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技论文大全11篇

政治科技论文篇（1）

二、健全科技中小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健全的制度，是一项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在科技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从“顶层设计”出发，在制度层面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机构和各项工作机制。从制度上来对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规范，让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拥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只有从制度上加以固定规范，才能保障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与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步运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思想政治工作是面向全社会的一个工作，科技型中小企业仅仅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因此，单单依靠制度建设还不够。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获得社会的认同。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让人们认识到在中小企业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并不异类，而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此外，在企业员工管理制度方面也应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

三、注重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还停留在以前的老的形式上。在新时期，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广泛传播。新媒体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科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重要的途径。改变传统的宣传模式，利用网络新媒体等新形势，及时有效的各类工作信息，加强舆论疏导，将员工的思想聚集在一起。把新媒体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新渠道、新形式和新载体，寓工作于网络之中。充分发挥网络载体的作用，通过更加生动、更易于让企业员工能够接受的新形式，不断丰富科技型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进而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收到良好的成效。科技型中小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不仅要在同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的比较研究之中借鉴发展，而且要从时代的发展变化，结合企业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的实际，运用网络等新媒体，不断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内容。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而树立形成的，被组织成员认为有效而共享，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认知，它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宗旨、价值理念、制度规范、职业道德、群体意识等。企业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主张。同思想政治工作相比，企业员工在心理承受上，更容易接受企业文化的教育。加强企业文化教育，把它渗透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内化于心”的同时“外化于行”。将企业文化建设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起来，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借此形成企业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有效开展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政治科技论文篇（2）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政治科技论文篇（3）

文综的政治课程是文科生在参加高考时要面临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有效的时间里快速而准确地完成作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完成政治论述题的过程中，许多学生表示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法作答。针对这种情况，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技巧来提高相应的答题效率呢？

一、模板训练的强化

文科与理科考试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文字量。就理科生而言，只要学生的逻辑思维正确，找题眼的过程中方向正确，那么最后的答案就是唯一确定的；但是文科生在进行解答时，由于文字信息量比较大，加上前面题目的混淆，考生在进行政治论述题解答时极易出现跑题偏题的现象。基于这种现状，在平时课题训练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强化相应的模板训练，因为就政治论述题来说，无非是关于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不管事件的表象如何，其本质都关乎那几个方面。如果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的模板训练进行加强的话，不仅有效提高学生思维的清晰程度，同时还能提高学生解题时的灵敏程度。比如结合人教版的相关内容来说，在文综题目政治论述试题的部分，通常会出一些对一些具体的经济事实进行提问，所涉及到的问题通常需要学生用某一系统的知识点来进行详细的解答。在遇到这类题目的基础上，教师在开展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要展开模板教学的话，一般都会从辩证法或唯物论等某一系统的知识去进行详尽的解答。而就唯物论或者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说，都是确定的，只需要学生对题目的相关条件加以运用，最后变成符合题目条件的答案而已。因此，在政治论述题目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模板教学模式进行有效地运用，加强对学生的模式化训练，争取让他们在拿到题目的时候脑袋里自然而然会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条件反射式的输出，从而节省作答时间，提高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的全面性，最终提高学生在政治论述题上的得分几率。

但是，在利用模板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仔细审题的提醒，不要一拿到题目就开始作答，一定要对题目的考核重点进行细致地分析，在确定考官出题意图的基础上再进行有效地作答，因为就政治论述题来说，一旦偏离答题的方向，就是一败涂地，同时这也是文综科目综合的特征。

二、时事政治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融入

除了有效的模板训练之外，在对政治论述题进行解题教学的过程中还应融入一些时事政治内容。在大家都掌握答题模板的基础上，敏锐的政治嗅觉是考生在答题过程中进行加分的项目。教师在进行政治课程教学或者对习题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最好能对学生进行有效地时事政治普及，尽量做到不该丢的不许丢，能够不丢分的地方尽量避免丢。将模板训练与时事政治评讲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考生在进行题目解答时的效率，同时还能让学生的回答在众多考卷中脱颖而出。比如就13年的高考题目来说，主要就是以12年的时事政治为基础的依托进行题目设计的，如果考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时事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话，那么在遇到这类题目时必然无从下手。以人教版某一测试例题为例，这一题目总共给出了两则材料，其中一则是以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基础依托，问题的设置则是要求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谈谈如何有效解决两则材料中涉及到的现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对我们的政治时事没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必然很难精准度地把握考官出题的意图，在进行题目作答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跑偏的情况。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开展政治论述教学的过程中应将时事政治的相关内容融入到学生具体的生活中去，从而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嗅觉，提高学生对考题意图的把握。

