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论文大全11篇

法律制度论文篇（1）

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其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和理解我国政党制度，对于维护宪法的权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政党制度的基本概况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通过其政党有组织地单独或联合掌握国家政权，以对社会实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干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方式，即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方式。政党制度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在哪些国家属于哪种类型的政党制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少争论，传统的三分法以主要政党或居于垄断地位的政党的数目和掌权方式为根据，把各国的政党制度分为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在这一分类下，西方学者还以政治结构为标准，将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制度分为北欧型、南欧型和日本型等。政党制度还有比较通行的分类，如：以政治性质和阶级实质为标准，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和无产阶级政党制度；以政党之间是否存在竞争为标准，分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和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等。此外，总有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分类提出质疑和挑战，先后提出许多新的“创造性”的分类法，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新的政党制度理论不断出现，例如:以"无竞争性"和"竞争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执政方式"和政党“内在特性”为根据的分类法，以物理学的磁场原理研究政党制度和以"政治结构"为根据的政党制度分类法等。

上述政党制度的分类绝大多数是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些分类法已经超越了政治学上的方法论问题，却表现出各自政治方面的褒贬倾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党制度的实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是脱胎于旧的国家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其政党制度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又以共同承认共产党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为前提和活动准则，建立了党与党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一党制，主要以前苏联为代表，受其影响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这种政党制度，如巨变前的一些东欧国家；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中国为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

二、我国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长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㈠我国政党制度的产生既有科学理论为指导又有别国实践的借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就必然同其他政党联合，“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如“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前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多党合作的历史，但由于左派社会党人与俄共（布）在外交政策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及其采用发动叛乱的极端行为，破坏了多党合作的可能。客观因素促成了前苏联的一党制。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在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吸取了别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并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

㈡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目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八个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和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最初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为着共同的要求而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地争取、联合其它可能联合的阶级和政党，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原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与各派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发展了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派由于自身和环境的原因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和共同奋斗的历史，奠定了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㈢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正式走向制度化。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多党合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分析了派阶级基础的变化，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确立。1957年下半年以后至期间，我国的政党制度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各派经受了严峻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八字方针得到进一步充实完善，极大地调动了各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肯定了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认了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既突出共产党的领导，又拥有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一项国家长久的基本政治制度。

㈣我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宪法的基本精神。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界定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性质，即“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派的提议，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内容。从此，我国的政党制度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被确认为国家意志。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列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宪法基本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的政党制度建设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三、坚持我国政党制度就是维护宪法权威

政党自产生以后就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各国宪法对政党一般不作规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便明确要求把政党法律化，以便把政党的活动纳入资产阶级法治轨道。如美国《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规定，共产党不受法律保护。剥夺了美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享有的各种权利，成为美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对本国共产党进行严厉镇压的依据。从世界范围看，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党问题的还是少数，多数国家是以宪法惯例的形式对政党的组织与活动予以确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初期，宪法中同样未规定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也不是通过宪法惯例实现的，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学说的理论宣传和对无产阶级的宪法解释获得公认的。经过发展变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一是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二是明示或暗示其他民主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关系。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是诸法之首，在百法之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同时，宪法也是的根本依据，但制定了宪法不一定拥有。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由宪法转化为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民主才逐渐形成。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民主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了使人民对于政府所作的决定有发言权，并保护普通人民反对专横的政府，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从而产生了民主的政党制度。”（[美]哈罗德?F、戈斯内尔等著：《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由此看来，民主的发展必然带来政党制度的产生。反过来，政党制度不是消极地受制于民主的发展，而是对民主的发展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包含了民主的内容。既然民主是伴随着宪法而产生和发展，那么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就是在维护民主，也就是倡导政治文明。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公布后，党中央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三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三次修改使宪法更加符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特征，实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

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为第五条增加的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款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因此，党的十五大依据宪法精神在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党的十六大又在总纲中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这说明，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却毅然把自己的行动纲领自觉地纳入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轨道，这与她丝毫没有自己的一党私利而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张是根本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管理国家事务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派能够自愿接受其政治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动，以及对参政党的平等相待而实现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所致力于的奋斗目标都是共同的，在治理国家政权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参政党，相互之间能够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而正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才首先是接受派监督的对象。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都享有规定的权利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都应当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总之，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在宪法基本精神之上，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而盛开的一朵奇葩。它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充分调动我国各派、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避免西方的政党制度带来的弊端，从而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我国1982年宪法。

王广辉：《比较宪法学》，武汉水利电力出版社1998年版。

罗豪才、吴撷英：《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重排本。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周中叶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法律制度论文篇（2）

一、执行救济中的裁决权：在民事审执关系的两维度中考量

（一）透过执行权与审判权关系的解读

1、属性上的共通性。审判权与执行权同属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其目的都是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是在保护手段上，审判权的行使是对产生争执的民事主体间的私权关系加以判断和确认，而执行权的行使是通过公权力保障这种被确认了的私权关系。如果说执行实施权尚存在行政权的特征，体现为一种强制权，那么执行救济中的裁决权则与审判权在权力运作上较为相似，以裁定的形式回应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的异议，或支持或驳回，这种"司法手臂的延长"更多地体现了判断的属性。

2、效果上的互动性。审判权与执行救济中裁决权的行使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首先是审判权的行使，"随着我国证据制度的完善，审前程序中当事人与法官角色的重新界分以及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地位的强化，使得审前程序的有效与否成为诉讼成败的关键，因此，作为当事人自身参与下的行为结果，裁判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当为当事人所信服并自觉遵守。审前程序中有关追加或通知当事人、证据交换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事项，都与执行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该追加或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没有追加或通知，易导致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异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抵押权、优先受偿权等权利，以阻却法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裁判文书的说理及判决主文的可执行性与否，同样会影响当事人执行救济程序的启动。其次是执行救济中裁决权的行使，满足一定条件后也会影响诉讼程序，如当案外人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后，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3、外延上的差异性。审理程序中法官行使审判权时，不仅要处理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理论，审理中出现的任何程序性问题仍然需要法官作出裁判。执行救济程序中，法官行使裁决权只能依据执行行为、争议标的的权属外观进行形式化判断，即俗称的"形式审"，无权从实体上审查，实体性审查应该留给审理程序进行，否则容易出现广为诟病的"以执代审"现象。

（二）透过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关系的解读

1、"执裁分立"的必要性。执行实施权是人民法院为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措施的权力，这些强制措施不仅包括对财产的强制，也包括对被执行人人身和意志自由的强制，如查询、查封、扣押、冻结、强制搬迁、拘留、罚款等。执行裁决权是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依法对相关执行事项作出裁决的权力，如追加或变更被执行主体，审查执行异议，是否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等。从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的定义可见，"执裁分立"不仅基于两者属性上的差异，而且是从权力的监督制约上考虑，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规范执行法官的执行行为。执行救济制度为当事人开辟了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提级执行等救济渠道，对异议事项进行裁决，防止和避免违法执行行为和执行懈怠行为发生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执行权范畴下的效率要求。执行裁决权越注重程序与公正，越会使操作环节增多，如受理、立案、通知、听证、合议、裁决、送达等程序，对执行效率的制约就越多，容易造成执行时机的贻误，最典型的情形是通知被追加的执行主体听证，导致被执行主体转移财产，造成案件执行困难。执行裁决权归属于执行权大范畴，它的运作不应当脱离于执行权的效率价值而单独追寻公正目标。在执行救济中裁决权的运行上，既要强调与执行实施权分权制衡、相互制约，又要强调与执行实施权相互配合、协调，以期构建公正高效的"执裁分立"运行机制，实现执行效率与公正主题，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

二、理性检视：诱因分析及现实困境

执行救济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历经数次修订，最新一次增加了程序上的执行异议，将实体审查从执行程序中剥离出去，逐渐体现了审执分离的运作思路。但从实际运行效果看，执行救济也因制度的不完善遭遇了现实困境。

（一）执行救济产生之诱因分析

执行救济是矫正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存在的违法性或不当性问题，起到对执行权的监督制约作用，因此，法律赋予了当事人或其他人以异议的形式对抗执行行为的权利。结合司法实践，形成上述违法性或不当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审理程序中的诱因。审判权与执行权有着密切联系关系，其对执行救济程序的影响至少表现在：（1）对争议财产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所有权人、管理权人或处分权人，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应当被追加或通知参加诉讼而没有被追加或通知的，导致他们在执行阶段基于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优先受偿权、占有、孳息收取权、债权等事由提出案外人异议，以排除强制执行；（2）生效裁判文书论证说理不充分，部分用语不严谨，或者论证说理与裁判主文前后不一致，引发当事人产生抵触情绪，抗拒执行行为。尤其是判决主文只注重案件的审结而未能考虑到权利实现的可能性，表述不清存在歧义，当事人认为执行行为不当而提出异议，如离婚案件中探视权、相邻纠纷案件中恢复原状的执行问题，探视的时间、地点、方式，恢复原状的标准、手段等等，判决主文笼统表述或者细述不当，不具备可操作性，极易使执行工作陷入词语或文句理解上的泥沼，影响执行效率；（3）庭前、庭中、庭后的法律释明工作不到位，一方面使当事人对诉讼规则、法律规定或裁判说理产生误解，主观上认为审判行为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使当事人没能及时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一定侵害。一旦裁判结果对当事人不利，当事人便会对裁判文书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产生质疑，不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文书所要求的内容，往往找各种理由提起执行异议、躲避执行、抗拒执行，以表达不满情绪。

2、执行程序中的诱因。执行程序的目的与价值决定了执行行为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暴力色彩，需最大限度地做到及时有效，而且执行中的审查一般只是形式审查，加之执行人员的个人素质、被执行人配合法院执行的程度等种种因素，执行程序中难免不会出现侵害执行人、被执行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而会引发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这些情形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1）执行

人员不及时采取执行措施；（2）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如"以拘促执"、"以拘代执"，执行结果影响被执行人的生存权，违法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措施，滥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强制执行不按规定通知必须到场的人员到场，等等；（3）无法定缘由而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或者有法定缘由而不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4）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有误的；（5）对没有法律依据所指明的被执行人或财产强制执行，或者不依执行依据执行的。

（二）执行救济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

1、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缺失

所谓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是指在执行过程中，针对申请执行人的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向法院提出足以排除该执行请求主张，请求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裁决，以排除已有执行依据的执行力的救济方法。"一般而言，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被执行人只有容忍和接受强制执行的义务。但当发生消灭或妨碍申请执行人请求的事由（如债的混同、清偿、免除等）时，域外强制执行法多容许被执行人提起异议之诉，以资救济，我国法律未予规定。" 我国现行执行法律规定只规定了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实体救济程序，并未涉及被执行人实体上的法律救济，使侵害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执行行为无法得到纠正。实践中，当事人多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进行，但执行异议的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的合法性，而非实体的正当性，被执行人的实体性异议缺乏法律规定，极大地削弱了被执行人实体权利的保护。

2、救济程序竞合处理规则不明

在我国现行执行救济体系中，执行救济程序间发生竞合的情形比较多见，其中，既有执行异议程序的竞合，执行异议与案外人异议程序的竞合，执行异议与对消极执行行为救济程序的竞合，也有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与执行监督的竞合，执行回转与国家赔偿的竞合。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二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的"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概念上难以有清晰的界定，极易使当事人可以同时或先后提起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异议。再如，上级法院可以对下级法院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行使监督权，当事人也可以通过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异议监督执行工作，当执行存在问题时，这两种救济途径也易产生竞合。执行救济程序产生竞合时，是否需要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理规则。带来的后果是，处理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造成执行救济程序的反复提起，增加了当事人及法院的工作负担，拖延了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当事人以剥夺其合法救济权利为由引发连环复议或申诉，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

3、涉执与执行救济并存

"的救济功能一直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方面，它是普通民众必需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政府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手段，是社会的"安全阀"，但另一方面，它也被认为是规则和秩序的对立极，与法治社会和维护司法权威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涉执并不是一个法律救济途径，严格来说，涉执不能包含在执行救济的范畴。但于司法实务来看，涉执救济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集中表现在执行不力或拖延执行的利益诉求上，缘因执行人员为民意识不强，态度生硬。法律已然规定了一整套的执行救济和执行监督体系，至于为何还会出现涉执，一是与涉诉不同，涉执并不总是会对法律秩序的稳定带来冲击，至少在反映执行不力或拖延执行案件中，不会冲击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正式执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某些执行救济制度的缺失，为涉执提供了机会。

三、应对之道：全局思维下的横纵合力

在法社会学理论中，秩序应在司法的理性引导与公众的感性认同中得以确立，缺乏任一方面，都将不利于秩序的稳定构建。执行程序同样如此，仅有执行救济制度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不能从诉讼程序中规范审判权行使，增加当事人对裁判的内心确信，仍然难以遏制执行救济程序的不断启动，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在审执分离基础上，审判兼顾执行，以"公正、效率、合理"为原则，才能有效规制执行救济制度。

（一）思路后延，构建和谐审执关系

1、强化诉讼指导和法律释明。立案阶段，立案人员经形式审查发现存在担保人、投资人等连带责任人时，及时向当事人释明是否需要增加被告；审理阶段，审判人员对当事人的主张不清楚、有矛盾，提交证据不充分，诉辩偏离争点，或者发现讼争标的上有其他权属人时，通过提示、询问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规范诉讼行为，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在实质意义上及时、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得到实体公正，必要时审判人员可以依职权依法追加、变更当事人，纠正不当诉讼行为。宣判阶段，应注重判后答疑工作，向当事人解释判决的理由和依据，提示执行风险，防止当事人因对执行结果的过分期待而引发对执行工作的不满。

