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论文大全11篇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

二、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为了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创新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也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实际，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文化发展的需要。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促进我国文化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多样性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重要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尤其是近些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在实际保护工作上的方法依然存在很多缺陷，最具特色的“貌合神离”的工作方式应该尽快转变。同时，我国从上到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化划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工作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我国经济和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文化认同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今天的和谐社会也作出了贡献，它和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有一定的统一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我国共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利于实现国家现阶段整体目标。要切实建设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一定要进行到底，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众多利于共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加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体系，它可以从规范、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向我们灌输营养，使我们的社会在文化当中吸取更多有益的东西。

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财富，与有形的文化遗产相比，它关系到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一旦濒临危险，就将会带给我们无法挽回的遗憾。多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急剧流失，当年的敦煌文书最完整的资料流失到日本，楼兰古城的资料也被锁在大英博物馆中，湖南滩头年画也被日本和德国收藏，所以我国要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采取积极的措施极力换回和保护这些珍贵遗产。

（二）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面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工作实施的过程当中更加有针对性的加以调整。随着生态文化的改变，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即将逝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危险，加之现在的保护工作实施存在一定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一定要提高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时刻有种紧迫感。

（三）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

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的原则和方式是紧密相连的，在不改变发展规律的同时又不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可能地在紧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的基础上寻觅更好的保护手段。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个项目才会在交互规律的影响中得到发展。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2）

二、旅游需求“长尾”与供给“长尾”的契合

（一）游客旅游需求“长尾”的形成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根据最新一期的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破万，促使旅游业不断展壮大，形成规模效应。全民出游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旅游景点已无法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旅游者的需求不断细分，以张扬个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与传统的主流观光游客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游客的“长尾”逐渐发展壮大，“头部”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市场广阔，“尾部”的个性化旅游需求市场单体需求量低，但是其集合需求量可堪比“头部”，形成了明显的游客旅游需求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目的地“长尾”的塑造游客需求的差异化大大提高了“长尾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利润潜力。以前人们关注较多的诸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三山五岳等，都是选自自然风光绝美之地，而对人文内涵的景点较少关注。现在，我们走进了文化旅游的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亟待满足。近年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开发，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录、立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合的形式走入游客们的视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其文化性奠定了旅游开发的有效价值。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目还在收录当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长尾”，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三）信息化时代架起沟通的桥梁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出行不再依赖旅行社，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即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合理安排行程。传统的组团旅行最大的弊端是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忽视。而现在，家用的小车（有时是自行车），一台智能手机加载着行程所需的所有APP，就能完成一趟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不再由旅行社全权掌握，自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追求旅行的自由与个性。同时，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其可以利用网络上虚拟的无穷无尽的货架空间，零租金、零成本，毫无负担地成为旅游产品的长尾。

三、长尾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热门景点游客爆满，冷门景点无人问津暴露出我国旅游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尾理论或许是我们缓和旅游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盈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一般规模较小，有时甚至只是个别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采用诸如广告一类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用低成本达到广覆盖、快传播的传播效果，网络还拥有可永久储存的特点，比传统的营销方式更为优越，广泛地传播可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获利。

（二）培养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新浪旅游论坛传出“驴友”一词，“驴友” 是旅游的旅的谐音，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也特指以风景、人文、生活的体验或采风为目的的旅行者，而非那些以度假为目的的游客。近几年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旅游方式。“驴友”的出现正是游客需求多样化的真实写照。他们不需要加入旅行团，个人或者小团体组织只需要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就能游历大江南北。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可以培养一大批潜在游客，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分解旅行社和景区的合作关系。如果加入旅行团旅游，旅行线路都是由旅行社自主设计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行社规划旅行线路往往照顾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景区，限制了游客对景区的选择，往往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而现在，只要利用搜索引擎，消费者就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景点，这就使景区对于传统旅行社的依赖减弱。

（四）适当缓解黄金周热门景点过于拥挤的情况。2013年的十一黄金周，四川九寨沟景区，因为接待能力不够，致使几十万游客滞留，引发游客强烈不满，最后把售票点都“攻陷”了。知名旅游目的地已经不堪重负——旅游服务接待能力透支，游客满意度下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的“长尾产品”可以帮助热门景区在黄金周时期有效地分流顾客，这既保证了“热门”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五）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旅游“长尾产品”可以克服热门景区环境容量的限制，培养和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鼓励更多的潜在游客出游。同时，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高，开发大量有生命力的“长尾产品”，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根基上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真正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的创作和传承之路都很艰苦，政府虽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经济上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助，但这远不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很好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增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

四、非热门景区开发旅游市场“长尾”的对策

基于长尾理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应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针对广阔的散客市场，运用“长尾”营销体系，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定制化旅游需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使游客们各取所需，实现旅游目的地网络“长尾”营销的核心价值：

