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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0:57

自由贸易论文

自由贸易论文篇(1)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附图

图1东盟汽车工厂:以丰田汽车为例

资料来源:Petri,P.(1993)。

【参考文献】

1.陈雯:博士学位论文,《东盟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效应研究》(2002)。

2.Ariff,M.(1991)TheMalaysianEconomy:PacificConnections,KualaLumpur:OxfordUniv.Press.

3.Balassa,B.(1966)"TradePerformanceasanIndicatorofComparativeAdvantage",inD.Greenaway(ed.),Economic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London:MacMillan.

4.Balassa,B.andL.Bauwens(1987)"Intra-IndustryTradeSpecializationinaMulti-CountryandMulti-IndustryFramework",EconomicJournal,Vol.97.

5.Dixon,P.B.andJ.Menon(1995)MeasuresofIntraindustryTradeasIndicatorsofFactorMarketDisruption,CREDIT

ResearchPaper95/13.

6.Grubel,H.G.andP.J.Lloyd(1975)Intra-IndustryTrade:TheTheoryandMeasurementofInternationalTradein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7.Imada,P.(1990)Evalua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AnnArbor:UMI.

8.Krugman,P(1981)"Intra-IndustrySpecializationandtheGainsfromTrad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9.

9.Kwan,C.H.(1994)EconomicInterdependenceintheAsia-PacificRegion,London:Routledge.

10.Menon,J.(1996)AdjustingtowardsAFTA:TheDynamicsofTradeinASEAN,Singapore:ISEAS.

11.Michaely,M.(1962)ConcentrationinInternationalTrade,Amsterda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

12.Petri,P.(1993)"TheEastAsianTradingBloc:AnAnalyticalHistory",inJ.A.FrankelandM.Kahler(eds.),RegionalismandRivalry:JapanandtheUnitedStatesinPacificAsia,Chicago:

自由贸易论文篇(2)

负面清单是“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和许可管理为辅”的新模式,形成了服务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利于充分挖掘投资新空间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即政府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相关产业列入负面清单,在此名单之外,政府不应进行太过严格的干预,换言之,“法无禁止即合法”。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和政府管理法制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一体两翼”计划,构建以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干,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翼整体联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负面清单模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模式中首先使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商定在投资领域除非NAFTA成员国明确列入负面清单某些服务部门,未列入清单的服务贸易就应非歧视地开放。美国从1982年开始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了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协作关系计划,开始启动TPP谈判,TPP谈判计划规定取消或大幅降低商品的关税,其内容涵盖商品安全标准、工业技术贸易壁垒、市场竞争政策、创新知识产权、政府公共采购、贸易争端解决,有关对劳工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的规定,新规定的标准之高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定,所以说美国主导制定的TPP规制标准形成十分明显的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制。

2012年4月20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范本,提出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两大前提条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2013年6月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正式同意启动TTIP谈判,2013年7月,美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一轮贸易和投资谈判。试图重新建构世界贸易新规则,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引导世界建立高标准和高度自由化贸易投资协议,另一方面,2013年1月,美国启动了与21个WTO成员方的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谈判。美国试图绕开WTO,开启国际投资新规则。WTO时代以贸易全球化为核心,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投资全球化为核心。目前世界上已有77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与哥伦比亚(2008)、秘鲁(2009)和巴拿马(2010)等国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接着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努力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之间进行合作。

国外有一些学者对自由贸易区效益进行了研究,NathMukherji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研究了负面清单对亚太组织的经济作用,并与正面清单进行比较归纳出六大优势。Guidolin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印度尼西亚1967年开始实施NDI政策(内含投资负面清单)的长期效应,并对印尼服务业部门吸引、利用外资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WTO红利的消退,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替代,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主导,国际最近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国际服务贸易和外商投资管理方法。各国在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中,基本采用准入前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自由贸易区内将准入管理由全部核准制变成形式备案制,建设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与困境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国际上2013年7月中美开始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问题。在国内中国自由贸易区这种更高规格的开放贸易需要更深层次制度改革。国务院38号文《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投资管理主要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该通知特别强调服务业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出自由贸易区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努力建设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更好地促进本地服务业质量提高。Dunning应用“国际生产折中论”研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阐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是提升管理或营销技巧等而获得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指出相对于本土企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及营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制度创新空间,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两个市场的活力,有效推动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服务国际化,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我国政府首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投资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等,促进行政法制化建设,这些都是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化战略思路的制度设计。

2.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的困境

随着我国进入WTO的红利的逐渐消退,在国际上WTO多边贸易体制被日益边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粗放式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探索,需要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顶层改革制度设计。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推动对国际市场充分参与、使我国在新的国际规则条件下能够迅速适应,规避国际贸易新规则中被边缘化,并防止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这逼着政府职能转型升级,以开放促改革,就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法制化。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制度设计方案来看,其目标亦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开放促进行政精简化,由长期实行的事先审批转为实行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过程监管的有效综合执法体系,倒逼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可行策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管理模式。为实行全面经济改革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第一,自由贸易区内需要对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形成高水平的投资环境;第二,自由贸易区必须实行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管理制度创新,形成公平公正的营运环境;第三,自由贸易区需要对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第四,自由贸易区需要对综合监管制度创新,实行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科学评估体系;第五,自由贸易区需要对文化价值体系创新,实行国际化的多元文化共存、跨文化沟通交流,文化互信、共赢机制和协调机制。这5个创新集中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在国际上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在中国投资领域仍是初次应用。正如韩正指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设计是颠覆性的,根本没有依靠优惠政策,整个自由贸易区坚持自主创新、体制创新获取红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起更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但由于中国自由贸易区刚开始启动,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及效果的研究还较少,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风险和困境。首先,美国通过TTIP和TPP形成大区域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为了加快这种进程,还通过双边、多边投资谈判(PSA),先与一些发达国家签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加快促进投资自由化,以此主导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调整,在新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和依赖度比较高,如果这一轮国际化不能有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国就不能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有所作为,而且会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失去话语权。其次,我国在这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中,必须按负面清单模式谈判,促使扩大我国市场准入宽度和市场开放程度。

