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件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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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界定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在谈论洗钱罪常常涉及到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两个概念。由于洗钱行为一般是将贩毒、走私、黑社会、贪污贿赂、诈骗等犯罪所得和收益通过复杂的交易手法转变为表面合法化的财产。因此，我们将能够获得资金收益并直接诱发洗钱动机的犯罪称作上游犯罪，而将洗钱罪称作下游犯罪。如果要准确的把握洗钱罪，应该首先界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界定，大致有四种做法:一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某些特定的犯罪。如意大利1978年刑法典将洗钱罪的范围限制于抢劫、敲诈或诈骗以及绑架犯罪；二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犯罪。比如法国在1994年生效的刑法典，也正是为了遏止犯罪这个初衷而设立洗钱罪。但是由于这种做法使洗钱罪范围过窄，基本上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三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犯罪；四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到所有的违法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将非法获取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财产合法化的行为，就构成洗钱罪。1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洗钱罪的修改来看，我国应该属于上述四种分类中的第一类。不过有关立法部门已经把立法重心有所扩大，把法律制裁的着力点转移到打击洗钱犯罪的实际需要和有利于加强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合作需要这个出发点上来了。但是目前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已经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范围。而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犯罪等七类犯罪，范围明显过窄，这一限制既不利于反洗钱犯罪的国际协助和合作，也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实践中对某些案例处理已经缺乏刑法依据，已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二）在现实法律操作中，狭窄的上游犯罪可能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

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中，可以包括盗窃、抢劫、抢夺等的犯罪，而这些犯罪往往伴随着收益，所以，上述的这些犯罪是可以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盗窃、抢劫、抢夺等犯罪又是不归属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犯罪单独发生不能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来对待，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身份出现却能够成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样情形势必会导致同罪异罚的现象发生，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再如海南黄汉民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汉民非法侵占了他人家族企业一亿多元资产，并采取欺诈开户、虚假过户、虚假交易、暗箱操作等手段据为己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黄汉民通过各种手段，隐瞒、掩饰犯罪所得及其非法收益，使其合法化，完全符合洗钱罪的通常定义。然而，限于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因此，但检察院却不能以洗钱罪而以诬告陷害罪和职务侵占罪提讼。该案仅仅以上游犯罪对嫌疑人侦查、，极易导致处罚过轻的结果，也明显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悖离了《刑法》有效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的基本立法原意。这反映出我国有关立法已经严重不适应打击日趋猖獗的洗钱犯罪的刑事司法实践，反洗钱立法亟须完善，因为“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

（三）扩大上游之于洗钱罪的预防。

上游犯罪作为洗钱犯罪的“对象性犯罪”，与洗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如果只有针对性的限定上游犯罪，那是否意味只要不是刑法所限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非法收益，便可以大胆的进行清洗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所有的犯罪分子从事经济犯罪的考虑之一便是他能够预见到可以使用多少非法所得，假设犯罪行为人认识到非法所得的使用或者清洗困难，银行或司法机关会格外注意，那么他犯罪的原动力就会少得多。由此可见，扩大洗钱上游犯罪的范围，是打击这些上游犯罪的重要手段。鉴于洗钱行为所具有的独立性特征和严重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能够产生违法所得的犯罪。

二、司法中对于“明知”的的内容、程度的把握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要具有特定的“明知”，即“行为人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所以，对“明知”的把握至关重要。但是对于“明知”如何把握，以及“明知”的程度和判断标准如何界定该规定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这给执法人员在实际办案中增加了难度

（一）明知的内容

“明知”的内容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认识其经手的资产是犯罪所得这种可能性，或者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可能是犯罪所得就足以成立“明知”。显然，这种观点认为洗钱罪主观上的“明知”并不将其内容限定为特定种类犯罪，只要行为人“明知”的是犯罪所得就足够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明知”的内容仅限于为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误认为是合法的财产或收入而提供账户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等行为的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则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明知”的内容不仅是犯罪所得，而应是上述七种犯罪所得。虽然笔者认为应当把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所有能够产生违法所得的犯罪，但是就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运用来看还是前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因为在《反洗钱法》第3条也将“明知”的内容限为特定的7种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由此可见，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明知”的查明是整个反洗钱刑事诉讼的临界点。

（二）明知的程度

在刑法学界对于“明知”的程度亦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从法律在实际中的适用的角度来看，明知应当包括“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理由有如下几层：

1.司法解释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明知”的依据。司法解释认为，“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在《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中，对于销赃罪的“明知”是有具体规定的，即不能光靠被告人的口供判断，应当结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加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窝藏或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是销赃罪。所以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而进行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明知”的。

2.是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上游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自己的非法收益应该是明知的，所以他们清洗犯罪所得的行为是一种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在刑法中，犯罪成本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的重要标杆，如果他人知道需要漂洗的是非法收益，那么犯罪成本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上游犯罪行为人不但不会交代非法收益的具体来源，在行为人将非法收益交由他人清洗漂白时，其必定会竭力掩饰其所得为违法犯罪所得。所以，从目前法律的社会需求来看，洗钱罪中的“明知”，包含两层含义，即“知道”和“应该知道”。

3.是国际立法的大势所趋。事实上，在国际立法中，肯定以推定的方法来证明“明知”存在的规定是非常普遍的。例如，联合国《与犯罪收益有关的洗钱、没收和国际合作示范法》（1999）对洗钱行为进行定义时指出:“作为洗钱犯罪要素的知晓、故意或企图可通过客观事实环境推知。”可以看出，在打击洗钱犯罪日益重要的今天，推定犯罪嫌疑人“明知或者应当明知”这一看法应该是顺应历史洪流而对刑法做出的正确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特殊主体来说，其“明知”的含义应当重新的加以定义，对于该特殊主体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现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非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这两类人来说，由于熟悉金融业务，其自身对于洗钱罪认识应以行为人从事职业活动所要求的一般业务能力作为判定“应当知道”为票据。

三、与相似犯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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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

信用卡诈骗案件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了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信用卡或恶意透支的行为进行诈骗的案件，直接对应的犯罪是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犯罪依托信用卡这一新兴的金融工具，在犯罪手法、侦查策略上都有别于传统刑事犯罪，本文拟就该类案件的侦查作一探讨。

一、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发案数逐年增多，案值大，案件损失惊人

九十年代之前，我国信用卡业务尚不具有普及条件，当时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的诈骗案件属于少数，仅局限在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信用卡的高档消费场所中。近年来，随着信用卡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普及，信用卡犯罪也不断增多，可以预计，这一增长趋势将随着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还将持续。犯罪分子多为连续实施犯罪，针对的主要是透支额度较高的境外信用卡，所以，案件的数值和造成的损失也相当惊人。广东省公安厅和珠海市公安局2001年破获的“JK1号”的特大信用卡诈骗案中，缴获伪造的假卡17，126张，经有关国际组织鉴定，这批假卡可造成经济损失约3.2亿元人民币。

（二）犯罪手段多样，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呈现面广、线长的趋势

以往的犯罪手段较多的是使用伪卡、恶意透支进行诈骗，当前出现了通过发送短信、利用电子邮件、网上支付、截获电话银行资料等方式，这些同其他新兴的金融、通讯工具结合起来的新的犯罪形式，难以防范。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不需要固定的窝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随着实施环节的增加，这种犯罪还呈现出面广、线长的趋势，犯罪分工细致，涉及的人数多。

（三）犯罪主体成分复杂，境外机构的渗透在加强，中外犯罪分子联手勾结作案的现象有所加强

过去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多是一些个人，利用当时防范意识不强、防范能力有限，进行蒙蔽诈骗；近年来出现的信用卡诈骗案件，犯罪主体身份多样，有些还具有正当的职业，出现了一些银行机构、宾馆、酒店的工作人员和计算机从业人员实施本罪的现象。如上海破获的“305”专案中，犯罪嫌疑人曾以菲为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唆使其他三人，半年内通过制作假卡诈骗资金高达73.565万元。同时，近年来破获的信用卡诈骗案件，多数都具有涉外因素，由境外犯罪人员和国内犯罪分子联手、分工实施犯罪有增多的趋势。

（四）伪卡制作技术更新快，呈现与高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

科技的发展带给信用卡制作、防伪技术的不断提高，然而，与伪卡制作的较量却没有停止过；伪卡的制作也在不断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制作设备、技术不断更新，目前很多假卡在外观上与真卡并无二异。未来的信用卡将以芯片智能卡取代当前的磁性卡，这种以电脑芯片存储资料信息的信用卡具有更高的防伪特性，但是，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防范假卡的研究却不能作丝毫松懈。

二、立案前应当重点审查的问题

（一）信用卡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规范信用卡的法律体系，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其中刑法的管辖只适用于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区别一般违法行为和信用卡诈骗犯罪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施主体上的差异，一般违法行为的实施主体既包括单位也包括自然人，而信用卡诈骗犯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所以，单位实施的信用卡违法行为，可以排除适用信用卡诈骗罪。

第二，主观罪过上的区别，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而一般违法行为可以是直接故意行为，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行为，甚至可以由过失构成。如持卡人透支后由于疏忽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透支额，应当接受有关的经济处罚，负担逾期罚息。

第三，客观行为表现不同，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有四种，即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这四种行为之外的违法行为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第四，违法数额不同，构成犯罪、适用刑罚处罚，应当具备诈骗的“数额较大”的要件，根据《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6条，这一数额为5000元以上；诈骗数额未达到5000元的，可以构成一般违法行为。

（二）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

信用卡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透支”是指在银行设立帐户的客户在帐户上已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允许客户以超过其帐上资金的额度支用款项的行为，其实质上是发卡银行或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一种消费信贷。根据刑法第196条第2款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只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据此，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要件如下：

