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保健论文大全11篇

家庭保健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019（2013）12-0532-01

一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上海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的70名家庭保健员及其家属86人，共计156人。入选条件为愿意并有能力承担家人的健康指导，签署“家庭保健员志愿书”；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自身为或家庭成员为慢性病患者优先入选。

2培训方法：

以《上海市慢性病家庭防治知识200问》为基础，聘请接受过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培训的骨干作为师资，在家庭成员患病情况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培训。针对社区居民常见问题组织专题讨论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鼓励家庭保健员之间进行慢性病防治知识的交流；通过各种媒体宣传渠道，传播健康保健知识。最后由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负责人对家庭保健员进行考核。

3调查方法：

应用上海市卫生局统一配发的家庭保健员信息收集表，于培训前后对家庭保健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

二 结果

家庭保健员及其成员基本情况

家庭保健员培训前后生活习惯改变情况

家庭保健员培训前后生化指标改变情况

三、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疾病谱、死因谱正在发生变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成为公共卫生一重大问题。慢病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实施以健康促进为主要策略的干预活动，降低人群中慢病的危险因素，控制慢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通过高危人群和患者的早期发现，随访管理与规范化治疗和干预，控制病情稳定，预防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1-2]。

本研究结果显示，培训前后家庭保健员的BMI、收缩压、舒张压水平均有所下降， 在吸烟、体育锻炼、食盐摄入等生活习惯方面也有所改善。家庭保健员能够帮助促进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健康教育的深入和慢性病的防治。

家庭保健员来自于社区居民中，经过全科医师规范化的专业知识培训，能够掌握常见病防治知识和技能，能够负担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生活指导。家庭保健员是最深入、最基层、最直接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和的人员健康生活方式监督指导的非医务人员[3-4]，具有针对性好、作用时间长、说服力强、成本效益比低的特点，是医务人员防病治病工作极其有力的补充[5]。在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参与下，这项以充分社区动员、培养形式多样、家庭保健员管理规范为特点，以慢性病综合防治为主要内容，以家庭保健员带动全体家庭成员为模式的家庭保健员计划是非常有效的[6]。

参考文献

[1] 李燕丽.家庭保健员一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08，6（7）：786-787.

[2] 张育红，瞿平，梁晓霞.社区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浅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0，8（3）：78

[3] 柳敬东，徐会利.家庭保健员在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全科护理，2009，7（3）：741-742.

家庭保健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62-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我国在2000年底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人，将长期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生理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及良好的社会功能，只有三者达到完美状态才是真正的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对健康的需求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需求更加迫切。

全国政协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有85%以上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患有焦虑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约70%的心理疾病是由于老年人缺少精神关怀所引起。空巢家庭的老人和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在当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正式的、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存在不健全的现象，同时家庭养老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1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国外研究学者对老年人家庭支持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权利与协商论（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该理论认为老年人在家庭中对资源（财产、收入等）的控制增强了其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在提供支持方面讨价还价的能力，子女对父母丰厚财产的期待会促使其对老年父母各方面的关怀与支持；二是互助论（mutual aid model），该理论认为在家庭成员间存在着广泛的互助与各种非自愿的交换，这种互助与交换涉及很多方面，如照看孩子、做家务及物品与资源的共享等，老年人以交换来获取各种支持；三是合作群体论（corporate groupmodel），该理论认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利益共同性。父母投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等是一种长期投资，而子女对老年人的各种支持是对这种投资的回报或投资的收益。此外，国外关于老年人家庭支持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居住意愿、子女性别等方面。在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研究中，Stephen.WK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更多老年人愿意独自居住，家庭规模越发核心化，其接受家庭支持在逐渐减少；在子女性别的研究中，Silverstein指出，代际感情是激励女儿向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主要因素，而孝顺义务、合法继承和接触频率是激励儿子向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重要因素。

2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研究情况。国外学者关于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家庭关系等。Adams提出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作为一种积极的支持性资源增强个体心理弹性或阻碍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发展。Barron CR和Foxall MJ等人关于婚姻状况与孤独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独居老年人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独居者，这与独居老年人缺乏家庭温暖、家庭交流有关。此外，家庭完整是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的支持和基础，丧偶则是老年人经历的最严重的负面生活事件与负性体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其中，Burkanuser和Duncan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丧偶不仅意味着最佳家庭照料资源的缺失，而且伴随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在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Umberson提出，婚姻对男性老人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从配偶处获得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实现；对于女性来说，则更多是通过从配偶处获得心理慰藉及可能的经济支持而实现。此外，Kendig有关居住安排与子女赡养行为的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料，并且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的支持也更强，心理健康状态也较好。在家庭关系方面，Morris的研究揭示，家庭关系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

（二）国内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现状

1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家庭支持主要指家庭的其他成员为父母所提供的帮助。这些帮助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部分。其中，经济支持包括金钱、物质上支持两个方面；生活照料包括身体照料及家务料理两个方面；精神慰藉指老年人在精神层面上获得的来自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安慰及鼓励。

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受到包括传统文化、社会变迁、子女数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影响。在传统文化方面，刘爱玉、杨善华认为，“孝”和家庭义务的思想依然对子女的行为起调节作用，是父母得到足够的家庭支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社会变迁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已转变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模式，导致老年人获得较从前低的家庭支持。在子女数方面，子女少的老年人在家务料理、金钱支持和物质支持上对亲戚、朋友、政府的依赖增强，在情感支持上配偶作为感情慰藉提供者的比例相对较高。此外，老年人的家庭支持与家庭结构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认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多的家务料理等日常活动的照料，并且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也更强。而分开居住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子女对父母日常生活照料及经济和情感上的赡养支持的削弱。老年人的健康、年龄、经济情况也是影响其获得家庭支持的因素。刘爱玉、杨善华的研究表明，年老体衰的父母能够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得到身体照料和家务料理方面的支持，而经济能力差、需要帮助的父母也能获得相应的金钱支持与物质支持。

2 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老年人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组成家庭支持的四个重要维度，并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在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上，刘向红指出婚姻为促进精神和躯体健康提供了各种有效资源。陈嘉贤的研究表明，老伴在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丧偶会导致老年人生活幸福感降低，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在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家庭结构核心化必然导致老年人获得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日常照顾和精神慰藉明显减少，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高国武、王新认为良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郭晋武的研究指出，生活在联合家庭和直系型家庭中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好于生活在核心家庭及独身生活的老年人。方菲认为，独居老人往往缺乏情感交流和诉说心事的对象，有较为强烈的孤独感，再加上年龄增大，生活上处于无助状态，更易损害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有配偶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双方通过相互照料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物质、精神的满足。在家庭关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许淑莲、吴志平指出，家庭关系是与老年人社会情感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杨晶晶、郑涌提出，良好的家庭关系以及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方菲同样认为，和睦的家庭关系能使老年人精神愉快，心理健康状态良好。马丽娜、汤哲等人的研究指出家庭不和睦、不受家人尊敬、不与家庭沟通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抑郁症状发生率高。此外，经济独立是老年人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重要条件。有一定经济保障能力的老年人大多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且经济上的自立可能换来子女对自己更好的照顾和精神上更多的慰藉，从而心理状态也较好；相反，缺乏经济收入导致老年人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性易使老人产生自卑和消极情绪，从而损害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栾文敬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个人经济能力对个人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正向促进影响。

三、经验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华北电力大学2012年关于我国城乡老人生活及养老服务需求状况的调查，问卷内容涵盖老年人的基本信息、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家庭及社会支持、健康状况、社会参与及养老需求。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2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18%。

（二）研究设计

1 老年人的界定。文章中的老年人是指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

2 心理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特指老年人的自评心理健康。当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况很不好时赋值为“1”，不太好时赋值为“2”，一般时赋值为“3”，比较好时赋值为“4”，很好时赋值为“5”。针对这种定序变量，文章采用OrderedProbit模型研究家庭支持对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3 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本项研究中的自变量是家庭支持，特指来自子女对父母在经济、精神和生活三个层面的支持。其中，经济支持层面以子女每年给予父母的赡养费（定距变量）作为变量；精神慰藉层面以向子女倾诉心事（0为否，1为是）和老年人与主要赡养人关系（定序变量，1为很不好，2为不太好，3为一般，4为比较好，5为很好）作为变量；生活照料层面以老年人生活由子女照料为主（0为否，1为是）作为变量。

