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论文大全11篇

金融风险论文篇（1）

自RajanandZingales（1998）提出应深入探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后，西方学者们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并将研究视角转为考察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RajanandZingales（1998）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良好的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克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而降低公司外部融资成本。Henry（2000），BekaertandHarvey（2000）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降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从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Love（200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减轻公司的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而且这种作用只在小企业里表现显著。Khurana（2006）以35个国家1994—200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融资约束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下降。这些都是来自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据。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由计划走向市场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市场不成熟、欠发达，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相关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唐建新、陈冬（2009）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这种缓解作用来自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引入外资。潘克勤（2011）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发展指数越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越小，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越低。王艳林，祁怀锦和邹燕（2012）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设：假设1：金融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下降

（二）风险投资与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机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资金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是连接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金融中介，以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为特征。郑宇梅（2009）认为风险投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蓝裕平（2010）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通过对风险投资的特点和类型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伴随资本市场发展的中国风险投资将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健康稳定的发展。马蓓丽（2010）提出风险投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风险投资机构除了向企业提供资金外，还可以向企业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主要包括管理顾问服务、发展战略规划服务、市场营销指导服务、技术研发顾问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法律顾问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以及政策咨询服务等，从而使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和提升价值。所以有风险资本持股的中小企业往往向外传递质量较高的信号，而这种信号传递可以减轻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Gorman和Shalman（1989）认为，风险资本的参与能够减轻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外部融资环境，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Barry（1990）和Hochberg（2007）认为风险投资机构与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因为业务往来形成了广泛的关系网络，而关系网络具有信息交流传播功能（Ellison和Fudenberg（1995）），因此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信息在关系网络中传播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为企业融资带来便利。Megginson和Weiss（1991）提出，风险投资机构除了自己为企业提供资金外，还经常需要帮助企业对外融资，他们知道不诚信会损失未来大量潜在的合作机会，所以他们比较重视自己的声誉。由于声誉机制效应，外部投资者因而比较信任风险资本所传递的关于公司质量的信息，降低了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RajarishiNahata（2008）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构会经常评估和监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和使用情况，这向资本市场传递了有利的信号，促使外部投资者更愿意向企业提供资金。根据前文的分析，金融发展和风险投资都可以通过减轻外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达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一加一小于二，甚至小于一，金融发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功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风险投资的缓解效应所替代，即风险资本持股会削弱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因此假设：假设2：风险投资能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即中小企业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其融资约束程度显著下降，而且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会因此而削弱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2011年在深圳中小企业版上市的所有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照如下标准进行筛选：由于模型中大多数变量的计算都需要用到前一年的年报财务数据，故剔除当年刚上市的公司；剔除金融行业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因为我国中小企业板是2004年开始正式启动的，所以样本期间为2005年至2011年，共得到观测值1581个。其中2005年36个、2006年48个、2007年118个、2008年214个、2009年265个、2010年350个、2011年553个。所有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简称VC，在我国也被翻译成“创业投资”。所以，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风险资本，按如下标准界定：如果上市公司十大股东的名称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创新投资”和“创新资本投资”字样的，则界定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另外，对于十大股东名称中带有“科技投资”、“技术投资”、“高新投资”、“高新技术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发展”、“投资公司”、“投资有限公司”等字样的公司，可能存在风险投资背景，需要进一步确认：通过检索中国风险投资网、投资界、创业邦以及地区风险投资协会等公布的相关资料，查询该股东的经营范围，如果其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则其作为十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也属于存在风险投资背景。按照上述标准，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中，存在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观测数为405，占总样本观测数的比例达到了25.62%。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Altman（1968）Fazzari,HubbardandPetersen（1988）开创了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度量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先河。他们认为，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信息不对称、成本等问题），导致外部融资成本远高于内部资金成本。而企业在面临投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投资项目的净现值，还要考虑所需投资资金的筹集问题。因此，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公司，在现金流增加的情况下，会增加当期的投资。反之，投资对现金流的变化并不敏感。然而FHP的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却遭到了KaplanandZingales（1997），Cleary（1999），EricksonandWhited（2000）的质疑。KaplanandZingales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些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反而具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证伪了FHP的假说。KaplanandZingales认为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融资约束既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不被经验数据所支持。Almeida,CampelloandWeisbach（2004）首次提出以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来度量融资约束，认为现金流中含有丰富的有关投资的信息，现金流的增加导致投资的增加，并不必然是由融资约束问题导致的，可能是因为投资机会好。而且现金不是一个实物的变量，而是金融的变量，可以有效避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析中出现的问题。此模型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认证。李金、李仕明和严整（2006）通过实证研究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正向敏感，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对现金流不敏感。章晓霞和吴冲锋（2006）从融资约束角度出发，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检验指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并没有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这一假设。而连玉君、苏治和丁志国（2008）从模型设定、衡量偏误、内生性偏误等角度重新审视了上述李篇和章篇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否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得出的不一致的结论这一问题。实证结果支持融资约束假说，认为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可以作为检验融资约束假说的依据。综上所述，本文借鉴Almeida模型来检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以及研究金融发展、风险投资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公司的Cash/A和CF/A的均值都接近0，表明中小企业的现金储备和现金流不是特别充裕。而且与其他变量相比，Cash/A相对差异较大，其标准差相对于均值达到8（0.2108/0.0263）。这表明我国中小企业的现金持有率相对波动较大。变量FD、FD1和FD2在样本公司中分布较宽，如FD最小值为5.10，最大值为12.84，FD1的最小值为4.72，最大值为12.10，FD2的最小值为4.17，最大值为14.65，它们的标准差都超过了1。变量VC的均值为0.2562，表明有近26%的中小企业具有风投背景。

（二）回归分析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并没有引入单变量FD、FD1和FD2。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本文关注的是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不是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即主要观察系数即可；其二，如果引入上述单变量，会导致个别自变量的VIF值过高，多重共线严重。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回归结果。现金流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现金—现金敏感性显著为正，表明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CF/A*FD的系数为-0.018，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CF/A*FD1的系数为-0.024，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中CF/A*FD2的系数为-0.013，显著水平为10%。这三次回归的β2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即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业竞争越激烈、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假设1得到证实。

金融风险论文篇（2）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全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最后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权威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权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金融风险论文篇（3）

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

（1）金融机构的自身原因。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部分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规模的膨胀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程度。（2）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的稳健进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反而会诱发区域金融风险。（3）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的影响。由于经济较发达区域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基本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我国制定的宏观金融政策更多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即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区域内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使全国统一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而言，面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健全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高级的产业结构等迅速调整金融活动，在分散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反，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而言，由于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金融工具的单一化，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等原因，在经济活动的运行中，无法化解或降低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发展非均衡的格局下，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形成和累积的诱因。

