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结业论文大全11篇

法律结业论文篇（1）

关键词：

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思维理念

法制已经成为当前整个时展的核心要素。无论是法制精神，还是法制理念，都已经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对于市场经济经营发展来说，法制是确保市场正常运营的基础，离开法制精神，整个市场就无法顺利运营。我国是传统茶叶大国，无论是茶叶产量，还是茶叶企业数量，都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地位，而在人们茶叶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今天，茶叶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经营目标，就必须注重法律文化建设。通过提升法律建设成熟度，从而实现自身发展与市场建设的有效结合。

1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背景分析

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法律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要素之一。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能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也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而茶叶企业之所以要建设企业法律文化，主要是因为：首先，这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成熟，如今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经营目标，都需要将自身发展与市场经济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而茶叶企业的法律文化建设正是茶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这是茶叶企业转型发展，提升内涵的必经之路。一直以来，我国茶叶企业都以传统的经营模式和理念来经营，无论是茶叶企业的内涵，还是茶叶企业的具体经营思路都与时展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当前人们饮茶需求理念进一步成熟，如今茶叶企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而茶叶企业想要实现理想经营，就必须充分注重企业自身管理建设，尤其要注重企业法律文化建设，通过提升企业经营者的法律素养，完善企业职工的法律素养，从而为茶叶企业经营营造良好氛围和经营空间。最后，积极推动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也是整个社会对茶叶企业的客观要求。事实上，企业构建法律文化不仅仅是对企业建设进行保护，同时也是对企业建设进行约束。结合当前社会环境发展状况，如今茶叶企业在经营建设过程中，普遍缺乏法律思维约束自己。结合当前法律文化建设大背景，茶叶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经营目标，就必须将法律文化内涵融入整个茶叶企业建设体系中，从而适应茶叶企业经营需要。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经营目标，就必须注重法律文化建设，无论是企业管理机制，还是企业经营理念，都需要充分融入法律思维。

2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

在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茶叶企业要将注重构建从企业经营者到企业员工的全员法律意识培养。事实上，法律文化建设是对企业内所有人的约束，不管是经营人员，还是普通员工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法律文化知识，还是法律文化意识培养，都需要茶叶企业内全体人员学习和塑造。随着当前茶叶企业转型发展不断推动，如今茶叶企业完善自身法律文化建设，应该从全员法律意识培养入手。只有做到全员参与，才能实现良好的法律文化建设目标。其次，茶叶企业要注重构建从茶叶生产到茶叶产品经营的全过程法律理念约束。茶叶企业做为产品生产型企业，想要实现法律文化建设的良好目标，就必须将法律文化建设融入到整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无论是茶叶产品生产，还是茶叶产品的市场销售，都要用法律思维来予以融入。以茶叶企业为例，当前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相关利益，不顾产品安全和自身的社会责任，忽略了茶叶企业对自身产品的有效约束。对于茶叶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其必须将法律思维应用融入到自身经营过程中，无论是茶叶产品生产，还是茶叶企业运行都需要融入到法律思维。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品牌建设是当前茶叶企业建设过程最需要注重建设的事项，良好的茶叶产品品牌是当前茶叶企业结合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注重构建独立的企业品牌，从而服务茶叶企业经营。最后，茶叶企业要注重构建从制度约定、制度履行到违约责任明确的学法、用法等法律学习机制。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无论是企业自身管理。还是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作都需要用相关法律制度予以约束。对于茶叶企业来说，都需要将法律思维融入其中。随着当前整个社会法制工作不断完善，茶叶企业只有完善法律思维融入，才能实现理想经营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茶叶企业必须完善对法律文化建设的认知，要从自身内部企业管理制度制定到企业对法律的具体认知，都必须充分予以完善融入，从而为茶叶企业适应法治社会要求提供保障。

3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路

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法律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建设的主要内容，结合茶叶企业具体发展要求，必须注重法律文化建设，具体而言，实现法律文化建设需要做到：首先，要注重企业内法律氛围的有效塑造，要注重对企业全员的法律文化知识培养。通过开展相关专题培训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茶叶企业内全部人员对法律文化建设的有效了解。当然在选择相关素材时，茶叶企业必须与自身实际较为吻合的法律文化。此外，茶叶企业经营者必须提升对法律文化的重视程度和认知。通过提升法律文化的宣教力度，从而帮助整个茶叶企业对法律文化建设保持相应理解和认知。其次，要注重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通过内部招聘和外部培养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良好目标。对于茶叶企业来说，之所以缺乏法律文化建设，与企业内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有很大关系。一直以来，茶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多的只是补充茶叶生产人才和企业经营人才，由于其未能认识到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和作用，因此茶叶企业必须注重对法律专业人才的有效补充。当然，茶叶企业在补充法律专业人才时，可以结合自身企业经营实际状况，可以灵活使用法律人才，比如通过外聘专业顾问的方法，在降低自身人力成本的同时，实现对自身法律事务的有效弥补。当企业具备了相关法律人才之后，从而能够为茶叶企业自己开展法律工作建设提供有效帮助。最后，对于茶叶企业来说，要将法律文化建设与企业自身经营有效融合起来。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法律文化建设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机制融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将法律知识应用到整个茶叶企业经营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的今天，任何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都会遭遇相关风险，而茶叶企业想要实现对自身经营风险的有效规避，就必须充分培养茶叶企业自身的风险理念，通过用法律思维，实现对企业自身的高效管理。而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想要实现对法律文化的有效应用，就需要从企业财务经营、企业合同和企业经营等多个方面进行管理，通过完善茶叶企业的法律文化建设，从而有效降低茶叶企业的运行成本，从而实现茶叶企业的良好经营目标。

4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法律文化建设正是茶叶企业从传统经营实现现代经营的重要内容。在茶叶企业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包含茶叶企业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文化意识建设两项内容。无论是相关制度建设，还是相关法律意识培养，都需要与茶叶企业经营相融合。当然，对于茶叶企业经营来说，通过实施法律文化建设，必然能够为茶叶企业发展实现良好目标。通过建设法律文化，能够为茶叶企业有效经营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同时也能为企业降低市场经营风险，降低风险成本提供有效保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日益成熟，如今任何一家企业想要适应市场经营目标，都必须将自身经营与市场需要相结合。目前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其不仅需要有法律经营理念，同时还需要将自身经营发展与整个市场需要体系化融入。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完善法律意识和法制精神正是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任何一家茶叶企业来说，构建法律文化机制，才能为茶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提供相应保证。通过完善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能够有效提升茶叶企业经营者的法治思维，同时也能为茶叶企业营造良好经营目标提供充足保障。从目前茶叶企业经营发展状况看，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而言，除了自身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亟待提升之外，多数茶叶企业都缺乏必要的法治思维，尤其是针对新出现的问题，也不能用法制条款来对其进行认知和约束。比如品牌意识，电商经营模式等等，这些都是在新的时代下，茶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茶叶企业具备相关法律文化，才能有效处理突发的全新问题。因此，对于茶叶企业来说，完善利用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法律文化建设应用能够从根本上提升茶叶企业应对运营风险的能力，从而为其适应市场竞争提供实质性保障。

5结语

随着当前人们饮茶需求不断成熟，如今对于人们来说，饮茶这一健康养生的消费习惯日益被人们所认可。这对于茶叶企业来说，正是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其不仅有着庞大的消费空间，同时也正是其实现提升的关键机遇期。但是从我国茶叶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看，大多处于传统经营阶段，无论是其经营理念，还是经营思维，都始终无法突破传统思维。在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成熟背景下，茶叶企业必须将自身经营与市场发展相融合，尤其是要注重提升企业自身经营理念和品质内涵。

参考文献

[1]应福松.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意识及其培养探究[J].天津社会科学,2013(2):261-265.