在主观上，必须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基于放任的目的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不构成恶意透支的犯罪。在客观上，首先其行为表现有两种：一种是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一种是超过规定的期限透支。二者是选择要件，而非同时具备的要件。所谓超过规定限额透支是指违反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章程规定，在允许透支的最高限额以外进行透支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所谓超过规定期限透支。这是指持卡人虽然在规定限额内透支但超过了允许的期限仍不予偿还的透支行为。其次，在程序上必须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对于“催收不还”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为“恶意透支”行为。最后，恶意透支构成犯罪须达到数额较大，根据《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的标准为5000元以上。

同时具备上述主、客观要件的，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否则，为一般恶意透支的一般违法行为。

（三）诈骗消费卡内资金的行为的认定

除了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卡，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还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消费卡。消费卡和信用卡在外观上相似，都具有一定的消费、结算功能，容易发生混淆。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除了发行主体的区别，更主要的是，消费卡没有专属性，在消费卡的磁条内没有持卡人的资料记载，只有金额记载，只要购买，就可以获得，可以转给他人使用，若有遗失不能挂失；而信用卡则具有专属性，需要通过银行履行一定手续才能获得，持卡人就是所有人，不能转给他人使用，遗失可以挂失止付。消费卡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储存一定金额代替现金结算的消费卡，一般是消费者事先通过现金或者支票购买，在消费时，只要将卡插入专用机器，就可以代替现金使用，如地铁公司发行的电磁卡，电讯公司的电话卡，油气公司发行的加油卡等。另一类是有累计购物价值进行折扣计算的优惠卡、积分卡、贵宾卡等，一般是消费者在购买了一定金额的商品后获得，并在今后购物中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消费卡不具有专属性，也不具有透支功能，除了在特定的场合进行消费结算之外，也不具有转帐结算、异地汇兑的功能，与银行卡的性质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宜适用有关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定。在实践中，行为人盗窃消费卡进而使用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通过拣拾消费卡进行冒充使用的，构成侵占罪，以消费卡冒充信用卡诈骗他人钱财的，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认定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三、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策略

（一）根据犯罪分子伪造假卡的常用手段，从使用的假卡中发现侦查线索

犯罪分子是以信用卡为工具实施诈骗犯罪的，侦查中应当充分利用已经发现的伪卡，认真分析，研究、鉴别伪造手法，为划定嫌疑人范围提供参考，并运用信息资料进行串、并案研究，从中获取侦查突破。

1、磁性信用卡的外观特征

信用卡，从实质上，是一种支付与结算的工具；从形式上，就是一张塑料质地的卡片，所以信用卡既被称为电子货币，也被称为塑料货币。当前我国使用的信用卡均为磁性卡，磁性信用卡在外观规格、特征上具有特定的标准和内容，这是伪造信用卡的对象所在。

（1）规格

普通信用卡的尺寸大小相当于身份证，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其标准形态为卡片长85.725mm，宽为53.975mm，厚为0.762mm.一般用特制的胶制塑料制成。

（2）正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卡的左上部是发卡银行自行设计的独特标记；第二，卡的中部是凸印出来的持卡人的帐户号码；第三，卡的中下部有一组数字或字母用以区分不同的发卡行。如万事达卡（Mastercard）是一组以“5”开头的四位数字，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卡则直接标明“CCB”（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在发卡行数字或字母的右恻通常为卡的失效日期；第五，下部是凸印的、以字母表明的持卡人姓名；第六，右下部是激光防伪标记、注册商标图案。如中国建行的龙卡防伪标记为反光的孔子像，并在下端显示有中国建设银行的英文缩写“CCB”；维萨卡（Visa）的激光防伪标记为飞鸽图案，环绕图案的是微型印字“VISA”。

（3）背面的外观特征

第一，上部是黑色的磁性带，磁性带是磁性信用卡的核心所在，通过这种磁性储存晶片储存卡主关键的保密信息资料；第二，是信用卡的签名栏。签名栏具有一定防伪功能，如维萨卡（Visa）、中国建行的龙卡等，签名栏的背景都是蓝、金两色的、呈45度倾斜的“VISA”字母，维萨卡的签名栏上还印有一组字母，是信用卡帐号和授权号的组合。第三，下部是发卡银行的简短申明。

2、常见的伪造手法

（1）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模式、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以往我国发现的伪造信用卡多是由境外犯罪集团制造，近几年在我国南方一些城市也发现有伪造信用卡的“地下窝点”，查获了犯罪分子用以伪造信用卡的模具、压板、磁带阅读器、镭射标志切割器、烫印机、丝网印刷机等现代化印刷材料和工具。

（2）在“真卡”基础上进行的伪造。即信用卡本身是合法制造的，但是未经发卡银行进行凸印或写磁，信用卡不具有身份专属特性，犯罪分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行给用户的信用卡。这种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变造”，由于伪造信用卡的实质和关键在于对卡内输入持卡人的有关信息和资料，使其具有个人身份特征，才有使用的可能，一张具有外观特征的信用卡，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信用卡犯罪中“伪造”行为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变造”。

（3）非法复制他人信用卡。利用专门的技术设备，在伪造卡、空白卡、废弃卡上输入合法持卡人的密码、签名以及其他信息资料的行为，俗称“烧卡”

（4）使用盗码机等方式盗取他人信息资料进行伪卡的制造。盗码机也叫读码机、猫崽机、测录机，是从真付款卡上复制磁条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转移到假卡的磁条上的器材。这种器材用电池操作，体积如手掌大小，最小的形似BP机状，设计有卡槽，将信用卡磁性带划过卡槽时，盗码机就可以将卡上磁性带中的信息资料盗取并存储在机内，一般的盗码机可以盗取200-300组资料，最多的可以达到800-1000组。由于其体积小巧，携带、运输方便，存储量大，成为信用卡犯罪的常见工具。将盗码机装在POS机上或是利用接近信用卡的机会刷卡，可以将他人信息轻松盗窃到手，通过写磁输入磁性带，即完成伪造。其他盗取信息的方式还有通过窥视、截获网上消费的信息、购买小偷偷得的个人信息等。

3、在侦查中的运用

以模仿真实信用卡伪造并进行诈骗的，侦查中应当鉴别其伪造的手法，分析作案人是否具备自己制作的条件，广泛收集同类案件的信息，掌握重点人口，分析是否可以实行并案侦查。

以“真卡”基础上进行伪造、诈骗的，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银行或发卡机构内部，多为其内部人员所为，应当把嫌疑人摸排的范围重点划定在银行或发卡机构的内部人员的范围，尤其是有机会接触到发行信用卡业务的人员之中。如上海侦办的“315”专案，犯罪分子通过破解发卡程序，将掌握的信用卡序号输入电脑，就得到了信用卡的帐号、密码，通过这种方式疯狂伪造了外地的信用卡，进行异地取现，即为从事信用卡业务部门的内部工作人员作的案，这类案件外部人员基本不具备作案条件。

以非法复制的方式进行伪造、诈骗的，应当结合作案所使用的设备、实施诈骗的方式等进行综合分析，刻画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收集有关信息情报，寻找侦查突破。

办理使用盗码机伪造信用卡的案件中，如果在现场或人身搜查中发现有盗码机的，应当注意：第一，不要操作或要求其他人示范、操作该仪器，由于盗码机多设定有自动清洗程序，不当操作使用，可能导致资料被自动清洗掉，从而丧失定罪证据；第二，不要按动盗码机上的按钮，不要当场尝试用卡划过盗码机卡槽，应当保持原状带回，以免破坏盗窃的资料信息；第三，将现场相关物品都作为证据予以查获，包括电线、插头、制作信用卡用的卡片原料、解码用的电脑、传真机等等；最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制作检查笔录，写明查获的物品、检查的时间、地点，请现场嫌疑人和两名侦查人员签名。

（二）根据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结合犯罪分子诈骗手法，摸清犯罪行动规律，有针对地采取侦查措施

信用卡的使用流程相当于持卡人先消费后支付，这种有别于传统交易流程的方式客观上使得发卡银行为持卡人垫付消费资金，为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同时，信用卡的应用需要完备、先进的计算机联网系统的支持，银行和特约商户通过各种直接、间接网络，使远距离的信用卡交易信息处理能在数十秒内迅速完成；由于我国信用卡业务开展时间不长，计算机联网、通讯、管理系统不够完备，存在一些传递上的“时间差”，如银行传递挂失信息到特约商户需要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管理上的漏洞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能。实践中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有：

1、使用伪卡在特约商户高额消费。犯罪分子利用信用卡先消费后支付的特点，使用伪造的假卡进行高档消费，通过变卖获取非法所得；或是通过给付收银人员手续费等诱饵现场兑换现金，最终让发卡机构承担巨额损失。

2、冒用作废的信用卡。多数是由银行或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利用挂失信用卡的时间差，持他人已经作废的信用卡进行消费的。

3、冒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在申领信用卡时就具有通过信用卡的透支功能实施诈骗犯罪的目的，所以虚构身份或以他人的身份进行申请，获得信用卡即实施诈骗犯罪。

4、使用信用卡并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人违反信用卡使用管理章程，非法使用信用卡，超过规定期限或规定数额消费，经银行催缴拒不返还的行为。

根据上述犯罪表现，摸清犯罪行动规律，针对性地采取的侦查措施主要有：

1、持伪卡诈骗的犯罪中，侦查中应当树立深挖源头的思想，犯罪分子可能自己制作假卡再进行诈骗，更多的是从其他专门从事伪造信用卡的犯罪分子手中非法购买获得，查办案件中不要满足对落入侦查视线中的犯罪分子进行查办，还要从案件的线索中，追根溯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挖掘犯罪的源头，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

2、在恶意透支的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多是在一定时期内连续多次实施犯罪，这种情形中，应当内紧外松，张网布控，做好侦察部署，在侦察人员的控制下，让犯罪分子继续进行诈骗犯罪，摸清犯罪规律和犯罪分子的落脚点，再实施抓捕，并搜查其人身、住所，获取定罪的有力证据。如某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称有人连续在高档消费场所使用假卡诈骗财物，侦查人员通过暗中布控，一连几天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落脚点、人数等都基本掌握之后，在犯罪分子落脚的香格里拉酒店实施抓捕，现场搜查出大量伪卡、制作假卡用的电脑等工具、珠宝首饰等，将案件顺利侦破。