4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1）老年人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是否丧偶、身体健康和受教育年限。其中将年龄定义为低龄（即60岁及以上至80岁以下的老年人）和高龄（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受教育年限都是定距变量；将性别为女的赋值为“0”，性别为男的赋值为“1”；对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正向五级赋值。（2）老年人家庭特征，包括老年人家庭总收入、是否与子女同住和拥有子女的个数。其中，老年人家庭总收入是定距变量，指老年人自身与其配偶的每年的所有收入。（3）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选取老年人是否具有社会保障和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提供帮助的人的社会经济总体地位（以下简称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来反映。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定序变量，取值从1至3，分别表示低、中等和高。

变量选取及基本描述结果见下页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为72.22%，但一般及其以下的比例为27.78%，可见目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关注。

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给予父母赡养费的平均值为3168.66元，可见总体来说，子女每年给予父母的赡养费非常少；与子女不同住的老年人比例为59.63%，可见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平均来说，每个老年人家庭拥有的子女个数为3.08，从该数量来说，多数老年人都有家庭养老的基础条件；只有29.68%的老年人有心事时会向子女诉说；与主要赡养人关系不好的老年人的比例为0.75%，一般的为10.04%，比较好和很好的比例分别为36.28%和52.92%，可见绝大多数老年人与子女都有着较好的关系。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提供帮助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中等以上的有81.57%，可见，老年人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

（三）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描述分析仅仅反映了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一般状况与特征，并没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家庭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以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因为老年人自评心理健康是取值从1至5的定序变量，所以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另以家庭支持特征为自变量，以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为控制变量做出回归分析，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家庭支持特征中，经济支持、有心事首先向子女诉说倾诉、生活由子女照料为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无显著影响，而与赡养人关系正向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自评，即与赡养人关系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自评就越好。原因可能在于“孝”文化给予了老年人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和子女关系好的老年家庭也比较和睦，“家和万事兴”的理念使得老年人精神状况处于良好状态；此外，与子女关系较好，也使得老年人获得了子女的尊重与爱戴，这是老年人在年老退休后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后重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

在个人特征方面，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身体健康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这一结果符合已有研究成果；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家庭收入越高，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越高；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越差。

在社会经济方面，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负向影响，即享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差于未享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这一结论与一般经验不符，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四、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家庭支持特征中，与赡养人关系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自评，即与赡养人关系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自评就越好，而且这一影响非常显著；而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主要由子女照顾、有心事时首先向子女倾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无显著影响。

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家庭始终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支持力，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首先就是要进一步鼓励家庭支持作用的发挥。其一，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家庭成员要互相关心，自觉树立并践行尊老、爱老、敬老的责任理念，尊重孝敬老人，主动履行对老人的“反哺”义务，既要重视物质养老，更要重视精神养老。其二，针对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家庭观念淡薄、代际之间沟通不善的现象，应借鉴新加坡家庭观念教育的方式，加大对家庭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儒家孝道的教育，深化子女的家庭观念。其三，可借助正规机构与社区的力量，通过讲座、交流会、电话咨询等形式，向家庭成员提供专业化照料的知识、技巧和经验，提高家庭成员专业照料水平，进而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化的照料。

第二，在个人特征中，年龄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即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低龄的好；身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自评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身体越好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

因此，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要增强老年人自身的自我调适能力。衰老是人必经的一个阶段，老年人应正确对待衰老，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情。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应积极地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和锻炼，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抗病能力，从而使老年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老年人还要学会自我心理安慰，增强自我独立意识，把一些注意力转向子孙、家庭以外的范围，通过适当的社会交往来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提高老年生活乐趣。

家庭保健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9 ― 03

[收稿日期]2014 ― 09 ― 20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家庭养老视角下健康、贫困与代际支持的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4YJC790044）以及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疾病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790018）资助。

[作者简介]洪秋妹（1983―），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健康经济学，农村发展。

一、引言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更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因此父代的健康冲击一方面造成了家庭医疗支出的增加，另一方面降低了家庭的收入获取能力，从而加大了父代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父代家庭在健康方面的大量支出会挤占子女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使得子女欠缺足够的营养、医疗保障和完整的教育，限制了子女成年后自我能力的提升和未来创造财富能力的发挥，最终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目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以子女对父母是支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仍然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而贫困的子代家庭赡养老人的能力都受到削弱，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从而进一步对父代老年时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甚至加剧家庭的贫困程度。

因此，本研究将运用健康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家庭“因病致贫”的传导路径，以及在家庭养老的视角下，父代家庭的健康负向冲击――疾病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路径影响子代家庭贫困的作用机制，并继而通过子代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影响父代老年时的健康及贫困状况的理论逻辑。

二、健康与贫困的关系分析

贫困不仅是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更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包括受教育权利的剥夺、疾病的冲击等。贫困具有动态性，对同一家庭来说，外在因素的改变可能使其从非贫困陷入贫困，或从贫困中解脱出来。而从教育与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审视贫困体现了贫困概念的动态性特征，即：改变未来收入摆脱贫困的能力。因此健康被剥夺是贫困的一种形式，也是导致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健康是一种投资品，健康的投入越多，人们自身积累的健康人力资本就越多，保持健康状况也就越持久。由此可用于工作时间的增多以及工作效率的提高将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这些健康投资的收益即疾病损失的避免、收入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投入的增加，从而形成健康与福利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

同时健康又是一种易耗品，健康的负向冲击――疾病首先意味着直接的经济损失，包括疾病患者从就诊到治愈整个过程产生的医疗费用，如门诊费、住院费、检查费、医药费、营养费、康复保健用品等。同时，疾病也会间接的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具体包括：（1）患者的时间成本，主要是就诊本身花费的时间和交通、排队、预约等时间；（2）患者健康水平欠佳而使得劳动效率及工作能力的降低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3）家属及亲友围绕患者就诊所发生的交通、误工、看护、营养、误餐等间接成本。因此，个人健康是决定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刘国恩等，2004 〔1〕）。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损失，最终都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的下降，这在国内外研究中均得到了验证，如坦桑尼亚每例HIV的平均治疗花费带来了人均收入大约8.5%-18.3%的下降（Mead Over，1992 〔2〕）；科特迪瓦工人在患病期间的“虚弱天数”会带来10%的生产率损失，加纳工人则导致11.7%的生产率损失（Schultz和Tansel ，1996 〔3〕）；我国的研究发现，农户在大病冲击随后12年里的人均纯收入都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甚至可持续大约15年（高梦滔、姚洋，2005 〔4〕）。

健康水平低下既是贫困造成的后果，也是贫困发生的原因。健康的被剥夺使人们丧失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造成了收入的减少，当医疗负担超过家庭自身的承受能力时，该家庭将陷于暂时贫困。更进一步，从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看，健康是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人类最基本的可行能力。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健康的条件，则其获得其他的可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限制甚至摧毁，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包括自身和子女）。家庭暂时的贫困会制约家庭在健康和教育两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造成收入获取能力的缺失和排斥，从而导致相对于收入贫困更为严重，持续性更久的能力贫困，形成健康水平低下（疾病）――暂时贫困――收入获取能力的缺失――能力贫困（长期贫困）――健康水平恶化的恶性循环链条。

另外，由于贫困户有限的支付能力所导致的参与医疗保障、卫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机会的缺失，以及较差的卫生环境及不卫生的食物，再加上政治权利、社会关系、文化方面的制约和排斥，更加剧了疾病对短期、长期贫困的影响过程（见图1）。

三、健康在贫困代际传递间的作用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近年来在西方反贫困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提出的，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遭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循环链（李晓明，2006〔5〕）。一个人的成就或是灾难决不是偶然的，它受到个人才能、后天努力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上一代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均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再现。通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健康状况）会对另一种资本（受教育程度）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且一种关键因素（例如疾病）会通过正面或负面的形式，对不同的资本传导产生影响。因此，健康冲击与贫困代际传递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而不是单独的、孤立的影响。

