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全11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2）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归结为‘‘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因为产品表现为商品是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一“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的结果“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马克思认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联系整部《资本论》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意在通过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物化现象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一货币商品化一资本商品化的演变过程，揭示“物统治人”这种主客体颠倒的生产方式的演化逻辑。据此,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之一归结为：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蕴涵着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表现的生产的主客体之间的颠倒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劳动的社会规定物化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历史上私有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商品的价值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迂回地确定的。通过商品交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换句话讲，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物化和转换的客观结果，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了拜物教性质。随着商品交换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切商品关系固定反映的货币得以出现,劳动的社会性质便独立地“物化”于货币中。劳动的一切社会规定,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是由于在流通这个循环交替的“运动”中货币的本性所致。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头足倒置”的神秘性质，是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占统治的范畴、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

马克思认为,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因为尽管资本家实际攫取的是“物化”于货币之上的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实际创造价值之间的差额，但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资本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流通领域内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一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一切商品似乎是资本的产品而与劳动无关,价值增殖成了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可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颠倒现象出现一资本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成为一个自动增殖的价值主体。

正是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渗透进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促使其推动“商品”形式取得发展的运动形式,使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成为商品”。“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懷”“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由此，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独立地‘‘物化”于生息资本身上。在货币市场上，一切中介运动消失于资本家的视野之中，利息只是生产过程之外货币资本的固有属性，表现为一种存在于生息资本这个“物”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

然而,资本主义商品化趋势远不止于此“资本”彻底自我“商品化”，并将劳动力商品纳入其属性范畴,是它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因为生息资本一旦出现，便成为“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任何一笔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那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属于现实资本的虚拟资本的利息。从而，劳动的社会性质从外在地物化于商品、货币和现实资本之中，历史性地落在虚拟资本身上,使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资本关系和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独立于商品生产之外的“商品”。于是，“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劳动力最终打上了资本财产的“烙印”，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而存在。进_步而言，劳动力和资本这对范畴之间的历史关系完全被倒置，不是有了劳动力商品，资本才出现，相反，是因为有了永恒范畴的资本,劳动力才成为商品。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之二: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特征相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特征作了更为抽象的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瑡单看这一结论本身,或许人们不免怀疑马克思违背了其创立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因为，仅仅从目的和动机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具有主观意志决定论色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随即指出：“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

结合整部《资本论》进一步考察上述论述，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劳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形成逻辑:伴随着劳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隶属一资本家雇佣劳动力，最终让位于实质上的隶属一资本雇佣劳动,然而“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概括,意在强调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折射出他对社会经济人本价值的关照情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特征的真正含义在于:追逐剩余价值的直接目的贯穿于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这一特殊关系的确立过程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相区别的地方，不在于生产剩余价值,而在于其背后的目的性。因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凡是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都必须无偿付出剩余劳动。但是，由于在这些“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瑏。简言之,历史上生产资料垄断权所有者榨取剩余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占有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资本主义则不同，由于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使资本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拥有“产仔’、“生金蛋”的魔法。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具有绝对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然而,要确保资本“永久化”增殖,资本主义必须利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建立起真正独特的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因为早期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与历史上的生产方法别无二致“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瑏。因而,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仍然要受到旧的剥削形式的排斥。与此同时,为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无限度延长工作日的做法，不断遭到工人的强烈反抗。为此,资本主义不得不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来确保生产的运转。即便如此，受劳动力价值最低限度的约束,剩余价值也不可能永远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可见,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下,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并不牢固，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随着科学技术被并入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基础的新协作方式一社会化大生产在工场手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中出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应运而生。劳动者作为技术生产体系的局部环节，在包括工厂内部和工厂之间的生产空间上‘‘集结”,接受资本家的管理监督和调节指挥。这种全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集体力,从而大大缩短了制造社会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全面降低,剩余价值总量增加、资本增殖速度加快。这一结果不仅使先前独立的旧生产者丧失生产条件，被迫受雇于资本家,而且加剧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致使资本被平均化，即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家看来，利润是其预付总资本的产物，因此要获得最大化利润，就必须不断革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某些产业部门剩余价值生产的主导方式,并进一步将其扩张至所有产业部门,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以提高资本增殖能力作为目标和前提的，并以资本增殖能力的提高作为衡量标准。它带来的不仅是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变革,更是资本对劳动绝对控制力的根本性确立。因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是资本自身独立的力量，而工人则因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培植与使用，沦为生产环节的工具。因而，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现在，摆在工人面前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工人唯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断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卖，依附于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一劳动实质隶属于资本。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大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要从根本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质，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回顾整部《资本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特征，而且充分揭示出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内在逻辑关系一它们是互为条件和互为因果关系的有机整体。

首先,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化”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目的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前提,而资本的出现则是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起点。这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得以生产的首要客观条件。而劳动力的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其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一创造价值。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对资本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一不仅是价值的源泉,而且是大于其自身价值的源泉。