2、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审判人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要有大执行意识，以"法院工作一盘棋"的思维践行裁判兼顾执行理念，审判与执行做到分工不分家。说理部分能够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充分论证，用语表述上要字斟句酌，不能有歧义或前后矛盾，否则会给今后的执行工作受阻埋下伏笔；裁判主文不能一判了之，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考虑是否适于执行，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分歧，不会因过于宽泛而使执行方式不固定。

3、建立内部监督机制。和谐审执关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审判人员自身理念与素质的提升，也需要人民法院内部架构一整套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文书签发制度中，签发人应加强把关，帮助审判人员完善裁判文书的撰写，防范执行风险；在每年开展的"两评查"即庭审评查与裁判文书评查活动中，增加"与执行关系"一项，评查审判是否兼顾执行，区分有明显兼顾倾向及因审理行为或裁判文书导致执行受阻或者执行不能，引发当事人提起执行救济或涉执，执行效率与效果大为下降的情形，做出加分或减分；执行部门也要善于总结，并将相关建议反馈至审判部门。

（二）制度拓深，完善执行救济程序

1、执行救济中裁决权属性的启示

执行救济中裁决权的运作类似审判权，主要解决执行程序中的纠纷、争议，实现程序或实体上的救济，因此，追求程序公正乃是执行救济中裁决权运作的主要原则。充分保护当事人辩论和举证、质证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执行听证。"执行听证使执行裁判工作成为一定程序规范下的活动，并将它置于双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置于法院内部的监督之下，增强执行裁判的透明度。它有利于强化当事人、案外人或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责任意识，切实保障双方当事人依法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 执行救济程序中，应充分认知听证活动的目的与意义，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在听证活动中一视同仁，积极调动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参与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举证和辩论机会。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让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及第三人围绕执行异议及案外人异议进行举证、质证，查明异议的有关事实，以决定执行行为是否违法、执行标的是否存在争议权属。

其次是执行合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条规定，执行程序中重大事项的办理，应由 三名以上执行员讨论，并报经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在执行救济制度设计中，无论是执行法院还是上级法院，在处理异议时都应组成合议庭审理，防止权力滥用、法官专断导致执行不公，对执行救济进行集约化、规范化管理。合议庭评议必须由三名执行人员(包括执行长)参加，在执行长主持下进行，执行长对讨论情况进行归纳总结，形成执行合议庭讨论意见，并制作笔录，合议庭成员审阅后签名。个人不得随意变更裁判主文的内容。

2、内部规则的再规范

法律制度论文篇（3）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转)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lSOry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法律制度论文篇（4）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㈠宣传力度不足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法律制度论文篇（5）

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也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于是，一对儿承认与矫正的制度以此展开，公司法基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基础——承认和维护私人财产所有制的认可，确认了公司的营利性属性，但是又基于对公司营利性本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感或担忧，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希望以此牵制住公司对利润的无休止追逐，希望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来调和因为追逐利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里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公司的使命就是去追求它的自身利益，这本身也是法律的产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驱使公司违反法律”［4］（P83）。那么，立法者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是维系公司的营利性属性，还是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抑或两者兼顾？

（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与代价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再到公司的过程，在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中，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只有到了现代公司企业，特别是股份公司时代，所有权与经营权才在客观上产生了分离。现代企业理论无不承认，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标志，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抛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也暂且搁置二者关系未来的走向，仅从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来分析围绕此问题法律的所作所为。首先，由于股份公司产生时期正值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随着产业革命之后的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对于资本的需求以及规模效益的诱惑，使股份公司迅速发展。而股份公司这种规模庞大且股东人数众多的资合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就法律而言，当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一套适应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法律制度迅速出台，投票权制度、表决权信托制度、多数投票权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需要，客观上维系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局面，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代公司秩序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组委托关系中：（1）由于委托人和人双方信息不对称，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利益；（2）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或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追求资本增值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人会抛开委托人的利益去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结果是人偏离委托人利益，背离委托人的目标。这是伴随着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的致命内伤，这一问题如果不解决，股份公司经济合理性的根基就会受到破坏。于是，法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供给，为了消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法律开始制度救赎。信息披露制度、董事信义义务、独立董事制度、外部监控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相继出台。这些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成为公司法中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每一项都堪称经典。问题就此产生：公司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笔墨来进行制度安排，一方面要构建适合两权分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制度构建来抹平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那么，公司法能够做到既维系两权分离，又解决两权分离所产生的问题吗？法律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在经济学上无计可消的成本，公司法又能有何作为呢？

（三）公司治理中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长期以来，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的公司法研究围绕着公司治理问题展开，在公司立法方面，公司治理也是紧锣密鼓，不断翻新。从本质上讲，公司治理解决的是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与制约问题。为什么要对公司内部的权力进行分配和制约，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掌握在不同的人的手中。公司的所有人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而经营公司的人未必是公司的所有人，公司的经营者能否真正为公司谋取利益，成为公司股东最担心的问题。于是一组复杂缜密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此展开。公司法出于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设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样类似于西方政体三权分立的机关架构，借此制度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公司内部精美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并没有阻止公司的管理人或控制者将自己的贪婪通过公司予以实现。正如学者所洞察的那样：“这些制度建立的初衷是好的，但其实际效果是，将新的角色引入公司事务之中，他们得以登堂入室，并从公司控制权中分得一杯羹，至于他们对股东权益保护所起的改善作用，与其制度成本和社会寄予的期望相比而言，总是不相称的。”［5］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治理堪称经典，但是，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一次次将这些经典的制度推下神坛。在安然、世通丑闻曝光后，美国第五大有线电视公司阿德尔菲亚2002年因被发现巨额债务没有入账等问题而申请破产保护，公司创始人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定犯有共谋、银行欺诈、证券欺诈等罪名；2004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怀疑美国第四大长途电话公司奎斯特国际通信公司造假，并展开调查，公司前首席财务官受内线交易刑事指控，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公司发生丑闻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脆弱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造成的。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法律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关于公司治理的补缺拾漏制度层出不穷。如2002年，在安然、世通丑闻发生之后，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空前严厉的萨班斯法案，在本来已经很严格的公司治理措施之上又追加了一层紧箍咒。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或监管当局也紧随美国之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虽然《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对《德国股份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如此，上市公司的丑闻也仍然不绝于耳。可见，公司内部监管制度的加强并没有也不可能杜绝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公司法制度与具有经济人本性的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将会是漫长的和无休止的。问题就此而产生，面对不断发生的公司丑闻，精心打造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那些设计精良、在与公司管理层的实战当中不断升级的公司治理结构，它的意义仅在于在实战中败北然后继续升级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何时是尽头呢？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法上的制度似乎在上演着自唱自说的游戏——为了张扬公司存在的意义而确定了公司营利性品质，为了遏制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又羞羞答答地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为了适应股权众多分散的局面，安排了适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各项措施，但同时为了减少两权分离带来的负面问题，又进行制度上的救赎；公司治理同样是如此，监管措施不断加强，但面对公司高管的贪婪又无计可施。以此类推，无数的公司法制度就这样依次展开、不断繁衍，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司法如此复杂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也不会就此塑造出如人所愿的美好的公司，人类社会为此付出的却是高昂的制度成本和不断丑化的公司形象，股份公司成了一只被豢养的怪物。因此，美国公司法的权威断言“：作为理性努力的一个领域的公司法，在美国早已死亡了。“”除了我们大量空洞的公司立法外一无所剩——就像一座由生锈的大梁草草焊就的摇摇晃晃的摩天大楼，楼内只有寒风穿行。”［6］（P295-296）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也许，并不是安然在犯罪，而是公司制本身就有罪。”

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隐忧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与大型股份公司相伴而生，在博弈中互相成长，但是二者博弈的结果并没有让人看到法律制度完胜的希望或迹象，恰恰相反，在二者博弈过程中，股份公司越发强大和不可一世，而公司法律制度却已疲惫不堪。第一，制度成本较高。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有成本的。制度成本关系到制度的价值，过高的成本会使制度价值大打折扣。19世纪末，工厂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大型股份公司纷纷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规范的公司治理等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公司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件。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无论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抑或是公司治理结构都包含有复杂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各项制度之间相互搭接、丝丝相扣，充分彰显了立法者的雄心与精明。但是，必须认识到：（1）公司中的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无论法律怎么努力，都仅仅是徒增成本。公司中的委托制度如此，公司监管亦是如此。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希望公司的经营者全力为股东着想，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任何一项旨在降低某种成本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委托—安排，会引入一种新的、看似更为节约的委托—关系；在存在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假以时日，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能够走出成本的陷阱。公司监管问题也是如此，为了监督公司管理者的败德行为，立法者出台了很多监管措施，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常常是仅仅增加监管成本却无法得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如美国“萨班斯法案”，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昂贵的错误”。有学者还特别对《SOX法案》中的治理条款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称，法案所带来的收益，如果有的话，也相当有限；而在成本方面，则相当惊人。［7］（2）行为人和制度之间总是存在博弈，即行为人总是试图突破制度的束缚，谋取法外利益，在公司法领域尤其如此。结果就是制度需要不断更新，新的制度不断上演的无奈循环。不断反复的结果是简单的公司法演变成了雍容华贵的公司法典，德国的公司法如此，日本的公司法也是如此。以日本为例，原来有关公司的内容规定在《日本商法典》的第二编中，仅仅是该法典的一部分，共643条。2006年日本商法典修改，将第二编公司法的内容全部移出，单独形成《公司法典》，新法典多达979个条款，近370000字。由此可见，立法者想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一部分是由公司制度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不足所致，对于这样的问题，无论立法者倾注多少笔墨都不可能予以圆满；另一部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时滞性导致其在与人的博弈过程中永远处于被牵制地位，魔高一尺后是无奈的道高一丈，在这样的游戏中，永远没有赢家，增加的仅仅是制度的成本，公司法制度已经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第二，正式制度被过分倚重。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有多种分类，其中主要的分类，也是制度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称为正式规则或正式约束，是指人们，主要是公共权威机构，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制度形态，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也称为非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本文此处所说的正式制度仅指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对于法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相当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法学界，过分倚重正式制度，将非正式制度边缘化甚至排斥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公司法领域也是如此。首先，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使很多公司制度产生了全球趋同的压力，各国公司法之间相互借鉴、模仿，形成了诸多全球共通的制度，如一人公司、股票期权、刺破公司的面纱、股东代表诉讼等公司法上的制度在各国的公司法中几乎都是大同小异。而在此时，各自的文化、习俗却被严重地忽视，特色被抹平，大量的规范性要求被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正式制度似乎与以现代企业制度著称的公司制度毫不相干。其次，公司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由于其股东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更大，出于对风险的控制和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法律对公司所作出的制度安排较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更加用心、更加周密。换句话说，与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相比，有关公司的制度安排中，正式制度要多得多。虽然很多学者认同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联结，公司法不过是一个大型的标准合同范本，但是，这一合同范本已经掺杂了太多的立法者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意思自治已经被限定在了一个有限的框架之内。但是，并不是立法者提供了更多的正式制度，公司的参与者就会因此而“循规蹈矩”。因为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不可能穷尽人的所有行为，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而非正式规则可以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变成人们内心崇高的法则，绵远悠长，指引方向。正如康德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可以震撼人类的灵魂，一样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因此，更有力量的约束应当从正式制度之外去寻找，这一点，恰恰被现代企业法律制度所忽略。第三，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依首先提出现代企业概念的钱德勒和伯利、米恩斯对现代企业的定义，现代企业主要是指大型股份公司。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外。正是因为此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中小企业被严重忽视。那么，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应该重视那些被归入古典企业行列的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中小企业呢？或者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应当纳入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行列中呢？调查资料显示，美日欧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比例均在97%以上（其中微型企业近90%），成为活跃经济的主体。对GDP的贡献，美国、日本、欧盟分别达到了50%、56.7%（2000年）和58%（2008年），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美国60%~80%的新增就业由中小企业创造。日本和欧盟的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近70%，特别是欧盟的中小企业对新增就业贡献更大，2002—2008年欧盟27国平均每年就业率增加1.9%（大企业为0.9%）。［8］我国中小企业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学者通过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45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数量占到99.28%，再加上150多万家规模以下工业企业（2008年为147万家，另外还有工业个体经营户227万多户），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超过190万家，而大型企业数量仅为3251家；2010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的税收贡献为45%，中小型企业占比近55%，其中，中型企业为24.59%，小型企业为29.68%。［9］具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力和影响力的中小企业，如果被排斥在现代企业制度之外，那么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早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初期，权威人士就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多样化的，不是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公司制企业。［10］近年来，仍然有学者坚持这一主张：“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在发达的工业国，也不可能只存在着一种形态的企业，它总会是多种企业形态同时并存。每一种形态的企业都有它在社会中存在的必要性，都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作出应有的贡献。人为地宣传和强调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会使人们误认为社会中现存的其他企业形态都属于传统的、落后的、低效率的企业。实际上，公司制并不一定是所有企业的最佳企业形态。”［11］看来，以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是否属于现代企业制度范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从中小企业已经担当和正在担当的历史使命来看，淡化和忽视中小企业将会严重损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失去了中小企业这块半壁江山，现代企业制度将会黯然无色。