金融风险论文篇（4）

1入世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

1.1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到2002年底,不良资产贷款额仍高达15900亿元,约为同时期所有权益的2.48倍,不良贷款率平均为21%。我国公布的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超过20%,而2003年11月26日标准普尔公司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展望2004年》报告中提出,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比率估值为44%~45%,因而标准普尔公司认为4大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在2005年前降到15%不良贷款比例的目标。

1.2外资银行所带来的冲击

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自2006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金融市场将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在机构设立、业务选择、地域扩展等方面,完全放开对外资银行的限制,实行无差别的国民待遇。而在此以前,外资银行并不能全方位开展人民币业务。这就是说,我国对金融业还有三年的保护期,在这三年内,外资银行尚不能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一旦全方位的放开后,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将对它造成莫大的冲击。

1.3金融机构存在着政策性坏帐

众所周知,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财政与银行耦合过紧,资金有偿与无偿的界限一直很模糊,政府始终把财政视为“会计”,把银行视为“出纳”,把银行吸收来的存款视同财政资金来使用。而银行也把自身视为国家机关,认为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坏帐。据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最近公布的一项报告,其不良资产占比虽较前几年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维持在29.8%水平。而美国花旗银行不良资产占比仅有5%左右。制约我国银行业稳定性的另一因素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较低。著名的巴塞尔协议就把资本金与风险资产比例达到8%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是否适当的一个指标。据统计,1996年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仅为4.37%,其中工行为4.35%、农行为3.4%、中行为4.85%、建行为4.8%。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4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这一举措使得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与风险资产之比达到了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但是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应达到4%的巴塞尔协议的另一项要求仍未达到。

1.4金融机构自身原因形成的风险

一是市场准入把关不严。对于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领导的任命、资本金是否真实和充足、机构有无设置的必要等等缺乏严格的审查。二是放款审批不严,未按科学的程序和标准衡量贷款,存在人情款、关系款、受命放款,甚至绕规模、造假账、账外经营。三是违反利率规定,高息收储,高息放贷。四是员工整体素质欠佳,受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违规违法、管理不严,使风险积聚积累,遇有不良气候将随时爆发。

1.5保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保险深度、保险密度还是经营管理水平仍有相当差距。当前困扰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因素既有营销方面的问题,又有保险企业资本充足率的问题,更有信用疲软的问题。我国保险业的营销模式极为单纯,财产保险以直接为主,寿险以为主,营销中介体系不发达且保险产品格式化现象严重,缺乏引导保险有效需求的手段。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200多亿元人民币,保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明显偏低。而我国的信用疲软现象却十分突出,它在国家信用、公司信用和个人信用方面均有表现。可见,中国入世对我国保险业的挑战是十分明显的。随着保险业开放度的提高,中资保险公司在管理水平、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和产品创新方面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显现,人才流失也在所难免,这必然会压缩中资公司的生存空间。此外,外国保险公司带来的外资数额是相当有限的,但它却可以在国内市场通过收缴保费积聚资金,如果相应的监管手段跟不上,则可能出现资金外流的风险,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控。

2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

2.1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和金融发展是共生并存的,发展越快风险越大,但发展是防范风险的目的。前一阶段,我们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并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部分不良资产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今后我们的任务是防范新增不良贷款的出现。前几年,为防范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在政策法规方面作了一系列严格规定,如严格跟踪追查贷款损失的责任,严格处理违规行为等。尽管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不积极贷款和开展业务造成经济损失的却缺少应有的措施。如果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岂不是更大的风险吗?因此,今后我们应当在法规制度和机制上都要为提高金融效率做出全面的规范。资产质量是商业银行的生命线,控制风险是确保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银行经营将暴露在更多的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之中,承受更多的风险,所以,我们今后要正确地判断和评估风险,加强动态、静态和国别分析,完善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手段,从而确保资产质量,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2.2加强经营管理技术和金融产品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金融业也需要创新。一般来讲,金融创新应包括观念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首先，所谓观念创新是指要形成效益和质量至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其次，组织创新是指要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构造责权利明确、管理科学、运作高效的金融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再次，所谓产品创新是指要认真研究市场客户需求,发展高知识含量、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三高”金融产品,强调品牌化发展,突出产品的个性化。此外，服务创新是指服务质量标准的创新、服务内的创新以及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的创新。最后，所谓技术创新是指要积极引进外部技术力量和应用软件,加大对新技术的应用力度实现业务处理的电子化和自动化。2.3积极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人才是银行的重要资产,是竞争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加强人才资源的战略投资,构筑本企业的人才高地,建立起多渠道、多方式的人才开发途径,造就一支市场竞争意识强,熟悉金融业务和金融政策法规、国际惯例,并会使用现代管理手段、科技手段,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结构合理的金融人才队伍。依目前的情况看,外资银行可能争取的人才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为银行的业务骨干,他们拥有丰富的业务经验、客户关系和社会资源;其二是银行外派的归国人员,他们易于接受国外的经营理念;其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是可塑之才;其四是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既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了解中国的国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科学地对现有金融人力资源加以经营管理,建立良好的激励、福利和教育培训机制,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增强凝聚力、归属感,从而吸引人才、稳定人才。

2.4积极拓展金融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金融制度,这虽然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却不利于金融机构拓展业务。目前世界金融三巨头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先后走上了混业经营的道路,因而,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是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也是金融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变革。混业经营通过多样化、综合化的业务经营,可以分散风险,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很多银行机构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金融交易成本。尽管混业经营有如此多的好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格局短时间内还很难打破,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应加大银证、银保间的合作,以弥补这一缺陷。

2.5强化政府监管和支持力度

从世界各国实际情况来看,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改造、重组,化解金融风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美国国会1980年末拨款1300亿美元重组信托公司,解决了800多家债务资产问题,并用5年时间借助其“休克疗法”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日本政府过去数年间出资4亿美元来解决银行业的重组,主要用于冲销坏账、注销有问题的银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下,采取多种手段,把银行不良贷款率从1998年的20%,降到2003年底的不到3%的水平;印尼和泰国在解决银行资产质量问题上,也动用了大量的预算资金来化解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政府在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方式来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市场综合竞争力。正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步走”战略:首先,要以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其次,要多渠道向国有银行提供资本金;再次,要进行彻底的内部改造和重组。从最近公布的银行业“三部法律”和《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浓厚的氛围,包括发行股票、增发货币、注资、债转股、发证券基金、动用外汇储备、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资产证券化等多种途径,以提高资本金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

