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意识论文大全11篇

消费意识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1-0000-00

鲍德里亚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杰出思想家，他以其影响深远的消费社会理论为思想背景，提出了独特的大众文化思想。该思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分析了当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本质及特性，启发我们去研究当下大众文化所蕴具的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从而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消费：文化的转向抑或文化的幻象

消费成为西方社会学探讨的主题，始于德国现代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在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禁欲主义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发展，而贵族和资产阶级对财产享受的追求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又成为了推动工业革命的精神动力。韦伯的论述为消费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思路。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1]（P113]而引发的。此种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众消费方式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习惯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生产者主体向消费者主体的转移，经济中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消费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鉴于此，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他指出，如今，我们无处不被丰富多彩的物质、服务和消费品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和“富裕”所包围。由贝尔所引发的后工业社会的探讨，到鲍德里亚那里演化为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我们认为，贝尔后工业社会依然建立在以生产为中心的视角下讨论社会的变迁的，但鲍德里亚却是运用一种与生产视角相反的方式来研究当下社会的变化。因此，鲍德里亚在理论上改变了他原先遵循的资本――生产――产品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而直接从“生产之镜”的消费来透析生产，直接从产品和消费及其所呈现的意义世界、符号世界层面上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英国学者西莉亚•卢瑞所分析的那样，“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中，生产的逻辑不再是最重要的；相反，意义的逻辑成为至关重要的”[2]（P63]。

因此，鲍德里亚所指的消费已经超越了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耗与使用的含义，而提升到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层面上。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使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一旦人们进入消费，那就决不是孤立的行为（种种孤立只是消费者的幻觉，而这一幻觉受到所有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心维护），人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牵连。”[3]（P69-70]所以，消费不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世界的关系。说到底，消费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和语言一样，或和原始社会的亲缘体系一样，是一种含义秩序。”[3]（P70]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体验、情感、人格、品位、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社会符号体系和独特的意义世界，从而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这也许预示着文化的转向，即人类从千百年的生产性的文化转体到消费性的文化，抑或消费性文化本身只是文化的幻象，因为，支撑人类文化前行的最为根本的和基础方式是生产――物质性的生产。

二、消费社会：文化的兴起抑或文化的迷失

首先，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消费社会的文化再循环的必然结果。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从本性上讲就是一种消费文化。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人要想成为消费社会成员就必须要进行消费再循环，即不仅要做到跟上消费潮流并且每年、每季度、每月要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等进行再循环，即不断购买新物品。假如不这么做，就没有资格成为消费社会的成员。大众文化如同物品一样也要进行文化再循环，即“所有适应了新环境文化的人（而且在此范围内，即使是有教养的人也不例外，或者说，也不会例外）并没有权利参与到文化中去，他们有权参与的是文化再循环”[3]（P102]。鲍德里亚所说的文化再循环其实质指的是文化内在精神沦丧后，文化不断追求翻新而成为了时尚附属物的一种现象。所以，文化再循环导致的并非仅仅是几千人或几百万人分享某部作品或某种型号的汽车，而是这部作品和这种汽车一样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在文化再循环的作用下，文化等于生产，文化命中注定成为大众文化。文化不再是为延续思想而被创造出来，而是屈于消费逻辑，迫于市场要求、缘于利润追求而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在此，大众文化无形中成为了消费文化重要的承担者，原因在于，大众文化是感性的文化，其容易引发普通民众的盲目追从，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不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理论界，贝尔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都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意识到消费、文化商品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深刻关系，但从消费社会角度出发全面探讨大众文化问题的还应属鲍德里亚。

其次，消费社会的本质铸就了大众文化的持久繁荣。鲍德里亚认为，就消费社会的本质而言，它是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的社会，要想攫取财富又必须要制造人们需求欲望。在这方面，大众传媒通过广告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广告成为制造需求欲望的重要工具，并且广告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即广告借助一种人为的、布控性的系统符号引诱人们产生消费认同，刺激人们消费意识增强，并在此过程中把民众重新构造为一个消费集合体。“广告也许是我们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3]（P134]人们在经广告刺激而不断膨胀的需求欲望冲击下，纷纷抛弃了独立性、批判性思考原则，纷纷加入广告消费大军之中，成为消费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据此可知，大众媒体和广告对大众文化本来就具有的消费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媒体和广告合谋不断地制造各种“热点”和“买点”，由此它们成为了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大众媒体在不断制造虚假需求的过程中，不仅调动人们内在的感望，更为重要是塞给了人们幸福等于消费的虚妄的幸福观，使得人们误将感性消费看成当代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代名词。物质望的疯长使得人们逐渐变成了官能性、物质性的人，不断张扬物质生活的合法性，贬低精英主义或传统主义一直倡导的精神生活。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文化由精神性必然向物质性转化，向大众文化转向。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人们希望拥有大众文化产品，享用大众文化产品，不是在追求文化而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占有更丰富的商品，而抛弃了对“意义”的追求。在此不难看出，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其承担者与鼓吹者大众媒体是持批判态度的，因此，英国学者戴维•钱尼认为“事实上，鲍德里亚虽然使用一套极富个人特色的词汇，但他是一个旧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家。”[4]（P219]

再次，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最小的公共文化必然得到消费社会公众的青睐。鲍德里亚把大众文化称作“最小的公共文化”，意思是指它代表着人们能够成为消费社会公民的文化资格证，即必须拥有一套能够被消费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或打上了所谓“文化”印记的物品，才能被消费社会纳入“会员”。鲍德里亚将其称作消费者参加消费社会考试的“正确答案”。因此，对于消费社会成员来说，消费一定量的大众文化品是一项必须参加的资格考试，是一场必须经历的“文化”体验，是其被其他消费社会成员所能文化认同的最基本的要求。大众文化的这一“最小的公共文化”性质使其成为消费社会成员的“宠儿”。如此，大众文化市场的持久繁荣也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最后，消费社会造就大众文化媚俗的典型特征。鲍德里亚曾说：“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3]（P114]它是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贫乏又是与最大的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媚俗而贫乏的文化氛围中，人们日益弱化着自身的欣赏趣味，于是“媚俗美学”成为大众文化中的审美风尚。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美学与日常生活“内爆”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内爆”了。所谓的内爆也就是导致各种界限崩溃消失的社会熵的增加过程。那么，作为媚俗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性又有何种联系？其实，大众文化的媚俗正是其消费性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对此，鲍德里亚指出，一方面媚俗的大众文化商品漫天要价，使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一种“市场的疯狂”和“价格的暴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传统的崇高地位，占有媚俗的大众文化商品成为身份和地位的矫情的符码。因此，在鲍德里亚的论述逻辑里，大众文化在劫难逃，只能按照消费社会设定的消费逻辑“堕落”下去，文化性让位于商品性、精神性让位于消费性、批判性让位于媚俗性。

三、大众文化：世俗的商品抑或时代的精神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首先是一种分析理论。他对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分析无疑让我们从消费尤其是符号消费的角度更为全面地认识到了大众文化的消费特性。但是，鲍德里亚的分析片面夸大了符号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作用,对具体的消费实践和消费产生的政治话语重视不够,这一点使他的理论不仅在研究方法上，也在研究目的上与他的前辈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法兰克福学派在本质上依然坚持从生产到消费的研究路径，坚持自身理论的政治意义。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采用符号学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有意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对消费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理论上的升华。这使他的理论出现了一方面理性分析性强，另一方面又很抽象空洞；一方面极其关注现实，另一方面理论又脱离实际的矛盾。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又是一种批判理论，这从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媚俗性的批判性的论述中可见一斑。但他的消费文化理论却没有继承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全面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进而批判了消费异化和人的全面异化的有关理论。对此，“鲍德里亚说，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与现在早已消失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关”[2]（P63]。综观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论述，无意中给我们刻画了一张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拜物教”的生动新场景，但鲍德里亚却否认这一点。误以为“我们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阶段。”[2]（P63]“商品拜物教”让位于“符号崇拜”。这使得他的理论缺乏某种政治关怀,脱离了阶级分析,在批判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畸形发展过程中，反而不经意间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渲染者，导致了在理论目的上可能蕴涵着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批判，但在理论具体阐述的过程中，批判精神却被严重削弱了。

鲍德里亚所强调的文化再循环、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媚俗化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某些特质。但面对大众文化中出现的种种堕落倾向，鲍德里亚表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他既不像詹姆逊那样对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理想依然心存一丝希望，也不像贝尔那样试图提倡新宗教来改变这种状况。在鲍德里亚看来，拯救大众文化堕落的唯一途径就是让它继续堕落下去。也许堕落的最后就是文化迎来春天的时刻。所以鲍德里亚对大众文化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满于大众文化的“堕落”，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堕落”才能拯救大众文化，从而拯救整个人类文化。这一结论在理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局面，同时在文化实践带来的必然是消极的后果。鲍德里亚以貌似“物极必反”的抽象辩证法放弃了对当代大众文化纠弊的努力，这是理论上贫乏的一种表现。而造成这种理论状况的原因在于，第一，鲍德里亚没有认识到他所描绘的大众文化的“堕落”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与利润永无止境的盲目追求这一经济因素在文化上的体现。只要这一经济因素存在，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是必然的。第二，鲍德里亚忽视了人民群众文化实践的力量。其实，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最终发展如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创造。大众文化不是天生的“堕落派”，它的生产、发展、演进都有着其自身的规律。

