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论文大全11篇

孔子教育论文篇（1）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孔子教育论文篇（2）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终身实践，对后世几千年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教育优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学而不厌，好之乐之的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谋道的思想；学思结合，行学并重的思想；知之谓知，不知阙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却颇为复杂，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认真考察。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夏夷、“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等等的区别。孔子还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的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育的。就因为孔子讲了这么两句话，后世学者便长期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许多理论。这两句话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这么看，我们就犯了以后释古的常识性错误。西汉以来的经师们解读《论语》时，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其实，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没有教育下等人。他说上面那两句话时，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学者们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时，可能仅仅考虑了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那两句话的大前提；也可能没有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细致的考察，并将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比对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学者们误解那两句话的根源，则很可能首先是因为误解了“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很可能是因为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样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样出之的，大约有两百章之多，占到全书（492章）四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春秋时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亦十分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百年，学术界对孔子的“人”“民”“众”“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人”是奴隶主，“民”等是奴隶。另一类认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贵族，“民”指奴隶。两类学者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证据都是甲骨卜辞，其社会结构研究理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可能十分管用，但对研究先周社会和西周春秋社会就要十分小心。阶级斗争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关于“人”“民”的上述两种理论恐怕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的学习心得，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有理论预设，都不能随意移植嫁接理论，而应该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仅仅根据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结论。只要遍查《论语》《春秋》《左传》，我们便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人民观”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人”指所有的人，与“鬼”相对而言。二，“人”又可以分为“人”和“民”两个阶级，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众”“庶”“百姓”“鄙夫”“老农”“老圃”等等是一个阶级，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孔子经常讲“使小人”“使民”，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常常把“小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混用，可见，“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阶级。三，“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讲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还当了官，就可以归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讲仁德的“士”则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没有当官，则仅仅是“小人”，只能归入下等人，属于平民阶级。我有《人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为了既方便下文讨论，又适当避免重复，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以下不再赘述。

孔子毫无疑问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无需论证。但他有没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当如何？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许还应该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实践，看看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结论。只有把平民教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断。仅仅根据孔子的那两句话就断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样做恐怕不太严谨。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我们初步认为，孔子还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过，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只对平民进行了道德教育，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下文我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孔子既然认为平民应该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样教育平民呢？孔子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道德教育，另一个是文化知识教育。下面先谈谈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认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12•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这里所说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14•6）也就是说，“君子”当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称赞的大体同时代的仁德君子，有卫国的宁武子﹑孔文子﹑公子荆﹑史鱼﹑公叔文子等等，还有郑国的子产等四君子；他批评的“不仁”的君子，国君有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齐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见“君子”中的确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诸章中孔子说，这些君子们安泰而不骄傲，和谐而不雷同，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胸怀坦荡，为做好事而互相团结，可见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当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则都是下等人，平民，与“民”、“众”、“百姓”是一个意思，属于一个阶级。这些平民，骄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谐，促成坏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忧戚不安，为干坏事而互相勾结，总之，他们的品行很坏，道德水平很低，没有一点点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呢？听听孔子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从孔子的这番话来看，季康子必定先对孔子说，鲁国的平民太坏，准备多用刑法，杀掉一批特别坏的平民，以整肃社会风气。他这种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说平民好的。弟子们把这番话记下来并收入《论语》，即应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从孔子的回答来看，孔子认为，季康子这类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类人，平民，下等人。孔子虽然承认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对季氏滥杀平民，主张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终改善社会风气。这说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17•4）（称赞郑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5•16）这两章，上一章说“使小人”，下一章说“使民”，“小人”和“民”明显是同一个阶级，都是被上等人“使”“养”的平民，孔子说得非常明白。“学道”是学仁道，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学礼”。孔子认为，“君子”“小人”都要“学道”，都要进行道德教育，“君子”还有教育“小人”的义务，其教育方式是“养”和“使”，要求分别是“惠”和“义”。这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上等人来影响下等人，由上等人来教育下等人。

从总体上来看，上等人特别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这不仅是孔子的基本判断，也是周秦几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断。我们只要随意打开这个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纪初曾经编印《十三经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条，就会发现有无数这样的论述，而且其他先贤的看法与孔子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谓“有国有家者”，他们或有国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从无衣食之忧，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问题，如“德”“刑”“义”“道”；“小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没有官职，当然也就没有“谷”来作官俸，常年苦辛而总有衣食之忧，所以只关心“土”“惠”“利”“食”“贫”这些在君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孔子所论来看，他本应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当我们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贫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孔子远远不如孟子。孟子还知道要给每家老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他们灾害年景免于饿死，风调雨顺年头过上好日子。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则完全无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应该怎样教育他们，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劳”，一个是“诲”。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宪问，（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19•10）上引许多文献，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话，这就是“劳”，主要形式应有三种：让平民交税，让他们为官府修建宫殿﹑道路﹑水渠等，让他们打仗。《国语•鲁语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可见孔子等晚周诸子大多认为，“使民”“劳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除了“劳”以外，孔子还想了一些别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2•3）可见“德”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内容，都是上章所讲的“诲”的内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过这一章里的“礼”，仅仅特指具有整肃作用的“礼法”，类似今人讲的习惯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识和孔子丰富学问总纲的那个“礼”。至于具体怎么“诲”，孔子的策略是这样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2•1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19•19）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颜渊，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说要“诲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怎么“道”，怎么“齐”，总之怎么“诲”呢？原来，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诲”民，“道”民，“齐”民。孔子发现，下等人的道德问题，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问题决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应该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礼”“好义”“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从而像风吹草一样，影响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这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周秦诸子大多持此观点。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只要党风政风真正好了，民风就会大大好转，甚至会完全好起来。以上是孔子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看法，总起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孔子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看法，却相当的糊涂。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曾说“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象征性地送点礼物他，他就教育学生。因此后世学者们全都认为，无论贫富贵贱“先进”“后进”哪国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进而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孔子说这些话时是有个在他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认为，当时的平民几乎是没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经根据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学问本事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孔子一生从没有说过谁是这样的天才。这与今人的天才观几乎完全相同，今人也大都认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个是天才，又似乎谁都说不清楚。孔子认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伟大，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说他的学问，都是终生努力学来的。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应指“困而学之”者、“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这三类人，跟这些人可以讲大道理。“中人以下”应仅指“民”，这些人“困而不学”，不可以跟他们讲大道理。因此，孔子认为，“民”是无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指“困而不学”的“民”。这些“民”，只可以让他们怎么干，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们智力太低下，又拒绝学习。上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没有平民文化知识的教育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说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学者们仅仅根据孔子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那两句话还有个大前提，就断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是不太谨慎不太科学的做法。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他的教育实践，希望用他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来互证，以进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时也进一步搞清楚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过的人，我大体把他们分作两类，授业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别讨论之。

