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7 15:05:30

经济思想论文

经济思想论文篇（1）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浙西八地共146人；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经济思想论文篇（2）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经济思想论文篇（3）

【正文】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

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

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经济思想论文篇（4）

摘要：管仲，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先秦法家的奠基者，齐桓公在位时，，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行了改革，在他的帮助下，齐桓公“一匡天下”。分析管仲的经济法律思想并着重论述该思想的社会实效问题。 论文关键词：仓廪实而知礼节，相地而衰征，令顺民心 管仲（？—前645），即管敬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水之滨）人。春秋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驱者。齐桓公在位时，由鲍叔牙推荐任卿职，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行了改革，在他的帮助下，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的政绩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之于《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中。他的思想对后来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后世广泛借鉴。 由于管仲倡导“法治”思想，主张富国强兵，战国时期的法家一般都奉他为先驱，借他的名声来传播他们的思想。现存《管子》一书，主要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的法家托名管仲而著，是先秦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它的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直至秦汉，有些观点源自管仲。因此，本文以《管子》一书为基础，探讨管仲的经济法律思想。 1 仓廪实而知礼节 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管仲为了使齐国富强，首先致力于经济改革。他认为经济繁荣是使富国强兵的前提，也是使人们遵守礼义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因而他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只要经济得到发展，人民得以温饱，就会提高道德水平，从而自觉遵守礼义法度。这种立足发展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在当时提出是非常难得的。这种思想不但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因素，而且对当时一味压榨剥削劳动人民，不顾人民的死活，空谈“礼义廉耻”的贵族是一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管仲很重视道德和法律的作用，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把礼、义、廉、耻比作治国的四根绳索，他要求饬四维，明鬼神，袛山川，敬宗神，恭祖旧，充分发挥礼、义、廉、耻的作用。但他反对空谈礼义法度，他认为国家首先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把发展生产视为立法的根本。他在《牧民》篇中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意思是，统治者只要注意农时，发展生产，使国家财务充足，才能使远者愿意迁来，本国人民愿意留住。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粮食充足，衣食无忧，才能谈得上礼义法度。这种思想是他在齐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论基础。其中也涉及到他对法律道德与经济生活关系的观点。 2 相地而衰征 在农业方面，管仲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对当时大量发展起来的私田实行“相地而衰征” 的措施，即按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按等级收税。这些措施是以新的地租形式剥削农民，在实际上承认了私人占有土地的现实，该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了安定。在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管仲还提出了另一重要主张，就是“与民分货” 。“与民分货”就是按照田地的性质规定一定的数量，把其中的一部分收获物交给土地所有者，其余一部分归土地耕种者自己所有。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齐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管仲还规定了“无夺民时”，不允许各级官吏、富人在农忙季节征用劳役，以保护农业生产适时顺利地进行。“牺牲不略”即不准富人掠夺平民的牛羊牲畜，以保护耕牛的繁殖和牧业的发展。对无法维持生活的穷人，政府还要实行“遂滋民，与无财”的救济措施。 在环境保护方面，管仲主张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规定 “山泽各致其时”，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渔猎只准在适当的时期进行。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是现代人在经历了无数的惨痛事件后才得出的正确认识，而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其远见和卓识不得不另人钦佩。 在工商业方面，齐国地处海滨，土地贫瘠且土地面积狭小，但齐国海产资源丰富，因而从西周初期便确立了“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6 的方针。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极富经商经验，在他为相之后，仍十分重视商业的发展，把发展商业作为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他要求人民把“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 以发展齐国的商业贸易。管仲还利用齐国滨海和矿产比较丰富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渔业、盐业和冶铁业。他设置盐官和铁官管理盐铁业，并由国家垄断经营，同时还采取了鱼盐出口不纳税的政策，用以鼓励渔盐贸易。 管仲在立法时着重兼顾“富国”与“富民”两方面。这样的立法思想，虽然他这样立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是那种原始的古典的民本思想还是在客观上给民众带来了较多的实惠，也正是因为如此，齐国才得以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大国。 3 令顺民心 管仲法律思想的特别之处，是适应奴隶转化为农民的趋势，提倡以人为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立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这种以人为本，认识到人民群众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重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管仲对人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好恶利害”的人性论。他认为：“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因此。君主立法就要了解民心之“好恶”，并且因势利导加以利用。他为统治者提出以顺民心、合人性为原则的政策或立法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立法符合了民众的欲望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要想“令行禁止”，顺民心、合民情也是至关重要的：“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这种民本思想适应社会变革和新兴封建统治者的要求，采取顺民的具体措施，最大限度地组织民众积极参加耕战，促使齐国的综合国力得以迅速提升，积极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基于管仲“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认为要保证法令的贯彻，必须“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 。他虽然把礼仪廉耻比作国之四维，但更重视赏罚的作用。不但如此，在行赏施罚上，他用新时期改革家的睿智，打破了宗法血缘的用人唯亲制度，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提倡破格选拔人才，无论平民还是奴隶，只要是有“一技之长”、品性良善的“秀民”，都可被提升为“士”，士经过考察选拔，最高可以上升为上卿的副职，管仲还规定乡大夫有推举人才的责任，如若有才不举，便以“敝贤”、“敝明”论罪。他主张对官吏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对那些“不用上令”、“寡功”和“政不治”的官吏也敢于绳之以法：“一再则宥，三则不赦”，使官吏各尽其职，做到举善诛恶，国治民安。 不过管仲的“纠之以刑罚”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劳动人民的。他曾按职业和身份将“国”（国都以内）和“鄙”（国都以外）的居民重新加以编制，并寄内政于军令，以加强军事力量和对人民的控制，从而达到兵力强壮和统治秩序稳定的目的。管仲还主张加重刑罚，使平民时时畏惧刑罚的威严。 管仲之后，诸子百家兴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法律思想在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不可取代。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片面强调德治和礼教的作用，不太注重法律，在政治理论上失之保守，而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的所谓的“法家”，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过分玩弄权术，对民众一概以严刑峻法加以管理和镇压，对道德教育不屑一顾。只有管仲和以管仲为先导的齐法家既注重道德感化又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将二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如此，齐国才能在那样一个诸侯纷争的年代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大国。我们现在有必要对管仲及以其为代表的齐法家的法律思想进行比较和整理，取其精华，为我们现在的法治社会服务。