三、总结的有效开展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模板教学以及对时事政治进行有效的融入之外，教师在对学生政治论述题进行有效教学的过程中，还应引导学生做好相应的总结工作。就政治考题的总结来说，不仅能够有效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记忆程度，同时还能让学生在总结的过程中对自身答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结合笔者以往的经验来看，学生在对政治论述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第一次犯的错误在下一次考试中又会出现，就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说，实际上就是学生没有对总结工作的重要性引起注意。因此，教师除了提高日常的训练之外，还应着重培养学生总结的习惯，引导学生通过有效总结工作的开展，自觉去发现一些答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应的问题去寻找有效的解决措施，这样一来，不仅能有效巩固学生的基础政治原理，同时还能有效培养学生通过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就文科生而言，在考试的过程中，所有的答案基本上都是通过原理性的论述来呈现，如果学生在作答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书面规范不进行严格要求的话，极有可能引起阅卷老师的不耐烦，因此，教师在对学生的答题技巧以及时事政治常识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还应对学生的作答规范进行严格的要求，争取让学生不吃卷面的亏，尽最大努力降低丢分的可能。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学生在进行文综政治论述题解题技巧培训的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模板训练之外，还应结合时事政治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政治嗅觉，从而提高考生的得分率；除此之外，学生在进行论述题解答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书写的工整，在平时测验结束后对考试失利的原因进行有效的总结，避免在下一次考试中再犯同样的错误，从而提高相应的文综成绩。就高中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同时对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进行培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为学生今后的长远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和努力。

政治科技论文篇（4）

一、当前我国高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设置的现状

1． 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门类少、课时不足

目前高等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中开设的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开设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课——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或称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实践课——教育实习，各一门；二是开设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课——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技能训练课——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和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实践类课——教育实习，共三门课程。其中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课程3个学分，54个学时，要让学生了解思想政治学科的性质、功能、教学任务，了解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标准》、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初中三个年级的思想品德教材、高中各个年级的思想政治教材，掌握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过程的基本方针、原则、规律、方法等内容；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2个学分，36个学时，要让学生进行备课、讲课、说课、教学评价等技能的训练，实施初中思想品德课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内容的教学训练；教育实习6个学分，集中在6周时间，需要完成在实习学校的跟班听课、思想政治课教学及班主任工作的实习任务。显然，这样的课程门类和教学时数无法满足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中学思想政治教学工作的需要。

2． 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之间整合不足，效果不佳

已经开设的各门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课程、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技能训练类课程和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实践类课程之间没能按照“理论－实践”的理念整合，导致开课效果不佳。这是目前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存在的普遍问题。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课程是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中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能力和技能的两门主要课程。学生能否通过这两门课程的学习基本掌握运用思想政治学科教与学的理论进行中学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是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意义所在。目前各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开设这两门课程中往往存在以下两种整合不足的现象，造成课程的开设效果不佳。

第一，目前各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课程一般由数名教师开设，开课时往往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进行沟通交流，造成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出现重复的地方，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第二，由于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相关理论，理论层面的内容多一些，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技能及其实践，实践层面的内容多一些。因此，各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课程一般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思路，先开设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后开设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实际上这种从课程衔接方面考虑的开课安排不是最优的方式，因为学生本身就缺乏教学实践经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中过多的理论讲授让学生无法结合实践进行理解，而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中的实践训练又缺乏理论的针对性指导，致使训练效果不佳。

3． 对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体系中的教学实践课程重视不足

教育实践是师范生从学生身份向教师身份进行角色变换的重要环节。而目前我国各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体系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过分注重理论灌输而缺乏或忽视实践，教学实践课程课时过少且流于形式，这具体表现为：教育见习不规范，教育实习周期短。