孔子教育论文篇（3）

孔子把德行教育作为教学内容的根本。孔子作为圣者先师，伟大的教育家，善于运用世界观、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结合实际运用教学方法。

一、孔子的道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整个世界、生命的起源。孔子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教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

（一）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不能！”冉有问孔子：“听了就去干吗？”孔子答：“干吧！”华西问孔子：“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好勇过人，我要约束他；冉有很萎缩，我要鼓励他。”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二)身教法。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身教法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第十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身居高位的主政人的品质如风，在下者之品质如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而倒，由此可见统治者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大舜见人捕鱼，年轻体壮的人捕于深潭厚泽这些好的地方，而年老体弱的人捕于激流浅滩，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大舜与年老体弱的人为伍捕鱼，在捕鱼的过程中，见渔者相争而不言，渔者相让则赞扬之，一年之后，则人们相让深潭厚泽矣。在这里，大舜就是通过榜样的作用来教育大家。对榜样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第十二》）这句话指出了为政者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二》）这句话指出为政者当以德行为本，不断完善自己，为百姓做出好榜样。这种发挥官员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说明当时的领导者是以天下为公，所以能够不谋私利，为百姓选出德才出众的接班人。道德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教师都做不到，怎么会希望学生去做呢？要想使大家都去做，必须理论本身是正确的，然后还要有一个优化的环境，即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能使有道德的人有好的结果，才能引导大家成为道德人。

(三)启发诱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发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教师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启发诱导。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走；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学生；启发学生思考、探究，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教师如果能这样教学，就能使学生产生“和易以思”的效果，师生关系就会融洽，学生感到学习有趣而容易，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发展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智慧、素质。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四）寓教于乐。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在孔子的学生都学《诗》《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寓教于乐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以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优点在于能更好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讨论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讨论，迫使学生不得不学会基于事实、概念和原理的推理来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外流行的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都是通过小组或班级讨论进行的。培养集思广益的技能。在当今社会中，许多问题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这就要求学生能倾听别人的意见，能对别人的意见做出评价，并能通过集思广益形成自己的观点。学习这些技能的最适当的途径就是通过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讨论。培养口头表达能力。讨论为学生提供了练习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极好机会。它需要学生用清晰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论点，在很多场合还必须即兴发挥。讨论法有助于高水平认知能力的形成。此外讨论法还有助于转变个人的态度。:

（六）奖惩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奖惩法”中，“奖惩”就是一个矛盾，“奖惩法”能把“奖惩”矛盾进行有机统一、相互作用和转换变化，人们受之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讲，“奖惩法”是一个最根本力量。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奖惩”矛盾影响，这些“奖惩”矛盾有“优劣”、“成败”、“好坏”、“亏赢”、“贫富”和“美丑”等，人们通过心理感受、情绪反映或大脑思维，从而支配自己做出各种行为活动，由此产生各种行为活动力量。在此，我们要看到“奖惩”在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是非常普通、非常实在又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影响或关系等就是“奖惩法”的具体体现，所以说，“奖惩法”是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产生力量的一个最根本力量。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孔子教育论文篇（4）

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道德教育应发挥主动性孔子自律思想内容的核心是“克己”，即个体要对自己的言行加以约束，并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如，“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求人们说话谨慎，做事勤敏；而“克己”的参照标准是“礼”，它既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又是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一个人塑造高尚人格的依据。真正将“礼”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为仁由己”正是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一方面，主体性表现为个体积极主动地将道德要求转变为自身内在的道德标准，颜回“三月不违仁”，是因为他自觉地将“仁”确立为内心准则；另一方面，主体性还体现在个体的创造性，即个体不仅是现存道德规范的接受者，而且是先进道德的创造者。然而，教育者往往采用讲授和灌输的教学方式把受教育者当成被动接受道德的“容器”，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这不利于道德知识的内化，也不利于道德规范的创新。所以，为了实现德育的目的，教育者应引导教育对象主动分析道德现象，积极参与道德教育活动，培养他们自主判断、选择以及创新道德规范的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对象在道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发挥道德实践的作用孔子在其道德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自律方法：强调实践。他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强调通过实践强化对道德知识的认同，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孔子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实践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道德最终目的不在于其意识了什么，知了什么，而在于其行了什么”。道德认知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对象只有经过反复的道德实践，才能养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然而，当前德育往往只注重传授抽象的道德知识，轻视个体的道德实践体验，这不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稳定持久的道德品质。道德实践可以丰富教育对象的道德生活经验，培养其道德判断能力，是促使道德要求内化为教育对象的内心准则再外化为行为习惯的关键。

孔子教育论文篇（5）

孔子确立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理想，蕴涵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孔子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和接受教育不是某个年龄阶段的事，而应该与生俱在，直至死亡。终身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与人生相始终，不限于生命中的某一阶段。在这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中同样有着丰厚的内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通过自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说明人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我。孔子自认为是“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孔子自己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并且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人家夸奖孔子多能，弟子以为是老天爷对孔子特别厚爱，才让他既如此有智能又具有众多的艺能，孔子却自谦地说，自己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所以才用心学习各种技能，但是又因为自己还有更大的志向，所以也不会就耽乐于某种特定的谋生技能中，因此，会了一样再学一样，所以智能众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要做到终身学习需要具有乐学精神，把学习看作人生的一项基本需要，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学习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教育形态