[2]刘胜利.论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意识及其培养[J].法学天地,2013(15):61-65.

[3]高希华.企业管理中的法律风险意识及其培养探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4(2):153-158.

法律结业论文篇（2）

一、引言

在现代企业融资活动中，为了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一般把资本结构作为研究的重点，探讨资本结构变动对企业的价值及总资本成本率的影响，西方国家对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的关注较早，并在理论上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和历程，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流派。从早期的MM理论到权衡理论、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控制权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不论是资本市场的运行还是企业投融资结构的调整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相关理论回顾

在MM理论中，Modigliani和Miller(1958)认为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的汇集物，证券是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则在成本学说中提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将会返还给投资者，因为内部人可能牟取私利，融资行为以契约的形式赋予外部投资者对现金流的要求权。哈特认为证券的定义性特征是其赋予投资者相应的权利，投资者对企业提供投资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他们能在股权交易行为中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以上的研究都认为与证券相对应的投资者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却忽视了这些权利依赖于证券发行地的法律环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环境，使证券代表的投资者权利有所区别，法律制度及其实施的差异会导致企业资本结构的差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又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LLSV研究了不同法系条件下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法律起源及执法质量，及其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法律制度环境是影响一国资本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那些对投资者法律保护最为无效的国家资本市场最不发达。Modigliani和Perotti进一步指出，执法效果影响企业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并且与法律制度本身相比，执法效果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具有重要影响，有效的执法比法律条文和契约形式更重要。Booth,Aivazian等人则对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认为对证券市场价格的控制，以及政府的指导性对企业的财务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扭曲是常见的，如印度政府强制的最高利率导致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负债融资，而对发行股票价格的控制又迫使很多企业发行可转债以补偿股票低价发行带来的损失。

这些研究文献告诉我们，资本结构理论总是处在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之中，研究者们又从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角对企业资本结构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并证明了法律制度与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

三、影响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法律机制分析

宏观法律制度一方面由于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对投资者赋予的权利不同而影响了企业的治理机制。前者所赋予企业的外在金融条件和后者所具有的企业利益主体的市场行为，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财务行为，并最终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国正处于转轨经济体制中，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政策和制度起着主导作用，企业的财务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对企业资本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主要包括证券法、公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充分，法律的完备性和执行方面也存在诸多缺陷。《证券法》实施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证券法》关于投资者集中持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利益，但对投资者诉讼的规定未明确化，对大股东掠夺公司，进而掠夺小股东的利益方面未作详细规定。同时，《公司法》中对大股东监督权的重视程度不够。与《证券法》和《公司法》相比，我国的《破产法》则存在更多问题，破产机制和推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从现行的破产程序看，行政色彩浓厚，政府程序取代了法律程序，国有企业的破产操作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破产程序，由于市场规则和债权人无法介入，破产往往成为负债人逃避负债的手段，债权人利益严重受损。破产机制不健全必然导致上市公司难以树立风险意识，负债水平居高不下，也助长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致使公司绩效与负债水平负相关。《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向企业投资，使银行不能通过持股和控股对企业形成约束，银行的负债治理机制难以形成，致使银行对企业庞大的信贷资金具有极大的风险。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更为广泛和复杂，既有用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模型能解释的一面，更有模型之外的宏观经济、法律、制度要素在起作用。从法律视角研究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机理，突破了以金融系统为逻辑起点的局限性，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思路和现实背景。要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并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本资源，需要完善《证券法》等相关法规，规范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行为，形成对投资者有效保护的法律环境，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便捷性和经济性，提高证券市场监督强度和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职能，优化企业的融资环境。 同时，还应该提高执法质量、执法效率和力度，因为执法效果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具有重要影响，有效的执法比法律条文和契约形式更重要，仅有完善的法律体系，而缺乏有效的执行和监督，就不能把投资者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Modigliani F, Miller M. The cost of capital ,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8(48):260～287

[2]Jensen M,Meckling W.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 : 305～350

法律结业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传统模式运行现状分析：“法学院”内毕业论文存废之争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一直受到媒体与学界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热点话题。而《光明日报》在2012年5月7日、8日和18日分别刊载《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可不可行》、《本科毕业论文存亡不应一刀切》、《毕业论文应加强而非取消》三篇文章，则直接让这一场“存废之争”白热化。相比其他人文社科专业，法学教育天然具有学术研究性和职业技能性双重性特点，则直接导致各大高校法学院将这场“存废之争”延伸到实践。

支持者认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取消，而是应该如何加强，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高校，同样不例外”。①但大部分认为毕业论文制度应该坚持，但应该改良，是“对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训练，它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与运用、逻辑思维、动手、写作能力”。②大部分高校法学院实践中也持这种态度。取消者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下高校法学教育应该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视科研创新为生命的毕业论文与法律实践性和应用型培养目标相悖。悖论下毕业论文已是“人神共怒”，“与其目前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③2008年底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宣布取消毕业论文，以案例分析取代毕业论文。折衷者认为，应该对待毕业论文应改变原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改革传统毕业论文模式，适应法学教育对科研创新能力和职业应用能力的双重要求。代表性模式是武汉东湖学院法学院实施的“双轨制”。

正如有学者言，孤立地争论毕业论文的“存”抑或“废”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毕业论文只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一环，任何脱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争论都是空谈。换句话说，如果毕业论文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则应该坚持加强；反之，则应该改革甚至取消。高校教育大众化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分化。独立学院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其法学教育定位为培养法律实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相比研究性法律人才，应更重视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至于传统毕业论文模式是否可以适应独立学院法学教育的需要，笔者以为将模式放到独立学院培养目标下重新评析至关重要。

2 模式创新的必要：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评析

2.1 与培养目标不合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本科办学的新生力量，更多是依母体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托建而成。然相比母体的法学院系“研究型”或“高端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独立学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却存在本质的差异，更多应定位为“普通应用型”或“高端辅助类”法律人才，具体包括基层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律师助理、司法执行人员以及在公司企业等其他机构从事法律业务的人员等。显然应用型培养目标下，各独立学院法学院专业应该强调的是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即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照搬母体院校模式强调学术创新能力。故视学术创新为生命的传统毕业论文模式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合。也正如有学者言：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要求，说到底是对大学培养不同人才的要求，需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大学定位，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毕业论文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④

2.2 与重实践理念不合

毕业论文属于学术论文范畴，学术论文“不是写出来的，是做科研做出来的，不进行科学研究写出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⑤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不能一蹴而就，“不是毕业论文写作一门课程能解决的，不是指导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⑥而是需要大量的“前伸性”工作，即把撰写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科研能力培养拓展并延伸到整个法学教育培养过程，在日常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应重视对学生科研理论创新能力的培养。显然这种能力培养理念，是与传统“研究型”大学“重理论”教学理念相一致的。而随着“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独立学院教学理念由传统“轻实践”转变为“重实践”已成趋势与必然。当下独立学院法学教育改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重在围绕“实践性”展开，突出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决定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质量。总之加强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显然不是毕业论文所强调的科研创新能力。

