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论文大全11篇

行为金融论文篇（1）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图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图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

行为金融论文篇（2）

在传统金融学的范式中，“理性”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用于预测未知变量未来实现的主观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实现的分布。其次，给定他们的信仰，在与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义上，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选择。

BF是一种金融市场崭新，至少部分地以对传统范例面临的困难做出反应的面貌出现的。广义上，BF认为通过使用某些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现象。在某些行为金融学模型中，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确，大都是因为不恰当的贝叶斯法则。在另一些模型中，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做出的选择通常是有疑问的，与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文章表明在理易者和非理易者相互的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称之为“套利限制（limitsofarbitrage）”，这构成了BF的两大块之一。（见第二部分）

为了做出清晰的预测，行为模型常需要指定人的非理性形式。人们究竟怎样误用贝叶斯法则或偏离SEU呢？在此引导下，行为经济学家们典型地求助于认知心家汇编的大量实验证据，这些都是关于人们形成信仰时潜在的偏误，和人们的偏好或给定信仰后怎样做出决策的。因此心理学构成了BF的第二大块。（见第三部分）

我们考虑BF的特殊应用：理解整个股市，平均回报的横截面情况，封闭式基金定价；理解投资者特殊群体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和跨时交易；理解证券发行，资本结构和公司的股利政策。最后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套利限制

2．1市场有效性

EMH认为实际价格等于基本价值。在有效市场中，没有免费午餐：没有投资策略可以赚得风险调整的超额回报。BF认为资产价格的某些特征最有可能用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来解释，而且这些偏离是由非理易者的存在引起的。对此种观点持长期反对意见可追溯到Friedman（1953）。他认为，理易者（也称为套利者）会很迅速消除非理易者（也称为噪声交易者）引起的偏离现象。本质上，这种观点基于两个主张：首先，只要偏离基本价值——较简单地说，误价（mispricing）—一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产生了。其次，理易者将立即抓住机会，因此纠正了误价。BF对第二个主张很少有异议，但对第一个主张有争论。即使当一种资产被广泛的误价时，设计纠正这种误价的策略可能非常有风险（即下面将要提到的四种风险），使之失去了吸引力。因此，误价仍是存在。

2.2理论

在前一节中，我们强调了当误价发生时，设计纠正它的策略不担有风险而且成本昂贵，因此允许误价存在的思想。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些已确认的风险和成本。

2.2.1基本面风险

关于某只股票基本价值的一些坏消息，引起股票进一步下跌导致损失。而且替代性证券很少是完美的，经常是高度不完美的，使得消除所有基本面风险成为不可能。

2.2.2噪声交易者风险

指被套利者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恶化的风险。此思想由DeLonget.al（1990a）提出。即使某只股票拥有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套利者仍面临那些本来使这只股票低估的消极投资者更加消极促使估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一旦想当然认为估价不同于其基本价值是可能的，那么想当然认为未来价格运动将增加发散性也是可能的。当然，如果价格最终收敛于基本价值，那么有长远视野的套利者会对噪声交易者风险置之不理。

噪声交易者风险之所以重要是，现实世界中许多套利者是短视的而非有长远视野的。这是因为许多套利者——职业资产组合经理人——不是管理自有资金，而是代客理财。用ShleiferandVishny(1997)的话说，这是“大脑与资本的分离”。这种特征有重要的后果：缺乏专业知识去评价套利者策略的投资者，可能简单地基于套利者的回报来评价他。如果套利者正试图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变遭导致损失，投资者可能认为他不称职而撤资。套利者远远不能等到短期损失过去，此时恰是投资机会最吸引人之时，他可能被迫过早地变现。这种过早变现的恐惧使他行如短视者。这些仅会使债权人烦恼，在短期受损后，债权人看到附属抵押品贬值，会要求偿还贷款，又引起过早变现。

2.2.3执行成本

恰当地运用利用误价的策略经常是很困难的。许多困难与卖空证券有关，而这是套利者为了避免基本面风险所必须做的。对大部分货币管理人——特别是养老基金管理人和共同基金管理人——卖空是不允许的。一名允许卖空的货币管理人——例如对冲基金管理人——仍不能卖空，如果卖空供给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话。即使他能卖空，套利者不能确保他能继续足够长的时间借到证券直到误价自我纠正使他获利。假使证券的原先拥有者要收回，套利者将不得不在可能不利时，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入证券（称为“大宗买入”）以补进他的卖空头寸。

某些套利策略需要在外国市场上买卖证券，这经常有限制阻止美国投资者这样做。通过法律漏洞绕过这些限制是昂贵的。最后，“执行成本”也包括执行套利策略时面临的一般交易成本，例如佣金和买卖差价。

2.2.4模型风险

即使一旦误价发生，套利者经常仍然不能确信这是否真的存在。考虑这种情况的一种是设想在寻求吸引人的机会时，套利者依赖于一个可以告诉他基本价值的模型来判断是否误价。然而，套利者不能确信证券被误价：也可能是模型错了，股票事实上正确定价了。这种不确定性来源称之为模型风险，它也会限制头寸。

与教科书中的套利相比，现实世界中套利包括大量风险，在某些条件下将限制套利和允许基本价值的偏离一直存在。为了理解这些条件是什么，考虑两种情况:

首先，假设误价的证券没有相近的替代性证券，因此套利者将暴露于基本面风险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套利受到限制的充分条件是（1）套利者是风险规避者；和（2）基本面风险是系统性的，因此不能通过拥有许多头寸来分散。条件（1）确保了误价不会被单个套利者拥有误价的证券大额头寸而消除。条件（2）确保了误价不会被大量套利者每人都在误价的证券当前持有量上增加少量头寸所消除。噪声交易者风险、模型风险或执行成本的存在仅是进一步限制了套利。

其次，即使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存在，套利仍然受到限制。替代型证券的存在使套利者不受基本面风险和模型风险的：如果两种证券拥有未来状态下相同的现金流而卖不同的价格，那么他完全相信发生了误价。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不存在执行成本，因此仅有噪声交易者风险。DeLonget.al(1990a)表明了噪声交易者风险是强有力的，即使仅有这种形式的风险，套利有时也受到限制。充分条件与上面的相似。

捕捉其他现实世界情形的努力使得完备套利更加不可能。例如，大量不同个人不能干涉纠正误价的努力可能有其他原因。一个可能性是进行套利需要的资源和关系仅能被少数训练有素的职业人士所获得。另外，可能是获悉套利机会有成本(Merton,1987)，因此实际上仅有一小撮人随时能意识到套利机会。

到为止，我们已讨论了像对冲基金这样的套利者利用市场无效性是不易的。然而，对冲基金不是试图利用噪声交易者的唯一市场参与者：经理人也玩这个游戏。如果经理人认为投资人正高估了其企业股票，他可以通过以吸引人的价格发行额外的企业股票而受益。这样产生的额外供给可能潜在地将价格拉回到基本价值。

不幸的是就像对冲基金一样，对经理人来说这种游戏也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模型风险可能特别重要。经理人很少能确信投资人正高估了其股票。如果他发行股票，认为股票高估而此时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将招致偏离其目标资本结构带来的成本而无任何回报受益。

2.3证据

从的角度看，有理由认为套利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因此限制了它的有效性。原则上，任何持续误价的例子立即证明套利限制：如果套利不受限制，误价会迅速消失。但是，当许多定价现象被理解为偏离基本价值时，仅在少数例子中，确定误价的存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这是因为Fama(1970)所称之为“联合假说问题(jointhypothesisproblem)”。为了证券价格不同于其恰当的贴现未来现金流，需要一个“恰当的”贴现模型。因此，误价的任何检验不可能避免地是误价和贴现率模型的联合检验，这使给无效性提供确定性的证据变得困难起来。