一是教育见习规范性不足。教育见习与教育实习一样，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师范生教育能力形成的重要环节。但我国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一直存在教育见习不规范的问题。虽然各院校均进行了教育见习，但一没有相对稳定的见习基地，二没有系统规范的时间和内容安排，蜻蜓点水般的教学观摩很难取得很好的见习效果，无法真正起到为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学习和教育实习服务的功效。

二是教育实习周期短、时间不足。教育实习是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体系中学科教育实践环节的关键部分。目前各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实习的最大缺陷是周期短、时间不足，一般只有6-8周，除去实习开始的一周准备和实习结束时的一周总结，实际上真正用于实习的时间仅为4-6周，而且在这4-6周的时间内必须完成思想政治课教学实习和班主任工作实习两项任务。这必定不能整体而有效地训练学生的教育技能、准确地检测学生的从教素质，更难以完成学生从师范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

二、对高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中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设置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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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类课程科目，加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技能训练

首先，增加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类课程的门数和教学时数。在原有基础上扩展内容，把必修与选修结合起来，将思想政治学科教材分析、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从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中分离出来独立开课。思想政治学科教材分析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为后面的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学习和实践课程打基础；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基于新课标理念下正在改革过程中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测量与评价原则和方法。

其次，加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技能训练环节。大幅度增加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技能训练类课程，设置综合化、小型化、专题化的教育技能类课程，将原来的选开教师教学技能训练或微格教学改为教师教学技能训练和微格教学同时开设，并在此基础上增加说课训练科目，系统培养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教学设计、授课、说课等基本技能技巧。

2． 构建新的教育见习、实习模式

充实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实践类课程。采用分散与集中、见习与实习相结合的方式，不间断地强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实践环节，延长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的周期。具体做法是：首先，强化教育见习环节。建立相对稳定的见习基地，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理论类课程，系统、规范地深入中学进行见习，通过对中学思想政治课程的课堂教学观摩，加深对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教学工作的了解，积累一些中学管理和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活动的感性经验，理论联系实际地掌握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基本技能技巧。其次，分阶段实习，延长教育实习时间。根据教育实习所涵盖的内容，将教育实习中的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实习任务和中学班主任实习任务分解，把中学班主任工作实习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普通教育理论论文联盟课程相结合，安排在第四学期（4周时间）进行第一阶段的教育实习，实习内容以中学班主任工作为主；第二阶段的教育实习安排在第七学期（8周时间），实习内容以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为主，专注于培养学生初步的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工作能力。

政治科技论文篇（5）

关键词 企业科技 思想政治 研究分析

科技人员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教育、提高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不仅是企业各级党工团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引导科技人员自觉承担企业发展的重任，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当前企业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应当从实际难点出发，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改进，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一、企业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难点

（一）科技人员具有独特个性特征

科技人员一般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和较高个人素质，劳动成果多以技术发明、工作创意等形式出现，有较强的自主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科技人员容易具有怀疑精神，不盲从，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不少企业忽视科技人员的个性特征，思想政治工作采用统一模式或者简单的理论宣传和说教为主，难以得到科技人员的认同。

（二）科技人员研发工作压力大

科技人员对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先进性承担直接责任，普遍面临较大研发压力。为满足企业持续创新，解决技术难题，多出成果的需求，科技人员往往耗费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时企业的思政工作如果没有注重创新和贴近科技人员实际需求，很多时候变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影响思政工作的预期效果。

（三）企业对科技人员成果导向的评价模式

现代企业产品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领导者更容易倡导科技人员工作中的竞争，更关注科技人员的工作成果和为企业所创造的效益，往往选择成果导向的评价模式，对科技人员思想政治观念的培养重视不够，有时甚至会出现冲突的情况，这使得思政工作较难深入开展。

