遇期也就可能失之交臂。今天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越来越发挥出她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中国外交在“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上找到了平衡。

注释：

［1］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6年6月第1版，第1页。

［2］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中译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60页。

［3］ 《老子・第三十四章》。

［4］ 《老子・第二十五章》。

［5］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6］ 《老子・第四十章》。

［7］ 《老子・第四十二章》。

［8］ 有关自我实现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9］ 朱迪思・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战略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3页。

［10］ 参见［德］莫尼卡・奥芬伯格著，郑建萍译：《关于鹦鹉螺和智人――进化论的由来》，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页至第10页。

［11］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30页至第131页。

［12］ 《诗经・小雅・北山》。

［13］ 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朝贡过程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参见俞常森：《试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

［14］ 明清时期，中国向藩属国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大规模派兵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15］ 相比而言，古代欧洲没有出现垂直型权力格局，这不是由于欧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掌握绝对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的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而是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受到广大统治者所赞同和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建构秩序功能的伦理思想以及主动向外输出文化观念的意识，因此导致在建立秩序上依靠武力而非文化。纵然征服一方，但缺乏文化的认同以及基于文化上的区域性整合，使得这种征服既痛苦又短暂。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目前正在从水平型权力结构过渡为垂直型权力结构，或说使欧洲正走向联合和统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深知区域一体化不是武力所能完成。一体化的前提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区域整合。一旦欧洲各国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政治统一便指日可待，而且这种统一将长久牢固。这可以说与华夏秩序建立的过程极为相似。因此，面对西方文化构建的世界体系与国家的概念时，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妄自菲薄。

［16］ 参考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页。

［17］ 任晓：《国际关系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转引于郭树勇：“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哲学变与不变”，载《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第67页。

［18］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76页至第177页。

［19］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44页至第145页。

［20］ ：“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21］ 两个困境：一是中国学者的信心不足，眼光不够长远，在东西方差异、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前显得动摇和犹豫；二是在了解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方面，有些学者是照单全收，有些是全盘否定，都没有做到以批判而虚心的精神去了解、学习和借鉴、更新。

［22］ 陈文军：“博弈和进化中的发展路径”，载《凤凰周刊》（网络版）2006年第5期。

［23］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卿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页。

［24］ 具体可以参见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美国的政治学依附于国家而非民主。

［25］ 根据“南方国际关系在线”上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代表维护中国利益的调查中，6585%的网友持否定态度。

外交思想论文篇（4）

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他主要参与国务外事活动，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其外交思想不断完善与发展。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并非空穴来风，其形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的外交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传统儒家文化塑造刘少奇的外交品质

刘少奇的性格有些“内向”，有着自身独特的沉稳与严谨。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温良与谦恭的性格。他反思自身的思想发展时说自己“在年幼的时候，是随着母亲求神拜佛，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刘少奇思想发展影响之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是排斥的。他在七大上阐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时指出：“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和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和不适的东西。”可见，传统文化中“中庸”、“和平”等思想明显为刘少奇所借鉴、吸收，并将其运用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二、马克思主义奠定刘少奇外交理论基石

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结缘，是在十月革命和的指引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刘少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他说，“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当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刘少奇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必然的，是有必要的，而且要长期坚持。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身，锻炼自身外交思想意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并将其致力于他外交思想的创新与批判。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务实而准确，拒绝任何空谈、无用之语，他说“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刘少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活动中，并内化于自身外交思想中。

三、复杂的时代局势决定刘少奇的外交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国际上正处于美国与苏联两大帝国冷战对抗的时局。美苏两大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之间，彼此水火不相容，并互相建立阵营，组建了两大阵营的国家同盟。这一时期，整个国际上普遍通过结盟的方式来参与世界政治，进行国家外交活动。同时，在两大阵营之外，国际上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中间政治力量，美苏两国极力分化争取国际政治中的中间政治力量，构成这一时期世界政治行为的一环。新中国成立初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决定了时展的主题，也决定了刘少奇外事活动和国务工作的方式，并应用于其外交思想的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同志参与了大量国家外事活动，凭借着其对国际形势的正确把握，以自身切实谈话风格和扎实的理论修养，推动着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刘少奇外交活动和国务主要围绕着如何巩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以及如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一问题而进行。

四、中共外交成果构成刘少奇外交思想的历史依据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背景下，积极寻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构建了有利于中国革命前进的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理论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经过不断探索与检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对革命利益的强调、对非意识形态化外交的认识和对和平外交的探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外交思想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新中国成立初，刘少奇受外交思想的影响，在充分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务工作实践，形成自身独特的外交思想。同时其外交思想也构成了外交思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少奇同志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天辟地的贡献，这一伟大历史贡献，正是基于中共长期实践获得的外交成果。

刘少奇同志的外交思想准确而务实，并非空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剖析其外交思想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其外交思想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刘少奇人生纪实（上下册）[M].凤凰出版社，201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文年谱（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外交思想论文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外交思想论文篇（6）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大众外交

【 正 文】 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但是，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的贯彻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中国国家利益的外在大形势调整到一个最佳的境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对外行动和对外战略。江泽民就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二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6页。)。

对外政策如何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是要抓住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确立具有先进生产力内涵的经济外交的核心地位，二是充分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外交，三是把外交的根本归属定位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众外交上。

一、经济外交是核心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定位在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经济外交”上。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划定到2020年，要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等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实际上这可理解为未来20年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大形势所要求的总目标，我们要争取到能够为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外部条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说比较容易，而为经济建设争到更多的外部条件则要困难得多”(注：何方《论和平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第1版，第303页。)，怎么办?最主要的就是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通过经济外交来解决阻碍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更是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发展”要靠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而对中国而言，通过经济外交解决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是世界走向繁荣和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显然，经济外交应视作是第一要务，而且经济外交的水平和任务要达到相当高的境界，要有一大批懂经济的人和懂得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人从事外交工作，通过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外交活动，提高经济外交的质量。所谓经济外交，是指一国政府或代表机构包括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为实现和扩大本国经济利益，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参加为本国经济服务和为世界经济繁荣服务为目的的外交活动。在对外政策中引入“先进生产力”的标准，可以极大地配合国内经济的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以经济外交为重点，以经济外交的优化组合为方向，展开总体外交，努力解决经济外交决策体制的弊端。着力优化配置好经济外交的资源体系，积极推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信任度和运作水平，大胆提出完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设性方案。积极参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内的游戏规则的制定，积极推动和组织实施好10+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并积极参与和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力争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中国和区内国家和地区政治关系的改善。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一直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核心目标，以军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后盾和手段。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归根到底在于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事实一再证明，中国经济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在国际上都会有一股势力出来制造“中国威胁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层出不穷，如何趋利避害，就需要我们广泛地通过经济外交以促进经济安全，以经济外交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此外，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定位，确定我们外交的核心为经济外交势在必行。

