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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安全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3 15:13:21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 ,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 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 ,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 ,国家为了保证安全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 ,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 ,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 所谓集体安全 ,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 ,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盟约》第 11 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 ,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 ,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 ,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 ,借以确保国际和平。” 第16 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 ,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 ,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 ,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 ,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 ,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但不幸的是 ,实践证明 ,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 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 ,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 ,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 ,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1 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 2 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 3 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 ,但是步入近代后 ,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 ,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 ,犹如一盘大杂烩 ,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 ,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 ,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 ,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 ,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 ,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 ,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 ,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 2 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 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 ,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 4 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 5 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 ,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5359

自1959年英国国际政治委员会成立以来,英国学派已经走了将近50年的岁月。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文森特(John Vincent) 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秉承追踪国际社会的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揭示国际社会的性质(nature)与潜能(potentiality)的宗旨,坚持格劳秀斯式的思想传统,用传统的多元主义方法以及非完美主义的伦理观对世界政治做出了独到的阐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

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安全研究因其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与独特的魅力而备受瞩目。这一点对于英国学派学者来说也不例外,他们一直在国际安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他们活跃于一些声名显赫的国际安全机构中,如皇家国际事务协会(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战略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以及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等。其中,布尔曾经在国际战略研究协会中担任过十年的理事,而布赞则是闻名遐迩的哥本哈根学派领军人物。其次,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们还参与了国际上围绕安全议题的主要争论,出版和发表过一系列颇具份量的著作与论文,如布尔的《军备竞赛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文森特的《军事能力与政治影响》(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布赞的《人民、国家与恐惧》(People,States and Fear)等。[2]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四代英国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安全探索历程来对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进行评述。

一、四代英国学派代表学者的安全思想分析

英国学派学者的安全思想异常丰富,在他们看来,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之一,它只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植根于规范、规则和制度之中,由社会建构而非物质决定。[3]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实践的变化以及研究侧重点的差别,使他们的安全思想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1.第一代学者巴特菲尔德与怀特的安全思想

作为英国学派的奠基者,巴特菲尔德和怀特对于安全议题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在英国学派成立之初,巴特菲尔德就将与国际冲突相关问题的研究作为英国学派的研究目的之一;[4]第二,在他们共同担任主编出版的第一本英国学派著作《外交探索》(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中,就涉及许多有关安全议题领域的论述,如均势、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作为政策手段的战争、国际关系中的武力威胁等。[5]实际上,受基督教、二战和冷战的影响,他们二人的国际关系思维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安全思想。

巴特菲尔德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安全困境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原罪的,这个原罪是自私的表现,而正是这种自私导致了当代政治生活的困境。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霍布斯恐惧”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国际冲突的悲剧性质。他认为,国际关系最接近“霍布斯恐惧”,扩大权势是所有人和所有国家的本能,这种本能导致了国家不断寻求填补权力真空、不断被猜忌,也最终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成安全困境,这就是国际政治的规律,它是永恒的人类僵局。[6]但是,巴特菲尔德又不是绝对的宗教神学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基督教可以对那些为达到目的而追求过分使用武力的人们的权力意志加以压制,从而使其与上帝合作,服从天意。[7]为此,他进行了超越现实主义的尝试,希望借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来维持世界的存在与发展。[8]巴特菲尔德的以上思想在他对于冷战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冷战也是安全权力困境作用的结果,要想走出这个困境,有关大国中的一个应该为和平有所牺牲,实行缓和政策。为此,他向焦虑于苏联核武器威胁中的美国政府和宗教界人士发出呼吁,呼吁他们不必过度焦虑,要注意慎重行事。[9]怀特一开始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他支持成立国联,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感到失望,他开始逐渐转向现实主义。他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权力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政治是“关于生存的理论”;国际关系是非道德的,道德在外交决策中只能起第二位的作用;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中心特征,国联则是国际政治中的“假制度”,它不能维护和平。[10]这种思想一方面源于战争的无情现实,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他的基督教悲观主义情怀。与巴特菲尔德一样,怀特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同样把原罪学说看成是人类动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认为人性的罪恶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最终源泉。[11]然而,怀特也没有完全走向现实主义,他也强调国际政治活动应该受到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制约。同时,他还把大国、战争、军事、外交等因素放在非权力政治的背景下考察,从合作而非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对于维持国际秩序所起的作用。[12]

2.第二、三代学者布尔和文森特的发展与突破

综合第一代学者的安全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强调国际秩序的维持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其二,坚持国家安全中心论的立场。布尔和文森特的思想在这些方面都各有发展。

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为国际安全研究做出了最基本的哲理规定,其不朽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在该书中,布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所必须追求的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开始的。他认为,在这些目标中有三种情境特别重要:(1)努力保证人类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侵害;(2)努力确保信守诺言或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3)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财产所有权的稳定性,并且使之免受无休止和无限制的挑战。社会生活秩序正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以此类推,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它的维持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或者说国际安全的起码标准,应包括以下方面:(1)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2)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外部;(3)以和平为目标;(4)限制人身暴力行为;信守承诺;保护财产权。[13]布尔的国际秩序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安全研究所要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

在文森特之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安全议题上基本上是坚持多元主义立场的,这种多元主义立场集中表现为:强调安全只有在一个坚持与不干涉的国际秩序中才能获得,注重国家安全,忽视个体安全,肯定的作用,反对人道主义干涉。[14]文森特对此做出了挑战,虽然他也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承认原则对于维持安全所起的作用,但是文森特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的价值的,他认为:(1)尽管保护基本人权(如生存权)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只有国家拥有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国家拥有这种能力,国际社会必须坚持与不干涉原则。因此,他强调人权并不是对国家原则的挑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合法性。[15](2)既然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它不仅拥有,而且在于它能够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当一国政府不能保证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时,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国际社会也就有着人道主义干涉的责任。[16]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安全问题上,文森特脱离了多元主义立场,比较看重个体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其安全思想的社会连带主义色彩比较浓厚。

3.新一代学者布赞在安全议题上的坚持与超越

作为英国学派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以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重量级人物,布赞努力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先哲们的思想,并有所创新。

首先,他坚定地支持发展英国学派安全研究的分析思路。在布赞之前,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他们都经历了冷战激烈对抗的岁月,其思维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冷战的痕迹。因此,在冷战结束之后,如何在继承与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之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就成了英国学派所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许多学者要么对英国学派的发展抱着消极和悲观的态度,要么由于没有很好的把握前辈们的相关思想,又难以推动这一学派向前发展。它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安全领域也不例外,以对冷战后的整体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例:在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对峙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层出不穷新的文化思想理念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世界格局变化发展的步伐。对此,英国学派的许多学者仍以旧的思维模式来忧心忡忡的看待这些变化,认为它们会威胁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针对这种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学派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的观点,布赞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上变化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现实:战争减少、合作增加、国际法的作用变大了,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格老秀斯式而非霍布斯式、国际社会这一概念也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了。在此基础上,布赞认为,英国学派对于前辈们开拓的关于战争、均势、国际法等涉及到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时期不能停止,而应继续深化。[17]布赞的这些论述为英国学派在新时期的安全研究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在深刻把握英国学派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建构主义与奥斯陆“和平思想”的相关理念,努力对英国学派前辈们的安全思维进行再次超越。这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安全复合理论”上。[18]这种“安全复合理论”将研究视点聚焦在地区层次,注重研究各种行为体之间的观念因素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19]相对于传统安全研究而言,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研究领域较广。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英国学派的先行者们也只是将安全的焦点集中在与人权上。布赞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人类集体安全主要受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的影响。在布赞眼中,这些领域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他将这五个领域的安全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不再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20]第二,它的研究方法跟以前也有所不同。传统安全研究只强调客观物质力量对于安全所起的决定作用,英国学派的前人虽然意识到了非物质因素――观念的作用,但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出严格意义上的论述。“安全复合理论”弥补了它们的缺陷,它认为,安全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主体间性”的过程,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安全主体间认知的共享程度是理解行为类型的关键所在。[21]布赞的这一理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内核,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二、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特征