对于大众文化，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它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这不仅在于它是适应了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运而生的，而且它所蕴含的文化意识在总体上体现了对时代精神的趋赴与追随。任何时代精神，都是在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在社会经济关系运动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趋势下所形成的主流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仅被高雅文化所表现，同时也能被大众文化所体现。所以大众不应被看作普通的商品，它同样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者、折射者、发扬者。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大众文化在实际生产运作过程中的确会出现种种不良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在生产、传播、消费上皆被市场和利润所左右，势必受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而造成其对时代精神的疏远与偏离。但这不是大众文化本身的错误，大众文化的最终归宿绝非只是供人消费的一般商品，它必将能以自身独特的精神价值而彰显出人类文化的伟大。

四、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政治意蕴

鲍德里亚认识到了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存在着的意识形态的意蕴，并试图作一些理论上的论述，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理论启发了我们去深入发掘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首先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文化会产生“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于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3]（P115]的假象，从而削弱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一般商品是难以承担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预谋的这种意识形态企图的，但大众文化却具备这种功能。原因在于，第一，大众文化是感性文化，容易引发普通民众的盲目追从，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却不会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热情。第二，大众文化本身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且这种载体的传播效应比起简单的新闻宣传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变得非常隐蔽。第三，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会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此就会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去，这使得资本主义的思想监控密不透风。第四，电视、广播、音像等大众文化在消费形式上的民主与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制度的不平等。对此，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起来”[3](P34]。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社会内爆现象，即先前存在的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事实被人漠视。因此，这种大众文化面前的“平等神话”的背后隐藏了一系列社会内在的深刻的不平等。

鲍德里亚有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促发我们认识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谋，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我们警惕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普遍确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会以文化市场运作的方式，以广播、影视、广告等大众文化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进行“同化”。如此，发展中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将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面对此等状况绝对不能放弃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抵抗，我们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割断与它们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守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要重视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在建设与发展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之际，自觉地反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珍视我们的优秀文化，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教育、先进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切实巩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消费意识论文篇（2）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出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消费理论为主线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渊源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研究以及马克思消费理论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渊源的研究

在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进行尖锐批判中诞生的。 董升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一下。” 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才逐渐成为引起重视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消费问题，力图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进行辩说，陷入了对当时社会消费问题认识的误区，这就不能科学地对消费运行加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包括消费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悦书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了他对消费现象的一种综合思考，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展现出消费现象的多种深层内涵”，“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已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以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开始的。” 王彩琴也提出了对此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庸俗消费论，不能仅仅看到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是起点环节，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分配和交换是整个生产运行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消费是“浮浅的表象”，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重点分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李雨燕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理想性消费进行了构想，并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而消费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

魏红霞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清晰且深刻地论证了消费和生产的对立统一性，指明了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长春、蒋和胜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属于马克思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行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消费问题，形成了其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 黄立研究指出，马克思为了对消费进行更好的区分，对消费依据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加以分类，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着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到：“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刘小怡也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从需求的角度，也对消费需要加以了分类。根据需要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消费需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表现为不同的需要层次，这就可以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从需要的性质来看，处理消费的需要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即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以消费为目的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 邹升平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消费的内涵界定：“从广义讲，消费这一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另一种消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马克思谓之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因而很重要，生活消费也并非仅仅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因而是消极和无足轻重的。相反，生活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同样具有积极革命的意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 刘建军在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尤其是联系社会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消费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此外还给出了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直接对立的。“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和生产相互媒介。 王瑞华给出的定义是：在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概念，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从形式上看，消费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以满足其各方面需要的行为。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消费则是与生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创造的运动。 南京大学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资本统治模式的复杂性的角度揭示了消费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发展性角度阐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所滋生的观念拜物教。

三、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的研究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原生性的指导理论和认识方法，不仅仅从历史和逻辑演化角度展现消费伦理演化规律，而且为现有消费伦理、内容和实现机制的正确性、方向性研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和原则性平台。 吴薇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一文，研究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消费理论，探讨了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时代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用来引导经济建设，升级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和谐，意义重大，因此要针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展开研究，重视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关注消费实践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桂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更有首直接指导意义。” 马桂云分析了马克思消费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就需要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赵洵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的相关著作中，《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露出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研究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发表了对消费的深刻认识。在穆勒的这个文本中，消费被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蒋建国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有利于人们清醒看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弊端，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要对马克思消费思想加以深刻认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消费文化现状，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本质要求，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消费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维度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 王瑞华从消费观的角度也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其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系统化的广义的大消费观，这就要区别于那种就消费论消费的狭义的消费观。从这种消费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对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消费问题，比如消费主义的渗透、生态环境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消费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注重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指导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并在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根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从而对现实的中国消费问题能够加以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转换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

邢玉升、褚良子认为，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关于生产必然经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而带动消费的转化理论，必须针对当前我国的具体消费实践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寻找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魏红霞认为，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消费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把握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科学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内需的不足，规导和抵制当前消费领域中呈现的消费主义倾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赵安东、杨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就要依据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规范收入分配，平衡收入差距，引导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孙国志、丁长青指出，根据马克思消费思想，我国当前应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上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在消费理念上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消费和谐。 李彦和认为，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思想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消费思想。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思想的核心上。消费思想的核心概括地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消费资源，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差别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 杨宏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消费理论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消费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实践采取了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理论，进入21世纪，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已有研究就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消费的重大指导意义。同时这些研究可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我国的消费现状及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不是仅就消费研究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展开思考。所以，对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系统的地方。例如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研究，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整体研究还待提升，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深度也还有很大空间，具体内容的分析也还可以深入，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探讨也可以联系实际给予更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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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3）

当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作为这一表征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反映，主要指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被大众媒体刺激起来的欲望，并以此作为自我社会价值的符号。消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前“物质丰裕”还未成为现实，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诱导人们从“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变，从而为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消费主义的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在理想信念层面上诱导物质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催生享乐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肖融主体意识，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政治理论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环节。通过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不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举措。完成这一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主要应从教学资源的利用、教学主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

一、有效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科学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伟大功能。近年来，各高校在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着科学的消费观。消费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消费，首先是适度的消费，消费水平必须和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状况相适应；其次是和谐的消费，主要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个人消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个人物质、精神消费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和谐统一；再次，是以人为本的消费，消费要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理念，同时也包含着对当代人在消费领域中深刻的人文关怀。消费主义的消费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压抑、无自我、无价值感在消费中的非理性释放，它限制了人对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性思考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加剧了“人为物役”与道德滑坡的趋向。“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倡导人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统一、眼前利益消费与未来发展消费的统一、感性娱乐消费与理性思考消费的统一、自身需要消费和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从而唤醒人们培育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育一个独立自主且有尊严的生命，一个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是我们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中认真贯彻。

第二，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人文基础和扩展课程，它应该在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程度地提出“尚俭黜奢”的思想，并且把“俭”作为道德原则和人生观准则基本要求之一。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俭”是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节俭美德是“仁”的保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致富，奢侈能沦入贫穷。墨家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倡“节用”、“节葬”。老子把“俭”看做人生三宝之一，凸显了消费道德的人生观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节俭和节欲是密切联系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要求把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孟子把欲望与善恶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实现正当欲望的同时，必须对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即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诸葛亮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宁静”-tg是“尚俭节欲”，并且具有端正学风和提高个人修养的意义。古代圣贤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鼓励正当欲望满足，要求克制不正当欲望，并将此作为人生观准则、道德原则和良好学风，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与消费主义那种通过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感官欲望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是治疗消费主义病症的一剂良药。虽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伦理正得到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古代思想家“尚俭黜奢”思想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求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国际背景资源。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消费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消费运动蓬勃兴起。在一些觉醒的环保人士带领下，哪里有消费主义，哪里就有绿色消费运动。无论是像绿党这样的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组织，还是像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参与了绿色消费运动。国际上绿色消费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促使人们自觉反省自己的消费方式，重新树立适度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针对消费主义的理论反思成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清算消费主义伦理的力作；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的《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批判消费主义；日本经济学家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内在关联，这些著作中不乏发聋振聩的理论强音。在自然观领域，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经济学领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GDP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伦理学领域中，消费伦理当代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谐消费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社会学领域中，超越消费主义物质贪欲，构建当代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主张引人瞩目；在哲学领域，消除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背景资源，纳入政治理论教学的视野。

二、积极培育“三个视野”

第一，意识形态视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真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消费主义思潮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入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为现实的理论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抛弃发展主义而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凭借资本、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他们把消费主义描绘为“普世价值”，大肆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第一”，把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作为“美好天堂图画”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从而试图消解各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者麦克基本(BillMckibben)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我们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过去西方有人认为，当我们的青年都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西部牛仔，看好莱坞大片，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距离西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们许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消费主义思潮所蕴涵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理想的陨落等价值取向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