进行张网布控时，应当注意：第一，是“外松”的假象制造的要自然，不露痕迹。因为犯罪分子总是很多疑，对侦查活动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十分紧张警觉，会更加隐蔽、警惕，加强心理防线和防范措施，而使侦查活动落空。

第二，要把握主动，营造“出击”时机，让整个侦查活动始终在侦查人员的控制下。“外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犯罪人实施犯罪暴露犯罪意图，从客观上固定犯罪证据，但应当注意同时要做到“内紧”，将犯罪的活动始终置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能够把握合适的时机，进行抓捕。

第三，布控的过程应当严密谨慎、周密细致，防止出现意外变故，导致侦查活动不能顺利进行。

第四，要求侦查人员具备机智灵活的头脑。事先的考虑再周全，也会在实施中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形，这就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能够处变不惊，不动声色，机智灵活，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任务。

3、通过上述手法诈骗物品的犯罪，一般会进行销赃，可以对有关场所布控，控制赃物流向，从销售点反向追溯犯罪分子；通过信用卡诈骗的物品多是金银首饰、珠宝制品、古董等价值较高的物品，一般具备控赃条件。

4、除了少数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诈骗外，大多数的信用卡诈骗犯罪都会实施不只一次，有的犯罪分子成为职业罪犯，专门从事这项犯罪。针对这一特点，在侦查案件中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线索、使得案件难以突破，可以通过声东击西、敲山震虎等手段制造假象，诱使其按捺不住，实施犯罪，从而暴露踪迹，发现线索，侦破案件。

（三）全面收集、分析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活动中留下的线索材料

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实施必须借助于正常的信用卡的授权、结算程序，同其他经济犯罪一样，从表面上仍然体现为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无论其手段如何隐蔽，犯罪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同结算中的各金融、社会机构发生接触、联系，其间有关的信息记录、录象资料、具体工作人员所掌握的体貌、口音特征等都是侦破案件所需要的重要线索，应当全面收集，认真分析。这些线索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1、对于信用卡内资金流向的有关信息记录，包括资金提取的数额、地点、方式等，如上海发生的一起利用手机短信诱人上当，以检验资信能力为借口骗得对方帐号、密码后，通过异地伪造假卡诈骗的案件，案发后由于被害人连对方的面都没见过，能提供的线索相当有限；但犯罪分子是从四川成都取款、大部资金从银行柜台取走、少部分是通过ATM机取走，这些通过到银行查找有关信息记录可以获得，是侦办案件获得的有限、宝贵的线索。

2、反映犯罪分子体貌特征、行动习惯、同伙情况、取款现场等线索的录象资料。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当前许多金融机构、旅馆都设有录象监控系统，犯罪分子进行取款、消费、住宿时都可能被随时开放的监控系统摄制下来，从而成为侦破案件的线索。如上海侦办的另一起“305”专案，由于是银行内部人员非法获得信用卡密匙制作假卡，犯罪类型新，手段诡秘，侦破难度大，获得侦破转折点就在于犯罪分子在厦门一处ATM机上取款时，银行监控的摄像头录下了他在取款中曾经接了两个短时间的电话，最终通过查找电话记录艰难地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侦破全案。在使用录象资料已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比对时，要防止因成像不够清晰导致比对没有结果，注意结合其他手段，如请目击证人进行辨认比对等方式综合认定。

3、实际与犯罪分子接触过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当犯罪分子到柜台取款、消费购物、登记住宿时，都会同有关工作人员直接发生联系，走访有关工作人员，请他们回忆一下犯罪分子的长相、身高、口音、行动习惯、典型特征等对于确定犯罪嫌疑人、划定侦查范围都有重要的帮助。上述手机短信诈骗案中，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回忆出取款人持福建口音就为侦破案件提供的关键、重要的线索。

（四）针对具体的案件情形，以针对地开展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工作

缉拿归案是案件侦查的重要环节，在信用卡诈骗案件中应当分别案件的以下三种不同情形，有针对性地开展缉捕：

1、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确定的情形。这种情形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已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但罪犯逃匿、去向不明，这种情形在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中较为突出。对这种情形中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重点采用的措施有调阅相关资料、布控、边控、向兄弟公安部门协查通报、通缉令、实施网上追逃、对通讯工具和关系人实施监控等方式。

2、犯罪嫌疑人不确定，身份也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只查明有犯罪后果，但未查明实施案件的犯罪人，当然，其真实、具体的身份也不为侦查机关掌握的情形，较为典型的是通过伪造信用卡异地取款的诈骗方式。对这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缉捕，除了可以运用传统的刑事办案中“以案找人”的一些手段，重点应当采用的侦查措施还有：第一，尽可能地从嫌犯留下的线索中刻画嫌疑人的特征，如电话联络中反应出的口音等；第二，收集有关情报、资料考虑是否可以并案处理，如协查通告、对重点人口建立的一些信息库资料进行比对；第三，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的帮助。

3、犯罪嫌疑人确定、身份不确定的情形。这是指案发后，已经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嫌犯其真实、具体的身份尚不为我侦查机关掌握，主要发生在犯罪分子使用他人身份、虚构身份骗领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案件。重点应当采取的缉捕措施有分析通讯联络信息、和追踪赃款、赃款流向、秘密侦查等方式。

四、应当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还应当建立、完善以下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侦查能力，减少侦查办案的被动应付，

1、协作机制

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应当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公安机关协同作战；要积极探索多种渠道，保障协作的有效、高效的开展。除常用的协查通报、通缉、例会外，还应当建立协作区域、组织并案会议、疑难案件“会诊”等多种形式。此外，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特点，还应当注重建立、完善同金融机构、商业机构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为办案寻找有效的查证途径，也为发现犯罪苗头、防患于未然、进而控制该类犯罪找到了有效的途径。以发现案件线索为例，在实践中，由公安机关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所占比例甚小，大量的线索来自于金融、商业管理机关的移送，可以通过建立信息联络员、定期召开双方联席会议、联合工作机构等方式增加主动性，扩大案件来源渠道，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

2、信息基础建设

犯罪与刑罚的联系越紧密，刑罚的效果越好，加强信息基础工作的建设，通过平时建立的大量的、完备的信息、情报、资料，可以使案发后的侦破工作更为主动、及时，打击犯罪的效果更为突出。上海侦办的利用手机短信实施信用卡诈骗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操福建口音，其体貌特征、姓名、身份等均不知晓，但是由于福建地区对于信息基础工作的重视，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用卡诈骗犯罪嫌疑人员档案，将历年来本地公安机关和外省市公安机关处理过的涉及假信用卡犯罪的嫌疑人，制成了花名册，整整有一千多人，将这些资料进行比对，是侦破该案的关键环节。

3、同境外、国外警方合作的办案机制

针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涉外趋势增加的特点，在这类案件的办理中，应当积极开展同境外、国外警方联手办案，上述广东省公安机关2001年在珠海成功侦破“JK1号”特大信用卡诈骗案，在国内外取得了很多赞誉，案件的侦破与港澳警方大力协作配合是分不开的.当前，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尽管也在积极探索有效渠道，但尚未能建立长效机制，使彼此联系随意性很大，方式比较简单，交流渠道狭窄，对于涉外案件的办理极为不利，如沪、港、澳警方联手侦破“828”信用卡诈骗案中，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固定的机制和配备专门的人员，有时会出现彼此信息沟通上的空白，联系内容衔接上的差异，造成战机耽误。差一点让犯罪嫌疑人杨祥雄逃脱。在建立涉外案件协作机制中，既要维护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有灵活的处理方式，适当考虑国际惯例。

4、增强侦查工作的科技化、现代化

以物质和能量为主的粗放型警务模式已发展到了最大的极限，光靠物质和能量数量的增加，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信用卡诈骗案件侦查工作应当增大科技含量，注入现代化的支持。目前，全球定位系统（GPS）、面像识别技术、警务通等科技产品已经在各地投入应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显提高了案件侦查效率和工作质量。如苏州市公安局金阊分局在使用公安无线移动警务通之后，巡逻民警日常盘查可以直接和网上在逃人员进行比对，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运用，民警可以在两分钟之内赶到现场，大大提高了公安民警快速反映和控制社会面的能力。1999年的“网上追逃”，也是将高科技引入侦查破案工作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实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科技含量，走“科技强警”之路，必将给案件侦查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注释

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J]载《法学》1996年第9期。

案例参见王寿芝：《诈骗奇案发生在千里之外》[N]

参见张翼华、梁瑞国、夏晓露《粤破获特大伪造信用卡案》[N]，载人民网2002年4月4日

篇（3）

证据不足中的所谓“不足”，是指证明犯罪事实证据不充足。与之相对“证据确实、充分”而言。实际上，证据不足在于“证据确实、充分”与“无证据”的两者之间。证据不足，表现为运用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达到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程度，同时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中有的没有达到确实可靠的程度，或者是与犯罪事实无关联并无其他证据所印证。在办案实践中，通常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形有:一是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证实。二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存在无法查证属实的疑问。三是虽有间接证据证实，但间接证据因缺少某一环节，不能形成链条而构不成证据体系。四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和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的排除(如一个情节，有几种证明形态)。五是动用查证属实的证据难以得出犯罪事实的唯一结论，并且又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二、关于“证据不足”的几个表现方面

1.犯罪的一般客体要件证据不足。

首先根据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层次，犯罪客体分为:一般客体、同类客体、直接客体三种。这三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般客体，是指一切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由于一般客体所涉及的是犯罪的性质问题，而人民检察院决定或者不的根据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一般客体。因此，证据不足，应当理解为证明犯罪的一般客体的证据不足即可。这是由于，证明犯罪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证据不足，涉及到的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虽然在决定中应当尽量予以解决好，但并不妨碍或不。