二、企业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建议

（一）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对企业科技人员开展思政工作，应注重对工作内容的创新和丰富。1.在理想信念宗旨教育上，不局限于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引导，可以共同的价值观塑造为核心，通过对企业的忠诚度、研发工作中的品牌意识、积极主动技术交流等更贴近企业实际的内容着手，让自觉工作意识强的科技人员把理想信念、企业文化融入到个人价值观之中。2.思想道德教育中，应摒弃简单的道德批判，注重引入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比如从对研发压力的疏导，特别是对研发失败的心理疏导、科技人员获得成就感、责任感和认同感的精神诉求等方面，真正落实尊重人性，以人为本。3.廉政和法纪教育中，注重企业科技人员对技术泄密等相关专题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避免因埋头科研或疏忽大意产生的违纪违规现象，引导科技人员参与廉政机制建设，预防科研腐败，技术寻租等现象产生。

（二）转变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企业科技人员长期从事创造性工作，一般思维严密，自信有主见，因此，开展思政工作时应特别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刚性约束与柔性导向有机结合：1.避免纯理论说教，更忌强制性命令，多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工作方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自主意识。2.强化情感体验式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典型事例的示范作用、反面教材的警示作用，多提供适合科技人员的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等小型灵活的组织活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入景入情。3.要坚持正面引导与工作实际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科技管理与服务等工作结合起来、多做深化、内化的工作，使科技人员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推动下与企业共同进步。4.要尝试将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的评价融入到科技人员的成果考核评价机制中，制定符合科技人员特点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队伍建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保障，企业在建立专业思想政治队伍的同时，基于科技人员群体的鲜明个性特征，从科技部门内部产生的兼职思政工作人员更熟悉群体个性。可在科技部门建立一支群众性的思想政治队伍，做到专群结合，以专带群，将思政工作开展得更深入细致。其次，科技部门的思政工作人员自身应具有更良好专业素质，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为民办实事，靠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动科技人员，成为科技人员值得信赖的朋友。最后，思政队伍建设出成效，离不开企业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企业领导要在舆论和政策上关心政工人员，为政工人员顺利开展工作，特别在解决矛盾，缓和化解冲突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牛萍，曹凯.关于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若干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13.5.

[2] 张军，龚建立.科技人员成长的阶段性激励[J].科技管理研究，2002.5.

政治科技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政治科技论文篇（7）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政治科技论文篇（8）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文化科技中心户，为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借助文化科技中心户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对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文化科技中心户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是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有的学者按载体的性质划分为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有的学者按形态划分为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有的学者按状态划分为动态载体和静态载体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认为，从便于研究的角度看，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可以划分为传统载体和新型载体。继承和改进传统载体，寻找和运用新型载体，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两个方面。文化科技中心户作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者用。灌云县农村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对分散，各乡镇对农民难以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各乡镇以往都是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作媒介，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报刊杂志，到乡、到村不到户，大部分农民想看看不到；广播，灌输式的理论学习，农民不爱听；电视，滚动式的枯燥文字，农民不爱看。针对这一基本情况，县委宣传部经过对全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发现各地都存在着一批“邻里关系好，甘为群众跑”的农民，在此基础上，调研人员又外出考察学习后，推出文化科技中心户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靠文化科技中心户把党的政策法规、自己的经验理论、上级部门送来的技术、周边农民的文化等送到农户，把思想政治工作做进农家。文化科技中心户是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二、文化科技中心户是牢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抓手。

政治科技论文篇（9）

当今，大家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结合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科技发展的模式受到政府各种力量的深刻影响……政府作为征税者、投资者、消费者、科学研究的消费者、教育者的种种目的和行动，合起来就成为科学政策，不论它们是否被有意如此安排”。[1]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结合不是一个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正视存在、并努力使它们和谐的问题。所以我的观点是：用文化的视角和系统的分析方法来看待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把政治与科学技术看成文化系统的两种要素，这两种文化要素自身又均是开放的系统，那么这两种文化要素系统就可以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两种系统出现了交集，随着各自的发展交集越来越大，并且更加合理。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使这两种系统出现交集的原因。

一、政治系统与科技系统的共生关系，即政治系统和科技系统的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关系