当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劳动的社会性质便被“倒置”，资本幻化成“孕育”剩余价值的“母体”，商品和货币成了资本这个价值“自动机”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向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由于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同劳动力和货币在内的“商品”构成了资本,表现为资本自身的产品,而非劳动产品。由此,资本朝着‘‘自我复制”的方向,推动商品朝着最后和最高的形式发展:货币和资本自身也成为商品,演化为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

定物化和物质基础主体化中的“一份子”。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片繁华的商品世界图景。总之,在商品化过程中,剩余价值不仅反映在资本家的主观意志中，而且“固化”于作为资本产品的各种商品形式之中。

其次,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产品‘‘商品化”趋势的主观推动力。要厘清这层关系，必须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一“剩余价值生产”这一主观意志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生产是商品拜物教历史演化的产物;换言之，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物自身的自然属性这两大范畴的相互关系在人脑中“颠倒”反映的历史必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角下，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直接目的产生的另一历史根源，即它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剩余劳动占有权表现形式演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上述双重原因使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商品成为资本的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劳动占有权是所有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剩余劳动占有权在原始社会和未来社会中,只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对自身劳动的占有关系,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则表现为从人的劳动实践中异化出去的对立形式。然而,资本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基础上的权威,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各种生产形式中,剩余劳动占有权主要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经济强制力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绝对控制权，是通过人格化的资本获得的。这其中，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的推陈出新,以及拜物教所发挥的重要催化作用，为其提供了社会观念和物质技术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3）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1－05

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垄断资本》一书的“导言”中，巴兰和斯威齐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关系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专业化和实证化，这导致了对当代社会总体分析能力的丧失，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来说：“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着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1］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当下时代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主题。

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理解。

第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的思考中，生产具有双重的规定。一是作为一般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在这里，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这种意义上的生产，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解读。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时指出，自我意识的真实基础在于奴隶的劳动活动，奴隶的劳动体现了双重性的创造，一是对外部自然界的陶冶，一是对自我的陶冶，正是劳动，才使奴隶最终战胜了主人。这构成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发展的基础，也只有当自我意识产生时，才会产生“人”。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劳动过程，这正如一般的商品交换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一样，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这就涉及到生产的第二个规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概念。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生产的质性规定是最重要的，因为生产的最后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质性规定只是生产的量性规定的载体，生产也不是直接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生产增殖的资本，这使得量化的劳动时间在资本增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品的质性规定让位于产品的量化特征，这是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内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现在则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正是依据生产的历史性规定，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形态。生产的历史性规定，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意识到其生产的内在变化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谈到社会分期时，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社会的时空结构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期而言，一方面，我们确定其生产方式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将之看作是一个同一化的过程，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转折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转变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了协作、分工、机器和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协作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起点，但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协作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又存在着区别。工场手工业还是以劳动力的分工为起点，而机器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主观的分工原则被机器的自我分工所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2］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第二，以生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结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框架的主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本身自动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虽然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核心内容，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因此，从生产出发，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化的存在，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以社会关系替代个体性的要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哲学的基础是个体化的市民社会，而新哲学的基础是人类化的社会，即社会关系人类化的社会，而不是物化的社会。在这里，社会关系具有优先性，所以黑人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成为黑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使社会各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复杂结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化生产逐渐世界历史化的过程。但任何生产不仅是技术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因此，揭示各种不同要素的内在结构性关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主导结构的变化，这构成了从马克思社会形态分析方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方法论。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发生时期还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扩展，那么在其产生之后，政治与文化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在分析现实历史时，既要抓住基础的作用，同时也要抓住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性内容。比如说，在自由竞争时期，如果说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政治与文化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因素一起形成了影响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说经济仍然是基础性的，那么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更转向了政治与文化层面，正是这个原因，列宁特别强调阶级意识的培养，葛兰西特别强调霸权的建构，伯恩施坦的政治参与和道德培育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性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主要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而无法解决。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很快地死亡，而是继续存在。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基础上，其主导性的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调整的？这些调整如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出发，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的方法论自觉。

第四，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目的。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种观念，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构成了一些学者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这种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走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批判理论是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出发，揭示出这个结构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主体在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展开以及对无产阶级对这种矛盾的自觉意识基础上，批判既表现为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也表现为从科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但这种自我批判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应该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揭示这个形态的存在的不可能性，是为了更好超越这个形态。

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讨论资本逻辑的历史形态演变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方法论前提。依据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组织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和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的两个历史性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

二、福特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再次进入一个长足发展阶段，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私人化的公司开始被股份公司与垄断公司所替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14年，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使技术与劳动分工更为合理化，劳动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广，但在两次大战期间，福特主义的推广受到限制。二战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使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强盛阶段。虽然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采用“福特主义”这个概念来加以描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时段。后来者如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也都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部的组织化，在这个意义上，拉什和厄里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体现了福特主义的重要特点。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而且这个概念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变化。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福特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劳动方式的转变。从生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协作、分工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自由竞争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人附属于机器生产的状况，但实际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推广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各个层面的渗透。福特生产线的推广，使得工作不断地被分割为小块，并根据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实现对工人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零件的标准化和移动的生产线，不仅降低了成本，使劳动工人成为半技术工人，而且产生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工艺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李佩兹所说的，劳动场所中管理者（工程师、技术主管和技术人员）与被管理者的（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3］。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可以通过管理革命得到补偿。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就认为：“管理革命才是20世纪阻止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因素。”［4］

