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风整治会上发言大全11篇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1）

中图分类号：D651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我们所讨论的农村土地资源指的是农业生产、农民居住和农村发展的空间载体。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农村土地资源低效配置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过度占用农业安全带的问题。为此，现如今中央政府重点关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环节，以便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缓解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然而，很多地方政府并不能正确的定位目标，使得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诸多潜在风险。

2我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

就调查研究发现，现如今我国的农村土地综合政治实践主要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种风险。就经济风险而言，指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影响，使得很多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被戴上“卖地工程”和“上楼工程”的标签。这就使得现如今的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农民生活成本直线上升。就政治风险来说，具体指的是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的乘虚而人”、过度介入和“代民做主”现象发生的极为频繁，造成政府的信任度及公信力极大程度的下降。并且随着拆强征、强制“农民上楼”的异化行为的不断加剧，致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政治风险愈加严重。就社会风险而言，目前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要全面依靠土地权属调整和管理的机制体制。调查研究我国存在严重的地块权属模糊的问题，这就很难完成利益协调一致的目的，进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拿生态风险来说，首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生态功能包括农村土地质量的提升、空间格局的优化和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然而，由于人们“生态效益优先原则”不坚持或难以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不健全，就会造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变成了只注重土地面积增加的想法。就文化风险而言，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包含了村域人地关系优化、人际关系调整、人文景观保护以及农村庭院居住方式留存、语言文化资源传承等多个方面。然而，由于人们不能足够重视人文景观的保护及文化传承的延续，将直接造成很多方面的文化困境。

3优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几点建议

下面我们将主要从风险角度的视角出发，探讨和研究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来了以下几个政策建议。

3.1加强农村土地整治行为主体的风险意识与能力培育

要想保证行为主体的风险意识及能力的不断提高增强，就必须首先确保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预防、控制与治理。由于以往的人们只注重“物”的主体性而忽略了“人”的因素，造成了目前行为主体风险的知识、意识以及能力极为匮乏。为此，我们急需加紧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规范主体的“风险行为”，并在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拉回“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建设优先”上来，以便更好地把风险共识带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过程中，把风险预示、辨别以及治理的能力全部渗入到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所有环节。

3.2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整治的风险沟通与分散机制

具体指的是在全面保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行为主体风险意识和风险能力的前提下，全方位的进行行为主体的风险交流，以便更好地完善风险分散机制。其中，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沟通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依靠的是，能够具备行为主体的普遍参与及讨论，并建立健全的风险共识。另外，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分散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依靠的是，完善的行为主体利益共同体、稳定的政策和结构，以及建立健全的风险行动目标。为此，行为主体必须贯穿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全过程，并且还要在全面了解掌握自然环境及社会发育情况的前提下时刻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村庄整治活动过程中，要杜绝出现“运动式”农民集中居住的现象，严格遵守“宜聚则聚、宜散则散”原则，避免“农民上楼”的问题发生。

3.3构建农村土地整治行为主体利益激励兼容机制

首先要注意的是分清农村土地产权主客体以及农户、村社集体、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管理中的角色，在收益分配上的比例，以便更好地协调农村土地整治多元主体利益。目前，我们的任务是逐渐转变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为降低地方政府对稀缺土地资源要素的过度依赖奠定基础。为此，设计和监督管理的程度的增强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并且还要不断寻找正确的市场化路径及机制，以便能够逐渐转变人们只注重政绩而忽视土地整治所需实际措施的想法。这就建议我们能够向着产权明晰化、产权显化的方向不断努力，为建立健全的风险分散和治理机制提供有力依据。

3.4探索农村土地整治的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机制

在参照国际经验的前提下，我们将发现，农村土地整治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为此，我们不能单方面的只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目标，还要全面考虑到耕地资源、国家粮食安全和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另外，还要从资源、环境、产业、科教和政策保障等多种不同的角度，来给人们树立新的发展观及政绩观，避免人们被短期的福利或利益所蒙蔽。尤其是在村庄整治实践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杜绝出现简单的城镇模式套用到农村中去的情况。也就是说要求把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环境保护和国土空间优化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4结论

总而言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直接关系着我国农业基础地位的提高以及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急需得到我们的重点关注，以便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缓解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为此，我们应该严格遵守这些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郧文聚，宇振荣：《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策略》，《农业工程学报》[J].2011年第27卷第4期，第2—43；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2）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有：

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来自）同志；

我们聘请的行风监督员在前排就座。

会议主要有六项议程：

1、院长、院党委书记同志作动员报告；

2、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纪委书记同志宣读《关于开展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意见》；

3、部分科室代表发言；

4、“如皋市优秀共产党员”、儿科主任同志宣读诚信服务廉洁行医倡议书；

5、签字仪式；

6、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同志作重要指示。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请许书记作动员报告

同志们，刚才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院行风建设情况，高度肯定了过去几年我院行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我院行风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开展卫生行风专项整治活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推进这次专项整治活动。

下面进行第二次议程，请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纪委书记同志传达《关于开展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意见》。

现在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会议交流

首先请一病区主任发言；

请二病区主任发言；

请设备科科长发言；

请药剂科科长发言；

刚才，4位科主任医院围绕本次行风专项治理活动进行了很好的发言，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希望大家学习借鉴他们的做法，切实提高卫生行风建设水平。下面请主任宣读诚信服务廉洁行医倡议书。

因为今天与会人员比较多，请全院中层干部和党员医务工作者先到台前倡议书上签名，其他医务人员愿意在倡议书上签名的，请于会议结束后补签。

现在，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作重要讲话。

刚才，书记充分阐述了卫生行风专项治理活动的意义，中肯地指出了目前我院行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本次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狠抓落实。

同志们，加强医院行风建设，强化纠风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在医疗服务活动中的生、冷、硬、推和收红包、拿回扣的行为，影响和损坏整个医疗服务队伍的形象，这使众多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仅感到莫大的委屈，还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作为一名医生，爱岗敬业至关重要，敬业就是要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就是要以病人为中心，全力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要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负责；就是要淡泊名利一生甘于奉献，端正行风就是要体现在日常医疗服务中，让百姓在“不起眼”的小事中感悟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在细微处见真情。正如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其对立面一样，在现实的医疗服务工作中，“背离服务人民”的行为时有发生，医药比例严重失衡，医药费用居高不下，少数人员对待患者冷漠、麻木，小病开大处方、收受红包、回扣等行为，都是和服务人民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在多元中坚持主导、在多样中倡导主观，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抵制各种诱惑，面对红包、回扣等现象的腐蚀，要有顽强的自我克制能力，不能跨越道德失衡的防线，以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来约束和鞭策自己，逐步达到人格上的完善，促使医疗卫生行风不断好转。开展好行风专项治理行动，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医院形象，促进医院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进一步统一思想，围绕专项治理的各项工作要求狠抓落实。

一是要早动员早部署。这次会议内容丰富、要求很高，大家要全面领会和准确把握会议的精神实质，各科室回去后要尽快动员起来，制定本科室专项治理实施方案，本月11日前报院纪委监察室朱彩萍主任处。

