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考察报告大全11篇

印刷考察报告篇（1）

另据海关数据显示，2011年印刷机械及耗材进口总额为26﹒62亿元，相比上年增长11﹒28%，其中“印刷设备及辅助设备”进口金额年度增长率为14﹒11%，虽然高于平均增长水平，但相较2010年41﹒9%的强劲增长，增速明显“减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卷筒纸胶印机2011年34台、0﹒57亿美元的进口金额较2010年分别下降了12﹒82%和37﹒19%，情势不容乐观。

“不容乐观”，这也是绝大部分被采访商轮企业对2011年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商轮市场的预判。

供应商格局维稳

表1呈现的是中国内地各品牌商轮安装情况，不难看出，供应商总体格局基本定型。根据前期沟通，曼罗兰暂时缺席本年度调查，但总体来看并不影响本次商轮调查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2011年新增的6台全新商轮分别来自高斯、小森、高宝和东京机械，其中高斯2台、小森1台、高宝2台、东京机械1台，由此将中国内地全新商轮保有量推至115台。

虽然装机量不及上一年度，但高斯在2011年仍有2台的成绩，凭借57台的总装机量继续稳居榜首，“半壁江山”牢牢握在手中。2010年上海电气100%收购高斯国际之后，一直将整合重组作为重中之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2011年高斯国际业绩已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整合重组过程中，高斯国际精简全球员工，原来欧洲的3家工厂（法国2家、英国1家）合并后仅留下法国一家，其他工厂转型为技术服务公司和研发中心，而高斯中国则更多地承担起制造基地的角色。尽管目前高斯较为高端的商轮设备产地还未转移至中国，但随着整合进程的深入，相信本土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这对意欲未来购买商轮设备的企业而言也至关重要。据业内一线商轮企业负责人透露，仅北京地区，2012年或将有3～4台高斯全新商轮入驻，高斯能否蓄势后发力，我们拭目以待。

三菱、小森、曼罗兰依旧在“第二梯队”中展现了均衡的“三足鼎立”之势，且分别凭借15台、15台、14台的装机量共同占据了内地商轮市场近38﹒25%的份额。2011年，小森仍延续往年的稳健作风，有1台进账，将排位与三菱拉齐。另据透露，2012年也已有一家中部地区民营印刷企业将橄榄枝抛向小森。

2011年，高宝如上一年度调查中所预期，有2台进账，以5台的总装机量拿走了内地商轮市场4﹒35%的份额。东京机械自2008年卖出1台商轮后一直没有新的成绩，2011年，东京机械终于拿到了1台的增量，将市场份额提升至2﹒61%。桑拿和东芝全新商轮设备由于业务调整、品牌并购等原因不会再在市场中出现。据了解，与国外企业相比，国内商轮设备更新换代周期较长，桑拿品牌的商轮依旧在使用中，并未淘汰，承印一般彩色期刊、DM单等业务。

依据以往的经验，“本土”商轮品牌数年难觅踪迹，似乎已被渐渐淡忘，但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南一家企业研制的享有自主品牌的商轮设备已找到其第一个买家，第二台商轮设备预计在年底进入调试阶段。虽然一些商轮企业负责人表示，国产商轮设备在套准、色彩还原度等方面与国际知名品牌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这家企业历经七八年的“卧薪尝胆”精神可嘉。据了解，商轮设备由于技术难度大，自主研发相当艰难，但在价格上仅为国际高端品牌的一半左右，如若此类国产商轮设备在性能方面能有所突破，对于中小型民营印刷企业来说还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

2011年的商轮市场中，带给人们最多悬念与思考的还当属曼罗兰——从2011年11月25日申请破产保护至2012年2月1日宣布重组方案，它的经历不仅让人们将看问题的视野提升到资本高度，而且提醒更多的行业同仁开始重新审视印刷市场，更加理性地分析未来趋势。商轮企业的生存状态如何？商轮业务的拓展空间怎样？难点在哪儿？机遇何在……这些是商轮设备供应商、商轮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这篇报告、整组报道希望通过各种观察角度引发思考的地方。

区域分布微调

截至2011年底，中国内地安装全新商轮的省市自治区依旧保持在18个，详见表2。回顾过往统计，实际上在2008年至今4年多时间里，全新商轮在地区分布上没有新的扩展，全国仍有一小半的省份没有全新商轮设备。

从区域角度考察商轮装机量，更能深刻地体察不同地域的外部竞争环境对商轮企业的影响。表2显示，位列装机量前三甲的北京、广东、上海依然是商轮密度最高的三个地区，三地聚集了内地70%的商轮资源，33家企业平均拥有商轮2﹒45台。

然而，2011年内地安装的6台商轮并没有全然落在这三个集聚地，分别是北京1台、广东1台、江苏2台、安徽1台、湖南1台。

2011年7月，以出版物印刷为主营业务的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这像“一针强心剂”顿时鼓舞了不少备受煎熬的出版物印刷企业。作为出版业的集中地，北京集中了全国约40%的出版社、三分之一的杂志社，商轮印刷资源得天独厚，30台的安装量、26﹒1%的台数占比凸显了这一区域的商轮密度和实力。当然，这一市场的“争议”也是最大的：一边是上涨无望的工价，一边是不断扩充的产能，在问及过去一年多商轮工价情况时，不少地区商轮企业的第一反应竟是“比北京好一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实际上近两年购入全新商轮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出版物印刷企业，他们一般对自己的业务有清晰的规划，抓住优势细分市场，也为商轮业务可能面临的萎缩情况预备了应对方案。一家2012年正在装机的商轮企业反映，“再次引进高端商轮设备，因为业务进入‘超饱和’状态，不仅自己的轮转业务增长了10%，外发的活件更是翻倍增长，为了更好地控制质量，还是决定自己进设备”。另一家预备在今年购进商轮的企业负责人也称，“北京商轮设备倒是不少，但除了几家拥有3台以上全新商轮的知名企业，真正做得好的不太多，几乎没有全新商轮的新晋企业，市场中充斥着很多二手机”。如果2012年北京的新增商轮如调查中所得知的，达到3～4台，相信未来的市场中高端精品业务将愈发稳定集中于几家拥有商轮群组的企业当中，“能在洗牌中活下来”成为更多中小型商轮企业需要担心的问题。

“现在经济不太好，商业订单太便宜了，超市DM单业务量变少，收钱也难了。”问及广东地区过去一年多商轮企业的情况，当地一家设备经销商这样表示。2011年，广东有1台新商轮落地。在这一年，这一区域的商轮企业甚至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在由本刊组织的2011年印刷业形势分析会上，港资企业代表认为2011年遭受继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二轮危机，受欧债危机等影响，这一轮的危机甚至比2008年还要严重，“外单业务量有25%的下降”，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涨，业务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等都使得不少出口型企业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商轮企业尤其是做国外课本、书刊业务的商轮企业自然日子也不好过。

“广东商轮市场平均价格大概是10～11块一色令，最低有7块的。”但价格还并不是致命的问题，关键是“业务不见了”。近两年，电商的“火爆”有目共睹，新的消费模式直接导致作为促销手段之一的DM广告需求量下滑，加之湖南、江苏等地商轮企业的业务分流，广东地区以DM广告为主要业务的商轮企业慢慢陷入窘境。可能有人会说，电商在其经营中也产生了一些新业务，比如产品目录，但广东地区的观察人士却认为，这些业务不但在量上有限，而且大部分也并没有留在当地，而是流向了北京等区域。虽然“个别老牌的商轮企业业务都不怎么好”，但任何地区都还是有“迎难而上”的企业，观察人士透露，“过去一年多也有企业买二手商轮，但不多；一家报纸印刷厂目前有购买商轮的意向，主要想将之前外发的插页广告等活件拿回来做”。

在2011年新增的商轮装机量中，上海“榜上无名”。如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顾问潘晓东在后文分析中指出，上海“商轮无增量”，不仅没有新增设备，在商轮业务范畴上也没有新的突破。同样是在2011年印刷业形势分析会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印刷管理处周建平处长分析了上海市规模以上印刷企业2011年1～9月“销售额两位数增长、利润下降、对外加工贸易额大幅增长”的情况，还特别指出“包含票据印刷、广告印刷、安全印刷等的其他印刷板块增势较好；出版物印刷由于新媒体的冲击受到很大影响”，这其中不同类型的商轮企业想必也有不同的境遇。实际上，据资料显示，2011年底到2012年，上海并不是“默默无闻”，已有企业签约全新商轮设备，充实原有商轮产能，只是并未进入本次统计范围，期待上海在明年的调查中打破沉寂局面。

2011年，凭借2台的增量，江苏将全新商轮保有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达到9台，并且已是连续两年都有新商轮入驻。安徽是自2006年之后再次新进商轮，有望激发中部商轮市场的活跃度。湖南则打破了“6年无新增”的局面，有1台全新商轮入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湖南还将落户一台”。毗邻广东的地域优势，或许是湖南商轮市场渐趋活跃的重要因素。

成渝地区的商轮市场潜力一直为业内看好，但2011年未见新增身影，不过有观察者透露，“近期成都、重庆分别已有民营企业购进一台全新和一台二手商轮”，前景可期。

集中度增强

表3所示为115台全新商轮在内地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安装情况。2011年，虽然商轮装机数量有6台的增长，但同过去的几年一样，安装企业数量却并未出现同步调增长，仅添加了2位新成员，其中一家为新创立企业。采访中所了解到的2012年正在购进或安装商轮的企业也都是老面孔，这些都预示着商轮资源越来越明显地向已有商轮企业集中，个别商轮企业的规模优势愈发突出。

2011年，新增的6台全新商轮分别落户于2家外资企业、2家国有企业、1家私营企业。

2007～2011五年间，三资企业的全新商轮装机量增加了7台，2011年装机总量达到54台，依旧位列首位，占据内地商轮总量的46﹒96%，接近半数；但2007～2011年，安装了全新商轮的三资企业数量一直都是18家，2011年只占安装商轮企业总数的30%，平均每家3台的商轮保有量，超越了全国1﹒92台的平均水平，集中度可见一斑。

2007～2011五年间，国有企业的全新商轮装机量增加了12台，2011年装机总量达到41台，在内地商轮总量中占据35﹒65%的份额；2007～2011年，安装了全新商轮的国有企业数量增加了4家，2011年占安装企业总数的48﹒33%，平均每家1﹒41台的保有量低于全国1﹒92台的平均水平，相信这与国有企业“顾全局”、遍地开花的考虑不无关系。

2007～2011五年间，私营企业的全新商轮装机量增加了7台，2011年装机总量达到18台，在内地商轮总量中占据15﹒65%的份额；2007～2011年，安装了全新商轮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加了4家，2011年占安装企业总数的18﹒33%，平均每家1﹒64台的保有量虽然未及全国1﹒92台的平均水平，但处于逐年提高状态，并已高于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活跃程度较高。