第二,科层制的盛行｡科层制理论主要来自于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思想,按照布劳(Peter M. Blau)和梅耶(Marshall W. Meyer)的看法,科层制(Bureaucracy)是“为了系统协调许多人的工作以完成大规模行政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是对大型组织中的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其目的是创造有效率的组织，而不是没有效率的组织，［5］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韦伯时代科层制还更多具有理论抽象的特征，那么在福特主义之后，科层制就越来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福特主义首先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批量生产的展开，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企业，这是集原料采购、生产、组装、销售为一体的组织结构，过去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工厂，现在被聚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集团，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科层化官僚管理体系，［6］这正是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集团产生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计划特征，“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被“看得见的手”所替代，国家的调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家干预作用的加强，没有以前激烈了。

第三，资本积累和调节方式发生变化。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这导致了消费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大批量生产，这构成了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经济增长逻辑。对消费的这种倡导，同西方国家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认识相关。对于这个危机，过去我们的解释还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来理解的，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一危机的根本在于，财富的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商品的积压，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失败，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构成了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和广告的盛行，使得引导性的消费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从制度性的调节来看，大企业内部和全国性的工会在劳动集体谈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国家的社会纷纷进入到政府机构，发挥着作用，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构成了制度调节的重要内容。国家干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调解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福利国家政策保证了孕妇、病人、失业和退休人员的稳定收入，这不仅保证了消费的顺利完成，而且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第四，通过消费规划，福特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化模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在城市中机械化生产已越来越普及，但广大乡村还没有被纳入到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之中。随着福特主义在战后的推广以及电子媒介的普及化，消费规划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这是新一轮的社会化，人们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完成了拜物教过程，而且在审美和文化领域中，也形成了合乎商品要求的现代审美情趣。对于福特主义的这一职能，哈维这样评论道：“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也以各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尤其是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爱好，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形式（受――技术理性的原则指引），以及赋予这种体制以连贯性的政治权力的结构，则依靠了通过各种特殊利益的平衡而结合在一起的大众经济民主的各种概念。”［7］“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8］因此，消费也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方式。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现代主义当然是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的，但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前两个阶段发展的要求，它体现为对本源的追问、对总体理性的追求、对真确性的向往，强调主体的自律性和创造性。这种文化理念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理念支持。

第六，福特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将越来越二元化，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福特制的推广，首先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消隐在大幕之后，出现在前台的却是劳动工人与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工人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福特主义的伴生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积累演进可以看成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的生产职能交给了充当管理者的工人；二是，所有权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金融机构手中，使得大资本家和小股东在宽泛的制度内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三是，工资收入等级化，在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差别，经理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区别，经理人员又可分为上层与下层。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形式的转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更多体现为经理人员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对立，另外小额股东也分享了大资本家的某些条件，过去的阶级对立似乎变成了社会之间的合作，“当代社会中可找到两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学’：（1）传统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虽然也有集体）。（2）在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地方社会化的新形式，逐渐超越了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性。”［9］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阶级的调和，也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七，福特主义的普及化，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情势。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为主导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形势，生产、贸易和金融日益国际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的作用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相互扶持的状态。这种互为一体的状态与冷战格局相适应，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福特主义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发展，但福特主义在其繁荣时期，已经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福特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危机。赫尔什将福特主义的危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泰勒制管理为原则的生产过程，无法吸纳传统的技术工人以及无技术的工人大众，这是资本普遍化过程中的障碍；二是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由于利润率下降和社会要求的增长，国家已无法支付庞大的社会需要；三是技术创新危机，福特主义的普遍化使技术成本革新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半国家化的垄断企业中，这使得创新的源泉和要求越来越弱；四是福特主义主体的危机，福特主义使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大众消费成为积累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使得标准化的生产与个性化的消费之间产生矛盾，使主体变成内在裂变的主体，而个性化的消费说到底是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是由物体系的差异关系决定的；五是生态危机，这是原材料和能量的危机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消失。法国学者高兹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称之为“破坏性增长”。六是全球福特主义危机，这特别是由于福特主义向第三世界发展之后的结果，使得一些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债务国。［10］福特主义的危机，导致了资本形态的新转型，驱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三、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弹性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转向了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制工作人员，以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是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弹性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弹性生产中，移动与流浪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特点。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中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增加了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转包这种形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基地，而加工以及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逐渐转向了第三世界和非发达国家，使世界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11］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这时，生产过程中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似乎不再重要，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对立被呈现出来，而这种对立不再从属于阶级对立，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文化意义。

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与大公司相比，专业化和灵活的设备削弱了规模经济的冲击力，更善于掌握微观市场的细节变化，并迅速作出反应。因此，小批量生产和转包具有福特主义体制无法克服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也正是在这种转包和微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才能产生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各种地方性特征的经济均被纳入到全球经济的规划之中，但又保持着区域性的特征。

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12］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核心理念。而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后殖民讨论的现实基础。

