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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4:52

民主与科学论文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

民族教育学(Erhnic 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三、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是由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不管是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对象共同的特点是多民族国家中处境不利的弱势族群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分别被教育学和民族学作为其研究领域。如果从教育学的分支研究领域来看,民族教育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认识现象。作为社会现象,它当属于社会科学,但作为认识现象,民族教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相对独立性。民族教育学的性质由此而确认为二重性学科或跨界性学科。这一理解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相一致,因为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那么,民族教育学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教育学的体系分为宏观层次的理论教育学,中观层次的部门教育学、边缘教育学、教育活动与过程,微观层次的应用教育学等三层的话,民族教育学就属于中观层次的边缘教育学领域,它和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等是同位学科,是教育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如果从民族学研究的分支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学又是民族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与民族学学科中的民族文化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学等是同位学科,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综上所述,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和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第二,教育学和民族学领域的有关民族教育的研究仍然是民族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要时刻关注这两门学科中的理论成果。第三,民族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应逐步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从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四、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内容

1.民族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随着民族教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素材正在发生着变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中,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民族教育学中的双语教学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学中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逐渐完善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在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体系。

2.民族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是民族教育大厦的基石,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把握基本的规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特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质量与效益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问题研究、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研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体系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通过对民族基础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与把握,为我国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

3.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为民族地区培养着高素质的人才,是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塔尖,对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主要课题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规模与体系问题、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问题、民族学院的办学之路、民族师范院校的教育改革、民族高等教育的投资问题研究、民族高等教育普及与提高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不断探索适合我国民族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民族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

4.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研究。我国民族教育历来采取特殊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背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民族教育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研究、民族教育的特殊政策、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民族教育政策咨询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理论上探索民族教育政策的科学依据,创建我国民族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优惠政策体系;从实践上不断丰富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体系的咨询服务系统,为民族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点服务。

5.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模式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双语教学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对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中,较普遍地开展了双语教学,与此同时,双语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在十五期间的研究中已经基本解决,而有些问题仍然是“十一五”期间的研究内容,同时,双语教学的不断推进与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十一五”期间双语教学领域还将出现新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双语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双语教学的实践模式研究、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历史考察研究、民族双语教学的普遍规律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双语教学的比较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解决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领域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双语教学的多样化模式。

6.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问题研究。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尤其是民族地区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实施,民族教育中的课程问题由原来的民族语文的单一课程向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体系转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历史考察、民族地区地方课程研究、民族地区校本课程研究、民族地区课程体系研究、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多元文化课程的比较研究、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于开发利用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体系的建构创造条件。

7.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国际比较研究。“十五”期间,这一领域主要工作是翻译和引进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理论,“十一五”期间,除了继续翻译介绍相关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外,研究重点将放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之间的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两大领域,与此同时,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将在我国民族教育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有: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新进展、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中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本土化研究等。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之间的差异所在,进而分析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奠定基础,从而使中国民族教育及其研究走向世界。

8.民族认同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教育问题研究。民族认同原是民族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是在近年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中,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心理教育问题研究却成了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民族认同的特点、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特点、藏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回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无神论教育、民族认同与学校德育等。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目标任务在于正确理解民族地区青少年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青少年德育问题,为培养合格的民族成员和国家公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模式。

9.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研究。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我国一直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民族教育事业的管理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性,需要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一领域“十五”期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族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拓展,并以民族教育行政研究、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研究、民族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基础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学校教育管理研究、民族地区非正规教育管理研究等领域为重点。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是通过对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形成我国民族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民族教育学,进而为我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服务。

五、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细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发现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把一般的科学方法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某一学科。胡适先生曾总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便属于此类。“假设”说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庞迦瑞的《假设与科学》一书,后逐渐流行,并在社会科学中以“假设”代“规律”,因为科学上所谓的“规律”往往被新发现的事实所推翻。不管是“规律”还是“假设”,其实都不是社会科学中,如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特有的方法,而是来自自然科学。方法的第二层涵义是指各种专门学科中的分析技术,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历史学的文献法与训诂法、心理学的实验法等各种科学中的具体方法。严格地说,不同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边界区分,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但是,不同学科之间却没有明显的方法边界。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可以共享同一方法,而且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共同使用“方法网”。我们这样立论并不是要证明教育学没有方法,我们只是要明确,教育学的确没有固定的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教育学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为己用的。这就提醒我们,是该学会放弃那种追寻独有方法理想的时候了。