既然我们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那么，明确经济外交为核心的方针应该是中国对外政策内涵的充分的体现。当然，其它方面外交也是外交的重要方面，但是这些外交活动都不象经济外交这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上百年的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国家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我们任何形势和任何类型的外交都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二、文化外交是动力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展开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注：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在国际关系中实施意识形态外交即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普世主义的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不是一回事，而是严格地限定为在推行中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把中华思想中主张和平与共同繁荣、平等优秀民族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充分体现出来，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文化外交至少应该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开展文化外交，是建立在和各国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外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为世界所瞩目，但世界对中华文明精华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有责任加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度，让世界深入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向往中国，提高中国的吸引力。当然，中华文明的传播首先是真正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传播，而不能把糟粕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向外交流。此外，要以平等的精神和作风进行文明的传播，反对在文化交流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的做法，反对文化优越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第二，外交政策中充分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思想和外交艺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智慧，我们国家利益的外在表现，应通过对外交政策的实施充分地把“和为贵”、“亲人善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国际事务中发扬光大。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更多的优秀政治文化，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认真挖掘，弃其糟粕(注：例如儒家就把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应该摒弃。)，取其精华，用自己优秀的政治文化，对和平与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南北差距等问题作出中国自己的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诠释。积极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对中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思想、“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思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世界多样性”思想、“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思想、“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思想、既重视和发展大国关系也注意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思想、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并重的思想、“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党外交的思想，及人员外交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思想等主张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吸收世界优秀的外交文化以丰富我们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世界的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完全可以为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服务。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纵横捭阖，掌握世界的外交规律是重要前提，而要掌握世界外交的规律，关键是要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世界外交文化和外交思想。

三、大众外交是归属

外交思想论文篇（7）

理想主义概述

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是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形成最早的一个学派，其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倾向和外交实践。从其产生和发展来看，理想主义可 以说是在一战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战争中逐步增强的军 事力量为后盾、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以谋求世界主导权为战略导向的话语霸权在国际政 治领域的折射。理想主义在哲学观上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应有的性质是和谐的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协调的，只是由于某些人的良知误入歧途才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 争。良知一旦被唤醒，误解一旦被消除，人类社会仍旧会恢复到和谐、友善的美好社会。在 政治观上，理想主义崇尚国家和世界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普遍 安全机构，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相互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实现一种 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避免世界战争的悲剧重演。[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9]

理想主义作为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 治思想及其纵横阖闾的外交实践实际上就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春秋战国时代 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催生了中国早期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不同流派，形成了儒、墨、道家 为主体的理想主义和以法家、纵横家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外交、国际关系思想。[注： 楚树龙，金威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时事出版社，2008：5。叶自成 教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一文中认为春秋时期理想主 义外交思想及流派有：以管仲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霸权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仁义学 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自然学派；战国时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流派有：文仲、范蠡 的超限制外交学派、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谋略学派和韩非子的权力学说。 儒家崇尚 “仁政”和“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战争在于“以仁伐不仁”，战争 的目的在于“诛其君而吊其民”，天朝朝贡体制下历代王朝对外的怀柔政策，墨家的“兼爱 、非攻”思想，以及老庄以“道”为客观规律的和谐世界思想都与西方的理想主义有思想内 核的契合之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想主义的最早雏形。

理想主义的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比照

各民族文化有其通约性，不同文化所表现的核心特征也有趋于相似的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 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的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9 ]其 思维模式都是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并且把人本善的哲学道理延伸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间关系领域，寻求一种使 人类逐步趋于和平、社会逐步趋于稳定和世界逐步趋于有序的发展模式。

叶自成教授认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 的观点，但许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2）：114]。如此对照[注： 本文依照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点和理论要点为基本参照系，从中国传 统政治思想资源中挖掘其理论核心和东方思想渊源，其原因在于：其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从创立到发展一直占支配地位，是其他理论创设的参照系，存在相当大程度的话语霸权；其 二，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许多内容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观点，但许 多先秦时代思想家谈到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难以找到对应物。比如，先秦时期 的“霸权”在今天存在，而“王权”便找不到与此相对应的概念与思想。 ]分析表明：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的国际政 治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 华民族就开始思考并在政治生活中加以运用。这些思想的默契与独到之处足以体现我国古代 政治思想的深邃，是中国学者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值得思考和努力的地方。中西方学者应该 在思想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探索“西方中心”之外的东方世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 对历史资源分析和借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理想主义主要从人性等诸方面提出自己理论的立论要点。在人性的判断上，理想主义认为人 性本善。即使有的认为人性是恶的，也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人类在教育和正确思想的驱 使下，在好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和作用下有能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和不足，最终走向文明。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和认识。孟子认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注：孟子•告子章句上 //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人民出版社，2005：142]。孟子认为 人具 有先天的善行，人性善主要表现在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恻 隐之心，仁也；丑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人皆有之 ，我故有之也。”[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80]孟子还说，性固有善端，未必无恶端，“人之所以 异于禽兽者几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 禽兽。”（《滕文公》）[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5]由此可见，在孟子看来，人之性具有向善性，完整的善 性必须经过后天的引导、培养和教育由善之“端”发展而来，培育的方法就是扩充善性。所 以，孟子主张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教化民众，国家要以仁、义、理、智四种善端作为实 施仁政、善政的根源和基础。在这一点上，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如出一辙。

在世界本质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和谐的，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 重大的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是可以互相协调、和谐一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中占主导地位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 都可以认为是当代“理想主义”中华智慧的思想渊源。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有这样的传统思 想，由人际关系来推演国际关系，由自然秩序来创设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国际关系是扩大 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应该是合 作与和谐的；自然秩序观的“天人合一”思想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同样也可 以普遍适用于社会领域，和谐统一的自然秩序也必将创造出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礼记• 礼运》中对“大同”社会作了如下著名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周桂 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04]墨 子在《兼爱中》说，“天下之人皆相爱”，“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而且“强不执弱，众 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注：孟子•告子章句上//方克立， 李兰芝.中国哲学名著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43]这样，社会就会和谐， 国家间就会和睦。

在国家间秩序的认识上，理想主义认为在“民族自决”之上建立国际机制，用集体安全来代 替均势、依靠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公众舆论来保卫世界和平。 [注：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36]国际联盟就是美 国在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国际秩序安排的实践尝试。在理想主义者看来，国际法和国 际公约不仅可以规范国家的行为，还可以起到惩戒和制裁个别国家违法行为的作用。 [注：同上书：3]因而，衡量的标准主要看外交政策是不是符合国际道德。中国古代贤哲大都认为道德是维 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多从道德规范、等级规范等道义的角度论及天下与国家的关系及 秩序。孔子认为用仁的道德规范约束诸侯们的行为，是可以维护国家间秩序的。他说：“克 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 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老子认为道是和平的基础， “天下 有道，却走马以粪，”“道生之，德畜之。”以老子看来，政治领导人有德就能实行道，于 是就能维持国家间秩序。墨子也坚信道义是可以有效维持国家间秩序的，而且认为讲道义就 不应用暴力来维持国家间秩序。[注：论语•颜渊//阎学通，徐进.王霸天下思想及 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272]