2.3 与学生智力不合

独立学院生源特点是独立学院“独”特性之一，与普通高校招收的“一本”、“二本”学生相比，他们在基础知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传统毕业论文模式的目标定位上显然还是按照“一本”、“二本”的生源特点进行要求与设定，以此来指导独立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势必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打击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能感到力不从心。正如有学者言，“几乎所有高校都要求毕业论文具有创新性。其实“创新”别说对大学生，对我们大学生的老师一生也未必能完成几个。我们可以鼓励创新，但不能把社会对高等教育中拔尖人才的期冀当成大学本科生的基本目标。”⑦笔者以为，忽略生源特点地强调毕业论文创新，强调“教育公平”是不切实际的，毕竟不可能让所有大学生都写出有创新、有学术价值的毕业论文。

综上所述，传统毕业论文模式难以适合独立学院法学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必须对其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构建一套更强调应用型和实践性的毕业论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3 模式创新的途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构建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将学生毕业设计与法学专业学生在司法机关、律所的毕业实习结合起来，围绕实习过程中接触的经典案例，采用案例选择、文书设计、模拟审判、案例分析“四步走”模式。相比传统毕业论模式，实践性是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的灵魂。一方面，强调整个设计以具体案例为中心，要求学生从原告、被告、法官等多种角色的视野去阅读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案例中发现的问题，目的性强，有效地避免脱离实际的倾向，真正起到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另一方面，强调把设计与毕业实习结合，突破往常“闭门造车”，要求学生在法院（或检察院、律所）实习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提高了毕业实习质量，也加强了“法律人”素质的培养。

3.1 案例选择

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强调对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核。按照这一模式，不仅对学生实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教师的指导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案例选择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所选案例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将直接决定整个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相比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中案例选择注重专业性、典型性、现实性，以达到紧扣专业课程教学具体内容，解决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氛围的目的，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下的案例选择考虑综合性、疑难性、不确定性三个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综合考核。

其一，综合性。毕业（论文）设计是对法学专业学生四年法学知识与技能学习的整体考核。我国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先生认为，法律人才需具备三个要件：一是法律的学问；二是法律的道德；三是社会的常识。所选择的案例涉及的知识应该有一定的跨越度，可以学科之间有跨越，也可以部门法之间跨越。其二，疑难性。过分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觉得容易，无法激起学生毕业设计的兴趣，也容易导致整个设计模式“走过场”；但是太难，又容易导致学生无所适从，整个模式停滞不前。所以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选择案例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度”，合适的案例应该是能让学生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后，运用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解决案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其三，不确定性。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要强调一律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正如一位美国法官所说“我们能够做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有终审权”。案例的不确定性能为学生多重视角、多角度分析案例埋下伏笔，便于最大限度激活学生的思维并进行考核。

3.2 文书设计

法律文书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以其为载体所体现的司法直接体现法律的权威。在当代，法律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精密的司法技术，日益凸显其重要性。⑧故对这一技术能力的掌握，将直接体现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独立学院对法学专业学生文书设计能力考核时，笔者以为应该强调文书设计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其一，完整性。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文书设计阶段要求学生对整个案例所涉及的诉讼文书进行设计，因此对学生设计文书进行考核的第一个要素就应该是其所设计文书是否完整。而一个案例所设计的文书是否完整，又直接取决于案例的性质与案情需要。指导老师在指导时应该把握好，也为指导老师对法律实务能力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二，规范性。文书设计的规范性，一方面体现在格式规范性，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有不同的格式要求，此点较易把握；另一方面体现在文书语言规范性，此点更难把握，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文书用词规范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考核：表意准确、质朴庄重、严谨意赅、逻辑严谨。⑨

3.3 模拟审判

通过模拟法庭进行模拟审判一直高校法学专业提高学生法律实务应用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学实践性课程教学的重要一环节。模拟法庭被定性为高校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场”，从“法学院到法院的桥料”。但是相比模拟法庭，除了在角色分配、开庭程序等相同外，毕业设计模式下模拟审判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上：其一，案例的二次选择性。毕业设计模式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自己实习的单位进行案例选择、文书设计，但对模拟审判案例进行选择时，要求指导老师在学生提供的案例进行二次选择，依据指导的人数在本组指导学生提供案例中选出一两个更典型、更能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能力考核的案例进行角色分配和审判。其二，审判的“实战性”。相比传统模拟法庭教学，更多是围绕教学需要（尤其是诉讼法教学），重视附着在“法庭审理”的“程序性”上面的“表演性”，设计模式下的模拟审判，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整个庭审程序，还更强调对学生法律审判实务应用、应变能力的考核，故应该重视过程的“实战性”或“对抗性”，而毕业设计案例选择环节要求案例的不确定性，也为“实战”预留了空间。

3.4 案例分析

模拟审判的结束并非意味整个毕业设计的结束，还要求学生根据选择或参与的案例选择角度进行分析总结，一方面考核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更深入地学习、研究法律知识，提升法律实践技能，具备现代法律人素质。而根据选取的角度不同，案例分析可以包括评述型、分析型。

其一，评述型。这种类型要求学生从案例选择到模拟审判的整个过程自行评述总结，如案例的选择是否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疑难性，文书的写作是否规范、案例审判时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辩论是否有理有据、运用法律是否得当等等。肯定成果，指出不足，启发以后更深入地学习，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法律实践技能。其二，分析型。学生在围绕案例进行毕业设计时对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把问题挖掘出来，结合专业深度讨论，提出观点。这一类型不仅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还强调观点创新，要求学生有创新思维。分析型一方面适应了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学生能力“多元化”的需要，部分学生经过四年法学知识学习后具备一定理论创新能力，甚至考上了研究生，即将跨入“研究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型案例分析为这部分学生毕业考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传统毕业论文模式进行改革，追求“一元化”、“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出现多层次性、多类型性、专业差异性，因此，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和形式，也应“因校制宜”、“因业制宜”。独立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决定了其毕业论文模式考核指标的“应用型”。法学专业案例型毕业设计模式的提出和构建，为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建议性的尝试。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2011年高等学校“高校独立学院毕业论文模式的改革”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XJG-11-86-11）

注释

① 巩建闽.毕业论文应加强而非取消[N].光明日报，2012-05-15：002.

②③江胜清.论“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对当前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的影响[J].宿州学院学报，2012.27（4）：93-96.

④ 郭立场.本科毕业论文存亡不应一刀切[N].光明日报，2012-05-08：002.

⑤ 杨晓旗.论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下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关于当下本科毕业论文现状的反思[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8）：6-7.

⑥ 汪涛.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提升的路径分析——以襄樊学院法学专业为例[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1）：118-121.