三、现代企业制度的境遇与超越

（一）现代企业制度日渐式微

现代公司制度不像鼓吹者说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生产组织方式，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日本学者总结并预言，20世纪末，在整个世界中，大企业体制已走入死胡同，其解体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那么，为什么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型股份公司现如今却走入了死胡同呢？第一，大型股份公司后天异化及先天顽疾越演越烈。长期以来，大型股份公司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已经使其本质和功能异化，表现在：（1）大型股份公司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吸引分散的资本、筹集资金，但是到了1888年新泽西州公司法允许一家公司可以购买和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份，出现了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当今社会，法人持股、法人之间交叉持股已经成为主流和常态，资本变成了数字之间的游戏，公司资本“空洞化”，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功能被异化。（2）股东、资本多数决原则等与政治世界民主主义相适应的公司民主主义，迫于经理资本主义的，在现代社会也已经渐行渐远，股东大会已经成为空壳，美国很早以前就把股东大会称为“没有观众的演出”，股东大会变成了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冠冕堂皇的仪式，股东无从谈起。（3）早期的股份公司大量吸收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以从公司分得红利为目的，但如今，个人股东不断减少，公司的主要持股人变为机构投资者，个人即便购买公司的股票也仅以二级市场的盈利作为其主要的追求，投资变成了投机，其身份和目的均已游离于公司之外。综上，股份公司所具有的最朴素的本质和追求在现代社会都已渐行渐远，股份公司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已经掺杂了与经济道德格格不入的诸多因素，股份公司原始朴素的本质和功能已经被严重地异化。股份公司的异化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其先天的顽疾更是无药可救。股份公司先天的顽疾主要表现在：（1）科层制管理成本较高。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特点是以一套命令机制代替合同，它节省掉了企业内部的合同，但同时也因为命令链条的增加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如果企业内部行政成本大于或高出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在大型股份公司中，由于经营者以权威和指令代替市场完成资源的配置，这种具有专制色彩的管理体系，行政成本是相当高昂的。（2）委托问题无法解决。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两权分离致命的内伤，从两权分离那一刻起，如何解决两权分离产生的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永恒的主题。现代企业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问题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面对股东利益被管理层不断膨胀的私人欲望吞噬却没有回天之术。百年公司发展历史已经说明，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抑制管理层的贪婪，无论怎么努力股东的利益都在被蚕食。（3）有限责任制度带有原罪。股份公司借以安身立命的有限责任制度是“允许人们以极小的风险进入贸易领域，却坐拥获利的无限可能”，这样就是在鼓励“一个堕落的完全不顾将来的投机体系”。大型股份公司后天的异化及先天的顽疾决定了它在成功地扮演了时势英雄的辉煌后必定走向没落的历史结局。第二，知识经济终结了工业化时代，大型股份公司失去了维系其继续辉煌的土壤。学者研究认为：“除了哲学、文化层面已发生剧烈的变革之外，现代企业终结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滋生现代企业的经济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的股份公司是欧洲殖民地国家商业活动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与18世纪工业革命紧密相连，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生产，具有迅速筹集资本功能的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让位于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法，西方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货币资本已经不再成为稀缺资源，知识资本所有者正在取代货币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资本雇佣劳动开始让位于劳动雇佣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与新技术发展的矛盾，以及企业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这个制度，并提出：“虽然今天为数不少的巨型现代公司，在未改变传统的官僚体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其庞大企业帝国的运转，但这并不能代表一种趋势。伴随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巨型现代公司的梦境实际上已然破碎。”

（二）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及新型企业形态的出现

与巨型现代公司梦境破碎一脉相承的是后现代企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大型制造业企业不再包揽生产的所有阶段，而是把生产阶段分解到不同企业。因此，出现了把生产经营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的趋势。跨国公司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外包生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价值链。这种全球生产价值链实际上替代了大型股份公司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数字化企业、虚拟企业、金融创新企业等纷纷出现，这些企业在产权模式、经营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与传统的现代企业格格不入，于是，理论界提出了后现代企业的概念。20世纪末，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分析了后现代世界的转向，奠定了后现代企业研究的基础；另一位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在《追求卓越的激情》、《解放型管理》等著作中，通过大量的案例阐述了后现代时期的企业在组织、领导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洛杉矶时报》将其称为“后现代企业之父”；我国经济学家光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也使用了后现代式企业概念，“其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种安排中，使其占有企业股份的一个相应的部分。这样一来，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目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制度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也许与知识成为更重要的生产资源和社会资本有关。在那里，相对于比较丰裕的财富资本而言，创业知识和管理才能也许是更加稀缺和更加重要的东西”。现阶段，虽然后现代企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何谓后现代企业，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为此，西方国家在企业形态方面纷纷创新，一些与股份公司完全不同的新型企业形态应运而生。美国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LiabilityCompany，LLC）。除了公司外，合伙企业也有新的发展。美国早期有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1991年得克萨斯州制定了有限责任合伙法，到1999年美国各州均立法允许注册有限责任合伙（LimitedLiabilityPartnership，LLP）。有限责任合伙与传统的有限合伙不同，有限责任合伙的合伙人全部承担有限责任。2001年，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在《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又新增了对有限责任有限合伙（LimitedLiabilityLimitedPartnership，LLLP）的规定。日本在2006年实施新《公司法》。新《公司法》将原有的两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成一种公司，即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导入了一种新的公司形态——合同公司。合同公司主要特点是投资人在内部关系上相当于合伙，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具有法人资格。与美国和日本相比，德国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2008年10月23日，德国联邦国会通过了《对有限责任公司法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反滥用的法律》，在维持现有标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增设了一种新的、没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主（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新的公司形式也突破了传统公司的观念。上述新型企业形态，打破了现代企业制度话语中企业形态应有的样态，脱离了传统法学教义所定义的现代企业形态，与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这些新型企业形态迎合了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需要，开创了后现代企业制度时代。①

法律制度论文篇（6）

一、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现有法律法规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2）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3）公安部公布实施的《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4）公安部公布实施的《暂住证申领办法》。（5）部分省、市（区）、省辖市、较大市、经济特区的人大及政府制度的暂住（流动）人口治安管理规定（条例）。这些法规、条例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主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制定的，当时正处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压力巨大、违法犯罪嫌疑人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大幅攀升之际，立法带有浓厚的管理部门痕迹，其核心主要体现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利益，而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为流动人口服务、确立流动人口权利与义务，特别是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方面的不多甚至没有，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这些法规多是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其内容多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与社会法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2003年初以来，国家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先后取消了出租屋和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收费和租赁房屋的审核登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等，给以初步形成的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管理带来了极大冲击，国家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收费之后，相关的配套措施又未能及时跟上，给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困难。

（二）、缺乏必要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在流动人口的管理法律中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居多，缺乏全国统一的管理标准。我国现行的涉及流动人口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除对流动人口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他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的规定有全国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予以规范外，流动人口的其他管理规定或者是由公安、劳动与计划生育等部门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如公安部的《暂住证申领办法》、《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或者由省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政府据此分别就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住房租赁、务工经商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各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等，其他各省也大多如此。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对流动人口管理规定存在地方性差异，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标准，无法统一起来。

（三）、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的法律规定。

缺乏城市外出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只制定外地流入本地的人口管理的法律规定，对本地城市人口外流到其他地方工作和居住则没有相应的管理的法律规定。在笔者所收集到的法律规定中，只有2000年的《天津市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中明确界定了流动人口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人口，不过整个规定基本上是针对流入人口的。其实，今天的流动人口中虽然大部分来自，但是来自城市的人口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所以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这部分的法律空缺。

面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文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面对传统体制造成的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法律地位的差异，只有抓住机遇，重新构造相关法律，才能以缩小与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差距，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

二、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的构想

依法治国是指导流动人口管理基本方针，是从行政管理转向法治管理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法制化管理。流动人口的增加是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会继续增加，因而加强其管理的法制建设也势在必行。对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健全必要的全国性流动人口管理法规。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最后一道防线。目前，流动人口管理法规繁杂，且不同效力等级的法规在处罚种类、幅度有矛盾之处，不便执行。为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人员有法可依，增强他们的执法信心和决心；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一部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提高立法层次，规范管理行为。对流动人口管理中涉及的社会治安管理、计划生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明确相关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加强管理同时突出对流动人口权利的维护，制定《流动人口流管理法》时要结合户籍改革立法，对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子女教育、权益保障、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和享有权利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使流动人口正确行使个人权利，履行个人义务。严禁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制定出台对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带有限制性、歧视性政策，使流动人口能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要对各地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和法规进行清理，及时废除过时的法规，取消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人口的管理必须要从形式上实现统一。从1985年公安部的暂行条例规定以后，一直没有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法律出台，导致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纷纷出台。但地方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形成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是非常不利的。不过，在流动人口这一问题上，由于各地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目前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律还有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应当开始如何制定全国外来人口管理法律规定，以便在合适的时机推出。

（二）加强流动人口的、、文化等及其相关权益的立法。

立法者应从管理的角度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的角度，寓服务于管理之中。扩充、完善、保障流动人口享有的权利，采用激励机智引导流动人口自觉到当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申报暂住证，由被动变主动，解决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最根本。如可以规定按时办理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享有与常住人口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方面同等的权利；凡在暂住地暂住一定期限无违法犯罪现象等可转为当地户口的规定等等，激发流动人口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觉履行义务的积极性。

1、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流动人口享有同等的受权利、同等的就医权利、同等的就业权利、同等的事业保障、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只要流动人口到流入地登记，就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待遇，通过这样制度安排，来促使流动人口主动登记申报，积极参与管理。

2、推行公民福利卡制度。在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国家提供的同等公共福利待遇。国家通过银行系统为每个公民设置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同时具备个人身份证号码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和较大容量，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通用，与各地区政府的社会管理部门相关数据库联网，人口信息资源共享。以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卡为基础，应对万变的人口信息变化，不管人口流动到哪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就会随之移动到哪里，以利于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国家应以二代身份证办理为契机，加强对实有人口的图像采集、指纹录入，开发实有人口管理系统，建设系统强大的、统计、查询等功能，流动人口到流入地办理暂住证时，身份证等信息同时导入暂住IC卡中，这对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3、借助《社会保障条例》、《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等的制定和完善来予以保障。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的形式来制定一部《外来流动人口权益保护法》来规定流动人口各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权益，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依照宪法和法律享有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具体办法由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另定。在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作出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的规定。流动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利、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对于流动人口，其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被忽视或被剥夺，同工不同酬、不同福利待遇的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者福利保障制度差异的惯性作用依然很强；不少地方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和政府行政行为中还比较严重；出于地方经济水平、政府政绩和优先保障本地居民利益的需要，往往对流动人口就业作出限制性规定，对流动就业者的社会经济福利权益无从顾及。无论是体现法律精神还是建设法治社会需要，政府都应保护本国公民基本权利。

（三）国家应加强对出租房屋管理的立法。2003年国务院取消“租赁房屋登记核准”的公安行政审批项目后，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出租房管理难度增大。住宿地是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切入点，应作为一个重要阵地严格管控。立法中应本着“谁接纳，谁负责；谁容留，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查处违法”和“谁主管说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以及“审批从简、管理从严、处罚从重”的工作要求，加大对违法出租屋和用工单位的处罚力度。以落实责任制为核心，以考核评定为策略，以治安问责为手段，努力夯实流动人口管理的基础。

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和谐社会要求社会依照既定的规则有序运行，反对无序化和无序状态。对流动人口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法治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是法律规则，法律是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有明确性、确定性和国家强制性的规范。人们依照法律规则来办事，做到有章必循、有法必依，社会就有了和谐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法以文明的手段来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不断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法制含量，是促进外来流动人员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化的必然趋势。

1、杨云善时明德著《农民工问题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彭勋等著《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法律制度论文篇（7）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减震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严重滞后和不健全。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权威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薄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较弱。

（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五）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产生障碍磨擦。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保障人权，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原则。

（二）普遍性原则。

（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四）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

（五）城乡有别原则。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立法力度。

（二）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三）重点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六）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七）重视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内容提要：2004年3月24日，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首先，从认识的层面上理解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其次，当前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其三，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社会保障立法应遵循五大原则：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其四，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提出五条对策：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作出法律修改和调整。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原则对策

2004年3月24日的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互为一体，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一套体现中国特色的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源于1935年美国颁行的<<社会保障法>>,通常被解释“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我国在“七五计划”中开始使用“劳动保障”一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伤、残、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①。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并有效实施运行的依据和准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②。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有高效运转的强制手段，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要求。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已不能适应新的客观要求，虽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

（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从总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比如：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全国至今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极不规范。同样，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方面也缺乏全国性的法规。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由于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导致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管理漏洞多③。社保工作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力度小，权威性差。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

社会保障项目立法层次偏低。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只有《残疾人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少数几部特殊群体法律，通过国务院立法的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但是还有更多的项目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层次上。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处的法律地位很不相符。另外，完整的法律规范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没有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它无法发挥强制功能。而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普遍缺乏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措施，因此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情况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国家总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远远不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长期与社会保障无关、处于空白状态，仅靠家庭保险。农村社会保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农村贫困人口还没有被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网，纳入保障网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如：东部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在农村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村迫切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却发展缓慢和出现大幅度的萎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直徘徊不前，并有萎缩的趋势；在农村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如何建立还不明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还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资金较少。

（四）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如：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三、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遵循的原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护作用。目前，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是：

（一）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与今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遥相呼应。社会保障旨在保障社会成员遭遇社会风险和人身风险时，获得经济收入，维持基本生活，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过高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容易因人口老龄化引发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会助长人的依赖思想，造成经济效率上的损失。我国目前正在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仍然很低，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因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实行基本保障和有限保障。

（二）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权限上，应当实行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的原则。事关社会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如：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集中统一立法。但保障程度大小、资金筹措形式、具体实施办法等，还必须考虑到沿海、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给予地方一定的自和灵活性，由地方人大和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三）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经济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不应大包大揽，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的比重增加。因此社会保障的责任必须从过去的国家独立承担，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理承担，以确保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

多层次的保障方式，是指社会保障应该动员国家、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力量，多个主体、多种渠道来共同筹办，国家只负责提供最低层次的保障水平，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此基础上，由社会团体、企业举办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障，比如：社会和职工互助保障、慈善救济、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等。对于其他主体举办的各种保障，国家应予以鼓励，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资金配套扶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等。保障方式多层次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满足人们不同程度的需求水平④。