2.6不断提升对金融业的监管水平

金融监管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但在金融监管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监管理念落后。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只重合规性监管,而对风险性监管力度不足。在具体操作中侧重于自身如何工作,重查轻处,只提建议,不重视后续监管,忽略或忽视被监管者的内控自律。其次,非现场监管不力。目前非现场监管手段落后,工作效率偏低,非现场分析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及时的准确判断和发现被监管单位的风险状况,监管深度和广度明显不够,对各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不能进行监测。再次,金融监管责任制落实不够。按照金融监管责任制的要求,监管对象的第一监管责任人应对被监管的机构的市场准入、营运、退出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督。但由于受多方面的影响,一些制度落实不到位。如监管人员严重不足,不能真正实行监管AB制,有些监管工作过于表面化,没有严格按照金融监管责任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办;监管人员的考核不落实,由于缺乏具体的奖惩办法和考核措施,使监管人员觉得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热情不高。最后,再监管不够,缺乏机制的约束和规范。金融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风险性,专业性很强。监管人员在工作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为此,要给监管人员一定的约束力。但是,从目前监管来看,一些基层行虽然指定了监管责任人,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一旦紧急任务到来,对监管人员往往缺乏监督和考核的有效办法。为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法规建设,建立、健全监管报表的报送制度,加强金融业的自律管理,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及构建社会监督体系等。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曹凤歧.跨世纪的中国投资基金业[M].北京：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韦伟,郑兰祥.金融危机论———经济学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金融风险论文篇（5）

二、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因素

影子银行的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信用扩张、规避监管等功能并非影子银行所独有，这些功能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由此认识影子银行会模糊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界限，会放大影子银行的风险，而影子银行特有的风险一般隐藏在各类金融活动中，不能被轻易捕捉到。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这百年一遇的风险等级和该危机爆发当时的情景和逻辑中去考察，就比较容易认识影子银行风险的本质特征。概括地说，美国次贷危机凸显了影子银行以下三大风险因素。一是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回顾美国次贷危机的全业务流程，首先是银行根据审慎原则发放次级抵押贷款（SM）；为分散流动性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SM按数量、期限、利率和风险特征等分类打包成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MBS），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行将MBS和其他债券组合成信用级别不同的抵押担保债券（CDO）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分别出售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机构（SIVs）等。在这一系列金融创新中，由于前后业务高度的市场关联性，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金融业务链条。其中每单个环节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发挥了信用强化、分散风险的功能，但从全业务链条来说，却从某种程度上积聚了风险，存在集体的非理性和集体行为的困境，因为后续的金融创新严重割裂了产品本身和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交易模型的金融工程应用，造成市场分割化和市场不透明，使市场参与者很难有效处理信息。这种市场失灵不经矫正会导致金融系统中的资本分配缺乏效率并导致系统性失灵。也就是说，各个环节风险分散的过程，也是风险积聚的过程，风险分散是显性的，而风险积聚是未受注意和未加核实的，哪种效应更大，取决于基础资产的质量和后续创新对基础资产信息掌握的程度。由于该业务链条涉及众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清晰认知和评估其隐藏的风险，理性市场参与者们个人也缺乏监督风险的激励，因此，此类金融创新延伸的业务链条越长、关联度越高、产品越复杂，积聚的风险越大。二是忽视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影子银行比较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监管套利促进了对影子银行的需求。证券化操作带来了影子银行财务状况健康的错觉，其风险性似乎比单笔抵押贷款的风险要小很多，而且2006年底前受低拖欠率形成的高收益诱惑，及对美国投资市场、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情绪，信用衍生类金融市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膨胀了15倍，达到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如此狂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链的循环，即刺激了业务链条的源头———次级贷款规模的迅猛扩张。

为了追求盈利，在优质客户稀缺的情况下，美国房贷机构不断放宽放贷标准，将贷款发放给更多信用等级低、收入证明缺失、负担较重的客户；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有意不向投资者披露房主按揭付款能力和零首付情况；评级市场的不透明和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又使得这些高风险资产顺利进入投资市场。这些有毒资产经过系列金融创新和业务链条延伸，加上杠杆率提高，风险积聚功能远远超过风险分散功能，风险被成倍放大，形成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三是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影子银行主要涉及证券、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商业银行却深度参与。商业银行通过三种渠道介入：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通过赎回条款承接风险；在发行CDO、CDS等金融衍生品过程中，银行一方面是优先级证券化产品的买家，另一方面，给投行、基金等市场参与者融资，而且是高杠杆的融资。艾伦•格林斯潘在对比分析美国1987年经济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指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债务杠杆的重要性，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金被深度侵蚀。表面看，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借款户的信用等级远高于次级贷款客户，实质上，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有毒性和高杠杆，贷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的风险极大，而商业银行对此却茫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要去深度评估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多渠道参与交叉业务，打通了风险交叉感染的渠道，次货危机中美国银行业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2008年美国当年宣布破产银行家数达到23家，远超过之前5年的总数。上述三种风险因素中，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带来的风险是影子银行所特有的，是影子银行风险本质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影子银行有显著的正面作用，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通过强化全业务链的风险而使其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由于对全业务链风险的忽视或无知，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使转移出去的风险又重新蔓延回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引致国家整体流动性紧缩，金融风险恶化为金融危机。

三、中美影子银行风险特征

比较由于次贷危机发生时我国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外汇管制严格，美国影子银行业务链向我国延伸碰到了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我国受次货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既然影子银行伴生于次货危机，而我国又与次贷危机较少关联，中美影子银行就有很大的区别。郑智、刘兰香认为，美国影子银行业务是基于资产证券化、回购组合并衍生出丰富的交易工具，而我国影子银行不存在高度发达的证券化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银行的影子”。陈继勇、甄臻从参与主体、运用的金融工具、信用扩张机制、宏观经济背景、监管框架、风险特征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影子银行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高，应尽快明确影子银行定义、业务类型及监管要求，防范过度扩张和监管盲区。巴曙松结合影子银行在华尔街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仍在金融监管范围内、不具备明显的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的特征、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应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国内学者对我国影子银行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争议较大，从本文研究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其一，金融业务链较短。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是全业务链风险，形成全业务链的桥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相关金融衍生品，而这些在我国规模都较小，且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表外业务中。2005年3月我国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受次贷危机影响暂停至2011年继续试点，到2013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只有1054亿元，而且基础资产的行业分布广，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的效果好于美国高度集中于房地产的情况，加上金融业务链条短，业务链延伸中的风险积聚效应明显小于风险分散效应。因此，在我国，隐藏在银行表外业务中的全业务链风险较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民间金融极少涉及证券化产品，此类风险更小。其二，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较小。该效应依赖于金融业务链的长短。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除银行的表外业务外，以某类基础资产为主，通过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之后产生旺盛的终端需求，再回过来刺激原始基础资产需求，形成不断膨胀循环过程的金融事件极少发生，故我国影子银行通过正反馈效应积聚的风险较小或没有。其三，交叉业务风险可控。当下银行表外的交叉业务主要包括银信合作、银证合作、表外商业汇票等形式，其中银信合作理财已符合一定的影子银行特征。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银信合作规模2．03万亿，银证合作规模1．78万亿，两项相加约3．81万亿，这些影子银行业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违规风险。近两年来，银监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监管，比如要求银行将银信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未转入表内的按照10．5％比例计算风险资本等，控制了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银证合作等也在严格监管之下。其他两类影子银行机构几乎没有交叉业务。

