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1:11

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篇（1）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村富余劳动力呈日益增多之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加快，大批“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特区建设的启动以及人口管理制度较改革开放前的松动等诸因素都极大的刺激了我国农业人口的流动。

1、农业人口流动为我国基础建设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统计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人口流动已达1.5亿，其中主要是跨省的流动，庞大的农业流动人口大军构成的农民工，成为各个城市各类重体力、艰苦行业的劳动主体。比如建筑业，市政道路、地下设施建设等。

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每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辛勤汗水，每一个艰苦的、危险的行业都有农民工的身影。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低廉的劳动报酬和农业流动人口渴望摆脱贫苦的心态，使他们成为任劳人怨的一个特殊群体。

2、农业流动人口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

农业流动人口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所获取的报酬对于他们已经走出的贫困农村而言是可观的。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除了靠老人或者妻子维持最基本的农业劳动收益并照料家庭外，主要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子女上学、盖房、婚丧嫁娶等绝大部分依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收益。为数不少的外出打工者（男人或女人），依靠自己在城市的收益，使乡下的家人过上了较别人富裕的生活。

3、农业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就城市而言，农业流动人口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的底层群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业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增加农村收入的同时，也在城市的信息碰撞。产业化劳动中提高了素质（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有研究报告表明，农村青年认为进城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脚根的农民工，为了彻底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便携家带口力图在城市里安顿下来。许多人都有过在城乡结合部、建筑工地、集贸市场、垃圾场边、废弃的房屋、铁道边的临时棚屋的栖身的经历。他们力求以最低廉的费用千方百计在城市里立住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城市人口新的构成的一部分。

4、农业人口流动目前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农业人口流动目前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部分保护措施的出台，农业人口流动开始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但这个过程并非短期可以完成的。目前农业人口流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业流动人口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自身素质较为低下，自我保护意识差。农业流动人口由于文化素质整体较低，他们所从事的绝大部分仍然是技能要求低的重体力劳动。

在务工的过程中有普遍缺乏对自身权益的有效的自我保护。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各类刑事犯罪中往往占有相当的比例。又由于卫生习惯和经济条件的原因，对城市的卫生和环境管理常常带来不良影响，尤其是造成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

二是对社会结构调整提出的问题。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正面临着就业高需求，高失业率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流动加快，由此呈现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趋势。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如何体现，社会结构如何调整？总体上显得乏力和滞后。大部分城市面对农业人口流动问题仍处于被动应对和整治的状况。另一方面，农业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分享社会进步成果？农业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的关系协调等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研究和解决。

三是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这是农业人口流动当前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比如：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收益保证、社会救济、劳动保护、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基本养老、工伤等等。都有待研究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应该看到，农业流动人口依然处在我国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这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仍游离于现代职业体系之外。

5、农业人口流动对我国制度变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流动人口虽然已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但同时又与长期形成的制度发生着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户籍制度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纳他们。他们的居住地常常被列为清查、整治的重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并且是社会进步所追寻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的闸门打开了，流动的潮流形成了。利与弊，得与失，期盼与担忧，限制与诉求同时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有些盲然和困惑。

二、农业人口流动的对策思考

农业人口流动的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结构合理调整、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妥善面对和正确把握农业人口流动，解决农业人口流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又是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缩小城乡差别、积极“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否妥善解决好包括农业流动人口在内的社会底层面临的问题，应该是检验社会和谐如否的重要标尺之一。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流动人口问题应该重视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深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的认识

虽然目前农业人口流动已经给一些城市的就业和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但是继续推进农业人口流动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改变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

据统计，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情况这时出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因此有专家认为要特别注重城镇化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的15年内在转移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

所以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各级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应该从宏观着眼，进一步加深和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动应对，循序渐进，将其纳入城市的总体视野中谋篇布局。

2、逐步建立农业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益和机会的制度

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成分进入城市的，群众虽然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在制度上他们不是城市社会生活的一员，而被称为“农民工”。他们更象产生中的“临时过客”，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无疑是下等人，其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应当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根本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局面，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清除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包括户口、身份、工作岗位、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依法享有产生居民同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繁荣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个进程中考虑城市现有的承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方式是比要的，但是必须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入手积极推进。

3、拓展空间引导有序

遵循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规律，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不断拓展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当前应引导农业人口既流向特大城市，又流向中小城市。在农村积极推进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非农产业以吸纳就业，同时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小城镇建设，以更多地转移农业劳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推进上述工作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都应把握：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脯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援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各级政府都应以此为己任。

引导有序，重在引导。各地和各大、中城市应该建立起用工预测和公布制度，及时收集和公布本地区用工需求信息，并逐步建立起全国各主要城市用工需求信息预测报告。如同天气预报、股市行情，通过媒体，每日公布，以供城乡择业群体参考。在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城乡政府应该联手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服务。

同时应加快培育为农业流动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民间中介机构，与劳动力市场形成链接。只有当城乡政府共同重视并从培育市场、搞好服务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措施，农业人口的有序流动才可能真正实现。

4、重视培训调整管理培育组织

重视农业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同时也反映出学用脱节、流于形式、培训责任不明确、培训经费难落实、效率不高等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明确对农业富余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责任在政府，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角色转换，首先应该是城乡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一省或一市的城乡基层政府之间，有必要建立起对这一事宜的协调机制，共同研究和处理相关问题。培训经费应该以政府承担为主，首轮培训费应列入财政预算，再次培训由个人承担，困难者给予补助。

调整现有的城市的现有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和工作格局，将由公安部门管理改为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担，变管理为服务，行使提供信息、职业服务、组织培训等职能。加强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相关事宜的研究和处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劳动合同，严格处理拖欠和克扣工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工伤赔付不合理等问题。取消针对农民工设置的各类不合理的办证、收费的规定。

应该研究解决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组织角色的缺位问题。笔者认为，在农业人口流入的城市培育代表农民工利益的群众组织。引导农民工建立遵守国家法律、接受党的领导、代表和维护群体利益，为这一群体服务的非营利性群众组织是必要的。这样一个群众组织在为这个群体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和可以及时知晓和明晰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从而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

可以在城乡政府和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之间起到纽带和桥梁作用。同时政府也可以将一些相关的工作委托给这一组织，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帮助进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更顺畅地实现角色的转换。同时应该赋于这一组织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

我国工会组织长期以来在维护职工权益、服务于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作了大良有益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人口这一突出的社会状况和农业流动人口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以及“角色转换”的特殊要求，培育这样的群众组织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一群众组织目前可以归口各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与协调，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逐步脱勾。从宏观的角度看，解决了代表流入城市的农业流动人口利益的组织角色缺位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这也是现代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总之，我国农业人口流动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关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根据国情、着眼长远、注重学习和借鉴，形成科学的应对之策。（作者：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干部市人大代表）（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人口问题论文篇（2）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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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篇（3）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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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论文篇（4）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费孝通.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人口问题论文篇（5）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人口问题论文篇（6）