法律结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166 ― 02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经历了一个跳跃式发展的阶段，期间关于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学术型”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为核心一直存在争议。由于培养目标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方案与计划，进而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发展，因此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同层次的学校，应根据学校地域特点、目标定位等具体情况合理确定人才培养类型。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及其对地方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影响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

应用型人才，是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的实现途径应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其反映在法学教育中，形成“应用型法律人才”。对此，笔者理解为“具有足够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法学知识，具备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职业技能，能够适应不同类型单位的法律实务工作并且具有较强的法律伦理和职业道德的专门人才”。大多数地方性高校的师资、实习机会、硬件设施等教学资源极其有限，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寻求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学校不仅可以形成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也能使学生的素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防止出现毕业生所学非所用或者无法与用人单位要求对接的尴尬情况。

（二）“应用型人才”与实践教学

从上述“应用型人才”的内涵来看，其必然与法律职业教育紧密联系。实践性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目前各高校常见的实践形式包括各种类型的实习、毕业论文、案例研讨、职业实训、模拟法庭等。通过实践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形成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后两篇）

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解决法学专业知识与实际应用能力相结合的问题。教育部、财政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要求各高校要加强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计划中的比例，增加实践课程，加强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可见，完善法学实践教学是为法学学生奠定扎实技能的基础和主要方法。也是顺应时展，解决法学教育困境的有效措施。

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国外一些法学教育比较先进的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的德国（设置两年左右的实践培训）和日本（司法研修所内设置16个月的实习），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国（为期两年的职业训练和实习）和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其法学实践教学形式大多体系完整，逻辑严密。

上述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法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有丰富的借鉴作用。实践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因而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应具备系统性。这一原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

第一，各种实践环节的设置应杜绝任意性和随意性。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需要事先对实践教学体系充分论证，进行整体设计，在相对完整的教学周期内按计划完成各种环节。当然，一个完善体系的形成总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适当遵循灵活性，满足学生需要。

第二，各个环节之间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来安排。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不同，对于其能力的培养、考查就应设计不同难度的实践教学活动。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分层次、递进式的设置实践环节，既能使学生接触到多种类型的实践方式，又能使学生在运用知识和转换思维的技能训练上有足够的空间一步一步提升。

（二）全面性原则

美国首法官霍尔姆斯曾经说过：“法律不是逻辑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积累。”实践教学通过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动手、动脑能力有所增强，获得法律实务经验。因而经验积累的过程就需要尽可能多的采用丰富的形式，为学生搭建全面的学习平台。一方面，这样的平台既包括理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实践活动，又包括专门的集中实践环节。另一方面实践类型上应涵盖观摩、模拟、亲身参与和科学研究等多元化形式。观摩（参观与旁听）能够使学生感受法律职业的魅力，加深对这个专业的理解，提升学习的兴趣；模拟（模拟法庭或者模拟法律诊所）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于设计好的场景，初步体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标准流程；亲身参与则使学生直面社会，这个过程能够弥补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之间割裂的部分，进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三）伦理性原则

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经常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者如果缺失伦理，不仅会损害其个人利益和形象，更是对法律职业群体形象的抹黑。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灵魂，法律知识和技能是工具。因而，在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贯穿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

三、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本科阶段的法学实践教学在不同学期可以选择以下形式：

（一）观摩类实习与直接参与的实习

实习类环节是实践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可以分为观摩类和直接参与两种。观摩类实习包括旁听法庭审判、参观司法机构、监狱等场所。这类实习具有直观性，适合刚刚接触法学专业不久的学生，既能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法律职业，同时又能给他们冲击性和新鲜感，初步培养对法学的学习兴趣。但是观摩类实习获得的多为间接经验，学生要想获得第一手的直接经验，则需要亲身去接触实务工作。因而在观摩实习之后，需要将学生安排到各种法律机构和部门，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和律所等，增加面向社会的机会，参与一些较为简单的法律工作。

按照系统性规则，两类实习循序渐进，观摩类的安排在第三学期较为合适，直接参与类因为需要更全面的法学知识，适宜安排在第五至第七学期。

（二）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

模拟法庭是目前法学院常用的实践教学手段，而模拟法律诊所则是今年来新兴起的源自于美国诊所教育的教学手段。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通过模拟一个案件的解决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的法学知识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使学生得到较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训练。区别则主要是模拟法庭更注重法庭审判环节，学生根据自己的角色集中锻炼在出庭过程中需要具备的能力；而模拟法律诊所则使学生经历从接受案件到审理案件最后得到判决结果的全部过程，从如何接受客户委托开始，到研究案件过程，确定诉讼策略，搜集证据，最后准备法律文书以及开庭表现等，甚至包括如何调解与请求执行。除此以外，模拟法律诊所是以律师身份为视角，所锻炼的能力为律师事务技能，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贯穿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

模拟法庭与模拟法律诊所都非常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思辨能力、表达能力的锻炼，并适宜同时展开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学生要求较高，适宜在学生学完基础性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及文书写作课程之后开设，建议设置在第五学期以后。

（三）学科竞赛

学科竞赛既是竞赛，又是教学方法，其之于法学教育的意义今年来不断受到重视。法学学科竞赛常见的有专业辩论赛、模拟法庭大赛、公诉人（或者律师）辩论赛等。上述竞赛形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临场反应能力，同时在专业技能上，学生需要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以专业知识论证自己的主张，因而能够起到巩固和扩展知识的作用；此外，法学学科竞赛一般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在比赛过程中学生还需注意自己的沟通、协作和交流能力。通过一个完整的竞赛过程，既检验了学生对于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又锻炼了写作、表达、反应能力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技巧，对于提升人才整体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科竞赛能够全方位的锻炼学生，因而从进入大二开始，采用不同形式进行连续训练，可以将其设立为集中实践环节，也可以围绕比赛设立课程或者围绕课程设置比赛内容，使学生习惯于竞赛的氛围，提升自己整体素质。

（四）论文写作

法学教育面临大变革的今天，很多人认为论文写作培养的是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与“应用型”人才主要培养 “实践能力”的目标相悖。事实上，法学论文写作通过对一个论题的研究，首先锻炼的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不再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对资料搜集、整理、筛选；进而培养学生需要以所学知识结合资料，进行深度延展，以充分的论据说明问题，阐述解决问题的建议，同时锻炼了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因而，论文写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实践教学设置上，论文写作可以包括课程小论文、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学年论文在整个教学环节设置中位居“承上启下”位置，通过“课程小论文”的前期训练，使得学生积累一定的研究意识，再通过“学年论文”的撰写平稳过渡到毕业论文的撰写。

四、实践教学的实施保障

实践教学作为一个系统的过程，除了围绕学生能力培养设置各个环节外，对于实施过程中的保障措施也不能忽略。

第一，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前者如法院、检察院、仲裁机构、法援机构、律所等实务部门，是锻炼学生直面社会和运用法律知识的最佳场所。加强与实务部门的交流与联系，除定期将学生派往实习基地外，还可邀请实务部门的高级人才担任实践课程的指导工作，从而实现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后者则主要指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对于实训基地的使用，一是不断完善设施设备；二是制定实训基地的规章制度，防止使用的随意性；三是提高实训基地的利用率，特别是可以对一些非诉讼法律行为进行演练。

第二，同时，实践教学要想得到预期效果，必须加强过程管理，设置科学可行的评价标准。在实践教学中，除以学生为主体外，教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水平的同时，对实践过程加以管理，使教学运作更加流畅和具备实效。在环节结束后，通过考核学生参与程度、水平、对实践过程的提炼总结，综合评价学生表现和教学效果，既能刺激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又能为实践教学的开展和完善提供经验积累。

总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作为地方型本科院校，需要寻找适宜自己客观情况的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并完善各个环节的设置、运行、考核评价等工作，提升所培养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走出法学教育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史卫民.比较视角下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完善〔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

〔2〕欧阳爱辉，马柳颖，罗万里.应用型人才培养视域下的法学实践教学基本原则.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1）.