经过几代学者的探索与反思,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着如下一些特征:

1.重视安全的价值取向研究

与科学行为主义者完全排斥道德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不同,传统学派都致力于国际关系价值取向的研究,英国学派也不例外,它的安全思想更是如此。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怀特、布尔、文森特与布赞都无一例外地坚持这一立场,其安全思想无不充满着浓厚的对个人、国家和世界发展前途的深刻伦理关怀。尽管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具体问题上有所区别,但在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建立一个完美的道德社会的目标,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也有所区别,体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关于安全价值取向的思考与他们各自对本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的伦理取向研究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安全价值取向理解侧重点的差异与他们对国际关系的道德思考的差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安全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义与社会连带主义分歧,从本质上看,也是其国际社会思想内部争论在另外一个领域中的延伸。

2.强调规则、制度对于安全维持的作用

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们非常重视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他们认为,良好的国际制度安排有助于遏制国际关系中的无序竞争和维护国际和平。在研究制度是如何维持安全的作用上,以布尔的成就最为出色,他从均势、国际法和外交等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均势分为局部均势和整体均势,它们的存在可以防止地区大国随意吞并或支配小国、防止国际体系因为征服行为而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还可以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其它制度的正常运转创造条件;国际法由一系列定义国家行为的法则组成,它的存在有助于使国际行为体的各项行为都做到有法可依,有助于动员约束国际社会行为体来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有助于为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外交是国家和其它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官方代表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交往的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谈判、斡旋、调解等外交机制来协调处理各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减少国际摩擦、促进国际和平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尔看来,战争也是一种制度,它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因素,在保持均势、维护秩序和实施国际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和平并非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受制于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是国际体系中的状况。[22]

3.注意对现实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在人们印象中,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很少与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发生密切联系,[23]但英国学派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却并非如此。在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安全思想总是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他们对国际安全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紧密相关。在最近几年,英国学派的发展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一点以他们对9・11事件后国际反恐问题分析上的表现较为突出――英国学派的学者们强烈的批判了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及军事为主的反恐措施。他们认为:(1)这种方法首先违反了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与制度,它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从而最终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威胁安全;(2)这种方法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反恐问题,因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独特的经济、政治、思想与文化基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消灭恐怖主义;(3)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反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国际社会首先要通力合作,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对抗恐怖主义的制度,同时还要加强对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设,消除贫困、愚昧与落后,努力促进国际关系走向平等公正,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他们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在根本上解决好反恐问题,维护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稳定。[24]这种分析坚持了以制度为主的立场,强调了国际合作对于安全所起的作用,突出了对落后地区的人文关怀,丰富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

三、结语

从整体上看,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这一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因为无论国际社会如何发展,也不管它的内涵如何改变,怎样维持其存在与发展始终是英国学派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这样说,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与它的国际社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发展演变的轨迹基本保持一致。在思想渊源上,英国的安全思想与国际社会思想一样,是在吸收了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合理机理的同时,沿着理性主义中间道路前行的。这种思想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优点,为国际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容纳了这种传统的某些弊病,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基本思想流派。[25]尽管二者都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但是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以悲观的态度、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战争和使用武力的角度来看待国际问题;与之相反,自由主义者则是过于乐观的夸大了经济相互依存和跨国性全球社会对于国际安全的影响,它们都走向了极端,无法完整的反映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真实面貌。英国学派的安全思想在分析思路上介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正好能够弥补它们的不足。在安全理念上,它吸收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因素,认为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主张对产生于复杂形势下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困境进行整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无疑比单纯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视野要开阔的多、思维要灵活的多,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准确的把握当今国际安全问题的实际。

当然,这种在理论上追求中间道路和兼容并包的思想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它试图协调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思想的内在紧张性以及理论立场的模糊性与非连贯性。这还不是其最大的缺陷,最为严重的是,英国学派安全思想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概念。尽管英国学派接触安全问题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但无论是巴特菲尔德、怀特抑或是布尔、文森特都没有对“什么是安全”这个问题做过清晰的描述。在此之后,布赞曾经试图给安全做一个明确的阐释,但也没有获得完全成功。[26]这种理论内核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它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后劲。除此之外,正如国际社会理论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价值取向那样,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西方优越感倾向也很严重,其主张如“人道主义干涉”等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都需要它的新一代学者加以协调和发展。

注释:

[1]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彭召昌:“英国学派对国际机制研究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1114页;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23页。

[2]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ment on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2, June, p.275288;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

[3] 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39,转引自房乐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及方法论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1823页;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2, 2004, pp.307330.

[4] See Adam Watson, “the 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eeds.ac.uk/polis/ englishschool/watson98.doc

[5] 参见苗红妮:《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北京:外交学院博士论文,2005年6月,第3435页。

[6] 参见周桂银:“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7页。

[7] 郭树勇:“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及其演变”,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转引自省略/ news/view.asp?id=737;[美]肯尼斯・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5月,第520页。

[8] 参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第123页。

[9] 肯尼斯・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第520页。

[10]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4106页;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2), 2003,pp.8399;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省略/news/view.asp?id=395

[11] SeánMolloy, “The Realist Logic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8399.

[12] 参见周桂银、党新凯:“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马丁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688页。

[13]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317页;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77187页。

[14] Alex J. Bellamy and Matt McDonald, “Secur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wards an English School Discourse of Security,” pp. 307330.

[15] Ana GonzalezPelaez and Barry Buzan, “A Viable Project of Solidarism? The Neglected Contributions of John Vincents Basic Rights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3), 2003, pp. 321339.