父母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对子女后来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产生影响。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数额，如果父代家庭的受教育程度、健康资本和职业地位都低下，就会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工资收入，贫困在代际间传递的可能性就较大。健康资本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具有较强的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是贫困代际传递的运行机制之一。早期的家庭健康冲击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影响子女的产出，并且早期的营养状况也将对后续的健康、教育、工资以及跨代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代际视角下的贫困与健康的关系

代际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互惠关系，包括父代资源对子代的代际传递以及子代对父代的代际支持两个作用方向。一方面，父代的健康负向冲击――疾病将会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影响其子代的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子代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又会对老年父母健康，以致老年贫困产生影响。

（一）父代的代际传递对子代的健康及其贫困的影响

如果某个家庭最初的财富和收入水平较低，则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与此同时，该类家庭的风险意识也较差，不会主动地进行健康投资，其健康需求往往处于被动保健，即只有在生病时才会寻求医疗服务，医疗保健支出相对缺乏。因此，健康投资的低水平将直接影响健康水平和人力资本的质量的提高，加大了其遭遇疾病的风险。进一步，一旦家庭成员遭遇到疾病，尤其是大病的时候，由于受收入水平低等因素的制约，家庭更是缺乏对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进行补偿，面对高额的医疗医疗费用，许多家庭最及时的反应策略就是减少消费，并动用储蓄，甚至是变卖家产，这又将进一步降低家庭的生活水平，使其失去维持生活和再生产的基础，从而对家庭的长期健康人力投资决策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由于疾病带来的患者本身以及家庭其他成员健康资本的减少将对家庭的未来的收入水平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以外，重新配置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则是对于间接医疗负担的应对策略，比如延长未患病的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时间，让处于学龄期的子女辍学在家照顾患病者或者外出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因此，父代的健康与贫困会通过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影响到子代的健康资本及其收入状况。疾病本身意味着健康资本的降低，而且某些疾病可能发生代际遗传，出生在这些患病家庭中的子代的初始健康资本就落后于人。同时，遭受健康冲击的父代家庭在健康方面的大量支出会改变其投资行为，挤占子女以后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妨碍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限制子代收入获取能力的提高，加大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因此这在孙昂，姚洋（2006）〔6〕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其研究发现农户中劳动力的大病冲击会直接降低家庭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和劳动力质量而降低收入，从而改变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对农户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负影响，这将降低子女未来的期望收入，在长期内导致整个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下降。

（二）子代的代际支持对父代健康及贫困的影响

代际支持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以及日常的生活料理两个方面，它在发展中国家养老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子代自身收入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老年父母提供的支持，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的人大体上有较好的健康状况，社会支持的缺乏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中国农村老年人缺乏社会养老保险，正式支持满足不了养老的需要。基于老年人健康和经济上的需求，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就是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根本保障。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更可能在经济需要上未能得到足够支持，特别是当子代不能提供足够的代际支持时，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过度依赖则会给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张文娟等，2004〔7〕）。

而与此同时，收入能力较低的子代家庭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时，这又将影响其对父代的日常生活料理以及情感交流。由于日常照料和经济支持旨在满足老年人因健康和经济状况产生的需求，更易使老人意识对生活失去控制，对外界依赖性增强，因此这两种支持未必对老年人正向心理健康指标产生直接正面作用（Dean，1989〔8〕）。而情感支持比器械和经济支持更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代际支持通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自尊和能力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Silverstein，1996〔8〕），由此子代的代际支持最终会影响到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

老年人本身多病、失能，需要照顾、护理。但是在子代收入能力较低甚至是贫困的条件下，老年人需要的照料和护理往往得不到基本的满足，老年父母健康风险加大直至引致老年贫困的现象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五、结论

健康冲击将首先导致直接医疗支出的增加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进而影响收入获取能力；反过来，贫困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差，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有限，从而影响健康水平，如此形成健康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父代的健康冲击首先增大了当代的陷入贫困的概率，并通过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剥夺影响子代的收入获取能力，从而加大了子代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更进一步，子代自身收入能力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加大老年父母的健康风险，并可能导致老年贫困。由此，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健康的负向冲击成为父代与子代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之一。

那么，如何阻断这种恶性循环链条呢？首先应加大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强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获取能力，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自身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其次，继续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鼓励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同时发展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真正形成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再次，强化非正规的健康风险应对机制，利用自身既有的、以亲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实现生活互助，同时通过储蓄和贷款等跨期的收入转移机制平滑风险，使其成为正规的风险应对机制的有力补充。

〔参 考 文 献〕

〔1〕 刘国恩，William H. Dow， 傅正泓，John Akin.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4，Vol.4，No.1

〔2〕 Over M.The Macroeconomics Impacts of 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Popul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World Bank， Mimeo， Washington D.C. 1992.

〔3〕Schultz T. and Tansel A. Wage and Labor Supply

Effects of Illness in Cote D’Ivoire and Ghana： Instrument Variables Estimating for Day Disabled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Vol.53，No.2.

〔4〕高梦滔，姚洋.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5，（12）.

〔5〕李晓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02）.

家庭保健论文篇（4）

社区护理的服务理念是“以健康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特殊人群为重点”，决定了家庭健康护理是社区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个人生活最重要的场所。要想个人健康，家庭必须健康。家庭健康护理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以家庭护理理论为指导，以护理程序为工作方法，护士和家庭共同参与，确保家庭健康的一系列护理活动。其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家庭健康，维持家庭稳定，预防家庭成员发生疾病和帮助家庭成员治疗、护理和适应疾病，以发挥家庭最大的健康潜能。缺少了家庭健康护理，社区护理就不完善。无论是家庭健康自身的需要，还是社区护理的发展，而目前家庭健康护理在我国社区护理发展中属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探讨家庭健康护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期待找到解决方法，更好地发展社区护理。

1 家庭健康护理的特征及内容

1.1 家庭健康护理实践的地点可在不同场所进行，如在家里或家庭认为合适的其他地方。家庭护理实践的重点是家庭中的个体、家庭单位和家庭群体。在这些场所，为个体及家庭群体提供健康保护和促进方面的护理需要。

1.2 家庭健康护理实践既可是自愿的、独立的、无偿的福利，也可是各专业合作的、有偿的商业服务。

1.3 在家庭健康护理中，社区护士与家庭的关系通常持续较长时间；所以也要求社区护士与家庭所有成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1.4 社区护士不仅要协助家庭发现健康问题，还必须指导家庭尽早明确诊断和接受治疗，为家庭提供有关疾病居家护理的知识和技能。

1.5 社区护士既要帮助家庭适应急、慢性疾病以及各种原因所致的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又要协助家庭成员的心理社会适应，并鼓励家庭参加社会或社区活动。

2 家庭健康护理面临的问题

2.1 家庭健康护理的社会推广问题 家庭健康护理还没有被社区居民普遍接受，虽然家庭健康护理包括对患病的家庭成员、家庭群体提供专业性的护理服务，但目前能被接受的家庭护理活动主要是单项护理操作，如肌肉注射、雾化吸入等，其他类型的家庭护理活动开展较少，也不易被家庭接受。

2.2 家庭健康护理缺乏专业人才 家庭健康护理属于高级的临床护理实践，对社区护士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护理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社会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因此护理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胜任此项工作。目前，我国社区护理人员短缺，更缺乏家庭健康护理方面的人才。

2.3 家庭用药问题 患者在家里接受治疗，往往是慢性患者，而且年龄大，需要长期服药，护士无法监督每次用药，就可能会出现用药不规律、剂量不准确、漏服或误服等滥用药物的现象，也有的患者自觉症状有改善后私自停药，导致药效降低，副作用增大，最终影响治疗效果。家庭静脉或肌肉用药风险更大，且家中缺少抢救药品和物品，因此，我们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已经取消在家中静脉输液这项服务。

2.4 家庭护理管理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家庭护理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也缺乏相应的管理组织，另一方面也没有标准来界定哪种情况的患者可接受家庭照护，从而使患者和护士的权益都得到保护。

2.5 家庭护理的效益问题 家庭护理目前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收费标准，就有可能出现要么偏重经济效益，要么偏重社会效益的现象，特别是现在医疗服务体质改革的时期和在医疗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注重社会效益，体现新型护患关系的前提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患者、单位或医护的利益统一起来，是目前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家庭保健论文篇（5）