二是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各科室要认真按照实施意见，逐条对照，全面进行自查自纠工作，并对查出的问题切实加以整改。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3）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有：

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同志；

我们聘请的行风监督员在前排就座。

会议主要有六项议程：

1、院长、院党委书记同志作动员报告；

2、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纪委书记同志宣读《关于开展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意见》；

3、部分科室代表发言；

4、“如皋市优秀共产党员”、儿科主任同志宣读诚信服务廉洁行医倡议书；

5、签字仪式；

6、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同志作重要指示。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请许书记作动员报告

同志们，刚才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院行风建设情况，高度肯定了过去几年我院行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我院行风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开展卫生行风专项整治活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推进这次专项整治活动。

下面进行第二次议程，请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纪委书记同志传达《关于开展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意见》。

现在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会议交流

首先请一病区主任发言；

请二病区主任发言；

请设备科科长发言；

请药剂科科长发言；

刚才，4位科主任医院围绕本次行风专项治理活动进行了很好的发言，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措施，希望大家学习借鉴他们的做法，切实提高卫生行风建设水平。下面请主任宣读诚信服务廉洁行医倡议书。

因为今天与会人员比较多，请全院中层干部和党员医务工作者先到台前倡议书上签名，其他医务人员愿意在倡议书上签名的，请于会议结束后补签。

现在，进行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作重要讲话。

刚才，书记充分阐述了卫生行风专项治理活动的意义，中肯地指出了目前我院行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和本次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狠抓落实。

同志们，加强医院行风建设，强化纠风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在医疗服务活动中的生、冷、硬、推和收红包、拿回扣的行为，影响和损坏整个医疗服务队伍的形象，这使众多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仅感到莫大的委屈，还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作为一名医生，爱岗敬业至关重要，敬业就是要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就是要以病人为中心，全力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要对工作精益求精，对患者极端负责；就是要淡泊名利一生甘于奉献，端正行风就是要体现在日常医疗服务中，让百姓在“不起眼”的小事中感悟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在细微处见真情。正如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其对立面一样，在现实的医疗服务工作中，“背离服务人民”的行为时有发生，医药比例严重失衡，医药费用居高不下，少数人员对待患者冷漠、麻木，小病开大处方、收受红包、回扣等行为，都是和服务人民的要求相违背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在多元中坚持主导、在多样中倡导主观，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抵制各种诱惑，面对红包、回扣等现象的腐蚀，要有顽强的自我克制能力，不能跨越道德失衡的防线，以医务工作者应有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来约束和鞭策自己，逐步达到人格上的完善，促使医疗卫生行风不断好转。开展好行风专项治理行动，对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医院形象，促进医院的健康持续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进一步统一思想，围绕专项治理的各项工作要求狠抓落实。

一是要早动员早部署。这次会议内容丰富、要求很高，大家要全面领会和准确把握会议的精神实质，各科室回去后要尽快动员起来，制定本科室专项治理实施方案，本月11日前报院纪委监察室朱彩萍主任处。

二是要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各科室要认真按照实施意见，逐条对照，全面进行自查自纠工作，并对查出的问题切实加以整改。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4）

会议过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一次“九月会议”。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说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拉开了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的序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陈伯达、高岗、林伯渠、、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十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不少人发言两次，甚至还有的人三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会议内容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有三个方面：（1）过去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后者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指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政治路线，但主观主义的遗毒仍在。延安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他指出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求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此，要实行学制改革，研究马列的方法论，反对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讲话后，首先发言做自我批评。他表示完全同意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他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4个月后，他毅然去陕北农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自觉补课。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此次会议前，他就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许多政策错误，他应“直接负责”。此次会议上他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任弼时在9月12日的会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他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他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过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对抗会议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10月17日，、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表明自己一贯正确。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李）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九月会议”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向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搞好关系，应承认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发言后，气势汹汹地冲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颇具挑衅性。

本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已作出原则性的阐明，此时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拒绝批评，干扰了会议进程。

会议成果

这次“九月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与会同志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会中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论，但都是说理的。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几个党的重要历史问题取得了共识。

关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大家共认，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央实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路线，表现为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对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

关于经验主义问题。以往人们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没有全面、深刻地认识，此次会议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王稼祥、和任弼时的发言都认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指出，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可以互相结合，相互为用。经验主义常作主观主义的俘虏，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帮衬，就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二者能结合。后来，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谈到经验主义时，吸收了的观点。

关于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在9月11日的会议上，陈云有一个重要发言。他说过去白区的主观主义错误路线，在刘少奇、刘晓到达后才得到纠正，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据此，陈云提出，现在刘少奇的位置摆得不适当，将来要提高。这个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后来，刘少奇在延安升为党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关于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中央高层还是统一了认识，为以后的全党整风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会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讨论解决的问题，如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它的标志是什么?如何评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如何?等等。

这次“九月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是巨大的。一是鉴于以往对学习重视不够，中央作出《关于设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负责组织党的高级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学习党史，学习理论，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整风学习。12月，由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出版，内收文献资料662篇，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即“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复查受错误路线打击干部委员会”，由和陈云分别担任主任，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进行实际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为此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四是中央作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做好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这两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据会中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意见，决定以整风精神，大力改进宣传工作、《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

以上五点，从思想到组织，从目的到措施，保证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彻底清算，促进了党的高级干部政治路线水平的提高。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三、四月间，回叙了1941年“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1943年10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

（二）1943年的“九月会议”：奠定七大胜利

会议经过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这次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平静了两年的国共关系又紧张起来，加紧法西斯化；共产国际解散，国际上浪潮弥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投降主义面目。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聂荣臻、、、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

“九月会议”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陈伯达、发言。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等待回延安参加会议，同时安排其他工作。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为此，由主持，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两条路线》（上、下），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11月1日，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王若飞、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王胜荣、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第二阶段从11月13日复会起，此时回到延安，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有讲话，博古、作检查，、任弼时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11月下旬，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传达大家的意见。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第三阶段为1944年开春后，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此间中央很少开会，以便大家集中学习。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至此，第二次“九月会议”经过1年又7个月，胜利结束。

主要发言

博古在第二次“九月会议”上检查说：抗战初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是的正确路线，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负责者之一”，应该受到批判。博古揭发说，王明反对在《新华日报》发表的《论持久战》。王看不到的本质，曾对外国记者说，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战要依靠。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的法”，放弃独立性；在党的建设上，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一味追求公开，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在思想作风上，钦差大臣味道十足，到处发文件，形成另一个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检查。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人物”，反对过中共代表团；回国后，在米夫、王明扶持下，控制了临时中央，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第一人”。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的游击战传统，打击毛的干部，使毛不能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承认错误。抗战后，从极“左”转到右，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林伯渠批评王明的路线是“洋共”，引用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欺负我们的“”，硬搬外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手法。

的发言朴实、真诚。他说：南昌起义以来，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深知创业艰难，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王明错误路线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分析了王明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共同性和不同点。