[16] 徐雅丽:《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75页。

[17]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s a Research Program: an overview, and a proposal for reconvening,” BISA Conference, Manchester , December 1999; 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第5461页。

[18] 朱宁:《译者序――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参见[英]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序言部分第133页。

[19]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262266页。

[20] 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第912页。

[21] 参见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和演进”,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8996页。

[22] 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80183页。

[23] 苗红妮:“英国学派外交思想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1320页。

[24] Samuel M .Makinda, “Security between Terrorism & Counter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in Den Haag(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911,September,2004; Tim Dunne ,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03, pp.303320.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4)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①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②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①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②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③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④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①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②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③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④。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

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①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②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①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②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①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②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③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④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①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②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③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④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①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②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5)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86-10

引 言

中国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后进入长足发展时期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开始受到专业内外 一些人士的关注,先后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评价报告或文章。[1] 但迄今为 止,国内各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界对本学科专业及其研究现状的评价,大多借助评价者本 人的学术素养、学术积累和研究经验,以专业数据库为基础的评价或研究尚不多见。[ 2]除 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基础建设、资金投入等项目以外,著作和论文是评价学科专业的两大 重要标准。本文的旨趣,在于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对象和内容做出初步评价。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数据库,其来源期刊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选用期刊比例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比例,根据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期刊目录、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专家的通讯推 荐和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的认可而确定,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公正 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资助和推介。[3]该数据库中的国际 政治类期 刊,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所有核心和重要期刊,其数据来源可靠可信,完全能够成为评价本 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依据。借助CSSCI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领域、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从 而为我们克服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中国国际政治的未来前景,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共16383个,标引总次数42158次 ,关键词 的平均标引2.57次。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为所有关键词的0.41%,标引次数7717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18.30%,平均标引115.17次。标引10次以上的 关键词,共5 94个,为所有关键词的3.63%,标引总次数17661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4 1.89%,平 均标引29.7次。标引5次以上的关键词,共1305个,为所有关键词的7.97%,标引 总次数22192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52.64%,平均标引17次。

这16000多个国际政治关键词,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和专业,被标引次数 最多的关 键词“国际关系”高达707次,紧随其后的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标引次 数均达到297次,如表1所示。这些关键词的性质、分布、标引次数及其年度变化,反映了这 个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内容的变化,特别是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承继和变化。

表1列出了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其标引总数和平均标引已如上述。在这67个关 键词中,排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书评”四个过于宽泛或笼统 的关键词,其余63个关键词,占所有关键词的0.38%,但它们的标引总次数6360次,是 所有 关键词的15%,平均标引超过100次。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其中,居于前列的包括全球化、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恐怖主义 和国际反恐、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和欧盟研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国家利益、霸权主义 、国家、联合国研究、等研究领域。这些关键词的标引,均超过80次。其他引 起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和问题,包括国际合作、中国外交、单边主义、意识形态、中俄 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格局、人权、国际法、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议题和问题。为方便分 析,本文将国际政治关键词分为11个类别,表2列出了标引10次以上关键词分类情况。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根据中国国际政治学科专业的历史和现状,本文将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标引10 次以上的关键词分为11个类型,按照标引总次数排列,依次为国际政治问题、国别研究、中 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国际热点问题、地区研究、国际 制度、国际关系理论、人物研究。这些类别的关键词,在分布、标引次数及年度变化上,都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表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在对象和内容不仅有稳定性,也有着相当 大的变化。

根据表3所示,这11类关键词又可归纳为四个方向,它们之间的联系、重叠和差异,可以进 一步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成就、不足和趋势。

第一方向包括三个类别,分别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的关键词共46个,标引总次数1337次,平均标引29次。这个类别的 关键 词,当然明确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一词是CSSCI国际政治论文中标引 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达297次,与“中美关系”并列第一。它以及其他4个相关的关键词“经 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引总次数为670次,平 均标引134次。这5个关键词,仅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关键词的10%,但其标引次数却 超过50%。这表明,全球化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分支和最显著的热点,其原因包 括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大越大、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和速度加快等。二是关于世界经 济的相关问题研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经济合作、贸易合作、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WTO)、环境保护、能源问题以及相关地区和国 家的经济等方面。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学者,上述各 关键词的较低的标引次数和较低的年平均增长率,就是明显的说明。这个现象,与其说与世 界经济形势或重大国际经济事件有关,毋宁说与大国关系和地区政治形势(一定程度也包括 地区经济形势)更有联系,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本能反映,因为他们大都不熟谙世 界经济事务。

国际政治问题类型的关键词数量之大和标引总次数之多,在本文11项分类中均位列第一,其 平均标引次数为29.8次。这个类型的研究或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笼统的国 际 政治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政策”、“世界政治”、“国际 形势”等15个关键词,为该类关键词总数的7.5%,其标引次数为1597次,为该类关键 词标引 总次数的26.9%。可以看出,这些关键词大都出自国际政治专业的期刊,作者可能是国 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初入门者以及跨学科专业的作者,因为专业期刊和专业作者的国际 政治论文的关键词都比较专业;二是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民 族主义”、“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形态”、“新干涉主义” 、“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国际干预”等,它们既涉及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建 设的总体发展态势,又反映我国学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大致倾向;三是关于国际政治 总体趋势的研究,如“单极”、“多极”、“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标引次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所反映的现状、问题 和趋势,类似于上一个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一般问题研究,包括政治和政党 问题、社会问题(如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农民问题、青 年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冲突、宗教问题。在以上四个方面中,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极其广 泛,没有特别集中的主题,说明我国的研究较为分散,也欠深入。

国际热点问题类的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32.58次。在本文所有关键词的11个分类中,该类关 键词的数量和标引总数都不高,但年平均增长率最高,为68.05%,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 者 具有敏锐性,能够及时地对国际重大事件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抓住最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 并进行相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时间上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反 应,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和战争、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新近爆发的 朝鲜核危机;二是在地理分布上围绕那些同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密切相联的事态,如恐 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朝鲜核危机与半岛局势、伊拉克问题等。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一 是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如“‘9•11’事件”、“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 伊拉 克”)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关关键词的标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二是中东问题( 包括“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中东和谈”等)引起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三是“科索 沃”、“科索沃战争”、“科索沃问题”、“新干涉主义”等随着相关热点问题的消失而趋 于衰退;四是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或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伊朗核问题(2005年后随着伊朗核 问题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及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其他热点问题,未能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 关注和研究。

第二个方向分为大国关系、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三个类型。

大国关系类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44.34次。标引次数最 多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分别为297次(如果将“美中关系”统计进去则是3 07次)、183次、67次(如果将“中苏关系”33次和“中苏论战”15次统计进去则为115次) ,年度标引次数一般呈增长趋势,并未来出现巨大的波浪型变化,这表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始终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学者对这三对双边关系 的研究是不平衡的,“中美关系”的标引次数分别是“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的1.6倍 和4.4倍,表明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 领域。第二类是逐渐升温的双边关系以及逐渐升温的研究,包括中印关系、美印关系、中欧 关系,如中印关系2001―2005年间的标引次数分别是3次、3次、7次、6次和8次,基本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第三类是呈现出波浪型变化的双边关系,如美欧关系(欧美关系)、美俄关 系(俄美关系),表明它们易于受国际形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美欧关系”的标引 高峰出现在2003年,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美欧分歧所引起的;“美俄关系”以 及“俄美关系”的标引高峰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是8次和11次,其原因是两国 总统选举、《反导条约》的存废以及伊拉克战争爆发引起两国关系的波动。第四是略呈下降 趋势的双边关系,如美日关系(日美关系)、俄日关系(日俄关系),学者对其关注的下降 ,说明它们可能成为衰退中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逐渐趋弱。