金融风险论文篇（6）

二典当行小微企业融资的VAR金融风险管理方法

1典当行的VAR金融风险方法适用

1.1典当行VAR的基本模型与参数

典当行VAR描述的是在市场正常波动下，典当行的某项金融资产或资产组合可能面临的最大损失。其统计内涵为：典当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和持有期限内，处于风险状态的价值。VAR=预期收益/损失-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H:c)=E(V)-V*=V-(1+u)-V(1+R*)=V(u-R*)=-σαV其中：V：风险敞口的市场价值；R：持有期H内的收益；u：预期收益；R*：置信水平c下的最小收益率；坠：置信水平临界值；σ：标准差。典当行金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VAR模型参数包括：第一，持有期H。考察典当行在哪一段时间内的持有资产的最大损失值。持有期的确定应依据典当行所持有的资产的特点确定。第二，置信水平坠。置信水映了金融机构对待风险的容忍程度。典当行选择的置信区间越大，说明其风险容忍程度越小，希望能得到把握性较大的预测结果。参照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置信水平的相关要求，典当行的置信水平可以确定为99%。第三，观察期间。又称数据窗口，考察给定持有期限回报的波动性与关联性的整体时间长度。参考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观察期间的相关要求，典当行的观察期间可以确定为1年。

1.2典当行VAR测度的计算方法

VAR的计算方法包括：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与蒙特卡罗法。这三类方法各有优缺点。历史模拟法概念直观、计算简单、实施容易，容易被监管当局和风险管理者接受；历史模拟法需要大量日回报历史数据的支持，而且一般都是短期预测。不仅如此，历史模拟法属于全值估计方法，能够处理市场的大幅波动、非线性等情形，容易捕捉风险。对于典当行而言，其质押品可以在其交易市场获得相关的日价格数据，例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等，其典当行VAR计算一般短期分析即可。

1.3典当行VAR模型的计算

第一，建立映射关系，即将金融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头寸的价值表示为投资收益率的函数。第二，数学建模，即利用投资收益率的历史数据，利用统计方法模拟投资收益率的分布特征与动态变化。第三，计算VAR数值。结合映射关系估算投资组合的价值变化及分布特征。

2典当行的VAR金融风险管理的应用

2.1计量经济资本以优化

资本配置作为发放贷款机构的典当行，同样应该具有经济资本。当典当行配置的应对风险的实际资本不小于经济资本时，我们可以说该典当行具有利用资本应对风险的能力。经济资本覆盖的范围应涵盖典当业务所有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合理的经济资本配置需要典当行在各级别、各部门、各营业部前后台与各项业务之间合理分配，以实现经济资本的有效流动性。

2.2实施风险限额管理以实现风险可控性

基于VAR计量的风险限额综合反映了典当行的风险容忍程度。VAR限额属于金融风险的事前管理，体现了典当行对于金融风险的实时动态管理，也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的综合管理。典当行构建风险限额管理主要目的是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与自身面临的金融风险之间构建一个长效稳态机制，达到能够充分吸收其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作用，进而实现风险资本与风险额度的匹配。

三基于VAR的典当行小微企业融资金融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1构建基于VAR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1.1构建金融风险预警信息采集数据库

宏观方面：主要收集对典当行未来经营发展影响密切，能阐述经济形势的各类经济指标，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各类金融相关政策，利率汇率变化浮动、反映价格水平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通货膨胀率等；中观方面：及时收集作为竞争对手的典当行业贷款条件与政策及同行业公司的新型业务与危机动态；微观方面：典当行风险预警系统对微观信息方面的收集要求更是重中之重。包括申请贷款企业全面的考察和自身管理制度的评价与完善。

1.2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根据典当行的小微企业融资业务特点，设定典当行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第一部分，流动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抵押贷款率、资本风险比率、绝当率、典当资金周转率等。第二部分，信用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抵押贷款率、利息回收率、当金损失率。第三部分，市场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GDP增长率、利率敏感比率、CPI指数；第四部分，操作风险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典当资金运用率、当金息费率等。

1.3设定金融风险指标的阀值

在Kaminsky，Lizondo，Reinhart模型中，预警阀值是指金融指标达到可诱发金融危机时的数值，并在无警点增减一定程度后取得的。作出错误警报的概率与未作出警报而出现危机的概率两者相等时的概率作为阀值是在具体操作中确定阀值的方法。对于常用指标已有国际公认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作为参考依据，例如经常项目逆差与GDP的比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5%；相对通货膨胀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2%；金融机构基本充足率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8%；资产价格泡沫度的通用风险预警阀值为20%；在对典当行的风险预警阀值确定时，主要依据平稳运行时典当行的各项数值指标进行提取参照。

2建立基于VAR理念的内部控制环境

首先，典当行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机构，积极引入外部董事制度或独立董事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员工激励惩罚机制，完善企业内部薪酬制度，将绩效与风险、绩效与薪酬有效结合，激发员工工作的最大热情；其次，典当行应不断提升现代风险管理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针对不同的风险控制点，建立基于VAR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金融风险的预防、风险的规避。第三，典当行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管理作用，对于容易产生风险的经济事项，加强重点监督，严控重大VAR金融风险。第四，典当行不断建设VAR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并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发挥企业文化的软作用，不断激发员工积极性与主动性。与此同时，典当行还应当充分的利用内部的人力资源，加强企业内部创新管理，构建学习型组织。

3开展业务创新，降低典当行金融风险

3.1贷款置换积极寻求与商业银行合作

针对小微企业开展创新金融服务。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贷款置换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典当行为银行贷款提供质权或者抵押权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行可以通过此类贷款置换积极拓展自身业务空间，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从小微企业角度而言，贷款置换可以帮助小微企业较快的获得所需资金，还可以提高小微企业在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从商业银行角度而言，贷款置换可以帮助商业银行稳定其小微企业客户资源，分散自身的中小企业风险暴露；从典当行角度而言，贷款置换有助于典当行发挥自身灵活多变的操作方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并把握新经济形势的大好机遇。