教育学没有独有的方法,并不表明教育学会依附于其他科学,会失去自己的独立自主。心理学并不是死抱实验法不放,而是以实验法为突破口找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的途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进一步决定了其方法上的综合性、多样性。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中得到启迪,而非仅仅是模仿的话,教育学的研究就大有希望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民族教育学也没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没有专门方法同时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化。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教育学确实有一些主要的方法。

第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民族教育学的指导作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指方向,二是给方法”。我们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要时时排除“代替论”和“怀疑论”的观点,即一方面要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代替民族教育研究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漠视与怀疑的错误做法。而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勇于创新、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很强的学科,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有些是来自自然的,有些是来自社会的,而有些则是来自历史的,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单一的政策和方法解决的。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在比较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时,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由于民族教育学的“母学科”——教育学在继承和运用科学方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法,如,经验总结法、调查研究法、教育实验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比较研究法等,这些方法也适合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但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补充。

第四,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口述研究法、田野工作法、类型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区域研究法等,在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中同样运用是十分普遍的。

总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研究课题的方向和性质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另外,随着民族教育学的不断完善,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会逐渐被引入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最终必将形成民族教育学主要的研充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孙若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0.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2)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 发展 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 现代 各民族发展 规律 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 历史 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 自然 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 政治 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 历史 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 参考 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 科学 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 发展 、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 规律 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 自然 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 艺术 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3)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4)

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开幕式由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色音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星亮研究员、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泰幸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宏举编审、《民族研究》常务副主编刘世哲编审、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鳴田羲仁教授等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代表,既有长期献身于亚洲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又有一大批思想敏锐,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张昌东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此次论坛是上一次论坛的拓展与深化,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向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宋敏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希望借此会议,该研究中心能够与参会的各位专家、同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崲田羲仁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包智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张小军教授进行了评议。与会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就资源环境与人类生存、地理环境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亚洲环境问题与文化生态个案研究、生态危机与环境政策、生态人类学的新进展、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产业、亚洲人类学民族学前沿理论与分支学科发展等具体议题展开讨论。论述内容丰富、范围广阔和角度的多样化,是本次论坛的突出特点。

在2012年1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色音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本次论坛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归功于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准备,归功于参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

(作者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5)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部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6)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文化;当代价值;民族;科学;大众

从1919年至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了明确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之外,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相对于旧民主主义文化而言的,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领导阶级的不同,旧民主主义文化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文化建设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在21世纪的今天,做好文化建设工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进行研究与梳理,汲取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为尽快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以应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涌现出各种文化思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20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然而这些文化思潮都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独立与发展的问题。[1](P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俄国能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事实证明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正在苦苦探索救国良方、而又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重要作用。于是,中国先进分子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有着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我国封建文化相对抗的使命。因此,被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所引领,是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问题。1921年,中国首个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由此形成。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受我国学术界关注。沙健孙发表文章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P53)孙玉太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和特征。”[3](P143)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族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4](P70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已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动员人民大众投身于革命之中,成为文化工作最首要的目标。“民族的”这一特征不但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上,还体现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即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喜爱的文化表现形式。曾说过:“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4](P699)文化统一战线是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吸收广大民众在文化实践上积累的经验,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这正是建设新文化所必须运用的策略和方法。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所谓“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的”[4](P707)。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心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剥夺了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权利,封建迷信思想得以滋生、蔓延,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和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新民主主义文化倡导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是科学的,还体现在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两大科学的理论武器,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在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得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大众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又一特征。专门就“大众的”这一特征进行过分析和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P708)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那什么是人民大众,也作出了解释,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P857)人民大众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创作的源泉,是文化工作者灵感的来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提升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性使文化不再受限于原有的阶级框架,重新回到群众中来,使其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和更强的生命力,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该理论“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基本的立场、原则和框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主要根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P120)。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具体反映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上。

(一)都强调党的领导地位。要保证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党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革命斗争时期,正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革命能够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样,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也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强调党的领导,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更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党在文化创新上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新时期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二)都正确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要古为今用,要求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结合起来,吸收合理成分,摒弃消极因素。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进步文化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对于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该怎样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以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中国,其文化也应当是开放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将我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加以借鉴和吸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出符合时展的文化。

(三)都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基本特征。如今,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的转变,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民族文化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在不断加深。在文化繁荣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发展形成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科学,科技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新时期的文化建设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因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不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大重要特征。

综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时期,文化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此,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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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玉太.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J].山东社会科学,2006,(12).