尽管有这种困难，市场仍有大量的现象可以几乎确定地证明是误价并持久存在。

2.3.1孪生股权(twinshares)

1907年皇家荷兰（在美国和纽芬兰交易）和壳牌运输（在英国交易）按60：40的基率同意合并他们的股权，但仍保留为分离的实体。如果价格等于基本价值，皇家荷兰的股权价值应总是壳牌股权价值的1.5倍。FrootandDabora(1999)发现两者的股权价值之比严重偏离1.5，而且，皇家荷兰按平价有时35%被低估，有时15%被高估。

2.3.2ADR’s

ADR’s是以信托形式被美国金融机构持有的外国证券股份，这些股份的收益在美国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外国公司的ADR在纽约的交易价格与标的股份在母国的交易价格非常不同。

2.3.3编入指数（indexinclusions）

S&P500中的一个公司离开指数通常是因为被兼并或破产而换入另外一家公司。HarrisandGurel(1986)和Shleifer(1986)发现一个显著的事实：当一只股票被编入指数时，它的价格平均暴涨3.5%，而且这种暴涨是持久的。这种现象的引人注目的实例之一是，当Yahoo（雅虎）！，被编入指数时其股票单天暴涨24%。

2.3.4互联网出让(internetcarve-outs)

2000年3月，3Com在其全资子公司PalmInc.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中，卖掉了5%的股份，保留了余下的95%所有权。在IPO之后，3Com的股东间接拥有1.5倍的Palm股票。3Com也宣布在9个月之内剥离Palm其余股份的意向，同时将给3Com股东1.5倍的Palm股份。在IPO之后首次交易收盘时，Palm的估价在$95,按1.5倍估价3Com的价格下限是$142。事实上，3Com的实际价格是$81，这暗含着3Com除Palm之外的子公司的市场估价为每股-%60！

基本面风险噪声交易者风险执行成本模型风险

皇家荷兰/壳牌无有无无

ADR’s无有有无

编入指数有有无无

Palm/3Com无无有无

表1利用误价引起的套利风险

三、心

在这一节里，我们了可能是金融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心理学。

3.1信仰

3.1.1过度自信

人们对他们的判断过度自信。一是人们估计概率时很少校准；二是人们设计估计量的置信区间太窄。

3.1.2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wishfulthinking)

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能力和前途抱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

3.1.3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当人们试图确定模型B产生数据集A的概率时，他们用A反映B重要特征的程度来评估该概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性是有益的启发，但也产生某些严重偏误。一是基率忽视（baserateneglect），过分高估B对A的代表性。二是样本大小忽视(samplesizeneglect)，当推断特定模型产生数据集的似然性，人们不考虑样本的大小。

3.1.4保守主义

相对于代表性会导致低估基率，保守主义是指过多重视基率的情形。

3.1.5确认偏误(confirmaionbias)

一旦人们已形成一个假说，有时误认为另外的不利证据实际上也支持该假说。

3.1.6定位(anchoring)

人们形成估计时，经常先始于某值（可能是任意的），然而相对于此值做出调整。实验证据表明人们“定位”的初值太多。

3.1.7记忆偏误

人们推断事件的概率时，经常搜索记忆中相关信息。

有时学家们对这些实验证据的主要部分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认为（1）通过重复，人们将学会去除偏误的；（2）领域中的专家，例如投行中的交易者，很少犯错误；和（3）用更有效的激励，这些效应会消失。

3.2偏好

3.2.1展望(prospecttheory，PT)

任何试图理解资产价格或交易行为的模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是关于投资者偏好或投资者怎样评估风险性的假设。绝大数模型假设投资者根据期望效用(EU)框架评估。不幸地是，当人们在风险性间选择时系统地违背EU理论。因此有大量地的非EU理论试图更好与实验证据相匹配。其中之一展望理论(KahhemanandTversky,1979)可能是最有希望解释市场出现的基本事实。PT有许多关键特征。首先，效用定义在损益(gainsandlosses)而非最终财富头基础上，这是Markowitz(1952)首先提出的思想。其次，价值函数凹于收益凸于损失，这表明对损益的灵敏性大于对收益的。这一特征称为损失规避(lossaversion)。最后是非线性概率转换。对小概率加权太重(overweight)，而且人们在较高概率水平上对概率差异较敏感。

展望理论解释人们在相同的最终财富水平情形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源于该理论的重要特征——架构(framing)或描述效应。在很多实际选择情况下，决策者在怎样考虑问题上也有灵活性。价值函数的非线性特征使心理(mentalaccounting)至关重要，它使个人与财富其他部分具有相分离倾向。

3.2.2模糊规避(ambiguityaversion)

到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理解结果已知时人们怎样按客观概率行动。现实中概率客观上很少已知。为了处理这种情况，Savage(1964)了主观期望效用(SEU)框架。Ellsberg(1961)的著名实验指出了人们厌恶主观或模糊不确定性甚于厌恶客观不确定性，这已发现称为“模糊规避”。

三、（略）

四、结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个新兴领域，正式始于1980年代。我们讨论过的很多是过去五年里完成的。我们处于什么状况呢？在众多前沿问题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5.1对于显著的异常事实的研究

当DeBondtandThaler(1985)的时，许多学者认为对他们发现的最好解释是这是一个程序错误。自此以后，他们的结论已被不但同情他们观点的而且持另外观点的学者们重复了很多次。此时，我们认为大部分经验事实已被大部分同行所接受。尽管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仍在争论中。这是进步。如果我们都认为行星围绕太阳运行，我们可以集中理解为什么这样了。

5.2套利限制

二十年前，许多金融经济学家们认为有效市场假说必须正确，因为套利的力量。现在我们懂得这是一种天真的观点，而且套利限制容许大量的误价。现在也大都懂得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策略，因为有风险和成本，不仅仅是指缺乏误价。价格可以是非常错误的而不产生获利机会。

5.3理解有限理性

主要感谢认知心家如DanielKahneman和AmosTversky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一长串稳健的实证发现将人类实际形成预期和决策的方式进行分类。在记下这些过程的正式模型中，展望理论最有名，也取得了进展。经济学家们从前认为行为或是理性的或是不可能形式化。现在我们知道有限理性模型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比纯理性模型更精确地描述了行为。

5.4行为学的构建

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市场中人不完全理性的理论建模工作有所突破，这些论文或通过信仰形成过程或通过决策过程放松了完全理性假设。像上面讨论过的心家工作，这些论文是重要的存在性证明，表明体现人类行为的显著方面，同时紧凑地考虑资产定价是可能的。

5.5投资者行为

现在我们已开始一项重要的工作，试图提供证明和理解投资者，不但业余的投资者而且职业投资者，怎样做出他们的资产组合选择。直到最近，这项明显缺少全体金融家们的参与，或许因为构建资产定价的错误信仰不需知道经济体中人的行为情况。

这是在短时期内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仍然更靠近研究议事日程的开始而非结束。我们知道要冒足够的预测风险才能了解到该领域的未来进展大部分是不可预测的。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忍不住冒险对下一步的可能进展提出少量意见。

首先，我们已过的大部分工作范围很窄。模型明显捕捉了投资者信仰，或他们的偏好，或套利限制的一些特征，而不是捕捉了三者全部。这一评论可以运用于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而且暗含研究者也是有限理性的事实，然而，随着不断进步，我们希望理论家们开始将它们更多体现并运用进他们的模型中。