法律结业论文篇（5）

法律职业化的特征是法律职业的专业化、精英化、专门化。法律职业需求对我国的法律教育方式的选择是决定性的作用。

1.2教学内容以人文性结合专业性

法律教育的形成受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各国法律文化都影响着我国法律教育的方式、目标和途径。比如美国就将培养职业律师作为法律教育的最根本目的。所以，对于法律教育来说，法律教育内容除了书本中的基础性法律知识，还应着重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法律人才。

1.3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我国着重在于系统理论性、成文化，使得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通常都是以讲解教授为主，主要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讲解。这种教学方法虽然理论扎实、条理清晰、分析细致严密，但是脱离实际的教学，枯燥乏味。这种忽视法律实践性特征的教学方式，使得很多毕业生缺乏法律实际工作技能，使毕业生无法胜任法律职业性的工作要求。在实际的法律教学中，应该大力开展各项法律实践活动，加强实际生活中的案例分析教学，例如诊所式教学或者裁判案例教学，在实践中，加强学生的法律知识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法律实战技能和法律思辨能力。

2对当前法律教育的思考

2.1法律教育应融入法律职业化教育

从法律教育的发展历程看，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有着密切联系。首先，法律职业是在法律教育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律教育培养了法律工作者的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律职业素养；其次，法律职业化也为法律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法律教育内容做出了规范性要求。法律职业化教育融入法律教育之后，会促进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增加法律教育的实践性内容，增加法律毕业生就业砝码，使法律专业毕业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2法律教育应走向国际化道路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国的法律教育也应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法律界频繁的国际往来与交流，促使我国的法律职业教育快速走向国际化道路。在国际上，对法律职业的高端要求慢慢减少，要求法律从业者的专业知识要符合新时期的发展趋势，要求法律从业者有长远眼光、国际视野、专业的法律技能、处理国际法律问题的专业能力。为更好的适应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法律教育应该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法律人才。在法律教育中，融入信息化的实践经验，敢于创新，创新法律实践活动，走进国际大环境。

2.3师资队伍建设应该注重学历加学识

这些年以来，我国的高校师资队伍学历在不断提高，新增很多博士学位的老师，高学历老师对于其他专业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条件，但对于法律专业来说却不是充分条件。博士生从本科到博士，不可否认理论知识一定很强，这也造成博士生在授课时，着重教育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实际法律实践技能。法律作为实践性强的学科，如果只是一味的重视理论，忽视实践教育，对于法律学科的毕业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法律专业毕业生最终是要走向社会，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就无法正确处理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法律案件。

2.4法律教学内容应该具有实践性

法律教学应该以解决实际案件为导向，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是一味的阐述法律知识和理论，那么学生了解最多的也只是书本知识而已，无法掌握法律精髓，遇到具体案件时，往往找不到着手点，这就是教学内容过于古板的结果。所以，作为现代的法律教育应该在授课内容上注重法律实践性，结合当下热点案例，让学生进行探讨分析，从案例中，带领学生掌握法律理论蕴含的法律技巧，让学生知道如何正确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案例。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促成法律职业化的培养模式，培养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工作者。

3法律职业化教育的方法

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进行实践性教学，加入职业化教育内容，利用音频和视频结合的方法，增强生动性和吸引力。对于法律实践可在校内建立模拟法庭、专题讲座、法律诊所等形式，让学生成为“校内律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进行实地观摩，增加学生对实际案例的实践经验。

法律结业论文篇（6）

首先，自己对法律顾问和律师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一些反思和收获。

(一)诉讼业务方面

积极、主动、独立主办案件十多起，总标的额数亿元人民币。

案件涉及建设工程、联营合同纠纷、合同纠纷、借贷纠纷、劳动纠纷、劳务承包纠纷等领域，涉及法律部门众多，有些案件甚至触及法律边界和法理争论点。置业顾问年终工作总结个人对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分析归类，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法律理论知识、诉讼技巧和实践经验(包括中外经典的诉讼案例实践和技巧)，不断设定策略和变换策略，以便使对方进入我方的辩护思路，使审判法官的思路和自己的思路融入一体;在诉讼过程中，有规律地应用相关证据和事实，有策略、有步骤地进行辩护(起诉)、举证、质证、辩论和法庭总结，使案件的走向与自己预先设想努力靠拢，达到预期的结果，为企业挽回损失和创造法律利润。

在诉讼业务中，也很重视谈判和调解，以便达到无讼解决纠纷的境界，努力打造和谐企业，努力为社会的和谐做出积极的贡献。

案件结案后，认真思考总结，包括纠纷的原因，企业操作中存在的风险点，并向企业提供相关的意见及建议，也包括自己办案过程中的成功点和不足之处，常写一些案件体会的思考。这样使企业在法治企业的进程中不断成长，也使自己在法律顾问(律师)的生涯中不断成长，展望双赢的蓝图。

(二)合同管理方面

2012年以来，审核了大量合同，总计150多份，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近400条，合同总标的额近9000万，有力防范了合同风险和防止了由于合同可能带来的损失。

首先，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协商，制定、规范了合同审核、审批流程，从程序上防范由于不规范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比如说合同会签应该有哪些部门会签，流程顺序如何安排，有谁来签字等。在合同管理流程规范方面，最突出的是相关要害部门和法律顾问，要在正式合同的草本上签字确认，防止合同形成过程中合同篡改或责任不明确的弊端。

在合同审核过程中认真负责，从合同的方方面面周全地考虑，逐条地审查，提出相关有效而又操作性强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尽管有时工作量很大，但也不得有一点马虎，审不完的合同，有时加班或带回家去审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把好和同关，为企业最大限度地消除风险和挽回可能发生的损失。

(三)积极参与商务谈判

在法律顾问工作过程中，积极参与多起商务谈判，并结合实际和管理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和建议，为商务谈判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谈判之前，积极搜集谈判对方的资质、信用、资金、业绩以及前景预测等信息，并规划谈判的步骤和策略。在谈判过程中，有力地应用双方(或多方)的利弊以及心理特征，及时调整策略和方法，以便达到双方(或几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以便促成谈判，达到双赢，形成合作伙伴。

谈判之后，认真总结经验及不足，以便在将来的商务谈判过程中更进一步。

二、 学习与实践

法律顾问(律师)工作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 在工作工程中，坚持每天学习理论知识，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包括法律理论方面尤其国内外知名专家论文或论著的学习，并积极应用于实践，检验于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及时调整和总结，把实践过程中的心得、技巧、策略和方法，提升并融入到相关理论和法律法规，使之升华到理论高度之后，又加深学习和理解了相关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法规，形成了在实践中再学习，并用于指导实践。

坚持每天学习英语知识，阅读大量的英文资料，尤其注重合同和法律专业方面的英文学习;坚持每天看CCTV英语频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为企业需要的、能处理国际商务的法律顾问。

三、 缺点与不足

有时候在工作过程中过于强调原则，过于较真，表现为处理事情有时不太灵活，今后需进一步改进。

法律结业论文篇（7）

一、“贤人政治”与西方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功构建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的贤人治国理论甚至常常被拿来与孔子的旺天下比较。然而近年来，有人认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理论是一种空想，在今天的中国无任何实践意义。

笔者认为，柏拉图“贤人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主义”的最早渊源。由此可知，“贤人政治”并不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贤人政治”的理论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的时代。柏拉图在理念本身的逻辑推演中建构出“贤人政治”。具体到今天，尤其是具体到法律职业共同上，“贤人政治”的意义愈加凸显。当今时代，知识和职业愈加细化。科技从未如此清晰地渗入人类生活，职业的专门化和技术化成为一个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从精英政治的角度解读柏拉图的理论具有现实意义。于是，社会职能与知识科技的有机结合使得社会职能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应运而生。而职业化与专业化意味着精英化，其中法律人抑或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求精英化的趋势可能凸显突出。