终身教育理论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现代教育应该打破传统学校教育注重单一的抽象知识学习模式，同时，还要打破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隔，谋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统一，并从整体上寻求具体的联系，给受教育者以理智、道德、情感、审美、体育等多种教育，以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强调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君子儒”，为此孔子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置德行于诸科之上。孔子认为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需要提高个体的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以达“仁”的境界。孔子曾告诫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君子儒”应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投身到当时诸侯各国的政治改革中去。孔子所谓“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有不少从政的。像冉求、子路、宰我、子游等人，曾为列国大夫或邑宰，子贡常相鲁、卫，在施政上很有政绩。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文、行、忠、信可以说是孔子制定的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并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来实现。孔子坚决反对不能学以致用的死读书，“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教学的基率方法是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由此而来，“举一反三”的成语亦由此而来。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向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因材施教，特色鲜明。可见，孔子在教育内容、培养目标、教育方法与教学形式等方面，与现代终身教育理论都有着非常近似的主张。

教育结果

终身教育可以导致个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韵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即志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德才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论语・宪问》)中：“子路向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觅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的教育目的。“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修己，讲的是“德”。孔子尤其注意把握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忠。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和治国安邦之才。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的学生中挑选人才，孔子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均可在政治上独当一面(《论语・雍电》)。孔子还说，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论语・八佾》)；而且还要“文质彬彬”：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因此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才”等几方面全面发展。

教育对象

孔子教育论文篇（6）

一、孔子与素质教育

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无论是在横向历史上还是纵向历史上，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教育家。孔子对于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突出贡献，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素质教育”理念，在孔子整个教授学生的过程中，他有效地把自己素质教育的思想积极地付诸于实践当中。正是孔子所推崇的正确的思想，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贤能之士。在当下，我们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孔子的素质教育思想提供了现代的理论基础，对于国家的素质教育战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是综合性的教育。具体包括我们常说的对于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素质教育是在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德育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素质教育还注重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对于非智力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作用。可以说，素质教育努力地做到因材施教，就像《论语》中所说的“夫子循循善诱人”，要针对每个学生进行引导式教育。通常，一些像“情商”之类的非智力因素往往不受重视，而随着新的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这些因素日渐成为人们成长成才的关键因素，为人们所关注，这样来看，素质教育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素质教育并不是为某个个体量身定做的，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像孔子一样提到的“有教无类”，可谓是现代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激发他们的兴趣与爱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有利氛围，激发起潜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可见，素质教育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需求的产物。

二、《论语》中所体现的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基础

（一）素质教育的思想

孔子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在教育方面提出过有关素质教育的思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想法。孔子认为，“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是要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每个人都要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与权力，无论人们的阶级、地位如何，都要细心耐心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爱”思想。一方面，孔子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对于每个学生都能做到因材施教，希望他们成长成才。这一点在《论语》中就有很好的体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孔子对学生的平等，他关心和尊重学生，让学生自主地发表意见，并给予一定的肯定与鼓励。

素质教育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德行，这在《论语》中是这样讲解到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孔子要每个年轻人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认真诚信，广施爱心，亲近仁人志士。也只有在这些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理论研究。孔子在时时刻刻都教导学生努力做到“君子坦荡荡”。

（二）教育本质观

在孔子全部的思想里，最核心的思想是他的“仁”。也正是孔子的“仁学”思想的提出，成为了孔子的有关于素质教育的教育本质观。“仁”的具体含义就是要“爱人”、“忠恕”，也是当下素质教育中关于德行的具体要求。孔子倡导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非常重视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的地位要比鸟兽之类的动物要高，“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本真地活着，不为其他因素所改变，有着原本的生活状态。在这里，孔子对于人文关怀上的追寻在全方位上诠释了现代的素质教育精神，这也是《论语》关于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内容。

孔子在对弟子的教授中要求培养质朴的“君子”，这也是孔子教育理念的目的之一。在《论语》中是这样表述的：“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认为，高品格的人才要具有“刚、毅、木、讷”等特点。当人具备了“刚、毅、木、讷”这些特质以后，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在这一点上来看，孔子的学生子贡完全理解了老师的用意，他用形象的比喻为老师的话做了很好的诠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也。”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对于品德高尚的人要进行朴素的、原始的教育，也就是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和儒家的基本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有了很好的辉映。在子贡的话中，可以分析得到：“文”字与“质”字是一对反义的关系，“文”字指的是文饰，有修饰掩盖之意，而对于“质”字，指的则是事物最本真的状态，那么，在逻辑顺序上来看，也是先有“质”后有“文”的。在《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是这样说的：“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此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彩，犹人有美质，然后加文饰。”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素”字和“质”字，这就与我们当前国家所推行的“素质教育”有了辉映，同时，这也是“素质教育”在史料中的最早记载。在《论语》的表述中，“绘事后素”这种方式正是还原人本质的最真实体现。对于每个人的成长与成才来说，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首先是做有品格的人，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后做事”。具有了良好的道德品格，才能有学习知识的基础，接着才能对学生进行“诗礼”的教育。对于每个人的成长方面，孔子所说的“素”与我们现在实施的“素质”教育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非常关注于道德品德上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锻炼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所有的思想理念都是与素质教育不谋而合的，可以说，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是素质教育精神的体现。可见，素质教育中所倡导的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孔子的教育实际中有着全面的诠释。