在分析中国历史上人口消长的原因时，人们常常指出生产的发展与破坏、灾荒、战乱、医药卫生条件差、传统的多子孙思想与早婚等等，这都不错，然而似乎都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剥削阶级和他们用以行使统治权力的官吏、军队等人口，以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数量及消费水平，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这样，人口的发展或再生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因此，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二)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问题；(三)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区与各部门的分布(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等)；(四)不同阶级的特殊人口问题及其相互作用。而这些方面归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和制约的。

人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仅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而且也对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规律是什么?它怎样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怎样随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它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这时，我国的封建社会业已经历了一段时期，它的发展道路与基本特点，已经开始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人口问题也是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从汉代开始。

西汉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

战国中期的人口大约在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左右，由于多年战乱和秦代苛重的赋役与严酷的刑法，又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汉初人口据推测可能只剩下六百万左右或稍多一些（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然而，西汉前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尽管经过汉武帝中后期的顿挫，昭、宣、元时又有所增长，到了距汉初200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达到5959万，平均年递增率约为1%左.右。

为什么西汉特别是它的前期会出现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呢?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的最大限度的人口，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西汉前期，人少地多的情况很突出。“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汉书》卷4，《文帝纪》。）；“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生产和人口都大有增长的余地，这就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率和降低死亡率的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战乱之后，生产和人口的发展带有恢复性质，增长较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要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当时的具体表现中去探求。

作为封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其特点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汉代农村公社的残余基本消失，个体小生产的特点更为突出。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力的耗费是巨大的，要维持劳动力的巨大耗费并抵消由于生活水平低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就只能用早婚和多生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从而维持并增加劳动人手。汉代妇女出嫁年龄一般只有十四五岁，就是由于上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社会风习。维持与增加劳动人手的另一个办法，是尽量减少家庭成员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力求尽早投入生产。封建社会的个体小生产农业一般技术简单，所需学习时间短，又有大量辅的劳动，这就使少年儿童从事劳动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汉代规定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见居延汉简中的有关记载。），可见少年儿童至少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少年儿童作为纯消费人口的时间很短，对人口的增殖也是一种刺激因素。

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不高的。汉代小自耕农平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一般种地不到三十市亩，平均年产粮四千市斤左右，其中用于全家口粮约在二千四五百市斤左右（参看作者《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再除去种子、少量饲料，赋税、祭祀等固定支出，能用于衣服、生活用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开支的剩余产品不过七八百市斤原粮，折钱少时不过二三百文，多时也不过二三千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十文到二十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五十到一百文左右[如居延汉简中所载]。）。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例如当时大铁耜一具约值百文以上（《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牛一头在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一遇疾病、丧葬、灾荒或其他意外，就有破产的危险。

在技术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剩余产品有限，生活条件艰苦，扩大再生产不易的情况下，要通过使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时间也需要很长。发展生产的主要途径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或增垦耕地，或精耕细作提高亩产，即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产品总量和剩余产品总量。换言之，无论是生产的量的增加(增垦耕地)还是质的提高(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是靠投入更多的劳动而非以减少劳动来取得的。

可见，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内在的经济的要求，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是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1页。），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对于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形式”。在封建社会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仍要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不同程度的束缚，但比起其他各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来，它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凡是自耕农的比重大，或有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的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如地租形态和赋役制度的变化，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减轻等)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6篇，第47章。），从而也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由于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条件，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一部分农民获得了土地。西汉前期，小自耕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史称当时“未有兼并之害”（《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土地兼并方兴未艾，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小自耕农经济还可保持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小自耕农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比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一般要好一些，除去封建国家的赋役及高利贷和商人的盘剥外，一般不再受地主的封建地租剥削。因此，小自耕农经济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可能接近个体小生产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人口的最大限度，其存在和发展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重大因素。

至于同样具备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封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由于剩余产品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被地主阶级所攫取，其境遇一般比小自耕农更差。他们更多地是用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人口就成了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往往越是贫困越要增加家庭人口。尽管高出生率被生活条件恶劣所带来的高死亡率所抵消，但在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后的西汉前期，他们的境况比后来略好一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是会有所提高的。

我们再看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封建所有制对当时人口发展的作用。

地主阶级是一个不事组织生产的阶级(少数经营地主例外)，只是坐食地租。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提高，不如说是争取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这样，地主阶级为了自身的剥削利益，一般说是要求人口增殖的。自然，这种增殖不能使地租剥削率和剥削量降低。越过这个限度，地主阶级就宁愿采取让农民饿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了。

地主阶级扩大所供剥削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在西汉前期十分强烈。这时承战乱之后，生产凋蔽，社会财富很少，“民无盖藏”，可供剥削的东西不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以“休养生息”作为最高国策。具体到人口问题上，首先是使流散人口“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并且重农抑商，抑制兼并，防止劳动力与土地再度分离。其次是采取轻徭薄赋，奖励所谓“孝悌力田之家”等办法，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来促使人口的增加。再次是直接鼓励人口的增殖，像高祖七年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就是鼓励人口增殖的积极措施，而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卷2，《惠帝纪》。），则是用对晚嫁加税的办法从消极方面来促使人口增殖。这些措施，带来了“蓄积岁增、户口浸息”（《汉书》卷23，《刑法志》。）的积极后果。

这样，尽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西汉前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都是要求人口增加的。二者形成的合力，就造成了人口增长的趋势。由于当时生产和人口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与人口发展带有恢复性质的条件下，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就迅速增长起来。总之，当时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当时是促进人口迅速增长的力量。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以及对人口发展的阻碍作用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较少受到限制的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其中的小自耕农的人口规律。

西汉中后期人口发展的停滞

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除去上述的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殖人口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如果说，西汉前期地主阶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从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时开始，地主阶级的以下两种作用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从而给人口的发展带来复杂的情况。总起来说，是使得人口发展趋向于停滞，并在一段时期中趋向于减少。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二个作用是从它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性而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地主的地租剥削率一般在50%左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这不仅要夺走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侵夺了相当一部分必要劳动产品。这就使得农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只能在甚为贫困的生活中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并且往往陷入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下去的境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一方面促使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用多生子女的办法来增加劳动力，以维持生产与生活，另方面则因贫困与繁重的劳动而加大了死亡率，二者互相抵消，到了农民极度贫困的时候，就造成了人口的下降。

第二方面，地主阶级除了极力增大对每户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的剥削外，更多地是用兼并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其地租剥削总量。土地兼并，汉初已经存在，但土地兼并成为严重问题，则是在武帝之后，这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当时封建政府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土地兼并仍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小自耕农失掉土地，变成地主的依附农民和租佃农民或者流民，从而使小自耕农的人口增殖受到严重挫折。