（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中，应坚持社会化管理的方向。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运营和待遇发放全过程中，管理服务必须独立于用人单位外，由政府机构或社会自治组织来提供，以减轻用人单位的事务性负担，保障社会成员及时足额享受各项待遇。

围绕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内容，需要明确各个实施机构的职责范围，按照工作负荷合理确定人员编制，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在管理手段上，逐步实现计算机联网管理。

四、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统一立法，已成为当前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从社会保障立法的需要程度看，最紧迫的是制定和颁布《社会保险法》，推动当前仍以部颁规章为主要依据进行试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步伐，加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实施，可以实现五保合一，统一管理，统一征缴，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到位、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并围绕《社会保险法》，应出台一糸列配套法律法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条例》等。同时，适时出台《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社会保障法典》。

（二）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解决好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尤为重要。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如果政府拿钱支撑，势必加重其负担。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风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它所涉及的是百姓的保命钱，如果社会保险金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的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三）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异大，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0%以上，社会保障仅靠家庭保险。特别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和部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保障要求问题日益突出。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又使身处异乡的农村工人的保险问题成为一个新课题，而目前这种保障很不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广阔性及地区差异，建议我国可分阶段、有选择地、低起点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采取以个人账户积累为主、集体出资为辅、国家扶持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农村自社会组织⑤。在银行中开设储蓄保险账户及商业保险，开办保障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与农村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基本项目，并给予其较高的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对农村居民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施生活救助的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提高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完善的法律制度必然要包涵着健全的司法机制，因为健全的司法机制是解决纠纷的法律武器，为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最终保障。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伤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随着我国加入WTO，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越来越大，社会保障法律的各项立法应不断适应这一形势。目前，世界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各国的法律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劳动者在就业、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加以解决。近年来，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已经采取了签定双边协议的办法，解决劳动者在其他国家从事工作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求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公司为其员工参加所在国的社会保险。但我国的法律调整也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与国际接轨，适时作出立法调整，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

注释：

①英主编，<;<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2

②刘翠宵：《中国社会保障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P83

③梁鸿：《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第1期《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P36

④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⑤何平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P174

参考文献：

①马敏娜：《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载于《经济纵横》1999年第9期

②<<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2004。3，法制出版社，P286

法律制度论文篇（8）

一、营业财产含义的界定

关于营业一词，最初用于大陆法系国家制定的商法典中，我国因为没有制定商法典，就没有明确规定营业制度。在商法理论界，有学者认为，护营业“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为主观意义，指营业活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连续的、有计划的、同种类的活动(行为);一为客观意义，指营业财产，即供进行营业活动之用的有组织的一切财产以及在营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的总体。这主要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认识营业。营业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是以有组织的营业财产为基础的，而营业组织也由于营业活动而不断达到更高的程度可见主观意义上的营业和客观意义上的营业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在我国没有制定商法典的背景下，营业与营业财产的概念使用难免发生混乱，其实从国内学者对营业含义的界定来看，客观意义上的营业就是指我们所说的营业财产。营业就其概念而言主要是指能够实现营利目的的各项财产以及事实关系的集合体。这样我们应当把营业财产和主观意义上的营业区分开来，让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存在。

二、营业财产的性质与特征

从性质上来说，营业财产具有集合性而成为独立的客体，营业财产由无形要素和有形要素构成，其中每一种要素又包含多种构成要素。作为商法特有的一个概念来说，营业财产具有白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营业财产具有有机整体性。即”为了一定的营业日的而有机组织起来的、具有生产活力的财产的总和在物的财产上加营业活动必不可少的事实关系”，展现出”实际上比构成营业的财产的总和有更大的价值”这也就体现了营业财产不同与传统民法财产的有机整体性。

第二，营业财产具有可变性。营业财产的范围时常处于变化之中，公司或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可以增加或减少这些营业财产，但这种增加或减少并不影响营业资产的独立性。

第三，营业财产具有权属的可控制性。无论这种资源的表现形式如何，无论是否最后能载入资产负债表，无论是否是有形财产，凡企业可控制的资源，都可纳入营业财产。

第四，营业财产具有权属的可转让性。营业资产在整体卜，属于企业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具有财产权利的属性范畴。依照财产权利自由处分原则，营业财产权利人有权处置该财产口

三、营业财产的构成

由于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营业财产制度，对于怎样界定营业财产的构成，学术界没有形成定论。谢怀拭先生的观点认为营业财产包括积极财产(资产)与消极财产(负债)，如各种不动产、动产、无形财产、债权等，另外还包括专有技术(1l1loW一How)、信誉、顾客关系、销售渠道、地理位置、创业年代等在内的所谓”事实关系”这种观点成为国内的主流观点。借鉴主流观点，笔者认为营业财产的构成要素包括四个，即积极构成、消极构成、在营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和人力资本。积极构成是指营业财产必须具备的构成要素，消极构成是指不得具备的构成要素。其中，积极构成要素分为有形构成和无形构成。有形构成是指那些能被人看的见摸得着的要素，主要包括:1.公司、企业的一些机器、设备、器材和原材料等。2‘公司、企业生产制造的待销售的产品。3.公司、企业的建筑物，如土地使用权和作为其经营场所的建筑物的所有权。无形构成包括:1公司、企业的名称。2公司、企业的工业产权3.公司、企业对其营业场所的租赁权。4公司企业的顾客名单权。转贴于中国论文范文营业财产的消极构成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负债。

对于公司、企业的人力资本是否也是属于营业财产在理论界也是有争议的。现在好多学者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经济学、法学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是符合出资适格性条件的，是完全可能成为股东的出资形式的。笔者认为既然人力资本可以作为公司、企业的一种出资形式，那么他当然也是营业财产的构成部分。

四、营业财产的转让

从概念上来说，营业财产转让主要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将用于公司、企业营业的全部财产或部分重要财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转让的活动。在转让的整体财产中，不仅含有公司、企业的一些机器、设备、器材、原材料和公司、企业生产制造的待销售的产品等动产，公司、企业的建筑物等不动产，还包括公司、企业的名称、工业产权、营业场所的租赁权、顾客名单权等无形财产。当然还包括公司、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负债。对于那些构成营业财产的事实关系如商业信誉、顾客关系、地理位置、销售渠道等内化于企业又无法用货币直接估量的财产因为和营业财产是一个整体也应当是转让的标的.作为具有人身属性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来说是不能单独转让的，但是其可以通过公司、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转让而一并转让。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和其他构成营业财产的要素结合在一体，作为一个整体转让，这也体现了营业财产转让的特殊性。

从性质上讲营业财产转让属于买卖行为，但不同于单个财产的转让。营业财产转让的客体则是一个由多方主体按照一定的资源配置组成的正在运行的整体，他的转让涉及到公司、企业的方方面面，与单个财产转让不同的是营业财产转让受让公司、企业后即可以直接营业。

五、我国营业财产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法律制度论文篇（9）

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公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条例》颁布后的二三十年里，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户籍管理的政策规定不断有更详细的内容补充，最终形成了城乡差别，附加各种不平等的福利待遇的严重畸形的户籍制度。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91．7％的人认为户籍改革“太有必要了”，户口的最大作用是“方便孩子上学”（57.5％）和“能提供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切实保障”（35.9％）。附加在户籍上的社会保障、就业、医疗、教育以及行政管理中名目繁多的对农民工和其他非当地户籍公民的不平等待遇，使得户籍改革的呼声日涨。

一、官方改革思路

“公安部的有关人士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其中：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在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保持人口的适度机械增长，对其周边地区和卫星城镇，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措施，以吸纳城区人口和本市农村人口为重点，促进其人口规模的形成和逐渐扩展。”(廖卫华著：《公安部等14个部委正协商户籍改革》,成都商报，2008年3月4日)

上述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二、地方改革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省2001年10月出台政策，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但不到半年即宣布暂缓执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关内容。继上海市开始研究居住证与户口对接问题之后，从7月8日开始，湖北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始全面尊重与承认外来人口权利的户籍改革之旅，符合准入条件者已正式开始准入登记。“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无论是湖北还是上海，都是逐步减少限制，逐步给予外来务工人员平等的权利。

三、本文的改革探索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改革都不是系统推进，注定不可能取得有效进展。笔者期待民主，坚决拥护宪法。提出修改宪法，是为了尊重原则，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本文以宪法的修改，带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进而推进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

（一）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

我国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但是由于没有专门机关进行违宪审查，使得许多法律虽然违反宪法，但是有效实施。1958年的《条例》规定了严格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宪法的规定。但是由于没有机关受理违宪审查，《条例》直到现在仍然有效实施。

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对法规和规章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制度，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国家政策“同宪法相抵触”了，怎么办？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为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不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提起违宪诉讼。使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成为纸上的权利。所以，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第一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成员由全国人民在各省级行政区按选民比例，直接选举产生，宪法委员会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只对宪法和全国人民负责。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成立，将有力维护原则，保护全民的民主、平等、自由。

第二是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这一规定与中国国情不符!以致选举法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严重不公。如果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宪法》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是在保证宪法贯彻实施的前提下，规定“公民有迁徙自由”。有违宪审查机关这样的救济渠道，“迁徙自由”才不会成为纸上的权利，对于任何违反宪法“迁徙自由”的规定或行为，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或诉讼。

(二)系统修改城乡差别的不公正的法律

《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规定过窄。在海南有大量的橡胶园，香蕉园等农业雇工，其他农村的西瓜地、菜地等，也有农业雇工，这样农业雇工是否是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如果不属于，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劳动法》颁布后，当时的劳动部曾规定，农业雇工、家庭保姆不属于《劳动法》的适用范围，那么，现在他们是否属于《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将他们纳入适用范围，平等保护全体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这一规定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所谓种族歧视非常罕见，几乎没有。但是城乡歧视，地域歧视很常见。建议修改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城乡、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受歧视”。该条第一款“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该法第四十三条是关于劳动力调查统计制度和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制度。表面看本条规定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们看到统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每年每月公布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口多数的人农村人呢？“农村登记失业率”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情况在哪登记，户籍地还是就业地？谁来保障他们重新就业？从平等就业来看，笔者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重新就业应当由就业地的劳动行政部门保障。登记失业率和居民收入的统计基数应当是在就业当地的所有就业人员，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也包括农民。

从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出发，制定《全民社会保险法》和《全民医疗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全体公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险法》现在的立法思路很好，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社会保险号，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险转续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城市政府及其各种违法的规章政策，是导致户籍制度的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保险法》应当规定严格法律责任，尤其是对政府，用人单位等强势群体的法律责任。这个《社会保险法》应当是“全民”的《社会保险法》，“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要赋予全民，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限制公民平等社会保障权利的行为，该法改为《全民社会保险法》。

现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医保”）和所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城乡有别，缴费不同，待遇也不公。福建厦门的城乡两个医疗保险成功合二为一，成为全民医疗保险，城乡享受平等待遇。农民长年在外务工，既享受不了“新农合”，因为远在外地，不可能回到家乡去就医；也享受不了“城镇医保”因为是外来务工人员。现在的“医改”，改了十年，农民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医疗保障权。“医改”方案都提到了全国人大，为何不制定一部《全民医疗保障法》？建议将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整合。制定《全民医疗保险法》或者称为《全民健康保险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

《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违反这一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起不到“违法必究”作用。后一句“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使得这条规定大打折扣。外来务工人员期待的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将因各地“具体办法”不同而不平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考虑到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像北京、上海、广东等外来务工人员的输入地的“具体办法”会规定大量的限制措施来限制“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不多规定一些有操作性的规定呢？

高等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公，主要体现在高考和高校的分布上。高校招生应当适用地域平等原则。高校的分布应当是各个地区均衡发展，建议将北京、上海等的集中的高校均衡到中西部。《高等教育法》在高校招生上，应当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并作出可操作的规定。比如在全国招生应当有一统一的招生比例，除优先招收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全国一致。比如某校在江苏的招生比例是考生（是考生，而不是户籍学生）的1%，那么在甘肃的招生比例也是1%。或者某校根据全国考生成绩，确定一个“全国统一”（而不是全省统一或全市统一）的分数线（或能力、素质等）标准，所有达到标准的考生都可以平等地报考，第一志愿没录取只能再次报未招到学生的学校。这样的招生制度让所有报考同一学校的考生在同一标准下平等竞争。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条显然和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以及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相抵触。“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理应交回其承包地，或者由发包方收回其承包地。

修改《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法》，就像2005年完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企业产权制度那样，建议系统地修改这三部法律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像《城乡规划法》一样，制定《城乡住宅法》，废止《城市房地产法》，将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制度纳入该法，平等保护城乡居民“居者有其屋”。在严格保护耕地草原林地等农用地的基础上，允许除农用地外的农村土地开发建设住宅。允许农村住宅和城市住宅一样，可以自由交易。实现城乡平等的财产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规定违反《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该违宪规定应予废止。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平等。形式要平等，实体也要平等！但为什么只选民只能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建议全面修改《选举法》，规定选民直接选举省市县乡长，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国家主席。

（三）全面修改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制定户籍法

《居民身份证法》和《护照法》属于广义上的户籍法。在《居民身份证法》方面，建议参照台湾地区户籍法，规定“公民申请居民身份证，应捺指纹并录存。”从粘贴相片到捺印指纹，形成了科学、严密的身份证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建议规定“建立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专门管理个人身份信息。身份证管理系统内信息按机密等级分层级、分类别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参考胡星斗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把现行的个人居民身份证信息、档案信息、信用纪录、犯罪纪录、就业失业情况、收入情况、纳税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以及做义工、慈善等方面的纪录纳入身份证管理系统。身份证电子化，在各个城市乡村的机场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安装类似银行取款机的身份证识别系统，公民每到一个地方，在身份证识别系统一刷，公安部门就知道你到哪里了，所以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其它的对他人有影响的个人信息也可纳入其中。《护照法》方面，现在由于反恐的需要，各国入境管理处相继要求入境者采取指纹。建议在《护照法》上也规定“公民申请护照，应捺指纹并录存。”各国入境管理处在入境时可以直接提取护照的指纹，公安等侦查机关在公民涉嫌犯罪时也可以直接提取该指纹比对。