（三）教学方式方法

孔子有着与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理想状态，就是同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教学活动是从“问”这个行为开始的，孔子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教学的内容与方式有所不同，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在《论语》中，孔子对于“仁”、“诗”、“礼”的讲解，都会与不同的弟子进行问答，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如若不同的学生提问，孔子会有针对性地在不同的侧面给予不同的答案。孔子一直以来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谈话式的，对于知识与技能以及品格的教授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有时，孔子对于学生的提问故意不去回答，让学生进行仔细思考，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正是学生的不断发问，孔子才做以正确的引导，他提倡学生多问才能多学，在《论语》中，常出现的就是“曰”字了，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于知识的学习，大部分都是因为学生的提问才得以展开教学活动的，正所谓“不扣则不鸣”。“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形成了优质的教学氛围，为素质教育的开展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另外，对于学生的教育方式上也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教学内容上，孔子主要进行的是伦理教育。孔子身处封建社会制度之中，他认为有关于农业生产、工匠技能方面的知识都不是那么的有价值。在《论语》中，樊迟请学稼，孔子骂樊迟“小人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的价值体系里，有关于伦理学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并且，这些伦理知识是围绕“仁”而展开的“诗书礼教”。

追本溯源来看，素质教育理论是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的，正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上应运而生的，并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孔子认为“素质”是人的一种朴素的自然状态，又通过教育达到教育目标，“绘事后素”与“文质彬彬”都是指人，前者是指“人性”：“性相近，习相远”，人性的特点都差不多，但教育使人产生巨大的悬殊；后者是指教育所养成的人。可见，人的素质既有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素养又有后天的人为教育。素质教育是打好人生基础的教育，这个“基础”就是素质。

结语

孔子在生活点滴中对于弟子的教育，开启了中国传统生活教育理论的先河。从孔子的时代开始，中国开始了几年的教育历程。孔子所提倡的素质教育首先要做的是，教导学生在生活体验中学习，平日里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有德性，知书达理，最后才能称之为人。当前，我国的素质教育思想正是以孔子的理念为基础，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和全面实施推崇起来的，现在的素质教育之所以开展得如此顺利，是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孔子在教育领域中思想的成熟，显示出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强大的生命力。在孔子的年代，凭借着其智慧提出的实行素质教育的思想，成为了我国文化的瑰宝。如今，我们找到了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基础，并深刻地进行了总结与理论研究，进而开展科学的运用，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国家的教育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语

参考文献

[1] 杨丽君.对《论语》中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解读[J].语文建设，2012（02）.

孔子教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90-02

儒家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创立的教育目标，使几千年来中国的学子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其提倡的教育内容，不仅使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加完善，也使得中国的教育领域更加广阔，其总结的教育方法，是当代教师引以为自豪的教学工具，为向学生更好地进行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利器，其归纳的教育精神，不仅是指引中国的教师不辞劳苦的进行教育的精神支柱，也为世界各国教师推进本国教育提供了指路明灯。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生力求以信示人，力求以德育人，力争以情感人。在施教方面，他潜心钻研，博学以致教，仁爱而博收弟子，不仅把“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庶民”，也把“学在有限”变成“学在无限”。孔子作为第一个把文化知识普及到平民中去的圣人，深受各个阶层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孔子不仅提出了具有指引性意义的教育目标，也提出了涉及多个领域的教育内容，以及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方法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教育精神，真可谓是博大精深，震撼后世。

一、孔子的教育目标

其一，孔子提倡广施“仁德”，把他的弟子培养成道德高尚，仁爱有礼，博学多才的君子。他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仁道”，还要将道德与德行铭记于心，他提倡人与人在交往时要相互尊重，相互敬爱，时时刻刻以君子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社会和谐。正如《论语·述而》篇中提到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正体现了孔子对“道”，“德”，“仁”，“艺”的追求与探讨。

其二，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标除了用仁、义、礼来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另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思想。事实上，在孔子七十二个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就连孔子也参与过政事，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统一的，孔子虽然官运坎坷，但是他依然通过言行身教鼓励其弟子以“仁爱”之心施政于民，以正确的价值观来服务于人民，用正确的“义利观”来效劳人民，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成就圣贤人格，由内圣达到外王。

二、孔子的教育内容

1.孔子在施教时，提倡书本知识、社会实践、道德修养的结合

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是教育的基础，高尚的道德修养是教育的方向，而学习书本知识和进行社会实践又是实现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手段和途径，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们学习书本知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航标和灯塔。正如《论语·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倡导的，“文”、“行”、“忠”、“信”的结合，这四教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此外，孔子还在《论语·学而》中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因为“行”“忠”“信”是专门的具体科目，要通过“文”来体现。

2.孔子在施教时，还注重《诗》、《书》、《礼》、《乐》的教育

孔子认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只局限于做一个专才，而是要向做一个通才不断努力，可是要做一个通才并不容易，不仅要见多识广，还要有丰厚的功底和学以致用的才能，这就需要学习《诗》、《书》、《礼》，《乐》。

第一，《诗》博大精深，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就是孔子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诗》，达到思想典雅而端正。又如，在《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诗教可以修身，诗识可以改知，诗用可以治国。

第二，《尚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因此，孔子除了自己学习《书》之外，也向其弟子讲解《书》的精华，如《论语·为政》中“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此处，孔子通过讲《书》，使其弟子懂得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

第三，《礼》作为人们生活中潜在的行为准则，对我们的行为起着约束和导向的作用，孔子特别提倡其弟子对《礼》的学习与应用，在《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教授他的学生，礼的根本是，适宜、恰当、和谐。通过强调礼的实质，引发其弟子深思。

第四，《乐》不仅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孔子对音乐特别的痴迷，就像在《论语·述而》中说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孔子对《韶》乐的如痴如醉。除此之外，孔子还虚心学习音乐，如在《论语·述而》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总之，孔子对《诗》、《书》、《礼》、《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就像他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诗》、《礼》、《乐》作为修身立事三部曲，以此来振奋志气，达到完美人格。

三、孔子的教育方法

1.“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圣人，其教育理念是以人为中心，他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出发，认为每个人的心理、智力、能力等不同，所以教师要因材施教，正如《论语·雍也》中“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总则。孔子为了更好的施教，他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把人分成四个层次，即“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认为针对这四个层次的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启发式”的教育方法

孔子在教学方面，反对“填鸭式”的做法，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在充分的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疏导，就像《论语·述而》中“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因此，朱熹在充分了解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基础之上，著：“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讲得就是启发式教学的前提条件，“求通而未得”、“欲言而未能”，离开这个契机的“启发式”则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启而不发。因此，针对不同的学生，在恰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启发式教学，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3.“比喻式”的教学方法