经济思想论文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经济思想论文篇（6）

2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现实

我国作为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发展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压力.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国际压力包括制度压力、生态压力以及消费压力.

2.1制度压力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完善.对照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体制运作机制的要求来看，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与之不符合的地方，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在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甚至各部门之间还是存在互相封锁、割离的情况，同时市场运作的规则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法律法规有待补充和完善，现存的法律法规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这些都是是市场体系的不够完善的一个方面.另外，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还未得到完全确立.同时，由于当前政府在职能定位方面不准确，导致缺位、越位的现象，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机构重叠臃肿等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极度不相适应问题.最后，在对外经济方面，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2生态压力

我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的不相上下，而人口总量却是其数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国要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用五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所以说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必须重新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成，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依靠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的高能耗、环境代价大、竞争力弱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环境友好、经济效益高的新模式转变.

2.3消费压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倾斜性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虽然我国目前以闲暇和文化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国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体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费形式上，精神消费的形式过于单调，大部分人明显倾向娱乐性消费，忽略发展性消费，喜爱寻求感官刺激，轻视精神进步，从而造成通俗娱乐场所人满为患而高雅文化备受冷落的现象.总之，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消费压力.

3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3.1公众认同度较低

目前，在我国针对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的活动中，产生了两大公众面临的矛盾：一个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环保的行动力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公众在依赖政府时，政府的环保工作力度却是相对薄弱.这就直接让公众在对待具体环保事件上的环保意识产生非常大的差异性.家庭里，公众的环保意识还是显得比较高的，在用水用电的节约、垃圾的分类、绿化带及其它植被的爱护都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些公众性的高环保意识的环保行为的范围过于狭窄，在社会参与方面就显得很力不从心.另外，公众反映问题对象大多局限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这些发生在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基本不会投诉给有关政府部门受理，全国统一的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12369也少有人知，这对民众环保意识的培养以及环保行动过程中依赖对象建立帮助不大.

3.2技术支持还显薄弱

由于我国在循环经济技术支撑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循环经济在技术上过于薄弱.根据十一五期间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环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仅仅为1%-2%.尽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涨幅均较小，这就造成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长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发达国家在环境投资方面积累的经验，其投资额不能少于当年本国GDP的1.5%-2.5%，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改善整体环境状况.可是我国的评估机制在循环经济方面显得效果不足，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资金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同时，新的科技项目的奖励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让科技创新的后劲一直萎靡.因此，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出发，为循环经济选择一套适用的技术，并以先进科技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模式势在必行.