关于中国外交类的关键词,其平均标引为35.38次。在这个类别中,一些“重要”而又“特 殊”的关键词说明了相关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其一,“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中国 和平崛起”3个关键词的标引共73次。其中,“和平崛起”在2004年达到28次的标引高峰, “中国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在2005年分别达到16次和8次的标引高峰,表明中国的崛 起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的持续、国际影响和作用逐渐增强, 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也是如此,其标引次数为37次,2002―2005年分 别是5次、5次、10次和13次,年平均增长率约77%。其二,一些关键词的标引频率,是与中 国外交政策的当前趋势相联系的,“”、“对台政策”、“历史问题”、“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标引高峰分别是2000年25次、2004年6次、2003年10次,2004年9次,其对应 的重大事件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04年中国中央政府调整对台政策、2003年中日 政治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掀起新的否认侵略历史 的浪潮、2004年中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因而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宣示。

战略与国际安全类关键词共62个,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总数中占10.44%,标引总数1 343次,为同类关键词标引总数的7.6%,平均标引21.66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2.05 %,仅次 于“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前景。首先是关于国际安全 的一般研究,如“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关键词,其标引总次数分别为100次和64 次,标引高峰分别是2001年22次和1999年15次,其变化均呈现波浪型趋势,表明学者们的研 究受到国际局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较大影响。其次是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关键词,按标引总 次数排列,依次为“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安全战略”、“美国对外战略”、“美国战略 ”、“美国中东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军事战略”,平均标引11.7次,且其 标 引高峰均出现在2003―2005年,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美国战略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 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加大加深对美国战略的研究。与此相 关 ,关于北约和美日同盟(日美同盟)方面的研究,“北约”、“北约东扩”、“北约新战略 ”、“美日同盟”、“日美同盟”等5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30次,平均标引26次,超过 美国战略方面,说明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其联盟战略的现状及其未来 趋势。第三,非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非传统安 全”、“新安全观”、“合作安全”、“危机管理”、“安全政策”、“集体安全”、“安 全共同体”、“维和行动”等8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83次,平均标引约23次,而且各单 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4年或2005年,呈现出与美国战略研究相同的趋势。第四, 在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和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均呈现出衰退或研究不足的趋势。前者如核武 器、军备竞赛、军备控制,呈负增长率;后者如国际干预、军事合作等,平均标引仅为10次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说明了学者们的兴趣不高和研究缺乏。

第三个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机制和人物研究三个类别。

国际关系理论类的关键词数量不大,但其标引总数的百分比为4.39%,平均标引约41次,仅 次于“大国关系”类关键词的平均标引;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 位列第二,仅次于“国际热点问题”。显然,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不断 升温,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成果逐渐增多。这里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不断升温,“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思想”等3个关键词的标 引总次数为202次,平均超过67次,前两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5年,说明其引起 关注的趋势还在发展。其次,关于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较为全面,涉及所有主要的理论流派 ,按标引次数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英 国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其中,“建构主义 ”和“英国学派”的研究不断升温,其标引次数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达到26次和13次,且 年平均增长率较高,表明它们得到中国学者关注、研究和应用的程度。[4]其三, 国际关系 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 ”、“外交学”等4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数为68次,平均标引17次,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为 负数;“方法论”的标引次数仅为18次,除2004年标引高峰11次以外,其他各年均为1次或3 次,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标引。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衡量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标准之一的图 书评论(书评),却呈逐年增长之势,两个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为125次,平均标引6 2.5次,年增长率也较高,其发展趋势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景完全一致。

在国际制度研究领域,其关键词的数量与“国际热点问题”类相同,但标引总数却比之减少 约0.6%,平均标引29.5次,但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 “ 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类别。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的兴趣不断加 大,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从关键词的分布看,中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 当前国际体系和未来国际秩序的研究,其相应的概念包括“国际秩序”、“国际新秩序”、 “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社会”等;二是国际 组织研究,涉及对“联合国”及“安理会”、“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共运”、“工会运动”)等 方面;三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包括“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体制”、“国际 规范”、“国际规则”的标引次数不到10次而不在此列),两个关键词的平均标引次数为38 次,且其标引基本上呈逐年增长之势,表明它们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

关于人物研究,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其数量最少,只有15个,标引次数也最低,只 有388次,平均标引26.36次,远远比不上某对大国关系或某个国家的关键词的标引。这里 涉 及的人物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外国领导人,包括逝世的和健在的,这类人物数 量最多,如俄罗斯(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美国领导人 肯尼迪、尼克松、克林顿、布什,英国领导人布莱尔,其中,普京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青睐, 标引次数达到87次;二是外国思想家,被标引10次以上的,只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标引 12次;三是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其中,的标引次数 最多。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物研究是一个衰退中的领域,其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其标引次 数特别是标引高峰,大都是因为纪念活动或纪念事件而拉动起来的。

第四个方向是地区国别研究。

中国的地区研究不发达且不平衡。在标引次数为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地区研究的数量为46 个,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并列第四,平均标引次数23.71次,但其标引总次数和年增 长率均不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特别是年平均增长率仅18.84%,在11类关键词中位居 第 八。在地区分布上,研究热点和重点依次为欧洲、东亚、中亚和中东,非洲和拉美研究严重 不足。欧洲研究主要包括7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357次,平均标引次数51次;东亚研究11个 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45次,平均标引22.2次,其中,东南亚研究4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101 次,平均标引25.25次,东北亚研究2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7次,平均标引13.5次;中亚研 究 5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9次,平均标引约18次;中东研究6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1次,平均标 引13.5次。非洲和拉美研究的关键词数量之少和标引次数之低,无法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 。 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比较重视欧洲经验及其含义,希望以此昭示中国的 建设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二是中东和中亚成为研究重点,大致与该两个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以 及局势动荡有关;三是我们并未认识到非洲和拉美的重要性,只是给予很少的关注和研究, 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的学者意识到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但缺少人才、资料、语言等研究 主体和手段,故研究成果不多。

国别研究的情况类似于地区研究,即不发达且不平衡。该类关键词的数量仅次于“国际政治 问题”类,为93个,但其标引仅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数的13.93%,平均标引26.45次,低 于 “国际政治问题”类的29.8次。其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38%,在11类关键词中倒数第二, 仅 高出人物研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别研究的不高的兴趣。在地区分布上,大国受 到普遍的关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4个大国,其相应的关键词数量、标引总数以 及平均标引,分别是美国31个、1118次、36次,俄罗斯12个、360次、30次,日本9 个、245 次、27次,印度2个、27次、13.5次。可见,美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美国的关键词 是国别研究类所有关键词的1/3,远远超过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从关于大国的关键词 的性质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出,除美国以外,中国学者对其他大国的研究有着较大的缺陷, 即对相关大国的内政研究严重不足,如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大都是对 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外交政策动态的被动反应,缺乏主动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再 如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作为在规模上仅次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正试图跳出地区 樊篱的南亚大国,远没有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研究中 ,苏联模式、苏联体制以及相关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领域。其次,对大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特别是英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中等国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对法国、德国、加拿大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为欠缺,在标引10次以上的国家关键 词中,这4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一个层次的英国,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 瑞典等,根本没有进入关键词的前594名;二是出现频率较多但我国相关研究有欠深入或不 太充分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南联盟,它们出现的频率较多,是与相关年份的热点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比较先进;三是中国周边较有影响或与 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包括印尼、越南、缅甸、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中印尼方面的关 键词标引43次,远远超过其他中等国家;四是南非、墨西哥、土耳其、乌克兰,其标引均为 10次或稍多,说明我国对其研究颇为不足,这与它们在国际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所处的地位或 发挥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另外,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中小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 克、泰国,相应关键词的标引不到10次,说明我国学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应当予以重视。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英美发展国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新近总结了 10个方面的问题,十分中肯地指明了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努力方向。[5]本文所分 析的标引 10次以上的关键词及其所表现的现状和特点,也反映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具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作者抽检了1998―2005年CSSCI国际 政治论文标引10次以下的部分关键词,试图指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趋 势。