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理想主义承认伦理和道德对于世界秩序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衡量 外交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符不符合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困难在于国际道德 标准确立之后，如何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得以贯彻执行，国家只有在国际道德的约束下才可能 在对外关系中不损害别国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连 ，推崇道德力量的思想称之为“王道”，过分强调权力的思想称之为“霸道”，由于“仁” 之思想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因而在多数情况下“霸道”只能居于“王道”之下。管 子、老子、孔子、荀子和孟子都认为道德是维持国家间秩序的核心因素。[注：同上书：273]孔子提 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将孔 子“仁”之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体系，即“人性善”的理论基础、“民为贵”的 中心思想及“得民心”的基本原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其心，斯得民矣。”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3、74]墨子 在《尚贤》中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主张。儒学的政治哲学中，只 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故称“王道”。“王道”是“圣王之道”，王道的力量来自道 德教化，依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施政，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强制，依靠暴力手段施政。孟 子说：“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也诚服也。”[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 社，2005：96、97]以德服人的统治者是仁者，“ 仁者无敌”， ]以力服人的统治者是暴君，应该“服上刑”， [注：周桂钿.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75]仁者施 以王道，靠义战来维护国家利益，而暴君施以霸道，靠不义之战来作出损人不利己之举。

在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集体安全有利于国家安全，建立国际机构，保卫世界和 平，任何冲突都可以通过某种理性中介的调和，使各方都受益后而化解。[注：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5]从这方面 来看，理想主义与中国古代维持的东亚朝贡体系可谓殊道同归。东亚朝贡体系的形成过程实 际上也是东亚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模式，对朝贡体系 双方关系的建构起了关键性作用。儒家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即重视不同事物 、不同意见的调和、综合。儒家和为贵的思想表达了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了保持社 会的延续与发展、国家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和谐。这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 的具体运用就是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原则。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鲁定公 十年》)、公羊学派的“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春秋传•卷一》）以及宋代 以来的“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 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 [注：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5：553]都是对自愿结盟的东亚华夷集体安全秩序和体系的有 力见证和形象描述。

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理想主义认为战争不能超出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在国际法和国际 公约的规范下，国家一旦出现侵略行为，国际社会成员就可以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规定 对其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政策，进而保证世界的和平。[注：倪世雄.当代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6]合法性战争在 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把战争与“礼”、“义”、“仁”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亦即“礼战” 和“慎战”。在儒家的学说中，战争需师出有名，而师出有名需以“礼”作为评判标准。孔 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礼乐征讨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申笑梅，王凯旋.诸子百家名言名典.沈阳出版社，2004 ：72]他认为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只有天子发号施令进行的战争才具有合法 性，“礼 乐征讨自诸侯出”是违背“天道”、有失合法性的的“无道之政”。孟子认为诉诸战争要符 合“仁”，“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周满江 译析.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181]他认为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至仁之师伐至不仁”战争完全是顺天道、应民意的合法性战争，在战 场上一定是所向披靡，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以至于飘起棒槌来的战争场面呢。墨子在《 墨子•非攻》中称正义的合法性战争为“诛”，而非正义的、不合法的战争为“攻”，在《 非攻下》中讲到，“汤伐桀，武王伐纣，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注：刘 继华译注.墨子选译.巴蜀书社，1990：58]他 教育臣民要支持合法性、正义性战争，反对不合法、非正义的战争，所以，“非攻”也。“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则天下治”。此外，中华传统思想中根 深蒂固的“慎战”观念也体现了坚持合法性战争的思想。老子视战争为“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认为从事战争一定要谨慎，“不得已而用之”，“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 。[注：沙少海等著.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57]孙子的思想“ 亡国不可以复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不可以怒而兴 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这些慎战思想都体现了先贤哲人的智 慧对人类和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人类前途的态度上，理想主义重视教育与国际组织的功能，认为要维护国际道德，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提高公众的觉悟和文化素质，发挥学者和政治家的积极性，这些受过良好教育 的公众可以抵制国家的对外侵略。总之，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中国传统 政治思想别注重“教化”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改变蛮夷的落后 状态，对前途充满希望，笃信“华必统夷”，推行“尊王攘夷”、 “修德来远”和“用夏 变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对于不服从的国家，要以德服人，只有把自己 国家的人民教化得十分文明、社会建设得十份和谐了，其它国家自然就会学习和服从。对此 朱熹也曾说到，“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德以来之年代，亦不当勤兵与远”。 （《论语集注•季氏》）“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有这些思想都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以德化人，都相信后天的学习和教育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 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从而促进天下统一。

古代政治思想中这些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都是理想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之相呼应的地方。作为理想主义的创始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力图在他执政 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实践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和平与正义’……国际社会大家庭共 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构架。”在威尔逊的理论中，价值的追求是国家行为的目标，一定的原 则是要属于整个世界并由全世界来维护。“这些原则属于获得了自由的整个人类……所有国 家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各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拥有同等的利益，都同样有责任对这两者加以维 护”。[注： 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 ）：26 ]从探求“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期盼世界和平”为主旨的思想来 看，东西方、古今人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主体思想，在儒家“礼之用，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中 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外实行军事殖民主义、横征暴敛与征服掠夺的历史记载。意大利天 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晚年所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华文明的非侵 略、非扩张本性。他说：“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 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 心”。他还批判一些欧洲学者“中国曾经或必然会征服邻国和扩张势力”的不真实性：“我 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 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对于成吉思汗等大范围征服的对外战争，利玛窦认为，当时中华文明 的主体部位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中国只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 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注：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 社会科学.2009（5）：48]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等人的“和戎”或称和战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谭嗣同《仁 学》中“以仁求通”的思想和孙中山力争世界和平的民主外交思想，是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毕生向往的崇高理想，就是人类永享和平的大同世界。他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 恢复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志向，坚决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争端，反对动辄使用 武力。在他看来，国际战争纯粹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 孙中山曾向世人宣告：中国独立富强以后，也不会去侵略别国，“希望中国永远保守和平的 道德”。[注：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2//陈金龙.孙中山与外交思想之比较.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22 ]

新中国成立以后，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在外交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探寻和平之路的“大同理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 反霸爱国思想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国际主义思想。的外交思想从总体来说， 理想主义要超过现实主义。[注：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到邓小平.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4：2]把仁义思想、诚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道德准则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则，在外交中最早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身体力行付诸 实践。邓小平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世界政治 经济新秩序方面。冷战结束后，以为核心的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多极化、多样 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对外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新时期我国 把传统文化创造性发挥并提升到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光辉典范，它将 新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和平观、秩序观、安全观、发展观、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构 建和谐世界，是以遵循“和而不同”为前提的。“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 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 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注： 邓淑华，尹占文.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7（1）：32是人类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应该而且也必然会遵循的真正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

结语

外交思想论文篇（8）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内涵

所谓交叉性，一般是指两个或多个各自独立的对象之间的交叠、重合与相容。科学研究表明，交叉是“大科学时展的主要表征。”交叉科学(cross-science)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和日益丰富的表现。从形成方式上看，交叉科学是由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科学。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e)是交叉科学的学术化具象，也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学家钱学森等人就预言：“交叉学科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交叉学科的时代。”但是，由于交叉学科最初是发生在大的学科门类和部类之间，主要是指基元学科以下具有交叉性的科学知识子系统，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交叉学科往往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大交叉”，特别是文理学科之间大跨度的边缘性融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学科变革的促动，以及人们对于学科关系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不同学科群边际乃至内部诸分支学科之间的活动关系，并由此把交叉学科的界定推进到基元学科之下的次级学科内部。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就不仅仅限于基元学科之间的交叉，而成为包括学科群落内外交叉在内的复杂的概念。针对于某一特定学科而言，其在学科层面上的交叉性即其作为交叉学科的特性，而交叉学科也成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一学科基础上，科学主体凭借对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论渗透和类比推理等方法，对对象世界及其变化进行探测、体认和再现后形成的跨越单一学科性的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和学科融合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学科交叉已经开始突破原有基元学科的界限，在不同层级的多个学科间产生复杂多向的混合和交融。