1．户籍法的体系结构。

日本的户籍法，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户籍簿，第三章户籍记载，第四章的申报分十六节，包括通则；出生；认领；收养；收养终止；结婚；离婚；亲权及监护；死亡及失踪；生存配偶恢复姓氏及姻亲关系终止；推定继承人的废除；入籍；分籍；国籍的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转籍及就籍。第五章户籍订正，第五章之二关于采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处理户籍户籍事务的特例，第六章杂则，附则。中国台湾地区户籍法的体系分为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登记之类别，第三章登记之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四章登记之申请，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罚则，第七章附则。

结合日本户籍法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户籍法，我国的户籍法应当整合收养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继承法、国籍法和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登记事项，统一由户籍法规定。我国的户籍法体系结构可以这样安排：第一章总则，规定户籍登记原则和户籍户籍管理的机构等总则性事项；第二章户籍簿，规定户籍薄的编制、样式、记载事项、顺序、程序；第三章户籍记载，规定户籍记载事项、顺序、程序及各种情形的户籍记载和编制。第四章申报，参照上述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五种申报事项，规定户籍申请的类别、原则及各种申请的详细规定，形成严密完整的申报登记制度。第五章户籍订正，规定登记的变更、更正、撤销及注销；第五章户口调查及统计，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共七章。

2．户籍登记的原则

（1）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2页)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任何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非因前款规定不得限制公民自由迁徙权利。

(2)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3)一人一籍原则

如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第五条和第六条融合。台湾地区的户籍法的第三条

可规定为“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4)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申报户籍登记

(5)明确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在市镇村的区域内确定或者变更住所的，则应当申报迁入、迁出或者迁居，以确认和证明居民的居住关系，以及作为居民地位的变更，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的行使，国民健康保险、退休金及儿童津贴的给付等。”(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前言)

3．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修改居民身份证法、护照法、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收养法、继承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规定户籍负责人的亲属回避制度。

4．“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户籍登记的内容主要反映当事人个人信息，如出生地、迁徙、婚姻、监护、死亡等基本状况，不记载有反映社会角色、可作社会评判的信息，如职业、教育程度等，体现比较纯粹的人本精神。”(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0页)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迁出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登记。但是因服兵役、国内上学、监所收容及随本国籍远洋渔船出海作业，不办理迁出登记。”

5．“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3页)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6．“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16页)

7．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对申报义务人、不实申报者，拒绝接受调查者，国家机关及其他违反本法者严厉惩罚。并规定相应的救济途径。

附则

为了保障公民迁徙自由，兼顾社会现实。在附则中规定:

（一）本法颁布后施行前，户籍资料从公安部门转移到民政部门。

（二）本法颁布后施行前，废止或修改与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政策措施。

参考书目

[1]童大焕著：《期待湖北户籍改革的“破冰效应”》，新京报，2008年7月12日；

[2]宋雪莲著：《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难以为继大城市纷纷叫停》，《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2期；

[3]台湾地区法源法律网修正「户籍法；

[4]胡星斗著：《废除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管理系统的呼吁书》

[5]王新华译：《日本户籍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6]杨云善、时明德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6]姚秀兰著：《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

试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答辩提纲

关键词：户籍改革迁徙自由宪法司法化平等

户籍：

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不得附载其他行政管理和社会功能。“户籍登记事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父母姓名、与父母关系、本籍、住所等。发生出生、认领、收养、婚姻、亲权、监护、国籍取得与丧失、姓名变更等户籍事件，应当依照规定申报和登记，以确认和证明个人身份、亲属关系及其变动状况。

改革：

公安部方面认为，全面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要着力从4个方面着手：要严密户口登记，强化户籍管理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其改革，一是有落户条件，二是地域有别，根本上还是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地方改革：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因为相关配套没有跟上，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而紧急叫停。广东、郑州等地即是如此。上海、湖北的改革是一步一个脚印。但是，“除武汉中心城区外”和“暂不涉及外省在湖北务工的农民”明显的地域差别。“符合准入条件者”,还是有条件限制。

本文提出的改革

一、原则是

(一)、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

(二)、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户籍登记机构办理户籍登记，应当遵守法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三)、一人一籍原则

“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在一家，或同一处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经营共同事业者为一户，以家长或主管人为户主。单身居住的自立一户，以本人为户主。一人同时不得有两户籍。”

(四)、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籍的原则

二、确定户籍管理的机构。

有关人口、户籍、身份等的主管部门,中央统一为民政部门,地方由各省市县长负责。户籍登记由各级民政部门办理,以乡(镇、市、区)为管辖区域。

三、户籍登记以人为本，摒弃社会因素

迁出迁入户籍管辖区域三个月以上，应当办理迁出迁入登记，不得设定迁出迁入条件。军人、武装警察等不因服兵役而迁出注销户口，取消军籍，统一为普通户籍。军人、武装警察等只作为职业存在。学生不因升学而迁出，罪犯不因监所收容而迁出注销户口。

四、完善的户籍登记及变更登记程序

参照日本户籍法第四章“申报”，申报第一节通则十五项申报分别规定、申报时间、申报书记载事项、申报地、申报义务人等及其他事项。

五、规定严密、科学的居民民身份证、户口名簿、户口调查及统计制度

法律责任

赋予公民对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权，政府限制自由迁徙权的赔偿责任。

迁徙自由：首先在宪法上恢复1954年宪法曾规定的公民的“公迁徙自由权”。

许可国民自由迁徙，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城镇，从国内到国外，国民可以双向地、自由地流动。

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非因刑事法律限制外，不受其他法律法规及各种规范性文件的限制。

宪法司法化：

英国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建议修改宪法，使宪法司法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成为公民能真正享有的权利。使公民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依据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通过的和已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依据宪法，专门受理国家机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违宪审查和违宪诉讼，追究违宪者的违宪责任。

平等：

在户籍以外，修改宪法、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居住、财产权以及民主选举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实现“全民平等”为改革的原则。

建议在《宪法》第三十四条加上“不分城乡、地域……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赋予公民平等的选举权。该条建议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城乡、地域、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法律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 概念 构成要件 分类 特征 效力 确定原则 关系 问题 建议

一、引言

连带责任是中国民事立法中的一项重要民事责任制度，其目的在于补偿救济，加重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有效地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连带责任主要是基于合伙、担保、联营、承包等合同关系或行为、侵权行为、上下级间的关系等诸多原因而产生，因而被零星分散规定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深入、系统研究连带责任问题对于正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连带责任类型及份额，对于了却当事人之间责任法律关系，维护社会主义秩序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法学界还较少有人系统探讨，笔者试作论述，期作美芹之献。

二 连带责任的概念

所谓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连带责任的概念最初产生于古罗马时代， 之后演化于普通法和大陆法中。我国民法并未直接规定什么是连带责任，只是对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作出了若干规定。

三 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连带责任本质上是一种民商事责任，关涉当事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所以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明示约定方可认定连带责任的成立。具体而言，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下列两个方面的因素：行为人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当事人之间存在连带关系。

（一）行为人造成了他人的损害。这是连带责任的客观构成要件。按照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一般民事责任的成立应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行为的违法性、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过错。前三个条件是客观要件，后 一个条件是主观要件。在民事行为中，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 造成他人的损害，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其客观性具有特别的纯粹性，几乎不介入任何人为的意志。它与一般民事责任的 客观要件的区别在于：1、没有考虑行为的违法性;2、必须 存在数个行为人的行为，尽管数个行为人不一定有共同的作 为或不作为。另外，在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中，还要注意区分行为人和当事人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直接实施了造成他人损害的人，后者则是指由于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而应承担连带责 任的人，二者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往往后者的范畴大于前者。

（二）当事人之间存在连带关系。何为连带关系?法国人杜尔克姆认为"人们之间存在着两种连带关系，一种是机械的连带关系，就象分子构成结晶体一样，个人被并入一个 大的单位;另一种是有机的连带关系，即作为社会有机体组成部分，都应对有机体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两种连带关系代 表所有社会成员的统一的、和谐的动机，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 作为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法国法学家狄骥对连带关系的划分基本和杜克尔姆一致， 并认为"连带关系并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 杜尔克姆和狄骥的这种对连带关系的界定，"已远离 了法律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他的理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 的，而且从社会化的形式看，应当被划为自然法理论中的一 种特殊观点。" 狄骥的连带主义观点虽然表明了社会的基本事实状态，毕竟人本身是社会中的人，不能脱离社会中的其 他人而存在，社会中的各个人或远或近地被联系起来，这确 实是一种事实，但本身并没有反映什么现实问题，特别是在 法学上，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探讨价值。在民商法律上，，连带关系不同于狄骥等所谓的"社会连 带关系"，在抛弃狄骥等社会连带主义的观点后，应如何界定 其概念，有学者认为，"所谓连带关系是指各个责任人对外都 不分份额，不分先后次序地根据权利人的请求承担责任(当 然，在共同责任人内部，仍然存在着责任份额的划分)" ，殊值可取。但是还是没有挖掘连带关系的具体内涵，即连带关 系的载体如何确定没有进一步明确。从目前的各种连带责任 的产生原因来看，它们连带关系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当事人之间的连带身分。即将在当事人之间产 生连带责任的当事人所特有的身分。第二，当事人之间的 连带意思，即在法律行为中，只要数个当事人之间事先具 备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就说明他们之间存在连带关 系，那么，在事后责任分担时，该数个当事人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第三，当事人之间的连带利益结合法律的明文规定， 即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连带意思的前提，但是他们之间有 关联利益，并且国家法律法规已经事先强制性地明文规定 他们在从事某些行为中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数个当 事人一旦介入该行为，法律就确定他们之间连带关系的存 在。

四 连带责任的分类

连带责任可作如下分类：

（一）连带意思下的连带责任。它是基于当事人的连带意思而产生。主要反映在连带合同和共同侵权行为中。

1 连带合同的连带责任。连带合同，包括连带保证合同。连带合同的概念可以作这样一个界定：在当事人之间交 易中，一方为两人以上并存在连带债权或债务关系，而协商 成立的合同。连带合同主要是英美法上的概念，美国法学家 a·l·科宾在《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中分专章 论述了连带合同的相关问题。在大陆法系，《法国民法典》第 1197 条至第1216 条，《日本民法典》第434 条至440 条以及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87 条等对连带之债进行了阐述。关于连带保证，应属于连带合同的范畴，为体现意思自治，而受 当事人自己的连带保证意思承诺所拘束。我国《担保法》却 将连带保证视为通常的保证方式，而将一般保证视为例外。根据《担保法》第17条、19条的规定，一般保证只有明 确约定才可成立，否则在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或约定不明确 时，一律视为连带责任保证。这正好与《规定》相反，也与 大陆法系各国的规定相反，因而使一般保证不"一般"了。关 于一般保证的设立，现代大陆法系各国均采用当然设立的方 式，即除非当事人约定排除(即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 保证人抛弃顺序利益，通常均视为一般保证。如《法国民法 典》第2021条规定："保证人仅在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 时，始对于债权人负履行债务的责任，债权

人应先就债务人 的财产进行追索，但保证人抛弃此种抗辩的利益，或保证人 与主债务人负担连带债务时，不在此限。"我国《担保法》的 这一立法例，无疑是有利于债权人的，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 不仅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不符合公平正义之理念，而且挫 伤了保证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积极性，不利于资金融通。 由于保证人在通常情形下均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不享有顺序 利益和先诉抗辩权，即使在主债务人有能力履行债务时，债 权人也可直接请求最有资力的保证人履行，而主债务人却可逃之夭夭，而且不符合保证债务的补充性原理。保证设立后， 保证人的义务是督促和监督主债务人履行债务，如果主债务 人未能履行债务，即是保证人违反了自己的保证义务，在这 种情形下才可由保证人承担违反保证义务的责任即代为履 行，这才是设立保证的宗旨。由此也就决定了主债务人对债 权人来讲，是第一顺序的，保证人则是第二顺序的。如果保 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了连带责任保证，则可视为保证人提前违反保证义务而自愿承担与主债务人同样的责任，这是保证的 例外情形。可见，我国《担保法》的规定与保证债务的补充 性是相违背的。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该规定了当事人的主 观意愿，违反了保证中的连带责任的调整标准。连带保证是 基于合同而成立，属于连带意思的调整范畴，必须充分维护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任何法律法规不能违背这一标准。所以，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建议在今后修改《担保法》或制定民法 典时应采用国外通行的作法，即将一般保证作为通常的担保 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则作为例外。

2 共同侵权中的连带责任。这里所谓共同侵权，是指 狭义的共同侵权，即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 过失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从而造成损害的行为。 《法国民法 典》第1384 条规定了侵权行为中的连带责任，我国《民法通 则》第130 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责任的成立须各当事人具备共 同过错的意思，该意思可进一步解释为一种连带意思，因为 他们利益、风险与共。在这种连带责任中，一个侵权行为人 必须对某个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承担责任;尽管其他侵 权行为人也可能参与造成了这个"损失"。如果这种损害是可 分的，那么，每个侵权行为人就可以承担自己的那一份额; 但是，当这种损害是不可分的时候，那么，赔偿全额损失的 责任就要由一个人来承担了。如果某一个侵权行为人在这种 情况下代替其他侵权行为人承担了赔偿责任，问题就会在最 小的范围内解决。在1978年审理美国摩托车协会洛杉机 市法院一案中，加里福尼亚高等法院推断道，原告自己的过 错并不具有侵权性质。随后，加里福尼亚州通过法律废除了 非经济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如痛苦及精神折磨等)。甚至在 原告和被告之间按各自过错的比例来划分，而不是全都由一 人承担。另外，在某些情况下保留被告的连带责任可能是适 当的。例如，如果被告存心出错，或者从事共谋和协调一致 的集体行为，就应承担替代责任。在这些情况下，基于更大 的公共利益的考虑和赔偿请求的不可分性，被告就应当承担 连带责任。