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在理论和问题之间,问题研究多,理论构建少,因而理 论研究是今后的重要研究领域或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介 绍梳理多、批判借鉴少的局面。在新时期,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几乎没有提出新理论、新范 式、新方法,有人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但没有人进一步加以系统阐述,因而没有得到认同。 再如“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中国化”, 我国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经过对标引1 0次以下的国际政治关键词的检索,“中国特色”2002年标引4次,2004年和2005年分别标引 1次和2次;“外交学中国化”2002年和2005年各标引1次;“中国化”2001年和2004年各标 引1次。这方面的研究不足,预示了理论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又如“国际关系方法论”、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学”、“国际关系思想”、“国际关系思想史”、 “国际关系学科史”各标引1次,而且都是2000年以后第一次标引,既说明了学科史、思想 史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又预示了可能的研究前景。

在问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并且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形成 较明确而又系统的理论、范式、方法,因此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分析 、传统视角、传统方法仍居于主流,这尤其表现在“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热点问题”、 “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几个方面,比如“国际热点问题”研究仍以历史追溯――现状 叙述――前景展望的“三段论”为主,“国别研究”仍以对主要大国的外交和战略的一般分 析为 主,大都缺乏宏观视角、历史深度、战略高度和理论框架。

这里仅提出两个可能值得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领域。一是那些具有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 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为数不多,一些涉足者满足于泛泛而论,一些人则避重就轻,更 有甚者视而不见,如国际正义、国际伦理、族际研究等问题。经过对标引10次以下的国际政 治关键词的检索,“国际正义”标引4次,排名第1408位,1999年第一次标引,在此后6 年中 ,只出现过3次,平均每年0.5次;“国际伦理”标引3次,排名第1934位,2002年第一 次标 引,2004年和2005年各标引一次,表明我国的研究极少;族际研究的相应关键词包括“民族 冲突”、“阿以民族冲突”、“北爱民族冲突”、“族际冲突”、“族际政治”、“民族平 等”、“族裔问题”,标引分别为22次、1 次、1次、4次、4次、5次,标引总次数37次,甚 至不及某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标引次数。在英美国际政治研究界,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 成熟,其理论、方法及案例方面的成果非常充分,完全可能成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基础。二是 具有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战略研究或安全研究,我国目前的研究大都仍以“纸上谈兵”为 主,相关的政策或对策研究缺少可操作性,如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冲突解决等研究 领域。经过对本文数据库的检索,“危机处理”及其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3次,其中,“ 危机处理”4次,“危机处理机制”、“危机防范意识”、“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管理 体制”、“危机管理战略”、“危机决策”、“危机理论”、“危机应对机制”、“危机预 期”各1次;“威慑”及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8次,其中“核威慑”9次、“军事威慑”2 次、“霸权威慑”1次、“遏制威慑”1次、“核威慑政策”1次、“南亚核威慑”1次、“威 慑理论”1次、“威慑战略”1次、“威力威慑”1次,其中,“遏制威慑”和“霸权威慑” 是我国学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并未出现进一步的系统论述,也无人提 出具体的行动路径(如博弈论的行动模式或赫尔曼•卡恩的冲突升级阶梯);“谈判战略” 标引1次,其他相关的关键词均为案例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或模式探讨;“冲突解决”2 003年标引1次,“冲突分析”、“冲突治理”也各标引1次,其他关键词亦均为案例研究或 一般性说明,如“国际战略冲突”、“局部冲突”、“军事冲突全球化”、“跨国冲突”、 “国际战争冲突”、“国际武装冲突”。如同前一个问题领域,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 、冲突解决也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可以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借鉴其丰富 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应用和实践层面采用“拿来主义”,提出适切于解决我国战略和安全问 题的“实战”方案。

注释:

[1]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3);何忠义 .从国 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 经 济与政治.2004(11);薛力.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 );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6 6.200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 北约东扩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6066

冷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大是国际关系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学者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北约未来的预测与现实国际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偏差,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进行反思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如罗伯特・劳赫豪斯(Robert W. Rauchhaus)大声质疑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没有预测到北约的扩大?[1]因此,围绕冷战后北约的扩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预测的失效

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消亡”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与莱茵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角度对北约的未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新现实主义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同盟的凝聚力将会下降,北约停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宣称北约高度的制度化将保证其以某种形式得以生存。同盟或者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在成员国之间通过合作性安排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的消亡可能性最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预测是北约或者继续存在或者发生深刻的转变。[2]但是,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

早在冷战结束前,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前途就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北约的消亡是必然的。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断定,苏联威胁的下降将鼓励西方同盟为遏制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付出较少的代价,西方对于威胁认识持续性地减小将最终导致北约的消亡。[3]他说:“没有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纳税人都不可能支持美国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虽然北约复杂而详尽的制度性结构将会减缓其解体的速度,但只有苏联威胁的复兴才可能使北约留存并维持既有的模式。”[4]同样,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ier)就预测说,没有苏联的威胁,北约将中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出现。苏联的威胁把北约国家绑在一起,这一进攻性威胁消失后,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北约这一防御性同盟也将解体。[5]1990年,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也预测说,欧洲所发生的剧变将导致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其中,北约和华约将会崩溃或发生急剧的变化。[6]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 N. Waltz)1990年也写道,北约正在走向消亡,现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还将存在多长时间,即使它的名称还会暂时得到保留。[7]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与现实主义对北约的态度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北约的未来没有太多的悲观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北约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因为:第一,北约高度的制度化;第二,北约不仅仅要在军事上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进行威慑,还存在其他的目标,如促进成员国安全、防止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苏联的解体使北约的一项主要任务消失了,但是其他的任务还继续存在,如抑制德国、使美国仍保留政治与军事存在,以及应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威胁。[8]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A. Wallander)认为,北约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安全管理机构,它不仅仅用来应对外在威胁,而且也用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相互不信任、误解等问题。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同盟,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北约的其他机构在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在处理彼此不信任问题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9]

因此,在对待冷战后的北约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者主张:第一,利用北约已有的规范与程序来处理新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组织;第二,改变北约,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后再来处理问题;第三,利用现有机制加强同其他行为体、国家及非国家的联系,寻找制度目标。[10]制度学派以制度为工具来分析北约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的北约能够在面对变化了的环境下持续地生存下去,主要是由于制度属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没有带来北约的消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测北约在冷战后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对北约的扩大作出准确的预测,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偏差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效用提出了质疑。

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辩论

尽管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预测失效,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其理论本身的失误,相反,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试图论证各自观点的正确性。[11]