弹性生产方式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转型，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工业生产方式上，虽然大公司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而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弹性专精的企业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福特主义生产线越来越让位于信息技术的编码作用。正如卡斯特所说的：“信息技术所能促动的正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并提高那些在只有人脑可以掌控的层次上需要即时的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式化能力的工作。”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泰勒式生产线将会成为历史遗迹。”［13］技术上的创新越来越重要。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按照卡斯特的分析，在信息经济中，主流的劳动模型包括核心劳动力和可弃置的劳动力，前者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后者则是依据市场需求与劳动成本而能够自动化和雇佣、解雇和转移到境外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多面向和一般弹性化的结构。

第二，劳动方式的转化，使得垂直型的科层制被水平化的思科制所取代。从组织模型来说，垂直型的科层制适应着福特主义的需要，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垂直型的官僚系统发生了危机，并向水平式公司转变。对于水平公司，卡斯特概括为七个方面：“依工作过程而非任务而组织；平行化的层级；团队管理；依照顾客满意度来衡量绩效；以团队的表现来进行奖赏；与供应商和顾客保持最佳联系；各阶层的员工都有充分信息并接受训练。”［14］公司的组织是依据网站来完成的，这是与泰勒制管理不同的思科模式，即奠基于互联网之经济的企业模型。思科模型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假定之上：“一家公司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一样都是竞争力的鉴别元素；公司分享信息和系统的方式，乃是影响此关系之强度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彼此连接已嫌不足：企业关心和支持这些关系的沟通，必须存在于‘网络化’的构造之中。全球网络化的企业模型，对所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放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启动网络的竞争优势。”［15］正是这种水平化的网络管理，才使得转包等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在积累方式和调节模式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弹性工作方式，使得利润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弹性生产方式要求更具灵活性的积累策略。一方面，准确而快速的信息，对于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高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对人们的审美情趣、时尚等作出快速的反应，也引导市场的发展。就水平化的管理方式来说，国家也越来越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取消福特制国家时期的一些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社会化的方式来看，在弹性生产时代，人们的联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形成了“虚拟社会”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越来越能够交流，当然这种“社会化”的交流是非社会的，也就是说是面对面化的，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状态；另一方面，这种交流本身是依赖于媒体中介的，个体在交流中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存在的，通过电子媒介，我们可以成天生活在郊外的别墅中，在监视器下与人交流。在这种“社会化”中，最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归属感的消失、责任的消失，鲍曼从资本的角度，将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游客与流浪者”。［16］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应，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多元化、碎片化、非深度化、不确定性的文化理念。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后殖民话语得以呈现出来。这些文化形态体现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

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三阶段还处于发展之中。对于这个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构成了目前发展的趋势。但不管怎么称谓它，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构成了其劳动组织形式的主导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存在中，只存在弹性生产方式。实际上，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生产和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同时存在着，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抓住的是在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基础。只有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结构与文化理念之中，真正地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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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资本主义的时期划分：技术、制度和生产关系［A］．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4）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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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n].沈阳教育学院报，200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5）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6）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着。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7）

何谓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看到，给出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内，要求有关“资本主义”的定义放之四海百皆准也很困难。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们经常用资本主义指涉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所指。尽管这些不同的事物在经过资本主义修饰之后，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据它们的不同所指分别给资本主义下定义才有可能和必要。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最主要是《资本论》和《选集》――的梳理，澄清经典作家所常用的几种所指，并以此对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给出一个定义。

一、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桩学术公案的回顾

十多年前，国内有过一场有关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讨论。在《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一文中，李伯重引用布劳代尔的说法，谓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1}随后许清江对文中的惊诧表示惊讶，认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著作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2}其他学者也加入这场持续数年的论争。大抵上，讨论可以分为两派，其中一方认为，马克思只是使用过形容词“资本主义的”，而未使用名词“资本主义”。{3}而另一方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等概念，都是从名实相符的经济制度的涵义上对资本主义的说明。“最早从社会经济制度涵义上运用‘资本主义’概念的，正是马克思。”{4}对于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2004年蒲国良作了一个综述，基本上可以视为讨论的结束。{5}纵观这桩学术公案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虽然通常没有使用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而是以“资本主义+其他”的方式出现，但晚年的一些篇章确实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6}比如《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国家……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7}第二，马克思的著作无疑是理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文本，哪怕他很少或者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

至此，就马克思是否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这一本事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结束，但蕴含在争论的深层原因却远超于此。当时的争论虽然着眼于文本，但旨趣却或明或暗地指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区分的问题。一方的言下之义认为，因为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因此存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另一方对这个问题所以反应激烈，绝不仅仅因为这个语词运用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而是或多或少担心对方所隐含的倾向。

二、经典文本中不同的“资本主义”所指

资本主义可以有许多种所指，比如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资本主义解释为某种精神，以为资本主义的清教伦理强调节俭，理性计算，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8}这种具体所指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社会基础相背，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9}此外，还有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网络、信任结构、谋利方式，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这些形形的定义都有可能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不可同日而语，本文均不予讨论，而仅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给出的资本主义定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比较接近，比如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此定义：“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雇主以盈利为目的雇佣工人生产并出售产品和服务”。{10}这样的定义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仅限于经济制度，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本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的论述不做全面的综述，而全力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法。