一个例子或许可以理解这一点。实证反复发现资产定价异常现象在小型和中型股票上比大型股票上表现更显著。这好像可能是这一发现反映了套利限制：交易较小股票的成本较高而且低流动性使许多潜在套利者失去兴趣。这一观察是明显的，但仍没有构建为正式的模型。我们希望在套利限制与认知偏误之间的研究成为今后几年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行为金融论文篇（3）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行为金融学在解释证券市场收益的重要性方面获得普遍认可。行为金融领域开创者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是从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解释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必然导致投资决策偏差，进而分析了传统金融理论预测结果与实际市场现实之间存在差异的理论原因。在Kahneman实验中，人们会选择确定性收益而不是回报率更高的不确定性收益，表明人们更看重可预测获取某物品的确定性，即为确定性效应。而反射效应则是指对每一决策问题的损失性预期偏好，是对收益性预期偏好的镜像，即以0为中心对预期的反射正好反转了偏好的顺序。也就是说，当面临股票亏损时，投资者更愿意继续投资并承担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而当股票获得同比例收益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股票获利，而不愿承担更多的损益风险。在不确定性下，投资者通常是通过启发式规则、经验和直觉来进行投资决策的，而不是对股票所有事实和信息进行深入调查。即使投资者能够对所有信息进行深入研究，也只能基于公开信息做出决策。显然，如果在现实市场中能够做到如此高效，则完全不需要设置内部交易规则来防范内幕交易。人们对同一经济现象可能会有不同且非理性的认知和反应，人们的认知属于主观判断，因此，面对同一事物，不同投资者的反应不同，并且这种不同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认知和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同时表现出个体和动物群体的特征，因此，使得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简化变得更为困难(VanRaaij，1981)。随后，Edwards(1995)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回顾了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文献，而Shefrin(2000)基于实践基础和现象讨论了行为金融学的逻辑学科，Shiller(1999)则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原理，从投资者行为角度解释了股票市场表现。证券市场中典型的行为偏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非财富最大化行为”，现实中的投资者可能把最大化其他某些因素看得比投资组合的预期价值最大化更重要;二是“系统性的心理错误”，启发式偏差以及其他认知偏差导致投资者会出现系统性的心理错误，从而对所获信息做出错误的处理。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投资者认为已经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所获信息，以预期财富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投资，之后可能发现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认知上的错误。股票市场的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基本面，甚至可以说普通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正常水平并不知晓，且大多数投资者不愿花时间考察股票价格究竟是被低估还是高估，而是更情愿根据心理直觉预测股价的未来走势。Shiller(2000)指出，要理解股市价格波动的基础，可以考虑两种心理定位，一是数量定位，即人们以股市应达到的水平作为标准来衡量股市定价高低，而过去的股价、记忆中离现在最近的价格等参考方便的数字常被用作数量定位参考。这些特征能够解释股票价格波动趋同和股票市场涨跌幅度历史重现等市场“异象”的原因。二是道德定位是指投资者会在保持投资与财富消费的需求之间做出取舍，即只有当投资者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消费新近获得的财富时，股票市场才有可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总之，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非理性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不具有同质化特征，且不是风险厌恶型的，而是损失厌恶型的，因此，市场并不会有效。行为金融的理论基础是投资者实际决策模式，包含应变性、偏好多样化、追求满意方案等，主张对投资者心态与行为分析，认为传统金融学所主张的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总之，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行为金融学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而传统金融理论因过于简化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也难以解释现实市场中广泛存在的“异象”。

二、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的挑战

在传统金融范式中，理性投资者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主观概率更新规则的贝叶斯理性，是指投资主体收到信息后会，按照贝叶斯法则来更新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在接收信息前，投资主体对不确定事件具有先验概率;而接收信息后，投资主体会按照一定规则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修正，并由此得到后验概率。二是期望效用最大化理性，是指在后验概率给定的情况下，理性主体依照预期效用函数，在特定的风险厌恶水平下形成自己的期望效用，然后在财富预算约束下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得到最优的资产配置。因此，基于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投资者假设，资产的市场价值不会偏离其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股票的市场价格在大多数时间等于其内在价值，反映了股票所有的信息因素，包括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产量、经营环境、经济周期、法律环境、竞争、发展前景、工业要素等等。显然，传统金融理论并未考虑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认为大多数人是能够公平估计到股票的内在价值的。在20世纪60—80年代的20年间，有效市场假说十分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实证检验方面的证据开始证明，一些有效市场假说和资产定价模型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情形。Kahneman和Riepe(1998)对理性人假设提出三点质疑:一是投资者在考虑风险时，不会顾及整个投资组合的最终财富，相反会选取某一个参考点，以核算其投资的损益状况，而参考点本身是一个移动目标，会因时因地不同而变化，并且相对盈利而言，亏损函数的斜率比获利函数的斜率大，投资者面临决策时会受到参考点不同的影响。二是当投资者面临风险时，会依据经验法则来评估风险，而不是理性客观地依据贝叶斯法则考察概率分布和可能性。三是如果信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投资者对相同的信息认知也会存在差异。Kahneman和Tversky在1973年提出了“框定”(frame)的概念，认为框架方式会影响投资决策，人们的判断与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框定，即便决策问题的本质相同，但因形式的不同，也会导致投资者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

投资者的行为因素在证券市场中至关重要，如果不考虑人的因素，就不可能解释市场的全部行为。Shiller(1981)对股市波动的研究对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认为，股票价格通常过度波动，股价浮动幅度大大超出股息可以解释的范围，简化的“未来红利的预期净现值决定价格模型”远远不能解释股价的异常波动幅度。行为金融学在解释市场和股票表现时把投资者行为特征的作用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认知偏差可具体化为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经典模型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具体包括:风险态度、心理账户和过度自信。人们的决策动机主要是躲避损失，而不是理性假设中的厌恶风险，面临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并不一致。事实上，涉及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而涉及损失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偏好，因此必然导致投资决策中的禀赋效应和短视偏差。人们根据资金的来源、所在和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归类，通过最小账户、局部账户和综合账户等三种心理账户对面临选择的得失进行评价。而且过度自信似乎是人类根深蒂固的特征，即人们往往会在别人认为其不该有信心的事情上采取行动，也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假定将来的模式会与过去相似并寻找熟悉的模式做出判断，并不考虑这种模式的原因或重复概率(Shiller，2000)。事实上，如果投资者对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能力过度自信，其直接影响就是投资者会过分依靠自己收集的信息而忽略公司财务报表分析，而间接影响则是投资者会重视能增强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那些打击决策信心的信息，因此并不能对市场信息进行客观判断。结果就是:市场中的投资者会进行“售盈持亏”交易，并且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显然，过度自信提高了投机市场的交易份额。群体行为是指因投资者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市场整体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偏差。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认为，即使投资者是非理性的，但因为大量投资者交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非理的效果会相互抵消。但前景理论(Kahn-man和Tversky，1979)指出，非理性投资者的决策并非是随机的，他们通常向同一方向行动，因此，他们的非理不会相互抵消，即与生物研究提出的“羊群效应”相一致。“羊群效应”是指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常受他人判断以及市场舆论的影响。Shiller(1984)进一步证明了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社会化，驳斥了有效市场假设提到的随机性，他认为，投资者的情绪不仅没有抵消非理，往往还会使这种情形变得更为极端。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2)研究发现，美国的小公司股票交易具有轻微的“羊群效应”，可能是与小公司的公开信息较少、基金经理无法判断交易策略有关。Wermers(1999)指出，美国共同基金买入的股票更具同期与滞后收益，从而认为基金投资的“羊群效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加速了信息在股价中的反映，因此有利于稳定市场。由于投资者具有不完全且不对称的信息，模仿他人行为可以节约自己的信息搜寻成本，选择与其他人相同的策略可以避免个人决策失误带来的后悔和痛苦，属于群体动物的人类一旦偏离大多数人会产生恐慌感，因此会导致金融决策中羊群行为的普遍存在。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进一步提出，即使非理性投资者也的行为不能相互抵消，投资者应该能够从以前的错误中获取教训，避免陷入类似的非理性中，并最终达成理。Mullainathan和Thaler(2000)提出了学习效应，对交易的随机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指出学习成本非常高且学习的次数有限，因此会降低投资者趋于理性学习的效率。金融学是研究对跨期且具有不确定特征的现金流进行定价的科学理论。