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商轮市场集中度的逐步提高是必然趋势，及时扩大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商轮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常规手段。近年来，三资企业中“强者恒强”的商业定律得到了持续演绎，当纳利、凸版印刷、中华商务等大型企业把持着大部分高端商轮业务，几年来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频频引进新设备，截至目前来看，超过5台的全新商轮保有量成为这一能级企业的新符号，遍布北上广和香港地区的生产能力使得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无往不利。

面对商轮市场并不明朗的前景，这些企业选择了集中扩大产能、紧抓核心业务、稳固老客户与大客户的策略。北京一家外资商轮企业表示，“拥有近200个品种的高档彩刊业务，不做DM广告业务，因为‘印费太低，不赚钱’；如果质量上乘、服务满意，彩刊客户一般都不希望频繁更换印厂。”这家企业着力建设了一支精良的印前队伍，包括150～160人，2001年就已引进CTP，在印前与印刷的协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此之外，由于印前部门可以提供较好的排版设计服务，客户甚至产生了“依赖感”，据了解，需要提供排版设计的期刊客户大约在一半左右。另一家外资企业则利用同时拥有多台商轮与单张纸印刷机的优势，在业务调配上下功夫，“不同类型、不同量的业务应该上商轮印刷还是单张纸印刷，都是经过周密计算的；还有一些客户可能会出现业务量短期下滑的情形，公司也会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既留住客户又减少自身损耗的目的”。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国有新华系印刷集团和报纸印刷厂压力与日俱增。2011年不仅有新华系力量斥资引进第二台全新商轮，用于高档彩刊的地区分印；也有知情人士透露“有新华厂购进二手商轮”，以应对教材印制周期的压缩。另有某地新华印刷厂透露，商轮彩刊业务中时尚类刊物印量保持平稳、时政类刊物印量下滑，为了保证开机率不得不另寻他途，拓展海外业务。一家新华印刷集团老总则透露，“正在研究跨国品牌的产品目录业务”，或许不失为一桩好生意。

报纸印刷厂也是国有商轮企业的中坚力量，2011年安徽一家报纸印刷厂新添商轮设备，再次壮大了这一队伍。采访中还了解到，目前北京和广州都有报纸印刷厂正在筹划引进全新商轮设备，尤其是北京这家报纸印刷厂，欲尝试国内首台高斯M-800，魄力十足。一家报纸印刷厂负责人认为，报纸印刷厂引进商轮短时期内并不会和原有商轮企业“正面交锋”，因为在选择设备时，不论从型号还是性能上，报纸印刷厂首先考虑的是配合原有报纸业务发展，快速收回投资。然而从长期来看，报纸印刷厂自然也有意愿参与更广泛的市场竞争，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商轮力量”。

私营企业是国内商轮市场中最为活跃的角色，2011年一家新创立的私营企业领走了2台的增量。2～4台全新商轮的保有量成为这一群体中佼佼者的象征，并且2012年个别“拔尖”企业有望再添新机，呈现5台商轮保有量的全新面貌。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如成功上市或可依托已上市的母公司，资金自不成问题，但对于那些暂时没有丰厚资金条件的企业而言，大手笔的商轮投资还是要谨记“安全第一”为好。

“纠结”与“理性”

由于近年来国内彩色期刊、商业广告绝大多数采用涂布印刷纸印刷，涂布印刷纸消费情况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类印刷需求的走势。由表4可以看出，近年来涂布印刷纸消费量除2009年有小幅下滑外，其余年份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尤其是2010年的增长幅度较大，达到18﹒57%。

广东一位观察者的观点支撑了以上这组数据所呈现的趋势，即商业印刷总量的确是“涨的”。那问题便是，为何商轮企业普遍反映业务量维稳或下滑，市场“不容乐观”？业务到哪里去了？

熟悉国外印刷行业的朋友以前常提到，依据发达国家的过往经历，在商业印刷中轮转设备的使用量远远高于单张纸设备，并以此来判断，国内商轮的发展趋势将步上同样的道路。现在则有不少人在反思，“好像并不太一样”，“目前来看，是不是这个趋势还很难说”。

“国外很多一次性的商业印刷品都是商轮印的，比如日本大超市、商场里的产品目录，几乎90%都是上商轮，很少拿单张纸来做，但中国却刚好相反。”广东一位观察者表示，“本以为商轮可以从单张纸那里多‘抢’出一些生意来，现在觉得比较困难”。

“或许是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下，部分业务资源被垄断了，也可能因为中国人对质量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单张纸更走俏吧”，分析人士这样揣测。数据显示，2011年单张纸胶印机进口额达到10﹒14亿美元，占印机进口总额的49﹒43%，是当之无愧的进口主力。

国内商轮业务的分流不只是“单张纸惹的祸”，新媒体冲击彩色期刊、电子商务冲击商业广告，这些新生事物繁荣的背后便是商轮业务量逐渐“摊薄”。“前不久，日本一家拥有4台商轮设备的企业破产了，还有不少商轮企业面临倒闭或连续亏损，旧的商轮设备可能会通过一些渠道卖到中国和印度。”一位熟悉日本印刷行业的经理人表示，日本虽然拥有1300多台商轮，但市场竞争很残酷，两极分化严重，新的阅读方式、消费方式更加速了商轮企业的洗牌。

印刷考察报告篇（2）

新印刷厂的优势从何而来？

答案刚好是杂志对全国印刷厂发的“两年内想要投资的项目”问卷里面提到的新技术和新管理，全部或部分的体现。

2013年印刷厂老板应该考虑的清单

器材软件功能：

1.印刷后印张经过扫描导表，产生质量报告。（例如：pressSIGN）

2.控墨台闭环校正――利用轨道扫描仪读取印张上的色块，反馈正确的墨键数据回控墨台。（例如：各厂牌印刷机或第三方产品InkZoneLOOP）

3.数字预放墨――衔接印前和印刷的数字化，将CTP版上的墨量信息传到控墨台，让放墨的依据是CTP的墨量，而不是印刷师傅的眼力。（例如：各厂牌印刷机或第三方产品InkZone数字放墨）

4.CTP制版时，考虑智能型的冲版机，控制墨水的消耗和印版的质量。（例如：旺昌冲版机智能药水检测系统）

5.CTP制版时，考虑印刷机的特性和省油墨的效果。（例如：Auraia数位网点或preeSIGN省油墨）

6.拼大版时考虑不同印刷机成本，尤其商业合版或包装盒的制版。（例如：崭新盒子拼大版时考虑20个盒子中5台印刷机印刷不同组合的成本，崭新合版可以计算出不同印件在不同大版上印刷的可能成本，即还没到车间，就能预估成本，到了车间则可以直接制版印刷）

7.接单的同时产生工作单，或进一步用网络门户接单。（例如：投资ERP/MIS）

8.报价的同时已经分析过每一台印刷机印刷的成本。（例如：投资ERP/MIS）

标准化操作程序（SOP）：

明确的操作程序，可以降低不同人员操作的差异，对新人的培训也更有效益。

1.建立SOP，包括在印刷环节以后，如何处理印张或废纸和各种耗材。

2.建立SOP，包括何时保养印刷机和如何保养印刷机。

3.建立各种沟通的SOP，善用质量报告进行客户、经理人、印刷师傅之间的沟通，取代用经验和形容词来描述印刷品质。

4.建立印刷人员个别岗位的SOP，越来越聪明的控墨，已经将印刷师傅放墨的功能替代了一部分，对印刷师傅带领2～3个副手的工作范围，是否加以检讨，让每一工作步骤更简化，更节俭人力。

5.建立印前每一步骤的SOP，从上班开始的检验，包括把CTP版如何移到印刷车间都应该有SOP，注重印前、印刷以及印刷、印后环节的衔接。

6.报价、接单也应建立SOP，为了效益，也为了未来全面自动化的需要，或开始从网络接单。

2018年不再从事印刷的老板，最后悔的是对2013年那份清单不关心，SOP当然也没有，所以到了2018年已经不再搞印刷了。

本文前面夸张地把五年后的印刷企业数量想象少了一半，根据《印刷经理人》杂志发表的2011年底的数据，国内各类印刷企业总共有102484家，同比才下降了1.8%；印刷从业人员356.67万人，同比只不过减少了2.7%。读者可能觉得五年后印企减半危言耸听，但如果我们请各省的主管单位调查一下，就会发现2012年境内70%的印刷活件是由百分之几的印刷厂接的单，如此，可能更容易观察到印刷业务正在集中的趋势。

印刷考察报告篇（3）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报纸广告所占市场份额逐年下降，这对于主要依靠广告获取利润的报业来说是致命的创伤，也是全球纸质媒体都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报业危机理论在纸媒圈内弥漫开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菲利普・迈尔教授甚至预言报纸将在2044年10月消亡。

在数字化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报业要想存活下来并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经营改革。近年来，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许多报业集团均采取了相应的转型策略，如实施报业数字化、引进数字印刷技术、拓展多元业务领域、融合多媒体发展等。面对新媒体的巨大冲击，深圳报业在业内率先引入可变数据印刷技术，实现了可变数据印刷与报业轮转印刷的技术集成，为报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探索方向。

报纸可变数据印刷的优势

可变数据印刷是指在一个印刷过程中只设计一种文档版面形式，但该文档每份印品版面上的文字、数字、条码、图形、图像等信息内容可以不同，从而印刷出不受限制、独特、具有针对性的个性产品，因此也被称为个性化印刷。目前可变数据印刷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广泛，如账单、明信片、贺卡、纪念册以及各种具有可变内容的条码等。

可变数据印刷的特点主要是按需性、及时性和可变性，将其引入报纸生产线中，可以很大程度上突破现有的报纸印刷方式。传统的报纸印刷是同一内容、大批量地生产，无法进行多品种、小批量地印刷，这就造成了多年来“千报一面”的现象。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传统报纸的局限性越来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时效性的局限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新闻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传统印报流程需将事先排好的版面，经CTP直接制版机生成印版，检查无误后再上机印刷，中间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使得一些即时新闻受限于生产流程而无法及时更新。报纸可变数据印刷能够使上述即时新闻在印刷前或印刷中即时更新，实现即时新闻即时印刷，并可按事件的进展不断更新内容，吸引读者关注。

2.广告市场的局限

传统报纸的单一盈利模式决定了广告客户必须支付巨额费用来购买报纸的一个版面，而较之现在风靡的互联网广告，越来越多的广告客户开始考量报纸广告的投入产出比。报纸可变数据印刷能够给每份报纸印制独一无二的信息，以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方式传播信息，提高广告的附加值和广告客户的投资回报，同时通过广告细分市场降低广告客户的投资成本。

3.与读者良好互动的局限

与互联网相比，传统报纸的互动性显得力不从心，这会导致读者对报纸的关注度下降。报纸可变数据印刷可以在每份报纸上印制不同的号码、条码、二维码等，以此开展读者抽奖、有奖订阅等活动，让读者参与进来并与读者形成良好的互动，吸引读者，从而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因此，将可变数据印刷技术融入报纸生产中，能够很好地满足当今读者及广告客户对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给报纸内容、广告、发行等带来潜在的价值，同时还为传统报业创造出新的盈利模式。