3.3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综合环境基本法在层面上还没有对循环经济有关立法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仅仅将循环经济的有关规定作一些附带说明，并没有提升循环经济的立法在环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立法系统中更显颓势.当前全面促进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也缺乏系统性，直接导致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发展行为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上述问题也较多地反映在我国现有的众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这也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4.1增加公众参与率，提升公众意识

人在经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存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具有决定性.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往往受到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我国，公众良好的环保意识、积极的参与行为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环经济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中才能明确地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公众性的活动，并提升活动氛围，提高公众热情均可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当然，公众参与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众参与实现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绿色消费，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带入公众生活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对科技的重视

“科学是第一发展力”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以充分的技术条件为前提，也要以物质的循环利用为核心，因此，重视科技的作用是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启示.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在资源和环境现状上，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应加大重视力度，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予以扶持奖励.

4.3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

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其中一种.生态性是其主要特点，但和其他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它最终也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业作为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常会产生冲突，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自发性特点，容易引导发展过程向经济利益方面倾斜.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保持一致.第一，应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弥补当前市场的不足；第二，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经济的发展；第三，应灵活运用多种经济发展途径为发展和引导循环经济提供充分、有效的环境；最后，应建立和完善综合、全面的环境政绩考核体系，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经济思想论文篇（7）

二、兵家———效益优先

《孙子兵法》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浓缩和体现我国人民大智、大学的传世之作,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今天在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身逢盛世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深入地研究《孙子兵法》中关于现代企业可供借鉴的经济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关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在《作战篇》中表现的最明显,孙武曾把战争所耗和战争所得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作战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力求速胜,“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文也”。何廷锡注说“速虽拙,不费财力也;文虽拙,恐生后患也”。由此可见,孙武是一位很有军事头脑的军事家,在投入和产出上,他是极讲究经济效益的。《用间篇》中还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其大意是说,出兵作战耗资巨大,国不得安宁,民不得安息,战争数年是为了争一日之胜,如果吝啬爵禄在金百而不用间谍,那就“不仁不义,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也胜之主也”。《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合与利而动,不合与利而止”,强调的是一个“利”字,虽然这里所说的利是指战争是否有利,而不专指经济效益,更不是指利润,但这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不也是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吗?21世纪的企业家,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的激烈性,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正确的安排投入和产出,讲究经济效益,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如何合理使用资金,敢于把巨资用在刀刃上,从上述《孙子兵法》因利而动的思想中或许得到了重大启发。

三、《易经》———盛德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指南。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大业即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经的解释来看,对人生、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作为基础,这样才能以才聚人。富有大业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农业兼顾重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国由于管仲改革,把工商业当作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经》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易经》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易经•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相互流通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是善理财。重视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但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是一定就富有呢?也不是,还必须善于理财,管理财物一定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之用”,理财指的就是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3•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要“俭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辞难”《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标。

四、墨家———交相利

职工是企业的主体,现代企业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职工的劳动应该实现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职工劳动才有动力,经济活动才有效率。同时,企业必须对社会、对顾客负责。企业只有在为社会共同利益做贡献的价值观指导下对整个社会负责,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向顾客负责就是寻求社会的共利,以寻求社会的共利为目标,正是该企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墨家主张的“交相利”思想可以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的互利思想,它是适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和经济哲学。《墨子•大取》说:“爱人不利己,不在所爱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中,为彼犹为己也”。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在今天可以成为我们公开打起的一面旗帜,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提供真诚的服务,从而获得等价的报酬,这就是说利己必须利他,利他即利己

。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应成为我们时代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形地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本质和要求去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去反映和实现交相利的原则,任何坑蒙拐谝、损人利己的经营活动由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必然被竞争机制所埋葬。同时,交相利的思想也强调充分实现企业职工劳动所应得到的利益回报,这对职工是一个内在的激励,他激励职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可以作为价值主义的管理哲学,也可以作为效率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的,它的表层是封建的,应该批判改造,但它的深层智慧却有永存的魅力和价值,从中总结出古老的经济理论思想可以为我国国企改革提供新的智慧和源泉。

经济思想论文篇（8）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美国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驱是凡伯伦(1857-1929)。凡伯伦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的系统，经济系统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伦，索尔斯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凡伯伦认为人的本能由两类相反的要素构成：一类是建设性的本能，包括作业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随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本能，包括竞赛(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运动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夺(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这两类本能何时对人的行为发生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

社会环境中流行的思维习惯被凡伯伦定义为制度。既然是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就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它就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这种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竞赛本能等破坏性本能的驱使下，这个集团倾向于用身份、阶级、财产等带有明显歧视性差别的指标来衡量人的能力和价值。这些指标显然不利于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类生命过程的延续是靠技术进步来实现，人的建设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业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总是滞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制度的力量总是很强大，当制度结构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反是。凡伯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仪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体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术体系。