二、目标任务

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成果，坚持以家庭为阵地，以营造整洁、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充分发挥巾帼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讲卫生、讲文明、除陋习、扬新风的理念，带动广大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创建省级卫生文明县城活动，实现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基本健全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

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妇联组织要巩固成果、增添措施，按照“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喜闻乐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原则，继续抓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活动和“除陋习、树新风”活动，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起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营造整洁、优美、舒适的家庭环境。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营造家庭环境整治的良好舆论氛围。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广场文艺、坝坝演出，宣传家庭环境治理意义、方法和措施，带动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促进文明新风的形成。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县城绿化、环境保护、饮用水卫生、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的宣传，提高广大妇女参与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县城的意识和知晓率。

（二）切实开展“四个一”活动，积极营造家庭环境治理美化的良好舆论氛围。1、组织妇女开展一次文明、健康、环保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广大妇女的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2、要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家庭”工作是否达标作为文明细胞评选的一项重要标准，实行一票否则；3、要进一步加大巾帼志愿者招募工作力度，壮大巾帼志愿者队伍，通过有效的活动形式，充分发挥家庭主妇和家庭志愿者的宣传、示范、监督作用，推动庭院净化、村庄绿化、环境美化；4、要树立一批巾帼环境卫生示范点，树立先进榜样，以点带面，带动妇女转变生活方式，营造健康环境。

家庭保健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3-0056-03

家庭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本单位。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转型，我国家庭发展面临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家庭规模不断缩减；家庭结构多样化；家庭成员居住离散，空巢老人和独生子女家庭比例都有所升高；离婚率明显上升，单亲家庭逐年增多。家庭的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等能力下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是民族振兴、社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任务，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作为未来人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家庭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要求把家庭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着力点。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上海市闵行区从创新人口和家庭服务理念、机制、模式、网络、标准、规范、手段和平台入手，推出了创建幸福家庭等系列工程项目，2011年被评为“全国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试点单位”。本课题以闵行区提高家庭发展的实践为基础，探索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力求为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一、闵行区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探索实践

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人力资本的形成而言，家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家庭环境对儿童及青少年学业和教育效果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其所有成员的诸多方面的影响。人的社会能力、价值观念、精神品质，都同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10年来，为提高家庭发展能力，闵行区着力开展了“文明倡导、健康促进、优生优育、致富发展、奉献社会”的创建幸福家庭活动。

（一）加强家庭文化建设，开展文明倡导活动。家庭是个体出生的地方，是个体有生以来所接触和生活的第一个环境。人的第一个社会关系就是家庭。家庭是满足个人生存、认知、情感、交往等需求的基本载体，对个人成长和发展具有直接、持久、全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2011年下半年以来，闵行区围绕“创建幸福家庭”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倡导活动。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富有内涵的幸福家庭组织宣传倡导活动，进一步弘扬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新家庭理念，以家庭的“小和谐”来诠释和彰显社会的“大和谐”。

（二）打造多层次服务网络，提升面向家庭的服务能力。闵行区逐步建立家庭计划指导三级网络，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提供了全新的、多层次服务平台：一级为区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服务中心；二级为镇、街道、莘庄工业区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服务站；三级为村（居委）人口和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室。截至目前，社区计生服务站规范化率100%、家庭计划指导覆盖率75%。

（三）以健康城区为契机，建设健康家庭。自2003年“建设健康城区行动”启动以来，按照“政府推进、部门协作、社区主导、全民参与”的原则，全区深入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健康单位、健康家庭建设工作，倡导市民提高健康意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动员开展健康教育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有利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社会氛围，引导提高防御意识，倡导培植健康行为。

（四）实施全面福利制度，努力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全面落实家庭福利相关制度安排，落实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消除家庭后顾之忧，“输血”和“造血”并重，积极探索家庭扶贫开发工程，努力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二、家庭发展能力及其指标体系探析

在明确家庭和家庭功能等概念基础上，总结家庭发展理论，并采用文献法和专家座谈法（德尔菲法）等研究方法，构建家庭发展能力的维度和指标体系。

（一）家庭和家庭功能。家庭是在人类婚姻制度形成以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功能也就是在家庭与社会的联系和作用中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以及适应和改变社会环境的功用和效能。

纵观近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既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制度演变一致的方面，如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功能趋于简单化或专一化等，但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尽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和医疗福利设施的齐全，家庭的医疗照护功能明显减少，但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照护功能并没有减弱。随着人口老年化程度的日趋加剧，如何发挥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使老人颐养天年，是家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家庭功能是动态发展的，功能实现的形式也是多元的：家庭功能的执行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执行主体的转移和多元化、执行的方式和手段的现代化。家庭总是伴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来说是超越和发展，但这种超越发展是不断地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是家庭形式的不断完善，并不一定是家庭功能的弱化和消失。

（二）家庭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如同人的生命发展一样，家庭也有一个从成立到消亡的过程，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运动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的变化规律。

家庭生命周期观为理解家庭发展能力提供了更积极的视角。家庭能够在保持其稳定性和发展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弹性，需要不断完善并改变其结构，利用自己的潜能、资源和有效的人际过程来掌控必需的转变。作为一个发展的系统，家庭必须努力应对发展性任务（或一系列不可预见的问题），努力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文化规范、人的愿望的价值观）。家庭发展的任务是要成功满足人们的成长的需要，否则将给家庭发展带来困难。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要求其成员掌握不同的特定的发展性任务。家庭越有弹性，它就显得越有能力来进行重组以应对破坏，在家庭由于发展变迁而暂时偏离路线时，能够更容易回到正轨上来。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时间上相继、空间上并存的。也就说，人类家庭，特别是中国意义上的“大家庭”需要同时承担多个功能和核心任务。

（三）家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指标。所谓家庭发展能力，就是家庭促进自身功能不断优化升级，有效满足其成员合理需要，以及实现自身结构稳定与生命周期可持续演进的各种手段方式的总和。如儿童的抚养、教育，中青年的事业发展，老人的医疗、养老等都能有很好的保障，如此循环下去，进而确保家庭的稳定和谐与长久发展。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就是要促进家庭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文化娱乐得到丰富，教育水平得到提升，健康状况得到保障，居住环境得到优化，养老问题得到解决，实现家庭全面可持续发展；其中的关键是提高家庭的自我供养能力。

在家庭发展理论尤其是家庭发展（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幸福指数”尤其是“人类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我们采用文献法和专家座谈法（德尔菲法）等构建家庭发展能力的维度和指标体系。研究认为，家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七个维度，即生活供给、优生优育、健康长寿、接受教育、劳动致富、抵御风险和资源整合等七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生活供给维度，主要包括一个家庭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等方面的能力。该项能力是物质基础或者说基本功能保障的范畴，主要采用生活所需食物供给充足率、家庭人均每天热能摄入量、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家庭照料护理供给能力等指标来测量。该类指标主要测量一个家庭在为可持续发展供给必需的基本生活物资和照料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二是优生优育维度，主要是指家庭生育健康的孩子且每个孩子都可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能力。该项能力属于横向拓展、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可以采用生殖健康咨询与检查次数、胎教和早教知识与能力指数、生育身体和心理健康子女数、父母的家庭教育态度与水平、所在地区生殖健康服务能力指标、所在地区婴幼儿成活率和健康水平等指标来衡量。该类指标主要可用于测量一个家庭在繁衍、培育生息后代或者说潜在新一代次生家庭等方面的发展能力。

三是健康长寿维度，主要包含家庭利用健康知识与理念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实现长寿等方面的能力。该项能力属于纵向延伸和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可通过家庭保健计划、家庭人均每天运动时间、家庭成员的健康程度、家庭成员的可预期寿命水平、所在地区健康（医疗）保障服务水平等指标来测量。

四是接受教育维度，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参与国民教育体系或职业技能培训、接受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能力。该项能力属于内涵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在现代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主要可以通过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程度、非学历教育情况等指标体系来测量。

五是劳动致富维度，主要是指家庭人口通过自身的劳动技能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能力。该项能力属于市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范畴，主要的衡量指标有家庭就业人口数、当前人均年收入水平、可预期人均年收入水平、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等）和所在地区的失业率等。