第二，整体理论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立的思维习惯，历史地、辩证地和实践地看问题，即树立整体理论视野。从西方思潮的传播角度看，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同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有着相互纠葛的共谋关系。在全球主义或普世价值论看来，“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分权制、多党制、议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和文化同质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西化”图谋的揭露，离不开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批判的语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神圣的和万能的，消费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或其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消费进行干预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另外，消费主义所蕴涵的理想陨落、主体之死、平面化无深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本能的宣泄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消费主义批判又离不开后现代语境分析。总之，只有在对西方思潮的整体把握中才能真正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关于消费的整体理论视野。毋庸置疑，消费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条件的：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和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视野看问题，消费主义不仅不需要受到批判而且还有存在的理由。而从整体理论视野来看，经济学从来都是和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的。消费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能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道德责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费的原则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学提供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第三，批判性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的影响，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启示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所谓“拜物教”就是把某种人造物偶像化，赋予它本身并不具有但又凌驾于社会的能力，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各种能力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但在表面上，这些能力都成为它们固有的东西，而与劳动不相干。不仅如此，商品似乎能够左右生产者命运，货币更天然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魔力，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物，它天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从马克思的批判视野看，消费主义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对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有深刻的论述。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占有被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象征和标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从而造成人依赖于物；货币本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由于其作为物质财富“通约性”代表而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符号权威”，从而诱发拜金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不但使人遵从物的逻辑，消融其主体性，而且制造种种幻象：“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平等、自由、人权等幻象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变幻出来。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的神奇之处在于，让人们在市场的现象世界里尽情享受和体验他的魔术表演，而让人们对魔术真相与魔法一无所知。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魔术背后的统治逻辑——资本的逻辑控制。以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审视消费主义，它不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是对现实幻觉性的再现，而且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消费主义的流行“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其实，无论是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媚俗消费，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无不遵从资本的逻辑控制，无不是资本增值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需要。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在于揭示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批判性视野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视野的深化。

三、创新三种“教学方式”

第一，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式。心理疏导，主要是让学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矛盾舒缓下来，减轻其二元张力形成的紧张。马尔库塞用“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来描述消费主义思潮中人的心理矛盾。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处于多重矛盾的痛苦纠葛之中。例如，物质资料实际占有和占有欲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消费感官娱乐和日常理性认知的矛盾形成的焦虑；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和自身精神理想追求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惑等等，这些矛盾造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人“烦”的心态。在“烦”的心态下，部分大学生不仅感到政治理论课“太复杂、太抽象”，“学起来太累”，而且认为政治理论教学和现实是“两张皮”。政治理论教学的心理疏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就政治理论教学来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读书疗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阅读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也不限于泛泛浏览课外书籍，而是要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心理症结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读书是驱散生活中不愉快的最好手段。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阅读调适心理是可行的，中国自古就有杜诗除疾的传说，在法国有所谓“患者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倡导诗歌疗法，达到益身心、除忧虑的作用。学生在阅读中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在“同高尚的人谈话”中产生共鸣，一方面宣泄现实中感觉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享受伴随而来的兴奋和愉悦，还可以领会伟大作品所蕴涵的心路探索历程、道德与人生观感悟，所有这一切都是缓解大学生心理矛盾的精神良药。书疗的好处是经济、简便、及时、花钱少，同时又不会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伤害自尊。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贵不能淫”，在消费主义思潮冲击下不玩物丧志或随波逐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寒的学生，要鼓励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使艰苦奋斗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被物所支配，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消费意识论文篇（4）

文献回顾

环境恶化的根源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消费不仅产生直接排放，而且产生间接排放，在一定程度上，消费模式影响和决定着生产模式，因此，促进消费者向低碳消费行为转变，对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迄今，大量文献从低碳知识掌握程度、感知自我效能、社会规范、消费习惯等方面研究低碳消费行为。Danner等和Maréchal（2010）认为，消费行为的转变容易受到消费习惯的制约，对于简单易耗品消费者往往根据使用习惯来购买。EcoPinion（2009）和Nielsen（2011）认为尽管有些消费者有认为全球性的低碳消费是必要的，但是积极消费态度不一定会转变低碳消费行为。Paul，Stern认为增加低碳知识、提高低碳意识、影响消费者态度和实行低碳行动的承诺会影响低碳消费行为。Steg（2008）通过对家庭节能行为的调查显示，节能行为可以降低成本是人们愿意付诸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Moloney等（2010）认为消费行为的改变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在社会层面，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障碍包括缺乏基础设施、管理薄弱和资源贫瘠。Hong Chen和Ruyin Long等（2013）发现功能消费价值观和经济消费价值观对低碳消费认知有显著影响。 Gansky（2010）提出产品共享，以服务替代产品可以提高生态环境效率，共享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Ek K等（2008）在对瑞典家用电力选择的调查研究中显示，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积极倡导对于人们选择绿色消费具有正效应。本文用质化研究的方法，研究了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的心理归因和社会因素，发现个体消费意识、习惯和社会消费规范、模式是较大的阻碍因素，促进向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策略是通过低碳营销传播改变消费意识、模式，通过社会情境模式变革促使低碳消费态度到低碳行为的转变。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指采用实地体验、深度访谈、观察、文献分析等方法，对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以归纳法为主，整理出当事人对事物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说和理论模型。由于本研究致力于了解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障碍，并且目前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都只是偏重某些方面，未能系统的梳理出一条脉络，用质化研究方法推演的理论模型更加全面一点。

本研究通过设计非结构化问卷对消费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障碍及其影响，并挖掘消费者深层次的真实动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识别出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障碍，有助于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政策导向研究。本文选取了18-40岁的中青年城市消费群体（如在校大学生、教职工、企事业单位员工）为受访对象，因为这一部分人思想活跃、信息可获得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对于低碳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全面。本文最终选定了68名受访对象，受访者统计资料如表1所示。

访谈之前必须要向受访者解释一下什么是低碳消费，让其正确理解低碳消费，并且记录下访谈内容和在此期间发现的问题，在访谈结束后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访谈中主要问其客观问题和对其他人的行为的看法以避免不诚实的回答。访谈提纲为：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阻碍人们进行低碳消费的因素有哪些；你觉得这些障碍对人们实行低碳消费的影响程度如何；你关注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方面的信息、政策吗；你觉得有哪些措施可以推动人们采取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访谈时围绕这些问题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深度挖掘和追踪式提问，以尽可能地深入到受访者的内心世界。

资料分析与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来构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转变的障碍和政策。研究流程如下：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是对访谈收集到的所有可以编码的资料给予标签，实现资料概念化。本文使用受访对象的原话作为可发掘的初始概念，最终发掘出1040多条原始记录，剔除了频次低于3次的初始概念，表2为整合出来的初始概念和范畴。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寻找开放性编码中各项独立范畴的内部联系，将各个独立的范畴联系起来，建立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表3所示。

从该理论模型看，个体消费意识、习惯，社会消费规范、模式中都有消费行为转变障碍的影响因素，但可以通过低碳营销传播和改变社会情境模式等方式促使消费行为转变。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就是从主范畴中挖掘出核心范畴，并分析其余各个主范畴的联系，以此来建立理论框架（见表4）。

研究结论与展望

首先，消费者个体消费意识、习惯可能会阻碍消费行为转变。根据本文研究发现提高心理意识对改变消费行为有正面效用；然而在促进态度向行为转变过程中，对于弱消费习惯采用教育、引导，对于强消费习惯采用实践体验、持久劝说。

其次，社会消费规范可能从以下两方面阻碍消费行为转变：个体对低碳消费缺乏了解，会跟随行业领导者或者社会名流的行为，以他们的行为为参考对象；个体为了融入某一群体获得认同或者避免被排挤而遵从社会规范和准则。

再次，低碳营销传播可以转变低碳消费意识和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从而间接改变消费习惯。低碳营销应该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等方面来进行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要区别不同的消费群体来宣传，重点加强对污染企业和主要消费群体的教育。

最后，社会情境模式变革通过改变低碳消费的成本收益和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等改变消费习惯。假设消费者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即人们有低碳意识但不一定有低碳行为，因为消费者无法直接感知低碳消费带来的收益；然而个体行为也并非是完全价格弹性的，他也会受到心情、兴趣、惯性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影响。

本研究都是基于少量样本构建的，其信度、效度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将模型中的因子进一步概念化并开发量表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而对于转变消费行为策略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以后还有赖于立足更广阔的社会学、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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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6BJY024）；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2011-37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1YJC630077）。

作者简介：董伶俐（1976-），女，河南新乡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消费者行为、技术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162. 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97-04收稿日期：2012-01-16

延保服务，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指的是在产品生产厂家基本担保服务基础上，由制造商、零售商或第三方服务公司提供的、消费者可自由选择的付费延长质保服务。

框架效应是指由于问题表述的语境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2种逻辑意义上相似的描述最终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的效应（Tversky et al，1981）。Park等（2000）把呈现方式区分为“加法”和“减法”模式：“减法”模式是呈现给消费者完整的产品组合，将所有配置都包含在内，让消费者购买决策删除不想要的配置，删除越多，产品价格越低；“加法”模式是呈现给消费者最基本的产品组合和许多可供选择的附加项目，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添加所想要的配置，添加得越多，所付价格越高。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在“减法”模式下，消费者购买决策了更多数量和更高价格的产品选项组合，称为选项框架效应。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前景理论、呈现框架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1979年Kahneman等人正式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结论有：人们不仅看重财富的绝对量，更加看重财富的变化量；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财富增加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在此基础上，1981年Tversky 等提出了框架效应：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依赖偏差，即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人们在正面框架下表现出受益时偏好规避风险；负面框架下表现出受损时偏好追求风险。同等数额的获得或损失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同，最终使得个体判断的决策也有所不同。