从直观上说，对资产定价的最基本原理就是无套利原理。套利机会可以被恰当地比作“钱泵”，即在无初始净投资且零亏损的条件下确保正收益的投资策略。典型范例就是，以低利率借用资金而高利率贷款的套利机会，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利用类似的套利机会进行无限规模的投资，但两个利率之间的这种差距不能够维持很久，套利行为将促成两个利率趋于一致。因此，金融学基本定理的分析结论表明，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套利机会。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们进一步提出，即使投资者非理性且影响不能相互抵消，投资工具的价格与内在价值存在偏离，理性投资者可以通过无风险套利获益，而套利仍会将资产价格在极短时间内拉回内在价格。套利是利用投资工具的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差价进场交易，以牟取暴利的手段。假设市场上一种证券由于非理性投资者的存在而被高估，理性套利者将会发现这种价格的偏离，套利者出售或卖空这种相对“昂贵”的证券，同时购买其他相同或本质上类似的“廉价”证券，以此对冲套利获利。换句话说，只要这种替代证券能够获得且套利者能对其进行交易，就能够获得无风险利润，而卖空效应将使被高估或者低估的证券价格恢复到内在价值。因此，只要替代证券随时可得、套利交易迅速有效且套利者为获取利润而相互竞争，那么证券的价格将永远不会偏离其基本价值太远，而套利者本身最终也不会获取大量的超常收益。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发展起来的一价定律是传统金融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即只要市场有效，价格必然反映内在价值，在剔除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后，同一资产不可能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但在现实世界中，同一投资产品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的价格截然不同。而“有限套利”主要探讨现实证券市场中套利行为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实现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价格对信息会存在着不适当的反应，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噪音交易者的干扰下市场会长时间保持非有效状态。著名的“孪生证券”(皇家荷兰与壳牌公司)以及Shefrin(2000)提到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公司事件进一步挑战了套利有效性假说，即使存在完美替代品的证券，其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也会出现巨大偏离，在没有风险套利者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市场的非有效性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Mallainathan和Thaler(2000)指出，套利本身并不是无风险的，市场价格偏差越大，风险和套利成本则越高。大量的套利交易涉及卖空金融工具，理性投资者在构建套利组合时不仅需要支付各种执行成本，包括经纪费、买卖差价、卖空成本和发掘套利机会的成本，还要承担基础风险与噪声交易者风险。基础风险是指不能找到完美的替资组合来对冲证券带来的风险，只有在能找到近似的替代品情况下，套利者才能高抛低吸，纠正价格偏差，将市场带回到有效状态。由于不可能找到完全相同的替代组合，与股票的基本价值相关的风险将会对套利产生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会导致理性套利者的行为发生变异，忽略对基础信息的分析，转向预测噪声交易者的行为，从而利用噪声交易者的反应来赚取所谓的“机智钱”，并使价格的偏离进一步加大。对于短期套利者而言，价格偏差进一步扭曲的时间跨度过长带来的风险，会降低套利者对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承受能力。如果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型的，那么过于自信的投资者会更倾向于将财富投资于高风险的资产，虽然理性投资者能获得一定的无风险收益，但非理性投资者总体上却因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能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率(DeLong，1990)。因此，套利获得能使股价回归其内在价值的力量十分有限，即金融产品的不完全替代、套利者的风险厌恶，以及噪声交易者对价格信号的各种干扰使得套利者无法充分发挥其维护市场有效性的作用。

三、投资决策模型方面的分歧

在传统金融理论中，绝大多数资产价格或交易行为模型均假设投资者评估风险的基础是预期效用理论框架。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始终不变，其效用函数自始至终为凹形，即默认投资者都是风险厌恶的，更愿接受确定收益，而不是任何预期收益行为的风险性期望，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会基于最终财富和结果发生的概率大小做出投资决策。Markowitz在1952年提出了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考虑了投资者如何由多种单一资产构造资产组合，并从所有的资产组合中选择最优资产组合的问题，标志着现资组合理论(MPT)的开端。Sharpe(1964)首先提出单因素模型，简化了Markowitz模型的计算问题，其后又与Lintner和Mossin同时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解决了资产在均衡条件的定价问题，给出了资产的收益、风险及期望收益率之间关系的精确预测方法。1976年，新古典主义金融学代表人物Ste-phen在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基于无套利定价框架或者风险中性的表述，突破性地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主义金融学并非是建立在普通意义上的每个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而是认同行为金融学家关于“多数人多数时间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非理性的”的观点，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上采用寻找套利机会的理性套利者代替理性投资者，致力于远离预期偏好假设，进而借助无套利准则分析市场。Stephen认为，即使在一个存在不确定定价的不完全市场中，任何资产都将存在一个确定的价格，也就是它映射到市场上交易资产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对残差进行保险。因为它会使资产不再具有对冲的可能性，从而扰乱现有的市场均衡。随着现实中系统背离独立性假定和概率线性效用的现象出现，有效市场假说普遍遭到怀疑，传统金融学的投资决策模型代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现资组合理论(MPT)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学者们尝试对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修正，相继出现了扩展性效用模型、预期比率模型、非传递性效用模型和非可加性效用模型。最具变革意义的是Tversky和Kahneman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该理论对投资主体决策及选择偏好的实验结果给出了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发展了预期效用理论。前景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价值函数代替了作为传统金融理论模型基础的效用函数，认为投资者决策是基于某个可移动的参考点的价值结果大小，而不是依据财富的最终绝对水平，且不对称的价值函数包含盈利部分的凹函数和亏损部分的凸函数两大部分，即亏损导致的投资者满意度下降幅度远远大于相同数量盈利所带来的投资者满意度上升幅度，更加符合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心态和投资选择特征。兼顾人类行为特征和经典理论的行为金融决策模型逐渐发展起来。首先，Shefrin和Statman(1994)提出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BAPM)作为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CAPM模型的改良代表，投资者被分为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两类，在强调理性趋利的同时也突出了价值感受的特性，以均值方差有效资产组合代替CAPM模型中的市场组合，证券的预期收益由“行为Beta”决定。在BAPM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资产价格具有内生性，即投资者的最优决策行为不仅决定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持有的投资组合，也决定了各个资产的价格。其次，Barberis、Shleifer和Vishny(1988)将代表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纳入投资者的行为中，提出了基于市场反应的行为资产定价BSV模型。同期发展的还有基于投资者有无信息分类的DHS定价模型(Daniel，Hirshleifer和Suhramanyam，1998)、假定市场由“信息挖掘者”和“惯易者”两种有限理性投资者组成的HS模型(HongandStein，1999)。上述三个模型涉及了不同的心理学基础和投资者心理偏差，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股价过度反应、滞后反应以及长期反转等市场异象。最后，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则致力于弥补现代组合资产理论在理性人假设、均衡市场、投资者风险态度同质化等理论缺陷，否认了MPT强调的投资者最优资产组合配置应处于均值方差有效边界的观点，转而认为行为资产组合应是“金字塔”状，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特定风险态度相联系，弱化了“金字塔”各层之间的关系(Shefrin和Stat-man，2000)。另外，行为资产组合理论在美国富勒—索勒资产管理公司和荷银投资基金运作过程中得以成功实践。