第三方面，是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在汉代，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更明显地反映封建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大，当时以实物缴纳的田租最初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每户每年缴粮从十石左右减为五石左右，加上藁税，只占赋役负担总额中的少数。负担更重的是人头税和徭役，人头税中的口赋，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钱，算赋，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三百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三百，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和过更三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六百文到近一千文。折粟最少六石，多到五十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生要服两年兵役、力役以及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这种以人口计征为主的赋役制度，特别是其中的人头税，不仅征及男丁，而且兼及妇女与少年儿童，使得一家人口越多，非劳动力与半劳动力越多，负担越重。因此对人口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它造成人口的隐匿与流亡，更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赋役负担尚不太重，并且时有减免，但从武帝起，战争频繁，兵役大兴，开支浩大，赋役剥削大大加重，“以訾征赋，常取给贱民”，“田家又被其劳”，“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盐铁论》卷3，《未通》。郭沫若校订本。），赋役负担竟占到农民收入的一半，使得农民大量流亡，仅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即达二百万，其他年份，也不在少数。口赋从七岁改为三岁起算，又每口加三钱，以致人民“生子辄杀”（《汉书》卷72，《贡禹传》。），赋役的加重，大量士兵死亡或长年征戍不归，大量农民的流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土地兼并加剧与农民的愈益贫困，造成了“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卷75，《夏侯胜传》。）的局面。这个估计大约过高，但人口的损耗肯定是严重的。

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第三个作用就更复杂一些，它是从地主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阶级而来的。地主阶级剥削的地租，基本上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供自己的消费。如果地主阶级只是满足于一般性的生活消费，其对社会财富的耗费还是有限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得地主阶级的贪欲没有止境。随着生产的发展，自己力量的壮大和地租剥削量的增加，他们的贪欲越来越膨胀，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也就越来越残酷，他们也就更多地追求奢侈性的消费，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由于优越的生活和传统的多妻制(地主阶级多妻制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阻碍了农民的人口再生产)，地主阶级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较农民为高，这就大量增加了社会上的寄生性的消费人口，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浪费。

地主阶级腐朽性的增长，奢侈性消费的扩大以及这个阶级人口的迅速增加，对人口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必然大大增加对农民的剥削量。汉代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主要是手工业品和手工劳动，这方面耗费的人力与社会财富是极其巨大的。所谓“一杯FDA9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卷6，《散不足》。）汉代日用手工业产品与农产品相较，价格本来就相当昂贵，而奢侈性的手工业品，价格更高。像《西京杂记》中所说的散花绫，匹值万钱，约值粟一百到五百石以上，相当一个到三四个农民一年的产量，至于远地或国外贩运来的珍异价格之昂，就更不必说了。地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性的浪费，必须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使农民陷于“褐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盐铁论》卷1，《通有》。）的悲惨境地，这就必然导致人口发展趋于停滞乃至减少。

第二方面，为了满足地主贵族奢侈性消费的需要，生产奢侈品的手工业及经营这类产品的商业特别是长途贩运商业畸形发展起来，这类工商业所需劳力和人手远较一般工商业为大，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就是一例。这就导致了从事官私工商业的人口大量增加。另外，随着地主贵族的日益奢侈腐化，为他们服役的奴婢仆隶的人数也大大膨胀。据估计，当时官私奴婢合计人数恐不会少于二百三十万人，（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第150页。）这些奴婢大都不事生产，用于农业生产的尤其少。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奴婢仆隶的膨胀，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增长。西汉城市规模超过了战国，如临淄就从战国时的七万户增到十万户。（《汉书》卷38，《齐悼惠王刘肥传附齐厉王传》。）工商业、奴婢仆隶和城市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造成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

农民所供养的脱离农业生产单纯消耗社会财富的人愈多，农业就愈加萎缩。农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条件也就从而趋于恶化，因此归根结底最终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乃至倒退。

汉代中期以后，与上述人口增长停滞乃至倒退的趋势并行的，是一些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

这个地区耕地有限，从战国以来就人口稠密。《商君书•徕民篇》讲到秦从三晋地区招徕农民到关中生产，就说明了这点。西汉时这个地区包括关中约占全国土地12%，而人口则占68%以上，（万国鼎：《中国田制史》，第138页。）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所能容纳的人口限度。在地主贵族商人的剥削及土地兼并盛行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十分贫困，劳动力与土地分离的现象相当严重，尤以天灾时为甚，这就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口游离出来成为过剩人口，除去大量死亡外，这些过剩人口一部分流入城市，转为工商业劳动者或沦为奴婢仆隶，另一部分则成为流民，这是当时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地主阶级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是复杂的，有促进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前期就是这样，但也有延缓乃至阻碍人口增长的一面，西汉中后期基本如此。这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同志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选集》第二卷，第587—588页。）这个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

汉代阶级斗争与人口问题

从汉武帝中后期开始，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反动性日益增长，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尖锐起来，它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是：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土地兼并的加剧；封建国家兵役、赋役的加重；富商大贾对农民盘剥的酷烈；剥削阶级的奢侈淫逸与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奴婢或流民，阶级矛盾尖锐起来，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到发动起义，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出于其与豪强地主及富商大贾的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保卫国家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土地兼并及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抑制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政策，并且由于保证赋役与加强国防，采取了赐给贫民少量公田及移民就宽乡与实边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兵役与赋役苛重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扭转人口发展停滞乃至下降的趋势。直到武帝晚年，各地农民起义给了统治者不少震动，才使他们把眼光转到农民问题上来，从而迫使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罪己之诏，罢轮台之戍，把苛重的兵役赋役减免下来，并下诏宣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采取推广“代田法”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这才缓过一口气来，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昭、宣之世继续了这种政策，人口的发展又从停滞倒退走向增长，终于达到西汉末年的一千二百万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口之多。

但这时封建国家所做的不过是减轻当时最为农民之害的兵役赋役，取得暂时小康的局面，至于反映地主阶级腐朽反动趋势的土地兼并、奢侈浪费等问题，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土地问题、工商问题、奴婢问题成了西汉后期的三大社会问题。西汉统治者虽然发了不少议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不起多大作用，终于在王莽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农民所进行的十几年的英勇斗争，把社会从崩溃中挽救出来，使生产得以继续下去，人民得以生存下去。然而，这场斗争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其中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死亡。刘秀初建东汉，“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者十裁二三”，（应劭：《汉官仪》。）大约不过一千余万，到33年后即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不过四百二十七万余户，二千一百多万口，只各相当西汉末的35%。全国又重新面临着与西汉初期相似的局面，而人口也在与西汉初期相似的条件下迅速增长起来，到了50年后的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了九百二十三万多户，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多口，已经接近西汉末年的人口数字了。