发言，批评王明以无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他是“身在毛营心在蒋”，躺在软椅上睡觉，这就不能不犯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九月会议”上，主要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夺取了中央权力，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它没有功劳，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以后开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他说：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脚趾上的事，分不清对错，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各占山头，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大多数是正派的，少数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弄得亡党亡头。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思想教条，政治投降，组织心照不宣。

又说，这两个宗派比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反对性，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对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要“救人”，问题是要“治病”。最后，提议，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为这次九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定下了基调。

此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1944年9月30日、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决定：政治局委员返回延安前，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有700人参加学习）；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以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

10月1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他说，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1938年）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做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

讲话后，刘少奇、、、、任弼时相继发言。

刘少奇主要讲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讨论党的路线，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是不好的，应该有意识的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同志要有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准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批判说：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是一本记载四中全会及前后党内斗争黑幕的小册子。这一派人，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他们不独没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过。这次，不仅思想上要解决问题，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主义。

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后说：王明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事实证明，凡是从实际出发的都对，从教条出发的都错。办事脚踏实地，在人家反对他时，还是按实际情况办事。他书读得多，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照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资格老，威望高，他的发言对大家影响很大。

离开延安三年，刚回来就参加“九月会议”。他认真研究文件，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容易崇拜打着马列、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品质有三类为人的品质、革命者的品质、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所以要整风。11月27日，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做了长篇发言。从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讲了5个下午，大家的反映相当好。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作了认真反思。他说，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那时，自己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战争。抗战以来，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他在发言中，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

发言说，自己毫无实际经验，却在发号施令。到苏区后，反罗明实际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认识到，教条宗派的特点是崇拜教条，不问实际；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多；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作风恶劣，吓人造谣。

任弼时执行过错误路线。11月下旬他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将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当做是“偏杀风”和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不指名的加以批判。在宁都会议上，认为毛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风大会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12月1日，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在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要求传达和讨论“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3月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上述5条变作6条作了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批准了提出的6项意见。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

特点与成果

1943年的“九月会议”，与1941年的“九月会议”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并且，以其历史性的重大成果，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这次“九月会议”的第一个特点，是时间长、人数多。它从1943年9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时间长达1年又7个月，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因为，此时中央有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客观环境比较稳定，具备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参加学习的干部范围很广，除了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还吸收了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说，1941年那次“九月会议”还不深入，今年则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打散教条宗派、经验宗派。

重点突出，是这次“九月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检讨过去，是为了前进分清是非，是为了找到正确路线。会议始终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为议题；以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特别是前者为研究重点；以王明和博古，特别是前者为批判对象；首先搞好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自上而下地带动全党干部学习。由于突出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点，会议才能按计划正常有序地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法。会中刘少奇、都讲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问题。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犯错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要以斗争求团结。第二，党内斗争方法，赞同刘少奇的意见，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会议对于党内斗争正确方法的基本内容，有了共识：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团结要有原则，在犯错误同志检查错误、觉悟的基础上去团结，即以斗争求团结。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种错误方法。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严格，作结论时应取宽大态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九月会议”和创造的这个正确方法，后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斗争-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这个公式解释说：“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获。在会议过程中，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党的历史，总结经验，开展批评，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右倾错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诚心作了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全党同志团结在一起；广大党员通过学习，真正解决了“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过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批判，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出现焕然一新的气象。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5）

[作者简介]尹业香，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荆州43402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20-05

世界上任何执政党都希望自己永续执政，然而，政党和个人一样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使得一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要永续执政，就必须有一个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执政党行之有效地纠错机制。党的纠错机制由一系列要件构建，有时是某一项要件发挥功能，有时是各要件相互配合整体发挥作用。这些要件在长期的运行中形成了它特有的机制。因此，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纠错机制构建及完善研究，对于党长期执政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地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载入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纠正错误的重要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就其对象而言，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就批评方而言，批评者（主体）是对被批评者（客体）的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错误进行自我揭露和剖析，其主体和客体均是自己。党在长期实践中将批评作为自己的纠错方式。其构建的运行机制主要是：（1）批评要有正确的目的。指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他把这一方法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2）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批评者对被批评者展开批评，只是批评者的一种认识，其正确与否取决两种因素：一是有无事实根据；二是是否准确地分清了是非。如果批评无根据或者没有弄清其错误的性质。不仅无法实事求是，反而会使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而无法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3）批评要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不要纠缠非原则性的问题，对一个人工作中显示的个性则不必过分的计较。说：“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4）批评中要允许申辩。这包括两个方面：批评者要让被批评者解释、平等的交流，以便澄清事实真相。与此同时，被批评者应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如果要求批评者的批评百分之百地准确，那也将使批评难以开展。指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世界上许多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由于政党制度不同，政党彼此之间也经常开展批评，然而运用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则是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所特有。认为“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自我批评作为一种纠正错误方法，在实践中由两个方面的要件构成：独省和在公众面前反省。两者虽主体、客体相同，但前者的“听众”是自己，后者的听众是他人。如何加强修养减少个人自己的过错，虽然古代曾子主张要“吾日三省吾身”，但大多数是虚妄的。对此刘少奇说，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刘少奇在这里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自我修养所要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人民利益的革命实践。党的各级组织运用自我批评这一纠错方式通常采取党内民主生活会的形式：（1）在时间上可以随时反省和阶段性反省。随时反省可以使自己的不良思想苗头及时克服，避免积重难返而祸已误人。阶段性反省要求一个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反思后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2）在关键时刻反省和独处自省。这种反省是在某种场所表明一个人对重大原则所持的态度。它显现出每个党员的道德水准和党性修养的高低。独处自省就是在没有外力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自省、自警。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3）在方式上可将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这样将自己错误讲给别人听比之讲给“自己”听更有好处：它有利于将自己的错误在改正中受到群众的监督，也便于别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还可以在公众中将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消除或者挽回。例如。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针对1958年“”中所犯的错误，在会上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由于以为代表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使大会达成了共识，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何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我们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之更加完善。（1）防止两种极端：一是党内在开展批评时要防止“过火”的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二是与“过火”的斗争相反，不敢开展批评。有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奉行庸俗的作风。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从而助长党内的不正之风。（2）注重分析错误的原因。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矛盾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因此找准错误的原因比单纯的组织处理更重要。为此要正确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注意区分个人错误与集体错误；二是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三是总结历史、统一思想，一切向前看。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3）坚持原则、公正无私。作为批评者既要如实地指出被批评者的错误所在，同时也要与人为善地提出能让对方改正错误的具体意见和建议，而不是找茬泄私愤让人难以接受。指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作为被批评者要本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虚心地接受意见，做到闻“骂言”而不跳；闻“诤言”而不怒；闻“贬言”而不怒；闻“微言”而不弃。对于不实之词要心平气和的加以说明，更不要做“叶公好龙”似的人物。自我反省需要勇气也需要客观公正，一个人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绝非易事，否则只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