近来，有学者把框架效应引入对消费者产品选择的研究（金立印 等，2009）。他们提出按照呈现的方式，产品或服务的定制方案可以划分为“加法”框架和“减法”框架。减法模式下，消费者容易体验到负面的情感，决策起来会觉得比较困难（Luce et al，1998）。因此“减法”模式下消费者往往购买了更多数量、更高总价的产品选项。鉴于此笔者提出假设H1：与呈现给消费者基本服务包让其进行加法选择相比（加法呈现框架），当呈现给消费者完整服务包让其进行“减法”选择时（减法呈现框架），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

（二）消费者知识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消费者知识是消费者为解决特定消费问题而选择产品时可以依据的相关知识（Aurier et al，1999）。消费者知识会影响消费者如何收集和使用信息，并最终影响他们对新产品的购买及如何使用这些产品（Cordell，1997）。高知识的消费者在做出产品购买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了解信息的细节；而低知识的消费者则相反，间接论证了不同知识度的消费者在购买新产品时的行为差异（Biswas，2006）。

当消费者知识高时，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增强。根据前景理论：（1）当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更加倾向于冒险，而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更倾向于实现确定性盈利；（2）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因此在减法呈现框架下，无论消费者的知识高或低，消费者都不太愿意做出减法选择，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痛苦。故笔者提出假设H2：相比减法呈现框架，加法呈现框架下消费者知识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影响会显著增强。

（三）心理账户理论、主体产品促销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1980年，Thaler 首次提出 “心理账户”概念。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的分类记账、编码、预算等过程。Thaler（1985）又提出了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即人们根据财富来源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多个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一般来说，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因而当产品在促销期时，消费者更容易把促销节约的购买成本花在为产品提供担保上。此外，当产品在促销期时，如价格折扣，可以让消费者节约部分购买成本，从而产生收入效应。来自促销的收入效应可以使消费者购买更多更贵的产品（Allenby et al，1991）。由此笔者得出假设H3：当主体产品进行促销时，无论是在加法呈现框架下还是在减法呈现框架下，消费者购买延保产品的意愿都明显增强。

二、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实验一

1.实验概述

本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假设1和假设2。为此本文设计了2（选择呈现方式：加法vs减法）·2（消费者知识：高vs低）组间实验。本试验的对象是东部一所高校的学生。产品选择学生比较熟悉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情景设置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2种不同的选项呈现框架下，一组在“加法”情景下做出购买选择，即告诉被试者电脑价格，让其在此基础上选择是否购买延保服务；一组在“减法”情景下选择，即告诉被试者包含延保服务的电脑价格，让其在此基础上选择是否购买延保服务。问卷中对被试的消费者知识进行了测量。共发放问卷166份，回收160份，有效问卷134份，其中男生64份，占47.8%；女生70份，占52.2%。

2.前测与试验刺激

本实验中对购买情景进行了模拟设置，即在问卷中描述购买电脑的情景，让被试者想象自己处于该情景下。在2种呈现框架下都给出文字的情景描述，并配以简单图示（见图1）。要求被试者在2种情景下做出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选择。

图1实验一呈现框架简单对比示意图

3.自变量、调节变量、协变量和因变量测量

本实验的自变量为呈现框架，因变量为延保产品购买意愿，调节变量为消费者知识，协变量为性别和家庭收入。对消费者知识的测量借助于Aurier（1999）的量表，测量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标准、优缺点的熟悉程度；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测量采用了3个测量项目：对延保产品1年、2年、3年的购买意愿。根据Fishbein 等（2010）的建议，消费者购买决策采用新产品购买意愿测量。以上测量均采用李氏7分量制，因对1年、2年、3年的购买意愿通过方差分析差异不显著（P

4.结果与讨论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差异非常显著（F（1，133）=19.70，P

消费者知识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影响差异显著（F（1，133）=23.60，P

图2消费者知识的调节作用

（二）实验二

1.概述

实验二的目的：一是进一步验证实验一的结果；二是验证主体产品是否促销对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调节作用。本试验采用2（选择呈现方式：加法vs减法）·2（消费者知识：高vs低）·2（主体产品是否促销：促销vs不促销）组间实验设计。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遍适应性，本实验的对象是中部某高校学生。本实验用到的量表和实验步骤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体现在：对消费者知识不是像实验一中进行测量，而是进行了操控，进一步验证实验一的结果。在情景设计中加入了主体产品是否在进行促销。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36份，男生189份，占54.2%；女生150份，占45.8%。

2.前测、试验刺激和操控检验

实验前先对消费者延保产品知识进行了测量，剔除了延保产品知识高的被试（调研中该样本量占被试者25.2%，为了保证操控检验的对象具有相同的产品知识起点，减少原有知识的影响，这些样本不作为本次实验的对象，予以剔除）。然后把被试者分成两大组：加法组和减法组。在发放问卷之前，又进一步把每组平分成2组，加法组分成加法1和加法2组，减法组分成减法1和减法2组。然后让加法1和减法1组分别接受25分钟延保产品的详细讲解，该实验步骤的目的使被试者通过产品知识讲解变成高知识组。实验后对延保产品知识调研表明，每种呈现框架下，实验组产品知识的值都明显增大（M加法-实验前=4.92，M加法-实验后=12.01，t（61）=1982，p

实验刺激和实验一类似，并在实验情景中加入了主体产品是否进行促销。用文字和简图描述情景（见图3），让每组被试者想象自己处于该情境中并做出购买延保产品的决策。

图3促销水平的调节作用

3.结果与讨论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差异非常显著[F（1，235）=37.96，P

促销水平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主效应显著[F（1，235）= 101.1，P

图4实验二呈现框架简单对比示意图

三、营销建议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分析研究了呈现框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并以延保产品为例，研究了消费者知识和主体产品促销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给企业提出以下启示：（1）延保产品销售尽量采用减法呈现框架。（2）多渠道增加消费者延保产品知识。如企业联合在公共媒体上提供延保产品的知识介绍；增加延保产品的售点广告等。（3）有效开展多种形式促销。如价格折扣、捆绑销售等，并在促销活动期间大力推介延保产品，以此增加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

本研究假设虽然都得到了验证，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未来对呈现框架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如呈现框架对创新产品扩散的影响；影响机理背后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如感知风险等，以期获得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金立印，邹德强，裘理瑾.2009.服务定制情境下选项的战略呈现：呈现框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12（6）：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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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Framing Effects and Consumer’s Choice： the Effects of Consumer Knowledge

and Product Promo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Extended Warranty Service

DONG Lingli1，2

（1.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

消费意识论文篇（6）

当代大学生在消费方面，较为突出地存在攀比心理严重、消费决策能力差、双重消费理念并存、消费两极化现象明显、理财意识薄弱等特征和问题。面对这些特征和问题，引导大学生养成合理消费观成为必然选择。大学生的消费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支配钱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支配时间的问题。如何合理地安排消费比例，安排消费时间，达到科学合理的消费，对大学生至关重要。构建大学生科学消费理念引导机制，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全方位、多渠道来努力。

一、克服消费攀比心理

科学的消费不是表现为敢花钱，而且表现为会花钱。大学生们不缺少消费的冲动，但往往缺少消费的理性，因而常常发生不自量力、盲目追潮、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显示出理财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基于这样的现实，对大学生进行理财教育势在必行。

1、树立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针对在校大学生提倡“科学与合理”消费，反对各种形式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不良消费倾向，提倡“量入为出”消费观念；培养艰苦朴素的节俭消费观；大力发扬理性消费、理，反对盲目攀比、盲目从众的病态消费等盲目的消费理念，是对他们的最佳引导方式。在消费支出总量的前提下，在校大学生要重视消费支出的合理安排，从固定总量中寻找出效用最大化，满足全面发展的要求。

2、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不同方面正确认识自我，克服盲从和虚荣心理，增强自律自主意识，杜绝消费中的攀比、盲目行为；不贪图享受，节制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高消费，勤俭节约。通过思想教育，让学生深刻理解节约是一种美德，它不仅仅表现为对社会财富的珍惜，更体现出对广大劳动者的尊重。

3、注重消费实效性。攀比心理、追求时尚的理念使一些大学生忽视现实生活，不合理的消费结构日趋凸显，长此以往，这种生活作风就会恶性循环，损害部分学生和家庭。因此要引导大学生注重购物的实效性，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在自己能力承受的范围内消费，更不能为了盲目攀比增加家庭的负担，要树立良好的消费意识。

4、提高消费的文化含量。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价值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平，对于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是一种追求人生完美过程的实践。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年，应基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和正确认识闲暇消费，自觉追求高层次的消费、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同时要积极追求文化含量，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智力性、发展性消费活动，充实、丰富自己的生活，树立科学消费观，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提高大学生消费决策力

当前大学生在消费上出现过度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观念的盲目化、各种攀比和奢侈浪费、恋爱支出过度等问题，一方面与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缺乏对学生的正确引导紧密相关。大学生的高消费问题比较突出，各种费用的支出使得他们的每月生活消费居高不下，所以提高在校生的消费决策能力，节制高消费问题，对大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1、自身主动抑制。避免高消费，抑制身边的无意消费，大学生本身的抑制作用一方面能够节俭不必要的消费，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

2、家长示范作用。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孩子的生活和习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大学生的高消费问题中，父母也应以身作则，坚持科学教育子女的消费理念，培养子女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同时，家长要从自身做起，树立节约消费的意识，不向子女灌输“金钱就是一切”的拜金主义和寻求安乐的享乐主义。