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自然客体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在学科构建和学科实践中符合这样的特征与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综合性这一概念具有泛指功能，并不一定涉及学科属性问题，而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也只是对该学科外部表征的简单描述。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并不能完全被“综合性”的描述所涵盖。笔者认为，除去综合性以外，交叉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属性更为准确、深入的界定，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有着特殊的指导思想、形成背景、学科前史和教育目标的特色学科内在属性的揭示。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也不等同于综合性，即不仅仅体现为对其他学科的糅合，也不完全等于对其他学科的一味照搬与盲目总和。因此，在关注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时，不能只讲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综合性而忽略其交叉性。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内涵是什么呢?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已有的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学科思想、理论知识和应用方法的廓清与内化，从而建构的逐步定性化、定型化的独立学科。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是指基元学科内部的诸学科本着创造性和建构性目标，通过打破学科营垒，实现思想、知识和方法体系的渗透、融通、抽取、交汇、整合和再生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后而呈现的综合化、专门化和科学化的“学科互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交叉性是通过多个同级学科的交叉来实现的――首先是同一科学领域内的诸多同级学科之间，近年来又逐渐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学科，如自然科学、数学学科、系统学科和思维学科中高一级学科的原理、知识和方法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渗透。此外，按照交叉学科的新进展和新思维，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分支学科，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之间也存在着交叉性。这样看来，由于在活动对象、核心内容、发展目标、价值功能、实践过程和应用方法等多方面具有复杂性，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交叉性也就超越了不同层级的学科界限，成为囊括该学科上下层级、内外领域的交叉，并由此展现出宽领域、跨学科、多维度的复合型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特征

交叉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在学科属性，当然也是其学科特征之一。作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性质的总体概括，交叉性在该学科建构中有更为具体的表现。择要而言，其交叉性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派生式而非本源式交叉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以及丰富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进程而出现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兼容的学科。尽管学科名称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但思想政治教育学无疑具有较长时期的理论储备与实践前史，因此也就拥有比较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从其他已有学科中进行了理论、知识与方法方面的借鉴，而且这种借鉴还将会持续下去，但它本身所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具有独特性，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学科所具备 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撑。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学尽管在学术渊源上包含了对其他学科的多方位综合和交叉，但其指导思想、基础理论、核心理念和客观实践为学科自身的主体性作了基奠，使得它在学科构建的本源上具备学科主体性、思想独立性和理论原创性，从而使其在学科本质上仍保持受特定理论指导、来自于独特实践、具备独特思想理论特色的独立学科。那些在学科构建前期从其他学科中获得的借鉴，不论是学科概念的增殖，还是学科范式的引入，均是在学科主体性之外派生式交叉的结果，而非本源式交叉的证据。可以预料，在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中，学科内部还会产生交叉性成果，但它们只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学得到丰富，而不能消除其学科主体性和学科本位性。

2　内涵式而非外延式交叉

按照逻辑学的界定，内涵强调概念的内容，外延指示概念的范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体现为学科内部从概念到范畴、从知识到方法等一系列内涵性要素在与其他学科相关信息的比较、测度和扬弃中实现交叉，而不是因为概念范围的扩展引发的与其他学科的交集型交叉。实际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概念、体系和结构得到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一些外来信息和要素是直接先行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内部，引起该学科领域内的共鸣，随后再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推动理论发展的。这样，大量思想政治教育新概念、新知识、新方法的产生，只不过是学科间的内涵式交叉，而并非所有要素的全方位侵入、渗透和替代。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评估论为例，把来自于管理科学中的评估理论介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导致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测量与判断的现实考虑，并由此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评估的依据问题、对象问题、目标问题、原则标准问题、模式机制问题等结构体系。后面一系列的理论建构，无疑是评估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的内涵式创造，而并非评估理论的全盘植入。由于这种交叉介入的方式是从学科内部推进的，而不是从学科发生的，因而它属于内涵式交叉而非外延式交叉。这种内涵式交叉，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基于自身特色和实践理性的增殖力与创造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生命力所在。

3　域内式而非边界式交叉

美国政治科学家古丁和克林格曼在谈到当代学科发展的状态时指出：“分化以及作为其伴生物的杂化，最近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在过去，混合领域是各种完整的学科之间出现断裂的结果；如今，这种断裂正出现在相邻的子学科所包含的不同专业子领域之间。……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过程，涉及的是各个学科、各个专业所包含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整合，而不是各个学科之间的整合。其结合点建立在各个领域之间，而不是建立在各个学科的交叉边界。”这种描述，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域内式而非边界式交叉的现状非常吻合。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全面性和复杂性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处在全面构建、学科体系与结构尚待完备的状况有关。由于当今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所面临的开放性的大环境，各学科、各专业子领域之间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式、深度接触的态势，原先存在于各个学科间的“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在某一个学科的某个领域内某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可以不受学科边界的约束而相对自由地渗透或传递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相关领域和结构中。于是，过去常常发生在高级别学科断裂带的交叉现象已经多被混合的、杂化的和渗入式的子学科“领域交融”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多地呈现出“域内作业”而非“边界作业”的特点。

4　局域式而非覆盖式交叉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是不同领域间的交叉，然而所涉及的交叉领域并非是完全替代性或全盘植入性的。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学科独立和学科主体性，具有保持学科自身特色的理论逻辑与学科体系。它在相关领域中只是部分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而不是其他学科思维的简单照搬，更不是以其他学科中的有关领域毫不保留地覆盖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相关领域。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在讨论学科关系时引述说：“当不同的学科碰在一起时，一种横向整合过程从理论上来讲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她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会完全融入另一门学科。”笔者认为，这个判断适用于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目前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学著作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时都注意到该学科对于其他学科借鉴与引进时的有限性，或者说学科交叉的局域性。比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提到：“尽管相关学科(如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也涉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但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只是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存在部分交叉关系，而绝不是完全重叠。”这个判断，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局域式而非覆盖式交叉的特征。实际上，正是由于交叉的局域化而非覆盖式的发生，才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在思维延展、知识生长和方法创新预留下了足够空间，也才使其学科主体性与学科特色得到充分发展。