第一，柏拉图的“贤人政治”认为“贤人”即“哲学王”如果要做一个好的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即“知识即美德”，而这一点又唯有当他结合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到。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政府，那么他们将会不可避免地败坏政治。联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看，所谓职业是指需要大量的、专门的训练和学习才能胜任的行业。法律职业是指专门从事法律适用、法律服务工作的特定职业，是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一种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应当是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且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即“法律职业者”。从狭义概念而言，法律职业共同体包括以法律活动为专业和职业的群体，主要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从职业利益的角度，法律职业者是经济人，是利益共同体；从职业精神层面，法律职业者具有共同的伦理、目标、价值观、心理倾向、阶层感、归属感、荣辱与共感等，是伦理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意义共同体。由此可见，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柏拉图的“贤人政治”都意味着经过专业化训练的职业化与精英化。

第二，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建立在本体论上，毋庸置疑，他的思想必然有空想的成分。但是仅从它的概念上看，精英治国的思想在他的理论上已经有所表现。但在当时的希腊，无论其经济状况还是政治现实，都不足以支撑他的理论变为现实。而作为近现代产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一种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共同体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因素，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况。

从政治因素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导致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提供一定的条件。十七八世纪，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此时，市民阶层的力量真正形成，国家权力从市民阶层中撤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这为法律职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动力。国家行政权力受到制约，与此同时，司法权有了独立的地位。法律分工明显，法官、律师产生。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人经过职业培训，法律的专业群体形成，并且随着法治精神的泛化，法律职业团体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群体。除此之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还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法治文化法治观念的形成或法律信仰的养成。从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看，法治社会是与市民社会互为表里的，而法治文化则伴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而产生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二，法律专业知识体系的形成。法律职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职业，就是因为它有自己高度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有自己专门的概念、术语、范畴，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表达方式。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独特的专业知识体系之上的。

贤人政治在当时不能实现，有其时代的历史原因，经济政治条件不具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经济与政治的进步，并伴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贤人政治”被社会的需要与应用成为可能或已经实现，尤其是在法律职业领域，西方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表现出来的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诠释“贤人政治”的理念，这一切对于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二、“贤人政治”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使“依法治国”、“司法独立”的口号，我们也是耳熟能详。最有趣的是，现在各个大学的法学院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无论有没有经过专门的法学训练都越来越热衷于参加司法考试。急剧增长的势头与现象的出现可谓喜忧参半。

可喜的是统一司法资格为我国鱼龙混杂的法律界提供行之有效的筛选机制，统一司法资格考试是精英司法梦的产物。但是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认为：“令人忧虑的首先是教育机构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教育管理制度本身所存在的多头管辖的问题，加之没有来自法律实务界对教育的约束，致使一段时间里设立法律系、招收法律专业学生变得很容易。不少新成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并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其次，学生数量过多，很可能甚至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法学毕业生质量的下降又会进一步损害司法的品质和本来就不尽如人意的司法声誉。”[1]就中国目前的司法考试本身来说，其考卷主要考的是法律基本知识，有现成法典的，尤其是对于法律条文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司法考试考的都是“记问之学”，只要肯下工夫记忆和理解，就可以说司法考试并不难[2]。因此，在微博上曾有人调侃，司法考试越是学历低的反而越是通过率高，博士生基本都考不过去。这当然是一个玩笑。由此可以深思，司法考试本身并注重其思辨性，答题时思虑过繁反而南辕北辙。可以说，司法考试看的是结果，而不注重于思维逻辑的训练。作为合格的法律人才，法律逻辑思维的培养是这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种只考基本法律知识的机械记忆力的考试完全考不出应试者的法律职业伦理。对于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来说，法律职业伦理的具备比法律知识的记忆更重要，因为法律知识是机械的并且总是有据可查的，而法律职业伦理可以说是一种法律人的共同信仰，信仰是需要长期教育、学习、训练才能形成的共同意识。

如上所述的现象的出现，并不能促成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建构，甚至可能阻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真正形成除了要考虑历史和国情的因素外，也要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本身的性质与特点。简单地说，法律人或法律职业共同体自身的社会职能决定其是社会精英属于精英阶层。英国大法官爱德华・柯克曾说：“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3]也就是说作为法律人即能力最强的少数人的精英是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的，而这种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司法考试号称是中国第一考，但是这种考试过于注重机械记忆而没有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即使通过率较低，不能说明选拔的人才就符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要求。这种机械记忆的考核过程，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完全相悖。

面临如此困境，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模式，因为我们的司法考试制度其实也是来自日本抑或说是欧陆的舶来品。而且日本这个国家在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方面既有德国法的长处，又深得亚洲文化的精髓。季卫东教授曾提示，日本的法律职业考试，从某种角度上和中国的科举考试有相似之处，通过考试的人会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当然，日本的“在野法曹”和“在朝法曹”实际的地位和作用力都不一样。和字面意思相同，在朝法曹是指法官和检察官，在法律制度的运作当中，在野法曹也就是律师的影响力是远不如前者的。

但是除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外，他们还有完善的研修制度。即使是考试本身，也分为两部分。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又被分为综合选择笔试与论文笔试两部分。所谓论文完全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期刊的标准要求，对问题进行详尽的论证。即使是法学本科毕业生也要下大工夫长期自学，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无论多少人报考，录取人数在早期都稳定在500人左右。

司法研修制度是最高法院下设的司法研修所，所有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必须进入这个研修所进行任职前的训练，12名法官分别担任五门课程的教职。以前的时候是要两年，现在已经改成一年半。入所之后，首先是所内的初始训练，然后是实务研修，类似于实习，在法院、律所、检察厅实习后，回到研修所再进行研修训练，最后还有非常严格的结业考试，同样包括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合格者才可以从事法律实务。

日本的研修制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法学院的本科学习抑或通过司法考试只是一个基础的入门，要成为真正的法律人，长期的学习和训练尤其是法律实务的训练是必需的，这就需要建构一种类似日本研修制度即一种入职前的严格的培训与精准的筛选模式。这种近乎严苛的层层选拔与训练结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即“贤人”的产生是在选拔的基础上结合道德与知识的长期训练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把“贤人政治”抑或“精英主义”的观念引入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法律结业论文篇（8）

工作过程一般解释为在某个用人单位完成一件任务并且通过任务的完成获得工作成果的一项完整的程序。在工作过程导向思想的基础上，对现实的法律教学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实际的工作过程导向在法律教学当中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具备实际工作经验，对高职院校法律的学习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主要阐述在工作过程导向体系下高职院校法律教学的各种创新改革。

一、工作过程导向体系下法律基础课程的改革目标

（一）知识目标

学习法律的首要目标是学习怎样做人，掌握好社会道德规范并且亲身实践，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懂法公民、职业法律人。首先，正确对待自己的人生大事，如学业、事业、婚姻、爱情，并且能很好的解决自己的人生大问题；其次，对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有深刻的理解，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法律观念，知法、懂法、不犯法，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好公民；对我国的法律有正确的概念，合理的利用法律，实行自己的权利，自觉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

（二）能力目标

把法律教学作为基础，根据大学阶段的学生成为规律，有效利用各种法律知识，引导学生自主的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让学生具有适应、抗压、生存、生活的能力，提高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利用能力，增加他们的自我约束力、是非判断力、引导示范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自主的利用法律对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解决，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正义感，义务感和社会存在感。

二、工作过程导向体系下法律教学的课程创新思路

（一）以模块为单元

将传统的法律教学进行改革，主要是针对学生在进入社会、职业当中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将法律教学大致分为五个不同模块，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以学生将来实际就业问题为目标、学生为教学主体的原则合理的设计教学课堂，让其贯穿整个课堂中，从而实现了教师作引导、学生作主体的教学模式，重点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以体验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坚持理论与实践互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不盲目的传授学生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经验。所以在教学当中我们应该坚持“基础和理论结合、听课与体验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原则。利用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法等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法律知识有所提高，还让学生对实际的法律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和体验，更加强了学生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能力。