3、学校文化与舆论传播。学校要在“两课”中增加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及时客观的分析社会上的消费现象，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心态，帮助高消费者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校园的舆论对在校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也有较大影响，健康的校园消费环境对于学生消费理念的形成有正面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类校园舆论工具，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三、培养大学生理财意识

良好的理财意识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理财修养，更重要的是对人生的一种规划。作为在校大学生，理财意识的正确与否能从侧面来反映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成功与否，这就需要在校大学生强化理财意识，加强理财意识势在必行。然而理财意识的薄弱对于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和理念起着负面作用，大学生理财意识淡薄的现象比较明显，所以加强理财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大学生的消费理念转型，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

1、转变大学生的理财观。树立正确的理财观是强化理财意识的根本，经调研，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只有金融、财会和经济专业的学生才应该学会投资和理财，自己并不需要学习，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并不能满足学生理财发展的需要，然而，从步入大学校园到走向社会，每一名学生都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料理，所以，在校大学生应学习必要的金融知识和财务管理，培养自己的理财观。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并不能为你提供“整存整取”，但是可以从“零存整取”的方式来养成攒钱的意识。

2、加强大学生独立理财能力。大学生需要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就应该具备独立理财、记账和编制预算的能力，这是控制消费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对理财能力的一种培养。社会学者分析指出，21世纪的大学生不应该只有智商，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财商。财商是正确认识和应用财富及财富倍增规律的能力，是人作为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只要具备了较高的财商，就能在今后的事业中游刃有余，人脉旺盛，机会自然也就接踵而来，对财富的渴望就有可能变成希望，变成现实。所以，提高大学生独立理财的能力成为培养大学生理财意识的必然选择。

四、建立“学习型消费”理念

1、加强对学生消费心理的研究。就目前来看，多数高校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缺乏研究。只有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实际行为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近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科研条件、人员配备等原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大学生消费方面的研究更是欠缺。据了解，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题材的理论成果被收入中国学术期刊的寥寥无几，由此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没有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两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指导力度不够。由于对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和观念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加之课程设置等因素，与人生观、金钱观、国情观等思想观念紧密相关的消费观的专题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没有充分开展，从而难以给予大学生真正有效的指导。良好的消费风气应该成为校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良好校风是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和学生学习、生活作风的有机组合，而学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则是体现学生生活作风的重要方面。高校校风建设应该遵循育人为本的原则，培养和塑造大学生健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良好的消费习惯一旦养成并得到加强，就会对良好校风的创建起到推动作用，并逐渐形成“校风助学风”的良性循环。因此，高校应当把大学生良好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设计有关大学生健康消费理念的专题活动，以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促进良好生活作风的养成，进而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巩固与发展。

2、树立“学习型”消费理念。作为在校大学生，四年的本科生涯如此短暂，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学生学习的大好时机。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当前的消费理念是注重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不是更多的去追求享受型消费，首先要在保证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选择更多的消费方式。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巨大的就业压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是每位在校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迫切心愿，用人单位的挑剔成为选择学生就业的门槛，所以高学历和技能成为选择的标准，这就迫使在校学生去考研、考取证书、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以提高自我素质修养。发展消费理念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和能力，还可以增加大学生就业机会，为选择好工作奠定基础，符合在校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因此，建立以学习型消费为中心的的发展理念是每位在校学生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期待。

五、发挥学生社团的引导作用

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和培养实践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活动的重要组织动员方式。同时学生社团作为在校大学生开展和组织活动的必要场所，为大学生的平日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大学生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问题也可以作为社团活动内容，通过社团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辩论赛，来探讨消费结构对大学生自身素质修养问题，也可以通过宣传海报、展板等形式让众多的学生了解如何制定消费计划等知识，并鼓励自己去实践，以帮助广大同学形成合理的消费理念，深化对消费观的认识。社团还可以通过一带一的形式组织各种模拟实验对在校学生进行模拟，到学期末开展优秀表彰活动，这些都能对科学消费理念和合理的消费结构产生带动作用，并使这种效果得到升华。校内之间的对比以及良好消费观的形成可以扩展到与校外的比较研究，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更能让学生体会到自身的不足与优势所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社团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能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比较成熟的同学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社团开展活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能够在部分程度上帮助没有形成合理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的同学扭转消费观，弥补不足，对以后的消费观产生正面影响。最后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消费舆论，培养合情合理的消费习惯、消费理念和科学的消费观，促进大学生的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大学生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在校园内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为大学生消费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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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建华，赵志平. 引导大学生确立理性消费观刍议[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07）.

消费意识论文篇（7）

引言

1994年奥斯陆专题研讨会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消费”，以公平和公正消费的原则改变消费行为，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规定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消费者通过市场提供的独立信息做出分析判断，自发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标识是提供独立信息的有效手段，如营养标识、健康标识、环保标识、有机食品标识等。

有机食品标识作为一种鼓励有机食品消费的工具已经广泛使用，但有机食品仍然只是农产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也只是消费的很少一部分。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不选择有机食品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主要有：价格比较贵、缺乏有机食品需求、对有机食品标识不信任、缺乏对有机食品质量认知等。有机食品标识是对符合有机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产品进行的认证。这种标识能否作为消费者购买价格比较贵的产品的激励信号，并鼓励其持续消费？相比品牌而言，有机食品标识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信息，让消费者通过有机食品标识推断产品质量是可信的，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呢？目前学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行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是因为：有机食品口味好、健康、环境友好、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等。但有些有机食品除了有有机食品标识外，也有自己的品牌，品牌知名度和有机食品标识联合对消费者行为有什么影响？目前学者们也鲜有研究。为此，本文以有机蔬菜为例，采用实验法同时探讨有机食品标识、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感知安全、购买可能性的主影响和交互影响，研究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对有机蔬菜消费行为的作用机理，为农业企业制定品牌营销战略，解决食品安全信任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主影响

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好坏是通过对产品相关属性感知的组合，Grunert et al.（1996）认为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属性有感官属性，包括味道、形状、气味，对于食品而言，味道是最重要的。Beckman（2005）研究发现消费者认为有机三文鱼有好的口味，并且是有营养的，但这些感知在有机食品标识上并没有说明，而是消费者看到有机食品标识经过分析推断后形成的对产品的感知。Hughner et al.（2007）和Magnusson et al.（2003）研究也发现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动机包括味道、优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有有机食品标识，消费者感知质量越高。

有机食品的主要特点来自于生态良好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有机食品的生产和加工，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化学防腐剂等合成物质，也不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因此，有机食品是一类真正来自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和安全环保的生态食品。贴有有机食品标识的产品说明其是在环境友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并且产品从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到销售的过程都是安全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b：有有机食品标识，消费者感知越安全。

Akerlof （1970） 指出如果企业不能告诉消费者他的产品多么好，就会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最后市场上剩下的全是差的产品，这个市场就是柠檬市场。有机食品标识作为一种认证能传递一种经济信号，为产品客观质量提供证明，证明产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点等环节均符合有机食品的标准，减少信息不对称。从消费者角度看，有机食品标识能帮助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评价提供帮助，有助于消费者通过有机食品标识判断产品质量，影响消费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c：有有机食品标识，消费者购买可能性越大。

品牌是给拥有者带来溢价、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的资产。品牌作为产品质量信号，消费者会通过品牌来感知产品质量，形成对产品认知。创建品牌需要进行市场活动，通过建立品牌高知名度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增加对产品的信任。

品牌知名度是指潜在购买者认识到或记起某一品牌是某类产品的能力。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越易与该产品产生品牌联想。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消费者为购买到放心的产品，往往会增大对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的考虑和选择，他们认为品牌知名度企业实力，名牌产品的质量好，让人更放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感知质量越高；H2b：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感知越安全；H2c：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购买可能性越大。

（二）交互影响

品牌是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最基本的信号，它提供给消费者一个不能观察的质量信号，这个质量信号可能与有机食品标识对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有竞争或者互补的关系（Gray-Lee et al. 1994）。Koos（2011）认为双重质量信号的研究必须考虑食品标识的效率，虽然食品标识有较高的可靠性，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感知，但消费者不会总是建立在环保的基础上选择产品。Hughner et al.（2007）认为影响消费者购买最重要的因素是产品来源的满意度。消费者有时会购买有较高品牌知名度，但没有有机食品标识的产品，品牌知名度会调节有机食品标识对产品的感知。消费者对于有质量标识、知名度高的产品更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H3a：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存在交互影响。

Park et al.（1996）证明品牌联盟在产品属性方面有互补作用。当联盟的品牌之间有相关属性，那么品牌联盟主要呈现互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感知产品时会将各品牌属性联合起来。有机食品的属性包括好味道、营养、健康，当该有机食品有较高品牌知名度时，这些属性更容易评估判断，根据晕轮影响，消费者也更容易认为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是安全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b：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安全存在交互影响。

有机食品标识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标识，相比没有有机食品标识产品能给消费者传递一定可信信息。在某一产品品牌上再附加上有机食品标识，就形成了双品牌，两个品牌名字联合呈现给消费者。有机食品标识和产品品牌通过联合实现品牌影响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移，因为两个品牌比单独一个品牌能提供更多的产品质量保障。Mondelaers et al.（2009）研究发现消费者更偏好于品牌知名度低但有食品标识的产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c：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购买可能性存在交互影响。