5　跨学科而非超科学交叉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学尽管产生于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学科形成过程中不仅已经而且还将从上述学科及其他学科中获得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实践模式等方面的启示与借鉴，但这并不会抹煞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特色，更不能由此作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纯属诸学科“杂烩”的错误推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科学分类的标准。他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行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这充分说明了每一门独立科学都应当致力于研究某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科学依据运动的特殊性分类和次序性排列而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教育发展为研究命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性和规律性予以揭示，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也具备独特的研究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固有的基本关系的发掘、内在矛盾的发现和解决及其发展规律的发现与运用，支撑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学在构建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内部的交叉，并没有改变该学科的主要对象、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也没有改变学科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蕴含并展示的是其跨学科属性，这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遵循学科规律的表现，也是其科学性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是跨学科而非超科学的交叉。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目前已 经成长为一个学科体系较为健全、学科化程度较高、具有特色的独立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依托于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该学科已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目标。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目前也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节点和创新的拐点上，不仅需要加强和完善既有学科体系，而且亟待理清学科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近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关于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的争论接连不断，关于学科能否发展、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的疑问也此起彼伏。笔者认为，要澄清理论争论、探讨发展思路，不能回避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的系列问题，也不能忽略思想政治教育学通过学科交叉获得发展的重要路径。而所有这些，都呼唤我们去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特征，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基本路向。

如前文所示，交叉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内在属性，是该学科自创立之日起就已经接受和形成、支撑着该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意识的社会思想教育产生的历史来看，把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领域中剥离出来，实现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交叉并纳之于科学化、理论化的全过程本身就展示了该学科的交叉性特征。同时，学科建设初期就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由于交叉性是植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生性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必然会和实践需求、科学发展的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规律紧密相关。概括起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性发展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决定并受其制约的：

其一，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的目标与方向。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主题与方向的根本因素，也是产生科学与学科的内在决定条件。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由此可见，科学和学科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决定于并受制于“实践之手”。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学科，其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因素不外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学才能获得交叉性发展的根基和支撑。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要求从根本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交叉性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要择取的方向。

外交思想论文篇（9）

鸦片战争史对中国来说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英军以残忍暴力之势摧毁了清朝天朝上国的梦想，清政府的一败涂地使中国走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启了中国通向近代的屈辱之门。政治的腐败无能、军事的颓败涣散、思想的陈腐封建、外交的妥协失败暴露无遗。几代学者倾力于对鸦片战争史的诸多研究中，外交占据了很大部分。而作为1842年至1848年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主要代表人物，耆英当难辞其咎。但是学者们对耆英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笔者认为，这是耆英所主持的失败外交和卖国贼形象已深入人心所致。然而近些年，一些学者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耆英外交并非全部为投降外交的观点。针对这一矛盾问题，笔者搜集了研究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及相关问题的著述并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评析。

记载耆英外交情况的原始资料存在于通史和鸦片战争史中，包括齐思和整理的道光朝《筹办洋务始末》、中国史学会主编的《鸦片战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这些原始资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经过，包括上谕、奏折、照会等。此外，国外也有一些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比如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编纂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美国人马士编写的《对外关系史》。

一、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评价问题

耆英是清朝外交从封闭到开放转变时期的重要官员，先后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毕竟他在外交活动中也提出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思想，使中国的外交成就获得了些许进步，因而不同学者对于耆英外交的评价大致分为三种。

早期的学者对耆英的外交活动持完全批判态度，这也体现了八十年代以前几乎全部学者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的《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一文中断言：“耆英是中国近降外交的鼻祖。”在文中，他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以肯定的语气指出：耆英投降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清政府确立彻底投降卖国方针，并与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在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耆英没有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任何努力，完全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之后王中茂先生发表了《重评耆英的外交活动及其思想》一文，对耆英外交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及外交活动所得成效给予称赞。李少军又撰文进行了严厉驳斥，争论可谓十分激烈，他在《再论耆英外交》中重申其外交活动的投降性质，批驳王中茂的看法是“试图以此减轻耆英所负责任”，认为他的论述“并无新的史实佐证，只是论者按自己的观念和倾向性，对某些情况有选择地重新解释而成。”

第二种观点为对耆英的外交持完全肯定态度，代表为王中茂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凡涉及对耆英外交的评价问题时，他全部给予正面评价。他认为“耆英主持外交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至于所失之，乃源于时代之局限。耆英‘诚信守约’的根本目的是限制列强，维护中国利益。‘一视同仁’主张的是平等开放，‘与外人平等交往’是当今乃至之后的十余年间最为开明和进步的外交思想。”

相对于前两种观点而言，第三种观点占据多数，即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耆英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李光和对耆英的人物研究较为深入，他多次撰文发表观点，包括对外交涉思想探析、耆英对禁烟的态度、耆英的西洋观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他的文章中，他将耆英的外交思想概括为“务存大体，量为变通”、“力争国权，整军经武”，把辩证客观的思想融入文章中，他指出：“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主持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不平等条约中所包含的丧权辱国以及遗祸后世的条款内容，耆英当难辞其咎，然而究其根源，一方面也是由于耆英的见地和近代知识的无知所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时势及末代清王朝的落后腐败而致。”除了李光和，我个人认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开玺教授对耆英制夷思想与实践的评价更为合理。他的基本观点为：耆英的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制夷方法，带有封建官僚的智术狡黠。但是在此期间的耆英，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认识是较为清醒的，也曾提出过一些可贵的制夷思想。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然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绝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此观点是精练而又鞭辟入里的。认为耆英的外交活动既存在愚昧、妥协成分，也包含值得肯定的因素的学者还有陈开科、庄玉丽等。

二、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评价的几个方面

第一，耆英对禁烟问题的态度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关于耆英是否有弛禁鸦片的言论、是否与英方代表达成鸦片免税默契，学者大致分为两派，而争论的根源是耆英对朴鼎查复照中的一句话：“关于撤销鸦片的禁令，此时不宜急于向朝廷禀奏。但是，中国管理对禁止鸦片的权力，当然只以不准中国军民吸食为限，至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对此，李少军的观点是，在林则徐禁烟后，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清政府坚持内禁外不禁的立场，而耆英最先对外承诺并促使清政府放弃外禁，他亲手了清政府的外禁法令，顺从了外国对华输入鸦片。而李光和却在《试论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禁烟的态度》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分析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禁烟措施和活动，认为战争前期耆英禁烟行动积极，态度明确，比如耆英果断地推出了惩治腐败官吏、疏清旗民10家联保、清理外来闵人等一系列措施以表禁烟决心，而战争后期与英方达成鸦片贸易免税的观点是立不住脚的，他认为耆英复照内容的真实性有待查实，是朴鼎查一厢情愿地向英国政府作的交代。

第二，耆英对基督教的弛禁是争论焦点之二。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解禁与耆英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对于基督教弛禁原因的分析还存在较大争议。李光和认为，一是形势所迫，是国势衰落的清政府无可奈何的接受，外国使者是借耆英之手，撕开了清政府传统禁教政策的口子；二是耆英对基督教合乎理性的认知。而郭卫东则认为皇恩彤才是“在‘弛禁’交涉中起了一种十分关键又近似于内奸的作用”，这是不为人所知的。他指出皇恩彤在与法国谈判后，对耆英进行说服工作，之后耆英的态度大为改变，最终上奏道光帝实行基督教弛禁。另外，张建华利用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为材料，指出耆英利用条约问题为武器做了一些抵挡。

第三，耆英处理中英冲突的态度是争论焦点之三。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广东黄岐村事件。耆英面对英国人首先违约，在黄岐村为所欲为，而当地居民将6名英国人打死这一案件，不但不持约与英人交涉，却将黄岐村村民就地正法。多数学者对此都持批判态度，比如李少军称其“不顾、残民”，王开玺也认为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王开玺同时又说明“耆英的‘妥协’，并非其办理夷务之初衷，耆英这一错误，虽是其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的阶级本性使然，更是英国侵略者政治、外交、军事讹诈的结果。我们在批评耆英的同时，更应谴责英国侵略者。”而王中茂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耆英以严刑峻法处置闹事者以避免事态恶化的做法是理智的、务实的，“在中外之间维持了数年和平相安的局面”。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存在谬误，而王开玺的看法更为全面。