这里，笔者想提醒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许多地方都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词――不管是作为修饰语，还是名词。考虑到即使是修饰语，也不可能不指向某种隐含的“名词”。而这些多处所使用的资本主义，虽然都包含了某些相同或重合的意义，但毕竟具体所指仍然存在着重要差别。因此，重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还是形容词形式，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资本主义所指的是一种什么事物。下面本文分别主要以《资本论》与《选集》为对象，简要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所指。这里我们特别关注作为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这三个彼此关联但绝不可混同的所指。

首先，资本主义指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1}应该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使用了许多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用语，大抵都指这种情况。比如《资本论》第二版中的跋数数提到的情形：“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2}《选集》中的类似用法也非常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到，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3}“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14}《论持久战》：“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15}这些作为名词的资本主义显然应当指的是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主义指一种经济制度。这一所指偏重经济占有，尤其是所有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毫无疑问存在着联系，但两者毕竟并非同一事物。“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6}这里说明：（1）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相应的经济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同时（2）经济制度更偏重的是生产的社会方面，而生产方式则相对偏重生产的物质方面。《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7}同样在该文中，马克思引用的一位俄国作者的评论也这样说：“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8}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对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述是：“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19}这里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但所以它符合“资本主义范畴”，那是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矛盾论》：“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20}此处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各国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形态不一样，因此，有些国家虽然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由于它尚未占统治地位，未便将整个社会称作“资本主义社会”，比如当时的中国。这也引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所指。

第三，资本主义指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比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更为综合，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结构。这就是说，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均处于一个总体上相互适应、相互支持的状况，它们与经济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而社会形态则是这个共同体的抽象的概括。在《资本论》，用资本主义修饰社会形态或将资本主义修饰社会形态的地方并不鲜见。“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21}《实践论》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22}这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从上下文意思来看，应该说两者所指的同一个事物，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3}这里，前半句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间的外国资本主义，偏重于生产方式，而后半句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明确为一种社会形态。

三、选择社会形态作为定义视角的意义

何顺果先生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因为他按照其对‘资本’的独特理解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24}这句话颇有可商榷之处，后半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为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这里指社会形态――是两种事物，尽管它们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并非一物。这里存在着逻辑上的谬误，{25}因为存在如下两者并不对应的可能状况：第一，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它有可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但尚未居支配地位。第二，非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只要它不占有统治地位，比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看，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比如，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存在工场手工业，并不一定说明当时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中国的明代就足以称之为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指一个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等等在内的一个社会总体。不能因为在某个时期出现了某些因素，就将该社会视为资本主义。这些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资本主义因素，最多仅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由此可见，有必要摒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混淆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把握至少应当从这几个层次分别进行。本文将限于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定义。

第一，社会形态是一个总体判断，而所有制或生产方式是单维角度的定义。尽管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讨论价值，但社会形态显然运用的更为频繁，并且其他层面的所指――比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也是从社会形态的所指中衍生而生。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所有制，如“资本主义”工商业。单独使用的“资本主义”则基本上指社会形态。而将“资本主义”与其他层面联系起来的时候，则是从社会形态这个层面的延伸，如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社会形态的论述构成资本主义的通常用法，并构成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参考。在《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时，往往都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使用的。比如，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在民族抗战任务中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具有两种可能前途，“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26}1982年10月4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27}只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存在，在社会形态层面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讨论仍然将继续下去，而通常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区分和讨论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这个层面的逻辑。

第三，社会形态的定义并不否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力求从本质和总体的角度来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单纯的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社会形态中，存在着不属于其本质的内容。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以及一些前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因素。

四、资本主义：基于社会形态的定义

本节试图将马克思所散见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综合起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作出定义。社会形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而生产关系方面又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方面。由此，对资本主义给出如下定义：资本主义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以私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其基本生产关系、以市场作为基本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形态。该定义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资本主义以机器大生产作为其物质基础。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必须将生产力考虑在内。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28}这一定义抓住了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特征，但是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如此解释，则有可能将许多“资本主义萌芽”也视同“资本主义”。此外，逻辑上完全有可能假设这样一种社会：即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仍然停留在小生产或者至多是工场手工业的协作生产上，但生产关系却是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根据这一解释，这样的社会也会被视为资本主义。但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发展构成了其中一个核心要素。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所创造巨大的生产力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9}

《资本论》第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一语中。{30}“庞大”虽然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也只有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中，马克思虽然承认，简单协作与分工协作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只有机器生产，才真正让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认为，“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31}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机器生产，资本家雇佣劳动才内在地有了其必然性，而且资产阶级的统治才真正得以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32}

将机器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定义的组成部分，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密不可分。机器迫使手工业者失业，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而资本家从而确立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33}。如果没有机器生产，雇佣劳动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经济制度，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其他几个条件才能够彼此契合，并形成一种整体上稳定的社会形态。