孔子为了使其弟子更好的理解他所教授的知识和道理，有些教学内容或者问题答案，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通过把知识或者道理比喻成一个抽象并且形象、生动的物，让学生自己思考在这个物中隐藏的道理。如“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孔子通过“器”，这一个字就揭示了通才与专才的区别与联系，鼓励其弟子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向通才发展。另外，孔子在与子贡的对话中也充分地体现了“启发式”教学，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对子贡的评价，子贡虽然非常优秀，孔子的评价却是“瑚琏”，这一评价，既具有一定高度的肯定色彩，也有一定的惋惜似的否定，令子贡深思。

四、孔子的教育精神

1.“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个好为人师的圣人，注重每一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的弟子颇多，从横向来说，涉及各个领域，不论是平民还是大夫，从纵向来说，各个年龄的都有，不论是小孩还是老夫。就像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对此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只要给我一点薄礼，我没有不教育的。第二种是：凡是十五岁以上的，我没有不教诲的。第三种是：凡是那些能够自我约束又有自觉进取精神的人，我从没有不给予悉心指点教诲的。”这三种解释都有其道理，总的来说就是受教育者应是机会均等，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掌握技能和知识的权利，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当代社会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2.“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

传说孔子有三千弟子，而孔子认为“受业申通者七十有七人”。孔子教授的内容涉及文化、道德、音乐等各个方面，其授课方法也使得每个学生心悦诚服，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教育每一个学生，就像他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从精神上说明了孔子认为学无止境，教授别人不知疲倦，也许这就是他一生贡献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此外，孔子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这句话正表现了孔子对“圣”与“仁”的自谦，也表现了孔子对“教”与“学”的自信，孔子正是在不断地追求“圣”与“仁”的同时，才不断地提升自己，进而向大众平民和弟子撒播着他无价的仁爱，深受人们的敬仰。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教育目标准确而精炼，教育内容丰富而精彩，教育方法灵活而实用，教育精神博大而引人深思，这些正确的、积极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不仅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孔子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精神也是指引着我们不断投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和指路明灯。因此，研究和探讨儒家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孔子教育论文篇（8）

On the Mus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Confucius

TIAN Xiao-hong, DU Xue-yuan

Abstract As the well-known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ancient China,Confucius had many achievements on music education. Confucius`s music educational thought ha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al thought.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usic educational ideology of Confucius and its music educational inspi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educational core , goals, objects, content, functions and so on.

Keywords Confucius ；music educational though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春秋时期是我国社会变革动荡的年代，奴隶制度逐渐崩溃，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必然引起阶级结构的分化改组，尤其是士阶层的兴起与壮大。他们著书立说、四处游说，广收门徒，大开私人讲学之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最为繁荣的时代，其中以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熟知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音乐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建树。他 “正乐”，即整理《诗经》“音乐三百五十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1]孔子的教育思想学说集中反映在《论语》中，这是我们研究孔子音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两千多年来，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教育活动，而且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音乐教育的核心：行其“仁”道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源于西周的礼乐教育，与西周的礼乐教育相比，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有一个质的飞跃，两者根本不同的是孔子更强调音乐的“仁”教。孔子主张的“仁”教是其整个教育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准则，也是他学说的中心思想。“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的“仁说”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学说，亦即“伦理之学”。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2]简言之，孔子的“仁”就是“爱人”，就是承认别人的资格，把人当作人看。当然“爱人”并不是不分善恶的普遍地爱一切人。而应以“仁”为基本准则，有所爱也有所憎。即“好仁者，无以赏之，恶不仁者，甚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当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3]孔子所论述“仁”的内涵就是与人相处时要替别人想，推己及人。孔子也曾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论语・颜渊》）。[4]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根本。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孔子认为，要养成“仁”的品德，就是要实施礼乐教育。礼乐教育的作用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为国家培养人才。子曰：“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即：人如果不行仁道，乐有什么作用呢？“仁”就是要通过音乐教育的价值与“仁”的规范密切结合，把音乐教育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可见“仁”是乐的宗旨，“仁” 也就是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核心。

二、音乐教育的目标：学优则“仕”

孔子强调在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养人才的路线就是“学而优则仕”。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君从先进”（《论语・先进》）。意即：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贫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纨绔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5]由于“乐”具有教化君子成“仁”的作用，因此，音乐教育与培养人的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并且是培养完整人的最后阶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音乐教育成为教育的最后阶段，也可看出音乐教育在培养人的整个过程中所占的重要位置。[6]这里又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音乐教育是以“仁”为核心、仁乐合而为一的思想。从这个层面来讲，音乐教育的价值主要是培养思想和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利于国家发展的治国之材。

“学而优则仕”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一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封建制度兴起时的社会需要，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反映了社会的规律，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三、音乐教育的对象：“有教无类”

孔子把“有教无类”作为私学的办学方针。其本质就是在教育对象上，无贵族与平民之分，无华夏与华夷之分，只要诚心求教，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论语・述而》）。在孔子的三千学生中，属于“贫而贱”阶层的成员有颜渊、子华、子路、樊迟、曾参、子张、子夏以及虽“家累千斤”但仍属“鄙人”的子贡等。七十二贤中，绝大部分是属于“无教”的人。孔子施教于这些人并且将他们培养成天下列士，这堪称孔子乐教思想中最富道德实践的成就，[7]也是其乐教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即人人都可受音乐教育。这一主张打破了音乐教育的等级界限，使教育权限下属于平民，充分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因素，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这种思想在现今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四、音乐教育的内容：六“艺”兼备

为了实现德才兼备从政君子的培养，孔子根据现实需要有选择地安排音乐教育内容。在教学科目上，孔子以“六艺”教学生，即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和技能，吸取选择有用学科，创设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学科，丰富教学内容。孔子的音乐教育是各种美育教育形式的总称，内涵广泛，与诗、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