在凡伯伦的影响下，坚持制度分析方法、将制度视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的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主流。他们中包括康芒斯、米切尔、汉弥尔顿、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米切尔则因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统计工作而著名，他还是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创立者；汉弥尔顿是“制度经济学”这个词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领域在于经济体系中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最为著名。经过他们的努力，制度主义者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movement)。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众多，他们分别形成了三个中心：芝加哥大学（凡伯伦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义的基础，后来这一中心随汉弥尔顿而转移到了布鲁金斯研究生院，艾尔斯就是这一中心的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是这个中心的领袖）；哥伦比亚大学（米切尔、克拉克、图格维尔、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学必须进行度量、观察和经验检验。这种要求既反应了他们对当时的正统经济学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凡伯伦疏于经验工作而给制度经济学留下的缺陷。对经验工作的强调把制度主义者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积极支持推行公众健康保险计划。这些都是后来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立。制度主义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刚刚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大萧条使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四阶段论受到了质疑，凯恩斯经济学对大萧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大批制度主义者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吸引，转向信奉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制度主义运动的三个中心逐渐瓦解。米切尔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为昔日制度主义运动最主要的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只盛下波兰尼一个制度主义者；汉弥尔顿1947年退休后离开了学术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康芒斯传统的制度主义者。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制度主义者之一，艾尔斯在继承凡伯伦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一传统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为后来制度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的领袖。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克莱伦斯•艾尔斯(1891-1972)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进入德克萨斯大学经济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长期执教于该大学的缘故，他和他的追随者也被称为制度主义中的“德克萨斯学派”。艾尔斯著作颇丰。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学方面的论文，1930年以后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经济进步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这两部著作中，艾尔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具价值理论。1966年，艾尔斯当选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义者的学术组织—“进化经济学会”的首任主席。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更多地是来自于杜威，而不是来自于凡伯伦。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将杜威之前的哲学称为“前杜威哲学”。那些哲学的特征是二元论。它们将人类的经验或人类的日常事务割裂为现实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现实世界是无序的、杂乱的，而理性世界则是完美的、终极的，是某种永恒的精神的反映。这些哲学所追求的就是进入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这个理性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现实世界。在这些哲学看来，世界在根本上是不变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个人在本质上就是被动的，他不一定要进行探索和革新。人们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解释而不是改变世界。在这些哲学中，真理和价值是绝对的，它们的衡量标准由那个理想中的终极的、不变的理性世界所确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统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静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艾尔斯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假定存在一个杂乱的、无序的现实经济体系，同时还存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经济秩序，也就是那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这就是前杜威哲学中二元论的反映。代表着终极的理性世界的经济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这种思想“肯定是神学信仰”，“它假定人的禀赋中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判断力、感觉能力和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倾向的带领下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去增进……大众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这些18世纪的观念“在20世纪的科学中已经彻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经济学的古典理论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与二元论哲学相反，杜威的哲学将社会视为一个生命过程，社会的生命过程也就是人类的生命过程。人类生命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或者两个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与行为的习惯模式有关，它所关注的是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价值。它是静态的，所关心的是保留过去遗传下来的信仰、阶级差别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过程的技术方面则与工具、科学知识和实验有关。科学和技术是世界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侵蚀着生命过程的制度方面。生命过程的这两个特征中，前者的视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视角则是向前的。“遗传”的制度与现实的科学和技术趋势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过程的制度结构的修正。杜威的这种哲学其实与凡伯伦的理论同出一脉，只不过杜威更明确地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实用主义的哲学体系。艾尔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统地将新的哲学引入经济学思维，从而改造经济学。

艾尔斯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来加以检验，而不是从个体条件下来分析经济。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个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将经济视为文化过程，就是将经济视为整体、视为动态过程来理解。这种思想是对凡伯伦以及实用主义的继承，同时又更加明确了经济的文化含义。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推动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从哲学上和文化上的技术—制度二分法出发，艾尔斯对现实的经济体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释，他所解释的对象是美国的经济体系。他认为美国经济是两种经济的混合，一种是“价格经济”(priceeconomy)，另一种是“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价格经济所关心的是货币、销售、契约等金融事务，它最终所关注的是“货币势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这里的“工业的”一词是按照凡伯伦的意思来使用的，它相对于“金钱的”或“仪式的”，也就是“技术的”意思。）。价格经济是一种以“仪式行为”为基础的制度混合体，它的行为准则是保护那些由习俗和道德观念所维系的权威和特权。这种制度混合体是一种以财产、身份和阶级差异为基础的力量体系。