3.2开办特色典当只要有短期融资需求

典当业务就有市场空间。典当行小微企业客户结构复杂。抓住目标客户的资金需求特点，开展积极的创新，需要典当行与一些金融机构或者非银行机构开展积极合作。例如典当行与拍卖公司合作，开展竞拍典当融资，使得贷款购买拍卖房产变得可行，也从中拓宽典当行的业务空间。

金融风险论文篇（7）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理念的客户对电子金融业务的需求偏好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客户都将电子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视为第一要务，于是金融机构推出了类似于定期强制更换密码、手机动态验证码等诸多的安全强化措施，但这些措施是以牺牲电子金融交易的便利性为代价的。对于许多同样重视电子金融使用的便利性的客户来说，如果他们认为金融机构为电子金融业务所制定的繁琐的安全防范与验证步骤既不能确保交易信息和客户资金的绝对安全，又可能因为诸如忘记频繁更换的密码或者遗忘手机这类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意外而使客户的电子金融业务无法如期实现时，就会使金融机构丧失这些客户。因此，金融机构在开发电子金融产品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潜在客户群体的需求特征，同时针对不同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在产品设计时尽量提供更多的客户自由选择权，以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

2.信用与信誉风险

信用风险和信誉风险分别针对的是客户和电子金融机构的诚信度和道德风险问题。信用风险指的是债务人出现不能如期履行其与电子金融机构所签合同中规定的还款义务而可能对电子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风险。电子金融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进行交易，这必然会使电子金融在对客户进行身份确认、违约责任追究等方面增加了困难，发生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增大，使得电子金融业务相对于传统金融业务而言面临着更大的信用风险。电子金融机构提供的是虚拟金融服务，良好的信誉是赢得客户信任的关键因素。如果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电子金融服务在安全性、及时性、准确性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就会对金融机构的信誉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对电子金融机构不利的负面舆论可能会呈现几何级爆炸式增长，将会对电子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营能力和诚信产生较长时期的不良印象，使得电子金融机构在建立和维持客户关系以及推广开展新的电子金融业务方面产生困难。同时，由于广大客户对于电子金融业务的相关知识并不充分，一家电子金融机构出现了问题，其他电子金融机构的客户自然会担心自己所使用的同种或者相似的电子金融业务也存在类似问题，就会对该业务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从而使危机在不同的电子金融机构之间传染和扩散，严重时可能会对全行业的该种电子金融业务的正常开展产生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业务规模急剧下降。

3.政策法律风险

由于电子金融属于刚刚兴起的新兴事物，我国还没有能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与之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相适应，使得金融机构在设计新的电子金融业务时往往感到无法可依，难以预先规避电子金融业务的政策法律风险，就有可能使得一些电子金融新业务的开展无意间与某些法规或者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目标相背离，从而招致新业务的被迫中止，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2014年初，中信银行分别联合腾讯和支付宝推出微信信用卡和淘宝异度卡，但中国人民银行很快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立即暂停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以及中信银行和腾讯、支付宝开展的虚拟信用卡业务。消息公布的第二天，中信银行股价盘中一度跌停，腾讯的股价也下跌了将近4%。

4.技术安全风险

电子金融业务的技术安全风险主要是指由于计算机以及系统网络等支撑体系方面的不当运用以及安全问题所带来的风险。电子金融系统在技术上是运行在众多相互连接的服务器和计算机之上的软件系统，任何软、硬件方面的故障都会带来电子金融业务的系统安全风险，从而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比如2013年美国纽约银行证券结算系统的一次故障就给其带来了超过500万美元的损失。日益猖獗的网上犯罪行为也对电子金融系统的安全形成严重威胁，诱人的利益使得电子金融系统极易成为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的对象。

二、电子金融业务风险的防范策略

1.优化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建立知识联盟，化解战略风险

电子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产业模式越来越丰富，对于金融机构的决策层和管理层来说，既要具备优秀的前瞻能力和良好的开拓创新能力，又应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决策程序，才能避免企业出现战略风险，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明确和落实董事会、监事会、风险评估审查委员会的职责权限以完善和健全监督机制以及议事规则，从而改善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避免战略风险的发生。同时，通过建立知识联盟来弱化战略风险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知识联盟一般是由数家相互独立的企业通过共同研究、开发知识和信息来建立一种协作关系，其研究所得的成果将由参与联盟的企业共同享有。［3］知识联盟有助于联盟内的企业进行交叉学习，电子金融属于电子信息技术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开展电子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通过与电子信息企业、电子商务企业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建立知识联盟，可以有效增强其对于最新的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电子金融发展动态的学习获得能力，从而降低战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发设计电子金融业务，降低实用性风险

消费者的需求是开发电子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主要着眼点。互联网是电子金融产品的主要销售环境节，由于电子金融机构无法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产品设计定位的难度较之传统金融方式明显加大。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的需求信息(特别是一些尚未被满足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电子金融产品来降低实用性风险，电子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售后随访、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及数据挖掘和统计工具等分析手段具体了解客户的需求偏好，不断完善和优化产品结构和功能，从而有效控制实用性风险。

3.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自身形象建设，化解信用和信誉风险

我国应尽快制定针对电子金融业务风险信用评估的法律法规或者指导性意见，从而为电子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提供依据，完善其信用评估体系。比如，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账号与数字证书实名认证数据库，并与目前已经运行的其他征信数据库共享和互通，将进行过实名认证的电子账号的交易记录、诚信状况也作为采集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电子金融机构判断客户的信誉状况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电子金融作为新兴事物，在业务和技术方面都不是十分成熟，广大民众对于其信任程度较之传统金融业务偏低，任何负面消息都有可能引致信誉危机的爆发。所以，电子金融机构需要特别重视自身稳健经营形象的建设问题，积极向公众介绍电子金融的安全技术措施以及自身周全的风险防范机制，从而降低信誉风险。首先，电子金融往往是以虚拟金融机构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人们自然会担心，将资金交给这样的虚拟金融机构，如果出现问题，维权和追偿可能将会面临无法确定的困难。因此，电子金融机构在利用虚拟网络拓展业务的同时，不应排斥实体分支机构的设立，可以在一些客户资源较为充沛的中心城市设立实体分支营业机构，既可以为客户提供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又可以及时处理客户的投诉与纠纷，形成电子金融虚拟机构与实体机构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防止信誉风险的发生。其次，电力、计算机系统以及网络故障有时会导致客户在使用电子金融服务时出现数据错误等异常情况，这就需要电子金融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应急反应机制来迅速处理好异常中断的服务，对未能正确完成的操作进行撤销和数据备份，快速完成替代性数据处理和数据恢复，并安排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客户服务支持，从而将信誉风险控制在最初阶段。