行为金融论文篇（4）

1、金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

金融投资行为理论悄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金融投资行为理论以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1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1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1理论模型。统1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1模态的厚尾特征。

2、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1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1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1。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1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1部分人的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1掷的心理，1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3、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行为金融论文篇（5）

行为金融学是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等因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在美国和欧洲，行为金融学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在实践中也已经得到了应用。个人投资者在应用行为金融学的知识来避免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机构投资者也正在以行为金融学的精髓来发展以行为为中心的交易策略。

一、行为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迄今为止,行为金融学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集中于确认那些会对资本市场产生系统性影响的投资者决策心理特点以及行为特征。

第一，投资者的心理特点。处理信息的启发法。现代社会信息量越来越大，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金融市场决策者面临的情况日益复杂。决策者将不得不更多的使用启发法。启发法是使用经验或常识来回答问题或进行判断，它意味着对信息进行快速的、有选择性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直觉。由于决策的速度很快以及不完整性，使用启发式方法可能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而造成认知错误和判断错误。启发式方法一般包括：一是典型性。这种启发性方法是一个谚语的起源：“如果它看起来像只鸭子并且呷呷的叫声像只鸭子，它可能是只鸭子。”在形成预期时，人们通过评估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概率与其最近所观察到事件的相似程度。典型性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过度，也就是投资者在形成预期时给予新信息太多的权重。二是显著性。对于发生不频繁的事件，如果人们最近观察到这种事件，那么人们倾向于过分估计这种事件在未来发生的概率。例如，如果最近一架飞机坠毁的消息频繁地被媒体传播，人们将过高估计飞机未来发生坠毁的概率。显著性可能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过度。三是自负。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知识非常自负。例如，当人们说这件事有90%可能性将发生或这声明是真实时，那么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小于70%。自负可能使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迟钝。四是锚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当人们进行数量化估计时，他们的估计判断可能被该项目先前的价值所严重影响。例如，二手车的销售商通常是在开始谈判时出高价，然后再降价，这销售商尽力将消费者滞留在高价格上。锚定使得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迟钝。

第二，后悔。人类犯错误后的倾向是后悔，而不是从更远的背景中去看这种错误，并会严厉自责。后悔理论有助于解释投资者延迟卖出价值已减少的股票,加速卖出价值已增加的股票。Shefrin和Statman指出,后悔理论表明投资者避免卖出价值已减少的股票是不想使已犯的错误成为现实,从而避免后悔，投资者卖出价值已增加的股票是为了避免价格随后可能降低而造成后悔。

第三，认知不协调。认知不协调是人们被告知有证据表明其信念或假设是错误时，人们所体验的心理和智力上的冲突。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人们存在采取行动减轻未被充分理性思索的认知不协调的倾向：人们可以回避新信息或开发出扭曲的论据以保持自己的信念或假设正确。如新车买主有选择地避免阅读他们其他车型的广告,而去看他们所选择车型的广告。

第四，回避损失。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而对“趋利”与“避害”的选择在经济活动中是首先考虑如何避免损失,其次才是获取收益。研究表明,人们在从事金融交易中赋予“避害”因素的考虑权重是“趋利”因素的两倍。

第五，羊群效应。人们的相互影响对人的偏好改变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追求时尚与盲从心理便是其中最突出的特点。这对经济决策的形成与改变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金融投资领域,人们往往是显著的、非理性的从众心理特征与行为。

（二）决策行为的一般特征

1994年,Shefrin和Statman开始研究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产生系统影响的决策行为特征。,一些决策行为特征已经得到行为金融学家们的公认,并作为对决策者的基本假设:

第一，决策者的偏好是多样的、可变的,他们的偏好经常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

第二，决策者是应变性的,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的不同选择决策程序或技术;

第三，决策者追求满意方案而不一定是最优方案。尽管这些决策特征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和对市场的影响

尚不十分明确，但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决策行为特征与市场中投资特性是相关的，如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性和价格中的泡沫;投资者中存在追随领导者和从众行为；过早的售出盈利投资和过晚售出失败投资;资产价格对新的市场信息反应过度或不足等。

二、行为金融学在证券市场的实际应用

在证券市场投资中具体运用行为金融学可分为防御型策略和进攻型策略。防御型策略是指利用行为金融学对人的投资心理以及决策特征的分析来控制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也就是在投资中避免犯错；进攻型投资策略则在了解投资者的心理偏差和决策失误对市场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以从中获利。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更现实的是采取防御型投资策略。个人投资者在资金实力、分析手段与信息获得与把握上都处于劣势，因而经常靠打听小道消息等作为决策依据，行为经常是非理性的。此外个人投资者对自己的资金负责，缺乏来自第三方的监督控制体系，导致个人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容易犯心理偏差和认识错误，因而有必要采用防御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指导投资。进攻型投资策略一般为机构投资者采用，因为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中，要对证券的定价进行判断非常困难，个人投资者很难在实际中判断出当前的市场定价是正确的还是发生了偏差，只有掌握着大量信息和良好分析技术的专业投资者才有可能进行判断。此外，各种定价错误或偏差的幅度和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个人投资者精力有限、交易成本高，无法利用这些偏差和错误来获利。

防御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是应用一系列行为金融的知识对自身的投资行为进行内省式的审察和研判，具体可包括：首先要核对信息的来源，核实信息的可信度、实效性等，要密切关注最近有无更新的消息或数字披露，要避免只关注支持自己看法的信息。第二，判断自身是否过分自信，特别在最近投资行为取得了一系列成功时就更应关注这点。第三，要善于比较正面和负面观点，查明对市场持最乐观以及最悲观态度的分别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会持有这样的观点。第四，要避免锚定效应导致不理性的期望值。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采用进攻型投资策略。各类投资机构由投资经理们具体负责运作的，投资经理们和个人投资者一样，在投资决策中也会犯各种心理偏差和认识错误，因而也需要采用防御型投资策略来加以避免。但投资经理们有着良好的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他们能更好的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控制。在各类机构中一般都有着良好的管理监督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投资经理们避免犯心理偏差和认知错误。因而，机构投资者更重要的是利用进攻型投资策略来获得盈利。目前可采用的进攻型行为金融投资策略主要有：

第一，反向投资策略。就反向投资策略,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这种策略的提出最初是基于DeBondt和Thaler(1985,1987)对股市过度反应的实证研究。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第二，动量交易策略。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与Titman(1993)在对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进行研究时发现,以3到12个月为间隔所构造的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现出延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变动的动量效应。Rouvenhorst(1998)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发现了类似的中间价格动量效应,表明这种效应并非来自于数据采样偏差。

第三，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是指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时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证券价格下跌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股票投资比例可较大,并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减少。

参考文献：

［1］Kaheman,D.andA.Tversky(1979).“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MakingUnderrisk”,Econometrica