（二）连带身份下的连带责任

1 家庭关系中的连带责任

（1）夫妻关系中的连带责任。主要体现在夫妻共同共有财 产下的连带责任的承担上。正是基于夫妻的特殊关系，形成 了相互之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连带身分，进而导致夫妻 二人在家庭财产上对外承担的连带责任。《法国民法典》第 2066 条、《德国民法典》第1380 条、《日本民法典》第761 条 规定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下的连带责任;。刚修改的我国《婚 姻法》区分夫妻关系中财产的共同共有和各自所有，并只规 定了共同共有财产下的连带责任。该法第19 条规定："夫妻 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 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 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 所有的财产清偿。"第41 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 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 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院判决。"

（2）监护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22 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 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 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 带责任。"

2 经济组织关系下的连带责任

（1） 经济组织内各成员之间的连带责任。合伙中各合伙人 的连带责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合伙是一种古老的经济组 织。在中国古代民法上，关于合伙，《周礼·秋官·朝士》： "凡民同货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郑农注： "同货财者，谓合钱共贾者页。以国法行之，司市为节，以遣 之。"据此，当为有关合伙的规定。 在古代印度，《摩奴法 典》规定了合伙的基本构成要件"多数人(协议);各以自己 劳动;经营同一企业;收益按其劳动所占分额比例分配。" 查士丁尼著的《法学总论》则专篇对合伙的概念、损益分配、 经营管理、解散和责任承担等作了具体规定。

"现代合伙已不仅仅是一种合同关系，它具有双重属 性。??合伙一经成立，就具有团体属性，就能够以统一的 身分对外进行民事活动。" 合伙在现代社会已被公认为一种 经济组织，被强化其民商事主体的地位。在合伙里，合伙的 债权人，对于合伙债务，可以对合伙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或其 全体成员，同时或先后请求清偿全部或一部，合伙人中的一 人如果被请求清偿全部合伙债务时，即应清偿全部债务，不 得以有其他合伙人为由主张按其各自分担部分清偿。规定这 种连带主义的国家主要是法国、德国、瑞士、美国及我国台 湾地区，《法国民法典》第1862条规定了合伙的连带责任，德 国民法典第427条规定："数人因契约对同一可分的给付 负有共同责任者，在发生疑问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其责 任。"我国《民法通则》第35 条第2 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第2 条也规定： "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连带主义更符合合伙的法律性质，合 伙是基于人合因素而形成的人和财产的集合，作为经济组 织，合伙本身不能从事民事活动，只能由合伙人对合伙事业 共同经营、共享利益，每个合伙人以合伙名义从事的行为，都 是全体合伙人的行为，其以合伙名义与债权人在经济交往中 所产生的一切债务，自然应是合伙债务，每一个合伙人为合 伙取得的利益，是全体合伙人的利益，由合伙人共享，同样， 每一个合伙人因经营不善而为合伙招至的损失，应由全体合 伙人共担，基于合伙行为的共同性和经济上的牵连，只有规 定合伙人对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才能加强合伙人的责任 心，防止其相互推诿责任，以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切 实公平地维护合伙债权人的利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此外，这类连带责任还有：《招标投标法》第31条规定： "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 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 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 任。"《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期财政 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的通 知》第6 条规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应以本企业所有的财产对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不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投资各方对企业债务 应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和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对进料加工保税集团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牵头企业代 表保税集团向海关负责，其应具备向海关缴纳税费的能力， 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集团内各生产成员企业应承担有关连 带责任"等等。

（2）经济组织和其成员承担的连带责任。严格意义上讲， 这种责任应属于补充责任的范畴，因为经济组织和其成员不 是同一位阶上的民商事主体。往往是成员首先承担责任，不 足部分再由经济组织来承担。基于我国的立法规定，本文还 是作为连带责任来分析，但希望立法者在今后的立法中考虑 并纠正这个问题。这类责任诸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 印发〈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的通知》第3 条第4 款规 定："汽油、柴油销售由两个集团公司统一组织配送到基层零 售单位，实行城乡统一价格(包括对用户的批发价格)。原则 上实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价。在同一销售区域内，两 个集团公司可以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实行不同的价格;同一 集团公司在一个销售区域内必须实行统一价格。两个集团公 司系统外的加油站，包括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的外资零售加 油站点，要按照集团公司规定的零售价代销石油公司的成品 油。石油公司要对销售其油品的加油站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 任。"国家科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人员流动中技术秘密 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3条规定："??对列入确定为国 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计划任务书或者有关合同课题组成员 名单的科技人员，在科研任务尚未结束前要求调离、辞职，并 可能泄漏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或者科研任务所涉及的技术 秘密，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原则上不予批准。擅自离职， 并给国家或者原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或泄漏有关技术秘密的， 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经济责任;用人单位有 过错的，也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实物国债集中托 管业务(暂行)规则》第60 条规定："在中央结算公司直接 开设的国债托管帐户，其真实性和安全性由中央结算公司负 责。因中央结算公司集中托管系统各职能部门原因造成 国债损失的，中央结算公司负连带责任。"

(3)单位关系下的连带责任。这类连带责任主要有：《民政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劳 动部、物资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39条规定： "管理集体社会福利企业的民政主管部门，其行政经费未纳 入预算的，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辖区内的集体社会福利企 业按销售收入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管理费。??凡提取管理费 的， 应对辖区内的集体社会福利企业承担经济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修正)》规定"第57 条，产品 质量认证机构违反本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对不符合认证 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 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 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 重的，撤销其认证资格。??第58 条，社会团体、社会中介 机构对产品质量作出承诺、保证，而该产品又不符合其承诺、 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产品的生产者、销 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建筑法》第35 条第2 款规定："工程 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给建 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动法》第9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公证处、会计人员、资产评估机 构、注册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在其执行相关专业 职能时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三）连带利益下的连带责任

这主要反映在现代社会商法领域里，基于当事人的连带利益，并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而产生。主要包括：

(1)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第一，"委托授权不明的，被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人负连带责任";第二，"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人的利益的，由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已终止还 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 为人负连带责任";第四，"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 法仍然进行活动的，或者被人知 道人的行 为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人和人负连带责任"。

这种连带责任类型规定原因在于：第一，连带利益的存 在。人和本人之间发生了直接法律关系：关系。二 者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关联：人的行为将直接给本人 带来物质或精神利益;而且该行为完成与否将影响其自身的 报酬或信用。第二，法律的明文规定，包括《民法通则》第 65、66、67 条和《合同法》第409 条的规定。

在关系中适用连带责任，加重了关系当事人的 责任负担。同传统的制度相比，在关系中适用连带 责任加重了当事人的义务，因而相应地加重了当事人的责 任。如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连带责任和利用了关系进行违 法活动的连带责任，都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还要注意区分中的连带责任和 企业业务人员的职务责任，即企业业务人员是否应承担连带 责任的问题。企业业务人员的关系，已被理论界所认可， 实务界也没有太大异议。从当前市场经济活动来看，业务人 员企业法人签订经济合同，其标的额少则几万元，多则 上亿元，如因授权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业务人员不应承 担连带责任，最多只是企业内部的追偿责任。理由是企业的 业务人员有职务上的要求，属于职务责任;授权不明是企业法人机关的责任，与业务人员无关。这种与企业以外的和商事有着明显的差异。

(2)公司法中的连带责任。现行《公司法》的规定，连带责任在以下方面得到体现： 第一、股东的差额填补责任。第28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 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 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发起人的责任。第97 条规定，股份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公司不能成立时，对 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公司不能成立 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 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公司发起人之间具有连带利益，法律规定他们的 连带责任。公司健全人格主要取决和依赖于发起人的创设 活动与股东的公司行为，他们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 不仅发起人要对自己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出资违约责任)，还要对公司资本的充实承担担保责任，即 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和可靠，这是保证公司人格健全的第 一需要。所谓资本充实责任就是指为贯彻资本充实原则，由 公司发起人共同承担的相互担保出资义务履行、确保公司 实收资本与章程所定资本相一致的民事责任。资本充实责 任是连带责任，全体公司发起人中的任何一人对资本不足 的事实均负全部充实责任，先行承担资本充实责任的公司 发起人，可向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求偿，也可要求其他公 司发起人分担。靠公司实为自然人、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 织;他们通过被挂靠公司获得了公司登记，以被挂靠公司 的分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但实际上与被挂靠公司并 无资金投入关系和经营指导关系，仍然不满足法人的实质 条件。对该公司认定无效后还应让被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按照《公司法》第97 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应承担的责任有：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 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 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阶段，没有股东存在，而只有发起人，且发起人有着特别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公司股东，尤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相互利益密 切关联，连带利益昭然若揭，法律应规定他们之间连带责任 的承担以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维护市场安全和秩序，保护 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但是在对有限公司的规定中，即 在有限公司设立和组织机构一章中(第28条)的规定存在不 足，该条规定：在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等的实 际价额显然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由交付该出资的股 东(应为发起人)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同样应为发起人)对其承担连带责任。但在第25 条规定：股东 应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的出资。未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已足额 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但仅有违约责任的规定是 不够的，因为它并不能保证公司财产的充实，因为有可能违 约股东已去向不明或客观上已无力承担连带责任，此时公司 资本的不足部分就必须由全体发起人承担连带出资责任，即 资本充实责任。加强企业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有 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安全和信用，有利于维护登记制度的严肃性。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就是规定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的 真实性应进行实质性核查，对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公司， 一律不予登记为企业法人;如果企业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把关不严或徇私枉法，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颁发、年检 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以至适用 国家赔偿法来追究登记机关因违法失职行为给经济活动当事 人造成的损失。加强金融机关及其他验资机构、评估机构的 法律责任，在注册资金虚假的情况下，上述部门对此作了负 有过错的证明和担保，应与公司负有责任的投资者或股东承 担连带责任。而且，股东应当承担资本填补的连带责任。

再次，董事之间，董事与发起人、公司经理、监事等承 担的连带责任。董事作为公司的管理机关，应积极地参与公 司事务的管理，对公司事务尽应有的注意，克尽职守，如果 董事们没有认真的履行职责，那么参与公司决策的董事应对 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8 条详 细规定了董事在这类情况下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我国《公 司法》对此没有作规定，但在《证券法》第42 条、62 条等 补充规定董事的这种连带责任，并进一步要求董事与发起 人、公司经理、监事等一起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董事的职 位并不是一种象征，也不是一种荣誉，而是对公司事业发展 有重大影响的公司的管理机关。因此，缺席董事应对其他董 事的过失行为承担或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对于董事 实施的同一侵权行为，公司因为机关理论而要对侵权行为的 受害人负责，董事则因为违反了一般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 要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负责。公司和董事是此种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人，故必须共同地和连带地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现代各国民商法对此都作了规定。"法律规定这些连带责任，不仅考虑到他们之间的连带利益的存在，还在于现代公司法在董事会中心主义下对董事责任的加重，以平衡其权 力的扩张，防止其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票据法中的连带责任。《票据法》规定：第一、第50 条，被保证的汇票，保证 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汇票到期后得不 到付款的，持票人有权向保证人请求付款，保证人应当足额 付款。第二、第51 条，保证人为二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 担连带责任。第三、第68 条，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 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 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 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 索权。持票人对汇票债务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已经进行追索 的，对其他汇票债务人仍可以行使追索权。被追索人清偿债 务后，与持票人享有同一权利。

法律规定让票据当事人承担加重的连带责任，是因为： 首先，数个票据当事人都是通过同一张票据发生了直接或间 接的法律关系，各自利益都是通过这张票据来产生、转移、或 消灭。正是这张票据将一切本来看似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 经济利益有机串联在一起，并密切相互影响着，而成为一种 连带利益;其次，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具有汇兑、信用、 支付、结算、融资等重要功能，密切关系经济生活的正常运 营，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因此，需要通过国家立法的 干预，来规定票据当事人的一系列连带责任，以保障票据的 正常流通。

(4)产品质量法中的连带责任。法律规定：第一、《产品质量法》第57 条第3 款，产品 质量认证机构违反本法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对不符合认证 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的产品，未依法要求其改正或者取消其 使用认证标志资格的，对因产品不符合认证标准给消费者造 成的损失，与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情节严 重的，撤销其认证资格。第二、第58 条，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做出承诺、保证，而该产品又不符合其承 诺、保证的质量要求，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与产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在这种连带责任中，产品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可能有直接 的买卖等法律关系存在，也可能中间还历经多个中间商和零 件制造者，存在多重转折关系，但都不影响二者之间连带利 益的界定，从而确定他们连带责任的承担，这在世界上都是 惯例。对于中间商和零件制造者该如何处理，他们同样有连 带利益的存在，但为什么法律没有强加给他们同样的连带责 任?因为：缺陷产品如由总装人造成，则由总装人承担产品 责任，如属零部件缺陷，受害者可直接要求零部件制造者赔 偿损失。但因零件组装在成品上，所以总装制作者和零部件 制造者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有关损失 由谁承担。根据美国产品责任法，凡因产品瑕疵而使产品的 消费者或使用者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受害人可以向产 品的制造商和中间商(批发零售商)等所有潜在的责任方进 行连带诉讼，追偿损失;但欧洲各国把中间商排除在责任范围之外，主要理由是中间商难以对产品进行检查以发现瑕疵，且财力较弱不具有承担损失赔偿、分散危险的能力。因 产品缺陷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是生产者 和销售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强加给用户和消费者的额外 费用，即外部不经济，经济上称之为外部成本。这种外部成 本的存在与增加，与用户和消费者对产品的效用期望和安全 期望相违背，而生产者和销售者却未将其考虑进生产经营成 本之中，因而几乎不进行自我约束地"生产太多的产出和连 带的危害"、引起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致使用户和消费者由 于前述原因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防范、分担和补偿。因此 产品责任立法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就是设计有效的原则和办 法，使外部成本的制造者--生产者或销售者--把其强加 于用户和消费者的外部成本摊入其产品生产经营成本即内在 化，并把它们考虑进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计算之中，从而越 来越有利于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