在新规则下提高我国市场发展空间,但是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存在许多隐性风险。再次,负面清单是对中国的全新挑战,负面清单管理作为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探索阶段,类似于一种全国新一轮开放的先行实验,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我国开放度提升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过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效应,也将是我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在新时期实行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化中的外商投资质量很重要,2005—201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逐年减少,如美国由2005年的306123万美元下降到2009年255499万美元,在我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负面清单并不只是列出一些禁止或者限制准入名单那么简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相配套,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企业、全新素质的人和全新的管理模式。

因为新机制的核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精神在私权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在公权领域遵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范运作。即对公民和企业而言,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的都可以为之;可是对政府职能而言,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职能均不得为之。由于我国长期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运作,这种制度惯性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推动。2013年3月总理在上海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并强调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由4个经济特区的沿海开放带动的。他进一步认为:“现在看来,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如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效用是对东道国服务业直接产生“软技术”溢出效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全新制度设计,将为国内外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和促进经济增长。可是从政府管理能力来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理理念需要政府官员观念改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必将会给政府带来潜在风险和管理难点。

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管理的实验性推行,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综合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优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适当减少政府设置的不适宜约束条件,以充分地发挥国内外企业的活力和国内外市场的效率,积极寻求政府监管约束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策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由贸易区必然选择,自由贸易区的空间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决定于负面清单的质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优化。如何明晰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取舍需要借助科学方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与方法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刚刚起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开始试验阶段,我们必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运用科学评估方法来不断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优化管理制度体系。大数据时代和智能化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科学理论和方法,但是面对海量数据如何选择利用并优化却是巨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中的粗糙集(roughset)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的信息,形成比较完备的信息。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能从中发现一些隐含的知识,揭示事物潜在的规则和规律。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目前的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订了190条管理措施,(目前已下降到137条),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国际上负面清单基本上有3类:第一类为“不符措施”,如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体系稳定的;第二类为“一般性例外措施”,主要适用于政府公共采购、补贴等;第三类规定“特定产业例外”的保障措施,如通讯和幼稚产业等。中国在这方面缺少相应内容的明确规定和基本主张。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帮助对负面清单措施合法、合理、有效性进行国际规则分析,因为粗糙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是用来研究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等的有效方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波兰学者Pawlak和波兰科学院、华沙大学的一些逻辑学家合作研究,并于1982年正式提出的。此后,粗糙集理论和应用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参与到研究中,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在粗糙集的理论和应用方面进行了一些交叉研究工作。重要标志性成果是Pawlak1991年的专著和1992年专集的出版,该研究成果就这一段时期对粗糙集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该成果有效促进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粗糙集已成为信息科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一个最为活跃的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将粗糙集应用于机器学习、物理波形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中知识获取、决策分析及过程控制等许多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粗糙集的理论研究正成为信息科学的一个热点。刘军针对非相容表构建决策树中属性约简计算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分辨关系和粒计算理论,建立一种相容表和非相容表通用的构建决策树算法。刘军根据非相容表的逻辑关系式证明其可经过变量替代等价于相容表;再根据等价表的特点,以属性粒为基本单位,用属性粒的可分辨量、属性粒相对于决策属性的类别数量及决策表中相同行的数量这3个基本参数确定属性的优劣,以最优属性为划分属性自上向下直接构建决策树。粗糙集在知识的不确定性度量应用上,翟俊海等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样例约简支持向量机,利用相容粗糙集方法求属性约简的边界域,并从中选择样例作为候选支持向量训练支持向量机。翟俊海等认为这样可同时对属性和样例进行约简。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能有效地减少存储空间和执行时间。张铃等结合信息论做了研究工作,提出度量粗糙集和粗糙分类的模糊性。结合粒计算研究属性的不确定性度量。但这些大多是算法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且后续研究较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有待拓展。

将粗糙集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到政策领域,将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运用于负面清单政策优化,通过构建政策数据库,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发现隐藏在政策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2.运用粗糙集方法提高负面清单质量

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这种被研究者用来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其决策表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及不完备的信息,可运用粗糙集方法精确负面清单数目。具体到上海自由贸易区,以目前进入自由贸易区的1000家企业和5万多家注册企业的投资与收益表现作为预测负面清单精简后可进入的新行业投资空间的收益与风险的预估值。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的“鼓励类”去除,并将“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为一类,明确了该清单的负面性质。可是这种简单合并后还需要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精细化的分析,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措施中没有对限制和禁止外资标准进行界定。

从管理目标看自由贸易区要鼓励高质量的外资进入,自由贸易区需要提升外资利用水平,需要对高质量外资建立判断依据。我们从负面清单的条文用词看,上海自由贸易区190项措施中,提出投资活动“须合资、合作”,这种用词不严谨而且未对“投资”定义做界定。外资是指国外还是境外具有完备的法人代表的组织进行的实体性直接投资?投资是这些机构使用债券、股票等进行的间接投资?这些需要明晰的部分负面清单未作出明确规定。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优化处理。为了有效归约政策条文,将负面清单政策措施进行符号化表示,从而形成政策符号表达系统,运用粗糙集理论将政策措施建构成二维数据表的形式,政策清单用行表示,政策属性用列表示,表中的元素表示负面清单对象的属性值。这种政策表达系统编制形成决策表,在决策表中,将属性集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条件属性集,另一类称为决策属性集。

自由贸易论文篇(3)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国不同资源密集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系数变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进口

农业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资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劳动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矿产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农业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资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劳动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矿产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数据使用IEDB估计数计算;1990年和1994年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

1.进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022,1985年下降为0.7195,1990年又上升为1.202,1994年又下降为0.8639。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现上升、下降趋势:1980年为1.215,1985年上升为1.488,1994年又下降为1.170。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9006,1994年为0.8996。矿产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1349,1994年上升为0.5710。上述系数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矿产资源、资本资源相对稀缺,不具有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理应利用进口贸易比较优势。但从实际系数看,只有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超过单位1,而农业密集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均小于单位1,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采取“高度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充分发挥进口比较优势。