将机器大生产纳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还具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界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起始点：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形态，不管在它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与后来的社会存在着多大程度上的相似，都不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的英国。本文这一定义也符合学术界在使用资本主义的一个共识，即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界定为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34}

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马克思本人的用法中，许多用法与本文的定义不尽相符。比如，他认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也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35}；马克思曾提到，16世纪就已经是资本主义时代{36}。而另一个相关的语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资产阶级革命”时往往指涉多种情形{37}。但是，考虑到《资本论》这本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论述都指向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将机器大生产作为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基础是合适的。

第二，资本主义以私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其基本的生产关系。资本雇佣劳动包含着数个对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首先，资本决定了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资本家根据劳资双方的契约，在规定的期限内控制了工人的行动权利。工人的劳动事实上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来全面发展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工人的片面化和碎片化。其次，资本控制了生产环节，决定了生产的方向。戴维・诺布尔深入探讨了数控机床研发的历史，指出，事实上存在一种可能更具有市场优势对工人也更友好的技术发展道路，但因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工人无法对于技术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终技术按照资本的要求去发展。{38}最后，资本家而不是生产者夺取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所获取，这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常态，但并不是人类剩余价值归属的唯一可能。除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剩余价值归私人所有外，合作经济中剩余价值归合作社成员共同所有，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由社会全体人民所有。在后面这两种经济制度中，劳动者除了补偿其劳动的必要消耗外，还同时拥有了部分剩余价值。“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39}

第三，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其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40}不仅如此，它也是资本运行的内在条件。市场的意义在于：首先，资本以货币的形式的出现在市场上，这在历史上是如此，在每天新形成的资本中，也是如此。其次，资本在这里找到了劳动力，从而构成了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控制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环节。“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41}“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2}最后，市场的意义还在于，只有通过市场，资本才能实现它最初和最终的目的，即自身增殖和积累。

五、结 语

本文在区分不同所指的基础上，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给出定义。这一定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它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有利于把握当代社会形态的本质。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合乎逻辑地可以对许多重要的社会形态问题给出判断，比如拒绝将资本主义理解成理性计算、单纯地追求利润等等特征；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历史地看，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果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4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公有制，等等。

注 释：

{1}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2}许清江：《也谈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读书》1997年第1期。

{3}吴向东：《马克思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4}卫兴华：《究竟何人最先从经济制度涵义上使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

{5}蒲国良：《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讨论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6}张卫良、周东华：《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8}这种观念的代表无疑是马克斯・韦伯。对于这个问题的综述，可以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对韦伯及其信徒的评判。

{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10}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1页。

{12}{16}{17}{18}{21}{30}{31}{39}{40}{41}{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第832页，第16页，第23页，第24-25页，低47页，第407页，第244页，第167页，第190页，第193页。

{13}{14}{19}{20}{22}{26}：《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第8页，第260页，第318页，第287页，第264页。

{15}{23}：《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452页，第626页。

{24}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25}这里仅仅针对何顺果先生1997年的论文，他在两年后发表的《社会形态不等于生产方式》（载《读书》1999年第6期）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文的论述与何先生后来的见解是相通的。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7页。

{28}马克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应当承认，即使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时也仅仅强调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单一的要素。“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此语尚不能够作为判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标准。根据《资本论》的逻辑，从商品到雇佣劳动，到机器大生产，一直到利润、利息等等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从细胞解剖直至到整体的过程。此处引文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章，当时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分析尚未结束。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5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页。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文本，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将此句改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两种表达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34}布罗代尔指出，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将资本主义追溯于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古代中国、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和印度。但是所有这些用法，最后都被马克思的观念所取代。“马克思后的一种正统观念：在十八世纪末工业生产方式形成前，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3页）。布氏此语说明，虽然他认为，马克思并未给“资本主义”下过定义，但毫无疑问，最权威的观念却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

{35}见《资本论》中论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两章。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这里的“资本主义”偏重于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形态。恩格斯也使用过“资本主义时代”一语，在《反杜林论》中，他说 “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这里的“资本主义时代”应当主要指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8）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9）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0）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6-0019-08

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产权制度改革不时发生“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这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仍然迫切需要推进产权理论研究创新。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长期未被重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冲击挑战、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及其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以马恩经典著作为文本依据、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实践基础，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无法很有说服力地解释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时，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和道格拉斯·诺斯（Doudass c.North）在1991年、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风靡一时。在这种背景下，立足当代中国所有制改革实践、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已有框架体系成为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由此，学术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命题和研究范式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从“所有制理论范式”向“产权理论范式”转变。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命题的提出和研究的开展对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束缚、指导和推动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在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冲击挑战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形势和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产权概念界定上分歧较大，问题集中在产权究竟是一种法权还是经济权利、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与所有权关系两个方面，产权概念界定分歧影响了研究中的对话与交流；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内容的概括、归纳上基本没有超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内容框架，“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上没找准两种产权理论比较、对话、交锋的学术平台，仅仅囿于分别阐述两种产权理论各自学术观点，然后就将两种产权理论定性为“公有产权理论”与“私有产权理论”；第四，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指导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针对性和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功能式微的结果，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研究术语、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但是，从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来看，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所被赋予的理论创新、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理论使命和时代使命还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二、产权社会化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对生产关系下过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界定生产关系的内容，这就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留下了空间。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深受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界定的影响，人们在理解和研究生产关系上存在不少误区：重视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忽视体现人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具体物质利益关系；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简单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