与之相对，工业经济是技术的经济。它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所运用的科学知识、工具和技艺。工业经济是一个生产体系而不是力量体系，艾尔斯认为是它使技术成为美国经济体系中唯一真实的创造性力量。工业经济中的技术行为是发展的，价格经济中的仪式行为是保守的。工业经济反对传统的信仰和态度，反对阶级差异和身份差异。技术变革侵蚀着价格经济的制度基础，迫使价格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方向进行调整。但是，现实却是价格经济支配着技术经济。艾尔斯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制度调整，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将技术而不是价格视为经济体系的核心。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艾尔斯并不否认个人的这种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对艾尔斯而言，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科学”（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里的“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如前述，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因此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作为文化范畴的、作为过程的经济的学科。从本质上说，研究文化过程的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秩序或经济系统的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解决这种‘经济’是什么类型的经济？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经济的模式？经济所产生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公共决策的？”。所有的经济行为就构成了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这些系统和秩序就是艾尔斯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他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学。

那么在经济系统或秩序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的？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艾尔斯并不怀疑价格在经济系统中所发挥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对将价格作为唯一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价格是经济中唯一的东西，每个人都唯一地关心这一点，从而一般都认为价格是联系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并将他们整合进一个经济整体中去的唯一中介。这显然是错误的”。艾尔斯的经济学所要强调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而不是价格。因为“每一个经济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和机械、技术技能和知识显然也和价格一样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同样是人们一般所关注的东西，同样是组织共同体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从杜威的工具主义二分法出发，艾尔斯认为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经济分析的问题就是去区分和理解这两类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经济行为的结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尔斯并没有明确地定义“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他的哲学思想，“仪式的”等同于“虚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实的”。仪式行为模式会通过五种方式表现出来：1)社会分层；2)定义和维持社会分层的习俗体系，也就是道德观念；3)维系身份和道德观的意识形态；4)加强以上仪式表现形式的教化系统；5)使仪式行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义典礼”(mysticritesandceremonies)。这几种表现形式被艾尔斯概括为身份(status)、神话(myth)、魔法(magic)和社会习俗(folkway)。仪式行为模式的这些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出两个特征：“虚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级和身份来决定能力；遗传的特征，所有仪式模式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

艾尔斯同样没有明确定义制度，只是说制度是“以仪式特征为主导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词时并不总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习俗。从社会习俗与仪式行为模式的关系来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仪式的特征，一个时期内仪式行为模式的状况就是这个时期社会的制度结构。艾尔斯是将仪式与制度这两个词等同使用的。从仪式行为模式的两个特征来看，由于它是虚假的，它对人类生存或生命过程的保证—物质产品的生产来说就是无用的；由于它是遗传的，因此它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是保守的。

与仪式行为相反，技术行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类活动”，技术过程是技能(skill)与工具不可分离地进行运用的过程。技术是“组织化的技能”。技术具有两个特征：(1)技能与工具间存在着一致的和不变的联系；(2)所有的技术都是进步的。在艾尔斯看来，“技术”与“工具”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别。“工具”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来使用，而“技术”则带有更多的实践的意义。认为技术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思维方式就被艾尔斯称之为“工具主义”。在艾尔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与“技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这样，在艾尔斯对经济行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学意义上的“工具”就与“仪式”相对应，描述现实的“技术”就与“制度”相对应。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仪式行为体系是反技术行为的，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功能的特征是静态的、抵触并约束变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们是社会过程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冲突之中。

在技术行为和仪式行为两股力量的冲突中，“技术方面的技艺(art)和工艺(craft)的持续发展，同时仪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减退，就是进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在这个过程中，艾尔斯显然是相信技术发展能够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对技术的坚定信念是基于他发展起来的一个技术进步理论。

艾尔斯认为，科学进步和技术变革取决于工具的使用，这里的工具包括了规则、器具、工序和科学方法。新技术是先前存在的物质设备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新技术的产生和技术变革是由技术的内部动力所推动，但同时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技术的内部动力也就是工具的自发进步特征。艾尔斯认为虽然所有的技术组合都与人的智力有关，但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类知识和技艺的积累最终要反映在工具这个符号上，但工具并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和技艺的反映。因为新工具一旦诞生，它就会有组合的要求，这种组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任何个人知识和技艺的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组合要求才产生了更多的或者爆发式的发明。工具的组合就是进步，从而自发的工具组合导致了自发的技术进步。