北约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传统的军事同盟,其在冷战后的继续生存、改革以及扩大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极大的兴趣:同盟何以形成?同盟何以持续发展下去?同盟何以扩大规模等?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是对威胁能力的一种反映,实力分配的变化决定同盟的命运。同盟的凝聚力依赖于成员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手所造成的威胁决定同盟的凝聚力。例如,沃尔特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同盟会瓦解以及为什么有的同盟面对困境会继续生存下来的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合理性消失后,为什么有的同盟会继续生存下来?沃尔特精辟地指出,影响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大,最大的因素是霸权国的领导地位。[12]因此,从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在欧洲安全均势以及北约外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北约的消亡是符合其理论的必然路径。

然而,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向防区外扩张。针对这一情况,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正是制度的力量保障北约的继续存在并得以扩大。制度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国家认为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制度应该得以延续,只要,而且仅仅只要其成员有动机来维护他们就行。当国家在一种稳定的制度下进行合作时,会较少关注相对收益。因此,尽管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北约的制度性因素还存在,北约扩大反映了北约制度性力量的存在。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持续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北约在冷战后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这证明了国际机制的重要性。[13]亚历山大・格修(Alexander Gheciu)也认为,北约远远不是一种地缘战略安排用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北约是一种制度,它把内在的安全逻辑和外在的安全逻辑结合在一起。北约的创造者不仅要对潜在的地缘战略挑战作出反映,而且还要创立集体的西方认同,保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自由主义规范。[14]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对北约的制度框架大加赞赏。他说,北约本身是一个政治法律框架,有完美的政治协商、军事运作模式,程序完备,有一体化的军事结构。[15]

但新现实主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制度与相对收益的观点,指出北约的扩大并不是制度的力量,而是大国主导下的扩张。新现实主义认为,即使是在稳定的状态下合作,国家也会关注相对收益。国家寻求维持其独立并努力避免卷入国际组织,当收益不平衡地进行分配时,即使是强大的国际制度也必然崩溃。[16]制度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强大的国家利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大。[17]

从上述理论出发,沃尔兹明确指出,冷战后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张是美国所推动的产物,他说:“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和扩大并不是制度的特点,而是美国使之如此。国际机制由大国创立,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利益。”[18]

总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相互辩论不仅反映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双方试图努力论证各自理论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面对理性主义的困境,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开始介入北约问题的研究并挑战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

三、理性主义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其结盟理论密切相关。在理性主义看来,不结盟或结成小的同盟是理性的行为。因此,同盟的扩大,尤其是在促使同盟形成的合理性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实现扩大是不现实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一般来说,国家不会选择结盟。因为结盟会减少行动的自由,并且还要承担被欺骗的风险。只有在一个国家不能维护其安全、不能保护他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时才会选择结盟。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成员结盟优于许多成员结盟。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规模越大,新成员的贡献就越小,从合作中获得利益的分配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成本以及达成一致的成本就越高。[19]因此,从理性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不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相反,从其同盟理论出发还预测冷战终结后其结果是北约趋于瓦解。即使北约继续得以生存,本身也没有必要扩大。[20]新自由主义预测,由于制度的作用北约将继续生存下来,但它不能预测到北约所发生的深刻转型,尤其是北约的扩大。

因此,在主流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视角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建构主义从国际关系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并以其主要的核心概念,如规范、认同与文化来分析世界政治。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效预测并分析北约及其扩大的情况下,建构主义从国际社会化、安全文化的视角对北约的扩大、北约的未来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开始挑战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拒绝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前提,并对理性主义所给定的一种稳定的成员认同、利益和偏好提出疑问。建构主义批驳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一,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第二,国家利益不是提前给定的,也不是不变的,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是共有观念建构的产物。

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捍卫”而实现的相比,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是建立在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基础之上的,认为安全利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如在温特看来,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21]温特反对理性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首先给定论,认为国家利益是认同的产物,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同样,卡赞斯坦也认为,安全利益是行为体对文化因素作出反映后而定义的,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形成的,是“定义”的而不是“捍卫”的。[22]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既不是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所理解为一种结盟的形式,也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理解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国际组织,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价值观与规范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来分析北约及其扩大,如弗兰克・施默芬宁(Frank Schimmelfennig)、亚历山大・格瑟(Alexander Gheciu)、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2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入为分析北约扩大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社会化理论是北约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针对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以及北约的扩大,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化过程,亦即北约将自身的行为规范、价值观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使中东欧国家得以接受,中东欧国家通过学习北约的规范与价值观并内生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北约的认同并得到北约的认可。施默芬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分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它就可能被一个国际组织接受为成员。内在化的过程越快,它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就越早。[24]

对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互动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有弗兰克・施默芬宁与亚历山大・格瑟等。弗兰克・施默芬宁把一个国际组织的扩大视为一个国际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就是社会行为体把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内在化。通过这种方法,行为体获得了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从国家层面上看,内在化是指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嵌入国内决策的过程。从制度层面上看,成功的内在化是把基本的共同体规范一体化于国家的宪法,并演变为稳定的国内法律。成功的内在化要求把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有效地嵌入国内制度与国内事务并决定国家的行为。弗兰克・施默芬宁还认为,国际社会化的方法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答案:第一,中东欧国家想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是因为他们想分享西方共同体的价值观或规范,寻求一种认同并得到西方的认可;第二,北约决定扩大是因为要加强自由民主的规范和多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营造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规范基础上的稳定的和平。[25]

同样,亚历山大・格瑟也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新成员融入共同体或社会群体并吸取规范和原则的过程。在他看来,成功的社会化其结果在于采纳新的规范,重新定义认同和利益,并与那些规范相一致。为了把一个行为体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必须成为一个行为体认同的内在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化中,一个国际共同体及其组织把他们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教”给一个国家或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以及组织的关系依赖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认同与利益建立在共同体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基础上。为了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家不得不接受共同体的“授课”,即内在化他们的价值观、规范和实践。他们也不得不经过一个试用的阶段,共同体要对这些申请国进行评估,看他们是否内在化共同体的认同或者是简单地适应它。获得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的标准是社会化过程有充分的进展,而且共同体认为,这些申请国是他们中的一员。[26]

除了国际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外,建构主义关于安全文化的核心概念也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北约的扩大就是北约安全文化以及规范与认同的扩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安全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行为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逐渐确定其行为规范、集体认同与安全利益。[27]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通过规范、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因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28]除彼得・卡赞斯坦外,西方学者,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都在这一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如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基思・克劳斯认为,冷战后的一个共识正在出现,那就是文化在形成国际政治行为,以在塑造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思认为,有三种文化共同塑造了安全文化,即外交文化、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外交文化是国家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互动中的行为规则,包括特定的程序与约定;政治文化是描述国内政治制度或安排的区别,揭示不同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而战略文化则是建立在军事机制基础上的一整套规范与态度,如关于战争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的运行方法。三种文化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心部分就是安全文化。[29]

尽管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对实际问题进行剖析,如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的研究就是一例。建构主义把北约更多视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制度怎样有助于形成规范,并改变国家的偏好。[30]

在卡赞斯坦的笔下,北约代表了一种安全文化,其内涵是:北约“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民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北约“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民主国家不仅不相互打仗,还可能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使合作变得容易,为特定目的而产生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民主的规范、决策原则,其中,……规范与原则的实施加强了共同体的意识及主体的集体认同”。[31]温特也从非竞争性及团结一致的角度解释了“安全共同体”及“集体安全”这两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在温特看来,北约这样一个“功能良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就是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元首,但是仍然能够实施制度性集体行动”。[32]

总之,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化理论与安全文化理论认为,行为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之中,不同的行为体在这种关系与环境中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定位。社会化导致行为体接受共同体的规范与原则,并内生为自身的规范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安全文化。建构主义的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面对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

注释:

[1]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9.