2.犯罪客观要件证据不足。

在犯罪构成的要件中，犯罪客观要件处于核心地位犯罪客观要件，即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证明侵犯某种客体的行为客观事实特征，是犯罪活动的客体外在表现。构成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特征主要有: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证据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某一个方面的证据不足:第一，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自己的意志或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客观活动。犯罪危害行为的客观表现多种多样，但其表现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形式:作为和不作为。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包括证明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证据不足。第二，证明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危害结果即犯罪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危害结果，包括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禁止的某种行为或者实施了具有发生某种严重后果的危险。证明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包括证明上述三种危害结果之一的证据不足。第三，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指危险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之分。在查明犯罪事实过程中，证明必然因果关系或偶然因果关系之分。在查明犯罪事实过程中，证明必然因果关系或偶然因果关系证据不足，就是证明危害行为之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第四，证明犯罪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以一定的方法实施的，但它们不是所有犯罪的构成要件，而是少数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在此特定的时间、地点，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在特定(刑法规定)的时间、地点实施，都成了能否认定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如刑法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犯罪方法一般不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但是在刑法规定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方法才构成犯罪时，这方法就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例如，罪和抢劫罪等都规定必须以暴力、胁迫等方法进行。是否采取上述方法，就成为区别罪与非罪的原则界限。又比如破坏性采矿罪，是以“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证明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是指证明刑法所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必备的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3.犯罪主体要件证据不足。

我国刑法规定，只有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并且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为犯罪主体。所谓犯罪主体，是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必备要件，任何犯罪都有主体，没有犯罪主体，就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的法定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是构成犯罪的必备条件。犯罪主体的证明证据不足，有三种情形的证据不足:(1)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中。(2)证明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不足。(3)证明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的证据不足。

4.犯罪主观要件证据不足。

犯罪主观要件，即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以及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主观方面证据不足可分为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和犯罪过失的证据不足。(1)证明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根据行为人对自己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和所持态度不同，刑法理论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人民检察院决定或不，是解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为此，不管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在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中，只要证明行为人故意犯罪的证据不足，就可能存疑不。(2)证明犯罪过失的证据不足。(3)犯罪目的证据不足。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我们刑法规定把犯罪目的作为构成某些犯罪的必要要件，因此，只要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目的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证据不足，也可能存疑不。:

篇（4）

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现象：一些证人只提供书面证言而因各种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或找人而以非己所写为由拒不出庭作证；或在法庭上拒认，致使一些民事案件难以查实，难以定案。这看似很简单，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引发我们的思考。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最普遍采用的证据之一。同时也是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而今，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证人出庭作证已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迫切要求。从司法实践来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而且对人民法院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对案件做出正确处理有着直接的影响。现就审理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和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对策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基本理论

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是指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条件、种类、收集、调取、鉴定、保全、举证责任及审查运用等规范，是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就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证明对象：

1、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随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修正，反诉的提出、抗辩权的行使而改变，在诉讼过程中呈多变性。

2、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一般只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程序上的事实，如需要采取保全措施的事实，需要采取司法强制措施的事实等，可能会成为证明对象，但这些事实多属于不证自明或人民法院可直接认定的事实，同时这些事实并非每个案件都遇到，所以，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在严格意义上讲是实体法的事实。

3、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所依据的实体法规范，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法律、法规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无需证明；规章需接受人民法院的审查，如果符合法律、法规，人民法院予以参照，否则不予参照；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则将作为证据看待。

4、在民事诉讼中，在规定了免证事实，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等。

5、在第二审程序中，证明对象原则上受当事人上诉情况的限制。

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法律规定由谁提供证据，若提供不出证据就可能承担败诉后果的责任。举证责任是诉讼当事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人民法院收集证据的职责及其他机关、组织、公民提供证据的义务有着本质的区别。举证责任理论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梁”，举证责任制度是整个诉讼制度的核心之一。民事诉讼法对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也做出了明文规定。

近几年，各地人民法院都把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也必须看到，有的法院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却忽视了对当事人举证的法律保护，以致一些当事人本来可以收集的证据无法收集或已经收集的证据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使一些当事人本来可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可以说，这类情况的存在将严重影响人民法院的威信，影响社会的安定，削弱法律的调节作用。因此，必须加强对当事人举证的法律保护。

二、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谁主张谁提供证据的原则，是民事诉讼由刑事诉讼由公诉人负责举证、刑事诉讼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不同的一个特点。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民事权利，应当提出证据，对于那些当事人提供有客观困难的，例如有些需要科学鉴定或现场勘查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最普遍的证据，是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影响证人证言客观性的因素很多，单靠在法庭出示宣读证人证言而不要证人出庭作证，是很难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所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及时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证人出庭作证是开庭审判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开庭审判是人民法院行驶审判权的法定形式，没有经过法庭审查核实的证据和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实践证明，导致错误的原因往往是事实失实，证据不足，因此法律要求作为判决依据的事实和根据都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查实，不管是谁提出的证据和事实，都必须提到庭审中来查实。如果在庭审中站不住，就要被淘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认定，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法律的规定。可见，庭审是法院核实依据，查明事实的唯一法定形式。作为证据之一的证人证言，同样应当在庭审中加以核实。证人在庭审之外所作的证言，有可能出现隐瞒、遗漏或错误判断的情况。而证人出庭作证，面对双方当事人及旁听者，基于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考虑，就可能通过仔细回忆而陈述得比较客观。如果仍有虚假，就不可能不漏出破绽，再经过几方的质询，便能辩明是非真伪，在法庭这个特定环境，证人当众陈述并受质证，这种特别方式和这种审查证据的方式的特殊作用，是其他审查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法律才设专条加以规定。

2、证人当庭作证，是保证证人证言真实性的重要手段

证人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提供的证言，有可能出现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情况，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或纯系伪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当坚持直接言辩方式，即证人亲自出庭用言辞方式陈述自己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并接受审判人员的询问和当事人的质证。经过一系列的审查判断，求得矛盾的统一，把能够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内容认定为证据，用作最后定案的依据。如果证人不出庭而仅仅提供书面证言，证人则可能是轻率地、不负责任地提供情况，特别是在当事人自己收集的证言中，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同一证人对同一事实在不同时间内能出具多个证言，而且先后出具的证言往往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果证人不出庭，当事人的质证只能针对书面证言本身，而不是针对证人本人，即使在对书面证言有异议的情况下也无从质证，只能是增加一些毫无结果的争辩。作为审判人员，单单依靠证言材料，尤其是琐细繁杂的证言材料，也难以分辨其真伪，有时甚至是无所适从。只有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审判人员才能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质询，在对证人证言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看法的基础上，便能对证言的证明力做出科学的判断。如果审判人员对证据的确认不是建立在证人出庭作证，当事人双方相互质证的直接感性认识上，而只通过间接的书面材料加以认识，那不可避免就要出现判断证据及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可以确保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增强法庭调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法庭调查实现其当庭质证、认证、查明事实的立法本意。

3、证人出庭作证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过去，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开庭前都要调查走访证人、收集证人证言，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证人出庭作证，省却了不必要的调查取证环节，使得查证的范围和时间大幅度缩小，避免了重复劳动，是人民法院从案件数量日益上升与人、财、物矛盾中逐步解脱出来的一个有效途径；其次，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之一在于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让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事人举证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不能举证就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样，当事人怕败诉，往往能够积极动员证人出庭作证，使得由法院单向通知证人出庭转为与当事人双方负担，大大减轻了审判人员的工作量。

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案件因为证人不出庭作证，事实难以弄清，无法定性，长期不能审结，严重影响了庭审作用的发挥。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很多，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1、内部原因有：

一是审判人员受传统思想影响，宁愿自己下去调查收集证据，也不愿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二是怕麻烦，图省事，有的审判人员认为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要送达出庭通知书，还要解决证人的车旅费、误工费，怕有时因为特殊情况而延期审理等等，不如书面证言省事；

三是怕法庭上争执不下，会延误法庭调查时间，不能在法定时间内审结。

2、外部原因有：

一是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厉害关系，为庇护一方而不出庭作证；

二是被当事人收买而不出庭作证；

三是害怕被打击报复而不敢出庭作证；

四是抱着与自己无关，不想得罪人的思想而不愿出庭作证等等。

四、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对策

为了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审判人员要切实改变庭外调查收集证据的观念，充分重视证人出庭作证的作用，要善于把调查收集，核实证据放到庭审中来完成，对于那些能够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人，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让其出庭作证；对于有工作单位的证人，积极与其领导和组织联系，争取他们的配合，动员和支持证人出庭作证；对于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型的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明厉害关系，促使其提高认识，出庭作证；对于那些担心报复而不愿出庭的证人，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打消其思想顾虑；对于那些用贿赂或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出庭作证的当事人，坚持按《民诉法》有关规定予以法律制裁，以支持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对于那些经传唤仍不到庭的证人，可以拘传，强令其到庭作证，拒绝作证的按妨害民事诉讼给予制裁，以保证直接言辞方式在民事诉讼中得到贯彻，确立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2、认真处理证人出庭作证的实际问题，能否认真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实际问题，对证人出庭作证作用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做好证人的人身保护工作，凡因证人出庭作证而对证人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要依法给予法律制裁；对案件审结后因证人出庭作证而对证人打击报复的，要积极与公安部门联系，协助他们要妥善处理。如证人到法院并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立案，及时处理。

其次，要妥善解决证人因出庭作证造成的损失。对于那些有工作单位的证人，要与其单位进行协调，由有关单位按出勤对待；对于那些无工作单位的证人，其损失由法院予以合理解决。