2.出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不断下降趋势,1980为1.665,1994年为1.023,但仍具有比较优势。安德森等人认为,一个国家越是缺乏耕地资源、经济增长越迅速,其农业比较优势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国在粮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非粮食农产品(如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烟草等)出口仍具比较优势,从而导致整个农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在下降。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系数呈不断上升趋势,1980年为3.292,1994年为3.561。资本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3592,1994年为0.5358。矿产密集产品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系数1980年为0.8728,1985年上升为1.251,而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为0.5459(见表1)。这表明,1980年以来,出口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农业密集产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资本和矿产密集产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3.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与我国资源禀赋状况的关联度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供给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耕地面积和水资源二大农业资源十分紧缺,均占世界总量的7%;煤炭资源和水电资源十分丰富,分别占世界总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贫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34%和1.20%;资本资源相对紧缺,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3.4%;技术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以表现一国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的国际专利数而言,中国仅占世界总数比重的0.27%。各国的自然禀赋是很难改变的,但是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获取资源禀赋的能力,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需要国际出口和进口市场,只有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本,引进更多的国际技术,才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国际比较利益。

三.各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的国际比较

表2计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农业、劳动、资本、矿产资源密集产品贸易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表3计算了1965至1994年期间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表2中、美、日、澳四国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1990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资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劳动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矿产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农业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资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劳动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矿产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美国

进口

农业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资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劳动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矿产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农业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资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劳动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矿产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变动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鲜新加坡台湾中国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进口

日本充分发挥了农业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950和2.027;美国充分利用了劳动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其系数分别为1.170和1.237。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1.170,低于澳大利亚水平;农业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8639,远低于日本水平;矿产密集进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710,远低于日本水平。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国在进口方面实行的“半保护”和“半开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国像日本那样发挥进口紧缺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

2.出口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1,远高于与其他国家;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1.023,略低于美国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697;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国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亚的0.3943;矿产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亚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国的0.3535。总的说来,80年代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政策,使得中国在出口方面发挥了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7%,可以视为成功地利用“比较优势”战略的国际范例。

3.未来中国仍将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

与日本和“四小龙”相比,1994年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系数为3.56,低于1980年香港为6.688、南朝鲜为4.958、台湾为5.240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劳动密集产品还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与日本和“四小龙”所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日本和“四小龙”地域狭小,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变动迅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较快,必然要将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境外转移。而中国则不需要跨国境转移,仅是跨区域转移,即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和转移,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扩散和转移。这种东亚的“特例”,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将是一个缓慢攀升的过程,而不会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出现这一系数过早下降的趋势。

四.中国走向21世纪发展战略的选择

从建国以来,中国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50年代的“赶超战略”;60年代的“四化战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战略”,或称“转型战略”。

本文认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选择“比较优势战略”与“贸易自由化战略”。提出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基本国情以及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中国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在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专利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由于总人口规模将由12亿人增长到2020年的15亿以上,GDP总量将增长10倍,贸易总量将增长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十分尖锐,中国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来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食物需求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

比较优势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内容是:基于中国各类重要资源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劣势,选择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适度进口中国长期相对紧缺的农业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能源密集型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矿产密集型产品(如铁矿砂),积极引进先进国外实用技术,大量吸收国际资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上述战略的目标是:在下世纪初期(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大国。这一战略包括如下要点:

1.有效地开发和进口农业、能源、矿产资源

1994年日本和美国总人口数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2%和4.7%;日本农业密集产品进口量占世界总量的12.64%,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美国为9.59%;美国矿产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6.27%,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品进口国,日本为13.13%;而中国农业密集产品占世界总量的2.38%,矿产密集产品仅占世界总量的1.57%。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远低于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国在进口粮食、石油制品、天然气、化工原料、有色金属矿等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均未达到单位1,未充分利用这些长期紧缺资源的进口比较优势(见表4)。从长远的国家利益来看,在这些紧缺资源产品上保持全面自给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无疑放弃了国际贸易所带的互利互惠。中国大量进口农业密集、矿产密集产品是十分有利的,应当由目前“高度自给自足”型向“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积极进口”型转变。例如粮食净进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标应提高到5%,中期目标提高到10%,长期目标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银行也认为,如果中国努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从长远看,既代价高昂又不能持久,而应突出中国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利用较自由的农产品贸易作为经济手段,促进高效益的国内生产。世行预测2020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约达到3,000~9,000万吨,净进口率为5~13%,仅相当于那时中国出口总额的1~2%;〔5〕石油净进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长期的40%以上。〔6〕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应实行能源消费结构多样化战略,适当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减少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7〕同时应积极鼓励国内厂商到海外投资农业(主要是粮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矿产品基地。

2.有效地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产品,“以资源换资源”

中国农业资源十分多样,有耕地面积9,497万公顷,宜农荒地3,535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6,303万公顷,可利用草地31,333万公顷。此外,还有大面积的滩涂、浅海滩,亚热带地区达48万平方公里。因此,应当形成多样化农业生产格局与贸易格局。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生产非粮食的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额达29.4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609;水产品出口额达23.2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763(见表4)。就中国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进口较多的耕地密集产品如粮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又是一个多样化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国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竞争优势。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额为10.5亿美元,显示比较优势系数为1.941,占世界出口市场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万吨,仅占全国煤炭生产总量的2%,有相当大的出口增长潜力。铅、锌和锡三大有色金属出口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分别占世界出口市场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竞争优势,占世界市场的5.081%(见表4),水泥出口量为452万吨,仅占全国水泥生产总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长潜力。这表明中国有条件出口丰裕资源换取紧缺资源,以出口增长促进进口增长,以便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

表4中国主要产品进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及显示比较优势系数

进口

年份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麦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烟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矿产品