4.多举措规避法律风险

首先，电子金融机构应使客户能够充分了解其使用电子金融服务时的权责利，并在客户进行电子金融交易时充分必要地提醒其在安全方面应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并告知如果未能履行义务而可能将要承担的后果，从而规避不必要的纠纷出现。其次，电子金融机构既要深入研究现行的法律法规，保证自身开展的电子金融业务与现有法律法规不违背，又要不断跟踪掌握电子金融监管方面的最新动态和趋势，特别是在新业务推出市场之前，及时与各方监管部门充分沟通，以免推向市场后被叫停，给电子金融机构带来资金和声誉方面的损失。最后，电子金融机构开展国际业务时，应遵守国际通行惯例和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免出现法律纠纷。

金融风险论文篇（8）

1.2金融机构同质从当前的金融机构来看，存在着各种金融机构，并且这些机构间都有着清晰的界限，负责各自领域。在金融创新力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各种金融产品衍生，让原本清晰的界限日渐模糊，所以在各种业务机构交叉并行的情况下，各种业务逐渐向综合化发展。

1.3金融创新必须控制同质化从金融业发展状况来看:虽然金融创新很活跃，但是在创新深度、广度上依然存在问题，在各个部门相互复制的情况下，对实际金融创新数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存在很多同质化产品。

2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管理间的关系

金融市场一直都是不稳定的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可能带来风险，从而造成金融损失。为了消除和预防这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管理。通过分析、评价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了解风险大小与可能性，并且整合预测结果，采取相关措施做好风险化解和预防。

2.1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促进关系风险管理作为金融创新的基石，金融创新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和风险管理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有很大关系，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随着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各类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增多，迫切要求利用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金融市场，也需要通过投资，降低风险。目前，很多金融机构利用金融产品进行监管和规避，同时监管随着金融创新日渐完善，再次优化金融创新。

2.2金融创新与发展也会带来新一轮的风险在金融业发展中，很多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收益，甘愿冒险。对于金融市场，一方得到利益，肯定另一方就是损失，损失与收益总量以平衡状态呈现。加大金融创新，不仅减小了微观风险，同时也是宏观风险转移的过程。从金融市场的整体情况来看:风险总量不变。

3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

3.1资产证券化加大金融风险在很大范畴，资产证券化有助于资产流动，降低金融风险。在银行证券中，一旦掺入不良资产，就会影响银行信誉和发展。在对银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同时，对货币来说，也会伴随很多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银行证券化本身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大多数场合能够施展货币功能，同时这也让当时发行的货币遭到影响。另外，证券化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力，从而对宏观调控带来不利影响。

3.2投机市场增加了风险破坏力从金融业发展来看，虽然创新很大程度上对减小风险给予了工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创新的同时，还有很多风险偏好者投机，即使金融创新将风险暂时转移到风险偏好者上，风险总数还是没有降低。如果很多风险偏好者的投机遭到失败，就无法将风险转移，甚至对整个金融业都会造成不利影响。

3.3金融创新加大了经营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金融单位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也带动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拓展市场占有率，赢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很多金融机构加大了创新进程，源源不断地向市场输入产品，同时这些产品也会涉及其他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重合、交叉的环境下，同质化开始出现。在各个单位竞争力度加强的环境下，金融单位的风险进入下一轮创新，从而影响金融单位的信用值，让规避风险的能力减小。

4加强金融创新条件下的金融风险管理建议

4.1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从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来看:金融创新对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相关政府与部门必须用先进、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武装自己，做好监管，为金融创新创设出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通过转变对金融创新的管制与介入，让金融单位拥有一定的自。同时，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监管上，在外部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通过鼓励创新工作，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做好处罚工作。在监管时，政府除了要把好监管力度，还必须做到有所为与不为，这样才能保障创新、监管良性循环、正常发展。从监管法规来看:必须提高法规监管的前瞻性。在制定法规时，必须考虑兼容性、公开性，整合金融监管的具体要求与利益，为其提供一定的空间，引导金融业从传统的产品创新想经营机制、产权制度、组织体系以及市场创新上发展。对于银行中的“球”现象，通过规避业务，尽快完善各项法规。

4.2加强自我风险管控为了更好地推进金融发展，对于金融创新中利弊，我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工作，通过分析产品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观念和意识。对于金融机构复杂化、多样化的形式，必须制定可行、有效的防范制度，并且整合自身特点，制定出一整套的评估体系，对其进行度量。在创新产品推出时，除了要遵循决策谨慎的原则，还应该避免急于求成和盲目从事造成的危害。

4.3加强国际合作，做好防火墙建设在金融自由和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宏观管理体系，很难应付各种金融风险，还需要国家在遏制、防范金融风险上加强国际合作。具体如:和国外政府签订监管合作协议，参与到国际监管组织中，最后达到有效监管的目标。作为微观主体，金融服务具有专业突出、主营优势等特征，从创新制度来看:激励和监管制度最为重要，所以政府必须关注周期性风险，从创新路径上做好防火墙工作。

金融风险论文篇（9）

一、H股回归的描述H股是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资股。

自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实施背景下重启境内IPO筹资以来,香港H股公司回归境内A股市场发行上市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统计,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家公司中,有7家属于H股回归,约占新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其中大盘蓝筹H公司占据回归行列的主体,如中国银行,中国国航,工商银行,大唐发电,广深铁路,中国人寿等。进入2007年,H股回归更加精彩纷呈,不仅表现在H股回归数量上更多,而且回归队列里非中央直属企业、非“国”字号的中型绩优H股公司的数量和比例增加。此外,红筹股公司的回归也已列入议事日程。据统计,截至2007年3月8日,登陆香港的H股公司共有141只,其中已存在A股的H股公司仅39家,这其中仅招商银行和中兴通讯是先发A股后发H股的,其余37家均为H股回归A股或两地同时发行。香港红筹股公司共有89只,除去以控股形式在境内上市的中国联通,这样尚未在A股上市的香港H公司和红筹股公司还有190家,这是2007年涌现优质H股公司和红筹股公司回归潮的基石。

二、H股回归的原因解读“回归潮”,首先要看到,一些由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发行上市的H股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再融资需求,这是H股公司回归国内市场的内在动因。