（三）把理论联系到社会

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学习法律并非只学习其知识，要学以致用。在实际的教学当中，不要只靠口头的陈述，要时刻提醒学生把法律联系到社会实践和自身之上，根据法律的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准则。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着重考虑现今社会对学生全方位的素质的需求，深入社会进行考察、探究、实验、结合社会的需要对课程进行合理的改编与创新。把理论知识的讲解精简化，注重实际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同时引导学生把自身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真正的达到学以致用的程度。

三、工作过程导向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法律课堂的改变与创新

工作过程导向的实践课程体系是一个不易实现的教学目标，它具有非常强的职业性，并且同时拥有科学性。具体的操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重构课程体系。在传统法律教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职业岗位当中的实践需求重新构建课程体系。2.重组教学内容。打破传统的以理论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针对实际岗位中的需要，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目标，重新建立教学体系。3.转变教学方式。摆脱习惯性的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被动接受者的教学形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4.改造学习情境。打破原始的教学课堂情境，创造出适合法律教学的真实情境，尽可能的创立模拟法庭进行教学，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二）进行时常及行业调研，总结归纳核心职业能力

从实际社会发展和政府法律系统的构成出发，通过对法律行业的深入调查研究、与相关政法人员的交流探讨，对法律岗位职能有充分的认识，理解法律岗位职能所需要的职业核心能力要求，这些核心能力在教学中是培养社会实践能力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对新收取案件的检查技能；2.组合与整理案件的技能；3.送达回证的使用方法；4.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技能；5.原告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技能；6.被告对管辖异议的工作技能；7.被告提出反诉的技能；8.交换证据的技能；9.合理安排开庭时间；10.审前的准备工作；11.审判过程中的各种技能；12.制作评议笔录；13.校对裁判文书；14.录入和报结案件的技能；15.处理审结案件的能力；16.整理和总结案件的能力。

四、结论

工作过程导向的法律教学模式在我国仍然处于一个上升阶段，虽然很多高职院校已经有所实施，但是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地位和经济的提高，高职院校的职业教育也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探索与摸索的阶段，如何把理论教育与职业需要联系到一起是我国高职教育的重点，其中法律理论知识教育与职业工作需要的结合更是法律教学的重中之重，还需我们不断的去尝试与探究。

参考文献：

法律结业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209-02

在高校素质教育的模式下，作为法学核心课程中唯一的理论法学，《法理学》在培养法学理论基础和法学方法论上有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是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程的前提，也是进入法学知识殿堂的阶梯。而从实用角度讲，《法理学》还是考研综合课和司法考试综合课的必考科目。可见，法理学课程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已不需要详细论证。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理学理论渊源的单一性和法律文化的缺失、法理学研究的问题及其方法本身具有形而上的特性以及法理学课程内容的博大精深等原因，客观上增加了其教、学的难度，因而真正论及法理学课程的功能及其实效并不乐观。在倡导并推行素质教育的形势下，有必要阐明在本科法学教育中法理学教学的重要功能。

一、培养法律理念

就法律的研究与学习而言，法律理念的培养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法律理念是关于法的精神、思想或观念，其中包括对法律的信仰，是指导法律思维活动和法律知识运用的活的灵魂。法律理念首先是法的精神和灵魂。它是隐含在定型化、条文化的法律文本之中的，没有显现为具体条文的隐性的法，但它却有着比相对固定、确定的法律条文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对立法和法的实施都有指导意义，例如指导法官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可以说，一个法律条文的适用是否达到了预计的结果或实效，与具体操作者是否理解、掌握了该条文所体现的法律精神、理念并予以贯彻密切相关。法律条文传递的仅是字面含义，是表面现象，潜藏在法律条文后面的法理及法律的精神、理念才是支撑法律条文的灵魂。单纯依靠定型的、硬性化的法律条文很难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而法理和法律精神作为法律条文的灵魂则是活的法律，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能够应付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事实上，把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就是法律工作者将对法律条文与其背后的法律精神、理念的理解二者相结合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例如“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被认定为有罪”这一规则就体现出无罪推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同样重要、对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等理念。

因此，要想学好、用好法律研究掌握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不能仅限于法律条文本身，而是要探究条文之后的法理，追溯法理背后的法律精神。其次，法律理念还是法律的观念和信仰。法律观念是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态度；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崇尚和信服并以之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性要素。法律信仰是在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养成的以法律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法律观念的前提下形成的，是法律学人和法律职业者首先必须具备的专业品质。只有崇尚和信奉法律，才能养成自觉守法和维护法律权威的习惯，才能忠诚法律，并在需要时挺身而出捍卫法律的尊严。没有法律信仰的品格就不能成为合格的法律人。

理念与知识、原理不同。法理学教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在向学生传授法的知识、原理的同时，对其进行法律观念的熏陶，为培养其法律理念奠定基础。部门法学主要是传授具体的法律知识、原理与技能，法理学则是通过基本法律理论的传授向学生灌输法的正义与公平、自由与秩序等的价值、执法与司法的客观、公正的法律观念，培养学生的法律理念并最终促使他们生成法律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法学家拉伦兹的一句话也应该是一个司法理念，法官“除非有严重的法律不法之情形，其不得动辄基于法理念修改实证法。”

二、训练法律思维

关于法律思维，我国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应该说还没有一个通行的概念，但对于法律思维的存在而且应该是职业法律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形式尚有共识。本文使用的概念是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框架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就此而论，法律思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态度，即人们对法律现象的看法、评价，这是它形而中的一般功能；二是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即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所影响的认识社会现象的特殊方式，这是它形而上的抽象功能；三是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即对社会现象的法律解释、法律调整的具体措施，这是它刑而下的实用功能。法律思维也同其他思维一样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同样可以通过专业训练获得并形成熟练的思维定式。法理学不仅训练学生关于法律的理论思维，即透过法律现象和概念的表象分析挖掘其背后所体现的法律思想、理念和精神，而且训练学生根据法律的实践思维，即掌握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活动过程和规律性的特点，但侧重于总结它背后体现出的法理和精神理念，其目的仍然是为培养法律理论思维服务。

法律思维只依据事实和法律，在以实在法规定为大前提的情况下，通过推理寻找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事实和法律之间的联系。法理学训练学生的法律理论思维不仅适用于学习理论法学以解析抽象、宏观的理论问题，它对于部门法学包括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同样适用，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背后都包含着某种法的精神或理念，如果只看到法律条文的表面含义而看不到隐含在其中的法律精神或理念，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法律。

三、掌握法学方法论

简单地讲，方法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要选取的步骤、手段。理论上对于方法的系统研究就是“方法论”。所谓法学方法论，“是指对法律研究方法的研究，法律研究包括法学理论的研究和法律操作的研究，而后者又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法学方法应该是仅指法律方法即法律运用的方法。法学方法论近几年来逐渐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引起重视，目前相对通行的观点是，法学方法论包括法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法律应用的方法，其中法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又称法学方法，诸如阶级分析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而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思维、法律论证等又称法律方法或法律应用的方法。