28金属19901.4061.8001.162750050

矿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产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气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电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学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纸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纺织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纱、织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属矿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钢铁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银铂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铜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镍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铝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铅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锌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锡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总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国贸易占世界总显示比较总值

总数比重(%)数比重(%)优势系数1000美元

农产品

03水产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麦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烟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矿产品

28金属0.28220.53050.2813175241

矿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产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气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电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学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纸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纺织品11.596.9263.6727201610

纱、织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属矿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钢铁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银铂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铜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镍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铝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铅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锌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锡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总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和技术发明能力不强,国际专利申请批准数仅占世界总数的0.27%。这些决定了中国创新技术在较长时期内应主要来源于国外,即利用“后发优势”,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之路。“用市场换技术”将是中国的长期策略,但是农业技术、高新技术和军事技术仍应“以我为主、引进为辅”。

中国的资本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4%,吸引外商投资是其补充国内投资的重要来源。尽管中国已是居美国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但人均额仍比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差600倍。为此,今后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外商投资于农业、能源、交通、铁路、通讯、大中型水电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设施,投资于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总之,“用市场换资金”也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发展战略。

4.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由于中国在发展中大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中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且所占份额迅速上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总数的10.55%,大大高于美国(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国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资本资源来解决占世界1/4的劳动力就业问题,这对任何一届政府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决定了中国必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要素有序的流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劳动换资源、以出口促进口”是中国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后者是指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8〕因此应当有选择地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产业,一方面通过产业政策和资产重组,形成若干个大型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合资企业集团,达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术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构成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在持续高速出口增长过程中,不断推进出口结构的升级和高附加值化。

5.贸易自由化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前提

“比较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促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积累的过程。所谓“贸易自由化”就是放弃传统的“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各类市场,取消对国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为限制,打破少数国有企业对石油、化工、电讯、造船等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格局,开展公平、公正的竞争,对国内外厂商实行条件相同的非岐视的“国民待遇”等。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二是将国际竞争机制引入国内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各类资源的进口与出口的比较优势。

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门利益。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9〕曾谈道,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答案很简单,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例如消费者以较低价格来购买物品,但是这个国家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到损害,许多国内生产者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工作机会减少。受损者除非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一定会反对自由贸易。加速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世界之潮流,东盟国家2003年实现“零关税”自由贸易区,这本身已对中国构成外部挑战,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是对这一挑战的最佳响应。

致谢:本文计算得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卢卫国博士和许心鹏博士的帮助,文中许多观点曾与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系黄益平博士、宋立刚博士讨论,获益匪浅。

本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PeterDrysdale,1988.InternationalEconomicPluralism:EconomicPolicyinEastAsiaandthePacific,Allen&Uniwin,Sydney.

[3]安德森·速水等:《农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胡鞍钢:“中国21世纪粮食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页。

[5]世界银行亚太区中国和蒙古局国别运行处:《崛起的中国: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长期问题和选择》,世界银行报告号:16643—中国,1997年6月。

[6]胡鞍钢:“中国21世纪石油战略的基本选择”,《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页至第16页。

自由贸易论文篇(4)

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自由贸易论文篇(5)

另一方面,极大化贸易创造效果,间接地极小化两国以外国家的贸易转换效果有一种方式,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两个定义。一,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多的国家之间签

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自由贸易论文篇(6)