二、重在思想教育整风的形式

纠正党的错误的方法有多种处理形式。除从组织上对犯错误的责任人加以处理之外，要纠正某阶段具有全局性的错误，则需要集中一段时间从思想上加以教育，以分清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整党整风就是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用学习文件、检讨思想、总结经验的方法纠正缺点和错误。整党和整风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都是为了防御和纠正党内的错误，区别在于整风的侧重点在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而整党除此之外，则侧重组织方面的整顿以纯洁党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曾经进行过多次整党整风，经党中央文件决定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党整风就有10多次。主要有1942年-1945年的；1947年-1948年的整党；1950年的整风；1951年-1954年整党；1957年-1958年整风；1959年庐山会议开展的反右整风；1963年“社教”运动中的整党；1968年-1971年的整党建党；1983年-1987年整党整风；等等。上述整党整风，有些取得了预期效果，如“”，有些则不然。

用整党整风形式开展思想教育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它往往和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其主要机制是：（1）明确整风的性质。首创以整风形式进行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错误的形式。如在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以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2）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随后，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都建立了学习委员会。整风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总结历史经验阶段。（3）注重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全面地总结了20余年来党的经验教训，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在澄内重大是非问题的基础上。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党的思想空前的统一。以整风形式进行思想教育，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纠正错误的一种创新。它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运用整党整风形式开展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自身存在的不正之风进行专项治理的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的纠错过程，因而在条件、时机上需审慎把握，如果不加分析，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常态的纠错机制。就难以达到目的甚至事与愿违。对此，列宁曾指出：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是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政党的行为如同人的行为一样。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继续。如果优点的继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表现得不是时候和地方就会变成缺点。党以整风运动的形式纠正错误，它发轫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时党只是在局部执政，为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而开展群众运动有其合理性，如果对此经验不分条件、环境加以沿袭，就容易演化为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政治运动曾起过积极作用。当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我们还试图通过经常性的政治运动来纠正自身错误，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

我们反思这种运动式的思想教育纠错方式不难明白其特点：（1）纠错主体的权威性。运动式的纠错方式，通常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全党的名义命令，对全党产生巨大的影响，使其按照既定的轨道运动以达到预定目标，权威大且认识正确，就容易达到纠错的目的。反之，则不能。（2）纠错时间的短期性。运动式纠错方式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而发动的，因此，纠错主体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显著的成效。为此，常常会最大限度地调配公共资源以协助专项治理的开展，这就意味着治理的时间越长，其成本就会越高，由此决定了它的短期效应。（3）治理结果的反弹性。运动式纠错结果的反弹是指在治理结束后，原先存在的问题又会故态重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运动式的整治方式，其实质是一种人治的机制。不从制度上建立长效的纠错机制，就难以避免错误一犯再犯。

我们在健全用思想教育方法纠正党自身错误的有效机制时，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1）正确区分进行思想教育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与经常性的群众政治运动的关系。思想教育运用整党整风的形式来纠正其错误。固然要充分发动群众，但不能把坚持走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看成一回事。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创造的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对它不适当的应用就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负面作用。邓小平对此深刻地反思道，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他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强调要思想教育方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把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他说，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正确区分党内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更多地是认识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对于这种分歧，必须慎重地分析，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而绝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都看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集团”到“”批“刘邓路线”，搞运动，打棍子，进行上“纲”上“线”使之成为政治问题，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其教训尤为深刻。（3）重视党内民主与领导人的权威的关系。纠正错误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这种问题产生是因为犯错误的是人。纠正错误的也是人。尊重主要领导人的权威，但不能以牺牲党内民主为代价。因为对错误的认识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纠正“右”的错误又容易产生“左”的错误，这已为历史反复证明。因而我们要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的作用，尽管在民主条件下纠错的结果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靠某个领导人和少数人的权威作的决策不一定都错误，但是民主机制要求按一定程序办事，比之个人或者少数人要可靠，因而建立和健全一种民主法治的纠错机制更重要。

三、接受来自派的监督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在总结苏联实行一党制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用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可能出现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执政主导着社会政治生活。如没有外部力量制约就容易犯错误。在中共“”前后，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所谓“互相监督”自然是双向的，因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强调，“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其好处如所说，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派，对我们更为有益。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他还说，派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问题更多，处理问题更全面，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主监督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同这一制度经过了跌宕起伏的曲折历史。在不断总结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2005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对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形式和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范。其运行机制主要有：（1）执法监督检查与特约人员制度。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邀请派代表人士参加其组织的各种监督检查活动，派人员以党派名义，对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廉政情况提出批评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条件特聘学有专长的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查员、特约审计员、教育督导员、土地监察专员、税务监察专员、政府立法顾问等，便于民主监督。（2）情况“通报”和谈心交友制度。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向派通报对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要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纪律、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与派、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交朋友，按照各自的分工，不定期地与所联系的对象开展谈心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沟通思想。（3）对口联系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凡是与派建立联系的有关政府部门，召开重要会议，组织重要活动，可视情况邀请派、无党派人士参加。这些机制构建及其运行对防御和纠正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极为有益的。这种监督机制在实践中所体现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和中国共产党纪检、上下级领导关系所构成的同体纠错机制相比较是一种异体纠错力量。它既有互相平等的党派优势又有高层次的协商优势，这样有助于克服执政党自我纠错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纪委监督太晚，同级监督太软”的弊端。其次，它和司法、监察、审计等权力纠错相比是一种民主说服监督。它既有咨询的前瞻性、批评的警示性优势，又有参政议政形式多样性的优势。它把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三者有机结合，能够为执政党提供资料信息、分析利弊，从而纠正决策中的失误；能够对各种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提出批评。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防止问题积重难返而引发社会危机。最后，它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不同。民主监督纠错的目的不是取代执政党而是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种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它与西方国家多党轮流执政在监督的出发点和归宿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派的监督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而不是取代执政党的地位。党际之间互相团结合作，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人形象地概括为“协商不代替，监督不对立，风雨都同舟，同唱一台戏”。这种运行机制既是执政党纠正错误的需要，也是各派的政治职责所在。然而，在现实实践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需要对这一机制进一步地健全与完善。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6）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2（b）-0091-03

缺血性中风即脑梗死，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临床呈“五高”特点，即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后遗症率高、并发症率高、复发率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治疗脑梗死不仅要治疗脑缺血，改善缺血性病理基础，消除危险因素，还要尽量减轻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使其肌力和肌张力得到修复，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我院西药结合中医针灸治疗脑梗死具有很大优势，尤其对减轻后遗症和并发症更为突出，临床上治疗多例患者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为了进一步明确针灸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中风中的作用，笔者做了如下的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4月～2012年8月我院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60例，将其随机分成治疗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均为急性中风（脑梗死）患者，意识清楚。其中，男41例，女19例；年龄42～68岁，平均60岁；发病时间最短8 h，最长10 d；单肢瘫34例，偏侧瘫26例，共计患肢74只，其中肌力0级15只，1级29只，2级30只；肌萎缩、肌张力偏高15例，伴头晕51例，言语謇涩或不语51例，口角歪斜伴流涎30例，偏身感觉异常41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