上述法学方法并不是只对将来从事纯粹的法学理论工作有用，法学本科生掌握这些方法对他们在学校平时为完成学业的探究性学习、自主学习以及毕业论文的写作都有着工具性的意义。法律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它同普通推理一样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前者是从一般到特殊，优点是由定义根本规律等出发一步步递推，逻辑严密结论可靠，且能体现事物的特性。缺点是缩小了范围，使根本规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展现。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优点是能体现众多事物的根本规律，且能体现事物的共性。缺点是容易犯不完全归纳的毛病。这两种推理方法在应用上并不矛盾，可以根据不同的问题结合使用而有所侧重或者选择单独适用。法律论证则是对法律推理的过程及其结论用语言形式表述出来，尤其要证明法律推理所得结论的正确性，这在一些法律文书中都能充分体现。

四、《法理学》功能的实现路径

法理学本科教学如何进行方式方法的改革完善，更好地实现培养法律理念、训练法律思维和掌握法学方法论的功能，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一条理性的路径。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被称作“一言堂”，由教师按照演绎推理的逻辑思路系统讲解知识，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控制课堂教学进度，保证按照教学计划完成教学内容。但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创新，被认为是学生被动学习的罪魁祸首因而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而笔者认为，对于本科生的法理学教学，坚持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仍然是必要的，它可以使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法理学知识，建立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学习法学方法。至于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则应该采取措施积极进行改革和完善。只有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进行更新，使教学方式方法尽可能地多样化，法理学教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功效。为此，可以着重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教师要研究教材和了解学生。完善的教材可以更好地为教、学服务。教师要对所选用的《法理学》统编教材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按学时需要决定取舍，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对学生的学习难点作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教学计划和授课方案。

法律结业论文篇（10）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法律结业论文篇（11）

前言：“热”现象、“冷”问题。

自1996年我国开办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以来，截止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开展了7次授权审批工作，全国共有8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日渐增多和培养规模的日趋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自然会成为培养单位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保证和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就更成为法律硕士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怎样通过教育成为“法律硕士”也就成为此系统内的核心问题和关键。基于此，笔者以自己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实践经验为鉴并放眼国内外，试图找出一条切实有效、确保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教育之路。

1.法律硕士是高层次的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中国的一个教育学上的概念。最初称“职业学位”，原意是指对经过某种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授予的某种职业性学位，并以此作为从业必备的资格条件。它是在结合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实际以及人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相关概念并予以“本土化”的结果，其英文译名是professional degree。根据我国教育界的权威解释，它旨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的训练，在专门技术上做出成果的高层次人才，所授学位的标准应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和对高层次人才在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学术上的要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首先，设置专业学位的耿业一般都是那些专门技术层次较高，有独特的知识领域并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专业技术职业；这种职业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学历起点，既要掌握本职业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技能训练。然而有些职业虽然需要较高的职业技能训练，但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如按摩师等，这些职业设低于术科的学位即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设置相应的专业学位。而我们常讲的“职业背景”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这种职业本身对专门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素质和职业道德方而有着较高学历上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一般要求硕士以上的层次；

(2)某一种专业学位通常与某一行业或某一职业岗位相对应；

(3)该行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面比较广，有的还与人类的生命财产关系密切。

因此，专业学位有着特定的职业背景并与某一任职和从业资格相对应，这是专业学位的一个特点。另外，从培养目标来看，专业学位教育还要求培养对象具有应用和复合有机结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即根据相应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和口径的要求，按照“学科群”或“学科领域”设置课程，而不简单地以某个一级学科，甚至某个二级学种来设置课程，旨在保持培养对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从培养方式上讲，专业学位的举办不是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垄断进行，而要求与对应的职业部门(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如法律硕士教育即是由国务院学位办、政法实际部门和法律院校三方共同组成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这一行业性机构进行统一指导的。可见，“专业学位”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律硕士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概念的一个教育学翻版。它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法律硕士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法律硕士教育自开办时起，即在“专业学位”这一概念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它方便地容纳了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并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制度化设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发展空间。所以，法律是作为专业表现出它的职业性的木质特点和要求，而学位则表现出它的学术理论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样，法律硕士教育就必须既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

2.法律硕士教育，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中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可见，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从教育的概念和理念出发，我们认为，法律教育是以法律素质为目标，培养“理实兼备”、能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特定意义上的法律人。它以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工作岗位为其直接的服务对象并促进其发展：它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重在“应用”、“实务”或“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方面，并在实施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予以体现。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或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典型的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广义上还包括公证、仲裁、调解、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教师等)一般统称“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因此可以说，法律职业的特定要求决定了法律

硕士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所言：“法学教育只有依托法律职业，才有生存的正当性。”只要社会需要法律，就要有维护法律运作的法律人，就需要提供培养法律人的有效机制。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培养职业法律人的专门机制。归纳西方的法律教育传统，大抵有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训练两个理念上的类型(Ideal type)：相对比较而言，前者的“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学校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因此。实质上，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层次较高的职业教育，而且这并不是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针对法律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缺陷，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并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下选择的产物。而事实上，培养任何高级专业人才的活动都存在着素质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惟有培养法律人才需要建立素质教育的概念，而培养医生、工程师、教师、商业管理者、艺术家就不存在素质教育的问题。正如霍宪丹教授指出，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概念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从纵向观察素质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要求，从这点来说，可以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一种素质教育，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另一个是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专业教育又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要求。从JM教育看，学科专业中的素质教育要求又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伴随职业生涯始终的长期过程。所以，法律硕士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它同时还必须完成素质教育的日的和任务。具体而言，它不仅要完成职业的品质塑造，又要完成相当的理论塑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而要实现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任务，即使其既具职业教育性、又具学位教育性，其最终和根本在于过程。

3.教育的过程性是专业学位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怀特海认为，过程体现为转变(transformation)和共生(concrescence)这两个不同的但又密切相关的环节。转变，即一种现实体向另一种现实体的转化，它构成了暂时性，因为每一个现实体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生则意味着生成具体，它构成了永恒性，因为在共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都是“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永恒的。因此，怀特海认为，教育要提供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最根本的是应提供一种“对现在的理解”。因为过去的知识只有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才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包含一切，现在是神圣的境界，它包含了过去，又孕育着未来”。所以，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在于过程，而教育的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教育的节奏上。根据我们的理解，教育的节奏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必须因时施教、全面互动。对法律硕士教育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节奏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教育者是主导、主动的，受教育者则是主体，却是被动的。而这一对对立统一关系伴随着教育过程的始终。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性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承载于制度之中。进而言之，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过程性是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而诉求的是蕴涵和承载着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制度。

3.1　“入口”量化录取制度。法律硕士的专业性和学位性要求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时，一定要考察考生的法律业务能力，又要考察学位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录取的考生的质量，为以后进一步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考生首先要参加全国联考，考试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线者，才能到学校参加复试，复试方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笔试主要考察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法律职业能力，而不是片面地考察考生对刑法或民法等部门法的掌握程度；面试与政治审查相结合，除了主要考察考生对哲学、经济学等知识的理解和洞察能力外，还要审查考生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等。上述每一项复试内容都按一定的量化标准计算出具体的分数，屉后按综合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该制度不仅能考察考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还能考察考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及其综合素质。

3.2　“双导师”制。法律硕士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培养模式和适应于该培养模式的导师群体。如果让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就像是以同一种生产模式生产两类不刚的产品一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基本上都是校内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担任。作为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其法学理论知识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法律实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法律职业思维特征却并不一定具备或厚实。为此，我院先后从当地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践部门中挑选出一部分具有一定法学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担任我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与校内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同组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群体，即“双导师”制。由这两类导师共同指导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法学理论学习和法律实务能力培养，不仅能提高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法学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能逐步培养他们拥有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特征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