如何成功实施报纸可变数据印刷

1.完善可变数据印刷技术

如今可变数据印刷技术能够动态组合四色图片、图表、文本等，创建出丰富多彩的可变内容；利用印前设计软件来制作固定页面的内容；利用数据库技术制作可变信息，再将两部分的内容合并起来，一起在印刷机上输出。

顺利实施可变数据印刷的关键要素包括：首先，所有软硬件系统必须能够为可变数据印刷的每一页面顺畅、快速地提供可变图文部分的格式、内容等信息，并且将这些元素彼此或与静态页面进行有效合并，同时还要保持可变数据印刷品的质量。其次，数据库技术是可变数据印刷前端技术的核心，包括可变元素数据库的设计与建立、版面嵌入和合并技术、版面编辑系统与数据库的数据交换和访问技术、版面位置精准定位技术、高速数据传输技术。目前普遍采用的可变数据交换标准是PPML/VDX标准，PPML采用对象的可重复使用机制，把固定不变的信息当作可重复使用对象，输出可变数据印刷页面时只需对可重复使用对象做一次RIP，然后将RIP后的结果存储在缓存区，当后续页面也包含可重复使用对象时，就可直接调用缓存区信息，更好地实现高效的印刷输出。

2.建设专业化团队

传统报业的工作流程以及运营模式已经无法继续适应报纸可变数据印刷业务，因此必须转变原有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家成功整合了可变数据印刷业务的报纸印刷企业，实质上承担了一家营销服务供应商的职责，要做的不仅是学会几种软件或掌握相应印刷技术，还必须知道自己卖的产品是什么以及如何让客户用好这些产品。因此，报业印刷企业必须要在销售和研发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配备专业化团队，实现由单纯的印刷生产供应商到营销服务供应商的经营理念转变。

要想成功地提供报纸可变数据印刷服务，企业必须要形成自己具有吸引力的产品体系，并且要有足够敏锐的洞察力来寻找市场潜在客户。此外，随着个性化服务的增多，报纸可变数据印刷业务会更加分散，报纸印刷企业必须有能力处理好从销售到生产再到市场反馈整个工作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3.创新盈利模式

传统报纸经营过程中，有两次获得收益的机会：一是报纸的发行，读者付费购买报纸所提供的新闻资讯；二是广告的销售，即广告主付费购买读者的注意力，每位读者都可能成为广告主的潜在客户。然而，只有少数报纸能在发行过程中实现盈利，大多数报纸都需要通过广告销售来补贴发行所需的成本。面对互联网等新媒体对广告市场的分流，创新盈利模式成为报纸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报纸可变数据印刷可为传统报业提供新的盈利模式。

①广告盈利模式

美国报业协会营销总监约翰・肯鲍尔认为，报业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为自己生产的各种媒体产品划分受众群体，从而以各种方式为广告客户设计广告计划、设定广告价格，以便给广告客户更多样化的选择。报纸可变数据印刷可以为广告主生产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报纸产品，以此来细分广告市场，也可通过提高广告的附加值，扩大报纸的广告份额。例如，在同一版面位置，分别刊登针对不同区域的广告，方便商家分区营销，精准投放广告，如分区广告、社区优惠券等；在报纸的同一广告位接受多个广告主的广告投放，按客户需求小批量印刷，然后再特定区域发行，降低广告主的投资费用；针对某一广告，给每份报纸都印制不同的编号，进行有奖促销、购物优惠等活动，吸引读者关注，提升广告影响力，扩大广告市场。

②新闻盈利模式

相比互联网新闻，传统报纸新闻的时效性已经不具优势，采用报纸可变数据印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例如，针对时效性强的体育赛事新闻，可以在报纸上设置专栏，在印版制作完成的情况下，将当天的比赛结果以数码印刷的方式喷印在报纸专栏版面上，一边印刷一边喷印，做到即时新闻抢先报道，增强报纸的影响力，同时也能扩大报纸发行量。

③专用报盈利模式

传统报纸只能将相同内容大批量生产，无法满足客户小批量、专用化的需求，引进报纸可变数据印刷技术后，就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小批量、多样化地生产企业或个人专用报纸。例如，企业为了文宣、庆典、会展等需求，用自己企业内容替换掉报纸某版原有内容，以企业专版形式印刷一定的份数专用；婚礼专用报，将原有报纸内容替换成新人的结婚照片，在新婚当天发放亲友，极具纪念价值；由商家冠名特定区域免费发行的赠阅报，可在报头喷印“某某公司赠阅”，并在高铁、机场、火车站、展会等场合免费发放，提升企业知名度。

报纸可变数据印刷的市场应用

可变数据印刷在我国报业印刷领域还是初步探索，中间存在许多技术难题和经营理念转变问题，要想真正打开国内报纸可变数据印刷市场，还需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首先，报纸印刷企业必须意识到，可变数据印刷与传统印刷截然不同，不可能依靠低价位赢得客户青睐，优势主要体现在针对性、单位响应成本和活动影响力上，同时客户最为关注的是利用报纸可变数据印刷的服务来提高自己的投入产出比，而非所付出的实际成本。

其次，一旦决心开展报纸可变数据印刷业务，首先要着手策划一个关于报纸可变数据印刷技术的营销活动，因为在面对一项新技术时，潜在客户都希望看到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首个营销活动最好针对创新服务或创新方案推出，找准切入点。2013年5月，深圳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在深圳晶报上尝试利用条形码可变印刷技术，策划了“赏心读广告，开心抽大奖”活动，如图1所示，以此提高报纸登载广告的关注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活动开始第一周报纸零售量相比活动前一周增加了12.64%，活动第二周报纸零售量相比活动前一周增加了16.15%。

印刷考察报告篇（4）

***，男，1974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10月参加工作。

根据考察了解，该同志作为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在抓好全体员工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注重加强自身的学习。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主线，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自我的思想与工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强化责任意识，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日报社党委保持一致。

***同志爱岗敬业，勤奋履职，对分管部门能做到统筹考虑，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协调有方。工作中能做到集思广益，敢于决策。精通业务，全面掌握分管工作的专业理论和管理知识，熟悉工作程序，并能随时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使各部门工作顺利开展并实现最佳效能。能带领广大职工攻坚克难，钻研业务，为印刷厂提高印刷水平，做出突出贡献。面对经济新常态，***同志大力改进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拓展商务市场，加强市场粘性，力求利润最大化。

印刷考察报告篇（5）

3D报纸卖疯了

“卖疯了!”尽管只在江苏省内发行,但《好望角风暴》面世没多久,淘宝网商家“报纸宝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商机,先后进了100份报纸。每天,这些报纸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就被全国的消费者订购一空。这也难怪“报纸宝宝”会“疯”。如今,“报纸宝宝”颇有坐地起价的嫌疑,一份原本在江苏报亭只卖1元的报纸,被她生生炒到了50元一份,“即便是这么高的价格,买的人也挺多”。

据笔者了解,被誉为全球首家推出3D报刊的比利时日报特刊《最后一点钟报》也曾在销售初期取得了良好的销量。在推出3D特刊之前,《最后一点钟报》日均发行量为不足10万份,但3D版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25%,同时广告收入也提高了4倍;《十堰晚报》3D报纸的广告收入增加了一倍,第一份3D报纸加印了3万份。

纵观中国和比利时的3D报纸,3D的内容都是对图片进行了立体影像处理,文字部分保留了平面效果。《好望角风暴》中的大幅新闻照片及广告都是经过3D技术处理的。裸眼看报,上面的图片是模糊不清的,有的甚至可以看出明显的重影;但戴上随报赠送的3D眼镜,“仿佛身临其境,球星和足球宝贝看起来是那么真切。”一位读者如是说。

一张3D报纸是如何做成的?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3D报纸照片处理的过程基本与2D照片相同,技术人员使用Photoshop或其他软件,将一张普通的2D图片分离成不同角度的红蓝两张图片,然后把这两张图片不完全套印在一起,合成为一张“模糊的图片”,就形成了3D图片。佩戴3D眼镜观看,3D效果就出现了。“发行3D特刊的不易之处还体现在3D技术处理时间上。”这位技术人员表示,印刷前对图片的3D技术处理要花费大量时间,一个版的图片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分色处理,一个特刊经过反复调整,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处理完。而在印刷环节,也是考验功力的时候,3D报纸印刷时,得派人守在一旁戴上3D眼镜检验3D效果,保证印刷机不会主动校正不完全套印,因为只有蓝、红色的不完全套印,才能出现3D效果。

成本、内容困扰3D报纸发展

虽然多家报社纷纷推出3D报纸,销量也普遍不错,但几乎每家报刊的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推出3D报刊只是一次“试水之旅”,短时间内不会大规模实行报刊3D化。一面是待开掘的市场金矿,一面却又按兵不动。这其中有哪些玄机?

或许能从《最后一点钟报》印刷部经理彼拉德的话中找到答案,“在阅读3D报纸时,读者必须戴上特殊眼镜才能看到立体3D图片,而附赠眼镜的费用是成本中最昂贵的部分――每副眼镜需约0.14欧元,而一份《最后一点钟报》的零售价不过1.1欧元;同时为了保证3D效果能真正得以实现,报社还需要采用成本高出一倍的新闻纸来印刷。另外,图片都需要经过印前处理,才能拥有3D效果,而一张照片的处理价格也在0.2欧元左右。靠发行量上涨和广告费增加获得的收入远远无法抵消这些成本的支出”。

中国3D报刊同样面临成本问题。《扬子晚报》视觉部主任刘翔介绍说,为方便读者携带,满足销售终端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不影响在报摊上的展示效果,《扬子晚报》此次在推出3D号外《好望角风暴》时,使用了透明的塑料袋包装将报纸和红蓝眼镜整体打包,核算下来,每份号外的塑料袋和眼镜成本约为0.6元,而这份报纸的售价才1元钱。

“另一项主要成本支出是纸张的费用。”刘翔表示,为保证印刷效果,目前出版的3D报刊均采用铜版纸制作,只是在纸张的克数选择上有所不同。比如《好望角风暴》共8个版,成本约为2元,其中纸张成本为1.2元。一份报纸的成本价就要1.8元,但《好望角风暴》在市场上的零售价仅为1元。

慧聪印刷网评论员艾婷认为,目前的3D报纸大多处于赔本赚吆喝的阶段。“所有人都知道如今报业、印刷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全彩印刷、3D报纸,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挽救报业于水火。如果说3D电影尚能为电影业开辟一片新天地,那3D报纸恐怕只能是昙花一现。看电影除了内容之外,更重要的是视觉感受。一部电影画面如何,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感受,但报纸则恰恰相反,看报纸所要获得的是信息,是文字表达的内容,将报纸3D化除了立体照片之外,看到的还是文字,并不能带给读者以更多的信息,而且报纸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便携,而如果制作成3D报纸,还要随身携带一副3D眼镜,无异于画蛇添足。”