六是抵御风险维度，主要包括家庭抵御内外部风险侵袭、维护自身结构稳定的能力。该项能力属于功能保卫和可持续发展的范畴，可以采用夫妻关系和谐稳固程度、家庭住房等固定资产总值、家庭货币储蓄水平、家庭有价证券拥有量、社会保障参与和享受情况等指标来衡量。

七是资源整合维度，主要是指家庭有效利用内外部资源来保护自身结构稳定、功能健全尤其是满足成员需求和实现进一步发展等方面的能力。该项能力几乎渗透到了前面所提到的各项能力中，主要有家庭道德规范水平、家庭代际代内关系和谐程度、从亲友处获取经济援助的数量、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社区邻里关系和谐度等测量指标。

三、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思考

（一）分类评估不同家庭发展能力存量，有针对性地、有预备性地进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不同家庭具有不同的先天禀赋、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也就具备不同的发展能力存量。为此，我们应当分类分步地开展家庭能力建设。

尽管家庭的分类标准有很多，但有两种标准非常值得关注：依据纯粹意义上的家庭生命周期或者演化阶段来划分，或者依据经济意义上的家庭财力状况来划分。与家庭类型划分相对应，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可以分为：普惠性的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策略、选择性的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策略，或者普惠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策略。首先，如果仅仅是依据家庭发展阶段或者说家庭生命周期来进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也就是说不区分家庭经济情况，而是根据每个家庭一般性的需求状况和当前的能力储备（存量）情况，进行事先预备性的能力建设或事后补救性的能力建设。如，闵行区正在实施的敬老助老活动、或者对新婚正准备生育的家庭进行生育前生殖器健康检查或胎教早教知识讲座等。其次，就是仅仅依据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和认定情况，选择某一收入阶层的家庭进行事前预备或事后补救性的能力建设。如，对“低保家庭”进行长期扶贫开发性质的劳动技能培训等。再次，就是普惠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能力建设策略，亦即在生命发展历程或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一个阶段选择某一种经济收入状况的家庭进行相关的能力建设，如闵行区正在实行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或者针对“低保家庭”的子女上学给予各种必要的援助等等。

家庭保健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R4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6）06（b）-0137-02

北京市卫生局的《2012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1年北京市糖尿病的知晓率为62.6%，治疗率为59.4%，控制率为23.9%。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并且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还不是很高，只有24.7%，（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48%，北京市为10.7%）其中对于慢性病预防和日常保健的素养较低。Armour等的研究表明有家庭成员参与的干预措施有助于改善1型糖尿病的代谢控制[1]，Diego等的研究则发现采用家庭干预可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家庭保健员在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地位受到了重视[2]。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培训已作为北京市政府主抓的惠民工程之一[3]。中医药在治疗“消中消渴”中，详细记录有制备药茶的方式，这种代茶饮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慢性病症有较理想的疗效和作用[18]。还有研究显示，中药代茶饮联合穴位疗法明显改善血糖情况。培养中医家庭保健员既可以在培训中密切医患关系，提高相互信任度，又可使指导员成为社区健康管理中的好帮手。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拨子社区卫生服务站在2014年10月―2015年10月对辖区内2型糖尿病患者给予了家庭保健员培训的干预管理，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患者资料 2014年10月―2015年10月，从回龙观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拨子社区站各招募50名2型糖尿病患者，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需按“一户一人”方式推荐1名家人或照顾者作为中医家庭保健员。所有病人人数100名，均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成对照与观察组，各组均为50例。其中对照组男21例，女29例，平均年龄（59.51±11.21）岁，观察组男26人，女24人，平均年龄（60.25±7.71）岁。同时具备以下5项条件者方可进入研究：①确诊为2型糖尿病（WHO 1999年糖尿病诊断标准）；②该试验开始前6月未参加过其他生活方式研究和2型糖尿病课题者；③30岁≤年龄≤75岁；④家属和照顾者生活在一起；⑤同意并合作者。有以下之一项者不入选：① 不能合作者；②合并严重心、脑、肝、肾、血液系统等并发症及精神病患者；③妊娠或哺乳妇女；④肢体功能障碍影响行为干预活动实施者。

1.1.2 中医家庭保健员资料 2014年10月―2015年10月，在观察组家庭中推荐一人为中医家庭保健员，人数为50人。同时具备以下5项条件者方可进入研究：①为观察组2型糖尿病患者的家属或照顾者，但本人不是2型糖尿病患者；② 至少最近一年与入组患者生活在一起，能为家庭成员进行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指导；③30岁≤年龄≤75岁；④具有初中或以上文化；⑤ 既往未参加过类似的中医糖尿病知识培训，同意并合作者。排除标准如下：①语言交流、沟通障碍者；②最近一年不能和入组患者生活在一起者；③不能按时参加对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培训课程者；④接受中医糖尿病知识培训后，不向家中的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指导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干预组 药物常规治疗和慢病管理，加用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指导，包括饮食、运动、代茶饮和穴位按摩。对照组：药物常规治疗和慢病管理。疗程：1年药物常规治疗、慢病管理及中医健康指导内容均参照2013版《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1版《2型糖尿病患者中医健康管理技术规范》及2013版《家庭保健员中医健康教育手册》。

1.2.2 中医家庭保健员培训内容和形式 主要内容包括：中医饮食调养、按摩保健、运动保健、糖尿病四季养生等知识和技能。培训形式主要有：健康教育讲课、小组讨论、饮食运动干预活动的示范、代茶饮的辨证分型及穴位按摩指导、观看中医养生视频录像等。

1.2.3 观察指标 空腹、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问卷调查：入组前及1年后进行问卷调查，评价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中医家庭保健员的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问卷调查：入组前及1年后进行问卷调查，评价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1.3 统计方法

应用SPSS（V2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分析。所有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不同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LSD检验法，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1年的不同干预手段，在糖尿病知识知晓率，空腹血糖水平，餐后2 h血糖水平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中，观察组效果明显，P

3 讨论

由中医全科医生对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统一的中医糖尿病管理培训，1次/月，连续6次，并定期与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随访、沟通，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确保家庭保健员将糖尿病中医管理知识运用到家中的糖尿病患者。由中医全科医生制订干预组患者辩证施治的方案，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中医辨证分型推荐其适合的代茶饮和穴位按摩。中医家庭保健员对家中的糖尿病患者实施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宣教干预，干预时间为1年，由中医全科医师进行监督实施，定期指导。

通过对比患者培训前及培训后1年对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中医糖尿病管理知识掌握情况、糖尿病相关临床检查指标、各种新发并发症的情况等方面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医家庭保健员培训在社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实施中医家庭保健员对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的慢病管理效果，制定出适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中医家庭保健员进行糖尿病中医干预的模式，对中医家庭保健员参与慢病管理提供有益的探索，提高中医家庭保健员的健康教育和中医干预的技能，更好的发挥其在患者家庭中的慢病管理作用，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

[1] Armour TA， Norris SL， Jack L Jr， Zhang X， Fisher L.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interventions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 systematic review[J].Diabet Med，2005，22：1295-7305.