第四，耆英对“协定关税”条款的签订是争论焦点之四。有人认为这是耆英外交活动的精彩一笔，通过议定关税，棉花、茶叶等五十六种物品出口税率增加，六十四种减少，这种新定税则使中国总税收增幅不少，因而称耆英税则谈判成功。然而此论一出，便遭到了李少军的强烈驳斥，他认为“该学者对于‘协定关税’条款严重损害中国关税缺乏应有的认识，也不明了耆英对于该条款的订立和史记贯彻所负的重大责任。”耆英等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关税做了最狭隘的理解，只盯住增加关税与保证清政府财政收入，而无确保关税的考虑。同时他在《鸦片战争史》中也做了全面叙述，论证了耆英的做法实为放弃关税，而且不免有鼠目寸光、竭泽焚薮的表现。

第五，耆英的外交理论的正确性是争论焦点之五。从耆英的外交活动中，学者总结出了很多外交理论。比如王中茂所称赞的“首重诚信”，其侧重点是用“诚信”来制约对方。王开玺提出的“恪守成约”，一层含义是中国方面守约，在收回鼓浪屿事件中体现明显，二是外国方面守约，目的是将外国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和其他欲望限制在以往的条约内。陈开科提出的“以情感人”，这种与外国使者交往的手段，确实在外交谈判中会起到减少阻力的作用，持同种观点的还有王开玺。但梁建认为这是耆英误会了西方人的礼节，试图以中国式的套交情软化洋人，最终使民族利益在充满误会的陶醉中丢失。还比如学者广泛涉及的“一视同仁”，有的人认为耆英在这一理论引导下，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要求视为天经地义，还有人提出了相反观点。李少军指斥了耆英的“攘外必先安内”论，认为这是耆英基于清朝黑暗统治的厉害得出的对内镇压优先论，实际是想确保清政府统治平安。

三、对耆英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的不足点

从上文综述中，可以发现人们对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存在的不足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研究结果常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对人物进行评价第一要本着客观的、科学的、公允的、全面的态度，第二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今人的立场下寻求解决办法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鸦片战争是中国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也是中国外交由封建到开放的转折点，历史选择了让耆英开启了这扇通向近代屈辱外交的大门。有些人痛恨于耆英作为首席代表却签署了诸多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条约，在文章中大骂其为“自有权奸以来，唯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称他竭力促成清廷对英投降，是近降外交的鼻祖……另外还有一些人同情于耆英能作为首批对外交涉官员身膺重任，且在对外交涉中一直为中国殚精竭虑，我们非但不能批判耆英的外交活动，相反应对他在交涉过程中获得的成功而称赞。以上两种观点都是过于主观的。纵然历史人物的经历容易引发我们的畅想，文学影视作品的演绎也越发扑朔离奇，但笔者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所必备的素质是有思想、有观点但不可倾注太多情感，我们可以心怀着强烈的兴趣全身心投入所作研究中，但绝不可将兴趣转化为对研究的人物或事物的情感，无论是憎恶还是热爱，历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之一即是理性与感性的区别。历史本身自有其不为后人意志转移的客观性，研究者也应本着客观的态度，摒弃自我的观念和倾向性，才能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次，论述的不合理性依旧存在。历史研究者理应针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开拓出更加宽广的研究道路，是为创新思维，可是这种思维也不应偏离实际太多。在阅读关于耆英外交思想活动的相关论述时，我发现针对同一材料不同的学者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令人费解的。历史论述当依据材料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而两种相反结论的得出必有其中一方或者两者都存在不合情理之处

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第一要秉承客观公允的原则，第二要论从史出，合理正确地运用材料。

外交思想论文篇（10）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01-15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3001

党的十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持续扩大，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迎接党的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增强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总结和科学提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理论，对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接，对外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互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一、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理论建设中的两大亮点，也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理论指导。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任何重要的外交理论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的发展使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正是产生并发展于中和世界的外交风云际会之中。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这些内容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中国饱受战乱和兵燹之苦，深受西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害。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都把国家兴亡视为己任。孙中山留下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 对鸦片战争后1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之于民族复兴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并使得“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内外环境，其中外交负有特殊的使命。

第二，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深刻阐述，不断丰富其理念内涵并逐步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展现的，是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它所表达的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同各国合作共赢的真诚愿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 不仅如此，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想正逐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例如，2017年2月10日，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合国决议。 又如，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标志。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2008年，以北京奥运会和中国推进G20峰会为标志，中国加快了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步伐，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全新的理念为指导，审视和规划中国的外交和安全。2012年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更加强调在外交上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思维，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命题。此后，中国日益以大国的视野看待国际关系，以大国的胸怀处理全球事务。2013年年中，中国提出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2014年11月，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指中国对世界大国的外交，而且意指在当前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即“中国特色外交”。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

2014年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国安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全面阐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强调要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中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挑战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国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和叠加。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旷日持久，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导致形势紧张，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当地局势剧烈动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和网络攻击形成新的威胁，国际难民潮和美欧社会撕裂互为因果，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同“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及政局变动遥相呼应。在出现这些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原有的应对机制和主流理论都已显得力不从心。

在国内，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同样复杂和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还较低，发展中面临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加之民族分裂势力、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土安全的任务艰巨。此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也使中国的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有鉴于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以大无畏的精神倡导开创认识当代安全问题的新境界，努力探索应对安全问题的新方案，大力推进安全理论的新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并指导我们应对时代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挑战。

（三）从“总结归纳”到“前瞻设计”的新征程

如果说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在前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历史总结和观点归纳，那么今后的重点则要转移到理论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上去。

第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并丰富已有的外交安全理论。我们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总结和归纳中国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有什么、缺什么和补什么。当然，我们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特别珍视新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倚靠先人而不思进取和创新。相反，我们要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及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新的理念和理论体系，奏响时代的理论最强音。

第二，要以时展的观点来审视和规划今后的外交安全理论。如果从“两个一百年”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框架来看，中国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将会面临更多和更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国家、社会嬗变之时，加强国内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共识，明确在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等强国”过渡时期的战略目标、阶段任务、主要挑战和方向途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才能成为应对将要发生的种种挑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

第三，要以内外统筹的观点来对待中国和国际社会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的互动。党的十以恚中国已经成功主办或将要主办亚信上海峰会、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厦门峰会和“一带一路”北京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利用主场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和理论，并提出了外交、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理念。与此同时，中国还利用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以及其他途径，同国际社会在外交与安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进行建设性互动。但是，已有的互动同中国应有的规模和作用相比仍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有量的倍增和质的飞跃。而且，在中外交织和内外一体的时代，只有经过国际实践的检验，中国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指导性和普遍性。

总之，我们要借助迎接党的召开的东风，加快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使这些呼之欲出的新理论和新战略能够长期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工作。