由于工具的组合原理，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比现存物质设备和思想发展的速度更快，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就是艾尔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的历史分析。他以工业革命为例，说明技术进步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与后来的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分析大相径庭。他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西欧发生，是因为西欧既继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时相对于地中海地区而言又是边缘地区，边缘地区的特征是受传统制度的约束更小。也就是说，在边缘地区，仪式行为对工具行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贸易的发展固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但贸易发展的结果恰好是产生了更多的边缘地区。这样，工业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为最容易克服仪式行为的地方发生。另一方面，艾尔斯也强调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继承性，他认为工业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积累的产物。

这样，在结合了工具的自发组合特征和技术进步的历史分析之后，艾尔斯坚信技术行为或工具行为必将克服制度行为或仪式行为的阻力，最终实现制度调整。技术也就是实现制度调整的最关键力量。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或仪式行为永远在不断地形成，而它又永远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永远滞后于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持续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艾尔斯所阐述的技术连续性是与生命连续性相联系的。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实践与认知(doingandknowing)的过程，这是一个连续的、积累的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工具的连续性”，而文明的连续性当然也就是生命的连续性。工具之所以具有连续性，是因为它是客观存在，技艺和知识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它们根植于文化中。知识和技艺又因为人类维持生命过程的需要而不断积累，因此技术必然具有连续性。这样，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与促进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这就引出了艾尔斯的价值理论—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

5.价值及其构成

文化或经济系统由技术体系和仪式体系构成，前者促进生命过程的连续性，后者阻断这种连续性。仪式体系也会产生价值，但所产生的是错误的价值。这样，艾尔斯价值理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从错误的价值中将真实价值鉴别、区分和解脱出来”（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从而明确靠什么来维持和促进生命过程以及经济过程的连续性。这样，经济学就必须是关于价值的科学，必须对价值作出判断。

那么什么是价值？“价值是连续性的同义词，连续性是技术连续性的同义词。从字面上来看，价值就意味着连续性，这是它唯一的含义”（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尔斯同时又将“真实”(truth)这个词与连续性等同起来，而“连续性的基本条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术”（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这样，有价值的、或者真实的东西就是能维持技术连续性从而生命连续性的东西，又由于仪式行为阻碍着技术行为，所以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能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东西。

明确了价值的含义，价值判断的标准也就产生了：“每一个经济中的判断标准都是‘保持机器运转’(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过这个判断标准，艾尔斯还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在一起，“说到价值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单个行为—选择、偏好、决定或判断—与整个生命过程的关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个体行为的好坏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过程的持续来判断。

价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术的连续性，但这样来表述的价值显得过于抽象和空调。艾尔斯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丰裕(abundance)、优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术过程的结果，同时又是技术过程的一个方面和一个条件。艾尔斯认为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实现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组织手段摆脱身份地位的专制；操作的自由；建设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没有人为的和独断的障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不平等就意味着那些不考虑工具效率的歧视。平等与技术过程的关系是，技术过程对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才会持续和向前”。安全来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组织，对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疾病、饥饿和战争，技术进步是消除前两个威胁的最好方式，而战争是典型的仪式活动，工具活动将克服仪式活动。丰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结果，丰裕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不是取决于节约或者储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着优秀或者卓越，真正的优秀是超越过去的观念，技术进步的成果就是优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数同意这种规则，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摆脱偏见和无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大多数”。价值的以上6个构成部分在技术过程中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同时也与技术过程的持续性互为条件。实现了这些价值，人们也就进入了工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对真实价值的概括。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在艾尔斯的理论中，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同义词。他归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四个原则：经济发展是不可抑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与制度阻力成反比；经济发展就是人力资本的创造；在经济发展中，技术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是普遍的价值。只要保证了技术过程的连续性，也就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减少仪式行为的措施。

艾尔斯首先论证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艾尔斯并不认为价格是理性决策的唯一依据，现代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产生了对经济计划的要求。由于现代经济系统中仪式体系支配着技术体系，而计划又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经济计划既是经济系统的现实要求，又是克服仪式体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尔斯在1938年的《经济秩序问题》(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不足，而消费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荣阶段，人们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团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团；结果是高收入集团的储蓄大于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投资需要，使得生产和消费不相适应，前者大于后者，萧条因此而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消费不足从而萧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就要从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尔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政策措施。第一个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但他后来认识到这一计划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失业者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从而不会稳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尔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即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是制度主义者在实践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措施是同样在1952年提出的负所得税计划。这个建议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议要早得多。

艾尔斯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只是对个人收入进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财富的再分配。财富的再分配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大变动，他并不提倡这种变动。可见，艾尔斯并不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也没有预测资本主义的结局，对他而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不确定的，这也是他所坚持的凡伯伦进化观的逻辑结果。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艾尔斯工具价值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制度主义中的凡伯伦—艾尔斯传统的形成。正是有了艾尔斯的贡献，凡伯伦传统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续，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以复兴。