【论文摘要】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当今世界经济三大板块中,欧洲有发展比较完善的欧盟,北美地区2005年底也正式启动了美洲自由贸易区,而东亚作为一主要板块一体化进程缓慢。中日韩三国的经济互补性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现状及障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 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理论依据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是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为消除他们之间现存的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而缔结的关税区。FTA对区内经济的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产品为其他成员成本低的产品所代替,因此从成员的进口增加,新的贸易得以“创造”。“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与区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减少,而与区内成员之间的贸易增加。FTA的动态效果主要是指“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 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1.三国经贸关系的加深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中日、中韩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都成上升趋势。2003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1335.76亿美元,日本在华实际投资额达413.94亿美元。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632.31亿美元,韩国在华实际投资额达44.89亿美元。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据韩方统计,中国是韩国第三大进口国,并且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可见,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这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三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提条件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日本与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日本与韩国的优势在于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中日韩三国之间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日进出口的互补性系数大于1,两国的互补性较强,中国的出口与韩国的进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小于1,互补性弱,但是中国的进口与韩国的出口之间的互补性系数大于1,互补性强。日本的优势产业主要是机械设备和基础材料行业,韩国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化工产品﹑机械﹑纺织品﹑矿产品﹑金属等。基于三国经济互补性而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提升三国的产业结构。 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对策 1.加强政府交流 三国首先应该从政治上加强交流。三国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度低,是阻碍三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三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权问题。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也只有三国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问题和韩日领土之争问题,三国才能建立起更深层次的长久的伙伴合作关系。 2.协调三国产业政策 由于三国之间经济上既互补又相互竞争,政府不应该对本国受到威胁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比如日韩应该逐步开放其农产品行业。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违背,还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韩两国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会导致其制造业往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转移,出现所谓的“产业空心化”。近年来,由于日韩两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增加。如果因为担心“产业空心化”会对本国不利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将妨碍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因此,三国应调整自己的产业政策,建立共生共存型产业结构。 3.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由政府主导设置的机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韩合作也缺少民间的交流。企业界参与合作的呼声得不到响应。企业是一国经济的主流,区域合作其实质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区域 合作领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可以设立中日韩贸易促进会,定期举行,为三国企业间的交流搭建一个平台,促进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和业务往来,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建立提前作好准备。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之前,中日韩三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加深相互间的沟通,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扫清障碍。为此,政府需要突破现有区域组织合作机制,大胆地提出一些适时有效的合作建议。 参考文献: 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小泽一彦孙新:21世纪中日经济合作与展望[J].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Kathie Krumm,Homi Kharas,东亚一体化共享增长的贸易政策议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叶辅靖:走向FTA-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与对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4 Maurice Schiff,L.Alan Winters,区域一体化与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自由贸易论文篇(7)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而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却相对滞后。其原因何在,模式与趋势如何?结论是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模式有:三个“10+1”合一;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其趋势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关键词: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已经向世贸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93个。其中,在关贸总协定近50年历程中,共有124个自由贸易区(FTA);而1995年WTO成立后,新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就达169个。作为世界三大经济重心之一的东亚地区,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势头如何,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可行性,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未来应选择何种发展途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向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 目前,东亚制度性区域经济合作正向着金融货币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两个方向展开。现实地看,东亚国家已经或者计划签订的贸易协议大部分是自由贸易区协议。如中国已经与东盟达成协议,计划在2010年之前与东盟发达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到2015年之前与东盟不发达成员国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韩同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中。韩国与日本的协定也已经在讨论中,并且双方同意于2005年底完成协议。另外,还有区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逐渐加入到双边或者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见下表)。相比之下,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速度却是迟缓的,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因素太多。因此,一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循序渐进。 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1.经济全球化以及应对来自其他区域集团的压力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外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兴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地区经济集团已成为一大趋势,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已蔚然成风,不仅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板块的西欧、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区域经济集团,拉美洲也在大搞自由贸易区,东亚却迟迟未能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使东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没有一个有形的实际载体而缺乏实在感。随着欧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北美自由区向美洲自由贸易区扩展,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这对于大多数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量出口ICT产品依赖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迫切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增强其整体实力来与迅猛发展的欧美特别是美洲区域经济集团相抗衡。 2.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APEC、WTO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受挫促使了内在需求的提升。1997年,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东亚地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危机迅速波及其他东亚国家,给东亚各国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日本更是从那次危机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至今经济仍不见起色。而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APEC,所奉行的是开放的区域主义,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成员国没有约束性,加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间在贸易自由化速度、范围上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成员之间在农产品市场开放等因素上造成的差异,都使得APEC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困难重重,至今效果仍不显著。 WTO虽长期致力于推进全球性自由贸易的发展,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有着各自利益的一百几十个国家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92年12月举行的“千年回合”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失败,多哈会议上 各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及WTO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使得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仍是一场十分艰难的磋商。 3.东亚自身发展需要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内因。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在加深,过去对区域外经济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改变。有数据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区内其他成员的贸易依赖度均已超过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达到总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各成员间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产业内贸易。区内贸易的不断加深,使各成员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的共识不断增强,甚至对建立自由贸易区一向谨慎的中国和对东亚地区不甚重视的日本一改过去的态度,转而积极参与支持建立自由贸易区。东亚成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关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韩国、东盟的一些成员国关税水平低于10%,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也从过去35%下降到目前13%左右,日本关税更是不到5%,这都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条件。 4.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现状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已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首先,近年来在东亚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亚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在实现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自由化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并呈现良好态势,表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不断发展,区域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以及东亚各国经济合作领域的不断深入等方面,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统计,1980年东亚各国间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25%,1992年上升到45%,2000年跃升为60%。东亚区域内的投资也有大幅度增长,从1990年起,东亚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已超过境外对该地区的投资1996年东盟七国及日韩港台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当年中国协议利用外资总额的75.5%。另一方面,东亚区域内产业分工逐渐向水平加垂直的复合型产业分工转变,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1990—1998年,东亚地区中间产品,如部件和原料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成品贸易,域内制成品贸易额总体上升了92%,这同时意味着东亚产业结合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其次,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东亚各国开展经济合作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次区域、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加强了区域内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并签订了一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东盟不仅自身迈出了自由贸易区的步伐,而且也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1995年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东盟首先提出与中日韩三国举行会晤的设想。东盟成员国还单独与东盟以外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泰国已开始探讨与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再次,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有了很大发展。在当前“10+3”框架下,东亚国家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定期举行会晤,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长会议上,各方缔结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的“清迈协定”,创设了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或金融危机出现阻止投机风波的基金,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整个世界开始向三大板块格局转变。 三、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东亚各国相互不信任和争夺经济合作领导权的斗争是困难之一。东亚地区历史上只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这份历史遗产留下 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清除,这种负面影响又与某些现实因素相结合,阻碍了东亚各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特别是在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之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东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堪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相提并论。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实力决定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东亚区域合作都不完整,其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两国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陷入低谷以来就再也没有真正修复。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在安全上互相不信任的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和其寻求政治强国的愿望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固有的安全感被激活了,国内的极右势力有所抬头,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而日本在诸多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都造成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美国的态度不容忽视。美国虽不是东亚国家,但依靠它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盟国以及它对东亚巨大的经济影响,取得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态度也将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这都给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小的困难。 其次,东亚各国自身的内部关系难以协调。第一,东亚各国对合作的范围、领域、做法的意见不一,在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问题上,可调和的空间相对较小;同时,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导致各成员为了自身利益,都会提出保护部分产业部门的要求,这无疑会影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第二,东亚市场从一定程度上说还不是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市场,各国大部分都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对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有较大的依赖。尽管目前东亚内贸有所增长,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服务内需,而是服务于区外市场或提高对区外产品的竞争力。 第三,东亚地区仍存在着一些热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趋向激化,从而妨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结构重组和体制改革,东亚经济逐步走上复苏之路,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泰国危机后不良债务进一步增加,马来西亚股价恢复水平最低,说明市场信任度不高;印尼金融机构重组和不良债务处理进展缓慢,其政局动荡是经济恢复的重要不利影响;日本经济虽止住跌势,但经济恢复乏力。同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也会对东亚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不利因素会延缓东亚经济的复苏,各成员国因国内因素的压力必将延缓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两种模式 正是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整个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很多经济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向自由贸易区过渡的途径。我们认为,目前东亚整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存在以下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其一,三个“10+1”合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所谓三个“10+1”,是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三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发展最快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2001年“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倡议在10年内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方面的积极响应。2002年5月,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这表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式开始。 中国与东盟拟建自由贸易区使日本、韩国受到震动,因而日本积极谋求在中国前面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2002年1月签署了《日本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为了实现东盟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关系,各种合作包括一个可能的自由贸易区应该在10年内尽可能快地完成。同时,韩国也积极地与东盟保持各种联系,正在考虑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样三个东亚大国都参加了自由贸易区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并最终建立 东亚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区。 其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二为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最发达的部分,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三国间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日韩的政府间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3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这种会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目前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合作是东亚地区合作基础最好、合作前景最为广阔、最容易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它完全有条件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器。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再加上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的深化,东亚地区也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最终形成整体的自由贸易区。 以上两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东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进程中,且相互促进。在第一种途径中,随着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经验的逐渐累积,会为它们之间的整合提供借鉴意义。同样在第二种途径中,中日韩和东盟内部合作的加强也会对前者即3个“10+1”的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途径选择必须考虑到合作各方的利益,并尽量调和各种矛盾与摩擦。我们认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可以在现有东亚各类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推动,由不同国家和区域间的自由贸易区相互交叉与整合,进而最终统一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论文篇(8)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 and 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 and 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 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 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 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 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 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 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 (3)其中,Cnt[,i]=(1-GL[,i])nt[,i], (4)Ciit[,i]=GL[,i]iit[,i], (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 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 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 Preference Similarity 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 and 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 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 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附图 图1 东盟汽车工厂:以丰田汽车为例 资料来源:Petri,P.(1993)。【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7.Imada,P.(1990)Evalua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n Arbor:UMI. 8.Krugman,P(1981)"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9. 9.Kwan,C.H.(1994)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London:Routledge. 10.Menon,J.(1996)Adjusting towards AFTA:The Dynamics of Trade in ASEAN,Singapore:ISEAS. 11.Michaely,M.(1962)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T rade,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12.Petri,P.(1993)"The East Asian Trading Bloc:An Analytical History",in J.A.Frankel and M.Kahler(eds.),Regionalism and Rivalry: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cific As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Ramasamy,B.(1995)"Trade Diversion in an ASEAN Free Trade Area",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12,No.1. 附录1 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附图 注:GLil指1993年的GLi,GLi2指2000年的GLi;另外,泰国2000年的数据只包含1-9个月;本附录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由于版面的限制,在此文莱的产业内贸易指标不列出,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资料来源:ASCU Database。