①急性发病（发病 2 周以内）。②符合2010 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制订的《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2010》脑梗死诊断标准[1]；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发病24 h内入院接受治疗。③符合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试行，1995 年），诊断为中风病中经络，证型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痰热腑实、风痰上扰；阴虚风动；风痰瘀血、痹阻脉络；气虚血瘀；风火上扰清窍证。④无意识障碍。

1.3 排除标准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②中风病中脏腑或伴有意识障碍；③合并有肝、肾、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④影像学检查疑为出血性梗死；⑤生命体征不稳定。

1.4 治疗方法

1.4.1 对照组 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操作方法：阿司匹林100 mg，每日1次口服；阿托伐他汀钙20 mg，每晚口服1片；奥扎格雷钠80 mg加入0.9%氯化钠溶液100 mL静脉滴注，2次/d，连用14 d。伴有感染、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根据病情酌情给予抗感染、降糖、降压、扩冠状动脉等治疗，有电解质紊乱者及时纠正。

1.4.2 治疗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针灸治疗。操作方法：面部取四白（双侧）、水沟，水沟行雀啄针法，要求眼球湿润为度；上肢取患侧肩髃、曲池、尺泽、手三里、四渎、外关、合谷透三间；下肢取髀关、伏兔、阴市、血海、足三里、阳陵泉、阴陵泉、悬钟、三阴交、太溪、太冲；腹部取盲俞（双侧）、天枢（双侧），失语者加上廉泉、通里、丰隆、金津（放血）、玉液（放血）；口歪者加内地仓、夹承浆、禾髎；感觉障碍加头针顶颞后斜线；共济运动障碍加头针枕下旁线、天柱穴，抬肩困难，加肩贞；头痛眩晕，加太冲、风池。中等强度刺激，留针30～40 min，每日1次，10次为1个疗程。

1.5 疗效判定标准

1.5.1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标准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神经功能缺损评分（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法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进行评分。根据神经功能缺损分值的改变以及病残程度的分级进行疗效判断。评分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①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1%～100%，病残程度0级；②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6%～90%，病残程度1～3级；③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④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增加18%；⑥死亡。本研究将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作为有效；将无变化、恶化、死亡作为无效。

1.5.2 中医证候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动态观察两组患者半身不遂、言语謇涩、口角歪斜、偏身感觉异常、头晕目眩等症状、体征的改善情况。临床痊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显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效；有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有好转；无效：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前两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改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增高，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2。

2.2 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治疗组主要症状、体征明显改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3。

3 讨论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7）

7月24日，全市召开了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今天城建系统召开作风整顿大会，为了确保把这次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下面由我代表城管局做表态发言：

一、认清形势，时刻绷紧政治弦，充分认识开展作风整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整治“四风”。近期，省市纪委又相继制定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将集中整治违规“吃喝”问题作为重点。

由于工作的需要，城管系统经常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大企业打交道，时刻存在各种诱惑。在此，我代表城管局郑重承诺，坚决杜绝以下行为：1.违规接受下属单位或管理服务对象公款宴请。2、将吃喝费用转嫁到下属单位用公款报销，或者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3.在私人会所中组织或接受私人或企业老板宴请。4.接受管理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工作人员的私人宴请。5.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私人或企业老板宴请。6.在国(境)外接受私人或企业老板安排的宴请或让企业老板安排应由个人负担费用的宴请。

我局一旦发现本系统工作人员顶风违纪。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当事人顶格处理。

二、找准差距，对照整改，坚决破除阻碍作风建设的顽症。今年以来，县城管局在城区大气污染防治、环卫保洁、城市综合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县城容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广大市民的认可。但一些作风顽症，特别是个别人员执行力不强、纪律不严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结合这次作风整顿活动，城管局将认真排查，对照标准要求迅速加以整改。一是开好““检查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城管局各科室在7月底前召开一次查摆剖析会，每个人都要认真查找自身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否存在作风散漫、吃拿卡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群众不热情、不关心、办事效率低等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整改。二是召开“促进会”，重点整治：不用心、不务实、不亲民、不自律、不诚信等现象，进一步落实整治措施，完善工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三是定时召开“点评会”，开门纳谏，听取社会各界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是经常办“表彰会”，表彰先进，放大典型示范作用。每月对各中队上报的优秀队员进行评比、表彰，使大家学有榜样、追有目标、赶有方向，强化激励导向，掀起作风整顿活动新高潮。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8）

参加会议的除文艺工作者外，还有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余人。5月2号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是为“引言”，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由与会者发言，毛泽东认真听取会议发言并有所记录，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发言——是为“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两次讲话(“引言”和“结论”)，经过整理，一年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名，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着重强调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歌颂而不是暴露；“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应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工作问题”，就是要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并懂得“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学习问题”，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在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毛泽东在“结论”部分首先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为着人民大众”。在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对此，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学艺术的来源问题，认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只有“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由于文学艺术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因此“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虽然毛泽东是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普及”和“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更注重“普及”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文学艺术的性质上，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由此，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就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依照这样的性质认定和标准设置，文艺工作者在处理光明和黑暗、歌颂与暴露等问题时，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歌颂人民，暴露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最为艰困之际，其时苏德战争激战正酣，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正处于全面攻势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滇缅路战役和浙赣战役正在惨烈地进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面临着日军“大扫荡”的巨大压力。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未能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使党在思想上更加强大和统一，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一次思想教育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动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被认为是整风运动高潮来临的标志。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9）

一、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的意义

（一）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照镜子

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让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和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则，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对照群众期盼，对照先进典型，查找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差距；可以及时照照自己身上或同事身上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二）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正衣冠

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让党员领导干部审视自己是否做到了为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员干部要居高不移公仆之心，权大不忘责任之重；是否做到了务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之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发扬艰苦奋斗之风；是否做得了清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顶得住歪风，做到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三）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洗洗澡

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使党员领导干部清污去垢：一洗形式主义――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二洗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三洗享乐主义――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四洗奢靡之风――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四）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治治病

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部分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关键是缺乏理想信念这一“精神之钙”，而有效召开民主生活会可以为党员干部补“精神之钙”。拧紧理想信念这一总开关。

二、民主生活会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会前准备不充分

1.会议的主题不明确。一些单位由于会前准备不充分，围绕主题安排学习不够，班子与成员之间交心不够，发言材料准备不够，导致会议议题不集中，针对性不强，党内民主生活会越来越没有了生活会的味道，甚至越来越“生活化”。在会上有的天南海北、漫无边际地神侃一通，生活会变成了“大杂烩”，有的只谈成绩，不谈问题，“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生活会开成了评功摆好会。

2.会议前征求群众意见欠缺。现在的民主生活会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基层“三脱离”的情况，大部分只是在领导班子内部征求意见，闭门造车、曲高和寡。未能及时准确地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未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3.会议的材料准备不充分。党内民主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基层党组织和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有强烈的民主生活会意识。然而在现实工作中，许多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由于认识不高、意识淡化，导致民主生活会材料准备不足或者压根没准备，直接导致民主生活会召开时缺乏针对性，陷入流于形式、走过场的尴尬。