实际上，生产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围绕和借助于产权关系而展开、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抽象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纯粹法权问题，而是具体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具体内容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具体的经济运动中完成产权关系运动，并不断演绎出产权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抽象谈论所有制时强调：“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此，研究生产关系需要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并借助于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

马克思所研究的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而是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商品生产、机器生产、规模生产等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关系相应的发生变革，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表现出来，因此这里将生产社会化推动下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具体内容界定为产权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之间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马克思对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对产权社会化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产权社会化”概念，而是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形式”、“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等概念，用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运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动力、具体内容、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因此，从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一产权社会化辩证关系和分析框架人手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研究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以前人们往往脱离生产力发展而孤立的去谈论生产关系，将整个生产关系局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归属上，将所有权当成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法权，对生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很少予以关注，从而导致对生产关系研究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化倾向，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也因此长期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是当前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三、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1.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马克思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第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消灭大量个体小生产者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普遍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也是生产资料资本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产资料被集中化使用，以及劳动被雇佣、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劳动力被规模化使用的过程。“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与以前社会的私有产权显著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是社会化的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发展与产权社会化发展是历史的同路人，产权社会化首先由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社会化发展所推动。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来适应和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产权社会化为发展方向不断进行调整与变革，否则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停滞下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一直在进行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不否定自身根本性质的基础上通过产权社会化不断发展来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

第三，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最终结果。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暂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无法改变产权和资本在少部分人手中集中而大部分劳动者没有产权和资本、以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矛盾冲突这一事实。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会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又会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表现形式和冲突形式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是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容纳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最终将窒息产权社会化发展，新的产权形态将为产权社会化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马克思将这种新的产权形态概括为公有制、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社会所有制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崭新形态的社会化产权。

2.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角度纵向建构其产权社会化思想，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总体趋势，而且从横向上多视角、多层面展开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具体内容。

第一，社会资本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主体层面的重要内容。产权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产权的基本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实现形式。单个私人资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要求，通过资本集中走向规模更为庞大、运动地域更为宽广、主体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资本。单个私人资本走向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形态不断演变的过程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通过社会资本形态研究产权社会化时重点分析了股份资本。“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工业逐渐变为股份企业”。股份资本突破了单个私人资本数量有限、范围狭小的限制，实现了对大量单个私人资本的规模化集中和社会化使用。股份资本实现了所有权股权化，导致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股份资本取得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地位，这种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实际执行资本职能、实际投入生产过程的财产权。股份资本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变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社会资本形态也先后经历了股份资本、金融资本、法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体现着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

第二，产权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产权形态以具体实物为对象，财产观念以绝对“所有权”为核心。“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是属于他的，看做是自己的，看做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财产关系、产权形态和产权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权社会化引起了产权内部结构变化，即出现了财产权分离现象，产权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绝对的财产权利。“大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工业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对新出现的经济权利体系用类似权利束的概念来表述。”产权分离和“权利束”概念的出现集中体现在资本“真实所有权”与“虚拟所有权”的分离上，资本所有权以股权形式掌握在股东手里，而资本经营权、控制权掌握在股份公司手里。事实上，产权内部分离程度与产权社会化发展程度成正比，新的财产权利会不断地从已有的产权内部分离出来、取得相对独立的产权形式，财产权由“绝对产权”向“相对产权”转变。产权社会化发展不仅引起了产权形态的变化，而且导致产权原则的根本变化。在产权社会化未充分展开、产权以物为对象的“绝对产权”时代，产权明晰以及产权关系处理遵循“一物一主”传统原则，而产权社会化发展导致产权分离，围绕同一个物的不同利用形成多个权利主体。“传统‘一物一主’产权明晰原则越来越不适应产权社会化对产权‘精细化’和‘明晰化’的要求，而需要从‘一权一主’的原则去界定和明晰产权。”产权形态、产权观念、以及产权原则的深刻变化，既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

第三，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企业与其说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产权的组织形式，因为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总是打上了生产关系的印记，即生产要素总是在归属于不同主体的前提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生产过程角度去研究企业组织，将企业组织视为生产组织形式和产权结合形式。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经历了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阶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过渡的资本形态。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角度研究企业组织时，是按照资本形态的划分而研究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对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企业形式、以及社会资本的企业形式进行研究。私人资本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低级阶段，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有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三种形式。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合伙制和合股制就是过渡性资本形态赖以运行的产权形式和企业形式。社会资本作为产权社会化的高级资本形态，其自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企业组织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其中股份公司、垄断组织是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企业形式。“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产权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股份公司之外出现了垄断组织这一新的企业形式。严格地讲，垄断组织不能算是一种企业形式，因为一般的企业反映的都是单个企业组织内部的产权关系，具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垄断组织则反映了企业间的产权关系。但是，垄断组织也像单个企业一样提供了产权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垄断组织作为企业形式要解决的是“企业间”、“超企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组织形式。可见，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引起了产权形态的深刻变化、进而引起了产权组织形式即企业形式的变化，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是产权社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3.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的关系