众多业内人士认为,除去成本,内容资源和时效性依旧是困扰3D报纸发展的两大问题。首先,购买3D报纸的读者群中,他们感兴趣的是3D技术和效果,在缺乏好的图片内容资源支持时,3D报纸显然将会被读者抛弃;其次,从时效性方面讲,由于很多白背景的图片、文字多的图片都难以处理出3D效果,图片处理往往要花费较长时间,这很难满足报纸尤其是日报对时效的要求。为推出3D报纸,《最后一点钟报》准备了两个月,《十堰晚报》则花费了半个月;最后,在印刷环节中,目前市场上的3D报纸都没有使用特殊的印刷机,而是采用平常的印刷机,这使得3D报纸的部分版面往往在喷墨打印机上打样时效果很好,但在印刷机上印刷时效果不好,有的重影没显示出来,很难形成真正的3D效果。

印刷考察报告篇（6）

出版唯嫌时日短，发行偏喜路途长。

由知巨手指航向，决胜非徒在战场。

这首诗为延安时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解放后曾任中组部统计室主任、辽宁大学代校长等职的苏生所作。这首诗是当年我党出版发行工作的真实写照，它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战争年代我党出版发行工作者在的关怀下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的生动画卷。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了发行部部长。内部投寄只能靠几头毛驴来完成

建立和发展出版发行工作是党的一项紧迫任务。1936年8月5日，在率中央机关进驻保安不久，、杨尚昆便向各部队发出电示：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的影响，拟定出版一部反映万里长征中所历战斗及奇闻轶事、民情风俗的《长征记》，并为该书发电征稿。1939年1月22日，又亲自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将自己办公室秘书李六加、和培元所著的《陕甘宁边区实况录》一书初稿送到周扬处，劳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在信中明确指示周扬，争取2月15日前完稿，2月底出版。其重视之意，切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在的亲切关怀下，周扬等人很快完成了书稿修改任务。该书出版后，被认为是陕甘宁边区向中外人士作的忠实、全面的介绍，批驳了当时少数人攻击边区是“封建制度”、“破坏统一”等颠倒黑白的邪说，使边区这一抗击日军最坚决的地方为世人瞩目。

当时还函告周扬：“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给你与李、和三同志，以表酬劳之意。”

1939年3月22日，根据的有关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出版发行工作领导的决定，任命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发行部部长，王林为副部长。同一天，发行部召开会议，任弼时也赶来参加。会上，大家明确了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党的方针、政策、指示和马列主义理论，通过书报、杂志等多种形式，迅速地、不断地传播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大后方，切实有效地扩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影响，教育、发动、组织全国人民，壮大抗日队伍。

李富春、王林立即着手出版发行机构的筹建工作。他们以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中央印刷厂、党的各地交通组织及军队兵站为基础，吸收和调动了一大批爱好这项工作的同志，迅速建起了有关机构。6月1日，中央发行部正式宣告成立。9月，中央发行部进一步充实了人员，扩展了业务，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下设秘书处（处长为苏生），出版处（处长为孙萍、副处长臧剑秋），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副处长成文宪），印刷处（处长由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兼任）。9月1日，作为党对外公开发行实体的新华书店也正式成立，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

出版发行部的发行任务异常艰巨。新华书店直属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对外发行。对内发行的材料都是党的重要文件和马列理论书籍，属党的机密，必须秘密进行，由秘书处直接负责。发行范围首先是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其次是中共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陕甘宁边区党委、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及各省区的党委；再次是八路军各师、旅，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内部投寄全靠秘书处、运输科专设的骡马大队来完成。这个骡马大队起初并无骡马，只能靠几个交通员和几头毛驴，向各地定点分送。交通员赶着毛驴，昼夜兼程，穿插迂回，通过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

十分清楚远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以及国统区的党组织，非常需要及时掌握来自延安的精神食粮。同时，他也了解中央出版发行部同志的困难和急切心情。指示王林设计几个运输方案，画出运输线路图，然后直接向他汇报，共同研究改进运输的办法。为了确定新的运输方案，与中央出版发行部的负责同志多次在煤油灯下勾勒运输线路，找出最近、最快、最安全的运输线，研讨和确定切实可行的运输办法。

不久，出版发行部的同志按照的指示，首先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兴县设立了新华书店的第一个分店，从那里把出版物运往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和山东各地。同时，他们还在西安设立了一个转运点，与《新华日报》西安营业所一起办公。凡八路军总部和各部队的汽车去西安时，便由总部后勤部长叶季壮电话通知出版发行部，把材料用汽车捎运西安。然后再由西安负责转运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转发新四军各支队。对国统区的发行由各转运站点送往地下交通站秘密发出。

从延安开赴到敌后的一批批同志，也有携带文件和书籍的任务，成为出版发行部的义务运输员。这些同志宁肯少带些衣物、被褥等生活必需品，也愿意背着沉甸甸的印刷品奔赴抗日前线。这样一来，运输工作比起初有了很大进步，加快了周转，提高了时效。许多运输队员、交通员都说：“咱们走的是的群众路线！”

1940年新春伊始，中央出版发行部派发行处处长向叔保及运输科长许光庭由延安出发，沿路建立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发行网点。经过千难万险，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终于完成了建立由延安通往晋察冀发行网点的任务。

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发行工作历程艰险，出版工作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集中力量编译大批马、恩、列、斯的著作，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提供最佳精神食粮，亲自担负起组织者的任务。在运动中，他致信副部长何凯丰说：“整风完后，中央需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量，则译英、法、德等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请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当时，延安的山坳里集中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响应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当起“唐三藏”和“鲁迅”，拿起笔来编译马列著作和外国名著，并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著书立说。这样，中央出版发行部的稿源就逐渐丰富起来了。

延安纸张十分匮乏，这给出版印刷带来了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印刷厂出版发行部的同志设法在边区富县的茶坊等地，建了两个造纸厂，将收割来的马兰草，洗净蒸熟，用耕牛拉着石磙碾碎，又将碎草放入石灰池内浸泡，待泡成纸浆后，又用细竹帘儿一张一张地捞出来，贴在光面白墙上晾干，剥下来。这两个厂每月可生产250至300令（原张的纸500张为1令）马兰纸。这种土造纸粗糙易碎，颜色发黄，大小不一，且30％都有残洞。为了减少浪费，工人师傅们便积累残纸，重新整裁，大的用以重新印纸，小的便用以修补纸洞，既保证了印刷质量，每年又可节约上千令纸。曾有一段时间，印刷《解放日报》的新闻纸供应不上，同志们就在黄陵山中建起了造纸厂。他们把自己制造出来的纸打捆包装，硬是靠人背骡驮，从深山老林送到延安。

印刷厂的职工在以及出版发行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清凉山的万佛洞里、神庙里和佛窟里，进行了革新改造的劳动竞赛，使老掉牙的印刷设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月产量达300多万字，赶上了当时全国同行业同等规模企业的最高水平。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主席谢觉哉为印刷厂欣然命笔：“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1940年春，中共中央给出版发行部发出紧急通知：一个月内必须赶印好《克服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必须制裁反动派》、《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等文件。的这些文章，集中地阐述了我党对时局的看法及采取的对策，批判了各种投降主义。第一种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主义；第二种是抗日战线中右翼集团“战则亡，和则存”的民族投降主义；第三种是党内一些同志抹杀左、中、右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抹杀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主张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拱手交给的阶级投降主义。指出，我党的政策是要坚决建立一条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这些著作对武装全党头脑，提高全党思想水平，鼓舞人民斗志，至关重要。

出版发行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之后，马上动员各处负责同志，实行分工负责和团结协作相结合的办法，立即投入生产。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到各车间督阵，与职工一同铸字、刻字、排字、印刷、装订。工人们情绪高涨，加班加点，连续作战。清凉山夜夜灯火通明，机器隆隆作响。任务顺利完成后，中央出版发行部还作了专项工作总结。不少同志受到表彰奖励，一些同志还被组织吸收为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新书广告经常出现在延安的报刊上和街头。

1944年7月5日，延安新华书店张贴出新书广告：的《论新阶段》（第三版）、潘菲洛夫的《目击记》（校正本）、考涅楚克的《前线》、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1945年9月25日，边区新华书店再次贴出新书广告：的《论联合政府》、的《论解放区战场》、列宁的《两个策略》、柯鲁包夫的《鼓风炉旁四十年》、别克的《恐惧与无畏》。

同年11月13日，边区新华书店又一次贴出新书广告：茅盾的《子夜》、《蚀》，高尔基的《母亲》，李菲野译的《虎皮武士》，契诃夫的《时代的智慧》，邹韬奋的《经历》等。

1946年1月23日，延安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登出九种新秧歌剧本广告：《保卫和平》、《神神怕打》、《张琏卖布》、《山药蛋》、《夫妻劳军》、《瞎子开荒》等。

同年6月2日，报载新书广告：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韩起祥的《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御、钟灵编绘的《看图识字》，章安亭的《儿童日记》等。

同年9月30日，《解放日报》又登出一则新书广告，有边区出版的读物《常大郎吃元宝》、《睁眼瞎子》、《上天堂》、《难民》等；张家口出版的书刊：《血泪仇》、《英雄传》、《近影》、《北方文化》等；渝沪出版的书刊：邹韬奋的《流亡生活》、《我的大学》等。新书预告：《保卫和平》、《吕梁英雄传》、《刘巧儿告状》。

当年延安的出版物和书店的书刊不仅内容新颖，且部类齐全。在今天的延安新闻出版纪念馆展室存放的书籍中，仅马、恩、列、斯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理论专著就有数百种。配合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编辑出版的《整风文献》、《整党手册》、《七大文献》、《解放区战场》、《红色文献》等，为数也很多。

一张报纸要比几十、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

1940年12月25日，在《论政策》一文中强调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机关。”在此之前的9月10日，中共中央已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明确地对各级党组织和部队指示道：“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用的话说就是“一张报纸比几十、甚至几百发炮弹的作用还大”；搞好党的报纸和图书的出版发行在“和平时期有第一重大意义”，甚至比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大片土地的意义还更为重要些。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在重庆与进行紧张的谈判期间，仍专门给党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写下了一份《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的电稿。他明确指示：

（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二）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三）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以便配合。

在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党组织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发行运输机关。公开和秘密的党的书报、杂志出版发行站点星罗棋布。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同志把发往国统区的、党中央的指示和书刊，事先打成清样或纸型。当时能够打纸型的用纸极缺，主要是从敌后弄到的从日本进口的燕皮纸。燕皮纸薄而坚韧，拉力极强，能耐高温。中央印刷厂用这种纸先打好纸型，再浇成铅版，而后印出的书报不仅质量好，而且还节省铅字，发行部门只需将这种纸型送到敌后各地，那里的印刷厂点浇好铅版即可印刷，给长途运输减轻了负担，减少了危险，也使出版物可以迅速、安全地送往各抗日根据地，可以更快地与前线的兵民，与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斗争和民主斗争的人士见面。当时，延安的清样、纸型，突破重重关卡，直接运到西安、重庆、桂林或香港等地，在那里印刷或翻印。仅重庆，就有新华日报社、中国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三家与中共南方局有联系的出版单位和书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尽力解决书刊运输问题，要箱备箱，要车派车，热情帮助，全力以赴。