二、理论的物质和实践属性

中国在构建外交安全理论时需要增强其“物质本原性”和“实践第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物质本原性”强调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本质。“实践第一”强调理论需要付诸实践并指导实践。

（一）中国丰富的外交安全实践是建构相关理论的深厚土壤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撑着国家外交。与此同时，国家外交在克服重重困难中曲折前进，国家安全在战胜许多严峻的内外挑战中也不断得到巩固。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之丰富、道路之曲折、成绩之巨大，在当代全球性大国中并不多见。正是这些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中国外交新理念和国家总体安全观，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拓展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早已超越了原有的地域范畴，正在实现从国家行为体的外交向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兼有的外交（如次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等）的转变；在具体领域方面，也在从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社会外交、体育外交等多方面拓展。

同样的，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逐步从传统的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向总体国家安全转变。总体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国土、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领域的安全，同时也包括网络、海洋、太空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人的安全和心态安全等。

（三）中国对外交安全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

十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实践自觉和实践自信。中国的外交安全首先是实践问题，体现了中国在现阶段的外交安全的逻辑起点。同时，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又在不断发展和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实践自觉和自信。中国外交安全的实践日益丰富、成果愈发显著，这增加了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必要和可能，使实践自觉、自信同理论自觉、自信相互促进。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涉外部门加大了理论研究力度，而理论认识的升华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学界虽然并非中国外交安全的直接实践主体，但是他们通过间接和虚拟参与，深化了对实践的感性认识，并以学术理论研究促进了认识从感性向理性的转化。

三、新时期的理论传承

除了实践之外，优秀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外交安全理论的主要渊源。在新形势下，中国正在通过重新总结和思考，选择传承的重点和要点，以此构建和丰富相关理论。

（一）优秀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国外交安全同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相关理论首先应具有中华文明的特色。在外交安全问题上传承中华文明时，我们在思想上要“两点辩证”，在行动上要“双向互动”。

第一，“国”“家”相依。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中绵延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社和人民在“国家”问题上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根本理论内核是“国”与“家”相依。孟子有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位2 000多年前的先贤关于“国”和“家”富有哲理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无论是在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和外族屡屡入侵的时代，还是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中华民族都需要国家的组织和保障，因此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观。曾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另一方面，聚“家”成“国”。“国”的基础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个人，所以又要重视家庭和个人的作用。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激励着历代志士仁人的“家国情怀”。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优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国”和“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号召要“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由此可见，“国”“家”两者相依互补，这才成就了中国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生生不息并持续前行的民族伟业。

第二，“和”“战”相应。从远古的夏、商到近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一直密切相关。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国泰民安”和“天下大同”，无数先贤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与和平外交思想，而孔子的“和为贵” 和墨子的“非攻” 思想即为其集中体现。但是，在“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盛行的年代，在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的苦难境遇中，一厢情愿的“唯和平论”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正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还强调：“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 这辩证地阐释了和平发展的双向性与多向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交”“攻”相济。中国的版图自汉唐后基本稳定，中国的农耕经济使其在疆域问题上基本采取守势，这一态势到清朝时才有较大的变化。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自古就有“协和万邦” 和“讲信修睦” 之说，孔子更是提倡“近者悦，远者来”。 但是，如果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对外关系只讲友好睦邻的一面，那也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常以“近交远攻”和“纵横捭阖”来实现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汉唐时期，中国在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时既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后盾，也巧妙利用西域各国对付强敌匈奴。在清朝末年，中国即使在“弱国无外交”的窘境下还尽力“以夷制夷”来达到保存国家命脉的目的。

因此，在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交”和“攻”问题上，不能“一点论”，而要“两点论”，有时还要“多点论”。这既符合史实，也更易为外人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红色基因”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外交安全理论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世情和国情相结合，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传承尤为突出。

第一，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在其存在的必要历史阶段中，应当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公平正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等方面阐述了公平正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中国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长达百余年，对国家和民族平等关系有更执着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强调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和秉持国际公正。在走向全球性大国和强国之时，中国正积极推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外交方面加强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在安全方面主张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而且，还强调要将外交、安全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以进行综合考虑。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外交观和安全观在新形势下的体现、发展和落实。

第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视野主要是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的暂时“均势”和经济交往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理论观点。 邓小平指导中国外交方针实现了重要转变，他强调要从国家战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斗转星移，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大国正在群体性崛起，且已经能够较为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话。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目前，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逐步将当年革命导师们的憧憬和理想变为现实。

第三，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 虽然剧变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中国依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十后，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照顾到当前内外环境的实际状况，也指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目标，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四、创新裂变和互动聚变

外交和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强调，要“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 因此，中的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要各自发展，而且要相互促进，并在更加广泛的地域和领域进行交流、交锋、交汇，在创新中裂变，在互动中聚变。

（一）理论的创新裂变

中国的外交安全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相关理论建设也相应进入了高度活跃的探索和创新时期。

第一，不同时期的理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外交和安全理论。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经历了保卫国家政权和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拓展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推进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改革三个阶段。

在外交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包括的外交思想和的外交思想）等阶段。党的十后，在纷繁复杂的内外形势和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他站在时展的前列，立足中国并放眼世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新要求。相关外交理论和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指导和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国家安全理论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这些安全战略思想既有优先重视政权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原则等方面的共性，也有在不同条件下对安全不同解读和应对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中国的安全观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扩展。“在横向上，国家安全从以往集中于政治、军事安全向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扩展。在纵向上，国家安全从关注自身安全向其他层面的安全扩展。” 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有研究者指出：“‘总体性’就是要将各领域的安全统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体系’。从体系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避免不同领域的安全相互矛盾、冲突、干扰、制约”。

第二，纵向和横向的创新之道。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发展呈现出纵向、横向和多向整合的三维创新格局。从纵向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历了逐步发展、创新阶段。例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就经历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邓小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思想等阶段。又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1995年的“新安全观”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 从横向来看，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在交叉发展中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中蕴含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元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各类安全观的集大成者。

中国正在对外交安全及其他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创新思想进行综合性整合。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也不断对外交安全提出新的理论需求，这要求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强调统筹性、综合性和整合性。反过来，不断创新的中国外交安全理论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理论的国际互动聚变

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自身特色，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同国际理论交流、交锋和交汇，在互动中发展和成长。

第一，坚持特色和扩大共性。坚持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特色，最主要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要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重视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创新。

就扩大共性而言，中国需要扩大中华文明大国理论、社会主义大国理论、发展中大国理论和全球性大国理论等国际共性。中国在扩大国际社会的外交安全理论共性时，还需要扩大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世界各大文明的共性，从而使中国和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入、持久。发展并扩大中国理论的国际共性，就能为中国特色理论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也能提升中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第二，交叉互动和创新聚变。在国际外交安全理论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占据垄断和主导地位，但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安全理论正日益缺乏时代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例如，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往往求助于已有的理论，搬出“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对此，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有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精神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动力。同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和参与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也从国际同行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的理论创新开阔了学术和理论视野。

（三）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完善。

第一，增强理论的实践和应用意义。理论是分层次的，也具有时效性。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能够提供指导应对当前挑战和规划未来发展的应用性理论，以此保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加强理论的体系建设。根据现实需要，中国在外交安全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理念和观点，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要继续推进中国的外交安全理论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研究两者的关系，进而进行缜密的逻辑演绎和科学的体系构建。