促使东汉人口迅速恢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在起义中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夺得了一些土地，使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部分劳动力摆脱了依附农民或租佃农民或奴婢的身份，使小自耕农的比重又一次增加。另一方面，东汉政权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及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从而也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政策，例如实行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分给贫民一些公田；对少有田业而无力耕种者，贷以种子、农具、耕牛；解放奴婢；减免赋役；赈济孤贫；劝课农桑等等。此外，还奖励人口的增殖，如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同上。这些措施，对生产和人口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应当说是农民的阶级斗争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与西汉相较，东汉在人口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第一，东汉人口的布局比之西汉有了变化。由于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长江以北，这些地方在战争中人口减少甚多。而南方地区较少受到战乱之苦，再加上南下的移民，因而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大大上升。荆(除南阳郡)、扬、交、益四州，西汉末有2259709户，11017474口，（《汉书》卷28，《地理志》。）分别占全国的18.5%。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这四州(益州加上划归凉州的武都郡)共有3708067户，16602072口，（《后汉书•郡国志》。）分别比西汉增64%和50%，在全国户口中分别占39.7%和34.6%，比西汉增加一倍左右。这就为以后的吴蜀及东晋南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战乱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向洛阳，司隶校尉部所属的关中地区的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以及凉州地区人口比西汉大为减少，京兆尹所辖地区较之西汉小有出入，计算时略去；凉州东汉时划入的武都、北地二郡计算时除去。从西汉的978440户，3718373口降为东汉时的.187009.户，842762口，只各当西汉的19.1%和22.7%，在全国户数与口数中的比重也从西汉的8%和6.2%，降为2%和.1.76%.。（《汉书》卷28《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这样，农民战争也使得人口的布局发生了变化。至于黄河中下游，则仍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里“有十亩共桑之迫”，（仲长统：《昌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崔寔：《政论》。）同样，也仍是土地兼并最烈，农民负担最重，人口相对过剩及随之而来的流民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第二，东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与西汉相较未见有明显的发展，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一个容纳人口的最大界限的。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在西汉后期存在的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奴婢问题经过农民战争及东汉初解放奴婢的措施，大体上缓和了。工商业由于农民战争的打击及随豪族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然经济色彩的加重而趋于萎缩。奴婢问题和工商问题已不像西汉后期对人口问题有那么大的影响了。至于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虽在东汉初年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随着地主阶级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又尖锐起来。特别是这时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向门阀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如前所述，这个变化是不利于人口的增长的。

由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地主经济的特点，东汉人口发展的节奏与西汉有所不同。如果说西汉的人口发展经过汉武帝时的顿挫之后，到后期虽然呈现发展停滞的趋势，但仍有所增加的话，那末，东汉在最初80年人口迅速增长之后，人口的发展就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大约维持在九百多万户，五千万口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五》引《帝王世纪》云：冲帝永嘉元年口六千一百余万，与其他记载不合，可能偏高了。）。比西汉末的人口还要少一些(当时由于豪族地主的发展，隐匿依附农民的现象比西汉严重，因此上述数字比实际人口数要少些，但相差不致太大)。可以说是大约接近了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当时阶段所能允许的人口的限度。

东汉后期，统治者的腐朽奢侈比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也日益加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相对人口过剩也突出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与西汉晚期相似的农业生产衰落，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生活困苦的局面，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并造成了人口的再一次猛烈下降。

由此可见，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出现这种初期人口迅速增长——中后期发展迟缓、停滞——灭亡时猛降的现象，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和制约的。换言之，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所有制的矛盾，在人口问题上就表现为个体小生产者的人口发展规律与地主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作用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同封建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发展一样，集中地表现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最终要通过大规模的激烈的农民战争，并且付出人口大量损耗的沉重代价，才能获得缓和与部分的解决。

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多少有些进步，封建社会还是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循环不是封闭的、圆圈式的，而是螺旋式的，即在循环中上升、发展、前进。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这个特征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就出现了各个主要王朝的人口发展尽管都经历了迅速增长——增长迟缓或停滞——.迅速下降这.样的类似的循环的途径，但就整个封建时期而论，.人口的发展却.出现了几个台阶式的跃迁，显现了在循环中的前.进。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台阶式的跃迁

经过黄巾起义和汉末军阀混战，人口大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曹魏人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三国志》卷16，《魏志•杜畿传附杜恕传》。），户口的凋残，可以想见。直到西晋统一全国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人口也才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通典•食货典》。又《三国志》卷22，《魏志•陈群传》裴注引《晋太康三年地纪》，作三百七十七万户。分别只相当西汉末的20.1%和27.1%。）由于门阀地主大量隐庇人口，这个数字肯定要比实际人口数少许多，但人口损耗是肯定的。随后而来的是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北方人口在战乱中大量损耗。然而到南北朝末期，全国人口又达到了六七百万户，（汪篯：《隋代户数的增长》，载1962年6月6日《光明日报》。）隋代进一步增长到近九百万户，四千六百多万口，接近东汉时的水平。隋炀帝的暴政及随之而来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初唐人口又降到不满三百万户。经过唐前期140年的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再一次增长到九百零六万多户，五千二百多万口，与西汉末年相去不远，形成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从汉到唐，我国人口的发展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但总的情况是维持在最高一千万户，六七千万口左右。这样，就形成了继战国之后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隋唐与两汉虽然同属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级台阶，但其内涵却有所不同。如果说，两汉的人口接近当时封建生产方式发展所能容许的界限，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则是孕育着跃迁到下一个人口发展的台阶的条件。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农业单产与两汉相较，没有显著的提高。魏晋时期甚至比两汉还要低些。这是因为战乱频仍，人口减少，工具畜力不足，技术没有很多改进，以致耕作趋于粗放；但另一方面，地多人少的情况突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垦田面积比两汉要多，这也加强了耕作的粗放性，二者相衡，单产虽然较低，但每人占有的耕地较多，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大体还维持在两汉的水平上。到了唐代，单产同两汉水平差不多，而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略微超过两汉，这就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两汉时要高一些。这也是唐代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比两汉多，而供养的人口却与两汉基本相同，这个事实可以从当时农业区域与人口布局的变化得到说明。从三国开始，黄河中下游的农业衰落，人口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向边缘地区，主要是江南、荆襄和巴蜀，此外还有辽东。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又造成一次大的人口流动，江南荆襄巴蜀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其次是辽东、雁北、河西(这个地区东汉时人口大大减少，这时又恢复到西汉的情况，甚至还有过之)。唐朝长江以南的农业区域继续扩展，经济日趋繁荣，江淮地区的粮食成了唐朝政府、军队供应的主要来源。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局面就是在这时形成的。江淮地区终于代替黄河中下游成了我国的经济重心，人口的布局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和人口没有很大发展，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少数民族落后的游牧经济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停滞并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了倒退，而江南等新开发地区，则由于耕作粗放，一时也还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这就形成了农业区域尽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唐代还有所提高，但容纳更多的人口在一个时期内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唐代人口与两汉基本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这个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斗争对人口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激烈的民族斗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流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形式也使得先进的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初年，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原来的农业地区变成了牧场就是一例。少数民族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当时农业粗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对生产的破坏从而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并且把自己的生产形式由游牧变为农耕，促使了本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并与汉族迅速融合，这对中原地区总人口的增长又是有利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又使得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原来居住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版图之内，加强了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接纳了汉族移民，少数民族原居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也有所发展，从而促使了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像鲜卑慕容氏统治的辽东地区；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河套、雁北地区；氐族、羌族统治的河西地区等都是如此。再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斗争的后果——大量人口南徙及汉族政权在南方的重建，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使这个地区有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以上这些，又是民族斗争从一个长时期来看对人口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后果。