自由贸易论文篇(9)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方面,加拿大与美国互为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印经贸关系在两国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0.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86.5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截至2007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39.6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2290万美元。2007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580.5万美元。2007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78个,实际使用金额3404万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1月,双方确定到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

(二)地缘关系占优

地理临近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地理临近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高昂的运输费用增加商品成本,使之失去价格竞争优势;长途运输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气候可能使某些商品变质,使之失去品质竞争优势。同时,地理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地缘相邻区域的居民,历来在文化社会方面的交流较多,且比较熟悉各自的消费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相互间的通商往来。

(三)经济互补性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同样,中印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阶段,这种发展水平的梯度决定了互补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印两国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国内经济总产值、经济发展速度、投资环境指标、引进外资等指标看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尽管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都还不高,但是经济结构还是显示出了相对较强的互补性。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相对和绝对的资源和禀赋不同,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得早,经济结构总体水平要高于印度。中国在工业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与印度在软件和高技术方面的优势为两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了合作空间。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贸易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为原材料,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则主要是制成品。

(四)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借助地区经济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对手抗衡的产物。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的成员则参加二十个区域集团甚至更多,区域间贸易额已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欧盟的东扩,拉美地区小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亚洲遭受到贸易转移的影响,对策之一就是成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开拓北美和欧盟市场方面发挥影响力。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则是理想的起点。虽然中国已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也寻求建立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若中印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亚洲自由贸易区则缺乏效力。如中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亚洲其他国家会与中国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印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实现双边FTA可有利于增强两国在大区域内有利地位,加强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还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

(一)南北共存

地区性贸易安排一般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有关国家组成,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实际运行中的“调整成本”。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处在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中,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既存在着美、加之间的“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美、墨与加、墨之间的“垂直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这决定了美、加、墨之间既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又客观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二)一国主导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既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金融、保险等生产业等诸领域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加拿大虽属发达国家,但它的总体经济实力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墨西哥则是一个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尤其是美、墨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与意愿。

(三)协商制度比较健全

三国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法律形式规范着三国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区还有一套固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定期协商机制,包括: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不同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咨询机构,仲裁法庭,保护仲裁法庭的程序特别委员会。这些机构具有相应的职能,对三国的争端冲突进行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调。

(四)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

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不同类型的争端设有9套争端解决机制可供选择使用,包括《协定》自创的5套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劳工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解决机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3套国际仲裁程序规则。9套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规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中的仲裁方式,但在《协定》中仍强调有争议的成员国应首先试图通过磋商或谈判等外交方式解决争端。ADR模式适用范围仅限于成员方与成员方之间,其具体程序为磋商——调解——仲裁,即争议双方以磋商为首选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若不成功就进入调停、调解程序,最后才是仲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上,不存在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的协商和提请调解程序,由投资人直接提起仲裁。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仲裁为核心的政治性或准司法模式,这与其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宗旨是协调一致的。

三、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

(一)冷和平思维的存在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印度国内谈论“中国威胁”的不乏其人,为“中国”在印度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冷和平思维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中印关系深化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二)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

中印贸易摩擦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2001年以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各国第一,平均每年约9起左右,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近15%,占印度对外发起案件总数的近50%。2007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10起案件中有1起终止调查,总涉案金额约8.34亿美元,是继欧盟和美国后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也是对中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印目前没有对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方面进行司法程序的制度安排,所以处理这些贸易纠纷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到目前为止,虽经中方多层次、多方位交涉,印度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裁决中大量使用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幅度被人为地大幅提高。印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中国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迫退出印度市场。此外,2005年以来,印在所有原审裁决中未给予任何一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影响着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长纳什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

(四)两国民间交流限制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

1962年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甚少,许多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程度。在舆论多元化的印度,部分媒体对中国有负面报道,使部分印度人对中国印象不佳。正如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访华时所言:“我们必须拉近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认知距离,我们应该做出长期的努力,确保相互之间有正确的了解。”