3.加强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执行力度。我国现行法律对当事人举证的法律保护的规定，概括有：当事人可以收集、提供证据，诉讼人可以调查，收集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查阅案卷有关材料，当事人可以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应当出具收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因证据不足而撤诉或被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当事人有新的证据的，可以重新；证据应在庭审中出示，并应允许对方质证；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当事人可以要求重新调查、勘验、鉴定；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可以延期审理；案件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判决；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审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的，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法律关于对当事人举证的法律保护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执行。但当前人民法院对有关规范的执行情况尚不平衡。有的法院执行较好，有的法院执行得不好，这应当引起各级法院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应完善举证的保护程序。人民法院在决定受案、通知应诉及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举证的权利义务；根据当事人和答辩的情况，初步提出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告知当事人需要证明的对象，证明的方式，收集证据的方法等，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诉讼人调查收集证据来引导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应准许当事人在诉讼的各环节，各阶段提供证据，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交证据的，法庭应当决定中止辩论，恢复法庭调查。

4.从时间上、证据效力上提供保障。

收集证据需要时间，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期限由法院决定。”

从证据效力上提供保障。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是否有效提出审查意见，对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这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虚假的、违法的，其他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依法否定其效力。这可以为当事人重新举证提供服务。

对当事人举证给予法律保护，是要求人民法院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给当事人提供必要的保护。对于那些不可能提供有关证据或证据的有无不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的，人民法院不应为其提供保护，对于故意利用证据问题拖延时间甚至故意提供虚假证据的，人民法院应依法给予制裁。

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制度：

审查核实证据，是指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包括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在经审查辩明真伪的基础上，确认其证明力大小及有无的诉讼活动。《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不难看出，其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1、公开性：

法律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经法庭审查核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公开审查核实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法定程序。它体现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给审判人员提供了多方听取的机会，有利于公正裁判，同时增加了司法审查的透明度，有利于社会的监督。

2、合法性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形成于民事活动中，情况比较复杂，但只要其取得途径，方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范，即可视为其具有合法性。

3、违法证据的排除

违法证据是指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违法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应在审查核实证据时予以排除。

综上所述，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解决民事纠纷、正确处理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做出了说明：当事人提供的证人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这一点如前所述加大了当事人的压力，促进了证人出庭作证，但这还远远不够，为此，立法机关应高度关注，尽快立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使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尽快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税收基础知识》·河南税务出版社·2004年

《干部法律知识读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26日

《中国纳税人》·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年5月·第57页

徐放著·《税收与社会》·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月·第55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7页

顾衍时·《中国人和美国税务》·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萨尔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第1229页

篇（5）

正 文………………………………………………第二页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的关系……………………第二页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第三页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第四页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第七页

五、关于同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关系当事

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第八页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第九页

………………………………………… 第十页

论文摘要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用语，但却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姻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比较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四)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

(五)关于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销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彩礼返还问题

(六)关于彩礼案件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键词：婚约财产

诉讼主体

彩礼返还

诉讼时效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却具有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还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并且礼金数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当事人为了给付彩礼，不得不全家举债，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往往发生彩礼返还的纠纷。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在女方提出离婚时，男方也提出彩礼返还的要求。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此前，对于彩礼这一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的现象，发生纠纷无法律规定。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过于原则，其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的范围以及同居关系、无效婚姻关系、可撤消婚姻纠纷应否以及如何返还彩礼等一系列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彩礼纠纷尤其是法律适用方面仍然带来不少的困难。笔者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作一下探讨。

一、关于彩礼与婚约问题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即为人们俗称的未婚夫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效力，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如《明律．户律》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知情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还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古代婚约，是结婚的必经程序，“无婚约即无婚姻”。订立婚约的主体多为双方的父母即所谓“父母之命”。此婚约一经订立即具有约束力，不得任意解除。到近的婚约，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我国《婚姻法》体现的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原则，“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但由于婚约的解除，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因此，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如何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

关于什么人应成为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即如何确定因解除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均列为诉讼当事人，其理由是涉案财产既有双方父母实施的，又有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实施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只应将订婚男女双方列为诉讼当事人，其他人不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其理由是婚约财产给付和收受的对象是特定的又是单一的，即订婚约的男女双方。

笔者认为，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不仅要考虑婚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财产权属问题。因为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作正确理解。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在婚姻财产纠纷诉讼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是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只有财产所有人才拥有此项权利。因此，除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所送财物全部来自个人财产外应将定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三、关于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界定

篇（6）

高中部和艺术楼消防器材确失比较严重。高中部一楼西侧无消防带，四楼西侧消防栓玻璃有裂缝，并且没有喷头；艺术楼一楼缺两个消防带，教师与学生阅览室没有配备灭火器，二楼缺三个消防带；小学部二楼阅览室缺灭火器一个。在消防设施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消防栓钥匙找不到、灭火器不会正确使用等问题。幼儿园一楼东侧消防栓钥匙找不到，高中部一楼西侧丢失消防带，幼儿园餐厅人员不会正确使用灭火器。幼儿园三楼东头应急灯不亮，四楼西侧安全出口指示灯不能正常使用，三号公寓5、6层安全出口不顺畅，比较狭窄，这些问题都存在安全隐患。

二、用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检查中发现，幼儿园四楼微机室有乱充电的现象；初中部一楼仓库有一个多功能插排摆放在地上，一楼体育办公室电源线路比较乱；高中部三楼物理组办公室有电器使用不当现象；国际部留学生宿舍用电量比较大，电路比较复杂，特别是男生宿舍内电器过多，都插在电源上没有拔下来。还有一些特殊机器的使用问题，比如大餐厅一楼的绞面机没有使用说明，餐厅一楼有使用电褥子现象。这些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存在。

三、餐厅消毒不能保证一天三次，个别单位卫生打扫不及时，有堆积的易燃物品。

检查发现，一二楼餐厅均不能保证一餐一消毒。二号公寓楼一层厕所打扫不及时，国际部留学生宿舍东头有堆放垃圾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整改意见：

（一）、配齐消防设施，完善安全管理。

初中部三楼微机室需配两个灭火器，艺术楼教师阅览室配一个灭火器，学生阅览室配2个灭火器，小学部二楼阅览室配一个灭火器。幼儿园二楼东侧清理消防栓玻璃上的贴纸，修理三楼东头应急灯和四楼西侧安全出口指示灯；国际部三楼东侧安全出口指示灯需修理；高中部一楼西侧配一个消防带，修理四楼消防栓玻璃，配一个喷头；艺术楼一楼配两个消防带，二楼需配三个消防带；餐厅一楼煤气罐要远离炉灶；锅炉房、文印室、胶印室杜绝有明火出现。幼儿园餐厅人员要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各楼层消防栓钥匙一定要明确责任人。

（二）、及时检修、规范用电

篇（7）

中图分类号：D63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29-0040-02

作者简介：章锦（1962-），女，湖北通山人，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从事文书写作、逻辑学研究。

一、逻辑思维训练的作用

多年来，笔者在公安法律文书教学中始终关注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的文书写作能力，不断对教学模式，训练方法进行改革，但教学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虽然较好地掌握了公安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知识、规范和技巧，在写作中仍难免出现用词不准、语义不明、条理不清、表达不畅，说理不充分等问题。笔者经进一步研究认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是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关键。

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科学认识客观事物的性质特征、事物之间的关系及事物存在发展规律的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就是指人们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材料，识别信息，处理信息，并据此和已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和论证的能力；包括识别、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判断、归纳、支持、反驳、评价等能力。公安法律文书是在公安实践中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时所使用的文书。公安工作中办理案件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材料，分析证据材料，综合归纳，根据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得出处理意见的过程，公安法律文书是对这一过程的科学再现。公安法律文书写作始终以概念、判断、推理作为主要的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为主要方法。学生只有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逻辑思维的方式、方法和规律，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论证严密，才能在公安法律文书写作中做到事实清楚、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表达通畅、说理充分，写出高质量的法律文书。因此，在公安法律文书写作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

逻辑思维存在于公安法律文书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在公安法律文书的主旨提炼，材料选择，结构安排和语言运用各个方面，都是逻辑思维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可以结合写作过程的不同环节，训练学生的逻辑技能。

（一）训练概括主旨的逻辑技能

公安法律文书的主旨是指文书表达出来的看法、主张、结论、请求事项、呈请事项等等。例如：刑事法律文书中诉讼类文书的主旨是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等；呈请类文书的主旨是有无犯罪事实，是否立案、立为什么性质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应该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等等。公安法律文书主旨的要求是正确、鲜明。写作过程中，学生经常出现的錯误是定性不准，主旨不明。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案件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真正把握案件事实的本质。对于呈请类文书，如立案阶段的文书，因为初步获得的材料往往是鱼目混珠、零散杂乱、真假相间的，需要识别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真实的；分清有无犯罪事实，有什么犯罪事实，进而预判案件性质，在此基础上呈请批准立案；对于诉讼类文书，如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等，则要分清有罪无罪，此罪彼罪，做到定性准确。要训练学生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然后通过缜密推理和多种逻辑方法给案件定性。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提出案件的处理意见，形成明确的主旨。

（二）训练选择材料的逻辑技能

材料是文书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安法律文书的材料包括案件事实材料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等。公安法律文书写作过程也就是用事实、证据证明犯罪（或无罪）的过程。所以，公安法律文书写作中在选择材料时要遵循逻辑论证的规律规则，要保持论题的同一、保证论据的真实性，充足性。要训练学生学会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围绕主旨选择材料。怎样保证选择材料的真实准确？同样需要遵守逻辑规律规则，要选择经过调查核实的、有证据证明的、相互印证的材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侦查假设当做事实材料，必须经过调查核实，取得相应的证据进行验证；材料与材料之间不能有矛盾，材料与证据之间不能有矛盾。围绕主旨选择材料，首先是材料与主旨相切合、相一致，不能矛盾；同时，选择典型的、反映案件本质的、有证据证明的材料。这就要学生学会对材料进行分类、分析，鉴别，找出最具证明作用的材料，剔除与证明犯罪（无罪）无关的材料，从而有力的表达文书主旨。