孔子还强调音乐所反映的内容要合乎规范，达到“尽善尽美”。“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孔子和人一起唱歌，唱的是表现美好内容的歌，唱完一曲还会要求他再唱，并且与他一起唱。又曰：“恶郑声，乱雅乐。”这就是说孔子在和他人一起交流的过程中，对音乐表现的内容十分重视，要求演唱合乎规范的善歌。他重视在音乐美的感受中渗透思想品质的教育。因此，经孔子后学总结发展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记》）。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说明孔子既反对“质胜文的野”――粗陋，无文采；也反对“文胜质的史”――虚浮，华而不实，而要求“文质彬彬”，相配得当，相得益彰，达到“尽善尽美”之极致。[8]这里的“文”是指文化修养，是外在的，“质”是指“仁义道德”是内在的。意思是只具有仁义道德的品质，缺少文化修养，会显得土里土气；只具有文化修养，缺乏良好的品质，会显得鄙俗粗野，只有“文”与“质”兼而有之，才配称君子之美。简言之，形式与内容均要达到尽善尽美。

五、音乐教育的功能：以“乐”树人

在孔子看来，音乐教育有着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他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教育作用、重视用音乐完善个体人格，促进国家的和谐、安定。

首先，孔子对音乐社会功用的认识主要反映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9]这段语录是论诗的功用，也可说是论乐的功用。因为音乐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孔子就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作用，去获取应有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有智慧、勇敢、寡欲、而且必须“文之以礼乐”（《宪问》）用音乐进行修养。[10]他重视音乐在政治中的作用，强调“为政”必须“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甚至认为，为政之道礼乐最为重要，“君子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礼记・仲尼燕居》）。[11]孔子还重视以音乐来辅助礼的贯彻。子曰：“礼无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小大由之；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充分说明音乐可发挥“和”的作用，要合乎礼义，须以音乐辅助。“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12]这集中反映了音乐能起到安邦定国、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

其次，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德育紧密结合。孔子对弟子施之以“六艺”，而“六艺”以礼、乐为首。他认为，为人必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13]即主张理想人格的完善是在“诗”、“礼”、“乐”的共同教化中完成的。他尤其强调以“乐”成就“诗”和“礼”的完美结合，认为音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浸入人的内心世界，给人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育。“乐能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能修身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可以看出孔子是把音乐作为修身养心、陶冶性情、培养品格的手段。

再次，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对人审美情感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公元前517年左右，孔子在齐国曾看到《箫韶》的演出。《论语・述而》曰：“子在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14]孔子在欣赏《韶》后给以至高的推崇，认为“尽善尽美”引发了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批评标准，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尽善尽美”就是孔子“中庸”哲学思想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艺术标准是“中和之美”，“善”和“美”是孔子评价“乐”的标准：善是审美艺术内容、美是审美艺术形式，当美与善共同体现在音乐中时，两者是完美统一的。这种统一集中为“中和”二字，他强调音乐对人心灵的涵美，乃至强调对人伦秩序的调节。这也反映在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及“过犹不及”的艺术主张之中。他要求音乐中感情的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不会伤害身心，及必须“和”而不“淫”。[15]孔子认为“中和”之美与“礼”、“仁”之善融为一体的音乐是最完美的音乐，也是实施音乐教育最理想的音乐。孔子站在社会政治和个体心理相统一的高度来论述礼乐。礼乐教化不仅是“为政以德”的根本措施，也是培养个性的道德、人格的主要形式，个体人格提高了，必然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立足于治国以“仁”为核心， “中和”为准则和“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之中，这是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特征，也是孔子为儒家礼乐思想奠定的基础。它适应了孔子所处的时代以及后来封建社会历史的长期需要，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产生了不朽的影响。在创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要吸取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适应时展要求的精华。在音乐教育中，既面向全体学生，又注重个体发展；既要训练音乐技能，更要培养人文素养；既突出音乐特点，又重视学科综合；既要满足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又应立足学生未来生活的构建；促使每一个学生在轻松、愉悦、和谐、民主的音乐教学中形成美好情操和塑造完美人格。

参考文献：

[1][2][3][6][7]修海林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146-147,157,160

[4][8][9][10][11][12][13][15]蔡仲德著.中国音乐美学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85,88,103,107,93.

孔子教育论文篇（9）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影响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D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夏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首先说一下《论语》这个书名，为何叫论语而不叫论言呢？《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周礼・大司乐注》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可见言是比较严谨的，往往是自己一个说的，而语则是日常的，是和旁人交流时说的。论语记录的大多是孔子和弟子日常交流时的话语，所以为语。另外语也是一种书籍体裁，像国语、小儿语、家语、新语之类。至于论，由于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子弟们编辑而成的，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同时论又有经纶、伦理之意，因此论字读阳平而不读去声。这说明论语不是一个散乱的语言集合，而是有条理，很严密的。

《论语》中记录了许多孔子的思想，本文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出发谈论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一、“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出自于《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意思就是教育没有类的差别，所有人不论贫富、贵贱、善恶、智愚，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这种人人平等的教学观念就是孔子的教学宗旨。同时，这也打破了当时“学在官府”的局面。

“有教无类”思想对教育有跨时代的影响。孔子在几千年以前就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促进教育普及化，教育公平化。

观之现代教育，我国在推行全民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国民的素质。而教育就是提高民众素质最为直接的手段。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提高国民素质;通过教育，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让国民在学习的过程中思考，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通过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教育，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经济、法律等等，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提高国民安全感、幸福感。通过教育，加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每个公民都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讲的“有教无类”主要讲的就是教育机会平等，目前我国的现代教育也在秉承孔子这一教育思想，逐步实现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

“有教无类”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人原本是“有类”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贤，有的不肖。但通过教育，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有教则无类”，可见“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前提。这种解释就是从教育的作用角度出发来解释“有教无类”。通过教育可以减少人之间的差别，这也是鼓励人们接受教育的一种解释。人虽然人而不同，但是通过教育，人们可以减少人之间的差别，从而改变人的命运。这也为人接受教育找到了一个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理由。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出自《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夏问孝”朱熹集注引宋程颐曰：“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是孔子的教学方法。它的意思是在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教师选择适合每个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来有针对性的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由于现在社会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教学资源的限制导致现在我们不可能实行一对一的教育，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国家对待学生的个性发展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把班级分成快慢班，课后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分成不同的特长班，等等。并且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艺术事业也不断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根据自己的特长来从事艺术方面的学习，而且国家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同时，也不断支持我国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为“因材施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些都是对“因材施教”思想的继承和改革。