第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外交安全与当前实际情势密切相关，如果把握不准，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而系统和科学的理论则能超越具体案例和事件，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前瞻性的理论。因此，在应对外交安全问题时，我们要避免实践和理论“两张皮”的现象。

第四，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理论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评判。外交安全的实践检验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在对待实践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政界和学界都应心存敬畏，并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创新理论。

结 束 语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但是，理论建设又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复互动，相互促进，逐步形成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而中国特色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改变当前外交和安全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学者滞后于领导、学术滞后于政治的局面，我们需要提高认识并采取切实措施以推动理论探索和创新。

为此，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大理论创新力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敏感，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

外交思想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023-02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例外论思想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与角色的定位，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早期，学者认为美国例外论思想分为：榜样论和使命论。榜样论认为：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定的特殊民族。因此，美国应致力于构建世界自由民主，做好世界的榜样，而不愿过多干涉国际事务。榜样论具体表现就是早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命论则认为：美国担负着上帝赋予的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将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主动参与到世界事务中的神圣使命。然而，许多美国学者在最新的研究中认为不应将例外论思想二元化，“天定命运”的概念更能清楚地解释美国例外论思想；而单边国际主义比孤立主义或国际主义更能准确诠释美国外交政策。本文基于对美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梳理，对美国例外论思想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再解读。

美国例外论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的两种思想：美国作为宗教榜样的宗教改革思想以及美国作为世界政治先驱的启蒙思想[1]。新教力量与18世纪中叶、18世纪末的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国国家认同，产生了例外论思想。这一思想一直激励着美国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追溯榜样论和使命论的宗教和政治来源，这两种思想实际上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在《圣经》里，美洲并非希望之城，是清教徒定居者自己将美洲看作希望之城。如清教徒领袖温斯洛普在著名的《基督博爱的典范》中告诫他的追随者：“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2]。因此，北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追求欧洲新开始的适合的场所。清教徒们在荒原里创造了一个被改造过的基督教国家的运作模式。德博拉・马德森认为，温斯洛普的追随者们为了躲避迫害而建立了“新耶路撒冷”，同时又希望能够回到“被改造过的埃及”，去发动一场“抵制大西洋对岸的行动”[3]。清教徒们希望在北美建立一个新大陆，成为旧世界的榜样，承担起改变欧洲的责任。弗吉尼亚州的英国圣公会教徒将北美这片土地视为“上帝选择英格兰的延伸”而不是与祖国隔离的一块土地[4]。由此可见，早期殖民者并不奉行孤立主义。正如学者佩里・米勒指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不是“那些遭受迫害的分离派留在满是石块的海岸上的遗址，而是基督教徒们有组织有计划的任务行动，准备从侧面向旧世界里腐败的基督教国家进攻”[5]。因此，清教徒的使命并没有和旧世界隔离开来。他们将自己视为传播和重塑欧洲（英国）文明，而不是逃避这一文明的使者。

使命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教徒和北美的宗教建立时期。恩斯特・图弗森认为美国使命论的起源归结于千禧年主义。千禧年主义的观点认为：宗教革命带来了正义战胜邪恶的一系列胜利，包括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美国革命的爆发，这些事件被视为是上帝赐予的使命感。正如约翰・杰1777年所说，美国人是上帝青睐的第一人，上帝使他们能够理性选择国家的形式。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代表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是一个为了提升人类精神而诉诸武力的国家。研究者们将天定命运理解为美国例外论思想的主要动力，这一动力导致美国的扩张以及对其他国家事务的介入，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海外，以期帮助其他国家成为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在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都有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潜力，他们也有这样的愿望。宗教和政治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国例外者的形象，使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楷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也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外交政策。

为了赢得独立，美国与法国结盟，但这个新生的理想共和国拒绝传统外交和权利政治，孤立主义成为他的策略性选择。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要求美国永不结盟和托马斯杰弗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说告诫公众结盟的危害被看成是19世纪门罗主义出现前，早期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有力论据。C・凡・沃德沃认为：美国可以是孤立主义者，因为它享受了“自由的安全”和自由的土地，使“美国在这个邪恶世界上，成为一个无辜的国家，能够获得自由和赦免，而其他国家却需要诉求于武力”[6]。“自由的安全”这一观点很自然和美国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这一假设结合在一起，用来反对美国成为一个扩张性的国家。然而，这一孤立主义的论断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美国在19世纪里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张，同时又宣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西战争是这个崇尚孤立主义的共和国最反常的举动，这一行为与他们推崇的美国本身是崇尚和平和正义的例外主义思想相反。实质上，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主要针对美国对欧洲的外交关系而言，并未涉及美国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洲的外交关系。如果将美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土地扩张看成是属于国内范畴的例外扩张，而不是外交政策，那么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天定命运”的一种表现。

总之，美西战争的土地兼并被看作是“国内”事件（因此证明了孤立主义理论），让人们相信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只是美国未来版图的一部分，只有跨越大西洋的政策才能称作外交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天定命运说和美国例外论。但这种观点存在两种矛盾：第一，他并没有将欧洲在美洲和加勒比海拥有殖民地考虑进去，因此，这些掠夺土地事实上也是一种干涉欧洲事务的表现。第二，这种论据会让人将扩张和扩张主义变成一个关于树立榜样或鼓励的国家或人民在欧洲权利的行为下，不去寻求帝国主义拥有的解释，而不去考虑美国印第安人的清洗，美墨战争和觊觎古巴。19世纪美国大陆的扩张以及推行扩张主义，与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强权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后来美国帝国主义的经历一脉相承。现在，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孤立主义”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美国早期外交政策。以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的改良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从建国开始就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并不寻求与世界隔离[7]。19世纪的大陆扩张，以及这一行为背后的思想――西方或定居者/开拓者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寻求建立一个帝国的过程，这段历史必须归为美国外交政策而不是国内政策。

事实上，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帝国。赢得在西半球至高无上的权利，为其在20世纪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扩张主义即受美国例外论思想所驱动。许多美国人将他们对半个墨西哥的掳取看成是他们价值观道德证明的体现。因此，美墨战争证明了：美国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不是征服战争―是道德例外论。这种观点认为美西战争是美国“帝国”的开始而不是帝国发展的顶点，否定了1898年美西战争前美国外交政策孤立主义的论点。美西战争期间，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在关于如何处理菲律宾问题上的辩论上就曾说过，对美国来说帝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因为美国已经为这一行为练习了一百多年了。

美国例外论思想促成了美国国际主义的单边行为特征的形成。这一思想使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权利，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利，代表着所有人类去获得自由的特殊使命，即形成了例外主义论。因此，美国从共和国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渴望在国际舞台上一展身手的积极参与者。所以，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榜样论和使命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也和事实不符。

参考文献：

[1]Zuckert， Michael P. The Natural Rights Republic： 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M].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6.

[2]Bozeman， Theodore Dwight.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Reconsidered[M]. New England Quarterly，1986，59 （2）： 231-51.

[3]Madsen， Deborah. American Exceptionalism[M].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1998：16.

[4]Stephanson， Anders.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M]. New York： Hill & Wang.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