第三，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人口发展的作用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门阀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阻碍人口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时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中，徭役及代役钱的比重下降了，实物租的比重上升。魏晋南北朝的农民赋役负担以田租和户调为主，到隋唐时，原来的徭役也基本上采取纳庸代役的办法，变成了实物代役租。至于汉代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已经取消，赋役的承担者已不包括少年儿童，并从以人丁计征为主向按土地计征为主的方向发展，这对农民人口的增殖是起了有利的影响的。

由以上这些变化来看，尽管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人口与两汉同属第二级台阶，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却为中国人口跃迁到第三个台阶准备着条件。

宋代社会除去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粮食单产提高了。亩产平均在两石左右，合今一市亩产二百市斤多点，比汉唐的一市亩一百四十斤左右提高了约三分之一。之所以提高，是农业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加强了，特别是江南地区耕作方法有很大进步，那种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已基本绝迹。另外，由于江南地区的开发，适于这个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水稻，在粮食作物中的比重增加了。当时两浙地区稻谷亩产高达三石，合今一市亩产三百二十市斤以上，太湖流域亩产高的有达六七石的，合一市亩六七百斤。另外，复种指数也提高了，吴中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的种植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

另一个方面是农业区域进一步扩大了。虽然北方地区人口、粮食生产没有大的发展，但长江下游和四川已充分开发，闽、广、两湖地区也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水平的基础上，尽管每人所占耕地面积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少，但由于粮食单产及总产都有所增加，能够供养更大数量的人口。因此，两宋人口比过去有较大的增长。两宋户口统计不甚可靠，最多时的北宋末年达两千万户，但却只有四千三百多万口，平均每户只2.1口，户数与口数之比是很不合理的。其所以如此，大约是为了逃避差役而析户或少报了口数。据估计到北宋末年时加上辽夏，当时人口应接近一亿，此后南宋加上金夏，人口大约也是此数。这比汉唐要多出将近一倍，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第三级台阶。

宋代人口较前代增长，还同唐后期以来随农业的发展而来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关。两宋商品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农业区域的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为农业服务的矿冶业和日用品的生产贩运相当发达，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铸钱业也很发达。像江西信州的铅山场，广东韶州的永通监，据说都有坑丁十余万（《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三四；《金石续编》卷十四，《韶州新置永通监记》。）。湖北蕲春的铸造铁钱的工场，可容300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商业除了城市，也延伸到了市镇和农村。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城镇的数量及人口都有很大增加。唐代在8世纪中叶，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3处，北宋中叶增长到46处。同期全国各州商税年额在五万贯以上的有57处，可见城市工商业的发达。其中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工商业与城市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人口，成为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是宋代人口增长的一个原因。从唐以来，门阀地主的势力日渐衰微，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有所削弱，租佃关系越来越发达。到了宋代，部分地区出现了定额租，乃至少量的货币地租，这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又紧密了一步，农民向个体小生产所有制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又前进了一步。而如前所述，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是个体小生产经济条件下所能容纳人口的最大限度，这是两宋人口增加的又一个原因。

适应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代后期的两税法开始，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是征取对象从身丁为主改变为户等资产(主要是土地)为主。二是以实物为主改变为钱物均收，而丁役也较多地采取出钱雇役的办法。三是唐代客户(包括佃户在内)还要承担政府的赋役，而宋代客户(即佃户)就不再承担赋役了。这些适应唐宋间社会经济变化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也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

明清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又有发展，平均亩产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比之宋代又提高了约四分之一。清代最后奠定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使得农业地区扩展到了云南、内蒙古、西北，到清代后期，东北地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垦田面积从清前中期的七亿多亩这个数字不精确。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多亩。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湖地区成了可与江浙地区比美的大粮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至此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高产作物除水稻外，又从国外引进了玉米、白薯、土豆等，对粮食亩产和总产的增长起了明显的作用。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削弱。还有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凡此种种，都使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增长。但是，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则是封建政府的赋役制度的变革。从明代的“一条鞭法”把赋税徭役统一征收，并从征取实物改为全部征银起，到清代康熙规定“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再进而至“地丁合一”、“摊丁入亩”；赋税的征收全以土地为单位，封建徭役及从徭役转化来的代役税及人口税，从此基本上从赋税制度中消失了。而在赋役制度中，徭役、代役税和人口税对人口增长的束缚作用是最严重的，不堪忍受徭役、人口税等负担而生子即杀、自杀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代不仅因无法应付差役而被迫析户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还由于逃避差役和身丁钱，出现“村童半壮丁”（沈说：《庸斋小集•仁福道中》。），即虽成丁犹作儿童装束的怪事。到了清代，赋税的征收既与人口数量不再相关，不再对人口的增长起直接的束缚作用，这就不仅使得隐匿人口大量登入户籍，而且也大大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再加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人口就从清代初年的一亿多经过一百多年猛增到四亿以上，从而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高峰，也使中国人口迅速跃迁到第四级台阶。

由上可知，中国人口发展之所以呈现台阶式的跃迁，主要是由于四个因素：

(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集中地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增加，尤其是单产的增加，使得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基本未变的情况下有可能容纳越来越多的人口。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即地租形式的变化、租佃关系的发展、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等等，使得个体小生产农业日益向其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封建国家赋役制度的变化，也对人口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

(三)人口布局的变化，一是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工商业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一是农业区域的扩大，这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与汉族向边缘地区特别是向南方的发展的结果。

(四)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而这往往又是民族矛盾与民族斗争的后果。

这些因素交互起作用，而又往往是与封建社会的部分质变连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递变来探求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的原因。也不妨说，人口发展的台阶式的跃迁往往是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虽然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不一定紧密吻合，但其连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中国人口跃迁到四亿以后，到了近代，又呈现了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的状态，形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第四级台阶。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人口共增33%，平均每年递增0.26%。在这段时期前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在100年间大约增长了一倍，比较起来，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低.的。

为什么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方面我们不去多谈了，这里只谈另一个方面，即封建社会初期形成的个体小生产经济，经过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已经接近了它发展的尽头。

一定领土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能容纳的人口也是有一个界限的，它大体上是由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可垦耕地面积与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及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在这个界限之内，人口的增长是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越过这个界限，人口的增长就要延缓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我国人口发展史上的几个台阶就是这样形成的。