（三）训练安排层次结构的逻辑技能

文书结构解决的是言之有序的问题，公安法律文书总体结构是固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容易掌握。主要问题一是笔录类文书，如现场勘验、检查、复验复查、侦查实验、搜查、辨认、提取等笔录，过程记录层次混乱，结果记录不明。二是叙述性文书在案件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的写作上，容易出现层次混乱，条理不清，因果关系不明，证据列举主次不分等问题。这都是文书写作的“序”的问题。要解决写作上的“序”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构思上要有“序”，思维要有“序”。归根结底是要正确认识事物本身的“序”，即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客观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时间上有先后，空间上有内外，数量上有多少，性质上有轻重，意义上有大小，程度上有低高，距离上有近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训练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并且按照从先到后，从外到内，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近到远，由主到次，由重到轻，或由因及果，由果溯因……的“序”来安排文书的层次结构，就能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条理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如：笔录类文书在写作时可按时间的先后，空间方位的变换、采取的方法、以及取得的结果的“序”进行记录。叙述性文书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都要反映案件本身的情况，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罪责有轻重、责任有主次、事件有因果。首先分清时间的先后、空间的变换、罪责的轻重、前因后果，然后据此采取横式结构、纵式结构或者纵横交错式结构，科学安排文书的结构。在证据的列举方面，则要训练学生根据证据的不同分类，分清主次，合理排序，进行列举。

（四）训练语言运用的逻辑技巧

作为实用性文体，公安法律文书的语言必须准确、规范、精炼。学生写作中出现的用词不准，语义不明，表达不畅的问题，本质上还是逻辑思维能力低下的问题。语言表达思维，语言形式与逻辑思维形式相互联系；语词表达概念，语词表达判断，句群或语段表达推理。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一方面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推理不正确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没有准确把握语言形式与逻辑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教学中，既要训练学生掌握明确概念、恰当判断、正确推理的能力，又要训练其把握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别，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表达。要明确概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概念的确定含义，进而选择恰当的语词来进行表达，这样就能做到用词准确；判断要恰当，就是准确反映各种不同的事物情况，然后选择恰当的语句进行表达，做到语义明确；推理要正确，就是推理准确反映事物之间的推导关系，从而做到因果明确，表达顺畅，论证严密。

三、逻辑思维训练的其他途径及保证

（一）多渠道多方式拓展，加强课外学习和训练

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逻辑思维训练，时间有限，效果也有限。因此，要引导学生在课外多读、多说、多写，多方式、全方位进行训练。

1.多读。首先，读逻辑书。要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系统掌握逻辑思维的基本知识、方式方法和规律，要引导、鼓励学生阅读逻辑学著作，仔细体会逻辑知识在法律文书写作中的作用。其次，品读名家演讲词，辩护词。这些著作大多富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能在阅读中领悟论证的方法和技巧。第三，阅读主流媒体的评论性文章，这类文章语言规范，论证严谨，观点正确鲜明，贴近生活，不但能使学生在阅读中形成严谨的思维模式，而且在思想素质上得到提高。第四、读法律文书典范文本，通过阅读分析，找出写作逻辑思维的规律和技巧。

2.多说。要“会说话”，就必须首先会思考。开展各种形式的演讲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多开口说话。一是课前五分钟演讲活动是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按学号顺序，每节课由2到3名学生进行演讲，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都有几次演讲的机会，可以最大范围的保证学生的参与度，使训练效果最大化。课前五分钟演讲活动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就某个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这就促使学生在语言形式和材料选择上下功夫，既做到语言精练，又做到材料典型，论证严密。二是演讲比赛。可以是班级、年级、校级的比赛，先在班级“海选”，逐级选拔，做到人人参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辩论活动。逻辑本是随辩论而生并在辩论中发展，辩论活动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

3.多写。写作训练是通用的教学训练方式，让学生多写，就是要以写促“思”，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二）提高教师逻辑思维能力，强化教师的逻辑训练意识

首先，授课教师要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一定的逻辑知识，掌握逻辑思维的方法，并且自觉运用于教学过程中；在教學中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表达严谨。这样既能保证逻辑思维训练的有效实施，还能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要强化教师的逻辑训练意识。只有教师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学生进行训练，才能保证训练目标的实现。

[ 参 考 文 献 ] 

篇（8）

 

当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主要采取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本科生毕业论文经历选题、开题到撰写完成交由指导教师审查、通过答辩等各个环节，据此认定被考核的学生是否符合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要求。由于毕业论文能够训练学生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案例分析、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同时能够在检验大学生专业素质、学习能力、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毕业论文一直是大学教育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察法学专业学生对法学理论掌握情况、能否运用法学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当前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考核以论文为主要方式，而且多为理论性研究论文，学生的论文存在无问题意识、无创新观点等问题，教材表述式和资料堆砌式的论文较多;毕业论文拼凑、应对甚至抄袭的情况严重。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法学专业本科生的评价标准，也影响着法学专业毕业生的质量及其社会评价，甚至有人提出取消法学本科教育。

 

二、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的多样化

 

法学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对学生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要求相对较高。笔者认为，改善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过于单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为多元的考核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使其能够按照兴趣和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考核方式。结合我国法学教育的现实，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探索。

 

以个人考核与团体考核为标准，可以将毕业考核分为“独立完成型”和“团体协作型”。

 

第一，“独立完成型”可采取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案例分析、法律文书写作等方式。

 

调研报告方式较适用于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类的选题。同时也适用于法理学中人权保护情况、宪法实施问题等须要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实际情况说理的选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调研报告重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结论，更注重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调查的方法、手段，以及通过一手资料对实际情况的进行总结和分析。表面上看，理论难度比不上论文，但是它能较好地考察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

 

专题研究方式较适用于对特定法学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消费者反悔权问题、证券交易合适性原则等等。专题研究要求对具体问题的产生、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法、域外借鉴等作详细研究，由一点向纵深挖掘。与毕业论文方式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务实性，更能突出学生对问题细节的考量。

 

案例分析方式即以现实生活中影响较大、较为典型案例作为分析样本，通过对此案例的分析说明法理、论证制度、提出建议，进行法律分析，较适用于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专业的选题。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案例分析不应局限于法条的解释和适用，而是应结合具体情况，提出既有案例对法律适用的疑问和挑战，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法律文书写作是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较具特色、也较符合“职业教育”目标的考核方式。法学专业的技能教育“既是一种职业操作技艺培养，也是引导学生像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那样思考的逻辑训练”。法律文书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各种法律文书，所以留给学生选择空间也较大。学校也可以根据不同法律文书的难易程度和考察重点，对作为毕业考核方式的法律文书写作进行一定质与量的限制，如限定在公诉书、判决书、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中选择。

 

第二，“团体协作型” 可采取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专项项目等方式。

 

近年来，模拟法庭已作为法学专业必备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各法学院校普及开来。“模拟法庭的建设与运行使其充当实训基地建设的主力军应为理所当然”，时也可为考核方式多元化提供必要支持。以模拟法庭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考核方式，可由教师指导学生挑选典型案例，由即将毕业学生自愿结成小组，准备相关材料、分饰法庭或仲裁庭的各方主体。在“考试”过程中可通过考察学生们的起诉书、判决书、辩护意见以及模拟法庭程序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说理是否准确、法条运用是否得当，证据与使用是否正确等判断参加学生是否符合合格标准。这种考核方式不仅能够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也是对学生通过专业训练习得法律实务能力的一种检阅。

 

篇（9）

本条件适用于从事律师工作的专业人员。

二、政治思想条件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

三、学历、资历条件

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二级律师资格5年以上。

四、外语、计算机条件

(一)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参加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成绩符合规定要求。

(二)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参加全国或全省职称计算机考试，成绩符合规定要求。

五、法律援助条件

任二级律师期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十件以上，并提交律师事务所证明。

六、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

取得二级律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中级以上法院管辖的六起以上案件的主要律师或辩护人；

(二)主办五起以上涉外案件；

(三)标的额五千万元以上非诉讼案件的主要参与者；

(四)担任二十家以上单位的法律顾问；

(五)担任二家以上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主办二起境外诉讼或非诉讼案件。

七、业绩成果条件

取得二级律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担任刑事辩护律师，出具无罪或死刑改判死缓的辩护意见，有三次以上被采纳的；

(二)担任民事(含经济)案件律师，出具的意见，有八次以上被采纳的；

(三)担任行政案件的律师，出具的意见，有五次以上被采纳的；

(四)担任仲裁案件的律师，出具的意见，有五次被采纳的；

(五)担任各种案件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律师，出具的意见，有八次被采纳的。

八、论文、著作条件

取得二级律师资格后，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一定水平的论文(第一作者)、著作(主要编著者)，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出版著作2部以上；

(二)在省级以上正式刊物报刊4篇以上；

九、破格条件

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确有突出贡献者，并取得二级律师资格二年以上。须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二条，可破格申报：

篇（10）

一、问题的引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2年第7期刊发了最高法院对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一案的再审判决书和判决摘要。该案虽非指导性案例，但作为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方式公开的典型案例和参照性案例，对下级法院相似案件的审判仍具有事实上的先例约束力，对下级法院法律修辞的运用也具有相当的指导性和引导性。但该判决书在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上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它脱离该案的法律争议点并任意选择法律修辞方法，为了满足其“先入为主”的法律感，严重肢解该案的论辩前提可能构成的体系性结构。因此，分析甘露案再审判决书在法律修辞方法选择上的问题，并指出未来案件说理或裁判书修辞选择法律修辞方法可参照的规范性学说，对我国目前的法律修辞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引和理论构造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或发现属于修辞五艺中的开题（inventio），即修辞中的“觅材取材”或“修辞发明”。西塞罗曾经对之做过这样的解释：“所谓开题就是去发现那些有效的或者似乎有效的论证，以便使一个人的理由变得比较可信。” 〔1 〕为了实现开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者需要同时动用艺术性的手段和非艺术性的手段。前者可以细分为三种诉求：诉诸理性、诉诸情感、诉诸人品，而后者并不来自于修辞艺术本身，而是来自于修辞艺术之外，如法律条文、合同、证人证词等。西塞罗认为，在开题的过程中，修辞者需要依赖于自己的开题天分、锲而不舍的开题态度以及修辞学总结的方法和技艺。〔2 〕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属于修辞开题中最关键的部分，它直接决定着法律修辞论证的如何展开和法律修辞的整体布局。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需要同时诉诸于个案争议点的甄别和分析以及个案论辩前提体系的整理和构造，其中前者属于艺术性的手段，后者属于非艺术性的手段。