尽管艾尔斯的哲学基础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使作为一个学派的制度主义具备了一种单一的、成体系的哲学基础，这是他对制度主义的最突出的贡献。在凡伯伦的理论中，他的方法论是多元的，实用主义只是他的方法之一，这使得凡伯伦的理论更象一个融合了众家之长的大杂烩。制度主义要成为一个学术派别，鲜明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必备条件。艾尔斯为制度主义提供了这个条件。就实用主义哲学而言，凡伯伦所运用的实用主义方法主要是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论。凡伯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并不牢固。与凡伯伦不同，艾尔斯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手中成型的实用主义哲学。他将成熟的实用主义确立为制度主义的唯一哲学基础，使得制度主义可以以一种鲜明的世界观来批判信奉自由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维护这个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制度主义因此而具备了一个学术派别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义的哲学基础之后，艾尔斯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技术过程视为实用主义的制度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核心。实用主义哲学中已经包含了工具、进化、过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义又是其核心。实用主义方法使制度主义者自然地将经济视为一个进化过程，在其中，技术过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术过程使经济朝向一个理性的、以科学为基本价值的丰裕世界。这种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技术过程的强调，使得艾尔斯和其他的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学看作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

经济思想论文篇（9）

一、艾尔斯理论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尔斯的理论体系，必须先对制度主义的历史作一回顾。

二、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

1.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2.艾尔斯对现实社会的解释

3.艾尔斯所理解的经济学

4.工具—仪式、技术—制度二分法

5.价值及其构成

6.真实价值的实现：艾尔斯的政策建议

三、艾尔斯对制度主义的贡献

经济思想论文篇（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论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经济思想论文篇（11）

2001年底，经过长达15年的曲折和努力，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目前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则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回顾从1948年5月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0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忽视关贸总协定的背景和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1946-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备工作。在与美国等15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后，1947年10月，中国作为23个发起国之一，草签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8年4月21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而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是在南京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积极寻求美国援助的背景之下，因此在与美国的关税减让谈判中对美国让步较大，方便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占领中国市场，加入关贸总协定，标志着中国经济被正式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1949年，败退台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这一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更迭的既定事实，台湾当局已不能代表中国，其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自然是非法的，对此，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但是，当时新中国政府对如何解决关贸总协定一事没有及时反应，除新中国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新生政权，并且随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西方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当时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了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政策。这就是：第一，将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第二，根据中国经济落后情况和吸取旧中国受西方国家剥削的教训，实行了严格的“统制贸易”政策。正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那样：“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犯绝大的错误。”[1]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苏联扩大对我国的援助，又进一步证明了上述政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之所以要采取“统制贸易”政策，是与100多年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来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以前的100余年间，中国正是以挨打、屈辱、不断失去和独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方式下对外开放的。从对外贸易方面来看，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中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贸易被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和垄断。帝国主义列强于1843年取得了协定关税特权，从1845年起又霸占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相继窃据总税务司职位，中国大门的钥匙落到帝国主义手中，为它们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进出口商品结构完全适应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鬃、大豆、花生、锑、钨等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进口商品除1913年前鸦片居首位外，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食品罐头、糖果、化妆品、玻璃丝袜等消费品和奢侈品。据统计，自1873至1947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没有超过进口总额的10%。洋纱、洋布、洋油等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第三，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不等价交换。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对外贸易自1877至1949年73年间，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造成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加以历届反动政府以出卖乞借外债，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2]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仅改造了海关，将大门钥匙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而且实行了“统制贸易”制度，即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并通过关税、汇率等杠杆来贯彻国家的工业化政策。

由于当时我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宣布退关未做出反应，也没有对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发表看法，因此台湾当局退关后不久，与中国进行过关税减让谈判的缔约方中有12个国家撤回了对中国所作出的关税减让，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中断。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国重新审议了1965年通过的接纳台湾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决定，主动撤销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承认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关贸总协定代表中国。

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视关贸总协定，是与这个时期我们对外贸作用的认识不足和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有很大关系的。长期以来，受国际环境制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把对外贸易看作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将其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行了一条进口替展战略，从而影响了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交换，即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加快国内经济发展。1953年至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23%下降至0·75%，在世界上所占位次，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3]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1963年的一番讲话颇能准确地代表那个时期党的的一贯思想。1963年12月，在同英国记者格林的电视谈话中指出：“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4]在理论界,197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否定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降低，还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很大关系，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乎没有停止地区冲突，似乎验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而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边境冲突，再加上的牵制，也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这都进一步使我国不愿将经济过多地依赖于国际贸易。