汉唐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在正常情况下，在当时条件下往往已经接近或达到饱和，从而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人口向周边地区移动。由于当时未开发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面积辽阔，并且具备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因此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相对来说可以得到缓和。总起来看，这个时期人口的增长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长大体上是适应的，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到宋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可供开发的新地区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和粮食单产增长的速度，这样，人多地少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粮食单产虽有提高，但由于人口增长快，耕地扩大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开始停滞甚至倒退。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到解放前的十四亿余市亩，即增长到三倍，粮食单产从一市亩一百四十市斤左右增长到不到三百市斤，约增到2.2倍，二者相乘，粮食总产约增六倍多，而人口则从汉代的五六千万增到解放前的五亿多，接近十倍，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到2.8市亩，人口的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到了近代，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耕地面积的扩大已经停止。国内虽还有大量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的经营方法和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一(系22省的统计，东北、新疆、等未计在内)，单产则基本未增。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个体小生产经济向自耕农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工业无产阶级增长不快。这一切不仅带来了生产的凋蔽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也使得大量农民死亡或破产成为游民。这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停滞并出现大量过剩人口的根源，使得人口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在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得到解决，也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惟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用革命加生产的办法解决五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从而也解决人口问题。这个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完成了，这就为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开辟了解决的道路。

解放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获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少缴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对农业生产力是一个解放。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个体小生产农业的正常形式——自耕农的自由土地所有制在解除封建束缚之后实现了，农民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医药卫生条件有很大的改善，死亡率迅速降低，农业人口迅速增长，再加上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恢复和发展，非农业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这就使得我国的人口的再生产从封建社会的高—高—低类型一变而为.高—低—高.的类型，即高出生率，较低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以每年平均2%以上的速度增长，而50年代甚至还要高些。在解放初的一段时期里，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增长的，基本上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

尽管后不久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进展缓慢，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在小生产的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仍然带有若干小而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色，农业生产的增长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为条件。再加上传统的封建社会的人多好办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思想，这就使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的发展仍然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社会主义改造又堵塞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个体小生产的人口规律的作用就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建国30年来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不能不说上述原因特别在农村是主要的。

人口问题论文篇（7）

目前，北京旧城内有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面积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约30余万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区内危房多，设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条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护区更新的难题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保护区内多数房屋面积狭小，基础设施陈旧，私搭乱建严重，存在着大量的结构隐患和消防问题，此外，保护区内产权方式复杂，有公产、私产、军产、集体、宗教等多种产权形式，这种现象阻碍了单位个人购房、修房的积极性．这些都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过大、人口构成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因此，解决人口问题是保护区更新的关键．人口问题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结构调整等方面，以及应采取的方法和步骤．妥善解决保护区人口问题关系到加快保护区更新的进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对于调整城市功能、实现总体规划目标、建构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相关经验

1．1关于吸引资金的经济优惠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采用了多种经济优惠政策．在美国，利用开发权转移的方式进行更新，即开发商在历史街区所建项目的亏损，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项目予以补偿．在德国，旧城更新项目依据《特别城市更新法》获得政府资助，更新中无盈利开支费用60％由州政府负担，40％由地方政府负担．在日本，1968年设立了日本观光资源保护财团，基金经审批后可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1．2关于居民自助参与1日城更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被称为“社区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参与对居住区进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参与是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环节．法国地方议会确立保护区后要进行三项重要工作：发表公告、公众调查、公众投票表决．日本民间成立了<全国历史街区保护联盟>，通过调查向行政当局反映民意。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美国社区保护遍及各州，基层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以达到改善居住状况，争取环境公平与提高社区品质的目的．

1．3关于人口外迁

日本东京周边地价较低，人们为了更经济，纷纷迁居到城市，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减轻了市区拆迁的压力，这是东京旧城风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调整城市结构，在建设11个组团疏散市中心过于密集的人口；苏州古城区1986年开始在古城的西面和东面开辟新区，经过近l0年努力。苏州古城人口已减少了10万人．这些方法都要依赖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旧城四城区保护区更新实践

近年来北京旧城四城区在探索保护区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将典型个例简述如下：

2．1东城区

东城区以交道口“微循环”改造为试点，该地区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个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个．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会投资人，群众自愿，街道组织，产权人实施”的方式，对50多个院落进行了改造．在危改过程中，社会稳定，“微循环”渐进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会投资人，包括开发商、私有企业等．区政府搭建平台。提供相关服务，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吸引社会资金．在决定哪个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众自愿”的原则．居民的安置以货币补偿为主，也有定向提供经济适用房、购买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组织”主要体现在街道办事处入户进行摸底调查。了解不愿搬迁的居民的诉求，进行协商，争取做到全院同意．在产权方面，微循环改造的起步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户，但私房院落、单位自管房经产权人(单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请．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对产权进行公开拍卖，完成产权转换，可以吸引更多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2．2西城区

西城区保护区更新以什刹海烟袋斜街为试点，该地区现有居住院落140个，950户，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户，建筑面积0．48万平方米；公房753户，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10平方米居多．对于保护区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励外迁的政策。用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方法．外迁居民货币补偿参照文市政府87号文执行，外迁居民需要异地安置的，安排购买经济适用房。

对困难户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实保护和修缮责任，愿意留住的现住房人，必须接受保护和修缮规划的要求。按保护和修缮原则进行保护修缮，独院落私房产权人应根据保护规划要求，拆除院内违法建设，按规定进行房屋修缮或更新，非独立院落私房产权人应当服从整体院落的保护更新要求参与保护与更新，私房产权人如修缮资金不足，可申请协助办理银行贷款．

烟袋斜街地区保护更新的成功经验是以深入调研为基础，更新速度快、风貌保护得好．

2．3崇文区

崇文区前门地区危改试点已实施三年，目前仍处在外迁人口阶段．该地区占地105公顷，现有居民20417户，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万人／平方千米．前门地区人口稠密，房屋危旧，文保单位多．针对这些问题，该地区在危改过程中提出了“人房分离”的模式，即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法，将保护区的人口全部外迁．人口全部迁出后，以便对建筑进行认定和维修．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办法为：房屋拆迁补偿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积+重置成新价，k=1。3(容积率修正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乘1．33；居民在奖励期内搬迁可奖励5．5万元；签订协议后在三环至四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一万元奖励，在四环至五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二万元奖励，在五环以外购买住房的给予3万元奖励；对于外迁居民，全市7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可提供定向供应．

崇文区“人户分离”成功的方面在于调整了城市用地性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区

目前宣武区正重点进行大栅栏地区的改造，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是2008年奥运人文项目和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该地区占地79公顷，居民约4万人，2003年12月8日，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现已完成了一期月亮湾地区环境整治工程，该项目占地2．2公顷，需拆迁居民107户、单位40家，预计总投资约3亿元，其中拆迁费用约2．2亿元(居民拆迁费0．3亿元，单位拆迁费1．9亿元)，目前，区政府已投入8500万元，居民拆迁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资，是危改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

3存在的问题

根据各区的情况，保护区外迁人口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速度慢．保护区绝大多数居民赞成改造。但难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能够把握的房源较少，现在有房源大多房价过高居民即使得到拆迁补偿也买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迁，但又怕外迁居住生活条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因此对外迁产生抗拒心理．

2)整院实施难．东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个院落内70％居民同意外迁少数居民不愿外迁而延缓整个院子改造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院内有一户居民不愿外迁，整院的更新也难以实施．