（二）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畸形

1.对上级放“礼炮”。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害怕面对问题、正视矛盾，而是宁愿遮着掩着，只求糊弄上级。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给小鞋穿，丢了“帽子”。为了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帽”，而使信念让步于利益、规则让位于变通，对上级报喜不报忧。但鉴于领导郑重其事地要求向他提意见，不说几句过意不去，于是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说几句看似批评实则表扬，貌似否定实则肯定、明贬暗褒的话来应付了事。诸如：你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忽视了休息，你工作太忙没时间和大家伙一起娱乐，可能会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等等。

2.对同级放“哑炮”。批评同级，怕伤害感情，不好相处，影响团结。相互批评拉不开情面，提希望多，委婉的批评多，即使偶有指名道姓的批评，也是模棱两可的语言，轻描淡写的批评。常常以“好人”的面孔、“温情”的形式，包容了许多“不好”的人和事，搞得庸俗哲学泛滥，导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主义盛行。还有的自身不干净，担心“敲了别人的鼓而引响了自家锣”。与其一损俱损倒不如一荣俱荣，因而开展批评时，顾左右而言其他，天马行空，东拉西扯就是不说正题，或者干脆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于是，你放“哑炮”隔靴搔痒，我也投桃报李，从而达到“一团和气”之效。

3.对自己放“空炮”。有些党员干部批评自己怕失面子留辫子。于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了经验又谈体会，而讲问题比较“谨慎”，往往讲现象不讲本质，讲客观原因，不讲主观原因，甚至一带而过。批评同级难，批评领导更难，批评自己难上加难。即使批评自己也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讲工作不讲思想。自我批评时大致可归结为：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工作方法不够灵活、理论学习尚不足、性格有点急躁等等诸如此类无伤大雅、不触及灵魂、不伤筋骨的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而对于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具体问题、个性问题却退避三舍、讳莫如深。

（三）会后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

1.“不打雷不下雨”――无整改措施，谈不上落实。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解决存在的问题。一些单位虽然对存在的问题找得很准，但由于研究得不够透彻，拿不出整改措施，最终导致问题仍然是问题，矛盾仍然是矛盾，会议一散，不去“兑现”。以致出现“为开会而开会，为提意见而提意见”的不正常现象，导致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没有实效。

2.“只打雷不下雨”――整改措施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落实。一些地方往往偏重于民主生活会的过程，而轻视了结果。学习讨论、征求群众意见、相互谈心和撰写发言提纲都能认真进行，但查找不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或虽然提出了整改意见，但整改措施不够明确具体，没有做到责任到人而无法抓好落实。给人以“认认真真搞形式，轻轻松松走过场”的感觉。

3.“雷声大雨点小”――整改措施具体可行，但落实不到位。会上，有的同志对问题的整改、团结的意义、工作的思路等等，认识好，姿态高，但会后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落实时大打折扣，解决问题抓不住重点，突不破难点，或者未能形成长效机制，导致民主生活会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会议反复开，老问题反复现。

三、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的对策

（一）会前学习教育，听取意见

1.抓住主要矛盾，选好主题。根据上级党委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每次民主生活会前，党委（党组）可以采取“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的方法，认真综合、精心筛选，选择本单位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为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坚持每年“围绕一个主题，突出一个议题”，并按照会议主题进行对照检查，避免因会议主题不明确、不集中，发言随意性太大，把民主生活会开成单纯的工作会、杂谈会。

2.广泛征求意见，找准问题。紧紧围绕“四风”、“三公经费”、“八项规定”，紧扣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和成员思想和作风实际，直接到群众中倾听意见。既“面对面”更“背靠背”；既“真听声音”更“听真声音”；既“望闻问切”更“一针见血”，既把握当前更立足长远。切实做到“四听四问”，即：听普通干部群众的意见，听服务对象的意见，听老同志的意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问效，了解对自身作风情况的看法和评价；问怨，了解对干部作风的怨言和怨气；问症，了解干部作风方法的问题和症结；问策，了解改进作风的对策和措施。

3.做好充分准备，防止跑题。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前要将会议主题以书面形式发给班子成员，每一名班子成员、领导干部都要围绕民主生活会主题，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对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撰写好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发言材料重点应突出，内容要具体翔实，应有存在问题的危害及原因分析、有思想认识、有对其他班子成员提出的批评意见、有整改措施，发言材料不能是提纲挈领式的，班子成员个人的发言材料应经同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把关。

（二）会上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1.批评上级要“红红脸”。表扬是摘花，批评是挑刺，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上级身上也会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般那般的不足。“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批评上级可以帮助其清污去垢，从而保持我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审视，看看有无不合理的“土政策”、见不得阳光的“潜规则”。所以受到批评的领导同志，也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正确地对待批评意见。

2.批评同级要“出出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批评同级是民主生活会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班子作风。大家要站在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抛开私心杂念，勇于坚持真理，不搞“歌功颂德”、不搞“变相表扬”、不搞“情感铺垫”，而是要客观公正、直奔主题揭问题、切要害，避免出现民主生活会中普遍存在的“自我批评谈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的惯性做法，在重点问题上“聚焦”，避免原则性问题“毒瘤”的扩散。

3.自我批评要“排排毒”。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以往开民主生活会存在一个通病，讲自己的问题言不由衷，习惯于“轻描淡写”、“不痛不痒”，这种完成任务式的自评，不但解决不了自身问题，反而容易让问题越“捂”越大。自我批评要以党章为“镜”找不足，以英模为“镜”求进取，以法纪为“镜”律言行，以责任为“镜”常自省。自我批评要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真正达到“排排毒”的目的。

（三）会后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1.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防止问题表面化。措施的制定应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着眼于解决民主生活会上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常委领导同志抓整改，整改需要对具体问题、整改方法和步骤，乃至具体时间制定出运行时间表。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10）

因为受方式主义、权要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当时党政机关存在文风不正景象，被群众戏称为“常说的老话多、准确的废话多、美丽的空论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种“新陈腔滥调”显示在“红头文件”上的不良文风可以归纳综合为三个字，即“多”、“乱”、“差”。

“多”。各级党政机关“红头文件”更加越多，呈逐年增进的趋向。一是升格晋级行文的多。很多本能机能部分在本人的权柄局限内就可以单独行文或结合行文的，却要求以党委、当局名义印发、转发、批转，或以党委、当局办公厅的名义行文。二是党政结合行文的多，多么多纯属行政机关权柄局限内的任务，也要以党委、当局两家的名义行文。三长短常设机组成立及充分、调整成员行文的多，常常不时地调整、充分成员，每次都要发一个文。四是重发的文件多。印发了会议纪要、又要印发其他文件；拍发了电报，又要印发“红头文件”；会上印发了指导讲话，会后又要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印发。五是上级机关安插一项任务发一个文，下级机关贯彻落及时要分化为2～3个文印发。

“乱”。一是公函花样乱。文件版式有白头文件、黑头文件、绿头文件应战红头文件；花样有红头文件花样，简报式花样（如会议纪要），特定花样（如信函式花样），还有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处理回答时的行文非凡花样等；有的公函盖印、有的公函不盖印；公函用纸也有大有小。二是行文关系乱。有的党委机关或其办公厅向人大常委会机关、国度行政机关、政协机关行文，律例中按从属关系行文的规则被打破。三是常呈现文件“打斗”的景象。因为很多文件出台轻率，常呈现文件互相矛盾，甚至有悖上级政策和国度司法律例的景象。