[4]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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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论文篇(9)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部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参考文献:

[1] (瑞士)萨拜因·马森,(德)彼德·魏因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 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4).

[4] 曹昱.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8).

[5] (奥)乌里克·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6] 王章豹,伍正兴.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7] 贾鹤鹏,赵彦.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意义、方法与挑战[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4).

[8] 徐道稳.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默顿命题”评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9] 艾志强.走向民主的技术[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民主与科学论文篇(11)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新闻教育始于1961年创办的新闻研究班,学制2年,学员30人,由当时语文系副主任徐垠(已病故)负责,何报琉①协助管理。在这个班级任教的有于枫②、来春刚③、郭景哲④、伍承民⑤等6名教师。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个班的学员结业后,没有继续兴办新闻研究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根据国家民委重新调整民族院校办学方针,大力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教育部批准,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创办四年制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更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创建时,有教师2人,学生40人。中文系新闻学本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即由人文科学的通识、汉语言文学基础、新闻学理论基础、新闻学应用知识与技能以及新闻学专业综合实践训练为知识结构与专业功底的新闻人才。培养过程强调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字功底、思维方法及为民族地区的服务意识。同时,还办过一个新闻摄影班,学生毕业后奔赴各地从事新闻采编、新闻摄影工作。到2001年,已有12届毕业生,学科建设日臻完善,也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社会输入了480多名专业人才,不少学生已成为中央和地方的新闻传媒单位的业务骨干。新闻专业本科生被免试推荐攻读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中国传媒大学)及本校硕士研究生的有10人,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本校的硕士研究生约30人。在校生获韬奋新苗奖的有6人,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工作的本科生中,获国家新闻奖的2人,省部级新闻奖的3人。2001年新闻专业教职工9人,其中专业课教师7人,计算机房2人,具有硕士学位者5人,并聘有著名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专家杨正泉、格来、艾丰、何梓华、任一农、刘建明等人为兼职教授。开设的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有新闻理论、新闻事业概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传播史、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广告学、摄影理论与实践、广播电视业务、中国摄影史、新闻心理学、舆论学、报告文学概论、摄影美学、新闻美学。此外还设有计算机常识与应用、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等新兴的实用课程,以培养具有专才和通才素质的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56个民族团结友爱的象征,是我国民族工作的窗口。她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主干,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现已成为中国民族问题及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心,在国家高等教育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创办以来,在学校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始终坚持和发扬民族性,突出民族特色。新闻专业创办伊始,就有明确的宗旨和任务,为56个民族培养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新闻院、系、专业不同的是,学生在校学习4年后,有相当一部分要回到民族地区去发展和繁荣当地的民族新闻事业。为民族地区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的宗旨和任务也就决定了该校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等,都必须根据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进行设计,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更不能照搬其他大学新闻院系、专业的现成经验。