1.科技系统需要政治系统

历史上的科技系统，曾经以个体小规模的基础性研究为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科技系统中，科研活动的主体通常由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小组组成，由他们自行设定问题、独自执行、探索式解决。研究的目的和科研的选题常常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受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少。科学家科研活动中大多采用分析、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实验设备的要求比较小，需要的研究经费相对较少。研究经费常有研究者自行筹募，或个人的资助。由于科学研究成果多为基础性研究，科研成果的实际作用不太明显，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这时的科技系统相对封闭，对政治系统的需求不迫切。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科技系统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的集团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地位越来越高，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已发展为一种社会事业，出现了第一批职业科学家，进而形成了科学家的特定集团——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科学逐渐进入了大科学时代。

大科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和研究目标宏大。科学研究要么需要巨额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工程式”大科学研究，如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要么需要跨学科合作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前沿性科学研究项目，通常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由众多科学家有组织有分工有协作相对分散开展研究，如人类基因图谱研究、全球变化研究等。

（2）科研活动的目的即重视理论的研究，也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实际应用。以目标为导向,协作为特点,更多的考虑社会需求的研究形式，经费为国家、企业等资助等等。

（3）科研活动受社会范式的制约和影响较大。为了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现代科学研究总是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也往往更倾向于资助那些能带来直接效益的研究。

（4）科学研究受目标的指引,使科学研究失去了自由竞争的空间。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总是受特定的科学目标的指引,科研协作和科研设施都是为这一特定的目标服务, 科学前进的方向直指这一目标。

这时的科技系统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总的社会规模上，还是研究项目尺度上都是以前的科技系统所不能比拟的。科技系统中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单个的大科学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模式趋向由一国主持逐步向多国合作发展。这些特定和要求是单个的科技系统所无法满足的，它不得不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帮助。而政治系统在资源上的优势和组织人员、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都是科技系统无法忽视和不能避免的选择。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联姻是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内在要求。

2.政治系统需要科技系统

政治系统需要科技系统为系统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支持，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也是政治的迫切需要。正如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有关

恩起草的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强调的那样：“我们明白，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2]而科技在社会生活毋庸置疑的实际作用，也是政治系统所不能忽视的。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而科技在军事、国防、国际政治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原子弹的应用效果和战略意义。二战时期苏美两国的太空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合具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科学与政治之间内在的相互需要决定的。“这种结合使得科学的前途不仅仅只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即科学的前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形成正确的政治判断和取得执行这种判断的政治权利”[3]

二、政治系统与科技系统的相悖关系。

即相互的不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关系。

1.科技系统中科技成果的应用与政治系统的相悖。集中体现在科技成果具有危害性的应用和科技与社会的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上。前者例如。ddt的应用。开始在农业、军事、卫生医疗上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后来，因稳定高效特征导致农药残留，残留的农药进入生物体内逐渐富集后浓度增加产生毒性，结果是包括人在内的食物链动植物又受到了污染，大量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因此而死亡。1973年1月1日，美国正式禁止使用ddt，中国也于1983年正式禁止使用。而大规模杀伤武器及生化武器的开发应用更让人不寒而栗。比如二战时期细菌战、毒气战、原子弹的应用。

而科技与社会的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的宗教信仰与科技的矛盾。当克隆人成为事实，人类对上帝的信仰又如何放置，人类的尊严又何在呢。而当科学家成为社会职业角色之后，科学已不再是单纯地探索自然奥秘的个人目的和唯一目的。它也成为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例如国家）和赞助者（例如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动机改变了。有一些人违背职业伦理道德甚至是社会伦理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智囊和利益的舆论维护者，有些人利用科学技术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不得不对科技在社会生活的应用行为进行规范。

2.政治系统的特定目的与科技系统中科研活动的相悖。首先，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科研活动过分干涉常常违背科学精神甚至达到“泛政治化”的程度。谈到政治必定有意识形态，更会有特定的政治目的，这些常常会干涉科研活动的独立性。科研的目的、选题、过程、成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涉甚至是控制。比如在高端科学技术的保密就违背科学的普遍性原则。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价值中立的原则成为一种理想。这些状况已经不仅仅在技术领域，在科学理论领域也有存在。