“差”。即公函质量差。一是“犯警文”。违法违规公函常呈现，被告状、被质疑。很多文件在制发进程中没有普遍听取定见，也未经发文机关集体审议，更没有进行正当性搜检。若有发文强迫一致挂窗帘的“窗帘红头文件”，下达公事用烟目标的“抽烟红头文件”；还有“玉米红头文件”、“喝酒红头文件”，更有甚者，下发规则没有获得初中卒业证书的不克不及领取娶亲证、劳务证、驾驶证等。这些没经由法制搜检的“犯警文”必定是“夭折文”。二是“接力文”。以文件贯彻文件，老庶民戏称“下蛋文件”。有的党政机关“懒”字当头，一字不漏地照抄照转上级机关文件，照葫芦画瓢。上面发个什么文，下面也要发个什么文，层层传达，逐级中转，做“传达室”、“文抄公”，形成公函题目常常呈现发文机关称号反复，介词“关于”反复，文种反复的景象。三是“时节文”。有不少文秘人员不动脑子，写不出新道道，于是乎，把从前文件拿出来修修补补、面目一新，旧文重抄出洋相。如某县委办“中秋”节前发一个告诉，告诉中仍呈现“端午”节的字眼，两字之差，招致才当3个月的县委办主任被夺职，三个经办人被处置。再如，2011年4月报上披露的广东省东莞市计算局、国度计算局东莞查询队官方网站《2010年信息公开任务申报》，除年份分歧外，申报与该局2008年申报一字不差，这两份申报与2009年申报也只是少许说法上存在差别。四是“虚伪文”。公函内容虚伪，如因天然灾祸，民政部分为了向上级多申报救灾津贴款子，行文中凸起反映了受灾损掉严峻水平，受灾面积几多几多，粮食减产几多几多，甚至绝收；农业部分为了显示抗灾救灾奋斗中的获得的成果，行文中称大灾之年攫取丰盈，粮食增产几多几多。数据禁绝确、不真实、文件掉真。五是“漫空文”。看似八面玲珑，实则文件内容空泛。如表述主要意义，从古到近代、现代，从国际写到国内，从理论写到理论，从前史意义写到实际意义再写到深远意义；写根本状况时，从上级党委、当局写到当地党委、当局再写到底层党委、当局的准确指导，连系当地本单元实践，无非是情势喜人、成果凸起。妙笔生花，长篇大论，“红头文件”篇幅几十页。如许的文件，有长度而无力度，有“厚度”而无深度，恰如昔时批判的“空论连篇、言之无物，……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六是“洋化文”。很多“红头文件”言语文字不标准，生造一些非中非外、寄义不清的词语，在文件内容表述时随意搀杂英语等外来语。如在文件中经常见运用英文缩写，第一次呈现英文字母时，不加中文阐明，似乎在文件写作中不运用英文字母就显得本人没什么学问。七是“俗套文”。文件的修辞手法呈现俗套怪圈，追求骈体式、打油诗式、排比式、对仗式、数词缩略式等，充满着“陈腔滥调”味，如四言八句的指点思维，合辙押韵的斗争目的，打油诗似的任务思绪，顺口溜般的总体摆设，排比对仗的任务办法，等等。

必需从思维上认清不良文风的成因及风险

“漫空假”的新陈腔滥调文风之所以暴虐党政机关，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有多方面的缘由。

一是体系体例机制的缘由。局部党政机关及本能机能部分还没有彻底解脱“方案经济”形式，对“效劳型当局”、“有限当局”、“法制当局”等内在掌握禁绝，当局本能机能变革不到位，管得太宽、太多，什么事都大包大揽，行政事务繁复，节庆、会议、论坛、会展等过多过滥，招致“红头文件”多。二是行政观念上仍习气于“人治为主”。凡事按指导讲话、指示办。呈现了所谓的“指导文”，即制造“红头文件”往往凭指导的一句话决议，这种行政行为带有浓重的“人治”颜色，本质上仍未跳出“党陈腔滥调”和本本主义的框框。三是对“红头文件”的位置效果看法不到位。“红头文件”是各级党政机关用来摆设任务、指点任务、落实任务的伎俩。平常嘴上说“红头文件”很主要，实践上不敷注重，这势必对进步“红头文件”的质量和程度发生影响。四是受方式主义、权要主义作风的影响根深蒂固。一些指导干部对机关任务不敷明白、作风不敷深化，事无大小，习气靠发文来展开任务。有的指导干部把发文作为任务的悉数内容，当成治疗百病的法宝，作为权衡分担任务展开黑白的规范，只重方式、不重内容，只讲规格、不讲实效，然后滋长了不良文风的众多。五是准则建立缺掉。起首，办文发文缺乏一套严厉的操作规程，发文听证准则还不完美，文件报备准则尚未恢复，社会监视制约机制尚未健全，标准性文件清算不到位，评价鼓励奖惩机制缺乏、奖惩不明等；其次，准则执行不力。“世界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自1987年以来，中心三令五申精简文件，但执行不力，文山会海仍然依然故我。六是文秘人员的综合本质不克不及顺应整治不良文风的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从事公函处理的文秘人员中不少人存在着思维程度、理论政策程度、文字程度及营业程度还不高，综合本质还不克不及顺应构成优秀文风的时代要求。不良文风的影响和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一是损害党和当局的形象。文风是党政机关作风的表现，是党风政风的折射。“红头文件”文风不正景象延伸滋长，降低了文件在人民群众中的肃静感、信赖感，减弱了党政机关的威信，党群关系也由此遭到了影响。二是滋长了方式主义和权要主义。“红头文件”越多，效应越差，效应越差，则文件越多，文件越多，越难落实，落实越差，则要印发更多更长的“红头文件”，如斯轮回来去，使“文山”越堆越高，不时升格晋级，必定影响“会海”，“会海”反过来又增高“文山”，二者替换开展，构成文风会风恶性轮回，不成防止地滋长了党政机关的方式主义和权要主义作风。三是影响了文秘步队思维、营业建立。有些文秘人员对“红头文件”中“假大空”和报喜不报愁的景象习以为常，逐步淡化了务实求真的精力，降低了文件撰写的责任感，滋长了浮虚不实的作风。很多文秘人员成天在堆“文山”，凭空捏造，把很多工夫和精神耗费在繁文中，缺乏工夫和精神深化底层、深化群众中调研，离开群众，离开实践，草拟的“红头文件”的内容中就不成能有老庶民的言语。四是形成很多人力、财力、物力的糜费。文件多头发送、反复印发，文多量