各地印刷、出版厂家和机关的建立，与延安出版物、印刷品运送工作的改进，使我党出版发行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相互配套，面貌大为改观，一批批精神食粮在炮火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手中。

1943年，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在国统区广为散发。延安出版发行部将各界批判此书的文章汇集成册，印刷出版，并尽量使这本书的封面、版式、装帧、书名与原著一模一样。我们的这本《中国之命运》通过地下交通一直送到了国统区许多机关、学校的图书馆里。因而，许多读者捧起了来自延安的《中国之命运》，领会了共产党人的主张。当局发觉后，虽严加缉查，但却收效甚微。

印刷考察报告篇（7）

随之，国家统计局陆续披露2015年全年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无疑为L型走势提供了一个笃定的注脚

2015年，GDP增速6.9%，创1990年以来新低，中国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

2015年，全部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6.1%，不仅创出新低，而且低于GDP增速，工业对GDP的主力拉动角色开始让位于服务业：

――2015年，印刷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6.7%.作为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一员，印刷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但相比自身，也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告别两位数增长，增速下滑明显。值得说明的是，印刷业的统计数据来自5000余家抽样调查企业，这些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均在2000万元以上，其收入合计覆盖全行业六成产值。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

GDP、全部工业、印刷业增速持续下滑，印证了L型走势的不可逆转。但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更为严峻的现实：2013、2014、2015近3年。GDP分别为7.7%、7.3%、6.9%，也就是说，2014和2015年GDP增速均下滑0.4个百分点：而全部工业，2014与2015年分别下滑1.4和2.2个百分点：让人警惕的是印刷业，2014与2015年分别下滑1.9和3.3个百分点。显然，印刷业的下滑速度，高于工业平均水平，而且差额逐年在增大。这意味着，如果以“L型”来描述速度走势，印刷业的“L”曲线，相比GDP与全部工业，是一条向下斜率更大的L曲线，速度下滑的压力更大。

印刷考察报告篇（8）

17个项目涉嫌造假;同一部门出具两份“阴阳”调查结果

陈海强向多部门举报称，曹杨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以企业的名义向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广西科技厅、广西工信委、柳州市科技局、柳州市工信委等部门“套取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项目共17个，获得各级政府部门下拨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无偿补助资金951万元。在以曹杨为项目负责人的这17个项目中，12个逾期长达2年至11年不等，一直没有验收。这12个逾期未验收项目共涉及已下拨无偿补助资金771万元。项目主管单位长期没有监管，无人追责。”

陈海强的持续举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柳州市商务委在给陈海强的回复中称，鉴于陈海强所举报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无法组织验收，决定取消对该项目的资助，已预拨的资助资金要如数退还国库。

鉴于曹杨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项目验收或鉴定材料，柳州市科技局也做出决定，将曹杨公司获得的“彩箱柔性版印刷技术开发及应用”、“综合印刷机”等5个柳州市本级科技项目按照中止项目、收回科技资金的方式进行处理。该5个项目共获得项目资金260万元。

“其他部门的未验收项目仍在调查中，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和艰难。”陈海强说。

除12个未验收项目外，陈海强还举报了已通过验收的另外5个项目，这5个项目的研发内容皆为“数控层叠式柔性版印刷机”，其中3个为广西科技厅的项目，2个为科技部的项目。据陈海强透露，从2004年起至2010年短短6年间，曹杨以数控层叠式柔性版印刷机为题所申请的项目共有10个。

“但所谓‘数控层叠式柔性版印刷机’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项目产品。”陈海强向科技部及广西科技厅举报称，已通过验收的5个项目均以同一份伪造的检验报告申请验收结题，而实际并未进行任何的项目研发。“曹杨通过这份假的检验报告，使申请的5个项目全部通过验收。验收完了之后，又通过验收结果，申请了后面的项目。”

2015年5月22日，广西科技厅向陈海强出具了一份答复意见书：认定广西科技厅的3个项目验收材料中的3份编号同为D06-WT0079的《检验报告》均系伪造，决定撤销2个项目的“通过验收”验收结论，宣布验收证书无效。同时答复书中还写道，要向科技部报告，另2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数控交流伺服层叠式特种柔性版印刷机研发项目”、“数控层叠式特种柔性版印刷机研发项目”验收时存在的问题，由科技部处理。

接到陈海强的举报，科技部去函请广西科技厅协助调查。之后，科技部又将广西科技厅的回函内容告知陈海强。

陈海强说，蹊跷的是，2015年6月10日，广西科技厅给科技部的回函内容大相径庭。在该份回函中，广西科技厅调查认定“数控交流伺服层叠式特种柔性版印刷机研发项目”验收合格;“数控层叠式特种柔性版印刷机研发项目”存在检验报告《D06-WT0079》生产日期和检验日期不一致的问题。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广西科技厅出具了两份截然相反的调查结果。

这令陈海强非常震惊，他决定到给他出具答复意见书的广西科技厅政策法规与监督处要一个说法。陈海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政策法规与监督处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也非常诧异怎么会出现两份不同的调查结果。”

据一位接近广西科技厅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广西科技厅内部，有官员公开帮曹杨说话，“没利益怎么会帮他说话，多年的利益同盟关系使他们坚定地站在了一起。”这位知情人士说，对该造假事件的调查因此阻力重重。“调查组下去调查，曹杨一边给领导打电话，一边把调查组的人赶出门去，公然对抗调查。”

而据曹杨原来的合伙人胡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曹杨申请到的科研经费也并非完全进入了自己的口袋，“他与相关官员一般分成。”

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得到相关方的证实。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联系曹杨进行采访，他否认了举报人对他骗取科研经费的指责。“目前事件正在调查中，我也在等待调查结果，在调查结果出来前，不发表任何看法。”

“一个子虚乌有的研发通过了自治区级5次验收”

虽然举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陈海强仍然感到失望。“这些项目的钱什么时候退归国库，相关人员如何追责，没有了下文。”他认为，被骗取的科研经费收归国库相当困难，遭遇阻力重重，而对相关人员的追责力度也远远不够。

陈海强猜测，曹杨之所以能够造假得逞，与某些主管部门相关人员的渎职甚至贪腐不无关系。

仅以那5个项目的验收为例，广西科技厅在柳州市科技局组织了4次验收会议，作为公司技术总监的陈海强都参加了，他说：“但一个子虚乌有的研发产品居然通过了自治区级5次验收。”

按《广西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计划项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验收必须要审核项目产品设计文件、工艺文件、线路图等是否存在;审核项目产品验收报告与原件是否相符，是否有效，是否真实，是否与项目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有关;审核项目产品用户使用情况真伪及所完成经济效益的相应证明材料等。“但这些项目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纸等技术档案材料，也没有这个项目产品的销售合同和发票，所出具的检验报告都是复印件且有明显涂改痕迹。”陈海强说，验收专家组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根据相关规定，会议验收必须要到现场考察，最起码得提供实物照片。但4次验收会议，没有一个专家到现场考察过是不是有样机存在，从柳州市科技局的会议现场到曹杨公司只有10分钟的车程，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说到现场看一下。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看到就验收了。”陈海强质问，“为什么验收过程有那么多明显的问题，却仍然通过了验收？如今调查结果已经证明了验收造假却没有任何人因此被追责？”

“最开始的时候，曹杨并没有想到能捞那么多钱。他的第一个项目也确实是真心想要做研发的，但发现国家的钱实在好拿，而且钱给了之后再没人管，后来他便无心再搞研发，而是想着怎么圈国家的钱了。”陈海强认为，正是科研经费项目监管的无力以及惩罚成本的过低导致了曹杨们的投机。

冰山一角：余远辉等多位领导干部项目逾期不结题

据上述接近广西科技厅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2015年国家审计署驻昆明办对广西的一次专项审计中，发现贵港市智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获得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的企业，利用虚假发票通过了项目验收，获取中央财政补助380万元。“审计意见要求广西自治区政府应责成广西科技厅收回利用虚假发票通过验收企业所获补助资金，责成广西监察厅对有关人员在上述项目验收过程中的失职行为进行追责。但目前为止，这两件事都没有做。”

而据记者了解，在广西科技厅2015年的内部审计报告中，广西科技厅下属的事业单位广西生产力促进中心（以下简称“生产力中心”）也被发现，为取得项目财政资金，该中心有3个项目虚报总投资额，且为了通过验收，委托中介机构出具了虚假验收报告。例如，该中心名为“广西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服务能力提升”的项目，经费预算300万，资金来源为自治区财政拨款150万元，自筹资金150万元。但实际并未有自筹资金，而只有财政拨款150万，最终却由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项目出具了总成本303万元的虚假审计报告。

不只是申报、验收项目造假案例频发，项目长时间逾期不结题验收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据广西科技厅的内部统计，2013年内需完成的项目（课题）共1251项，按时结题的有564项，正常结题率为45.08%;2014年内需完成的项目（课题）共1150项，按时结题的只有145项，正常结题率仅为12.61%。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悉，2015年6月，广西科技厅对2001―2014年间下达的广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进行了清理，截至2015年5月31日，逾期未结题验收的项目（课题）共有3102项，共涉科研经费约6.53亿元。

在这3000多个逾期未验收项目中，绝大多数已经逾期多年，逾期最长的超过了20年。逾期十几年不结题的，甚至还有300万以上经费的单个项目。

“这一次清理，突击结题验收了1000多个项目。这结题的质量，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要深究，很多人都有问题。”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前不久，广西自治区第一巡视组向广西科技厅反馈巡视意见时即直接批评其“突击结题、仓促结题、虚假结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中有相当部分的逾期项目负责人为领导干部。”

据《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广西有数十位厅级干部及多位副省级以上干部在广西科技厅申请了项目（课题）。其中，已经落马的副省级官员、南宁市原市委书记余远辉曾于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年申报了三个项目，分别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瑶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科技支撑》、《走进中国瑶族――科技视野下的瑶族文化分析》，获得科研经费75万元。三个项目至今未结题。

“不结题，钱就等于白送给他了。”上述知情人士说。

印刷考察报告篇（9）

1984年开始，成千上万的专家、经理人来到北京，参观中国印刷及相关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CHINA PRINT。她已成为了印刷经理们工作计划中不可错过的部分。在这里参观者可以亲眼看到印刷出版业全过程中各类技术、设备的现场演示。而任何其他一个国内同类展都不可能像China Print一样，对整个相关行业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历年来，China Print展会都给我们展示了国际最先进的成熟技术和设备，而这在其他展会上是无法看到的。