家庭保健论文篇（8）

全面贯彻党的十精神，紧紧围绕“十二五”创建标准和要求，从人口计生工作的角度，建立“家庭视角下的人口计生工作”理念，使每一项计生工作都能回应家庭发展的需要，实现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社会利益的统一。通过“七大引领行动”的实施，实现“七彩幸福家庭共度美好人生”目标，构建特色的“七大引领行动七彩幸福家庭”创建模式。

二、主要内容

针对不同年龄段群众和家庭的生殖健康需求，设计推出“七彩生活”套餐，着力打造人口文化建设行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人口素质提升行动、家庭发展帮扶行动、亲情关怀服务行动、感恩回报温情行动、家庭和谐推进行动等“七大引领行动”，实施“婚、孕、产、育、教、养、享”全程生命关怀。

（一）绿色摇篮（绿）——人口文化建设行动

发展目标：文化引领，传承先进。认真贯彻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倡导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重点，以全面推进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为努力方向，以培育和创建“幸福家庭”为目标，努力实践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繁荣人口文化艺术，广泛开展群众性人口文化活动，优化夯实人口文化环境，加强人口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5月份计划举办“幸福瞬间”摄影巡展，从基层发现和挖掘辖区美丽的幸福瞬间进行展示，感染辖区居民向好的生活状态。

（二）孕育希望（橙）——人口素质提升行动

发展目标：科学育儿，提升素质。延伸服务触角，对辖区所有新婚家庭实施全程跟踪服务，并相应做好记录。为他们提供免费孕前风险评估和优生检查，扎实做好全区“助您好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发动工作，紧贴受众需求，将重要工作内容与现代传媒新形式紧密结合，制作出注入动漫元素的孕前检查动漫宣传公益广告，努力营造一个全社会都关心、关注孕前优生工作的浓厚氛围。6月份计划举办“送你一份幸福——助您好孕”发放仪式，将设计制作的孕前检查动漫宣传公益广告宣传碟片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新婚夫妇，并将涵盖避孕和孕育知识、人口计生政策、优生优育“幸福家庭手册”进行集中发放，同时提供各种个性化的咨询。7月份计划开办“我是幸福的，你是快乐的”孕产期知识大讲堂，通过生动的例子和问答互动的形式展开，将涉及孕产期生理心理、卫生保健、饮食、运动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广泛宣传，以提高准妈妈、准爸爸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利用区0—3岁早教基地和各分支机构，特邀早教专家对该辖区0—3岁婴幼儿家长及看护人进行专题讲座，通过生动的例子讲解科学育儿方法。对婴幼儿家庭分批次开展免费亲子体验活动，用理论加实践的方法，寓教于乐。促进孩子和家长的感情和沟通，开发孩子的智力，激发孩子的内在潜力，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坚实的基础，让整个家庭的幸福感同在起跑线上。

（三）笑迎花季（青）——家庭健康促进行动

发展目标：身心健康，成长成才。青春期教育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环节，以幸福家庭健康促进行动活动为契机，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健康人格教育模式。依托社区、校园、军营、企业和工地青春健康驿站，举办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培训班。各社区在青春期学生中积极开展“快乐”服务，建立全区青少年健康人格咨询服务网络，开办健康人格大讲堂和网站，编制健康人格教育图书和宣传品，开展健康人格教育巡展，举办由专家和心理医生开展的健康人格教育为主题的知识讲座，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开展主题教育、“同伴教育”活动，办好学生沙龙、家长沙龙，帮助家长“当好父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促进品德与智力健康发展。通过“新家庭人口文化书屋”、“社区人口学校”传播生殖健康知识，通过“阳光心港”、“青春健康驿站”、“青少年假日俱乐部”等青春健康援助基地，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其正确认识和应对青春期心理变化。每逢寒暑假、双休日，组织青少年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如走进托老所、福利院送服务、送慰问、送关爱，并积极开展绿色环保公益实践等活动，丰富青少年阅历，增强青少年奉献意识。5月份计划开展“我的青春我做主”——青春家园论坛（与团区委联合举办），组织开展青春健康倡议书、授牌（包括授旗）、关爱健康签名及“大声说出少年维特的烦恼”活动，引发各界人士高度重视青春健康教育，调动广大人群接受和学习青春健康教育知识的兴趣。开展关爱女孩行动10周年宣传活动，深化活动内容，挖掘典型，在全区开展寻找“最美自强女孩”活动，营造出全区关爱女孩的强势氛围。

（四）携手一生（黄）——家庭发展帮扶行动

发展目标：掌握本领，勤劳致富。主要面向独女户、双女户家庭和留守儿童家庭、单亲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等，落实优先优惠政策，扶持广大群众致富；充分发挥人口文化活动中心、计生协会会员之家、“新家庭人口文化屋”等人口文化阵地优势，为家庭搭建培训、交流平台，引导广大群众不断自立、自强，培养自主创新、创业精神，努力提高致富本领；举办各类科技、技能、技术培训班，创办各类经济实体，举办致富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不断提高广大群众致富能力，发挥致富典型的传帮带作用。强大的的示范带动作用和计生家庭创业工程计划持续发挥着“热能效应”,为构建幸福家庭增光添彩。大力实施、精心部署计生家庭创业工程,将其作为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为民办实事工程的一项有效载体，为计生家庭敲开“致富门”。制定全区计生家庭创业工程实施方案，结合“一村一品”的农村产业发展特点,将种植、养殖、加工等作为发展的主要项目,全面做好项目培训、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坚持“扶持、服务、维权”的方针,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使各项计生创业致富项目蓬勃发展。8月份在全区开展“展示计生家庭发展成果分享幸福美好快乐生活”创建幸福家庭成果展示会。

（五）关爱相随（紫）——亲情关怀服务行动

发展目标：战胜困难，自强自立。针对特殊人群建立“政府牵头、政策覆盖，虚实结合、实体支撑，志愿参与、亲情关爱”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养老扶助保障服务体系，以硬措施作为强力支撑点，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解决特殊家庭生活保障。建立虚实结合的养老机构体系。提高特殊家庭的虚拟养老补助资金比例。积极支持社区养老，鼓励有条件的街道、社区、各类民营机构示范建立幸福寓所等特殊家庭实体养老机构。建立志愿救助帮扶体系，将计生特殊家庭救助关爱与志愿者文明创建相结合，大力实施亲情牵手、心理慰藉、包户服务、爱心联盟、兵儿子干闺女认领等活动，从经济扶助、精神慰藉、生活帮扶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和人群给予关怀帮助。开展有针对性的帮助，提供人力支持和心理健康疏导；通过开展“一帮一”、“手拉手”等一系列活动，促进家庭在平等、真诚、宽容的基础上互帮互爱、和睦友善，使特殊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生活上有依靠、精神上得到慰藉，努力为其营造一个自信、坚强、乐观、奋斗的的良好环境。

（六）穿越美丽（蓝）——感恩回报温情行动

发展目标：身心愉悦，健康长寿。主要面向鳏寡孤独老人家庭、老年空巢家庭等，发挥人口计生宣传服务阵地作用，利用家庭人口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举办健康讲座，向育龄后期妇女讲授围绝经期生理知识和相关生殖保健知识，提高他们自我保健能力；关注更年期人群的生殖健康，针对当今社会更年期的提前来临导致的生理、心理等一系列变化，在更年期妇女中开展“健康”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科普知识，实施生理、心理卫生教育和更年期保健服务；开展“爱在金秋”、“俏夕阳”等多种帮老助老活动，为他们提供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等信息，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和指导。通过举办更年期保健知识讲座，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更年期保健知识，帮助更年期妇女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举办“穿越美丽——晒晒你的美丽和幸福”中老年模特大赛，展示更年期的风采；通过建立健全空巢老人档案库，依托家庭保健一体化服务站实现网格化管理格局；撰写回忆录，总结交流提高，树立推广典型，表彰奖励先进。继续举办寻找“最美金婚老人”活动。9月份，在全区开展“2013年幸福家庭”和“新农村新家庭·幸福工程”颁奖礼。10月份组织开展情暖计生空巢家庭行动——构建“3+X”志愿服务成果汇报。

（七）美好人生（赤）——家庭和谐推进行动

发展目标：家庭幸福，助推梦想。抓住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发展的机遇，努力探索幸福家庭创建的方法途径，密切关注家庭发展理论研究的动向，积极创新幸福家庭建设载体，将宣传教育、利益导向、性别平等、健康促进等各项人口计生工作都落脚在家庭，不仅注重应急和修补，更要重视预防和早期干预，不仅要为个体服务，还要强调家庭整体功能的提升，根据家庭发展阶段的主要需求，针对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难点热点，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实践探索，在制度、机制、内容和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积极创新，力求形成一批富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经验和成果，打造出特色品牌活动，实现人口计生工作“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避孕节育、生殖健康服务向人的生命周期全程的公共服务和创建幸福家庭上转变。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使得“小家美丽梦想”的实现成为助推“中国梦”的凝聚力量，共同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三、活动要求