研究设计

（一）实验设计

本文以有机蔬菜为例，采用实验方法，实验情境采用2（有机食品标识）×2（品牌知名度）的组间设计，即有机食品标识分为有有机食品标识和无有机食品标识两档，品牌知名度分为高知名度和低知名度。有机蔬菜选择知名度较高的有机农庄品牌，知名度较低的自然之星品牌。实验中，为了减少其他信息带来的不可控因素，给被试者提供的只是印有品牌商标和认证标识的彩色图片。

（二）量表设计

本文采用李科特7级量表计量结果变量，以有机蔬菜外观、美味的、有营养的三个方面计量感知质量；以有机蔬菜是可放心食用、生产过程是环保的、对健康是无害的三个方面计量感知安全。以单一指标购买可能性计量购买意愿。

（三）实验过程

1.预测试。预测试被试者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某大型超市蔬菜购买者，实地调查了40位蔬菜购买者，回收问卷35份，其中有效问卷3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1.42%。

为了消除品类差异的影响，本文选取有机蔬菜品牌有机农庄代表高知名度品牌，自然之星代表低知名度品牌。采用“听说过该品牌”、“没听说过该品牌”计量品牌知名度。对样本的T检验表明，有机农庄有机蔬菜的均值为2.58，知名度最高，自然之星均值为1.17，知名度最低，T值为13.825，二者存在显著差异。在量表信度方面，消费者感知质量和消费者感知安全的量表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8，信度均达到要求。受试者基本能理解问卷情境和问题，笔者针对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改，进入正式实验阶段。

2.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阶段，笔者在天河区林和中路某大型超市对蔬菜购买者进行实验。将2×2种实验情境设计成由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商标组成的彩色小卡片，调查人员手持4张卡片，让拦截的顾客随机抽取并观看一种实验情境，然后回答有关感知质量、感知安全、购买意愿的问卷。此次实验实地调查了106位蔬菜购买者，回收问卷85份，其中有效问卷78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80.19%和91.76%。

实证检验

基于正式实验所取得的数据，本文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假设所涉及的主影响和交互影响进行了检验。

（一）信度分析

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和消费者感知安全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消费者感知质量的Cronbach’s α=0.857，消费者感知安全的Cronbach’s α=0.843，均符合要求。

（二）主影响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对有有机标识、无有机标识两个组别在感知质量、感知安全、购买可能性三个变量上差异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有机食品标识对消费者感知质量（F=8.625，P=0.005

通过方差分析，对高品牌知名度、低品牌知名度两个组别在感知质量、感知安全、购买可能性三个变量上差异的显著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F=15.645，P=0.0000.05）有一定的显著主影响，即消费者购买可能性对有机食品标识有一定敏感。

（三）交互影响分析

运用SPSS16.0，以消费者感知质量、消费者感知安全、消费者购买可能性为因变量，以有机食品标识、品牌知名度为处理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实证结果表明，有机食品标识与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F=15.091，P=0.000

为了确定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交互影响消费者感知质量、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交互影响消费者感知安全的关系，比较直观的方式是绘制估算边际均值散点图（见图1、图2）。

图1中，无论低知名度品牌，还是高知名度品牌，在面对有有机食品标识时，消费者表现出更好的感知质量。然而品牌知名度不同，消费者感知质量对无有机食品标识响应程度却有所不同，在低品牌知名度下消费者感知质量对有机食品标识敏感程度显著高于高品牌知名度下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标识敏感程度。

图2中，无论低知名度品牌，还是高知名度品牌，在面对有有机食品标识时，消费者对产品均表现出更高的感知安全。然而品牌知名度不同，消费者感知安全对有无有机食品标识响应程度却有所不同，高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感知安全对有机食品标识敏感程度较低；低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感知安全对有机食品标识敏感程度显著提高。

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有机蔬菜为例，以广州市某超市购买蔬菜的消费者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选取虽然较少，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科学性，因为广州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是有机蔬菜消费的重要市场。以广州有机蔬菜消费者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较强。总结全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有机食品标识会影响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产品安全。本文基于有机蔬菜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国外研究结论相同，也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有机食品认证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好感，提高推产品安全性的信任。

第二，品牌知名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感知。这个结论也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消费者认为品牌知名度越高，产品质量会越好，也越安全。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

第三，有机食品标识、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购买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有机食品和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购买可能性的交互影响也不显著。其中存在很多原因，如：有机食品价格贵、消费者对有机标识的缺乏信任等。

第四，有机食品标识和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质量、感知安全存在交互影响。消费者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对有机食品标识的关注，在品牌知名度高时，消费者较少关注有机食品标识，在品牌知名度低时，有机食品标识对消费者感知质量、感知安全影响较大，并且，在低品牌知名度时，有机食品标识对消费者感知质量、感知安全的敏感度远高于在高品牌知名度下的敏感度。

（二）对策建议

本文结论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制定相关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对企业的对策建议。企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获得有机食品标识、创建知名品牌都需要市场投入，但这种投入仍然是以经济目标为前提。因此企业对获得有机食品标识和创知名品牌进行权衡，采取适合自身企业的策略。

首先，不同品牌知名度的企业对是否采用有机食品标识要区别对待。当企业品牌知名度低时，有机蔬菜获得有机食品标识将有利于产品销售，当企业知名度很高时，企业产品对是否有有机食品标识重要性不如品牌知名度低的时候，这对于企业在经营战略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有机食品标识也是需要有投入的。

其次，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产品加强有机食品知识宣传。消费者普遍认为有机食品是健康的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自身有机食品宣传，让消费者熟悉企业产品，让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感知产品安全。

再次，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产品安全，增大购买可能性很重要，企业在整个发展战略中要有树品牌，创名牌的意识，通过知名品牌的影响力，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产品质量、安全感知。

2.对政府的政策建议。首先，有机食品标识是第三方提供的产品质量的保证，企业应加强监督管理，保证有机食品认证的公信力，让消费者有足够的信心根据有机食品标识推断产品质量，自发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其次，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更多是出于健康、安全等自身利益考虑，较少考虑环保，然而有机食品是在环保的条件上生产的，是可持续的，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让消费者出于环保意识选择消费有机食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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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8）

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思想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并在校园里蔓延开来，引起了大学生消费观的嬗变，改变了他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行为。大学生消费结构出现了失衡倾向，主要体现在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失衡。不少大学生，尤其是“富二代”类的大学生，形成了引领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力量，并带动了一大批缺乏经济实力的“后排观众”的畸形消费。学习消费让位于娱乐消费，校园服装让位于名牌情结，“三好生”的称号让位于“校园美女”的封号，杰克琼斯、ONLY、 阿迪达斯、VM 、美特斯邦威等服装，IPHONE手机，兰芝、 资生堂、FANCL等化装品无不被赋予了使用价值以外的符号象征意义。在网络媒介的鼓吹下，盲目、从众、攀比、炫富的不良消费倾向已经抛弃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大学生消费失范行为折射出我国市场文化中的消费主义畸变。

一、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行为表现

（一）消费主体的异化

消费主体的异化是指消费者心理、思想、身份等方面发生的异化。“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消费异化令大学生陷入现实价值选择的困惑、终级价值迷失的困境中。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改变其消费观念。

以身份符号―服装为例。詹姆斯・莱福认为服装具有象征功能，因为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着装者的社会身份。五四时期，蓝衫黑裙、素色长袍是坚持真理、投身祖国、报效社会的符号表征。时期，在造反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阶序里，革命意味着抛弃旧我、成就新我。为了拒绝各种小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军装绿衫、补丁衣裤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象征。威武庄重、阳刚俊美的07式军服蕴含了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特色元素。服装不只具有简单的防寒预冷、遮羞蔽体的功能，更是文化身份的标志。军服更表征了对着装者的纪律约束。网络化生存时代的到来，网络连接的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大杂烩的网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五彩斑斓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激发大学生探究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煽动大学生负面的冲动。不少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开始盲目的追求这所谓的时髦，穿耐克、阿迪达斯、纽巴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渐行渐远。在人心浮躁、恶性攀比的消费文化里，不少大学生为了维护所谓的尊言，诉诸于网络的“不在场”性，网购高仿品，以几十元的“可亲可近”的价格获得穿品牌的感觉，要的是穿品牌的那个范儿。着装可以仿冒，学业也可以造假，做人也可以虚假。看似清纯的校园，论文剽窃蔚然成风，宿舍失窃家贼难防，学风漂浮、诚信缺失，履历浮夸、证件伪造，在“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折射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问题。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失落了，大学生的精神家园被污染了，象牙塔的精神之光暗淡了……鼓励假冒的消费伦理如罂粟花一样，静静的腐蚀着消费主体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将他们引向罪恶的深渊。

大学生是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在追求消费自主的空间时，很容易迷失在流光溢彩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世界里，并以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构成了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世界里，虚假的物象展示了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失去了判断能力和自审能力，暗藏着大学生消费群体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消费主体价值的消失。

（二）消费客体的异化

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娱乐等消费客体所设计的各色各样的网络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诱骗网民的“特码”、虚假购物网站上的水货、底价品、义卖物、“中奖”信息、求职者信息百花齐放式的争奇猎艳，色情、凶杀、暴力、恐怖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竞相亮相，腐化和冲击着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消费者。