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国内一些行业出现了飞跃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无论是能源行业的中石化、中石油、神华集团、大唐发电,还是通讯行业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金融业的中国建行、交行、中国人寿,中国财险等等,都是受惠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行业。这些企业不仅实现了业务规模、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且为了抓住发展机会,实现市场整合,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然而由于香港市场上市公司行业结构单一、市值集中度高、市场波动频繁的特点,造成这些H股公司在短期内实施再融资很难得到认同,这就使得这些H股公司产生了回归国内A股市场实现再融资的设想。其次,大批H股回归也是我国股票市场吸引力增加的表现。2005年以来,股权分置逐步落实,加上各项鼓励政策的实施,中国股市形势一片大好,整个市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投资者愿意进行投资,很多国内外的投资机构都对中国股市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目前正是海外上市公司登陆A股市场的好时机。一方面,市场经过前几年的震荡整理,进一步挤压了股市的泡沫,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难得的建仓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其较低的价格加上优良的业绩,还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股市,给股市带来新鲜的血液,有利于股市进一步繁荣。

三、H股回归的影响

1.有助于带动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降低金融风险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是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整个融资规模的比例仅为10%左右。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金融风险的必然趋势。在入世五年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此需要一个强大的本土证券市场,以防范国际流动资本大进大出造成的冲击。通过吸纳大批蓝筹股上市,可以迅速扩大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和实力,成为稳定市场的基石,提高抗风险、抗波动的能力。

2.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改善市场结构目前我国还有不少优质蓝筹公司尚未上市或只在境外上市,如处于上游行业和垄断行业的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建设银行、神华集团等优质国企公司仍游离在A股市场之外,随着他们逐步登录A股市场,将大大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同时,A股市场的行业结构也将更加完整和均衡。目前管理层也在大力推动优质大型企业在境内市场上市或者境内外同时上市,鼓励H股公司回归A股市场,积极研究红筹公司回归A股市场的方式和途径。

3.有助于提高市场承受力以前由于市场承接力有限,国内证券市场患有“恐大症”,导致大批优质蓝筹公司不得不赴海外上市,既花费了巨额的融资成本,又流失了很多经营利润,还使得境内A股市场被不断边缘化。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改善了市场预期,尤其在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背景下,资金非常充裕,明显提高了市场的承接力,由过去对大盘股的惧怕和担忧,转为欢迎和期待。西方发达证券市场百年历史已经证明,蓝筹股对于稳定股票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塑造理性投资行为、促进股市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决策当局应清醒地认识到大盘蓝筹股是我国的稀缺资源,是主导证券市场长期运行的力量所在。

4.有助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如果说H股公司的回归热意味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理性进程,那么,由此带来的香港资本市场和国内资本市场的逐步对接是更具深远意义的,它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提速。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意。香港与内地之间在资本流动上一向存在严格的管制,由此造成香港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造成H股和A股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股价差异,而资本市场借助套利资金流动实现跨市场均衡的作用无法流畅地发挥。

近几年H股股价与A股的逐步靠近,从市场信号角度说明香港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关联性正在提高,这与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之间金融合作的加强,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紧密相关。如果大批H股公司在国内A股市场的发行上市,将有助于进一步打通香港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市场之间的阻隔。目前中国内地在港上市的H股公司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些公司的规模庞大,一旦实现国内上市后,在A股市场市值上将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香港资本市场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关联性将迅速提高,通过这些A+H股公司的股权市场及其交易,将推动香港与内地之间资本流动管制的进一步松动,促进香港与内地之间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加速形成。同时,将加快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进程,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市场化。在看到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对于H股公司的回归也要理智对待。由于这些公司规模庞大,因此,有关机构和部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它们在A股市场的发行上市节奏,否则可能会由于A股市场消化能力有限,迅速的扩容可能使得A股市场难以承接,加之投资者的恐慌心理,造成A股市场的低迷。一旦形成这种局面,不仅这些H股公司回归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且会影响到国内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风险论文篇（10）

金融创新（FinancialInnovation）理论是在创新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理论框架上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严格意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而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金融商品、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及金融调节方式等。

金融创新与银行角色转变

过去银行业务一向偏于静态与稳定，但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新的金融投资和风险管理策略陆续开发，金融机构也跟着调整其运营模式，不仅借由发行或投资新种金融商品创造收入，也利用新种金融商品从事风险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银行，而银行所从事的业务种类也非常有限，除了经营存款、贷款、汇兑等传统业务外，很少经营其它金融业务，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一直很少。

6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提出了挑战，各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实行资本控制。这一阶段银行的金融创新目的在于逃避各国的金融控制和资本监管，主要有欧洲货币、欧洲债券、平行贷款等。在欧洲货币市场建立后，金融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其结果是加强了经济体对金融体系的深化，在原有的金融体系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加速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设置，如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住宅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和互助基金等。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开始逐渐放松管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阶段市场创新活动主要有浮动利率票据、中期票据、可转让存单、货币远期交易、浮动利率债券、货币市场存款账户等，其目的在于防范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80年代，能源市场供应过剩、债务危机等使得转移信用风险、改善银行信贷质量、降低筹资成本成为当务之急。这一阶段的主要创新活动有票据发行便利、零息票债券、互换、期权、期货、远期利率、协议等。进入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趋势，各国金融管制大大放松，金融机构为增强资产之流动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随着金融衍生商品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角色从以往单纯的间接金融转变为商品的发行者、商、管理发行者、信托者、增强信用或流动性者、至证券化资产的投资者。例如投资银行等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它们从事着资本市场的业务，包括证券的发行、承销与交易，提供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等业务，显然的，为直接融资提供金融服务的正是这些非银行的金融中介。

因此，商业银行不仅继续是货币市场、间接融资的主体，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中的作用也在加强，这也使得银行金融中介和非银行金融中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地改变以往的经营模式，它们一改由原来只经营传统的存、汇、贷、放，变成经营几乎无所不包的金融百货公司。

对创新业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无论是从金融创新的诱因还是从金融创新的应用来看，最直接的体现是在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即西方所指的表外业务上。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除传统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以外，不直接承担或形成债权债务，不动用或极少动用自身资产，为社会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银行在办理这类业务时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而是处于受委托的地位，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各项业务活动，它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的需求，又能吸引更多顾客，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

从事金融商品创新会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的利润，但也让金融机构在承销和交易过程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此金融机构在从事此些业务时必须了解这些业务的风险，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由于金融衍生商品的构成相当复杂，创新或复制后金融商品的风险可能与原产品不一样，不仅受标的资产的报酬率和风险所决定，同一金融商品对发行者和使用者的风险也不同，并且也依这些商品如何被使用而有所分别。