3)资金紧．对保护区居民实行搬迁，重新安置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改造模式改变为政府组织动作，势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迁补偿、外迁专项住房建设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如前门、大栅栏地区居民外迁的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4)无“法”依．由于保护区外迁人口无法律依据，对于“钉子户”办法不多．另外，对保护区的土地转让政策、拆迁补偿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税费减免政策等，还没有完整统一和可操作的明确规定．

5)市场乱．相关政策的发展和市场发展不配套．比如在货币补助环节上，一些开发商出高价外迁院落居民，开发商自行决定每一户的补偿安置情况，政府部门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间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开，也得不到社会监督，容易出现补偿安置标准不一的情况，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混乱．

6)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即原有居民的保留问题．尽管北京市也专门出台了<关于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等房屋的试行规定>，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承担改造修缮后四合院的购买费用，所以回迁率很低，这在保持旧城传统文化的无形资产方面很不利．

4措施与建议

4．1统筹兼顾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

所谓“点”上的工程指以前门、大栅栏地区为代表的奥运人文项目，其范围大，任务急，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尽快外迁保护区的居民，推动保护区更新工作的顺利实施．目前，其他保护区多属于“面”上的项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环”的模式，渐进更新．在具体的措施上，应灵活对待，对于院内少数不愿外迁的居民，可集中在一个区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虑将原有院落重新划分，其改造的资金缺口主要由投资人补偿，此项工作需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协商解决．见图1、图2．

4．2加快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活跃“二级市场”交易

“政府引导，社会改造”是保护区更新的长久之计，为此应理顺现有平房的产权关系，推动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鼓励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购买，转让，租赁等行为规范化、合法化，让社会资金通畅流入．鼓励有条件的业主修缮房屋，对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项目政府予以补贴．同时研究军产、单位产权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划定专项用地，建设经济适用房

建议政府在四环周围划定专项用地，为保护区外迁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经济适用房，用补偿政策和较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保护区居民外迁．经济适用房宜选择小面积户型以适应保护区人口外迁需要。保护区居民享受经济适用房优先购置权，政府可对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偿，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引导保护区居民的外迁．

4．4配套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环节

建议政府制定保护区人口外迁的相关法规，对于影响城市重点工程的“钉子户”，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以便拆迁工作有法律支持，对于人口外迁过程中住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应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同时，政府应规范保护区外迁人口的补偿标准，避免补偿差距过大的现象，使保护区人口外迁工作顺利实旌．

4．5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人口问题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4－014－03

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的社会历史性质，对现阶段我国人口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和谐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物质资料的最终决定作用要求人口的生产必须要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一致。从一个家庭来看，家庭的收入调节该家庭的人口生产，但是从整个社会看，由于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应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劳动年龄人口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而且必须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使两者能够相互协调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否则，“劳动就得不到利用”，进而存在过剩人口。可见，人口的生产必须考虑到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数量和构成，要与当时社会所拥有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相适应，满足“使劳动力人均产出达到最大化的劳动力需求总量”这一真实需求。

二

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育。但是，人类自身生产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方面，人通过他人生命的生产为社会创造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另一方面，人自己生命的生产所产生的需求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又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使用者和变革者，没有人的生产，就没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人的需要和消费又是推动物质资料生产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数量、质量和发展方向是与人的需要和消费分不开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社会生产概括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创造物质财富，在消费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劳动者通过消费物质财富，生产出劳动力。生产和消费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人类自身生产不能得以实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如果人口的生产超过了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那么人口便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它会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前。

从这一认识出发，188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及如何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的思想。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不可能协调发展，可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对人口的调节，一方面要使“生产资料的数量与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则要控制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总量相适应，这样才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互协调。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三

人口问题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4－014－03

一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恩借助摩尔根等人提供的早期人类社会的材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的新的阐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其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它的作用首先表现在解决人的基本需要上，然后才能成为工具供人使用，也就是说生产物质资料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各种需要，包括基本需要，也包括解决生存问题以后的生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发展，也决定着人自身的生产发展速度和数量，以及人口的质量。“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生产原有事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能够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事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物质资料的决定作用还体现在生产者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既是从自然环境提取生产资源的过程，同时也是产生废弃物返回环境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二

人口质量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其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都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而智力发展状况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同时也是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指导因素。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参与，由于掌握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主体的形成，才日益做到将那些客观存在的、但又不适合人类生存需要的或者满足不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改造成为能适应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充分需要的自然，“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于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参与生产的能力的生产，还包括调节自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能力的生产，于是，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道德修养的提高，就表现的极为重要。三

人口问题论文篇（10）

（二）东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的特点东部欠发达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开发历史较长，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人口密度较大。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首先，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些地区或者长期是单一农业区，或者自然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其次“，极化效应”的影响。这些地区位于发达地区的直接腹地，长期成为发达地区的农产品供应地，劳动、资金等要素流向发达地区。再次，不平衡发展政策的实施。国家和东部各省，都实施了不平衡的发展政策，优先支持部分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东部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人口问题，这些问题不同于西部地区，也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首先，这些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发展的中心地区范围内，人口密度普遍较大，人口压力比较大。其次，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地理上临近性，使人口的流动率非常高。再次，相对较高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悠久传统文化的影响，使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性别比问题比较突出。

二、东部欠发达地区存在的主要人口问题

（一）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问题

1.人口数量方面的问题。东部欠发达地区，尽管在东部属于欠发达地区，但是经济发展在全国仍然处于中游及以上水平，具备人口较快增长的物质条件。从文化方面分析，这些地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较为流行。如山东西部地区、江苏北部地区，历史上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历来就是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带来了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对就业带来冲击。剩余劳动力较多，对社会安定形成隐患。二是适龄儿童的增加，超过中小学的承受能力，形成中小学生的入学压力。三是增加的人口，加大了社保、医疗的财政压力，降低了收入增长的速度。

2.人口质量方面的问题。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政府的人均教育投入远低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中小学的硬件设施相对落后，师资水平相对较低。高等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现象尤其突出。较好的高等学校大都集中在发达地区，而落后地区高等学校数量少、质量低。这导致东部欠发达地区，义务阶段教育水平较低，高等教育入学率也较低。反映在人口质量方面，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科技成果等指标都显著低于发达地区。如德州市，根据“六普”资料显示，德州市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占3.20%，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占常住人口的5.1%，平均每百人只有5个大学生。东部欠发达地区人口质量方面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的文化结构的现有水平及变化趋势是由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变化决定，而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相对较低。这不利于东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人口性别比和老龄化问题

1.人口性别比问题。东部欠发达地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对男孩具有较强的偏好。这导致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正常的问题。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包括生育文化、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父母自身因素等等。如德州市连续八年的性别比均高于正常值。出生性别比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影响正常的人口再生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学概念，表示老年人在全部人口中比重增加的过程。东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拥有较西部地区的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是两个主要原因。如德州市2010年全市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5%，比2000年“五普”时提高了近一倍。人口老龄化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短期供给相对减少，长期供给绝对萎缩；二是养老保障需要的扩张。这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市场的非均衡，给经济社会造成压力。