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网络游戏文化热潮开启了一个“我趣故我在”的娱乐时代。以网络游戏为例，作为大学生消费社会的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天堂2》、《天上碑》、《奇迹MU》、《仙境传说》等网络游戏，带着强烈的“我趣故我在”的个性元素与颠覆性的后现代气息，将大学生带入一个网络的逍遥世界，让他们在心理效应的异化中，享受其间的纸醉金迷。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消费群，是网络游戏的疯狂玩家，审美判别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不足，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游戏所制造的娱乐情境和时尚趋势，更加剧了大学生生活体验的荒诞感。有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富二代，走进了笑贫不笑娼的消费社会，糜烂的社会灵魂刺激着变异的消费行为。

网络里展示的炫富飙车、竞技逞强、豪赌斗狠这些所谓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使不少大学生患上了“偏执与疯狂”症。盛大旗下的《永恒之塔》曾让一名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消费了万元学费，网络虚拟的泰兰德、大第安、复仇天神等“消费”了一个13岁男孩的生命……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更容易激发大学生憋屈的冲动与欲望，网络的大量的有害信息加剧了他们心理问题的起伏性。当网络游戏作为符号商品被消费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时，行为怪僻、性格叛逆、生活放荡、环境荒诞、娱乐狂欢、实验性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另类景观卷起了今天大学生消费主义的种种黑尘灰土，并拉响道德反思的警报。为了一件大品牌衣服或者高档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失足女的报导已不新鲜。大学四年花费84万人民币的账单，出手如此阔绰的他，汶川大地震募捐时，“毫不吝惜”地捐了10元，学习用品实现了“零消费”。道德的真空状态、道德失范现象已成为当今高校的严肃话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身的脱离。“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 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 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 他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4]消费不是因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产生，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的消费使消费者成为消费活动的奴仆。在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里，即使是富人，也会因空虚觉得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无止静的消费欲望使得人只有通过不停地消费，才能感受生命的存在。“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 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 即是说， 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5]

弗洛姆在审视和批评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人道主义伦理学，改变人们通过不停地消费来逃避自我的现象。“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6]

弗洛姆消费异化论揭示了人不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启示大学生超越正常生活需求的盲目、冲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病态性的社会现象，要杜绝消费异化现象就要树立健康的消费伦理，使人格完善，回归本真。

（三）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从人、劳动及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揭示了网络传媒语境下消费社会的消费客体的符号化倾向。他说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 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 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7]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大学生购买奢侈品以及仿冒品的真相。富二代大学生购买LV包，不是因为它的存放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品牌知名度所带来的提升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愉悦。代挂iphoneQQ的服务被疯狂地炒作起来的原因是，大学生一方面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IPHONE，另一方面又有炫耀的需求，在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转向了iphoneQQ的代挂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我们会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把自己想像成这样并在幻象中进行自恋式思考的。”[8]

这样，大学生消费主体成了网络的奴隶，“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9]。网络以其强大的信息存放与功能，将形形的文化、风俗等意识形态的消费客体及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体连接到浩如大海的网络系统中，赋予消费享乐的功能、炫富的功能，仿真商品以虚拟的影像呈现几乎成了定义现实的标准。在非理性的消费欲望中，消费主体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梦幻仙境里，拜物教性的商品广告如解剖用的手术刀肢解着消费主体的心智，以神秘的色彩建构消费主体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感，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总是消失在再现的技巧和卖弄的修饰中。

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揭示了在异化操纵的社会里，虚拟镜像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消费符码化、虚幻化的万花筒式的生活方式。人丧失了自我的真实，人也被异化了。虚假的镜像一旦被无情击碎，大学生消费者将走向崩溃。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消费主体性道德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的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如何唤醒消费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消费观，是德育的重要使命。

（一）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0]消费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人，在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和消费活动中，对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理念、消费环境、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自觉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的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剔除随波逐流的从众思想和高人一等的心理欲求，在抵制奢侈品的诱惑中逐步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观瞻自我、历练审美认知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让个体重新回归本位。将外在的教育内容（客体）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信仰，并成为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道德活动、主动承担道德义务的强大动力。

（二）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如果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维护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但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追求过度占有、崇尚满足自我的消费主义渗透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和消费行为，导致了大学生崇尚国外名牌、模仿西方消费模式的各种盲目消费行为。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备受大学生的喜爱，肯德基、麦当劳深受大学生的青睐，韩国电视剧、好莱坞电影博得大学生的热捧。这些现象暗示了中国消费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文化自主的缺失。消费、“面子”消费、追风消费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被扭曲。因此，彰显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建设中国消费文化是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三）构建网络消费文明

消费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开展多种有益的消费引导教育活动，如开展消费问题研讨会、消费知识竞赛或有奖问答、消费品鉴别与鉴赏、消费投诉等实践活动，成立各种节俭组织，在校园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把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同时，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网络消费舆论，使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消费观，促进学生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进行直观形象的网络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等等。

四、结语

网络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生的需求和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滋生了商品拜物教的倾向，基本型需要让位于享受型需要，形成了夸豪斗富的异化的网络消费文化，勤劳节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受到污染，消费水平被当作衡量人的身份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的个体化过程使人发生了异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视野揭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异化了的“形象文化”。

大学，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最后一站，网络消费异化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生力军，能否健康发展关系着未来社会的兴衰。面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现状，我们亟待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途径，使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重构大学生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

[2]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3.

[4][5][6][美]E・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 中国文艺出版公司， 1988.120，120，134.

消费意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0-0064-02

1 引 言

20世纪70年代爆发能源危机之后，与能源及节能相关议题受到西方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早期西方研究表明环境保护意识鼓励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并采用新可再生能源以节约能源。且近年来，西方对此课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已经涵盖消费和生产的各个方面。西方研究表明，近30%的欧美消费者愿意支付相比普通产品更为高昂的价格来购买绿色产品。但目前在我国，绿色消费市场还处于初期成长阶段。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对绿色消费研究也才刚刚开始。国内对于绿色消费的研究集中在从企业角度出发探究绿色营销。即从生产影响消费主线出发，探究绿色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国外学者对于绿色营销的定义是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绿色营销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绿色品牌、企业绿色形象、绿色营销环境分析等。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站在企业角度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而本文将从消费者角度，以消费为起点探索绿色消费意识及绿色消费行为，从而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

2 绿色消费意识

绿色消费亦被人称为可持续型消费方式。广义的绿色消费的含义，不仅包含购买绿色产品这一绿色消费行为，还包括能源的有效使用，物资的回收利用，对自然环境、物种环境的保护等。简而言之，本文研究的绿色消费意识和行为概念是指消费者在进行消费选择时，会基于“绿色消费”的原则下，决定是否选购绿色产品。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中，消费者的需求受到外部和内部影响即主观和客观影响。本文也将探究这两方面对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影响。外部影响包括：文化、人口统计因素、社会地位、家庭、市场营销活动等。内部影响包括：知觉、记忆、动机、个性、情绪、态度。绿色消费意识是消费者进行绿色购买决策的过程中的首要关键。在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中，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某一项产品可视为一种决策过程。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某种需求，在一定的购买动机的支配下，在可供选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购买选择方案中，经过分析、评价、选择。然后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实施最佳的购买方案。它是一个系统的决策活动过程，包括需求的确定、购买动机的形成、购买方案的抉择和实施、购后评价等环节。问题意识是消费者进行决策过程的首要一步。消费者拥有消费需求是消费者进行决策的起点。而消费者购买决策从第一步起便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作为理性的个人从消费意识到真正的消费行为，不仅要开展感觉、知觉、注意、记忆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还必须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理性的分析、推理、判断等一系列活动，并且要计算费用支出与可能带来的各种利益。

笔者于2013年4月10号至2013年5月1号，随机分发调查问卷，以长春市为主在繁华路段进行拦路随机调查。并分三天进行调研。问卷设计以李克特五级量表为主，对现城市居民的绿色消费意识现状进行了随机量表测量。并对其绿色消费行为现状进行测量。问卷共发放100份，问卷发放期间共收回了88份问卷，剔除填答不完整及其他无效问卷6份，共取得8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是82%。本研究问卷通过信度分析，可得量表信度为0.823，因此本研究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稳定度。本研究收集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经由SPSS统计软体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与绿色消费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因素有：消费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高的绿色消费意识；与绿色消费行为呈现负相关的因素有：绿色产品价格和绿色产品的顾客购买成本。

3 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绿色消费意识。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消费者，具有较强的绿色消费意识。这和信息卷入程度相关，有相关研究也证实社会卷入程度越高越关心环境保护，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而言，绿色环保信息卷入程度较高，因此进行绿色消费行为选择的倾向更高。

首先，持不同程度的绿色消费意识的城市居民，绿色消费行为选择不相同。绿色消费意识较高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于进行绿色消费行为。但进行绿色消费行为的受访者（即经常购买绿色产品和偶尔购买绿色产品的城市居民）只占总人数的50%。因而，当前我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还不够成熟，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消费行为，而且消费者对绿色消费概念的理解只停留在字面。持有绿色消费意识的城市居民更愿意为购买绿色产品或其他绿色消费行为支付额外高昂的价格。绿色消费意识较高的城市居民愿意支付更高价格来购买绿色产品或进行其他绿色消费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尽管量表测出51.2%的受访者拥有相对较高的绿色消费意识。但绿色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之间存在缺口。即并不是所有具有绿色消费意识的城市居民都会进行绿色消费行为。绿色消费意识并没有转化为完全的绿色消费行为，其中的阻碍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绿色产品高昂的价格外，购买绿色产品所支付的顾客成本较高也是影响因素。因此，对于企业而言，降低产品价格及顾客的购买成本是首要。企业除保证生产各环节的绿色化外，还要努力降低产品成本，制定合理的绿色产品价格。突破成本和价格偏高的瓶颈，有利于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行为的选择。使得更多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绿色产品。同时，降低顾客成本，为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行为选择提供方便。