其次，政治系统对科学家本身及其科研活动的自由度的限制。小科学时代，政治与科学的联系不紧密，科学家在科研活动中有很强的自由度，他们在科研活动中可以成为科学的王者。而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就很难成为特定领域的无冕之王。这种现象最为科学家反感，也是他们呼吁科学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如何处理好科技与政治的结合问题

首先，在政治系统对科技系统的作用中坚决杜绝“泛政治化”现象。“泛政治化”倾向违背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政治与科学是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两者不能混淆，更不能用政治的权利去对科学上纲上线。十年文革中国为“泛政治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正如毛寿龙先生所言：“……泛政治化’，往往过分扩大政治的空间，而挤占了经济、文化和学术等的发展空间。而当政治的空间被无限扩大之后，经济、文化和学术的发展空间，自然也就无限地缩小了。”政治系统要给予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尊重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作用。但尊重科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让其放任自流，科学研究若不被有效控制，则易误入歧途，科学成果被滥用。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中,虽然无法强迫科学家接受统一的道德价值标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渠道来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的限制或导向作用，使科学在既不丧失其特有的批判理性同时，又不会偏离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只有正确处理好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的交集问题，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也才能更有利与政治秩

序维护，进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科技系统在保持独立的基础上积极配合政治系统。从而使科学在既不丧失其特有的批判理性的同时，又不会偏离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使科研的活动及科研成果的应用中被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科技系统作为一种文化要素与其它要素一起为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努力。

总之，科学发展到今天，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它不可能在回到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状态。它与经济、政治等系统进行广泛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是必然的，它与政治系统出现交集是它们共生又相悖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它的发展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政治科技论文篇（10）

 

政治理论教学在加强和改进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军校学员综合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审视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学改革，立足使学员全面可持续发展，开创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一、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学员全面发展,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的程度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科学发展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新的发展观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离开人的、与人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在人才培养方面也要坚持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先进、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知识广博、身心健康的学员才是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高技术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当前我军面临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中国军队与发达国家军队综合实力的差距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如果将来与强手作战，我们无疑将处于明显劣势，需要有强大的抗“震慑”精神力量。因此，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既要注重发展信息化武器，更要注重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以劣胜优的坚定信念。政治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是引导学员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明确历史使命，确立高尚道德情操、献身国防的精神和军人的特有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因此政治理论教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具有重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使我军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形势，加快推进军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当前政治理论教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军事变革的形势，加快教学改革。

二、政治理论教学要促进学员各项素质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军校政治理论教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的教育方针为指针，对学员进行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思想道德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是灵魂，军事专业素质是主体，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是基础。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仍然要围绕这个基本原则，要突出时代特征，促进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一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统领，切实打牢思想理论根基。

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学员政治素质具有主导和定向作用。。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切实打牢学员的理论根基。要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和军队建设改革的实践，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政治坚定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只有打牢了理论根基，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学员的全面发展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不仅对实现院校培养目标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学员走出校门后的健康成长与长期发展有深远意义。

二是加大人文社科知识的学习，培养人文精神。

军校学员将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因此，他们不仅应该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素质，而切还要有厚实的人文底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学科专业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化，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素质结构将难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文素质对启迪思维、获取知识、完善人格、增强创新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实现文理兼容、文理交融，改善学员的知识结构，培养高尚的人文精神，对学员的全面发展异常必要。。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其中八个为荣“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纪守法”、“艰苦奋斗”哪一项都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当前政治理论教学主要偏重于马克思理论教育，突出了它的政治教育功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训练。特别是专业技术院校更加应该发挥政治理论教学的优势，加强学员的人文精神培养，提高综合素质。军校学员的人文精神应该包括：能够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开拓能力的人；具有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学会合作，善于共事；具有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积极向上敢于冒险的精神；能够从提高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追求自身完善，形成高品位的文化素养和品格修养。政治理论教学要向学员充分揭示科学活动和科学事业的人文规律，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种包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人文精神，对学员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注重心理教育和疏导，保持心理健康和谐。