(五)高关税限制印度对外经贸合作

印度政府实行高额进出口关税制度。一是保护个别产业,确保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有充足必需品供应,国内市场不被洋货充斥,增强对外贸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等等;二是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印度商界担心降低关税将导致低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而中国的关税已经处于低位。所以印方担心印度生产商难以从FTA上受益。中方降低关税难以增加印度对中国的出口。

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一)尊重相互和独立

北美自由贸易区既能保全美加墨三国享有充分完整的又能保证一体化组织高效运作,这一成功模式值得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借鉴。中印两国尽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地缘与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两个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化和民族性格,还是风土人情和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中印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目前仍然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对于双方特别是印方来说十分敏感,因此尊重相互和独立就显得很重要。

(二)构建开放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

中印自由贸易区应定位于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南亚其他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印两国毗邻,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因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应该为其留下空间。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实际上就将中国、印度、东盟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在中印自由贸易区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规模的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以期实现区域空间集聚规模效应。

(三)选择几个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先期合作

由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因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可以考虑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先期合作,如合作潜力很大的IT、钢铁、能源、农业、生物制药、汽车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也可以相互投资,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联合研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也可以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四)对印度的实际利益给予适度关切

鉴于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劣势,中国的关税税率较低的现状,在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中,印应分阶段就某些制造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降低关税,最终目的应是商品、服务、投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区重点放在中印之间的互补性,中国应适度开放服务业,从而印度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

(五)机构设置

结合中印实际,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印自由贸易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劳工合作委员会、中印合作银行、各类咨询委员会、仲裁法庭及特别委员会,其职权范围也可以比照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职权划分进行定制;考虑到中印边境的现实,可以成立特别的边境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全、边境贸易以及边境地区的环境保护等相关事务。

自由贸易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美国而言将是一种威胁。此外,也将给日本和韩国带来压力。因此,从其各自利益出发,这三方有可能会进一步从舆论上渲染“中国”,从而给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

2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措施与建议

在推进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如何扩大自贸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同时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推进中-东自贸区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深同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而且还将为我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措施建议。

2.1增强产业竞争力,与东盟构建产业协作体系

针对相关行业在自贸区启动后面临的竞争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培育其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则应该在同东盟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协作体系,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加强中国与东盟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双方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与经济融合,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

2.2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实现产业互补互利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随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有形贸易将更加顺畅

,贸易规模不断放大,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将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将更好地解决区内各国间产业趋同和相互间竞争的问题,形成多赢的格局。同时通过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引进来”“走出去”,鼓励企业相互间直接投资,特别是发挥国有中资公司资金雄厚、对外联络广泛的优势,加大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与东盟国家联合起来,推动资源开发,实现资源共享。

2.3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能力

成立自贸区后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因此,应该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议加强与东盟国家在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加强对自身产业、贸易与金融结构的监控、调整与优化,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

2.4加强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投资、文化、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双方在高科技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遥感技术运用、地震学、海洋科学和热带生物资源研究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此外,还应在自贸区建设中发挥大国的优势,积极就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尽量消除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争取较多的主动权。

2.5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整合,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首先要抓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增加沟通相邻国家的航线,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建设和港口建设,打通因运输条件差制约西南部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加快东、南向交通通道建设,连通西南、内地和越南等铁路、高速公路等。其次,抓好水电等能源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建设。最后,共同构筑一个信息互动平台,加快货物与信息的流通。

2.6建立高效、快捷的地区贸易结算体系

随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无形贸易的深入开展以及区域内贸易的逐年增加,必然要求双方加强金融业方面的合作,因此,有必要尝试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可以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体系的一揽子货币的银行结算体系,区域内各国货币可以直接结算,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从而促进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论文篇(11)

从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环海洋与区域产业协作开发理论、区域联系理论、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分析,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化、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区域化趋势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国际区际环境良好;从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态势,两大板块联合的新进展,以及在21世纪初发展的新趋势等方面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中国与东盟处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东端的桥头堡地位,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性意义。除传统的印支半岛陆路通道外,更有价值的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天然纽带,南海在全球、亚太、东南亚及华南西南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是区内各国和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致力争夺的宝域。南海南北纵跨17个纬度,东西横跨11个经度,面积3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东海的2.9倍,各类资源丰富。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国土面积为14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8亿。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谋求对该区域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从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看,亚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日趋明显,作为洲际桥梁与纽带的南海区域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应积极探索应付区域化集团化的对策,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推动各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盟,不断加强内部协作,积极发展多层面经济合作,到上世纪末终于形成了大东盟格局。其中以泰国曼谷为中心,与印度支那及缅甸构成“黄金发展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及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洲、新加坡及印尼的巴淡岛,构成两个扇面的“成长三角区”。随着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世界范围内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近年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框架的构建,近几年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频繁举行高层互访和高层次经济合作论坛会。各国政府、企业界、民间团体等不断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3.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南海的领海领土、市场竞争以及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关系多元现象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只有通过区域产业协作和经济一体化途径,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难点,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由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区域的产业协作。该区域21世纪联合的主要空间在海洋,联合的主要产业是海洋产业。南海海域浩瀚,资源充足,海洋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共同开发南海的发展策略,并不意味中国放弃和国家利益,而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形势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南海的开发与建设,允许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促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南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共同繁荣。各方在产业协作系统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这符合周边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主题要求。