家庭保健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8.061

1引言

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07年启动城居保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1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超过95%，在制度上已形成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然而，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保障水平、政府补贴、资金筹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减轻居民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哪些因素影响着居民医疗消费行为？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只有准确地估计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才能不断优化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促进医疗保险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会对居民医疗消费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但不同學者的观点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消费。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委托兰德公司所进行的医疗保险试验（HIE）中指出，设置一定的成本分担措施对于降低医疗费用有显著作用，提高部分负担率可以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进而降低平均医疗费用支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保险并不能降低医疗消费。2012年Liu采用CHNS数据发现，医疗保险虽然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利用，但是在大病医疗支出上并未有所减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医疗保险可以增加居民医疗消费。刘国恩等（2011）采用CLHLS22省调查数据，建立了老人医疗服务需求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医疗保险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总支出，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髙于其他保险形式。

关于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国外研究大多数以国外居民为研究样本，然而医疗技术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直接引用到我国。由此可见，研究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其结论受到不同国家、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类型、研究人群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建立DID模型消除那些不会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

2数据来源于模型构建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考虑到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本文选取CHNS2006年和2009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变量选取、数据合并、剔除等操作，总共得到479个样本。

2.2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DID模型评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DID的基本模型如下：

Yit==a1+b1*T+b2*D+b3*DT+Xi+Zi+Ui

被解释变量Yit为个体i在t时期的医疗支出的对数值，医疗支出为居民实际自付的医疗支出。解释变量T为时间固定效应，D为分组变量，DT是时间和分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只有个体i在2009年且参加新农合时取1，否则取0；Xi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疾病严重程度；Zi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口数；Ui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定义及赋值详见表1。交叉项DT的系数b3就是本文关注的城居保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如果系数显著异于0则说明政策是显著有效的。为了消除个体选择性偏差，本文借鉴李晓嘉的方法，引入年份和初始自评健康状况的交叉项，从而控制不同健康状态在医疗消费上存在的不同时间趋势。另外，本文引入年份和家庭人均收入的交叉项，从而消除医疗消费随收入变化的影响。

3实证结果

3.1描述性统计

本文参照臧文斌等人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参保居民和非参保居民。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人口数上差异不大，但试验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个人医疗消费及受教育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3.2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详见表3，由表可知各个模型的交叉项DT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居保并没有降低居民医疗消费支出，这一结果在逐步增加其他控制变量后，仍然缺乏显著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没有显著降低参保人的经济负担这一结果，与臧文斌、刘国恩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根据相关研究，城居保促进了城镇居民患病时的医疗服务利用，因此，城居保在没有增加城镇居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因此可能会提高城镇居民的健康以及福利水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则有着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07年才开始正式试点，我们调查年份在2009年，其制度不够完善，补偿水平不高，政策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疾病严重程度、家庭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疾病越严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个体的医疗消费越高。但受教育程度、婚姻及年龄对个体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家庭人口数显著为负，提示个体所在家庭的人口数越多，个体医疗消费支出越低。初始健康状态与年份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个体初始健康状况对于医疗消费的影响不明显，即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家庭人均收入与年份的交叉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控制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率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一政策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家庭保健论文篇（10）

舒尔茨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开创了先河，其着重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把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范围概括为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劳动力就业迁移等方面。Becker(1964)指出，个人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医疗等方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个体的产出量依赖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对个体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研究中，Easterlin(1981)认为教育的形式很重要，并结合西班牙教会对教育解禁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Maddison(1991)以1882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和巴西等国家每万人口中的小学数，与三十年后该国人均GDP高低具有高度关联性。Mincer(1974)认为，个人“挣得能力”(individualearnings)是其所受教育年限和经验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在个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中，Spurr(1983)以哥伦比亚6－1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经研究指出儿童的营养状况不仅密切影响其当前的健康水平，而且对长大后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影响。Basta(1979)以印度尼西亚橡胶种植工人为研究对象，得出工人身体状况的好坏能极大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间接影响收入水平。Bhargava(2001)对一百多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证明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健康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二)国内文献回顾

我国大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始兴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发展的作用、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方面来分别做了论证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有:吴建国(2002)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并经过实证研究计算得出1990－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13%－14%;闫淑敏、张生太(2003)认为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提高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作用。张嫘、刘怫翔(2009)根据辽宁省的农村实际情况，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地方财政投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和农民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贡献最大。刘恩伶(2009)认为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不仅考虑货币收益，还更多看重社会地位提高带来的价值最大化。朱韵洁、于兰(2011)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也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能明显促进经济增长;翁杰(2012)利用杭州市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培训是一种对转移农村劳动力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且个人培训的效果优于政府培训。在交通迁移投资方面，刘纯阳(2005)通过对湖南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调查研究发现，交通通信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居于首位，且家庭交通通信支出比例严重偏低，并提出对贫困地区农村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医疗保健方面，王引、尹志超(2009)在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指出，热量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且热量摄入对男性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孙昂、姚洋(2005)经实证研究证明，农民家庭中大病冲击与其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关系明显呈负相关。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多从政府的视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出发，较少从家庭这一微观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探析，尤其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选取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且人地矛盾突出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河南省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阐述河南省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了提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政策建议。

二、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对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从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个人和家庭用于就业迁移的成本等方面来论述。

(一)教育方面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其中，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是指农村住户用于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服务和相关用品的总支出。河南省农村居民家庭每年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在2004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80元，但随着时间推移呈逐步拉大趋势，在2011年两者相差118.2元。虽然近年来河南省文化教育投资发展势头良好、速度呈递增趋势，但相比国家平均水平和周边省份的增速明显偏慢。对比数据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河南省此项消费支出与同位于中部省份的河北、湖北、安徽、山西等六省相比处于垫底的位置。一是河南省人口众多，家庭规模相对较大;二是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渠道单一，由于农村家庭财力所限，普遍对孩子的学前教育不够重视，整体资金投入不足。“生活支出”也叫“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八类。显示了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态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人均家庭教育投资从1995年的63．53元增加到2012年的343．8元，增加了4.25倍。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3年增长更为迅速，从占生活总支出的6.84%增加到10．67%，各年度教育投资的增长均高于生活消费水平的增长;但自2003年以来，此项投资比重却不断下降，一度在2011年低至只占生活支出的6．43%。究其原因主要是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实行扩招政策，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激增，但四年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压力陡增，让许多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不再信心百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农村家庭继续投资教育人力资本造成了负面效应，导致教育投资比例逐年下降，甚至部分地区“读书无用论”又有逐渐抬头趋势。

(二)医疗保健卫生方面

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定义，指农村住户用于医疗和保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费用，包括医药卫生保健用品、医疗保健服务费和医疗卫生设备、用品加工修理费等。河南省自2004年至2012年人均/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其水平仍处在中部邻省以及黄河中游省份中靠后的位置。2012年河南省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468．8元，仍和全国平均水平513．8元有不小差距，与湖北、河北相比差距更为明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河南省要实现把人口大省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省的目标，首先，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继续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全省的医疗保障水平。其次，要向农民宣传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人的健康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不能“拖病扛病”，要加快完善医疗保障网络及其覆盖面。河南省自1995－2012年农村家庭对医疗保健投资占生活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均对医疗保健支出近十八年来虽然逐年增加，但其占家庭生活支出的比例依然非常低，医疗保健整体投入不足。在2005年以前人均不足100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去甚远，只有在2011年和2012年比例略微抬升，占到生活总支出的9．25%和9.32%。这主要是因为河南省农民收入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依然较低，农民多以务农为主，且收入渠道单一，财产性收入偏低且增收压力较大;导致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对保健支出微乎其微，就连在医疗上也是“能省则省”，看不起病或者不愿看病的现象较为突出。其次，通过在河南省封丘县、原阳县、延津县等地走访农户了解到的情况发现，农民的健康投资绝大多数是医药看病类支出，而营养保健、卫生预防等开支所占比例较低;这凸显出农民保健意识淡薄，政府应引导农民主动防病而非被动治病，大力开展农村医药卫生服务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医保覆盖面和服务水平。

(三)农村家庭人均就业迁移成本投资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较于其在农村务农，有利于增加其家庭收入、知识才干，有利于拓展社会人际关系和开阔眼界，进而提高其思想观念水平。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交通和通信的工具、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用支出，主要指农民进城务工所要花费的交通费、通信费以及在外食宿等费用的总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中用于迁移的成本投入。通过对比分析近年来河南省与其周边省份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情况可知，河南省近年来农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很快，2004年该项支出为121．2元，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192．6元，与周边省份相比为倒数第一名，但在2012年此项支出达到525．1元，居中部六省前列，远高于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其中农村居民因外出务工乘坐交通工具和与亲人通信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为该指标迅速增长贡献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南省在外出务工方面有人口输出优势，能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河南省经济欠发达，本省吸纳消化劳动力能力不足。有鉴于此，河南应该在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加大对农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的宣传力度和政策鼓励，加强对劳动力培训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群众技能水平;同时也应加快自身经济建设，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结合当地实际特色的乡镇企业，引进劳动密集型龙头企业，争取让农民就近就业。