心理问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国家，精神病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特别是处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思想观念的碰撞导致的心理困惑与冲突、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的不平衡心理加剧、社会竞争的加剧让人深切感受到生存压力的增大。这些给人们造成了剧烈的“心理震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不和谐是造成人们心理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军校学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和军队内部的各种压力，面临学习、工作、婚恋、军地反差等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抑郁、焦虑、恐惧、不平衡心理等更为突出。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调适，势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果。政治理论教学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学员的心理教育和疏导工作。

四是重视军人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强化战斗精神。

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在信息化战争中制胜因素中，人的战斗精神、知识智能、科技素养在战斗力构成中越来越重要。军事领域历来是高新尖技术最先涉足、最为集中的领域。现代战争从军事理论到作战样式，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体制，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这对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高技术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具有极高的作战效能，武器装备的质量在决定战争胜负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而我军武器装备现阶段仍处于相对劣势，且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使人们易于产生悲观情绪；再比如，现代条件下作战行动的机动性、突然性增大，各种大威力、高精度远程兵器已被广泛运用，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增大，在战争初期，人们易于产生慌乱和恐惧现象等等。。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厮杀与生命的脆弱易导致人员产生精神障碍，极大削弱战斗意志，毁灭战斗精神。军校学员不仅需要精湛的业务技能，而且需要有过硬的战斗精神、意志品质和思想作风。未来高技术战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对军人的战时心理素质和战斗意志提出了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加强学员战时心理素质培养和训练，有目的有意识强化军人的作战意识，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英勇顽强的作风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战斗精神是军队的军心、士气、斗志、勇气、胆量、毅力、气节等精神因素的综合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激发官兵的民族义愤，培养军人的爱国情感和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的斗志和勇气。军校学员是部队未来的战斗骨干，他们的战斗精神直接影响着部队整体的战斗士气。因此学员的战斗精神培养应该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政治理论教学要使学员能够可持续发展。

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首先是人，其次是军人。教育的可持续性就是不仅要满足当前所处地位的需要，更要为将来的长期发展创造条件。着眼于学员的可持续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之一。因此，政治理论教学首先要立足当前，根据学员的需要，有效解决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又要着眼长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期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要想保证学员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单靠教育者的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注重学员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终身受益。政治理论教学要确立新的师生观和新的过程观，改进知识型教学，努力实施发展型教学，坚持指导学员进行创新性学习，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具有现代思维方式、方法、修养的创新型现代军人。所以，政治理论教学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国内外重大事件、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军队重大改革举措及社会中出现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和学员进行探讨交流，解决他们思想实际问题，疏堵结合，积极引导。从而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巩固军魂意识，树立献身精神。另一方面，要增强政治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要突出学员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既要坚持正面灌输，又要开展民主讨论。既要强化系统的基本理论灌输，包括哲学、历史、道德、法律等基础理论学习，打牢政治理论基础，又要使学员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使学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可持续发展，既能够为毕业后岗位任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又能够为将来到地方工作创造良好的个人条件。

参考文献

唐洪鑫等主编. 21世纪军校学员思想 政治 道德教育规律研究. 解放军出版社，2002

政治科技论文篇（11）

自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全体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带领下，思想政治教学的科学化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内涵与前提

所谓的“科学”就是真实地反映事物本质的理论与学说，与一般化相对比，就是要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含义。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科学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培养四有新人，这一目标支持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拥有一套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前提。自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到后来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再到当今的科学发展观。广大中国人民在这些先进理论的教育指导下，推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人们的思想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都有巨大提高。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必须加强对这个理论的教育与宣传，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要本着三个方向：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紧紧为社会的大局发展服务，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第二，对全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氛围；第三，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活动的宗旨，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实际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途径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这里面的科技含量不仅仅指的是思想认识的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综合各门具体科学理论知识的运用。

首先，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认识，思想政治理论建设不仅仅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宣传，而是用正确、科学的方法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教育的对象以及其中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深人理解，灵活应用，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的现代化方向前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延建设，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的指导下，同科技手段、物质技术等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化、工程化操控管理。

其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还包括各种科学知识对这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助。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学科知识学习的影响，使学生树立科学的思想、正确的人生方向，在科学的目标的指导下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注重学科间的渗透和发展，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