(5)其它法律中的连带责任。诸如《招标投标法》第48 条 规定："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 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在证券法、拍卖法、海商法、广 告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民用航空法等以及一系列部门 规章、地方法规中，也都规定了这类连带责任的内容。但无 论如何，这些连带责任围绕市场经济领域，均考虑到责任人 之间的连带利益问题，并结合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确定他 们的连带责任的承担。至于具体责任的内容基本是根据民法 通则的第87条的规定，通过确定不同的连带责任主体而演化 出不同的连带责任的类型。其具体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效力 是一致的。这里不一一赘述。

（四）连带事实下的连带责任

所谓连带事实，是指当事人之间共同参与的不存在连带 意思但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行为或事件。在前三类连带责任 类型外，还存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连带责任，它们不适用于上 述调整标准，当事人之间不具有任何的连带身分、连带意思 或连带利益，但是他们的行为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下，难以 明确他们的单独责任，而且其中又存在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 考量，从而形成了一种连带事实，因此国家法律通过法律的 强制性规范，规定了这些特殊事实下的连带责任问题，具体 分述如下：

1 共同危险行为下的连带责任。它是基于特定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通过国家的立法强 制干预，规定了既无连带意思又无连带利益的当事人之间的 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实施了有侵害他人权利危险的行为，并 造成实际损害，但不能判明损害是由何人造成的侵权行为。 它与共同侵权行为区别在于其加害人不易确定，数个人实施 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而关键的不同恰 在于行为人之间缺乏意思联络，即没有连带意思。因此其责 任不能归类于连带意思下的连带责任。但与共同侵权行为一 样，共同危险行为的损害结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共同危 险行为作为整体产生的结果，立法正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 考量，而要求共同危险人对其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 其他连带事实下的连带责任。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 主要有：《建筑法》第27 条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 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 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合同法》 第267 条规定"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商品展销会管理办法(修正)》第15 条第2 款规定"举办单位为两个以上的，消费者可以向具体 承担商品展销会组织活动的举办单位要求赔偿，其他举办单 位承担连带责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9 条第2 款规 定："在不妨害国际法规则和附件三第22 条的情形下，缔约 国或国际组织应对由于其没有履行本部分规定的义务而造成 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共同进行活动的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应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诸如此类。

五 连带责任的特征

（一）连带责任的连带性

对于连带责任，我国法学界一般把它解释为"共同的、一 致的、不可分的"责任。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实质上连带责 任是数个独立责任，即任何责任人之一各就责任的全部对权 利人负担责任，彼此之间互相独立"， 这种观点混淆了连带责任与单独责任的区别，没有看到连带责任的特殊性，即连带性。

所谓单独责任是指由一个民事主体独立地承担的民事责 任。 它是一人责任，在承担责任时不发生与其他人的牵连 关系。

连带性是连带责任最本质的特征。从连带的概念分析， 连带性至少具有以下两种内涵：其一，这种责任形式的承担 者为两人以上，即连带责任人须和当然责任人比肩而存，使 责任方是两人以上，否则属于单独责任;其二，连带责任人 的责任内容具有可替代性，连带责任人不仅在自己责任范围 内承担责任，而且可以承担其他连带责任人的责任内容，代 替其他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其三，两人以上的责任承担 者之间关系密切，存在特殊的利益与共、风险并担的依赖关系。

（二）连带责任的经济性

连带责任作为民商事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似乎民事责 任的十种承担形式理所当然应该适用于连带责任，在法学界 也一直默认于此。相关表述即 反映了这点，例如有学者阐述 "连带责任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为 具体责任方式" 。但进一步分析来看，其实不然。从民事责 任的承担方式上看，应该包括(一)停止侵害;(二)排除 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失;(八)支付违约 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等十种。 但就连带责任而言，首先，前三种责任方式应由责任人一 起对受害人承担，不存在其中一个责任人全部对受害人履 行完毕，其他责任人免除责任的说法，例如，北京斯威格- 泰德电子工程公司诉北京银兰科技公司及刘永春等人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最后支持了公司的 要求上述被告停止侵害等请求，判令北京市银兰科技公司 及刘永春等人停止披露、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以及承担其 它法律责任。这里当然是要求北京市银兰科技公司及刘永 春等人都必须停止侵害行为，不可能存在对外责任承担的 替代性。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不适合于连带责 任的构成要件，连带责任不能适用这三种责任方式。其次，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十)赔礼道歉这两种责任 方式，反映了受害人或权利人对精神损害的要求，它们不 仅具有责任内容的特殊性，即精神追求;而且具有责任承 担人的人身性，即要求特定的侵害人满足其精神损害的补 偿，这里责任人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例如李某、王某共同公 开辱骂了赵某，按照法理李某、王某应当对赵某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李某、王某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能相互代替或请别人替代履行。因此连带责任亦不能采 取这两种承担方式。 再次，对于(四)返还财产;(五)恢 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这三种责任方式，它们相对 其它责任方式有如下特点：第一，采取这几种责任方式，是 建立在原物仍然存在或基本存在的前提下，没有原物，就无 所谓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也谈不上进行修理、重作、更换。 第二，这三种责任承担的责任人，或为标的物的所有人，或 为标的物的占有人，这些责任承担人具有特定性，他人无法 替代其地位;第三，这三种责任形式的目的在于财产状态的 保持与维护，没有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冲突，并不发生经济利 益的移转。因此，连带责任也很难使用这些责任方式。最后， (七)赔偿损失和(八)支付违约金两种责任方式，属于经济 责任的范畴，其金钱给付的性质决定了连带责任的实用性。 从目前国内外法律法规、国际条约惯例和判例的具体规定 看，无一例外地体现为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经济责任，尤 其是赔偿损失。连带责任具有财产性质，是一种应为给付的 义务，具有极强的经济价值性。

（三）连带责任的民商法特有性

如果说在古代，连带责任由于诸法合体、刑民不分，还 带有一定的刑法或公法色彩，那么，到了现代社会，连带责 任已经演绎为民商法所特有的制度，而纯粹为私法色彩。虽 然连带责任是传统法律责任的一个方面，虽然目前连带责任 的规定不仅仅局限于民商法领域，还在行政法等领域广有涉 猎，但这些规定均不属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范畴，而无一例外的属于民事或商事上的经济赔偿责任。其民商法特有性属性明显无疑。

六 连带责任的效力

（一）从连带责任的对外效力看：它体现的是各个连带责任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利人对数个连带责任人的 请求权问题。各个连带责任人都应当向权利人履行债务，权 利人享有对各连带责任人的请求权。权利人的这种请求权有 两层含义：第一，请求权的行使对象具有连带性，权利人的 请求权可以向数个连带责任人中的一个、数个或全部提出; 各个被请求的连带责任人之间相互牵连，存在连带关系。被 请求的责任人不得以未向其他责任人请求承担责任而相互推 诿。而且，债权人可以向连带责任人进行同时或先后之请求， 后被请求的责任人不得以债权人已向其他责任人请求为理由 拒绝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若债权人先对责任人中一人 或数人时，后又追加其他责任人的，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法院已对责任人中一人或数人作出确定判决时，在债权人的 权利得以实现前债权人仍有权对其他未被的责任人另行 ;当对不同连带责任人的数个判决确定后，执行一判决 而满足权利人的权利时，其他判决因权利人的目的达到而失 去执行根据，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终止执行。第二，请 求权的内容具有选择性，权利人可自由选择向连带责任人请 求全部或部分之给付，被请求之责任人不得以超出自己应该 负担的份额为由而提出抗辩。连带责任的对外效力涉及到对 责任人中一人所发生的事项对其他责任人是否发生效力的问 题。有学者主张，"由于连带责任是连带责任人的各自独立的 责任，对于连带责任人之一所生事项以对其他责任人不发生 效力为原则，以发生效力为例外。" 在民法学说上，仅对责 任人之一发生效力而不对其他责任人发生效力的事项，称之 为相对效力事项;对责任人之一发生效力，同时效力及于其 他责任人的事项，称之为绝对效力事项。连带责任的效力事 项中存在相对效力事项与绝对效力事项之分。但本文认为， 连带责任基于其特殊的连带性质，应以发生绝对效力为原 则，辅之以发生相对效力。一般而言，下列事项连带责任对 外发生绝对效力：

(1)能够发生履行效果一起责任消灭的事项，包括清偿 债务、提存、混同、抵销等。但对于一责任人责任的免除，他 责任人债权的抵销，仅就发生效力事项的责任人应分担部 分，对他责任人发生免除其责任的效力。

(2)时效的完成。对某一责任人诉讼时效的完成，就其 应分担的部分的责任，对他责任人亦应发生免除责任的效 力。

(3)权利人受领迟延。连带责任的任何一个责任人都有 应当向权利人清偿全部债务，一责任人向权利人提出清偿， 而权利人受领迟延时，对他责任人也发生权利人受领迟延的 效力。

此外，按照实践通常做法，下列事项发生相对效力：

(1)责任人一人发生不履行债的事项。不履行债从广义 上说包括不履行、不适当履行和迟延履行。连带责任中，连 带责任人一人因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发生履行不能、不适 当履行时，与他责任人无关，应由该责任人自己承担债的不 履行的责任。

(2)责任的移转。权利人转让其权利的，应负责通知责 任人。连带责任的权利人转让全部权利，而仅通知部分责任 人的，该通知对他责任人不生效力，他责任人仍得向原权利 人履行;权利人仅得对该责任人行使权利。连带责任的一责 任人将其责任转移给第三人的，该责任转移他责任人也不生 影响。

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或延长，是发生相对效力呢?还 是发生绝对效力?在学说上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诉讼 时效的中止的法定事由有二：一是不可抗力，二是其他障碍， 比如权利人死亡，尚未确定继承人;权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又无法定人;当事人双方 有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有法定关系。诉讼时效中断的 法定事由包括：提讼、权利人一方提出请求、责任人同 意承担责任。而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以后，权利人基于某种正当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讼时，经 过人民法院调查确有正当理由而将法定时效期间予以延长。 毫无疑问，对于诉讼时效的中止，是因为权利人由于法定事 由而不能行使权利，结果使得诉讼时效对全体连带责任人发 生中止，即此时发生绝对效力。但如果是由于某一连带责任 人处于不可抗力诸如战争、灾害等，或者权利人与某一连带 责任人有婚姻关系或法定关系，致使权利人不能对其行 使权利，故为时效中止事由，但是否同时意味着权利人对其 他连带责任人也发生时效中止呢?目前法学界基本没有考虑 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发生相对效力

（二）从连带责任的对内效力看，它体现的是各个连带责任 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连带责任的对内效力主要有如 下两种内涵：第 一，对于连带责任人之一人因清偿、提存、抵 销、混同、免除以及诉讼时效完成而使责任部分或全部消灭 的，就发生终止效力的责任，对其他责任人发生免除其向权 利人承担的责任。第二，在连带责任内部，各个责任人之间 是一种按份责任。所以，连带责任人之一人因清偿或其他行 为使他责任人免除责任的，就他责任人各自应当承担的份 额，有权请求他们一一进行偿还。这种权利被称为求偿权。对 于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应该根据法律规范来确定;法律 没有规范的应依连带责任人之间的事前或事后的约定;事 前没有约定或事后又未达成协议的，则平均分摊该责任份 额。

《民法通则》第87 条规定："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 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连带责任 人的这一权利即是求偿权。责任人的求偿权须具备如下条 件，方能成立：第一，须履行了义务。这里的履行义务，不 应限于实际履行的行为，凡能因该债务人财产利益的减少而 又达到债的履行效果的行为，例如提存、抵销等，均应包括 在内;第二，须其他责任人共同被免去履行责任，即因该责 任人的履行义务，使得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全部或部分消灭; 第三，须该责任人履行的义务超过其应分担的部分。关于履 行义务超过应分担部分是否为求偿权成立的条件，因求偿权 依据的理论不同而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求偿权 的发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由于法律使得其他责任人为公平 负担。第二种观点认为，一责任人的履行致使其他责任人同 样免去责任时，一面为自己责任的履行，同时也为责任人责 任的承担，所以，对于其他责任人就其承担那部分，应有权求偿。依据这观点，不论该责任人承担责任是否超过其应承 担的部分，对于其他责任人均可以按其应承担部分的比例，行使求偿权。第三种观点认为，连带责任的各个责任人在与 权利人的关系上，虽然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但在与其 他责任人的相互关系上，仅就自己应承担的份额负有清偿责 任。因而，一责任人履行义务超过自己份额的，对于其他责 任人的关系来说，为承担他人的责任，否则，只能为清偿自 己的责任。这种观点认为 ，责任人履行责任超过自己应承 担的份额，乃是求偿权发生的条件。本文同意这种意见。某 一责任人虽然没有清偿全部责任，但其履行超过自己应承担 的份额的，也有权要求其他责任人偿付超过部分，不过其他 责任人每人应偿付的部分应按其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的比例确 定之。履行了义务的责任人对其他责任人对其他责任人的求 偿权，应分别对其他各责任人行使，此无疑问。但若其中某 一责任人没有偿还能力，如何处理呢?有的国家规定，对某 一责任人不能偿还的部分，由求偿权人和其他责任人按照各 自应承担的份额的比例分担。民法学称此为求偿权的扩张。 这种处理法，比较公平合理，值得参考。连带责任的责任人 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份额，法律由规定的，依据法律规定;法 律没有规定的，应依据当事人的约定;既无法律规定，又无 约定的应平均承担。