二、从案件的争议点出发

法律修辞意义上的论辩意味着围绕着词语和事实与他人或自己的争议，这构成了其两种基本的争议点：法律争议点和事实争议点。〔3 〕法学的概念和命题必须以特殊的方式与所争论问题保持联系，只能从问题出发来加以理解，也只能被赋予与问题保持关联的涵义。案件的争议点具有相应的论题学功能，能够变成“修辞发明” 〔4 〕上的“寻找格式”（Suchformeln），能够在一介论题学和二介论题学范围内指导如何寻找解释问题的观点，并能充当进入商谈的可能性和客体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5 〕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对法律修辞方法的初步选择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可分为法律实体维度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性争议（简称为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和法律思维意义上所涉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性争议（简称为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在法律修辞过程中，前者往往过渡或回溯到后者。根据西塞罗的观点，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可析分为：文字和意义关系争议、法律之间的冲突争议、文字歧义争议、类比推理争议和定义争议。〔6 〕根据法律修辞学与其他法律方法的适用性关系，法律争议点不能径直呈现为“法律与规范的目光往返”问题，它会遭遇法律解释、法律发现、法律推理等对事实与词语对应关系的初步加工和处理。如果它们一经适用便确定了法律词语的核心语义或规范与事实的涵摄关系，则这些语义和涵摄关系可直接转化为法律修辞论证的起点和前提，“修辞发明”就会告一段落，接着就该“修辞论证”出场了。如果它们没有解决论辩双方间的解释性争议点，反而因此导入或引入了更多的法律多义性、歧义性或模糊性，则“修辞发明”或“修辞论证”须将这些法律方法及其引致的解释性争议点作为进一步的论辩主题，并进而选择相应的法律修辞方法进行论辩层面的解决。因此，只有从案件的法律争议点出发，才能框定法律修辞方法的初步选择范围，进而为有效的案件说理指引一个明确的方向。

鉴于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和解释性法律争议点的分类和甘露案再审判决书旨在说服的核心法律听众对象（甘露为一方，暨南大学、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为另一方），甘露案再审判决的法律争议点可作如下分析和整理。

（一）权益性法律争议点：

1.甘露一方的权益性主张

甘露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撤销开除学籍决定，责令暨南大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直接将开除学籍决定变更为其他适当的处分，同时赔偿因诉讼多年而支出的交通住宿等直接支出的费用和因丧失学习机会造成的间接损失、精神赔偿。

2.暨南大学等一方的权益性主张

a.暨南大学主张，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驳回甘露在原一、二审期间未曾提出的赔偿请求。b.天河区法院主张，维持开除学籍决定。c.广州中院主张，暨南大学认为甘露违规行为属情节严重，主要证据充分，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暨南大学处理程序并未影响甘露行使法定权利，甘露认为开除学籍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驳回甘露上诉，维持原判。d.广东省高院主张，驳回再审申请通知，驳回其再审申请。

3.双方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

通过总结双方的权益性法律主张甘露案再审判决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在于：甘露因其考试行为是否应被开除学籍或给予其他类型的处分？即暨南大学的开除学籍决定是否侵害和造成了甘露的受教育权或其他权益损失？天河区法院的初审判决、广州中级法院的上诉判决以及广东省高级法院的再审驳回是否正确、适当和合理？

（二）解释性法律争议点

1.甘露一方的解释性主张

甘露解释，其先后两次提交的课程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属实。但所涉课程考试是以撰写课程论文方式进行的开卷考试，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违反了考试纪律，应按违反考试纪律的规定给予处分。不过，这种抄袭行为并不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所称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违纪行为。暨南大学依此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犯了认定事实不清、适用国家法律不当、处分程序违法以及处分明显偏重的错误。

2.暨南大学等一方的解释性主张

a.暨南大学解释，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修读课程的考试形式之一，也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应按照《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实施细则》进行处理。即使将其行为归类为考试作弊行为，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的规定：“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仍可给予甘露开除学籍处分。b.广州中院解释，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作为自己考试论文的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在任课老师指出其错误行为后，甘露再次抄袭他人论文，属情节严重。甘露认为其行为属考试作弊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3.双方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

通过总结和分析双方的解释性法律主张甘露案再审判决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在于：首先，甘露两次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究竟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所规定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其他严重的作弊”或“违反考试纪律规定”中的哪一种？这三种法律规定是否同时适用于甘露的行为而发生法律竞合？这属于法律争议点中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争议、文字歧义争议和定义争议”。其次，甘露先后两次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是否属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中关于开除学籍规定所要求的“情节严重”，即暨南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决定是否“明显偏重”？这不仅涉及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情节严重”的“文字争议和定义争议”，而且涉及对甘露行为如何进行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争议。最后，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法律争议点，系因双方了采用了不同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方法以及不同的衡量标准和衡量方法。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方法上，甘露一方通过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进行限缩解释或缩小解释认为，其行为虽是抄袭行为，但（通过文义解释得出）仅系《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6条规定的“违反考核纪律”，因此不属于（通过反面推论得出）“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而暨南大学同样采取文义解释方法辩驳，学期课程论文作为研究生课程的一种考试形式，属于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甘露的行为可涵摄入“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这一规定。其进而借助伦理解释和类比推理认为，即使甘露的行为属于考试作弊行为，仍可由《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内含的兜底条款“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包摄。广州中院采用文义解释认为，该案中的课程形式可归入考试范围，甘露的行为属于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并通过采用反面解释方法指出，甘露的行为不属于考试作弊行为。这些争议构成了解释性法律争议点中的法律方法争议点。

在衡量基准和衡量方法上，甘露以其受教育权为衡量基准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严重作弊的行为，仅是一般的考试违纪行为。而暨南大学以学术的严肃性为裁量基础认为，甘露连续两次的抄袭行为是对相关规定的严重违反，丧失了作为一名学生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即使将其作为考试作弊行为处理，其也是一种严重的其他作弊行为。广州中院同样以学术的严肃性为衡量基准认为，甘露违规行为情节严重。

（三）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不得偏离法律争议点

针对个案的法律论辩必须根据案件的法律争议点选择相关性的法律修辞方法。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运用性商谈”和“法律辩证”法律修辞总以试图影响、说服他人为出发点，它是面向法律听众的讲演而非修辞者自己内心的独白。修辞学意义上的相关性强调论证内容和修辞语境的语用关系，法律修辞者只能选择有助于法律争议点论辩的修辞方法和论辩技巧。〔7 〕甘露案再审判决书虽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该案的法律争议点，但仅是遵照我国裁判文书的格式化程式对法律争议点粗糙的勾勒和描述，而并没有规整和总结该案争议点的性质、类型和发生因由。最高法院再审判决书说理选择的法律修辞方法对本案核心的法律争议点而言并不具有充足的相关性。该案的再审判决不同于其初审判决，其不但需要解决甘露与暨南大学之间行政法上的权益性法律争议，而且需要协调甘露一方和暨南大学等另一方之间的解释性法律争议。再审判决书也需要同时将之前裁判甘露案的历届法院和本次再审中的双方当事人作为说服对象。

通过上述法律争议点的分析和整理，我们发现，甘露案的再审判决需要处理的论辩主题为：（1）甘露的行为究竟属于“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其他严重的作弊”或“违反考试纪律规定”中的哪一种？（2）甘露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开除学籍所要求的“情节严重”？（3）双方解释性主张背后所依据的文义解释、伦理解释、扩大解释、反面推论、类比推理以及衡量基准和衡量方法哪一个更为正确、合理而被应适用？

甘露案再审判决书为裁判说理选择的主要法律修辞方法是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5）项中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和“情节严重”分别进行“限缩解释”或“缩小解释”以及随后进行的补强论证或辅助论证，即指出“甘露作为在校研究生提交课程论文，属于课程考核的一种形式，即使其中存在抄袭行为，也不属于该项规定的情形”。但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该案法官选择的法律修辞方法明显偏离了其核心的法律争议点：（1）即使甘露的行为在法律解释构造的语义界限上无法归入“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但也不可排除其可由《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第（4）项中的兜底条款“其他严重的作弊”涵括；（2）将甘露的行为解释或论证为“课程考核行为”在法律竞合关系上可反面推出也无法排除其可与上述兜底条款产生涵摄关系；（3）即使只能将甘露的行为归类为课程考核行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第16条、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若甘露的行为严重违反考核纪律，仍可被开除学籍；（4）对甘露行为违纪或作弊情节的判断，最高法院并没有像原、被告在解释性法律主张中那样采用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将“情节严重”置换成经验性概念后径直对之进行了限缩解释，作为说服对象的各方法律听众所分别认同、运用的衡量方法、衡量基准在再审判决书中都被一一忽略或省略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甘露案的再审判决之所以陷入法律修辞方法选择的任意困境，主要原因在于，该判决书并没有从该案所涉的所有法律争议点出发寻求能够解决相关论辩主题的法律修辞方法，反而仅将本案涉及的权益性法律争议点作为主要的论辩主题，企图仅通过文义解释方法完成其裁判说理的法律修辞学构建。论辩双方间的解释性法律争议点，尤其是法律方法争议点并没有透过甘露案再审判决书法律修辞方法的安排和选择获得相应的反驳和回应。法律修辞的商谈程序和会话结构要求，修辞者在建构自己的法律论辩时，除了以法律理由证立自己的法律主张外，还应反驳和回应论辩相对人可能提出的反对性论据。法律论证的论证规则要求每一个论证如果受到挑战必须由其他理性的论证给予支持。法律论证的真诚规则要求论辩的每一方都应该被认真对待，禁止在论辩中使用强力、欺诈以及针锋相对的偏见。〔8 〕遗憾的是，甘露案的法律争议点始终没有对其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和构造发挥相应的指引和约束作用。