回顾2001年CHINA PRITN的盛大场面，我们仍然记得那六天中我们经历的紧张、兴奋和成功。10万名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 30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和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家参展商，以及45，000平方米的展览场地，都打破了以往各界印刷展的纪录。然而更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100％的参展商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认为这是“历史最好的一届CHINA展会”。

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不断成熟的商业和市场经济，中国印刷出版经理人们对市场的意识和创新的渴求，都将是我们和所有 CHINA PRINT参与者们一道再攀高峰的动力。

展品大类

印前处理系统、印刷机、装订设备、包装与整饰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印刷器材、检测仪器表、印机自控设备及其它配套机电产品，纸张加工设备及材料、丝网印刷及广告制作技术设备器材、各类二手印刷及相关设备、瓦楞纸箱及纸加工、包装加工的机械设备。

展会特色

新产品新技术最佳场所

许多在欧洲刚推出的技术设备都选择CHINA PRINT作为与中国乃至亚洲观众见面的平台。各类新产品新技术会，使CHINA PRINT展成为印刷业各方面行家了解和亲自体验最新技术和设备的最佳良机。

展会贸易气氛浓

从第一届开始 CHINA PRINT已成为印刷业、出版业、广告业的制造商、经销商、采购商的贸易平台，吸引着来自中国和亚欧各地的买家。在上届展会，90％海外展品样机被留购，成交和成交意向金额超过1亿美元。国内展品成交达到目5000多万元人民币。上海印机集团在展会上出口成交240万美元。

海外参展公司过半

CHINA PRINT2005年展更将吸引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及港台地区的跨国企业参展。仅海德堡公司一家的展出面积就超过3000平方米。

国内外媒体报道宣传

CHINA PRINT一直是中国印刷同类展中最亮的一颗明星，高质量的展品，专业的观众和浓厚的贸易气氛吸引着国内外的各界媒体争相报道，如：《印刷技术》，《印刷杂志》，《中国印刷》，《今日印刷》，《广东印刷》，《印刷资源》，《印刷世界》，《纸和造纸》，《中国包装》，《中国机电报》，《中国机械报》，《广告世界》，《中国出版》，国际媒体有：Screen Printing，Package Printing，Graphic Arts Monthly，Eurographic Press，Paper and Druck， MacWrold，Print and Publishing，日ectronlc Publishing等。

专业展览和国际性专题研讨会完美结合

国内外专业印刷协会的紧密配合使一系列的高层论坛及专题研讨会将再次吸引印刷出版及包装行业的专家和经理人聚会CHINA PRINT2005。

一流的展会服务完善的展馆设备 1989年China Print获国际展览联盟嘉许为成员，经过了严格的检查及考验，无论是参展面积，参展商国际比例，参观人数，还是服务质量都经过了UFI的连续三届跟踪考察，获得优异评价。我们随时都服务在您身边。主办单位将一如既往的按照国际通的程序和服务标准进行招商 和现场服务。“CHINA PTINT”的展出地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是中国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展馆之一。拥有优雅的建筑风格和高水准的技术设施。该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了高效、优质的商务平台。

第六届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特

1.规模大

本届展会占用国际展览中心和全国农业展览馆全部展厅，84，000平方米，将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印刷展；参展厂商约800多家；观众达12万人次。

本届展会摊位面积较大的有：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有限公司6000 m2；海德堡4629 m2；北人集团公司4335 m2；联强集团1224 m2；多元数码印刷技术产业(中国)有限公司1100 m2：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936 m2；曼罗兰 (中国)有限公司600 m2；高宝552 m2；小森550 m2等。

2 国际性强

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法国、瑞典、瑞士、荷兰、捷克、以色列、印度等20多个国家，及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地区的800多家厂商参加展出，海外参展厂商摊位面积约占总面积的40％。

主办方分别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国家和北京、上海、广州及香港、台湾地区等地举行了 ChinaPrint 2005新闻会和推介活动。预计有50个以上国家的专业人士参与本届展览。

3．综合性强

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门类多、展品全、相关活动多。展品范围包括：印前处理系统、印刷设备、印后加工设备；平版印刷、柔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喷墨印刷设备；印刷版材、油墨、纸张、其它配套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纸制品加工设备、特种印刷设备、广告制作设备及器材；检测仪器仪表、印刷自控设备等。展会还设立“印刷出版精品馆”．展示我国印刷企业设计和生产的高水平的印刷精品和印刷企业的形象和风采。

展会期间，主办方精心组织了一系列相关活动，有“国际印刷发展论坛”、“CTP版材最新成果信息会”、“中外数码印刷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与CEO对话”、“国际柔印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暨国际技术交流会”、“国际凹印新技术发展研讨会”、“2005年中国药业包装高峰论坛”、“国际标签印刷技术论坛”等。

为了增加本届展会的文化气氛，中国印刷博物馆和德国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将展示古代印刷技术发明、发展史。博物馆的参展将增进人们对印刷历史和古代印刷技术的了解，使得印刷工业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印刷考察报告篇（10）

1946年下半年，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到当年冬季，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和山东的渤海地区、西北的河东地区已基本连成一片，有了一个离战火稍远、相对安定的经济社会环境。解放区内，居民安居乐业，工农业发展，地区之间人民经济往来、市场物资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各个解放区的钞票不能相互流通，货币比价也不一致，老百姓出行到外地手中的钞票往往需要走出几百里地才能换回当地适用的货币。货币不统一成了影响各地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人民改变了战争策略，各路部队经常外线运动作战，往往经过的地方因所持货币不统一，也给后勤供给工作带来较大麻烦和不便。人们纷纷向领导机关反映，希望组织上尽快采取措施成立各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发行能够通行各地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这种呼声也就愈来愈强烈。

二 尽快统一还是准备好再统一

在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来革命根据地货币一直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个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要想发行统一的货币，就意味着革命根据地在财经政策上实行重大改革。基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较之过去已有根本变化以及各方面的强烈要求，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于1946年12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华北各个解放区“统一对付”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等问题。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很快就复电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指出“此提议甚好”，“中央认为应立即召集此项会议”并规定了会议议程。①1947年3月下半月，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北邯郸召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邯郸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东区、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中原区各代表团。会议交流了各区财经工作经验，研究了财经工作方针政策问题，还为适应各地要求而作出协议，打算尽快于1947年年底前统一货币发行。

在邯郸会议期间，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决定还要求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各派一位得力代表为副主任。董必武在前往邯郸途中，曾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会见了中央工委刘少奇、。在谈到货币统一问题时，刘少奇提醒说，统一货币是好事，但“不要过早地勉强统一”。②

5月下旬，董必武到达邯郸，他和会议代表讨论并肯定了前一段会议的成果，同时对何时统一货币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一致认为统一财经、统一货币非常必要，但需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解放区物价水平的不一致是由于各区经济情况、战争环境和长期发展过程的不同自然形成的，反映在货币上则表现为各区货币购买力很不一致和相互兑换比价高低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区人民政府不能像那样用“一刀切”的办法使人民群众受损失。为此，会议取消了1947年年底前统一货币的协议，决定抓住货币比价这个关键，切实调整各解放区之间货币贸易关系，使各区货币比价与物价相适应，实行区域间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为发行全国性统一货币准备条件。会议还根据当时物价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了各解放区货币相互兑换的比价标准和分别实现的时间。后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次会议决定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

1947年下半年，华北财办在中共中央工委领导下正式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为副主任。各解放区迅即在华北财办领导和组织下，根据华北财经会议精神，在保证战争供给的同时，抓紧各解放区货币贸易关系调整工作。首先是以一种货币统一本解放区内的货币市场。然后在相邻解放区间通过广泛设立通汇点，划定两区货币混合流通区，建立货币联合兑换所等办法，在便利群从货币兑换的同时，促使地区间物价和货币比价逐渐接近邯郸会议既定标准。对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比价与既定目标差距较大的地区，在物价较高的市场投入当地急需的物资，在物价相对低的市场投放货币，引导货币比价向既定目标靠拢，从而实现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工作，到1948年3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货币比价已接近于邯郸会议所定的标准。

三 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由来

邯郸会议后，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其中规定“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为华北财办八条任务之一。③8月16日，中央复电批准了这个规程，并指示各中央局各区财经办事处施行。同年9月14日，中共华东局工委记张鼎承、邓子恢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④华北财办接电后，即派南汉宸赴山东渤海共商筹建银行事宜。关于中央银行的名称，董必武曾广泛征求意见和协商，最后认为，称“联合银行”、“解放银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的中央银行是长远的、是全中国的，取“人民”两字似乎好些，可表明它的性质是人民的银行、大众的银行，不是官僚资本家的或金融寡头的银行，同时也说明了这个银行的规模、范围、格局和作用。现在各解放区政府都称作人民政府，将来新中国也势将称为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⑤

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经刘少奇同意，致电中共中央，建立成立全解放区统一的银行，并说“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关于银行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10月8日中央复电华北财办，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前必须考虑的一些准备工作问题，并说“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⑥

接中央复电后，经南汉宸再三请求，董必武以极其郑重审慎的心情为新币票券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等字样，交有关单位抓紧票版设计。

1947年12月的一天，总司令路经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和筹备处同志们谈话时也说，“你们的银行名字叫人民银行好，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⑦

四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中共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发行全国统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当1947年10月2日华北财办致电中央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等正艰难地转战于陕北高原。看到华北财办电报时，说，“是应当立即着手筹划全国统一的货币了。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影响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也说，“只有将筹备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方可考虑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⑧

10月8日中央复电提出的准备工作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币的印制及市场票券供应能否充分问题；二是在目前各解放区财政、税收、贸易分散管理和分散经营的条件下，统一的银行如何掌握足够的物资力量来保障新币币值稳定问题；三是在各地经济发展、财政盈亏、脱产人员与人口比例都不很一致，以及物资交流和市场物价尚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货币比价固定、通汇顺利问题。根据中央提出的问题，华北财办立即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由董必武主持，通过调查研究，多方协商，于1947年12月11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了统一货币发行准备工作的思路和五个步骤设想草案；二是经中央工委同意，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筹备处由南汉宸任主任，并由从相关解放区调来的何松亭、石雷、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浦、武博山、赵善普等八人共同组成，在华北财办领导下从事人民银行的组建和人民币印制、发行等的准备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人员少、任务重、时间紧的情况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搜集整理、调查研究各解放区财政、税收、贸易、金融、货币、物价等经济资料，编制各地有关货币发行行指数、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切实掌握各解放区货币发行与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了解各区票券的互换率，以及粮食、花纱布、油盐煤、金银的价格及其变化趋势；二是研究组建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草拟《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文件，为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做准备；三是调查敌区货币、经济情况，研究对敌货币斗争办法；四是研究部署各解放区印制人民币工作，以及人民币发行前的调运、保管等准备工作。五是筹备和管好人民币发行基金工作，等等。这些准备工作跨越了战运云密布的前线，在各个解放区共同努力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五 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

进入1948年，军节节失利，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重重，而解放区迅速连片发展扩大，获得解放的城市一个又一个，取得全国胜利已现曙光。形势逼人，如何迅速整理分散独立的地方性各解放区货币，为发行全国统一货币创造条件，已成为迫切问题。