行为金融论文篇（6）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

行为金融论文篇（7）

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在借鉴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投资活动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对应于现资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给出自己的理论假设：（1）人是有限理性的；（2）非完全市场的存在；（3）投资者的投资具有群体行为特征。行为金融理论基础主要有：（1）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1979）；（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3）行为金融资产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1999）。在此基础之上构造的行为金融投资决策模型有：（1）BSV模型与DHS模型；（2）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TheoryModel）；（3）羊群效应模型。

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著。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

1.针对过度反应的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2.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

3.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的策略。

4.时间分散化策略。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重投资于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此比例逐步减少的投资策略。

5.小公司效应策略。小公司效应是指小盘股比大盘股的收益率高。Banz（1981）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4.7%，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根据小公司效应而采用的投资策略称为小公司效应策略。

6.组合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式有效，semlstrongefficient）。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7.针对羊群行为的相反策略。由于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羊群行为，证券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投资者可以利用可以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contrarianstrategy）来进行套利交易。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走势，我们会发现在重要的顶部或底部区域，在消息面上总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股市政策的出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的。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投资基金可以制定相应的行为投资策略——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

8.购买并持有策略。个人和机构投资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进一只股票时，应详细地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制订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9.利用行为偏差。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提出，在某种情形下，投资者并不是尽力使财富最大化，并且在某些情形下投资者还会在智力方面犯系统性判断错误，这些行为偏差将导致证券定价的错误，合理利用这些偏差将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行为型投资人则尽力寻找由于行为因素而被市场错误定价的证券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可见，对人类行为偏差的正确把握是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来源之一。

10.ST投资策略。上市公司被宣布为特别处理，意味着公司陷入严重困境。但同时，ST公司也成为潜在的并购目标。考虑到壳资源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稀缺性，ST公司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一种投资策略，ST公司是可以被纳入证券投资组合之中的。

总之，行为金融理论寻求并确定投资者可能对新信息产生反应过度或反应迟钝而导致证券定价错误的市场情形。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的目标就是在大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前，投资那些定价错误的股票，并在股票价格正确定位之后抛出获利。

四、应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证券投资要注意的问题

行为金融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始于公理并寻求建立在公理上的理论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它试图理解和预测心理决策过程的系统的金融市场意义。如上所说，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着普遍的运用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现象，而用行为金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之，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行为投资策略，但在具体运用这些投资策略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行为金融理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策略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尚未意识到错误时投资于某些证券，随后当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错误并投资于这些证券时卖出这些证券。一旦证券市场的绝对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同的策略，那么结果又会怎样？我们相信随着行为科学的深入研究、证券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会进一步发现更多的行为金融问题，并且一些已有的行为金融现象可能会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在应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要防止教条化。

2.要切忌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现有的行为金融理论主要是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产生的。我国证券市场同成熟的证券市场比较，还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历史短、不规范。中国金融市场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共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不是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而应当掌握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行为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适应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特点的我们自己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3.行为投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深入及投资者结构的改善，我国金融市场行为金融现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小公司效应现象就不如过去明显、庄股由于监管的加强从而动量效应也明显减弱。我们预言随着管理层对股市认识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ST现象迟早会消失。

4.不同投资者需要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中，可以合理引导投资者的行为。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要通过教育来使其趋于理性化，提高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的运作效率。对于机构投资者，要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投资者决策中的心理偏差是与生俱来，而这些认知偏差可以通过学习、训练等手段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不同投资者应该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只有呼吁所有各层次的投资者共同参与探讨我国行为金融问题，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才能在我国有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阳建伟。蒋馥。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与实践[J].上海经济研究，2001，（4）。

[2]杨胜刚。金融噪声交易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01，（5）。

[3]孙培源。基于CAPM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2，（2）。

[4]王永宏。中国股市“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1，（6）。

行为金融论文篇（8）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BF)作为新兴的金融学分支与占据金融学统治地位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对金融学的基础——套利，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涌现出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达二十年之长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加深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促进了金融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一、介绍 在传统金融学的范式中，“理性”意味着两个方面：首先，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用于预测未知变量未来实现的主观分布就是那些被抽取实现的分布。其次，给定他们的信仰，在与Savage的主观期望效用（SEU）概念相一致的意义上，人做出正常可接受的选择。 BF是一种研究金融市场崭新方法，至少部分地以对传统范例面临的困难做出反应的面貌出现的。广义上，BF认为通过使用某些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某些金融现象。在某些行为金融学模型中，人的信仰不完全正确，大都是因为不恰当的应用贝叶斯法则。在另一些模型中，人的信仰是正确的但做出的选择通常是有疑问的，与SEU不相容。 BF最大的成功之一是一系列理论文章表明在理性交易者和非理性交易者相互影响的经济体中，非理性对价格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和长期的。文献称之为“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这构成了BF的两大块之一。（见第二部分） 为了做出清晰的预测，行为模型常需要指定人的非理性形式。人们究竟怎样误用贝叶斯法则或偏离SEU呢？在此引导下，行为经济学家们典型地求助于认知心理学家汇编的大量实验证据，这些都是关于人们形成信仰时潜在的偏误，和人们的偏好或给定信仰后怎样做出决策的。因此心理学构成了BF的第二大块。（见第三部分） 我们考虑BF的特殊应用：理解整个股市，平均回报的横截面情况，封闭式基金定价；理解投资者特殊群体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和跨时交易；理解证券发行，资本结构和公司的股利政策。最后总结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套利限制 2．1 市场有效性 EMH认为实际价格等于基本价值。在有效市场中，没有免费午餐：没有投资策略可以赚得风险调整的超额回报。BF认为资产价格的某些特征最有可能用对基本价值的偏离来解释，而且这些偏离是由非理性交易者的存在引起的。对此种观点持长期反对意见可追溯到Friedman（1953）。他认为，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套利者）会很迅速消除非理性交易者（也称为噪声交易者）引起的偏离现象。本质上，这种观点基于两个主张：首先，只要偏离基本价值——较简单地说，误价（mispricing）—一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产生了。其次，理性交易者将立即抓住机会，因此纠正了误价。BF对第二个主张很少有异议，但对第一个主张有争论。即使当一种资产被广泛的误价时，设计纠正这种误价的策略可能非常有风险（即下面将要提到的四种风险），使之失去了吸引力。因此，误价仍是存在。 2.2 理论 在前一节中，我们强调了当误价发生时，设计纠正它的策略不担有风险而且成本昂贵，因此允许误价存在的思想。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些已确认的风险和成本。 2.2.1 基本面风险 关于某只股票基本价值的一些坏消息，引起股票进一步下跌导致损失。而且替代性证券很少是完美的，经常是高度不完美的，使得消除所有基本面风险成为不可能。 2.2.2 噪声交易者风险 指被套利者利用的误价在短期内恶化的风险。此思想由De Long et.al（1990a）提出。即使某只股票拥有完美的替代性证券，套利者仍面临那些本来使这只股票低估的消极投资者更加消极促使估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一旦想当然认为估价不同于其基

行为金融论文篇（9）

一、行为金融学简介

西方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之前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多假设：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然而，研究者们在投资领域中发现了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投资活动过程中发现，金融学的许多数学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对投资活动中人的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就是试图去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一门学科。著名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包括背景依赖（ContextDependence）、保守主义（Conservation）、隔离效应（DisjunctionEffect）、反应过度（Over-reaction）、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等。