三、“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

《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的教学目标，培养人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所谓“质”，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本真的秉赋，是人的真情实感。所谓“文”，是指人在后天所得到的教化，是人的文化素养。《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教育人应当先做到孝、信、爱、仁，有剩余精力再“学文”，也就是说孔子教育的目的是把人首先培养成为“文质彬彬”的人，然后才学习知识。

这个观念在现代教育中的辐射越来越小。现代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得分”，一切的教学互动都是为了得到高分，老师们越来越不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素质教育、心理教育，于是才会出现像“宿舍投毒案”“宿舍杀人案”等一系列发生在高校里接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这些不得不令人反思。教育是应当先把人教育成为一个能做“合格的人”的人，其次在教育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才是我们应该奉行的教育。

四、结语

孔子作为我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学习，灵活运用到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去，提高我国现代教育的质量，促进我国教育的良好发展。（作者单位：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论语全解》.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

孔子教育论文篇（10）

翻开中国教育的历史书卷，堪称教育家的人不胜枚举。虽然他们的教育思想大都散见于各种作品中，但只要系统的加以研究便会看到他们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孔子是我国第一个大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生活比孔子晚了一千多年，但是他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把儒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使儒学思想在统治阶级的影响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朱熹与孔子都是中国古代的大语文教育家。虽然中国语文独立设科是在1904年，但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却源远流长，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中国语文教育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孔子和朱熹都是对中国语文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今天我们把两位语文教育家的思想作一系统研究，希望能够从中得出一些对当今语文课程改革有益借鉴。

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朱熹与孔子的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他们的诗教理论的其他方面有着很大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朱熹的诗教理论倡导“以理为本”，他认为天理是人性伦理的行为纲领。他的诗教理论无处不渗透着“理”的影子，“理”是他诗教理论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诗教理论倡导“以人为本”，孔子的诗教理论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他推崇诗教的宗旨是为了净化、美化人的心灵，并使人获得一定的能力。他认为学诗的最终目的是涵养德行以施行仁政。

因为指导思想以及生活时代的不同，朱熹的诗教理论跟孔子的诗教理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不同，以下我们具体从诗教的目的、标准、功能、过程、方法等方面来研究一下两位大家在诗教理论方面的见解。

从诗教的目的来看，孔子认为诗教的目的是“思无邪”。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①]《礼记•经解篇》有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②]“思无邪”是心灵净化美化的一种至境；温柔敦厚，则是个体情感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水平。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诗教的目的是达到“思无邪”的境界。而朱熹则认为诗教是“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③]，朱熹认为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朱熹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懂“理”、明“道”。他认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朱熹诗教理论的终极目标就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大语文教育家在语文教育目的方面的不同见解，孔子认为诗教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人的发展，达到思无邪的程度，而朱熹则认为诗教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懂理、明道。

从诗教的功能来看，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⑤]“兴”即赋、比、兴，指通过学诗可以学习诗的表现方法；“观”即通过学诗、采诗以提高观察力和认识能力；“群”即通过学诗、用诗以锻炼合群性，涵养与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的能力，以促进社会和谐；“怨”即指借诗以表达讽刺的方法，引导人们表达哀乐的程度要适中，表达的方式也不能太过。。孔子所说的“怨”说到底就是通过学诗来涵养人际交往的能力、态度与方法。而朱熹认为诗教是为了学习圣人之言、圣人之思、圣人之乐、圣人之经。他说：“圣人之言，足以为教；圣人之思，足以为教；圣人之乐，足以为教；圣人之经，足以为教”。朱熹认为教育是使人读书、识字，“成人”、“成智”，他希望通过教育能培养出“明人伦”、“复性”、“亲民”的人才，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

在诗教的过程方面，孔子主张自求、自得、自省、自成，注重创设情境，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和得体表达，很明显这是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的教学过程论。孔子很注重学生的自我感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孔子倡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⑥]孔子的诗教过程论也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教育指导思想。而朱熹则认为诗教的过程可以分为端、变、规、止。他在《诗集传》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观，和之于颂以要其止”[⑦]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诗教过程注重文本本身的理，是以理为中心的。

在诗教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始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游于艺”[⑧]，认为学习的东西最终能够用到现实当中，才算是完成了学习的任务，是以言语实践为学习的最终落脚点。而朱熹则认为学诗要以“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礼之”[⑨]认为学习诗的方法必须按照诗词的句式、注释、韵律等来进行。是按照一种纲领性的东西来对诗进行理解。朱熹的诗教方法更多的注重了诗的文本，而在诗对人的影响方面，则有所疏漏。

综上所述，朱熹跟孔子在诗教理论方面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孔子诗教理论的至境是美学，其目标是净化人的心灵，让学生的思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孔子诗教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的逻辑起点是学者通过学《诗》以陶冶情操并不断提升言语实践能力，在自求、自得、自省、自成中涵养学生美丽的人生。而朱熹诗教理论的至境是“理”学，他的诗教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从属于文本，从属于理性，朱熹诗教理论的出发点是文本，落脚点则是“理”

其次，孔子的诗教是一种思想，是希望能够通过诗，来培养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能够使学生更好的实现自身的价值，是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出发点的。而朱熹的诗教理论是一种纲领，他明确了诗教的目标、标准、功能等，使教学更容易进行，增强了诗教理论的可操作性，但是忽略了教育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一要本目的，因为朱熹的诗教理论是以教学过程为主的，所以操作性比较强，这也在一定程序度上导致很长时间以来语文教育注重“语”、“修”、“逻”、“文”，而忽视听、说等言语实践能力的培养。