1948年3月，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主要研究讨论了创设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整理地方货币问题。会议考虑到当时各解放区党政机关、财政、物资调拨管理等尚未统一，西北、山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会议决定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办法：先统一本解放区之货币，然后分步骤地在各区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准备于一年以内完成区际之间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此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货币比价已达到邯郸会议所定标准，两区货币统一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从4月15日起，按冀南币一元兑晋察冀边币十元的固定比价，冀南币为两区的本位币，晋察冀边币停止发行，实现了两区货币的统一。山东、西北两区，在战争环境下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力求货币比价相对稳定。

1948年5月，来到河北西柏坡，在听取会议汇报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经办事处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⑨后来，在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说，“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工作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⑩

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董必武任部长，华北财办撤销。7月22日，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成立华北银行，南汉宸任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划归华北银行总行领导。10月初，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管理华北、华东、西北的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10月2日，华北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1）中国人民银行币（人民币）定于明年1月1日起发行，并确定了人民币分别与三大解放区货币的比价，还要求以今年三个月为准备阶段印好新币，新币印刷力求精美，防止造假。（2）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货币比价已接近邯郸会议既定标准，应尽快实行以固定比价相互流通方式统一区际货币市场。（3）责成南汉宸起草关于发行人民币的指示，说明新币的发行是统一货币、整理旧币，不是币制改革，号召人民群从予以支持，各级党政注意掌握市场物价稳定。

这次会后，经过各解放区相互协商和具体安排，华北人民政府与山东省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与晋绥边区政府先后于10月5日和20日分别联合布告，决定以冀南币一元兑北海币一元的固定比价和冀南币一元兑西北农民银行币二十元的固定比价，统一在三大解放区内相互流通。11月，山东省政府与华中行政办事处随着合通告，决定以北海币一元兑华中币一元的固定比价混合流通。至此，三大解放区货币实现了区际货币固定比价相互流通的统一市场。

六 通力合作，各区齐动员保障新币票券市场供应

华北财经会议的第二天，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制新币问题》致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并董必武的电报，指示“决定由华北财经委员会指导，人民银行负责计划，委托华北、华东印刷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之新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五十亿元。”(11)

关于新币的印制，早在1947年秋中央土地会议上，就已确定建立中央财政基金，要求各解放区除原定的上解款外在预算中加列一款作为华北财办基金，以充作统一发行钞票之用。后来，董必武还亲自到晋察冀边区印钞机构调研，了解钞票印制生产程序、设备技术和生产能力状况以及纸张材料供应等问题，做到心中有数。1947年10月中央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后，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即对新币的面额和票版设计、印制设备和人员安排、纸张材料购置与供应等，向各解放区印钞机构进行了调研、计划和安排部署。

关于人民币票版设计，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于1947年11月即已完成了几种版别的票样设计稿。上报送审期间，董必武得知主席不同意在票券上印他的画像后，就对新币票版设计提出改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图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的要求。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及其他印钞厂，根据这一精神重新调整了票版设计。

各解放区相关印钞机构，除票版设计外，都积极检修设备，安排人员，组织纸张材料供应。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还派专人从冀中、山东调运了大批印钞用的模造纸、道林纸以及各种油墨等印钞材料，为新币开印做好准备。

为了扩大新币的市场供应量，华北财办还于1947年11月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委托东北银行工业处佳木斯印刷厂，代印4000令纸的面额1000元新币票券，合1280亿元人民币。

石家庄会议后，1948年6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新币发行比价、面额、发行时间与步骤、投放数量、印制计划以及对敌币比价变化趋势等问题作了报告，同时附上了新币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面额七种版别的票样设计稿。这一报告及票样设计，顺利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领导审核批准。(12)

当1948年10月3日中央关于印制新币的指示发出后，各个印钞机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新币印制工作。如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此时已改组为华北银行第一印刷局），干部职工接到指示后异常兴奋，立即全力投入赶制印版和印制票券工作。一批批崭新的人民币很快就运到了人民银行筹备处。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时，首批向市场发行的50元、20元和10元人民币就是该局印制的。(13)又如，为了及时供应更多的人民币票券，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北平市解放前一个星期，即1949年1月23日，毅然组织先遣工作组冒险秘密进入还在统治下的北平城，携带面额5元、50元券原版，与政府所属北平印刷局谈判，成功地利用该局现存设备和材料，连夜翻制成大版并投入印刷。当1949年1月30日进入北平城时，他们已完成了三种版别的人民币半成品印制任务。(14)据现有资料统计，先后参与印制第一套人民币的印钞厂，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各解放区印刷厂，北平、天津、上海、汉口、重庆解放后接管的印刷厂，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市委托的印刷协作厂等共计21家，(15)体现了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为全国性统一货币的印制通力合作、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

七 为了形势需要，人民币提前进入市场

这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平津两市解放在即，而经济上各解放区钞票不统一造成的种种混乱和困难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当时在平津等大城市周围流通的钞票，有冀南币、北海币、热河币、长城币、东北币、新蒙币、西农币以及晋察冀边币和它的冀热辽地名券等八九种以上地方货币。设想如果让这些钞票一齐涌入平津等大城市和各解放区的接合部地区，势必造成市场混乱，既不利于新解放区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有碍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开始发行人民币的时间，从原订的1949年1日1日提前为1948年12月1日。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在省政府主席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做出决议：“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16)会后，华北银行总行在抓紧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于11月25日向华北、山东、西北解放区的银行发出《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的指示信》，(17)宣布“经华北、山东、陕甘宁、晋绥边区政府会商决定，以人民银行准备基金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之全部资产统一为中国人民银行之资产准备。即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并于同日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该指示信还安排了各级银行机构应做好的各项工作。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从即日起发行新币（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在市场统一流通。布告还规定了逐渐收回旧币之前新旧币的固定比价为：新币兑冀南币、北海币为一比一百，新币兑晋察冀边币为一比一千，新币兑西农币为一比二千。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了发字第一号通告，对当天发行的人民币五十元、二十元、十元三种票券正面背面式样、颜色、形制等特征作了说明，以方便人民群众使用。

第一批人民币首先在石家庄分行和河北平山县银行发行。这一天，街上的布告栏、阅报栏前从早到晚挤满了人，脸上都露出兴奋的表情。石家庄分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要新币的样子看。取款的都要求搭配一部分新币。在市场上没见到新币的人，就到处打探，当发现有人拿着新币时，就争着抢着拿来仔细端详。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就说，“快啦！快啦！全中国快解放啦！”“就快有全中国的人民政府啦！”

伴随人民币的面世，党政部门和银行机构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人民日报、新华社相继发表社论和报道，银行发出《发行新币宣传要点》，针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解释。1949年1月10日，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并答记者问，对新币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从此，人民币深入到千家万户以及经济社会各个角落，发挥着新中国唯一法定本位币的作用。

注文：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76页。

②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迎接全国胜利》。中国财经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32页。

③同②，第331页。

④石雷《人民币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⑤邓加荣《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257、263页。

⑥同④，第9页。

⑦同④，第11页。

⑧同⑤，第255~256页。

⑨同②，第4页。

⑩《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37页。

(11)尚明主编：《前进中的金融事业》，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页。

(12)殷毅主编：《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9~10页。

(13)傅发永主编：《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88页。

(14)同(12)，第20~21页。

印刷考察报告篇（11）

drupa展会全称为“德国印刷媒体、出版及纸品加工展览会”，被誉为印刷行业的“奥林匹克盛会”，是目前世界上展出面积最大，展商、观众数量最多，展品范围最广，对世界印刷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第一大印刷展。drupa展会历来都是印刷创新技术最重要的展示舞台，是印刷市场的“晴雨表”和印刷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桌面出版系统、CTP、数字印刷、数字化工作流程、JDF、喷墨印刷等划时代的技术和产品无不是在drupa展会上首次展示并引起广泛关注的。

drupa历程回顾

很多公司都将drupa展会看作印刷新技术的最大平台，将4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展会上集中展示，这使得drupa展会发挥着印刷技术“里程碑”的重要作用。而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印所”）则肩负着将这些新印刷技术快速带回国内进行传播、研发、创新的重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drupa展会，中印所都组织强大的参观阵容到现场学习考察，并将在drupa展会展示的先进技术带回国内。从CTP技术的引进到“德鲁巴来到中国”高新技术报告会等活动的推出，以及“科印传媒”品牌的建立，中印所紧跟时展，有效推动了先进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研发创新，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20世纪80年代 桌面出版系统风起云涌

关键词：桌面出版系统（DTP）——drupa1986

在激光照排技术兴起前，铅字排版在中国印刷业盛行。1976年，英国蒙纳（Monotype）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套激光照排系统，正式开启了激光照排时代，为桌面出版系统的问世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1979年，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了北京新华照排研究实验中心，1984年将其划归中印所。该实验中心在对蒙纳英文激光照排系统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发出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该激光照排系统通过使用与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发出的中国第一套计算机中文字库，排出了中国第一本正式的印刷出版物。

随着技术的发展，早期激光照排系统逐渐被激光照排机所取代，由黑白图像扫描仪、计算机、激光打印机和激光图像输出设备组合而成的桌面出版系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drupa1986上，桌面出版系统无疑成为其中最大的热点。在这场对印刷业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中，Adobe、Apple、Aldus三家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Adobe的努力下，PostScript成为出版印刷行业的标准语言，桌面出版系统的出现实现了印刷前端黑白图文组版及后端黑白图文整版输出，产生了出版社“来盘加工”这一新的业务方式。

中印所在中文桌面出版系统的开发方面走在国内前列。1985年，中印所研发出我国第一个商业化的中文桌面出版系统——“科印”电子出版系统，该系统可对科技类图文、五线谱等复杂版式进行组版输出。在政府支持下，“科印”电子出版系统在国内大部分新华印刷厂中得到了应用，加速了对铅字排版的取代，并迅速成为当时我国书刊电子出版系统的主流产品，促进了桌面出版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中印所旗下《印刷技术》杂志经多次改版后发展壮大，与中印所一道承担起宣传和普及印刷新技术的历史使命，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专业杂志，带动了业内一批媒体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初 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登上历史舞台

关键词：彩色桌面出版系统——drupa1990

以往的桌面出版系统只能实现黑白图文的编排，在drupa1990上出现的彩色桌面出版系统使印前彩色图文处理实现了由“模拟”到“数字”的转化。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印前处理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彩色图文合一的计算机组版成为现实，而且还实现了分色出片。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硬件包括彩色扫描仪、工作站和图像输出机，软件包括Photoshop、PageMaker等。在传统工艺流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分机逐渐被淘汰。

为了适应彩色桌面出版系统这一革命性变化，中印所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1990年，中印所将彩色桌面出版系统介绍到国内，并于1993年组织召开了国内第一次“彩色桌面系统专家研讨会”。1994年，中印所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电子出版暨多媒体展览会及报告会（EPmedia），该展会共连续举办6届，对我国彩色印刷出版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有效推动彩色桌面出版技术在国内的传播和应用，1995年，中印所还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杂志《桌面出版与设计》，该杂志是第一本采用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组版输出的中文杂志。