二、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与非理性人假设

传统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均假设：个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全面考虑所能得到的信息并理性地进行投资决策。但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投资领域中存在大量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个体和群体的决策往往并不会以理性利益最优化来决定其行事的策略。行为金融学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出现一些异常现象时候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人类具有一定的理性，但人类的行为却不尽是理性的，行为金融学在对人类行为进行了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的基本预设假定之后，把人类的感情因素和心理活动等融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并加以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在人类的决策过程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行为金融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限套利（limitsto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论-文-网LunWenNet/Com)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线走势，过去的K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资金效应”，资金效应是指在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再次的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在下跌的趋势之中，慢慢地人们开始认为下跌时常态而上涨只是偶然，市场的总体悲观情绪又会通过“羊群效应”在群体中的投资者间进一步加强，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惜买现象，造成资产价格启稳的困难。此时绝大多数的人都开始从“安心”，“关注”转变为“投降”。

市场的大底是由长线的价值投资者造就的，唯有当有较大的一批资金开始不在乎短期的波动而进入股市时才可能结束绵绵的下跌趋势。一个特定市场中坚定地价值投资者的数量是不确定的和难以估计的，并且只有这批价值观相同的人在较集中的时点上共同进入股市，才能对趋势产生作用，这就造成了大盘暴跌时的下跌幅度和节奏难以估计。在一个趋势投资盛行的市场，在长期下跌之后，很少有人会脱离“羊群”敢于逆势而为，其结果就是股市往往会下跌到一个离谱的点位。如格雷厄姆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1931年抄底，结果破产。费雪已经预见29年股市泡沫破灭，但是还是买入自认为是便宜的股票，结果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股神巴菲特也曾在买入股票后账面损失达到50%。他们都是著名的投资家，但在非理性面前，任何理性分析都难以预测非理性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五、结论

非理性是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个体的非理性的累加造成了整体市场的非理性波动，贪婪与恐惧的存在使得价格和价值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而具体时代背景，人文环境等的不同造成了市场总体心理状态的不同，故而对于即便相似的基本面市场总体的反映也不尽相同。流行的技术分析就其根本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统计总结，并试图通过概率指导投资。但参与者在不断变化，参与者的数量和市场中交易的股票也在不断变化，此外不同股票可能吸引不同的具有特定行为特征的投资者，这使得在另一个股票上的数据分析变得钝化。资本市场是由无数投资者和投机者共同构成的博弈场所，因而对于资本市场脱离基本面因素的非理性波动唯有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行为金融学无法精确地为投资预测价格的波动和走势，但却可以在分析投资者心理和大众预期的基础上来研判资产价格波动的发展阶段。从投资的战略角度来把握一轮行情的发展，发现机会，规避风险。

行为金融论文篇（10）

2013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人民币汇率弹性日趋增强，双向波动常态化，单日波幅明显提高。受此影响，人民币单边的升值或贬值预期已被打破，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交替出现成为新的常态。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新常态下，微观主体的市场预期开始改变，并对自身的外汇资产（主要以美元为主）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进行优化调整，而这种调整就直接反映在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外汇占款新增量上。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时间看，2003年之前我国的基础货币主要由央行主动吐出，2003年之后，基础货币不再由中央银行主动吐出而改由通过外汇占款来提供。最近的新变化是，随着2013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入阶段性贬值通道，从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增外汇占款出现急剧下降，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增速总体下滑，外汇占款作为流动性释放主要渠道的作用有所减弱，央行的外汇资产余额增速也逐步趋缓，由此导致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了趋势性变化。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今由双顺差累计的外汇占款占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即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至2005年4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持续快速上升，最高时超过110％，外汇占款开始成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始终保持在120％以上，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形成了严重的掣肘；第三个阶段是2011年4季度至今，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截至今年2季度末已降至105％，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贡献开始下降，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由此提高。此外，以2011年3季度为界，我们可以将2003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与新增基础货币数据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相关性分析表明，2003年1季度至2011年3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48；而2003年1季度至2014年2季度，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则降低至0.21。这充分表明，2011年3季度以后，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相关性大幅下降，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影响的重要性发生了趋势性下降。

（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新特征

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背景下，央行持续推进货币工具创新，公开市场操作成为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手段。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状况，综合使用央票、回购、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SLF）、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Liquid-ityOperations，SLO）、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Sup-plementaryLending，PSL）等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进行调节，以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水平，金融市场流动性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从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角度来看，利率无疑是最合适的指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利率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反映的是基础货币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和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利率；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代表性利率是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反映了无风险利率水平；三是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反映的是货币信贷供给层面的流动性状况，主要包括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具体来看，金融市场流动性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我们回溯了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利率有记录（2004年5月）以来的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状况，可以发现货币市场利率波幅明显加大。2007年9月、10月和12月均发生过货币市场利率大幅飙升的情况，但此后的2008、2009年货币市场利率运行相对较为平稳。然后从2010年12月开始，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大幅飙升的频率越来越高，波幅也越来越大，由此带动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水平发生了明显的上移和下移。特别是在2013年中的“钱荒”事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隔夜拆借加权利率一度飙升至13.83％，成为我国货币市场运行以来的历史性事件。2014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总体保持平稳运行，8月末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7%，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24个和0.27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11%，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低0.30个和0.34个百分点。2、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无风险利率水平居高不下。为便于分析，我们分别选取3个月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观察短期和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的2012年初开始到2013年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一直呈现平坦化发展，直至“钱荒”事件发生，利率中枢开始上移，然后从2013年末逐步下行，至2014年中开始又呈现平坦化运行态势。相比之下，3个月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较大，但从2014年7月份开始也走出了平坦化运行轨迹，目前基本保持在3.8％左右的水平上。通常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可以近似为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目前这一利率水平保持在4.25％左右，虽然较2013年末4.6％左右的高点下降了35个基点，但仍较高于2013年全年平均水平，更是远远高于2013年6月前的水平。由此可见，当前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已较以往上了一个台阶。3、存款市场和信贷市场利率总体下行。当前，我国存款利率仍然存在上浮10％的限制，因此真正能反映商业银行存款竞争的利率水平是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理财产品收益率运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2年初至2013年中，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逐步下降并趋于平稳的态势；二是2013年中至2013年末，理财产品收益率呈现快速上行态势；三是2014年初至今，理财产品收益率总体呈现下行态势。从信贷市场利率运行情况来看，我们主要观察了两个指标：一是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这反映了正规信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二是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这反映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利率水平。具体来看，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走势基本与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走势一致，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目前总体呈现下行态势，这表明市场化的存贷款利率之间有着高度一致的联动性。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则呈现了不一样的走势，2012年四季度以前总体和存贷款利率轨迹一致，呈现下行态势，但自2013年1季度大幅飙升至20％以上后，再也没有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总体呈现平稳运行且居高不下的运行态势。

二、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概况

我们使用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来分析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从图1来看，200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特征。图1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结构

（一）贷款资产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以来至今，除了2009年为了配合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出现回升以外，总体上看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总体上呈现回落趋势。截至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占比为51.3％，较2006年5月时56.5％的最高点下降了5.2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商业银行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监管趋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等趋势的影响，主动压缩了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

（二）同业资产占比持续上升

2006年以来至今，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占比总体呈现持续、明显的上升态势，已从2006年1月11.7％上升到2014年6月末的23.7％，累计上升了12个百分点，这基本上是顺应了我国金融改革深化背景下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趋势。另外可以看出，贷款资产与同业资产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两大资产业务，二者在总资产中的占比总体上呈现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在新的环境下，商业银行在压缩信贷资产配置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对同业资产的配置。其主要原因在于，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规避资本监管、提升盈利、快速提升资产规模、加快结构转型的利器。