二、中国提出“复关”的背景和决策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8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会议，并参与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选举；此后，中国政府又几次派员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商业纺织品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的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了讨论。这是自1950年5月台湾政府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后，我们与关贸总协定接触的开始。1982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资格，并在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中国对关贸总协定态度的变化，除关贸总协定自身作用的变化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世界形势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经过“”10年的耽误，我们发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小平同志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大工厂，通过比较，他对中日之间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落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当了解到该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能生产4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1月份，已经74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从日本回来后又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周边国家的发展给小平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就说过：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6]

与小平同志迫切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一批代表团也走出国门。1978年4月，由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有关领导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31日，考察团回到北京。考察团的报告和汇报，引起很大的反响。使中央领导感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和港澳台发展对内地造成的压力。随后，由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也出发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部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期间“”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4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同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在利用外国资金和市场方面禁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使一切“左”的阻碍对外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第三，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以及美国长期驻兵台湾、日本、韩国，60年代以后苏联囤兵中苏、中蒙边境。可以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长达20多年的西方对我国的敌视和封锁，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也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总之，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等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10]

正是根据上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识到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随着国内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大重要推动力之一。自1979年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后，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8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即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实行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加强沿海与内地的横向经济联系，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年，沿海地区的‘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406·4亿美元的31·7%。[11]

1978-1986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况

年份|进出口总额（人民币亿元）|增长指数（以1978年为100）|进出口总额（美元亿元）|增长指数（以1978年为100）

1978|355·0|100|206·4|100

1979|454·6|128·1|293·3|142·1

1980|570·0|160·6|381·4|184·8

1981|735·3|207·1|440·3|213·3

1982|771·3|217·3|416·1|201·6

1983|860·1|242·3|436·2|211·3

1984|1201·0|338·3|535·5|259·4

1985|2066·7|582·2|696·0|337·2

1986|2580·4|726·9|738·5|35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合法地位的要求。

三、从加入WTO看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飞跃和成熟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转折点。从长达15年的谈判过程和这件事的意义来看，说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外经济关系认识和把握能力的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离不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互利。生活于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的国家建立，并且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并存；而列宁和斯大林虽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落后的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问题，列宁提出了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来发展自己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但是也没有预见到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甚至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代表，受环境和认识的局限，虽然看到了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种学习和技术引进受到了两个认识的局限：一是作为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关闭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大门，到晚年甚至拒绝间接利用外资，例如他在60年代就多次说不要借外债。[12]二是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缺乏社会主义将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可以互利和共同促进世界进步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上述两个局限，顺应世界和平发展主题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邓小平在早在1979年10月就说：“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3]1984年邓小平又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14]

第二，从自己和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认识到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和市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认识，则特别是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过去多从传统农业看人口，总量上看自然资源，因而得出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乐观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受当时国际环境所限，我们曾经认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但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经验教训证明,由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不借助国外的资金、市场和技术，是很难实现高速发展的。

另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对外贸易和外资进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压迫和剥削。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不利于经济落后国家；对外国资本输出的认识，主要是看到其剥削作用。因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外实行的是既不受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进口替代”和“对外援助”政策，至于外国投资和投资到外国，则几乎不可能。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里，资金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1978年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出的结果，是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资金的匮乏，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5]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资料。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一九七九、一九八O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稿）》中提出的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之一，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6]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加快中国发展。[17]此后，理论界围绕“比较成本”和“国际分工”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1984年，邓小平又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18]

总之，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通过总结中外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开始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外国资源作为中国发展的基本方针。

1998年12月，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总结说：“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不断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19]

总之，中国为“复关”和“入世”所进行的长达15年的谈判及其结果，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实现“两个利用”关系的成熟程度：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任何因素都不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和立场，但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又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以牺牲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发展机会为代价，实行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平等互利，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改善国际经济环境。

注释

[1]《选集》第四卷，第1433页。人民出版社，1991。

[2]以上数字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3]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第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4]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5]参见李扣庆等：＜新中国贸易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

[10]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11]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第4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12]参见顾龙生：《经济年谱》，第598、604、640、64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页，人民出版社，1994。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78—79页，人民出版社，1993。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2页，人民出版社，1994。

[16]《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

[17]参见：《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11月30日—12月1日。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4—65页，人民出版社，1993。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84页，人民出版社，2000。

主要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文集》，人民出版社。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江小娟：《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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