前面从纵向建构和横向展开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内容进行分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在内容上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丰富内容。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产权社会化分析框架出发，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未来趋势进行深入研究，从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框架，连现代西方产权学者也承认这一点。“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宏观纵向建构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丧失基本方向和根本立场，就会落入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话语“陷阱”。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则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及研究产权社会化的具体着力点。马克思坚持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动来揭示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即通过反映产权主体关系的社会资本形态、反映产权客体的产权形态、以及反映产权外在表现的企业形式三个层面来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丰富内容和具体表现。这样就将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了具体展开并置于可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提供了支撑。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横向展开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

四、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启示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对当前加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1）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16-03

一、马克思恩格斯小农生产方式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小农生产方式，科学地阐述了它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作为小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既具有小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作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具有自己的固有特征：从其劳动方式来看，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过程缺乏分工与协作。小农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依靠手工劳动，沿用传统生产技术与经验。马克思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小农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不但要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而且总是“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工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从其生产形式本身来看，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由于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这种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必然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小农经济以个体劳动和小私有制为基础。马克思说：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剥削者私有制的劳动者的私有制，它是靠自己劳动挣取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作为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是小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性。第一，小农生产方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小农生产方式导致小农收入低下、陷于贫困。第三，小农生产方式为和专制主义提供了适当的土壤。小农虽然人数众多，而且生活条件相同，但其生产方式决定着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形成全国性联系及其相应的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小农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在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印度、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

3.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小农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作为一种过时的生产方式，是注定要灭亡的。农业上的技术进步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都促进了小农生产方式的灭亡。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化的先进的生产力，要求以大农业全面取代小农生产方式。

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通过对直接生产者――小农个体生产资料的剥夺，建立了以土地经营为内容、雇佣劳动为特征、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引起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它打破了个体农民规模狭小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变成了工厂化的农业，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另外，使农业部门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只从事自己的特殊经营，摆脱了以往小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工业部门生产的机器、化肥，需要对外贸易来得到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而无须由自己来生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及消费成了世界性的行为。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与现代化。首先，资本主义规模化经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化学、生物学和栽培学的应用等。另一方面，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起动了农业机械化耕作的进程，使得那些为大工业服务的大机械也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农业生产新型的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农业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更加简单清晰了。

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它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第一，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工人遭受农业资本家与大土地所有者双重剥削。第二，农业资本家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肥力减退，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第三，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这表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日益严重的制度障碍。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化大农业发展的桎梏，必然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合理化的矛盾，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化与社会化，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基本特征的科学设想。

1.社会主义农业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土地的社会所有制，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全面建立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从其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共产主义将完全消灭土地所有权。“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好像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2.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是合作社联合体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农业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单位是合作社及其联合体，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经营是按照统一计划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等“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

3.社会主义农业将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最具预见性的观点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差别的条件，而且提出了农业和工业结合、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的途径与方法。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安排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般途径――实行土地国有化与合作社经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剥夺大地产，实行土地国有化。然后，再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即“转交给现在就己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且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的一般途径，而且还科学阐述了经济落后国家对小农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能支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帮助资本主义去剥削小农，也不能支持小农生产方式、保护小农个体经济。“我们永远也不能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恩格斯明确提出合作化是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途径，也是小农的根本出路，“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他还论述了实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第一，承认与尊重农民个人所有权，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第二，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违反小农意志。第三，要坚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原则。第四，要坚持国家帮助的原则。

四、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要现实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重温与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生产方式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及今后大力推进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坚持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论，即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突破马克思恩格斯某些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具体结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重新。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努力体现农业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要坚持生产社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体现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本质要求，发展劳动者的联合劳动，实现农业与工业结合，城乡统筹发展等。其次，要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和实践经验与发展要求，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行业生产方式实现形式的某些具体结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形式。

2.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不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老路，但应当借鉴与利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有益成果与成功经验。我们应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有益成果而不全盘照搬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学习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而不重蹈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覆辙。在物质生产方式方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小规模、封闭型的小农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农业生产方式，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从“小而全”走向专业化生产，从自给自足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生产、从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凭老经验办事走向利用现代生产工具与现代技术，用科学技术来指导农业生产。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借鉴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经验，使资本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但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社会生产方式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坚持发展劳动者联合劳动而不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合作化理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不是坚持合作化的取向，而是把合作化等同于集体化，最终实行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制度。事实表明，通过集体化所建立起来的生产模式只不过是小农经济捆绑式的集合，实质上是小农生产方式的袋装化。这种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一再强调要建立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但“集体经营”大多名存实亡，在中国广大农村实际上恢复了小农生产方式。中国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其生产条件、生产形式还是从其个体劳动形式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范畴。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出发，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对小农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形式。从农村公有制形式创新方面来说，应当确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基础，重建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民实行土地入股、建立与发展农民股份制；在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方式创新方面，应当在土地股份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联合劳动、民主管理，建立与发展农民合作农场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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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