（三）资产配置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除储备资产以外，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所有资产业务中属于风险最低的业务。但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呈现持续回落的趋势，从2006年1月的5.9％下降至2014年6月的3.9％，累计下降1.8个百分点。2014年6月末，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为0.6％，创下历史最低水平，较2007年4月8.2％的最高点累计下降了7.6个百分点。目前，商业银行对政府债权和对中央银行债权在总资产中的合计占比仅为4.5％。并且，二者与同业资产占比的运行轨迹也呈现了同步的反向变动关系。考虑到当前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中有相当大比例是以短期的同业负债对接长期的、高风险的非标业务，因此商业银行总体的风险偏好明显上升。

三、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

前述分析指出，由于外汇占款不再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出现了趋势性转变，央行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在此情况下，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也将对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来实现的，而生息资产是商业银行资产运用的主要部分，主要包括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为进一步了解上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计量分析之间，我们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各生息资产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便获得一个初步的理解。为充分反映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数据分为两段来进行相关性分析：第一个时间段与样本期一致，即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第二个时间段从2012年1月开始到2014年6月。这四大类。从金融市场流动性指标来看，考虑到近年来回购操作已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手段，且回购交易量大，与同业拆借利率也有着一致性，因此我们选择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月度）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指标。同时，我们选择央行货币统计概览中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资产、同业资产、债券资产、储备资产的月度同比增速数据作为测度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指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选择的数据范围是2009年1月至2014年6月。根据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明显提高，从全样本时期的-0.22提高到-0.42。这说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明显加大了对同业资产的运用，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第二，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储备资产增速之间的正相关性有所提高，这表明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商业银行为应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变化加大的趋势，适当提高了对储备资产的配置；第三，与全样本时期相比，2012年开始，金融市场流动性与银行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之间的负相关性大幅下降，这表明在货币供给机制发生趋势性转变后，在生息资产总量占比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对贷款和债券资产的配置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二）VAR模型分析

下面，我们将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纳入一个VAR系统中，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各变量是平稳的，否则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那么通常的统计推断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用ADF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稳定性，检验的滞后阶数由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如表2所示，各变量水平值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其相应的临界值，因而是不平稳的，即各存在一个单位根。但各变量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结果却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而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由此可见，所有变量的水平值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I(1)序列，因此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下面就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进行分析。2、Johansen协整检验。根据表3，上述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因此，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它们是联合平稳的。所以为避免差分带来的长期效应缺失和模型的自由度损失，我们直接使用上述变量的水平值建立VAR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由AIC和SC信息准则并综合考虑模型的自由度后确定为6，通过对模型的滞后结构进行检验后（图3）发现其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特征根的模均位于单位圆内，因此模型是稳定的。图4~7为银行的生息资产变量———贷款增速（LOAN）、银行同业资产增速（TYASSET）、债券增速（DEBT）、储备资产增速（RESERVE）对用来描述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的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HGRATE）一个标准差偏离的脉冲响应函数，它们描述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动态影响。图中实线表示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则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下面我们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逐一分析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1）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同业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4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同业资产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且达到响应的峰值，此后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第7个月才开始恢复增长。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同业资产增速立即放缓且达到最大值，并且这一影响持续了6个月；6个月后，随着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影响逐步消散，商业银行开始调整资产配置结构，适当提高对同业资产的配置以对冲前期调整带来的影响。（2）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贷款增速的影响。由图5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贷款在最初的3个月内产生了微弱的负向响应，从第4个月开始才开始逐步加大，在第7个月达到最大值并几乎保持到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由于贷款资产期相对时限较长且流行性差，银行在期初只能小幅减少对短期贷款的配置，此后才能逐步减少对期限较长的贷款的配置以缓解流动性冲击带来的压力。（3）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债券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6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即时的负向响应但这一响应很快消失了，从第2个月开始，负向响应才开始持续加大，并到第5个月达到峰值，此后这一负向响应力度逐步衰减直至期末。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银行立即减少了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缓冲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即时冲击，并在此后根据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逐步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由于债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收益率相对较低，商业银行一般通过进行债券投资以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这种资产配置使得银行在遭受流动性冲击时，能够通过变卖债券以维持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配置，从而避免利润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券对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即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以支持其对同业资产配置的增加。（4）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对储备资产增速的影响。由图7可知，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储备资产从起初开始就产生了持续的正向相应，并从第2期开始以几乎均同的响应力度一直保持到第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才转变为负向响应。这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资产的配置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这一效应同样持续了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当商业银行完成对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后，其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也开始逐步减少。

四、结论与建议

（一）分析结论

根据前述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初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同业资产配置产生了即时且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述分析表明，同业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期初即达到最大值-0.025。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监管趋严、信贷规模控制等多重负面因素的冲击下，近年来低成本、低资本占用的同业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转型方向。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模式，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主动负债来对接同业资产来实现。但同业资产尤其是其中的“类信贷”业务，通常期限较长、风险较高，而同业负债一般期限较短，受金融市场资金拆借成本的影响较大。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立即加大对同业资产配置的调整力度。2、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配置的产生了较弱且较为滞后的负向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贷款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的最大值还不到-0.005，这一最大响应值出现在第7个月。其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效应还比较弱，商业银行对贷款资产的配置调整更多取决于存贷比、信贷规模控制等外部监管政策，以及资本充足率、信贷政策等内部因素。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并不能立即对其贷款资产配置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而是要等到其他容易即刻调整的生息资产如同业、债券等调整后再进行调整。3、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债券资产增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债券和同业资产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的响应时间体现出了明显的资产组合效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债券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的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最大值-0.016。从第6个月开始，商业银行在继续减少对债券资产的配置同时，开始增加对同业资产配置，这体现了高流动性、低收益的债券资产作为“缓冲存货”（bufferstock）对高收益资产———同业资产的融资效应，而这是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做出的一种主动性的资产组合反应。4、金融市场流动性对商业银行的储备资产产生了即时的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储备资产增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一个标准差新息（innovation）冲击即可产生了正向响应，并且其卡莱斯基分解效应在第5个月达到最大值0.005。其主要原因在于，储备资产主要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存款准备金，而超额存款准备金则是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预测而主动持有的额外的储备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时，商业银行会通过减少对同业、贷款等流行性较低的资产的配置加大来加大对储备资产的配置，以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储备，用于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5、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六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恢复增长；储备资产增速从第6个月开始下降；贷款和债券资产增速均在第6个月左右达到最大的响应值。从总体上看，商业银行对四类生息资产配置的调整时间是高度契合的，因此当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发生后，商业银行能够在6个月内完成对自身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

（二）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并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及银行业实际运行情况，我们提出相关建议如下：

1、持续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协调，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及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通过金融市场的枢纽作用，产生了非常紧密且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金融市场流动性进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资本监管、信贷规模控制、存贷比、同业及理财业务监管等监管政策约束下，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也将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因此，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其赖以实施、传导的微观基础。建议当局在制定政策时，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将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纳入政策分析和决策框架，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避免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2、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提高商业银行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欧美等发达市场的银行业发展经验表明，随着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提高，商业银行在其资产负债结构中逐步降低了存贷款业务的比重，盈利模式也实现了从高度依赖利差收入到收入来源多元化的转型。目前，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开放等领域金融改革的深化，依托金融市场发展起来的投行、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转型方向。但当前，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来看，占比最大的资产仍然是风险权重高、资本占用高的贷款资产，具有典型“重资产”特征。因此，建议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促进商业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占用的资金市场、同业等业务，以实现资产结构的“轻型化”。这样，不仅能够为商业银行实施战略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能够提高商业银行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冲击时快速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的能力。

行为金融论文篇（11）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