1994年，中印所与美国苹果公司合作成立苹果彩印技术中心，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嗣泉和苹果公司总裁迈克尔·斯本德拉也专程出席成立仪式。苹果公司彩印技术中心以推广世界先进的开放式的彩色桌面出版技术、促进国内印刷行业发展为目标，为国内印刷界同仁提供了一个极为系统、全面、直观地认识和了解当今世界最新成果的窗口，为国内培养了大批彩色桌面出版系统专业人才。

为了适应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需要，1989年，中印所与台泥公司开始合作进行汉字专业字形设计和字库产品开发，并于1993年合资成立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汉仪公司正式成为中印所全资企业。迄今为止，汉仪公司已经向国内外市场推出近200款数字化中文字库，承担了研发生产中文字库、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CTP等数字技术集中爆发

关键词：CTP——drupa1995

drupa1995是CTP技术的舞台，在这届展会上，包括CTProof（数码打样）、CTPlate（计算机直接制版）、CTPlate on Press（在机直接制版）、CTPrint（数字印刷）在内的各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展示，受到全球印刷业者的追捧。由于CTP（主要指CTPlate）设备及版材在drupa1995上大规模展出，并开始付诸应用，因此许多人将1995年称做“CTP元年”。

drupa1995也是历史上划时代的数字技术呈现最多的一届。数字印刷技术在1993年首度亮相后，在drupa1995上又进行了集中展示，如Indigo公司的E-print1000、Xeikon公司的DCP-1彩色数字印刷机等成为展会上的明星产品，生产型数字印刷设备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加快CTP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在1996年的EPmedia展览会和报告会上，中印所将CTP技术介绍到中国，并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关于CTP技术的研讨会和数字式彩色打样研讨会。2001年，《印刷技术》杂志首次推出了“CTP在中国”市场调查报告，深入剖析中国印刷行业CTP发展与应用，这一调查迄今为止成功推出了12期，已成为全面展示印刷业CTP技术应用情况、分析国内CTP市场发展的权威之作。

除了在信息传播方面推动CTP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之外，中印所在CTP配套耗材的技术研发方面也不遗余力。2000年，中印所和日本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富士星光有限公司，该公司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热敏、紫激光等CTP版材，有效推动了CTP在中国的发展。CTP技术的出现，加速了印刷行业对激光图文输出系统和传统胶片的淘汰。

21世纪初 网络技术深刻影响印刷业

关键词：与网络相结合的数字化工作流程和跨媒体出版——drupa2000；

JDF——drupa2004

进入2000年以后，网络化浪潮扑面袭来。在21世纪初举办的两次drupa展会中，网络技术在印刷业中的应用得到了充分体现。drupa2000的主题是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数字化工作流程和跨媒体出版，它们的出现表明印刷技术在数字化之后开始向网络化迈进。drupa2004的主题是JDF，在DTP、CTP及数字印刷技术出现并趋向成熟之后，印刷技术由局部创新走向印前、印刷、印后的全流程整合。

在数字印刷时代新技术大爆炸的形势下，为了将更多关于drupa展会的信息带入中国，中印所旗下媒体《印刷技术》等杂志，对两次drupa展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并于2000年、2004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德鲁巴来到中国”高新技术报告会，有效传播了drupa上最新的技术信息，促进了中国印刷技术的变革。

为了适应印刷新技术的发展，2002年1月，在桌面出版时挥了巨大作用的《桌面出版与设计》杂志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更名为《数码印刷》，旨在迎接印刷数字化和数字印刷浪潮的洗礼。此后，中印所又尝试举办“数字印刷技术研讨会”，积极推动数字印刷技术在国内的发展。2004年，数字印刷大型系列市场调查报告“数码印刷在中国”正式推出，引起业界强烈反响。2005年，“科印杯”数码印刷作品大奖赛暨“数码印刷在中国”技术高峰论坛也应运而生，目前，该活动已成为促进数字印刷技术在中国全面、深入应用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印所还致力于行业服务，成立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数字印刷分会，为国内印刷行业搭建了数字印刷的交流平台，促进了行业合作和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版业受到明显冲击，不少以传统出版印刷为主的印刷企业开始向包装印刷转型，drupa展会上展出的印刷设备及相关配套软硬件也将关注点向此领域转移。为此，中印所也加强了对此趋势的关注与宣传，相继推出《标签技术》《包装财智》等期刊杂志，全面关注和报道包装印刷发展，并多次举办相关会议，迎合了印刷行业的发展潮流，并推动了包装、标签等领域印刷技术的发展。

从1994年举办EPmedia开始，中印所也逐渐积累了举办大型国际展会的经验，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经过多年的努力，2003年，中印所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与drupa展会的主办方杜塞尔多夫展览公司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全印展在上海举办，并大获成功。迄今为止，全印展已经成功举办了4届，有力推动了中国印刷业的发展。

2003年，中印所以《印刷技术》为基础，将旗下《数码印刷》《印刷经理人》等印刷媒体和出版机构，整合为“科印传媒”，以统一的形象组织市场活动。2005年，中印所又紧跟时代需求，推出印刷行业门户网站科印网（省略），向网络媒体进军。经过几年的发展整合，2006年4月，隶属于中印所的北京科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接下来的几年，科印传媒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又相继推出专业的印刷电子商贸平台——印贸网（省略），以及科印电子期刊、科印手机报等新媒体阅读平台，在电子营销和数字出版领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目前，科印传媒已成为中国印刷行业领先的综合性专业媒体服务机构，在中国印刷包装领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凭借科印传媒这个优秀的印刷行业信息传播平台，中印所对于drupa新技术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1世纪10年代 喷墨印刷技术独领

关键词：喷墨印刷——drupa2008；喷墨与胶印相结合——drupa2012

drupa2000、drupa2004的数字化、网络化蓄势，最终迎来了2008年喷墨印刷技术的大爆发，数字印刷的发展时代正式来临。

严格意义上讲，伴随着数字印刷技术的兴起，喷墨印刷早已登上印刷舞台，但此前多应用于大幅面广告喷绘和小幅面票据可变条码喷墨印刷领域。在drupa2008上，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高速、彩色、高质量、宽幅面、生产型、广适性等为特征的喷墨印刷机纷纷亮相，有30多家公司推出了不同类型的喷墨印刷系统（样机）。崭新的喷墨印刷技术呈现出群雄纷争的局面，甚至已经不能称其为新技术，而直接进入广泛应用的集中爆发期。因此，drupa2008也被称为“喷墨drupa”。此后，一些当初在drupa2008亮相的喷墨印刷设备逐步正式投入使用。

在刚刚结束的drupa2012上，喷墨印刷技术的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又有一批成熟、稳定、速度高、质量好的喷墨印刷系统亮相，喷墨印刷技术正式进入应用阶段。

伴随着喷墨印刷技术的成熟，喷墨印刷与胶印工艺、数字印刷设备制造商与传统印刷设备制造商的结合日益紧密，在drupa2012展出的兰达纳米数字印刷机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这个号称掀起第二次彩色数字印刷革命的设备，采用胶印橡皮布转印技术和纳米墨水，将喷墨印刷技术的灵活性与胶印在不同材料、不同介质的完美适性相结合，有效拓展了喷墨印刷技术的适用范围，让人们真正意识到将喷墨印刷与胶印结合，并在印刷材料和工艺方面有所突破，也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实际上，早在2006年，《数码印刷》杂志就推出了“喷墨印刷系统用户调查分析报告”。2008年，中印所通过第三届“德鲁巴来到中国”高新技术报告会向国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drupa2008喷墨印刷技术的发展成就。2011年3月，科印传媒《印刷技术》杂志在广州举办了“2011喷墨印刷供应商大会”，共同探讨喷墨印刷技术的发展，旨在推动传统印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国喷墨印刷市场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中印所开始进行喷墨印刷新技术、喷墨与传统印刷结合的研发，以及喷墨印刷的应用开发。

2012年3月，中印所与柯达公司、上海太阳机械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位于中印所的联合实验室为平台，共同开发基于高速喷墨技术的组合印刷系统，探索市场、推广营销模式，为印刷包装行业的技术升级、企业转型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目前，中印所正在建设印刷环保技术产业化重点实验室，其中等离子技术在数字喷墨印刷及表面处理过程中的应用、环保型喷墨CTP胶印版的研究等多项技术与喷墨印刷有关，在推动绿色印刷进程的同时，也推动了喷墨印刷在中国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传递drupa2012的最新信息，2012年5月，中印所及科印传媒派出了强大的记者团和专家考察团前往drupa2012现场，并通过科印网、科印手机报和科印微博等平台第一时间传递展会信息，系统、全面地向国内介绍了备受关注的新技术和新设备。

2012年7月，中印所还将主办“2012德鲁巴高新技术报告会”，在第一时间权威、全面、立体地展现drupa2012展会上最前沿技术，让国内同行不出国门就能了解drupa展会的技术动态，帮助印刷企业了解新技术、新产品及其所预示的印刷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新市场中抢占先机。

2012年9月，由中印所主办的“iDigital 2012数码主题公园”也将在天津举行。该公园以“数字生活、印刷时尚”为主线，全方位展示数字技术在印刷领域中的无限魅力。展会同期还将举办相关技术论坛、“科印杯”数码印刷作品大奖赛颁奖典礼及数字印刷应用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drupa看印刷技术发展趋势

任何新技术的发展趋势都是取代落后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或者对已经成熟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补充和创新，对于印刷业来说也不例外。万众瞩目的drupa展会，既是印刷新技术的推动者，也是落后技术的终结者。

1.数字技术的普及加速了落后印刷工艺淘汰

drupa展会展示的众多新技术加速了印刷工艺的新老交替，并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发展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在印刷业中的应用，逐渐取代了铅字排版、电分、激光照排等工艺：从激光照排技术的推出到完全取代铅字排版，经历了大约15年的时间（1976～1990年）；从drupa1990大放异彩的彩色桌面出版系统的出现到电分机的消亡，也经历了近15年的时间（1990～2005年）；从drupa1995CTP技术的出现到激光图文输出技术走向边缘化也走过了15年左右的时间（1995～2010年）。

2.网络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推动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创新

自2000年以来，网络技术的兴起，使得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数字化工作流程、跨媒体出版和JDF等技术获得了飞跃性发展。新兴的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使古老的印刷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在drupa2012上，许多厂商展示了网络技术在印刷业的应用，甚至有“云计算”的案例。网络与数字技术将不断地推动印刷技术的发展创新。

3.以喷墨印刷为代表的数字印刷技术前景无限

如果以2008年作为喷墨印刷技术发展的元年，那么探讨喷墨印刷技术能否在15年左右的时间淘汰CTP和取代某个传统印刷技术也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未来的几年内其都将成为业界争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