[2]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1, Autumn 1993, pp.2628.

[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15:556, 1990.

[6]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7]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8]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p. 614.

[9] Wallander and Keohane, Risk, Threat ,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10]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3, Summer 1996, p.464.

[11]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 Autumn 2000, pp.705735;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1(Summer, 1993),pp.550; Richard Rupp, “NATO 1949 and NATO 2000: 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 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etc.

[12]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64168.

[13]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14]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2.

[15]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3.

[16]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11.

[17] Kenneth N. Waltz ,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O Expansion , The Debate over NATO Enlargement,” Conference Papers,March 910,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8] Kenneth N. Waltz, “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pp.541.

[19]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M.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5679;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20]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556, 199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21]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93294页。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3]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tc.

[24]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25]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ume 8, Number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pp.198199.

[26]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27] 彼德・卡赞斯坦著:《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

[2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9]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30]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17.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8)

一直以来,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共同组成的北欧,其发展特征以及议题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北欧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世界国际关系落后地位,但是各种专家学者对北欧各国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等已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以开放式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二、北欧的国际关系特征

虽然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将美国主流学合作看的比较重,但是他们也并不甘愿成为其附属,努力的保持当地地区个性,通过自身特色发展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多元化。因此,北欧的国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不对称与多边主义

对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将次国的行为体当做了研究对象,然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且不同,它主要是强调权力与双边的对称关系,其研究的对象还是国家。北欧一些研究者甚至还研究地方政府的政党制度化、微观外交以及政党外交。让国际关系研究更具有广泛性。

(二)研究主体不同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是国际关系专家,但是北欧的国际关键研究主体却是政治学家。其根源就在于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学科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国家构建了国际政治研究,但是大学之中却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体系,必将导致研究者项目、数量及硕士生、本科数量均在稳步提升。

但是相比而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没看中国内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离开,研究政治体系的学者也不会关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不了解外交政治。对于政治学科广泛及多样性形成的综合影响,北欧走在美国前。

(三)学者关注重点不同

在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多是国际政策以及社会上的观察者,这一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较大区别,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关注当前,以咨询者、建议者的身份靠近决策的核心。有一些国家还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除北欧除芬兰之外,大都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在外交策略中,因此所研究的课题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四)人才培养方向

北欧与美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重点在于造就专才,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上侧重于培养通才。这些学者大都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挖掘新观点,具备较强的综合性,各种学科都是为研究提供发展基础,就能够培养出全能型人才,但是研究太杂太多,就没有专业性了。

(五)关注的理论上差异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重点在于宏观理论方法,而北欧国际关系学者且重点在于从检验中去观理论。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中小型国家应该关注战略的环境,战略环境必然会影响国家行为,威胁到国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制约程度。

这种理论重点落在了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决策、一体化以及谈判,而不是全球模式。这种理论对目前国际问题且具有更现实意义。

(六)对象差异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大都是以本地或者欧洲范围中的国际关系为对象,极少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北欧的国际实力以及其中立国际形象。总体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上大都侧重于具体性、使用性以及经验性,对于估计问题具有超然态度,体现出人文关怀。

三、北欧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可以看出来,因为北欧所处的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和平

一直以来,北欧国际关系上都将和平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研究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势均力敌, 北欧的一些国家还开设和平研究体系,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这就致使北欧的国际关系具备了传统与优势,构建出了鲜明区域特色。研究和平其根源在于:1、北欧各个国家所处战略环境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极少面对武力的威胁,致使和平成为北欧研究主题;2、北欧的国家大都比较富足,政府也比较重视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合作与交流,虽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是基础仍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取向仍在理论、国际以及价值上。

(二)先进的安全观

北欧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哥本哈根学派。该学派成立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成为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重要议题。该学派主要吸收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和平研究等等各种理论方法,采用新视角开拓北欧国际安全研究新领域,展现出欧洲独特特色。哥本哈格学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安全观的重要性,并且从欧洲现状入手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特别成为了欧洲冷战之后地区的安全动因转变的因素,为一体化未来构建信心。

(三)研究北欧的认同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将北欧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根源就在与欧洲认同与一体化大背景之下,保留着北欧独特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北欧认同体现出保持北欧的地区特色和热性原则,融进欧盟大环境的同时,还要需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安全位置。

四、结束语

北欧国际关系研究具备其自身独特优势,从其特征看出来无论是在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还是国家福利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这些特色不断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9)

导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呈现出混合叠加的状态。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巴西,南非等国)践行结伴体系,并不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内就不存在有关结盟选项的讨论,但新兴大国将结伴作为主导型的政策选择,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为首的守成集团内部,也存在合作主义的和平发展思潮,况且,在美欧之间,美国与其非盟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结伴行为。在共生思维中,世界的解决结局并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一直宣扬的那样,最终以善恶力量的大对决表现出来。共生思维给出的答案是,善恶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义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容忍恶与邪较小的生存空间未必是件坏事。

所以中美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共生的国家社会下,以及中国一直奉行着具有共生思维的结伴战略,中美必将能共存在一个地球上。

参考文献

[1]由于拉美地区欧洲移民较多,语言文化差异较大,但经过几百年发展,也形成了拉美地区的独特文化,与传统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存在差异。可以参见:李德恩:《拉美文化与文学》载《外国文学》,1992年03起;靳呈伟:《拉美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成因及维护》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五期等.

[2]摘自陈志敏、苏长和主编:《2014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第24页-27页.

[3]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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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有学者也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理解为准联盟外交,参见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二期.

[6]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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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55.

[12]Ye Qing, "The Concept of the Time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Jiemian Yang, ed., China's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Shanghai: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p. 5-10.

[1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赵忠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第283页.

[14]Ye Qing, "The Concept of the Time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Jiemian Yang, ed., China's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Shanghai: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p. 13.

[15]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J].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24页.

[16]石家铸.论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发展[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2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16-23

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手段来调动、挖掘、协调、整合各种战略资源来追求和塑造国家理想形象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是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2]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对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也有着特殊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特定条件下既能胜于军事和国防手段来维护传统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本国的非传统安全。国家形象战略实施与国家利益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形象战略实施首先是要对战略资源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有国家身份的明确定位;再次是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后是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战略实施,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内外局势来规划和制定国家形象战略,竞相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国家形象传播,积极进行国际对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力求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谋求发展。那么,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国家形象战略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文采纳学术界对国家利益划分常用的方法,分别探讨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国家形象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国家形象战略政治目标的基础。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糟糕的国家形象会遭到世界人民的抵触和反对,以至于失去政治独立甚至丧失国家。因此,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