三、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制约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影响河南省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制约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知状况、预期收益等;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水平、社会价值导向、政府政策环境等。

(一)增收渠道单一，家庭收入水平低

家庭是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除政府以外的另一个投资主体，家庭收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人口众多、资源禀赋不强;加上河南省农民基数庞大、农民技能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且短期内粮食单产增收已达上限，后备耕地资源亦不足，所以总体发展压力较大。另外，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产业化难以形成，致使农业效益较低。近年来，上游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成本不断攀高，使农产品获利空间备受压缩。河南省乡镇企业发展活力不足，本地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差，唯一可以转移劳动力的渠道就是外出打工，但受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出口效益疲软，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统计资料显示:河南省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524元，比同期国家平均水平7917元低近400元。

(二)社会竞争压力大，农村医疗保健水平差

河南省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尖锐，工业化水平低。截至2013年年底，河南省人口为1．06亿人，人均GDP为34187元，全国排名第23位。分析发现，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缺乏适销对路、紧密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的乡镇企业来拉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无法极大地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大量农民抛家舍子、不远千里常年在外打工，生存压力较大。另外，河南省农村现有医疗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人员及设备不足问题较为突出。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南省在农村每千人医生数和医疗床位数等基层基本卫生医疗资源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一个承担国家粮食主产核心任务的农村人口来说，不利于新型农业化的推行和新型农民的培养，也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的崛起。

(三)投资与回报率偏低

根据收入与成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出，当效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显现出对人力资本投资较强的偏好。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激励着农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民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问题上更为明显。但目前河南省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严重不成正比，自1999年大学扩招到现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至今，致使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突出，加上河南省特殊的省情，后一个问题表现更加严峻，尤其是那些辛辛苦苦让孩子在独立院校就读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投资失望。这些现象都给社会带来一种负面效应，致使后续农村家庭对子女高等教育投资信心受到打击。

(四)消极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影响

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将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对生活越有信心就越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消极颓废的价值观将湮灭人们对工作的信心，进而逐步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河南省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农村长期以来受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影响，至今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至上论”两种极端思想。秉持“读书无用论”的家庭早早让孩子辍学在家，出去打工两年就回家结婚，致使近年来早婚现象又有逐渐抬头的趋势;这种现象不利于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秉持“读书至上论”的家庭则表现出一种非理，对教育认知存在偏见，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从河南省的情况可见一斑，要解决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既要改变农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认识问题，又要社会舆论做引导，更要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资源享有等涉及民生问题方面向农民有所倾斜。

四、河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路径选择

(一)广开农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经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收入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呈正相关。农村家庭经济水平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保障，而人力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促进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首先，河南省各级政府应该重视加快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让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河南省是人力资源大省，富余劳动力较多，可以由政府牵头对农民进行培训、组建劳务公司，打造专业品牌、成建制输出劳动力。其次，应该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发展庭院经济，支持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资金扶持;规范和保护民间自由信贷，为家庭创业和投资提供安全快捷的农村金融环境，把农村资本市场这池水搞活，让创造财富的资源要素充分涌动。再次，针对河南省农业大省的实际情况，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农村保险业务，降低农民家庭及财产因意外受损而导致的返贫情况，比如，可以施行农作物保险、经济林、园林苗圃保险、家禽畜保险。

(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体系已覆盖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医疗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尤其是农村各项医疗设备很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缺乏且水平有待提高。各地可以利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服务于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比如，河南省可以在河南中医学院和新乡医学院两所医科院校培养农村紧缺的全科医生，充实农村基层卫生事业需要;也可以安排乡镇优秀基层卫生人员去市级甲等医院、医学院定期进修，发扬“传、帮、带”的优良风尚。要建立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减少农民因病返贫的现象，提高农村医疗补贴标准和完善农村卫生预防体系，改善贫困地区现有医疗环境，尤其是豫北太行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等长期贫穷落后地区。政府及媒体应大力宣传健康教育、医疗保健、营养卫生知识的重要性，让农民树立健康生活的观念，增强其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三)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科技水平

农民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微观主体，其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新农村的发展水平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进度。然而，目前农民工技能素质普遍偏低，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太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且现有初高中提供的课程和教学资源是无力改变这种现状的。有鉴于此，河南省可以抓住新课改的契机，针对实际勇于开拓创新，改善目前初高中课程内容结构，尤其是对职业技术学校增加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实践能力;另外，还要大力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由政府牵头，县农广校、成人高校、农业职业学校、农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因地制宜、结合农民意愿和兴趣开展农村特色课程培训，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文化技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开展的特色产业加工生产，学习“一村一品”特色种养殖经验，开展厨师、焊工等紧俏工种培训等值得借鉴。

家庭保健论文篇（11）

（二）在宗关街发展社区打造“欣宜满家”人口文化建设品牌，通过建设“欣宜亲子园”、“欣宜育英室”、“欣宜倾诉室”、“欣宜安康馆”等系列“幸福人生体验馆”，作为新型宣传服务阵地，开展的活动要贴近群众，发挥作用；让群众乐于参与，让群众占领阵地。润物细无声。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象春风送雨一样渐渐深入人心。各街创新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品牌，做到“一街一品”，积极传播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努力将人口文化阵地建设成育龄群众和广大市民的“文明之家”、“休闲之家”、“精神氧吧”。

（三）积极参加市首届人口文化节并举办全区首届人口文化节，创新丰富家庭人口文化传播形式，以群众文艺汇演、征文摄影比赛、示范家庭宣传、基层阵地示范等形式，打造人口文化活动特色。各街要认真准备，选送优秀节目和作品参加市人口文化节。

二、大力倡导社会性别平等，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

（一）全面推进关爱女孩行动计划，进一步丰富第七轮关爱女孩——“绿色成才工程”内容，适时召开全区关爱女孩奖优助学现场会，推动全区关爱女孩行动健康发展,各街道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严格落实关爱女孩专项资金，积极开展针对计划生育女孩家庭的困难扶助、成才奖励、关怀慰问等活动。

（二）全力做好农村独生女高考加分组织、宣传、申报、审核及信息对接工作，确保无错漏报现象发生。不断完善关爱女孩的奖励优惠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关注女孩成长、促进女孩家庭发展的良好氛围，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趋向自然平衡。

三、积极开拓生育文明宣传阵地，营造良好人口氛围

进一步拓展人口计生宣传阵地功能。全面建设村（社区）人口文化活动室和新家庭人口文化屋，融宣传培训和群众性活动于一体。今年在宗关街发展社区组织打造“欣宜满家”人口文化活动中心并在全区1/3的社区建立人口文化活动室。为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建设新型家庭人口文化提供阵地支撑。将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实际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有机统一起来，精心制作群众喜爱的富有文化内涵的宣传品，加大人口计生宣传精品入户的力度，实现“一户一品”。

继续清理优化人口计生户外宣传环境，对人口计生公益广告、标语口号、宣传栏（橱窗）、宣传长廊、黑板报、展板、条幅、电子显示屏、灯箱广告、标志性建筑、主题宣传画等户外宣传载体，按照美观、温馨、群众喜爱的标准进行全面优化。

四、广泛开展各类大型社会活动，大力传播健康科学的婚育知识

认真组织节假日和“三下乡”、“5.29”协会日、“7.11”世界人口日、“10.28”男性健康日、“12.1”世界艾滋病日等重大纪念日的社会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广大育龄群众的人口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面向基层、面向家庭，充分利用会员之家、群团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口文化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人口工作的良好氛围。2012年我区将适时开展三大主体活动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流会、婴幼儿早期教育研讨会、大型青春期知识健康讲座，增强全社会对人口计生工作的关注和理解，全面提高全社会的婚育文明程度。

五、着力加强新闻宣传，及时做好舆情监测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