最后，孔子诗教理论的“兴、观、群、怨”是在一个开放的本体中，借诗以促进学生的发展。兴——观——群——怨提出了诗教的基本过程：创设情境）——观察体认——群体交流——得体表达。这在今天看来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朱熹的言教、思教、乐教、经教则是借圣人之言、圣人之道，来限制和束缚人的自由发展，以培养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在新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作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因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也只有放眼中国语文教育的过去，取中国古代语文教育之精华，并弃其糟粕，才能更好的找到中国语文教育的出路。

参 考 文 献

[1].杨伯峻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孟承宪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 靳健著：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张隆华，曾仲珊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孔子教育论文篇（11）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春秋时鲁国曲阜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他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位伟大的音乐教育宗师,本文将从以下几点来谈孔子的艺术修为。

一、孔子习乐

当今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提倡兴趣教育,岂不知早在春秋战国时,孔子就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人的认识、兴趣、爱好等方面来阐明他对教育和学习的态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琴师襄子①,十日不进。师襄子日:“可以益矣”。孔子日:“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②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③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④,眼如望羊⑤,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⑥再拜日:“师盖云《文王操》也。”【1】这篇关于孔子学琴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孔子学习音乐的态度――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也。而现在的学生,大都求快求多,学习钢琴曲或歌曲时还不明白曲子所表达的思想,就要求学新的乐曲了。而在这种态度下演奏或演唱出来的音乐是感动不了人的,培养出的音乐人才也只能停留在“音乐匠”的层面。而孔子的学习态度则是那么的扎实,虚心、深入和精益求精。他学习一首曲子时,不仅要学会曲调、还要掌握好节奏,体会到这曲子的思想内容,最后直到他领悟到这首曲子所要表现的人物才可以。

孔子是位可爱的习乐者,《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复之,而后和之。”【2】毫不吝惜的肯定和赞美别人的音乐修养,发自内心的向别人学习、与人同乐,这正是一个热爱艺术、有高层次艺术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另有《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⑦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3】孔子的这种学习精神,博得了齐国人的称赞。笔者以为孔子的这种精神是我们今人所欠缺的,也正是我们应该推崇的。

二、孔子的音乐教育理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音乐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音乐美学家” ――刘蓝。

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同时他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得不到推广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4】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可见在孔子的教学课程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他极其重视音乐教育。

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改变社会的不良风尚,没有比音乐更合适的了。他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好的音乐可以使社会风俗习惯得到改善;礼坏乐崩,国家必然会衰败。为了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与歌词相配合的曲调就必须是温和居中的,只有这样的“中和之音”才合乎孔子的礼乐标准。也即他说的“广博易良,乐教也。”――要求乐声宽广而不急促,疏越而不繁杂。用这样的音乐来陶冶人的性情,便可达到宽和朴实,温柔敦厚――这俨然是孔子理想中的君子风度。若音乐教育得到普及,并推广到社会各阶层,具有“君子风度”的人日益众多,则可变社会的混乱为安宁。所以孔子所编的《诗三百》是其音乐课的教材,据《史记》记载:“《诗》三百零五篇,孔子皆歌之。”他就编订了这部歌曲集做教材来教学生。他自己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即思想纯正,可见他对其教育评价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肯定的。

孔子曾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从这句话还可以看出孔子的乐教思想――与时俱进。学《诗》就与当时的社会特征有关,当时唱歌是外交活动中的交际工具,特别是正式的外交场合中都用歌唱发言。可见孔子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实际需要紧密相关,他的目的是为了担负“授之以政”、 “使于四方”的重任。这也正说明孔子时刻心系国家,不忘自己的远大使命。

三、孔子的音乐评论与审美标准

我国历史上,季札是第一个用“美”来评论音乐的人。在《季札观乐》中季札所谓的“美哉,渊乎”、“美哉,泱泱乎”、“美哉,荡荡乎”、“美哉,犹有憾”――讲的都是“美”。可见,“美”包括喜、怒、哀、乐、惧、宏伟、流畅等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所说的美,指的是音乐作品的艺术性。而孔子认为,只说音乐作品的“美”还不够,还必须要求音乐作品的“善”(思想性)。在孔子习乐中,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孔子评论《韶》乐中的“尽善”,符合孔子的道德标准,即思想性;“尽美”指音乐的优婉、动人,符合孔子的审美标准,即艺术性。那就是说,《韶》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同时用“美”与“善”作为评论音乐及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使音乐的审美更加全面,也是孔子对音乐美学的伟大贡献。如今,几乎成为全世界的文艺评论标准。

孔子对音乐的审美则是既反对粗陋不堪,也反对华而不实。《论语》记载说:“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孔子提倡 “中庸之道”,要恰到好处,反对“过犹不及”。他评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当君子追求淑女“求之不得”时,被失恋的情绪困扰得彻夜难眠,“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过分,“伤”便不合于“仁”的原则;当君子与淑女终于成婚,“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符合“礼”的规范。这首歌曲的诗词和音乐都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原则在后儒的音乐论著中出现时,便称为“中和之音”。

总结

孔子是倡导音乐教育的大音乐家,他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研究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学习音乐的精神及态度,给后代学者树立了典范。他还是一位乐思敏捷的作曲家,作琴曲《幽兰》《获麟操》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一生不得志的心情。《论语泰伯》中记载,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明确他的乐教思想是把音乐作为陶冶性情和修身的载体,使受教育者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现代人要不断的吸收和发扬这种伟大的思想,使中华五千年文化走向璀璨的未来。

注释:

①师襄子:春秋时代鲁国的的乐官,是孔子学琴的老师。

②未得其数:还没有掌握乐曲的节奏。

③志:思想内容。

④几然而长: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

⑤眼如望羊:眼光远大。

⑥辟席:避开老师的座位

⑦《韶》:乃是代表帝舜的乐舞,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为推崇的乐舞。

参考文献:

[1]《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 刘篮编著 2006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3页

[2]《音乐漫话》 刘篮编著2008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021页

[3]同[2]006页

[4]《论语》 刘永升主编2009年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