七 连带责任的确定原则

（一）法定原则

即根据法律的规定确定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产生的法律上的依据主要有：1、《民法通则》规定，这是连带责任产生的基本依据。主要有：第35条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52条因联营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66条、第67条中因授权不明、人与第三人串通、无权或利用关系进行违法活动而产生连带责任的承担；2、《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为《担保法》关于保证责任的祥尽规定；3、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1条、第148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3条，《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10条，《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9条等，均有连带责任承担的规定。4、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广告法实施细则》规定广告虚假而承担连带责任等。

（二）约定原则

即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约定而确定连带责任的承担。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多见于担保合同中。

（三）过错原则

即根据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过错大小来确定连带的承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本应负连带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其主观上无过错，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并非所有无过错均不承担连带责任）不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与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

八 连带责任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

（一）连带义务与连带责任的关系。这里需要从质、量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从质上而言，其实就是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关系。国内外法学界曾经在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 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法律责 任就是法律义务，一是认为法律责任应当与法律义务区分 开来。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对立 观点，是由于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存在密切的联系。事实 上，法律责任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或前因的。关于 这一点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曾作过论述，如凯尔森与 哈特都曾论述过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一个与法律义务相关连 的概念。在不同层次上法律责任的语义是不同的，因而，法 律责任的性质的理解也就出现分歧。大致上有四种，即处 罚论、后果论、责任论和义务论。它们均有合理之处，都揭 示了法律责任的某些特征，但都不够全面。除处罚论之外， 其它三种定义均可以用作法律责任的中心指称范畴。但考 察这三种定义，仍然能够发现它们的不足之处。四种理论 都没有揭示为什么产生这种"不利后果"之原因，即没有强调该后果产生或存在的前提──责任关系。本文将法律责任的定义初步归纳为：因破坏法律上的义务关系即违反法律义务而产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义务关系"表示法律 责任的第一层意义，实际上就是法律关系。"不利后果"则 是法律责任方式。第二，从量上而言，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 定的连带义务与违反连带义务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并不一 定相等。连带义务所考虑的是当事人自己事先的评价，而 且比较客观明确，具有事先性和客观实在性;而连带责任 是司法机关对违反连带义务者的裁判，法官在确定连带责任时，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的所应履行的连带义务，还应考 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根据特定的当事人、特定的条件作 出公平合理的判决。它体现着法官的综合评价和自由裁量， 具有事后性和主客观综合考量性。

（二）连带责任与连带之债的关系。二者并不是一对相对应 的概念。"所谓连带之债，即多数债权人中之各债权人，得单 独请求全部之给付，或多数债务人中之各债务人，有清偿全 部给付之义务之债之关系也。" 它包括连带债务与连带债权 两个方面。连带债务是连带责任产生的原因之一，二者才是 两个对应的概念，责任是以债务为前提的，存在着债务才有 可能发生责任问题。因此，连带责任的产生是以连带债务为 其前提而存在的。连带债务没有得到履行，便产生连带责任。 违反连带债务的后果是承担连带责任，而违反连带债权，其 后果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如果当事人一方为连带债权人，相对方为一个债务人或者数个按份债务人，则导致的是简单的 民商事责任，因为承担责任方就是这个债务人或者按份债务 人，责任划分得已经非常明确，其与一般民商事责任的承担 除了接受履行方的一点差别外，不无二致。这种情况在现实 中的产生纠纷也很少。 第二，如果当事人一方为连带债权人，相对方为连带债务人，才可能导致连带责任的承担。故 连带债权的存在与否，对连带责任的界定和承担没有影响。 真正对连带责任有作用的是连带债务的存在。一般而言，债 权人和债务人这一对概念，享有权利的是债权人，履行义务 的是债务人，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可诉请法院或仲裁 机构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连带债权与连带债务虽然处于连 带之债的屋檐下，但连带债权人与连带债务人不像债权人和 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二者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连带债务人的不履行，享有债权和诉权的不一定是连带债权人;连带债权人行使的对象也不一定是连带债务人。故连带债权与 连带债务并不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

（三）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的关系。二者均属于共同责任的 范畴，"根据各责任 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可将共同责任分为按 份责任、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 按份责任是一种单独责任， 与连带责任比较好区分，而容易混淆的是连带责任与补充责 任，例如有的学者将连带责任分为一般的连带责任和补充性 的连带责任， 有的学者将多数主体责任(即共同责任)分为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在责任人的财产不 足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时，由相关的人对其不足部分予以补 充的责任。从目前法律规范来看，补充责任主要包括四种情 况：一般保证人对主债务人的责任;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责 任;运输者、仓储者对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后 的责任;法人对相对独立的法人分支机构的责任。连带责任 和补充责任的区别在于：第一，二者的责任人地位不一样，连 带责任中各债务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同一位阶的，而补充责 任中责任人相对于主债务人来说是次要的、第二位的。第二， 二者的承担责任的时间、顺序不同，前者责任人承担责任的 时间上没有差别，没有先后顺序;后者责任人承担责任时首 先要由主债务人承担，然后才能由补充责任人承担。第三，二 者对权利人承担责任的份额不同，前者责任人一般都是全额 承担;后者责任人承担的只是主债务人履行不足部分的责 任。

（四）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关系。不真正连带债务 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产生的同一内容 的给付，各负全部履行之义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 全体债务均归消灭的债务。 违反不真正连带债务即应承担 不真正连带责任。各国立法对此虽无明文规定，但判例学说 均承认此项制度。例如保险人与侵犯被保险人权利的第三人 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连带责任都是属 于多数人责任，且都因责任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的消 灭。二者区别在于：第一，责任的基础不同，连带责任基于 单一的请求权，只是责任承担的方式具有选择性;不真正连 带责任则属于广义的请求权竞合的一种，权利人享有数项请 求权。第二，责任的产生原因不同，前者产生于当事人约定 或法律规定;后者产生于特定的情况，属于偶然巧合。第三， 责任人的内部分担关系不同，前者对外是连带承担，但之后 在各责任人内部还划分责任份额，存在内部追偿权;后者没 有内部分担关系，属于终局责任。

九、处理连带责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确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凡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在诉讼中一定是共同被告，这是由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特点所决定。对于有些判决判令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若不是诉讼主体确定有误，便是实体处理不当。

(二)处理连带责任应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判决

对于因保证而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应先查明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只能判决连带责任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对保证范围也应予以明确。对于合伙(合伙型联营)中的连带责任，由于当事人各方一般是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约定共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那么，判决中应按连带责任人的出资比例或约定明确他们各自应承担的份额，

对于因共同行为，如、共同侵权等而产生的连带责任，连带责任人各自责任的大小，应承担的份额有待确定。审理此类案件，可先要求各连带责任人就责任的承担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则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责任大小，迳行判决各连带责任人应承担的债务份额。应当指出，以上判决均应同时判令各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注意区分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

连带责任是债务人不分主次，直接对整个债务无条件承担责任，补充责任则是责任人以其他人(主要是主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为前提，在第二顺序中承担责任。如果原告两个以上连带责任人，人民法院应判令各被告共同对原告连带地承担责任，不能在判决中确定履行义务的先后。对于补充责任，则应确定为第二顺序，其履行应以前一顺序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为条件。

(四)追偿权的实现应非诉化

连带责任人中代为清偿或清偿超出其应负债务时，在其向其他未尽清偿责任的连带义务人追偿时，对方不偿还的，该责任人可依原判决，以债权人身份，以及代为清偿的有关凭证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应据此做出裁定并对其他未尽清偿责任者强制执行，以实现该责任人的追偿权。

十 我国现行民事部门法关于连带责任立法存在的问题

连带责任在现实中意义重大，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密切关涉市民社会的诸多方面。当今，其所独具魅力的维护交易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功能属性，充分活跃于社会领域各个方面，历经数千年之后，掸去历史的风尘，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连带责任制度并不十分完善，从目前我国立法规定，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我国对连带责任的规定较为零乱、分散，缺少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基础系统理论的指导。因此需要从一般理论上加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具体而言：1、连带责任概念不清晰，没有区分清楚义务和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区别和联系; 2、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够明确，人们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应该确认或不应确认连带责任缺乏明确的依据，没有统一的规则基础。3、对于连带责任的特点和效力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待于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第二，从现实生活看，目前法律法规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散布于几乎社会各个领域，但立法上对于是否应该规定连带责任制度，应该规定到何种程度，这在理论上都看起来无所适从，却又实际上信手拈来，欠缺逻辑性和统一性;在效果上也很难体现连带责任的安全和秩序的制度价值，甚至适得其反。而且连带责任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法典的债编，对各种民事主体施以抽象地统一调整，而是迎合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特殊规定的趋势，加强了对各种特殊主体的责任，规定了他们的连带责任，诸如公司发起人、股东、经营者、生产 者、承包商等等。这些特殊主体主要是社会经济强者，容易影响市场经济安全、秩序，因此需要通过对他们规定连带责任，适当加重其责任，以使其重视经济安全和市场秩序，关怀经济弱者，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但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立法应该根据什么样的调整标准来规定哪些属于应当施以连带责任的主体，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调整标准来规范连带责任具体类型的立法。从目前立法情况看，对各种连带责任的具体类型，立法比较杂乱，没有区分社会各类主体，包括经济强者和经济弱者、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的区分。

十一 立法修律建议

就我国民法部门法中关于连带责任制度的问题现状，现提出立法修律建议如下:

第一，我国民法部门法应在《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的相关概念、构成要件、类型、效力、确定原则等方面的系统理论，以期对各特别法连带责任所需之处予以原则指导，弥补各特别法的不足之处。

第二，我国民法部门法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特别法中对具体各类连带责任主体的具体调整标准作出详细规定，便于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和司法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 韩德培、马克昌、余能斌:《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__年版。

[2] 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

[3] 《国家司法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指南针司法考试命题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4] 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__（3）。

[5] 杨立新：《侵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__年版。

法律制度论文篇（11）

陈正江教授指出，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交织，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现象增多，应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当事人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妥善处理：（一）在司法机关层面。严格审查借贷关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联动处置机制，统一金融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准确把握刑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空间，尽可能帮助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二）在政府部门层面。建立健全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应对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三）在当事人层面。增强投资者金融交易风险意识，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济机制，应赋予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陈飞博士认为，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通过构建“类信托机制”来实现和满足其对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创设的新型民间融资工具“定向集合资金”为例，其运行机理与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对于合格投资者与投资方式等要求都更为宽松，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是要明确募集资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资于单一法人自身的生产经营性项目。二是要完善财产独立的制度保障，借鉴证券投资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台规范定向集合资金会计处理的相关文件，确立定向集合资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彻底落实其财产独立原则。

二、民间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探讨

浙江省银监局傅平江副局长认为：民间金融市场监管应注重市场化导向，尊重私权交易自由和民间金融习惯。一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的充分服务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制定合理规则指导民间金融趋利避害。二是要加强教育，增强民间金融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丁平练指出，在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中应明确地方政府主管民间金融的职能和能力，优化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要强化民间融资市场的行业监管体系和各监管主体间的协调监管机制。通过建立政府部门间民间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做到及时监测、统计和分析民间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加强对存在风险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民间金融市场的自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自律监管功能。在民间金融市场具体监管制度构建的探讨中，吕贞笑等根据《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构建的三类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结合浙江省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践，提出“服务加轻触式监管”的理念。并认为：民间借贷备案登记制度作为轻触式监管方式的创新，充分尊重了民间借贷的习俗性与私权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在与实践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备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强制备案的标准过高、备案制度的审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区民间借贷备案制度不明确。其二，备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够，备案材料的证据效力有待商榷，无法通过备案排除非法集资嫌疑，导致借贷双方备案积极性不高。针对制度本身问题，建议设置可调节、市场化的备案金额标准，确定形式审查为备案审查方式，细化跨地区借贷行为的备案制度；对于外部性问题，建议增强备案制度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夯实正向鼓励措施。

三、民间金融市场信用体系法律制度的探讨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信用的网络化的动态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频繁出现的“跑路”事件充分显示了重塑社会信用体系的现实紧迫性。王琳认为，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个人破产制度，缺乏民间信用征信体系、信用数据资源分割、信用信息应用领域狭窄、信用服务行业不规范等。应尽快完善信用体系，形成比较便利、可查询、可应用的信用信息系统。可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民间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并与目前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相对接，为放贷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龙博士指出，应以民间借贷信用体系的建立作为民间金融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具体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一）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民间借贷信用数据库，收集自然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职业、家庭状况、收入和财产、借贷记录等关系到个人信用的项目，并实现借贷双方信息的电子化管理。（二）通过民间担保机构建立企业信用制度。民间担保机构应当审核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严格自律控制风险。（三）发挥第三方机构信用评级在民间借贷领域的积极作用。帮助民间借贷关系人通过独立的评价机构正确了解到当事人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需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制约，承担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对信用机构的失信应有相应的惩戒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标准是发挥信用评级在民间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认为，考虑到目前银行融资任占主流格局的实际情况，可由银行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估的标准，将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与信用评估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信用评级机制，培育与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

四、民间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讨

叶良芳教授以互联网金融为例，指出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一）市场风险。因基础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变动而导致互联网金融产品预期价值未能实现而造成损失。（二）信用风险。因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三）流动性风险。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沉淀资金如缺乏有效监管和担保，极易被挪用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从而使资金链断裂、支付危机等风险增高。（四）政策风险。互联网金融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某一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会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同一方向的操作选择，引起共振效应，从而对行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同时，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