随着各国对市场利率、外汇管制的放松，企业为了转移或消除价格风险、信用风险及摆脱政府的金融管制，金融机构创造了种类繁多的新金融工具进行表外融资，金融创新活动愈演愈烈。以目前的金融创新活动而言，主要集中在资产证券化和新型衍生性金融商品开发上。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的未来现金收入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成为资本市场可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的过程。它是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有效融资和投资工具，是衍生证券技术和金融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资产证券化的好处除了增加发行金融机构流动性外，最大的好处即是将证券化之资产的风险加以分割，移转给愿意承担风险的其它投资者。

在金融市场上，有些金融资产是缺乏流动性的，如零售汽车贷款、信用卡应收账款和住宅贷款等，而有的金融资产是富有流动性的，如证券，投资者可以随时在证券市场上把证券卖出去。对于银行来说，为了提高资金的效率，有必要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具有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担保证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以贷款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作为担保发行的证券，通过资产担保证券，银行将难以流动的资产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证券。

创新业务的有效监管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互为因果的。经济学家凯恩（Kane）认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来规避监管，而金融创新又进一步促使监管部门通过制定新的法规来将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于是又有新一轮的创新。据此也可以认为，管制和创新会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的过程，严格的金融管制实际上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动力。

国际清算银行下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1988年7月提出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CapitalAccord），该资本协议之目的在确保各国银行持有相同水准的适足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升以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为主轴的风险监理标准，进而强化国际金融市场之健全与稳定。自此巴赛尔资本协议的优点广泛地被认可，成为全球金融业界公认的准则。

惟近几年来，随着金融环境瞬息万变，金融国际化与自由化使得金融业务区隔日渐模糊，在金融创新、科技进步与全球竞争力提升下，银行除传统存放款业务外，也积极开发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在内之各项新种业务，以增加收益来源，但伴随而来经营风险的管理也就日益重要。有鉴于此，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广征十国集团及开发中国家之各方意见、并进行银行量化影响评估后，于2004年6月定稿“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为旧版的修正。

与旧版相比较，新资本协议除旧版的信用风险及市场风险外，增加了操作风险之资本计提，即支柱一之最低资本需求，定义银行资本对风险性资产最低比率仍维持在8%的原则外，将银行所承受的风险有系统的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操作风险，并允许银行使用本身发展之风险评估模型或使用外部信用评等机构所提供的评等方式。此外，旧资本协议仅承认少数具有高可信度及可辨识等特色之担保品与保证，而新资本协议为鼓励银行妥适运用信用风险冲销技术以降低信用风险应计提资本，将承认更广泛之冲销技术，包括担保品、保证、净额结算、信用衍生性商品等，另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以降低风险性资产，也能达到降低信用风险之目的。

支柱二是监理审查程序要求监理机关对银行资本分配技术与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进行量化及非量化评估。作为支柱三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披露其资本比率计算适用范围、资本内容、风险评估与信息管理、资本适足比率等四类信息，透过市场纪律来督促银行稳健经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不但有助于准确评价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和控制系统风险，而且能够使风险管理较好的金融机构可以享受较低的筹资成本和较高的授信额度，从而有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旧资本协议之适用对象为银行业，而新资本协议延伸至金融集团之控股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大幅提升银行监理机能的动力，旨在鼓励银行改善风险管理系统，而非仅遵守一个狭义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然而，新协定的复杂性、对银行资本水平的影响与将监理审查程序及市场纪律机能纳入基本架构，对监理机关与银行都将是一大挑战。概括而言，新版资本协议是银行提升经营策略的契机，透过正确的衡量与管理风险，塑造出一套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如此银行将易获得市场认同、有利股价提高、信用评等升级，并使银行除现有以资产报酬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衡量整体财务绩效外，尚可衡量各项业务的风险调整报酬率，将使绩效评估及资本配置更合理化，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运营应会产生重大的附加价值。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金融监管框架的演变趋势与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J].当代财金，2004（1）

2.郭子润。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制度分析[J].商业研究，2003（4）

3.李兴智。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因及途径[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2）

4.邹功达。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及其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2（10）

金融风险论文篇（11）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款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基于传统金融学理论许多金融机构和研究者对信用风险管理作出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计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信用风险管理。

1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rationalactor)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Debreu)后来发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论，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从而建立了经济学统一的分析范式。这个范式也成为金融学分析理性人决策的基础。1952年马克威茨(Markow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学的诞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开创了公司金融学，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上个世纪60年代夏普和林特纳等(Sharp－Limner)，建立并扩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至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权定价模型(OPM)，至此，现代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逻辑严密的具有统一分析框架的学科。

随着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的累积，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传统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传统金融学的反思和修正，行为金融理论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了CAMP和EMH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理论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奖得主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为这个领域的基础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外将这一领域称之为behaviorfinance，国内大多数的文献和专著将其称为“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过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锚定和调整、损失规避等信念影响，出现系统性认知偏差。而传统金融学是基于理性人假设，认为理性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严格依照贝叶斯法则计算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决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也是非系统性的，会彼此抵消，从而在总体上是理性的；如果这种错误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会淘汰这些犯错误的决策者，使市场恢复到均衡状态，达到总体理性。

2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2．1风险偏好

根据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于传统金融学理论下风险偏好是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是会随着绝对财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投资，也是众多投资者中的一部分，他们的风险偏好也会发生改变。风险偏好的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面临的风险，最终会影响贷款方面临的信用风险。

2．2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人们在作决策时，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投资者可能对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盲目投资的产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贪大求全。

2．3羊群行为

企业决策由于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涉及较多的技术环节，其决策往往由决策团体共同协商作出，主要属于群体决策，而群体决策有可能导致羊群行为(HerdBehaviors)的发生。羊群行为主要是指投资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而模仿他人决策的行为。在企业决策中，羊群行为的表现可能是决策团体中多数人对团体中领导者的遵从，也可能是领导者对决策团体中多数人的遵从，而且是一种盲目的遵从。决策中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决策失误。

2．4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顿·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内容是：在市场完全的前提下，企业的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即企业价值与企业是否负债无关，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如果证券价格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发行的是什么类型的证券，只要把公司发行的所有证券的市场价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这个公司未来利润的现值。无风险套利活动也使得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如果两个本质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资本结构不同在市场上卖出的价格不一样的话，套利者就可以将更便宜的公司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在价格相对较高的市场上卖出。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不再是不相干的问题。不同的现金收入流量对不同的投资者的吸引力也会各不相同，这些投资者对于他们感兴趣的现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价。特别是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满风险。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其公司价值显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风险必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