大，即便一些省（区、市）党政机关启用了电子公函系统，也照样两条腿走路，纸质公函照样印发，行政本钱加大，糜费惊人。

多措并举整治不良文风要消弭不良文风这一痼疾，必需把好脉、下对药，多措并举才干见成效。

整治不良文风指导机关要带头，指导干部要事必躬亲。上级党政机关立场要果断，要有整治不良文风的责任感、紧迫感。应从改良党风、政风，维护党和当局形象的高度，从亲密党和当局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络的高度，充沛看法整治不良文风的主要性。上级机关要带头严厉执行律例，起表率示范效果，才干发生见贤思齐示范效应。各级指导干部要带头事必躬亲。乡村有一句老庶民常说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指导干部是领头羊、火车头。各级指导干部是优秀文风的践行者，要带头更新观念，在在朝理念上要从“人治为主”向“法治为主”改变，做到盲目依法依规制发“红头文件”。“人治”观念消逝了，文风才会逐步好转。

树立健全整治不良文风的长效机制。准则建立不标准，变革办法不到位，评价机制不科学等致使不良文风得以生活和滋长。整治不良文风要从司法和准则层面上来处理，即须有“刚性规则”，不给不良文风留下死灰复燃的时机。一要倡议制订《文件法》。进修借鉴20世纪80年月美国当局制订的《文书增添法案》的做法，发明前提树立起契合我国国情、契合时代开展的发文准则，将整治不良文风，增添“文山”的管理司法化、准则化。这是遏制“文山”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治本之策。二要树立“红头文件”问责机制。管理“文山”，既要“痛斥”，也要“痛究”，更要“问责”。各级指导干部要承当起整治不良文风的第一责任，增强对问题“红头文件”的问责。文多必问，文差必责，轻者赐与党纪政纪处置，重者让其丢官降薪；还，将问责后果向社会，承受社会监视。三要树立考评机制。考评目标对整治不良文风具有导向效果。要严厉按律例中文件拟制要求、核文重点要求等来设置考评项目及规范，并科学量化考评目标，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充沛应用公函信息收集技能，树立平常动态考评机制，推进考评伎俩信息化，为年中、年关按期考评供应第一手材料；要强化底层考评、注重同级考评、搞好上级考评、留意穿插考评，还可以接纳内部考评与外部考评相连系的方法，以表现考评任务的公平性，进步考评的公认度。四要树立奖惩机制，奖惩清楚，重奖绩优者。对公函处置任务做出凸起成果的、对精简文件任务有成效的、对公函质量上乘的优异公函制发单元、优异公函草拟者赐与表扬奖励。对制造不良文风，使“红头文件”严峻掉当者赐与重罚，彰显准则的执行力。五要恢复完美报备准则。2010年国务院了《律例规章立案条例》，党的机关也应尽快恢复“红头文件”立案搜检准则，给制发“红头文件”套上“紧箍咒”。六要树立按期清算“红头文件”准则。当前，有的文件“发而不废”，有的暂行规则（方法）“暂行”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展开按期清算任务，以处理“矛盾文”问题，防止出台了新文件而老文件仍然存在、新文件与老文件“打斗”、新规则与老规则矛盾的状况呈现，消弭“长生不老”的“红头文件”。

文风问题，历来就不是纯真的语文程度问题、使用写作问题。鼎力整治不良文风，要出力在“短、实、新、真、精”上下功夫，起劲进步“红头文件”质量，维护文件的威望性和党政机关的形象。

一要“真”。“红头文件”是为民立言，草拟“红头文件”要有求真务实的立场，不克不及随声附和，更不克不及本人凭幻想象或添枝加叶；引文、数字等要精确、真实；克制不敢写实话道真情的心态，克制报喜不报愁的做法；不惟上，只唯真，消弭瞒报、迟报，有意漏报、不报的景象。

二要“实”。文件内容要实，写契合实践的话，不写不着边沿的话；写管用的话，不写没用的话；写经由本人消化了解的话，不写照本宣科的话，做到言之有物，饱满真实。起首要脚踏实地。草拟文件要以现实为根据，用现实措辞。文件的内容要契合客观实践，契合本省、本部分、本单元的实践。要擅长运用手头中把握的现实资料，做到思维从现实中提炼，事理用现实来论述，经历从现实中总结，如许的“红头文件”才有力气。其次，注重适用实效。制发“红头文件”是代机关立言，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在于运用、在于指点任务。文件的内容要起劲做到上级精力与当地实践相连系，共性和特性相连系，掌握规则性，找准切入点；要紧紧抓住牵动全局的要害点，党委、当局指导的存眷点，社会矛盾的凸起点，群众定见的集中点，多想管用的方法，多提落实的对策，加强文件的针对性、指点性和可操作性。

三要“精”。精心草拟、精心修正，真正使每一份“红头文件”既契合政策要求又符合本地实践，既切近指导思绪又取得受众承认，既有必然思维性、理论性和立异性，又有针对性、指点性和可操作性。要处置好时效与质量的关系，快中求精、快中求好。要惜字如金。前人云：“一字入公函，九牛拖不出。”仔细看待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精益求精、精摹细琢，起劲到达“章无剩句、句无剩字”的要求。

四要“短”。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说：“简练是天赋的姊妹。”要在简练上下功夫。直截了当，观念光鲜，重点凸起。用精练简练的言语来承载文件丰厚的思维内容。草拟文件时要选准主题，直言不讳，言必有中，不写无关紧要、无比准确的废话；审修文件时擅长选择和抛弃，“惟陈言之务去”，只需不影响文件思维内容，能删则删，力图简练。

作风整治会上发言篇（11）

2018年12月25日

一、学习体会

通过学习集团公司及公司集中整治方案及相关资料，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是深刻认识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是形势所求。党的后，多次就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清醒认识形势，保持坚强政治定力，真正把重要讲话精神和要求转化为作风建设的具体行动，转化为促进项目部建设、发展的实际行动；二是深刻认识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是任务所需。公司党委、纪委明确了集中整治生活作风方面的四个方面突出问题，尤其是重点严把“四道关”是重中之重；三是深刻认识到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是发展所要。此次集中整治既是贯彻落实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衡量项目部全体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作风硬不硬的重要检验。通过学习认识到工作中以下几方面需要重点强化：

一是切实全面贯彻党的会议精神，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严格遵守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抵制不正之风，严格按照“四讲四有”及“四个合格”标准进行对照。

三是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要求工作中及工作外的一切言行。

四是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及公司相关要求，坚持经常严格剖析自己，坚守理想信念，努力做到自警、自省、自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长期业务往来，工作接触较多的个别人的做法、言论有不认真辨别和轻信的现象。

二是对社会上一些人在语言上有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行为没有挺身纠正或制止。

三是集团系统外的商务活动有饮酒现象。

三、原因剖析

一是业务知识不够扎实、理论水平有待加强，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辨别能力不强。

二是项目部日常工作中接触人员较多，对一些业务接触较多人员放松警惕。

三是对待工作中的人和事与项目领导、同事沟通交流少，没有及时掌握具体细节情况。

四是商务活动中与监理等业务单位建立融洽关系的方式方法单一，缺少交流沟通的智慧。

四、整改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精神，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增强“四个意识”践行“四讲四有”，做到“四个合格”，杜绝“四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