三、结合案件的论辩前提体系

法律修辞方法除了根据案件的法律争议点进行初步选择外，还应使其与个案中可能使用的论辩前提体系勾连起来，从而实现其最终的筛选和确定。佩雷尔曼指出，论辩者为了获得听众对自己主张的认同，需要使用法律共同体一般接受的观点作为论辩前提，这些前提包括法律规则、一般法律原则以及特定法律共同体接受的原则。〔9 〕Wolfgang Gast认为，在法律修辞中，不同类别和性质的前提都在被使用，其中，法律概念是一种完全的前提，法教义学是一种特殊的操作性前提。〔10 〕法律概念、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款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表现形式或内在组成部分，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和听众不得任意挑战的法律权威，可构成法律修辞的客观前提或完全的前提。法学原理、一般法理、法律学说以及部门法学说等作为有效法的教义性知识,具有根本的教义学属性，能够生产和提供关于法律和法律体系的相关信息，〔11 〕也属于法律修辞主要的论辩前提。在法律论辩前提的分类上，它们属于Wolfgang意义上特殊的操作性前提。在法律修辞中，这些论辩前提之间的体系关系和效力结构在案件争议点之外也会影响裁判书修辞具体修辞图式或修辞方法的选择。如果说，案件的争议点是从其修辞语境或论辩情景的角度影响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那么案件的论辩前提体系关系是从法教义学和法律方法论的立场进一步确定法律修辞方法的选择。两者的协作和合力将实现案件法律修辞方法的最终确定。

如果修辞者与其听众没有达成共同的论辩前提，则具体的论辩将是不可能的。论辩前提首先必须是听众能够接受的、无异议的，同时，它的内容及其产生的一切也必须是有效的。只有如此，论辩前提才能成为法律修辞中更大范围内可接受性的“源泉”。〔12 〕依据上述法律修辞之论辩前提的分类，甘露案再审判决所涉及的论辩前提可作如下分析和整理：

（一）甘露案再审判决涉及的论辩前提体系

甘露案再审判决涉及的各种形式论辩前提包括：

1.法律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a.《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核和成绩评定方式，以及考核不合格的课程是否重修或者补考，由学校规定。b.《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6条：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核成绩记为无效，并由学校视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及留校察看处分的，经教育表现较好，在毕业前对该课程可以给予补考或者重修机会。c.《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第1款：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d.《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e.《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四）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五）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七）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同时，由于《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是完全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制定的，且不违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应条文的主观意思，因此，《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相应的规定也构成了甘露案法律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2.法律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

由于甘露案关涉到甘露的受教育权问题，因此，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权和受教育权的相关条款理应成为甘露案的论辩前提。根据阿列克西的观点，宪法权利构成了一种意味着最大化律令的法律原则。〔13 〕因此，宪法关于公民人权和受教育权的相关规定可构成甘露案法律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甘露案再审判决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包括：

a.《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b.《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c.《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四）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d.《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第2款：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e.《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3.法教义学形式的论辩前提

甘露案的再审判决不但涉及复杂的法律修辞、法律解释等方法论问题，而且亦涉及基本的行政法教义学问题。甘露案再审判决教义学类别的论辩前提包括：

甘露案涉及大学自治与强制退学制度 〔14 〕以及大学自治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平衡问题。〔15 〕由于甘露案作为一种行政诉讼涉及对“情节严重”的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因此，该案涉及行政法上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解释及其司法审查 〔16 〕、判断余地 〔17 〕以及一般性的行政自由裁量等问题，如合理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的约束。〔18 〕

（二）各种论辩前提的定位及其体系性结构

以上述《宪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暨南大学学生管理暂行规定》为文本载体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及其包括的各种关键的法律概念，共同构成了甘露案再审判决的客观前提或完全的前提，而甘露案涉及的各种行政法教义学知识是甘露案再审判决特殊的操作性论辩前提。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有典型的文本形式可直接作为论辩起点，根据两者初显性特征的差异，〔19 〕如果它们发生冲突，则应按如下原则处理它们的关系：“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若无更强理由，不适用法律原则。” 〔20 〕若两者属于同一论辩结论的支持性论据或反对性论据，则两者可作为互补的论辩前提被同时适用。甘露案涉及的行政法教义学属于广义的行政法范畴，它是以法学内部组织的观点对立法、法院判决等各种行政法素料的解释和体系化，并且它能够形成一套比法律条文更加细致、更具解释性的法律学说和法学知识。它们能为行政法提供一个透明的结构，促进它的精确性、融贯性，并使行政法在政治动态中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21 〕在甘露案的说理或论证过程中，案件的具体决定以及它的法律商谈结构、论辩前提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受到上述行政法教义学的规范性影响。〔22 〕相较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教义学具有更强的可争论性和可辩驳性，并且实证法的状态和立法水平也会影响到法教义学的一般性效力。因此，修辞者对法教义学作为论辩前提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可操作空间。按照上述对各种论辩前提的分析和定位，这些论辩提前可以形成一种初步的体系性结构，但若真正形成裁判规则意义上的融贯性体系，它们还需要结合该案的法律争议点和主要的论辩主题进行更加细致的构造和协调：

1.若将甘露撰写课程论文的行为定性为考核中的“考查”，因其作弊或违反考核纪律，则可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纪律处分的种类可包括开除学籍。因此，根据法律规则间的语义关系和逻辑结构，甘露仍可被开除学籍。但《宪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相关法律原则却构成了相反的或反对性的论辩前提。甘露的行为在语义上即使可构成开除学籍的形式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原则，其行为未必达到了开除学籍的实质要件，悬疑的问题是如何对甘露的违纪或作弊情节进行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上述论辩前提间冲突的衡量需要参照我国行政法教义学发展出的相应法律学说和法学知识的接受和吸纳状态进行。

2.若将甘露撰写课程论文的行为定性为考核中的“考试”，则其被开除学籍可获取多种平行的法律规则链条的支持：第一，因其“违反考核纪律或作弊”，可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而纪律处分的种类又包括开除学籍。因此，甘露可被开除学籍；第二，因其“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可被开除学籍处分；第三，由于甘露的行为与“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行为具有相似性，因此属于“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行为，可被开除学籍；第四，因甘露“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也可被开除学籍。将甘露的行为定性为考试与将其定性为考查具有相同的反对性论辩前提，而且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间冲突的衡量也需要参照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教义学知识。

综上所述，在是否“开除学籍”的论辩上，共有五种平行的法律规则链条构成的论辩前提，而且每一种规则形式的论辩前提都面临着相同的原则形式的论辩前提的挑战，同时不同的行政法教义学可供相应的选择性备用。因此，上述各种形式的论辩前提可形成内在协调、融贯的论辩前提体系。

（三）肢解论辩前提体系的法律修辞方法选择

篇（11）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裁判文书中，以下两个案例最具有代表意义:(一)杨某诉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①。(二)李某诉某公司、某学校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在案件(一)中，某公司职工在工作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工作的杨某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四级伤残。在案件(二)中，实习生李某被实习地的机械设备压伤右手，造成右手第2－5指完全断离，经过治疗，接上了食指和中指，经司法鉴定，其右手伤残等级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九级伤残。

二、案件的争议焦点

案件(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案件(二):(1)实习生在实习单位工作中，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自身存在一般性过错，是否能减轻实习单位的赔偿责任;(2)学校应就实习生在实习中的安全和权益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学校未对实习单位尽到必要督促义务的，是否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实习生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劳动关系中人身侵权的认定标准

劳动关系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作为一种人身侵权的案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都是需要证明和认定的事实。(一)存在侵权行为责任产生的基础是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既包括因行为人的过错而导致的侵权行为，还包括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因此，侵权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劳动关系的存在是产生法定责任的前提。在案件(一)中，用人单位以外第三人违规作业是造成杨某受伤的直接原因。在案件(二)中，某公司对李某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李某受伤。(二)当事人存在过错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按照一般侵权赔偿的理论，侵权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即侵权人根据其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对应的赔偿责任，因此过错认定至关重要。在案件(一)中，某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工作的杨某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经鉴定为四级伤残，很明显某公司违规作业，存在过错。在案件(二)中，李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又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对设备的操作应具有一定的认知，但是李某没有遵循正确操作规程，在无专业人员陪同下自行更换模具，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并且李某尚在实习期没有独自操作机器的能力，公司应当安排但没有安排师傅在旁指导，因此某公司对李某受伤也存在过错。(三)人身损害结果损害结果，是行为客观上对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造成的损害。损害结果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损失，如死亡、人身伤害、精神损害等。在案件(一)中，杨某被砸伤头部，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损伤。在案件(二)中，原告李某在更换模具过程中被机器截断其右手第2－5指。(四)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即原因在先，结果在后，二者的关系属于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即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发生，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就称为因果关系。在案件(一)中，杨某的损害是因为某公司员工的违规作业造成的，很明显受害人的损害与加害人的损害行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案件(二)中，李某操作不当受伤，虽然师傅在场也不一定能避免，但与某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是有一定因果关系。

四、赔偿问题

一方当事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在工作中受到人身侵害，满足工伤条件的既可以请求工伤赔偿，也可以请求第三人赔偿。工伤赔偿，是基于劳动保险关系而产生;而工伤事故又被评价为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就产生了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并存，两种赔偿方式并存，受害人可以一并行使。实习生实习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可以请求实习单位和学校赔偿。实习单位对在其工作场所工作的人员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实习生遭受的损害负有一定的赔偿责任。实习生虽然在实习单位工作但其身份仍然是学生，被学校所管理，是在执行学校的安排，因此学校对实习生的损害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杨建军．合同履行中的人身侵权及民事责任［J］．环球法律评论，2009(1)．

［2］姜耀辉．实学生人身伤害的法律保障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