(一)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合法性早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起初诸多关于合法性的讨论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而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合法性理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也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以,政治合法性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定国家政治权力认同的情况。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根据国际社会中一定的标准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3]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的方式已经变得复杂化,不再是单纯停留在追求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而是日益增加了对软权力的推崇和重视。作为一种软权力,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拓展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特点就是排斥暴力,强调非强制性;提倡合作,注重吸引力。而国家形象战略就是在国际竞争中通过国家形象的博弈来提高非强制性的吸引力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国家形象战略所追求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是以同意或不反对为特征的,这与国家形象战略所强调的非强制性和吸引力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提高和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第二,国家的权力运作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和程序;第三,国家应使自己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增强自己的有效性。[4] 这三种途径与国家形象战略具有一致性。

这是因为:其一,形象好的国家,容易在国际社会中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之,该国的意识形态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触或反对,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另外,国家形象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宣传和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其二,国家形象战略的另一政治手段是在国际机制与规范的博弈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取政治利益。原则、规则和程序是国际制度的体现和核心,体现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多边外交中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其三,责任外交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与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强的一致性。各国都早已意识到了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产品能够满足多数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础,而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拓展,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威望和国际尊重,提高国际地位。

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外形象)”[5] 。

国际威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威望的树立和国家形象战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就是由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了国际威望的降低。原因何在?问题不在于它的传播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问题是出在其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上。美国对伊战争虽然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的强大,但作为软权力的国家形象却一再下滑。美国这种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内伤”短期内虽然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其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地侵蚀,大大降低了它的国际威望。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生有损于国家形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威望,动摇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运筹,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合适手段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强政治权力,赢得国际威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经济利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维护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国富民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国家形象战略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

(一)国家形象战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就是把国家当作产品的品牌来塑造和宣传,它与总体国家形象战略内容是重合的;狭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是与国家的知名企业和产品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把国际公众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国家品牌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就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品牌形象。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产品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自然会带动国际消费者对这个国家其他产品的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即使后来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果以前国家品牌形象不理想或很糟糕,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必然会使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即产品的好坏和服务质量是国家品牌形象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销售,从而对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决定着一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成败。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成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目的是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品牌”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战略,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就使用过。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被公认为是推广“国家品牌”的先驱。他把早年为可口可乐和雀巢公司开展全球商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一些国家客户身上,帮助其树立“国家品牌”。[7]

如今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8]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民众心中的印象开始。

(二)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投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虽依然依托于母国,但他们却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采购与销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能促进其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投资不仅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也是国际经济力量新重心出现的催化剂。

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它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因此,投资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9]

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质量。改善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廉洁、可靠,商业氛围通过法律法规得以规范,而不是依靠严重腐败的人际关系网络。[10]

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的优劣。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肯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民主法制健全,机构精干,富有效率,社会稳定,这样的国家形象,就有利于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和戒备,必然会带来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从文化层面来看,如果一国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国民素质得到提升,也就代表了该国高度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必定会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该国能够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目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定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家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拓展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反过来,通过投资者的成功和亲身体验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向认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权力或文化软权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视文化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和特殊领域,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因为,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国向国际社会自我价值的展示。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塑造和形成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都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

(一)通过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通过文化手段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来提高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本国文化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对外是加强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通过三种途径来展示和塑造本国文化形象。第一,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洽谈文化业务、召集和参与各项国际文化会议等;第二,一国政府面向国际公众展开的文化活动。这个途径主要是借助国际传播手段来完成的,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传播手段来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以达到树立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目的;第三、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如学术团体或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比赛、展览,高等学校间组织的学术交流、交换留学生、民众自发组织的国际旅游等等,都属于这一途径。通过本途径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前提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二)通过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来提高国家文化的“免疫力”

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都是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其他力量难以比拟和取代的。从文化手段在外交中运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既可正向促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可反向行使破坏国家间合作和信任;既可用于国内获得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可用于国外腐蚀他国民众的思想。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将借助文化优势而对一些文化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以使之成为颠覆、侵略、奴役他国的工具。[11]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弱势文化国家竭尽全力保护本土文化,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同化弱势文化。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司空见惯。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避免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和侵蚀,保证本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国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免疫力”,必定会招致被侵害和腐蚀的恶果。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使本国的文化得到很好的维护,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家文化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展示,其本身就蕴涵着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免疫力”,形象好的国家必定有着很强的文化实力背景,形象差的国家一般文化实力较弱或者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可想而知,一个士气涣散缺乏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的民族、一个文化产品匮乏和文化产业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另外,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文化形象,那么该国的文化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被异化和侵蚀的可能性就小,就意味着“文化免疫力”存在。反之,糟糕的国家文化形象必然会给其国家文化带来负面效应,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抵制,而且易被外来文化入侵和同化。

四、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其它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缓慢却又极其深刻地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12]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雷默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13] 。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并正确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国家间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

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条件下国家形象可成为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国际上的冲突,背后都有一个世界形象的冲突,而大致相近的世界形象则成为沟通合作的基础。”[14] 为什么相近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合作,反之会引发冲突?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形象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有重要影响,它既可能带来友善、亲和、友谊等积极影响促进构筑国家间互信,也可能引发敌意、排斥、竞争等消极影响产生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产生军备竞赛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国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15]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如何避免和消除安全困境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从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可知,安全困境并不决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那么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从而获得“次优结果”的利益。[16]

如何使第二个国家相信第一个国家,正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这里存在一个国家形象与国家意图的问题。国际交往中的真理之一是,当你想知道其他国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时,揣摩对方的利益和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难以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的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们对你的误解,原本值得赞赏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可怕的偏见而变得阴暗。[17]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状况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判断自己是否安全,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现有的实力或权力,也就是说本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的判定,认为某国的权力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此国的权力上升是否会对本国构成威胁。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国家意图判断的问题,“国家的意图就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18]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安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如果他国的意图是善意的,本国就处在安全状态。如果他国的意图是邪恶的,本国就会面临威胁。那么,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家意图?理想的答案之一就是国家形象,因为,从国家形象自然而然就能推断出国家意图。由以上推论可以确信,国家形象战略对增进互信和消除安全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二是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三是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阶段。学者们称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理论。[19]

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还存有争议。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露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20] 。

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现了人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相比,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安全主体多元化;第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丰富化;第三,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样化;第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复合化;第五,安全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突出化。

之所以说国家形象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是因为,首先,国家形象本身就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国家形象是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形象的好与坏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就影响了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双方长期的相互威胁。又如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歪曲,大肆宣传各种版本的“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利益。

其次,国家形象也是影响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要变量,如果国家形象受损或被诋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就会受到连带性的威胁。例如,国家形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会增加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和稳定性相关的形象)与过去近百年发生的货币危机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另外,银行危机也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21]又如,如果国家形象不佳,必定要影响到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从而使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再次,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等内容是一致的。从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和追求的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安全也有相似性。从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追求的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目标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总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成为极重要的国际关系博弈的变量,国家形象战略无疑也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注释:

[1]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30日。

[2] 傅新:“综合安全与国家形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 周丕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4] 同上。

[5]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7] 杨晴川:“前版批评后版表扬,美报纸大做国家形象广告”,省略/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82,中国公关网,2007年8月28日。

[8]“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载《环球时报》,2007年8月27日。

[9] 唐恬恬:“中芬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载《中国锰业》2007年第1期。

[10]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11] 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2]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13]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25页。

[14]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5]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同上,第19-21页。

[17]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5页。

[18]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9] 黄金元:《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8页。

[20]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286页。

国际关系安全论文篇(11)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