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自198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根据当时形势,挂靠民族学硕士点,招收攻读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学生。民族新闻研究在民族大学具有开拓性质,犹如在处女地里耕耘。但作为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民大进行这门学科的研究,较其他院校有先天的优势。如前所述,中央民大是以民族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先后开设过藏语、彝语、纳西语、景颇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黎语、苗语、瑶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满语、朝鲜语等20多个语言专业。民族学、民族语文、民族历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有众多的学者、专家、教授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个优势是其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它为研究生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数量与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先后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概论、民族摄影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务研究、影视民族学等课程。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历史沿革、兴起、发展、繁荣的演变规律及其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评价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贡献。配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民族报刊研究文集》(以上著作作者为白润生)、《民族新闻纵横谈》(作者马树勋)等公开出版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概论,探讨和研究民族新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讲授民族新闻研究的对象、民族新闻的地位、民族新闻的共性、民族新闻的内容和重点、民族新闻采编的几个基本问题、民族新闻的写作特点、民族新闻事业概况(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少数民族语文新闻媒介的特点和发展、民族新闻在改革开放中的实践、民族新闻工作专业人员的培养等几个问题。配有《民族新闻学导论》(白克信、蒙应著)、《民族新闻研究与实践》(理论、探索、思考)第一卷(余正生主编,内部发行)等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民族摄影学是民族学与摄影学的交叉学科,它在大学本科已有民族学和初步掌握摄影技术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摄影的特征、规律、技法和手法,即如何运用摄影的造型技巧,深刻而又生动、完美、艺术地表现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生活习俗、服饰工艺、节庆游艺(包括体育、舞蹈、节日活动等)及地域风光等。学习民族摄影学,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形象地体现各民族团结、平等、发展的思想,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门课一直由著名摄影艺术家、理论家龙熹祖先生授课。他时任中央民族大学图象研究所所长。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务研究,主要内容是民族新闻和民族地区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特点与基本要求、方法与技能,以及编辑、出版、发行业务的特点和规律,技能训练与提高,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配有《民族新闻探索》《民族地区采访经验谈》(以上著作作者马树勋)和《民族新闻研究与实践》(作品、评述、报人)第一卷(余正生主编,内部发行)等教材与参考书目。

影视民族学现统称影视人类学。它是在人类学和电影学电视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这门课融该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训练为一体,是民族学、新闻学、电影电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课程。主要内容有影视人类学的概念、特征、发展历史、人类学片的摄影、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等专业理论与知识。在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具体需要,还要安排人类学片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参考教材是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影视民族学》,作者是美国的卡尔海德,译者是田广、王红。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中央民族大学周报前主编李德君研究员为本书的中译本作序,并且是该书的特邀责任编辑。他为研究生讲授这门课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影视人类学的专家在该校不止李先生一人,此外还有庄孔韶教授、张海洋教授等,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他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影响蜚声海内外。

办学层次的提高,促进民族新闻学的创立与发展。民族新闻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有的著作和论文在新闻学术界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优秀成果奖。

研究生教育从1989年算起到2001年已有10余年了。五届毕业生人数达13人,⑥其硕士论文多已公开发表。这两年还有来自新华社、北京经济报等单位的3名在职研究生通过了国家考试获得了学位。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会承认。1997年《新疆新闻界》第4期封三以《我国民族新闻研究人才的摇篮》为题,发表6幅新闻照片予以报道。

到2000年经过反复论证,被北京市主管部门批准具有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进一步说明在全国各新闻教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与帮助下,中央民族大学以民族新闻研究为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2年执行学院建制,新闻专业归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领导,从1984年到2014年已创立30周年了。当前新闻专业在人才培养中,倡导知行并重,通过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体系,构建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路径,培养学生具有较为宽广的人文素质和社会科学基础,为其奠定终身教育与发展的基础。2004年学院增设广告学本科专业。教师(新闻学15人,广告学16人)31人,正高3人;副高8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占教师总数的52.38%。2014年在校本科生454人,硕士研究生83人(新闻学61人,传播学22人)。硕士生导师11人(新闻学5人;传播学6人)。2012年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逐步形成了与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齐头并进的学科布局。

新闻学本科专业主要为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宽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视野,掌握新闻传播学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具有新闻职业精神,能够在新闻、宣传、出版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从事记者、编辑、宣传、策划、经营管理工作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自1989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以来,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新闻学专业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专题研究、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媒介批评、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新闻法与媒介伦理研究、民族新闻专题研究、电视编创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富有特色的学术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新闻学科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3项,出版专著近20部,在权威和核心期刊40多篇。全国第一个由国家主管部门(民政部)批准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二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本学科。

原为新闻学二级学科的传播学专业,自2012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正在形成以中外传播史论(含少数民族新闻史论)、传播学基础理论为先导,广播电视研究、广告传播研究为支撑,跨文化和民族文化创意传播研究为特色,辐射人类传播研究、社会传播研究等新兴、交叉研究领域的学科架构。出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30年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全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教育教学、新闻媒体、宣传企划、行政管理等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大多毕业生成长为新闻界的精英,获得了包括范长江新闻奖中国新闻奖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众多奖项。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在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