4.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国际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并存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明显。进入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伴随着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进一步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西南经济圈等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使之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产生共振和共进效应,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是该区域产业协作各方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只有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附加给对方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双赢”目标,获得更大利益,实现长期合作与稳定。因此,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该产业协作系统从理论研究向现实操作过渡,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逐步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5.回避棘手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既回答历史、难点问题与现实矛盾,也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抛砖引玉。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是高屋建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深入调研,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办法来。深入对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切入点的研究,无论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是对21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新格局的建立,还是对整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就中国大陆尤其是港澳台琼等华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而言,将起到加强与东南亚多层面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战略设想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海地区出现若干“次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按以下4个层次来推进这种合作:第1个层次是建立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经济协作的“中华经济圈”,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目前除台湾外,“中华经济圈”已完成第一步,即确立了协调性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政策,下一步的核心是确立产业协作政策,实现产业互补,在此基础上完全消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第2个层次是建立南海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华南与西南沿海省区及港澳台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这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势头看好,“梯形”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如在这一地区加强产业协作,整体发展功能会大大增强,仅仅是联合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这项大的合作就可使本地区繁荣兴旺。因此,构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加快步伐,并且是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核心内容。第3个层次是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圈,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第4个层次是建立亚太经济圈,范围包括日、韩、美、加、澳、新等亚太国家及地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4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以南海为核心,将全球与地区性经济协作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将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和中介。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大致思路是:重点选择海洋产业中的海滨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保护为区域协作的先导产业,以海滨旅游业先行,海洋生物、海洋环保、海洋运输业紧随其后,通过贸易获取发展资金,以区域性产业协作带动区内的商品贸易、物资流通、投资建设、结构调整,在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在第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两大板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两大板块的产业与经济融合;充分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核与产业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区域性高新科技、教育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的产业层次,增强经济中心的极化与聚集作用;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发挥轴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作用;完善区域性市场体系,建立双向多向循环的经济与产业开放系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适用技术,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必须从该区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如制定联合发展资源技术型及外向型海洋产业的基本政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综合开发与一体化开放的基本政策;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基本政策;以及联合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政策等。实施“非均衡、逐级递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开发政策,引导投资者向目标区域重点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处理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关系。在区域内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以适应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那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地段;选择那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产业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适度倾斜,重点突破,优先发展,尽快形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各方沿海港口城市的功能特点,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扇面。充分利用该区域各沿海港口城市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发挥各类经济自由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区功能,尽快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方向发展。

为了减少各方面阻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区域产业协作实行互补性和结构性合作并存,以结构性合作为主,坚持以民间合作为主、官方合作为辅,形成高层次的结构优化、多元化、整体化、互惠互利的产业协作关系,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调机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合作等方面交流,建立区域产业协作的对话机制。由区域各方政府代表组成南海开发协调组织——南海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赋予其协调区域产业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以协统区域各方海洋资源开发与公共海域对外开放事宜,形成以产业管理为基础,行业管理、综合管理和跨国协调有机结合的南海海洋产业管理机制。重点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港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搞好南海区域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制定培植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发战略,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港口及市政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投资中的整体效益。政府根据主要港口城市各自的特点,进行科学布局和合理分工,而具体项目与产业协作内容则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市场经济手段协调关系。南海区域各方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推动跨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产业联合,在资金、技术、商品、信息,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从事分工协作生产、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采取承包、租赁、拍卖、委托、股份制、合作制等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形成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联合体。通过联合集成高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技经济系统,培育一批以技术关联度高、市场取向和功能接近的产业技术项目。建立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中心,提高产业技术开发的组织能力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部门的区域性联合,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各方必须在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好区域内部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达到互利互惠、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方企业界的区域性联合,建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共性技术与信息平台,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过程中,加强区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的产业技术,在引进联合开发中创新。按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的要求,各方企业要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主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企业间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实施企业间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组织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更灵活的政策保障。努力创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企业家市场,建立起产业技术、信息平台体系与需求终端的联动机制。企业界联合建立区域性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实施企业产业技术开发与信息平台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框架和运行机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

在坚持以制度技术创新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形成开发主导型的产业协作模式,高新科技、教育文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市场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信息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多极复合产业协作模式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协作模式。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21世纪该区域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升级,迅速向一体化市场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迈进。从现在起,各方要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对该区域的主要港口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突出各自的功能特点,形成不同重点但有紧密联系的产业开发格局。改变产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关联效应低,组群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先导型和成长型制造业,在继续发展水产品、矿产、热带亚热带农林产品等资源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加工程度较高、产业关联度强且对其它行业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如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洋制药、海水增养、海水淡化、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产业,新型材料、新型能源、高效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成长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铸就,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引内联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构造合理的产业结构,各方应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形成区域内协调有序的产业组群结构。该区域产业成长需要大量资金投资,除通过外引内联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外,近期应重点发展资金积累率高的海洋运输、仓储、对外贸易,滨海旅游等行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大力拓宽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为区域产业经济成长提供资金积累,促进第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区域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具有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应按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潮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调动区域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海洋产业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海洋开发管理服务体系、较为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实施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努力将该区域的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社会环境状况良好的海滨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南海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协作,发展区域通、通讯、能源、港口码头、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一批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区域性市场,发展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工业区和自由经济区,尽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模式接轨。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联合开发形式,运用BOT、8LT、TOT等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全面实施开发战略,鼓励各国投向海洋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一体化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按照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交通流向与网络及港口城市辐射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港口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商业区、旅游区、金融区等。集团力量建设海洋交通运输业,围绕进出口通道和港通枢纽的建设目标,加快该区域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铁路、公路、航道、港口、码头、仓储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讯、能源进行配套完善,使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该区域最基础、最重要、最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有步骤地对该区域港口城市的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泊位,完善配套,择优建设一批新港口。加强港口渔、工、商、运、旅游发展,联合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扩大海运规模,以适应该区域及周边进出口货物量增长的需要。扩建和改造沿海船舶修造企业,增强修造现代大船的能力,满足海运和捕捞业的需求。

该区域产业协作必须注意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组合优势,充分调动各方联合投资的积极性。以海洋产业为龙头,通过联合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资源共享的南海区域信息网络系统,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进行调研,为拓展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新领域创造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合各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状及资源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包括对区域性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协调措施。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将该区域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经济繁荣、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环境优美宜人的海洋产业区,让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借助区位和港口优势,诱导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等不同扇面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向南海区域聚结,形成临海大工业、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性综合产业基地,建成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海洋产业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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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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