（三）人口流动产生的问题

1.人口输出产生的问题。东部欠发达地区，由于“极化效应”，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发达地区。人口的大量输出造成两个问题。一是由于人口的大量输出，使原住地的城市劳动力供给减少，阻碍了当地的产业发展。二是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输出，造成了很多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由于这类人生活困难多，精神慰藉很少，增加了社会负担，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

2.人口输入产生的问题。东部欠发达地区，在大量青壮年流向发达地区的同时，也存在着人口输入产生的问题。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本地城市务工经商形成流入人口。西部和东北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这些地区务工经商形成流入人口。

三、解决东部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对策

（一）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人口数量问题

1.稳定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东部欠发达地区面临人口数量增加的问题，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可持续发展要求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数量和环境容量相适应。要有效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和生活质量。积极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如实行“单独两孩”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2.增强人口管理部门的调控能力。人口问题的解决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从宏观全局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善计划生育、人口资源开发、人口迁移流动、社会性别平等、人口老龄化、家庭福利等政策体系，形成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点，在现在人口与未来人口间寻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达到缓解进而基本解决人口问题的效果。

（二）增加公共投入，解决人口质量问

1.实施科教发展战略。东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质量问题，必须依靠实施科教发展战略才能解决。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实现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遵循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加大对科研机构和高校教育的投入。普及基础教育，在“普九”的基础上推进“普高”（普及高中）。坚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平等发展。充分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强度。

2.积极引进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建立并健全人才管理机制。首先，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吸引高素质人才。其次，学校的工作重心、管理重心应从行政人员转向教师。最后，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使用的保障政策，形成一支数量充裕、结构合理、素质较高、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通过人力资源积累和人力资本提升实现经济实力的提升。

（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1.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正效应来自于消费支出的经济拉动。只有通过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使老年人个人可支配收入正常提高，消费支出正常增长，才能实现这一效应。探索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养老制度，促进区域城乡老年保障事业统筹发展。要逐步发展和完善遗属保险、护理保险、以房养老等新型社会保障制度。

2.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支出，进一步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最大程度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必须解决两大难题：

（1）老年医疗保险基金短缺问题。

（2）进一步解决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四）实施综合措施，解决人口性别比失调问

1.不断深化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增强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提高生殖健康知识水平，丰富群众性人口文化活动，形成“计划生育、男女平等、优生优育”等婚育新观念和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风尚。稳定低生育水平、解决人口性别比问题、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2.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切实开展“关爱女孩”活动。为进一步做好性别比治理工作，要在全社会做好“关爱女孩”活动。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营造浓厚的“关爱女孩”氛围。建立“关爱女孩行动”宣教协调机制，营造利于女孩成长的社会氛围。建立“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机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独女户、双女户家庭发展经济。

（五）解决人口流动产生的问题

人口问题论文篇（11）

一是改变人们思想僵化现状的需要。由于客观和历史的原因，当前的人口思想领域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以数为本”已成人们思维定势；二是“矫枉过正”有碍事业发展。首先，由于多年来我国一直处于人口数量多、增长快的状态之中，加之生育政策、工作措施、工作考核、宣传舆论，无一不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标，人们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以数为本”的思维定势，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就是数量多的问题，减少人口数量、完成人口控制计划，就是人口计生工作的全部内容。其次，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持久性和不可逆性，以及我国在人口问题上历史性的失误和教训，容易使人们对解决人口问题产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警惕，对人口弊端和人口形势的判断和把握趋于严峻。由于存在这些思想障碍，致使一些现实问题无法有效解决，阻碍了人口计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是适应人口发展形势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了低生育水平，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事物的巨大变化，既对人口思想发展变化提供了极好条件，又对推进人口思想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思想是实践的先导，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任务，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发展创新人口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尤其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人口形势，以“以人为本”更新工作理念，以“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定位事业目标，以“统筹兼顾”的方法解决人口问题，真正使科学发展推进人口思想建设问题的提出观成为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和创新人口理论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当前我国人口思想状况和人口计生工作实际来看，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五方面推进人口思想建设：

第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变“以数为本”为“以人为本”，是人口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口思想领域的根本任务。变“以数为本”为“以人为本”，应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避免将人口发展目标绝对数量化，将调控人口再生产等同于调控物质再生产，在法律政策上充分体现人文精神；二是在工作理念上应将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民族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兼顾起来，避免将上述两者对立和割裂开来；三是尊重和维护公民的基本生育权益，促进人口和谐发展，增进家庭和个人生活美满幸福；四是科学确定工作目标和任务，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对人口计生工作对象而且对广大基层工作者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第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思想。中央《决定》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必须正确理解“统筹解决”的深刻涵义，为此，首先需要树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思想。笔者认为，中央《决定》提出的“统筹解决”，是指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分布等方面综合解决问题，任何泛化“统筹解决”涵义的解读，会使理解中央《决定》精神进入误区。树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只看数量不看其他的习惯思维，学会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迁移、分布综合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深刻认识我国当前人口发展中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奠定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第三，人口问题发展变化思想。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福利条件的改善和抚养子女成本的增加，必将进一步促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转变，生育率不断下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树立人口问题发展变化的思想，既看到目前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且面临着低生育水弹的风险，又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发人口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展复杂多变的势态，正确分析判断人口发展的总体趋势，确立富有远见的人口发展战略。

第四，既“人口”又“人手”思想。一直以来，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增强国人的人均意识，舆论着重强调了人口多的弊端，这在人口过快增长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在低生育水平下的今天，仍然片面强调“人口”消费的消极方面，忽略“人手”创造财富的积极方面，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的二重性的原理，还会使人们陷入“只怕人多不怕人少”的认识误区。中央《决定》明确指出：要“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要“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充分体现“人口”又“人手”的辨证思想。树立建设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思想，要求我们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力资源丰富的特点，使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以前没有过、今后也难于再有的人口红利期，增强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紧迫感，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第五“，负责任生育”的思想。为了降低过高的生育率，让广大群众少生孩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反复宣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独生子女光荣”等思想观点，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很好作用。但这种宣传久之使群众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孩子越少生越好，甚至不生最好。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尤其是被广大青少年所接受，将严重损害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树立“负责任生育”思想，就是强调生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生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要求人们在生育问题上，必须秉持对国家和民族、对社会和家庭、对子女和本人负责任的态度。“负责任生育”思想更加辨证、科学和文明，更加有利于提升人们生育行为的理性程度，也更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如何推进人口思想建设，笔者以为，当务之急应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依据当前人口思想僵化现状，要大力推进人口思想建设，就必须按照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开展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纠正“以数为本”的思维定势，克服“只怕人多不怕人少”的思想痼疾，使人们从“以数为本”中解放出来，实现人口思想的与时俱进，促进人口理论的发展创新，以在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上形成全面的、辩证的、理性的认识，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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