其次，对企业的绿色营销信息不信任是制约绿色消费行为的另一大重要因素。绿色产品必须经过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的严格审查才能通过，面向市场。有些企业在进行绿色营销及宣传时冒充绿色产品、制造假认证标志、夸大绿色营销等行为使得消费者对企业的绿色信息宣传失去了信任。因而，企业须进行真实绿色信息宣传。近期接连爆出的产品安全问题使得消费者对企业宣传的绿色信息提出了质疑。消费者趋向不再信任企业所宣传的绿色信息。消费者的不信任制约了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因此，企业应坚持诚信原则，客观宣传绿色产品。

再次，企业应当提高顾客的绿色消费满意度，激发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动机。购买绿色产品消费者需要支付较普通消费产品更为高昂的额外价格。这一额外价格的支付，是消费者对公共利益——环境保护的利他行为。因此，企业不仅需要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一般需求，还需要满足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需求。这就需要企业为消费者提供足够信息，保证消费者这一需求能得以满足。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需求的满足，即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行为这一选择确实是对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对于这一消费需求的满足，企业可以采用除传统的广告宣传以外，还可以采取产品包装信息传递、一线销售人员信息传递、中间经销商信息传递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消息传递。

最后，国家应加强法律法规监管。国家应加大在绿色消费、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一方面，鼓励企业生产绿色产品进行绿色营销。扶植绿色产业，为绿色产业提供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积极监管绿色市场，清洁绿色消费的整个大环境。对于不诚信企业采取严肃处理。用法律法规规范和限制生产非绿色产品。统一绿色产品认证管理，为消费者提供统一的绿色产品的判别标准。明确绿色消费的确切定义。为消费者提供明确的绿色消费指示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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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消费意识论文篇（10）

一、引言

在消费者研究领域，态度是最令研究者和营销人员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原因是态度对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测能力。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是通过外显态度来预测消费者行为的。George katona 开创了将态度用于预测消费者行为的先河。Howard & Sheth（1969）对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其后，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态度模型开始被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之中，例如态度多属性模型（Multiattribute attitude Model）。费雪宾（Fishbein 1967）模式是被应用较多的一个理论，Ajzen & Fishbein（1977）将费雪宾模式加以扩大，形成了合理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Bagozzi & Warshaw（1990）在合理行动理论中增加了许多新的中介变量，以更好的解释消费者的行为。

回顾过去的用态度来预测行为的文献，大多基于两个共同的假设：第一，消费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第二，消费者会采用某种方式，报告出这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概括说来，就是能够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了解消费者的外显态度。从而使营销人员可以了解消费者的态度，进而预测消费者的行为。但这两个假设，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都遇到了挑战。测量出的态度与消费者真实行为之间的差距总让研究者们感到困惑。Roefs & Janssen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直接调查中，消费者回答说不考虑购买对身体有害的高脂肪高热量产品，但利用内隐测量技术得出的结论却表明：很多消费者认为，高脂肪高热量食品能够被接受，因为他们有助于抵抗日常生活的压力。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外显态度测量手段并不能对行为的预测有进一步的帮助，消费者在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选择某种商品的确切理由或在产品态度调查中出现言不由衷现象。

对于上述现象，有研究者认为，消费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但并不愿意与陌生的研究者分享这些观点，或者认为自己的真实观点不符合社会期许，从而采取印象管理策略来应对研究者。直到内隐社会认知的兴起，特别是对内隐态度的研究，才为利用态度来预测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消费者内隐态度是指消费者无法内省识别，或者无法精确识别的过去经验的痕迹。这种痕迹调节着个体对消费对象的喜欢抑或不喜欢的感受、思考和行为。

二、研究内容

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有关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吸收了现有的心理学对内隐态度研究的相关理论，尽管到目前为止，有关内隐态度的研究还是较为初浅，但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触角已经伸到了许多方面。

有关内隐态度的观点认为，态度可能被意识之外的过程自动启动，要理解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决策，就需要考虑消费者的情感情绪、无意识动机和自动化过程（Shiv & Fedorkhin 1999）。消费者的核心部分的形成来源于意识之外的认知过程（Bargh 2002，Zaltman 2000），可能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意识之外的影响（Greenwald & Banaji 1995）。

从2002年开始，陆续有国外的学者开始运用内隐态度理论来对消费者行为或消费市场进行研究。许多研究都显示出内隐态度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是相当有帮助的。Michael Awanke & Henning Plessner（2002）开始探讨内隐态度对消费品牌选择的预测作用，认为预测消费者品牌选择的时候，同时考虑消费者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比单一考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好。关于内隐态度对行为的预测作用，Fazio（1999）认为，内隐态度对自发行为的预测效果更好，而外显态度对有意识控制的行为预测效果更好。Melanie Dempsey and Andrew Mitchell（2004）在自发行为选择过程中，研究了消费者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关系，当消费者形成了较强的内隐态度，而并未形成明显的外显态度时，消费者的内隐态度能够非常好的预测他们的选择行为。同时，他们得出结论，内隐态度与消费者的直觉选择和情感过程联系比较紧密。Wanke等人的研究发现, 当消费者有充足的时间作出选择时, 外显态度的预测效果是显著的; 而当时间很紧迫时, 消费者的内隐态度对其消费行为的预测效果是显著的。

国内学者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金英（2005）介绍了内隐认知和双重态度理论，进而利用这些理论分析了消费者的一些行为反应，最后分析了对市场营销的一些启示。季靖（2008）研究了内隐联想测验方法在消费者高涉入产品品牌中的预测性，其研究结论为，内隐联想测验虽然不能预测消费者在高涉入产品上的品牌消费行为，但却能够与外显测验联合用于辨别忠诚消费者。马明娜（2007）通过实验法，在内隐态度对消费者行为的预测作用研究中，首次将产品类型变量引入到通过态度对消费品购买行为预测中，探讨产品特性对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认为，在消费者行为领域，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之间关系复杂，在耐用消费品的预测过程中，外显态度的预测效果较好，即内隐和外显态度呈现出分离的倾向。在非耐用消费品时，内隐态度的预测效果较好，即内隐和外显态度呈现出一致的倾向。并进而分析认为这是自我呈现这一中介变量在其中调节的原因。孙光跃（2008）探讨了内隐品牌偏好和外显品牌态度的关系，内隐品牌偏好和内隐品牌认同的关系，内隐品牌拟人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用实验的结果说明了阈下劝说对人的内隐态度的改变是有效的，以及评价性条件反射对消费者内隐偏好形成的作用。

三、研究方法

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解决测量的问题。自我报告的方法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对内隐态度的测量技术包括投射技术、启动效应以及内隐联想测验。

投射技术的目的是发现消费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消费者的很多动机会在潜意识层次予以合理化，或在意识层次加以掩饰，因此使用投射技术来了结消费者隐藏的看法或动机。如雀巢公司在了解消费者对速溶咖啡的真实态度时，就使用了语句完成法这一投射技术。投射技术在消费者研究领域带来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实际中很少被使用，原因是他的解释太主观、太个人化。

启动效应，指先前经验对当前刺激项目进行某种加工时所产生的易化现象，其实质是反映了一种自动的无意识的记忆现象。Janiszewski（1998）所作的研究，让被试阅读一个有文本的杂志，在杂志的封面还有一个特定的广告。当被试的注意被文本内容所吸引时（而没有注意到广告），广告的信息仍然影响了被试对广告和品牌的态度。这种方法多被用来研究阈下干预技术对消费者内隐品牌态或内隐偏好的影响。

目前公认的测量内隐态度有效性最高的方法是IAT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即内隐联想测验。内隐联想测验由Greenwald（1998）提出，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进行间接测量的方法。在消费者态的研究中，由于呈现的刺激中部分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其必然引起被试心理的复杂反应，这些刺激可能与内在需要或内隐态度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矛盾，刺激所暗含的社会意义不同，被试的加工过程的复杂程度就会不同，从而反应时的长短就会不同，在快速反应条件下，被试对刺激的反应形式很难有意识控制，在这种条件下所获得的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内隐的。和传统的态度测量方法相比，内隐联想测验是建立在消费者内部过程的直接测量的基础上，能有效防止意识的干扰作用，因而更具有效度。Greenwald（2004）专门探讨了，内隐联想测验能否作为测量消费者内隐态度的方法。Dominika & Greenwald（2004）探讨了内隐联想测验对消费者品牌选择、消费者外显态度和行为的预测效果。王丽和吴继霞（2008）设计了一个研究大学生消费结构失衡的内隐联想测验。

四、小结

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构成了现代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最前沿课题，通过对消费者内隐态度的研究，可以获得在意识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无意识心理活动的事实材料，揭示消费者认知中无意识性作用及其规律，提出解释消费者态度结构及其行为的更完善的理论。

参考文献:

消费意识论文篇（11）

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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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