（一）建设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长尾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的普及和运用的基础上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首先要搞好旅游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然而，网络的大容量也会带来过量的信息而使得消费者面临信息的选择困难，构建信息过滤与游客推荐相结合的网络营销平台，是消除选择障碍，缩短购买过程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国现有的旅游网站大都只是一些旅游景点、路线的简单介绍，有的景区景点甚至都没有利用到网络进行有效宣传，这在传播效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搞好网络平台的建设要根据游客的多样性需求，本着分类清晰、信息全面、可信度高，可获得使用信息量大的原则，为游客建立一个专门的产品信息库。内容要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并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以便为游客出行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网上开辟论坛或与一些自媒体诸如微博之类的合作，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连接网站和自媒体，将游客在旅游中的分享的见闻在网站上公布，让游客分享旅游中的点滴，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培养更多的潜在游客，在竞争中克敌制胜。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点 文化性质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深入展开，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和性质是科学认识、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因此，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一种遴选和保护，并对相关学术进行研究和公共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记录、研究等各个国家都在分别进行，但是对其保护却是近年才提出的问题。我国政府和学界对此反应强烈，自觉的以自己的历史教训和丰富资料为基础，与同行进行国际间的交流，甚至在一些领域还能做到学术领域的前沿，例如我国学术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这项重大文化工程逐步塑造成一个学术概念，并围绕它对相关领域进行知识的整合。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六部分内容：口头传统和作为文化表达手段的语言；各种民俗活动、节日庆典和仪式礼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各种传统的表演艺术；传统的手工记忆经验；与以上文化表达有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原来的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喜剧学、音乐、美术等艺术类学科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以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讨论时，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的涵义和使用尺度形成一定的共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是原始先民的文化创造，它们大多产生并流传于长期的原始农耕文化的社会环境之中，反映着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尤其是在出现社会分层之后，出现的各种以口头传授方式不断被传承下来的文化，其创作和传承的口头性和具体性，就是所谓的民族文化记忆，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和历久不衰。很多民族的生活、经历、灾难、迁徙以及民族英雄的光辉等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史诗、传说和经书来传承，例如各地的版画、刺绣、泥塑、剪纸技艺，很多都是靠群体的记忆和口传心授来完成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吸收不同时代、阶级、地域、文化素养的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各种观念，直接和间接地反映着其间所经历的形形的事物和人物，浸透着各种民间信仰和艺术，它能够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多方吸收新的元素，摒弃其中过时的元素，不断更新，在民族和群体中源源地传承下去。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揭示，是一种积累式的递进，它是无法脱离传统文化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

由于非物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多种观念，其中不免浸透着各种民间信仰和无数的神秘文化，使得民间文化显得驳杂而散乱，因此，如何看待古代各种鬼神信仰、巫术、图腾崇拜等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也就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问题，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到的项目究竟是不是落后的封建迷信，有没有保存甚至是存在的必要。对于某些项目有没有保存的必要性，笔者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对于那些反映积极向上又富有创造力的民族精神、科学探索精神以及人民群众智慧的民间文化，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这部分内容大部分体现在儒释道三家的中国文化之中，此外在一些民间文化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年画，制作方法简便，工艺精湛，色彩鲜艳，内容丰富。每年春节年画题材都会更换一次，许多新思想、新事物出现之后，马上就能够在年画中反映出来，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杨家埠木版年画还间接地记录下了中国民居和民间社会生活的情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对于巫术以及图腾崇拜的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它产生的环境，并考虑对当时社会的作用。鬼神崇拜是指人类处在野蛮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是各个民族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一经产生就迅速覆盖了众多的民族，并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一直伴随相生，绵延不绝。不管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是昌明的还是愚昧，都不可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各种意外，从而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在古代可以通过巫术给予当时科学知识所不能给的心灵的满足和抚慰，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引入各种规律和秩序，使得各项活动更有效率，因此，巫术在特定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对于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偶像崇拜和图腾崇拜，则都在塑造人民的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对于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应该进行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所创造的下层文化和少数社会精英所创造的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二者相互排斥与吸收，各自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精神，由于很多是小农经济和落后封建制度的产物，因此，仍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小农思想是拖慢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仍然会对人们的精神进行毒害。然而，这些民间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都是民间老百姓，它们源于民间生活，并构成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够以封建落后来判定他们的性质。在民间的文化保护上要摆脱过去的二元性思维，继承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总而言之，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巫术、图腾崇拜、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所谓的小农思想都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先民希望通过自然的、神秘的、以及崇拜物的力量，来达到常规力量所达不到的各种目的和愿望。它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1]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4）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类型

1.广场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界定的广场型文化空间在国际上较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就是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行吟诗人等活动的场所，形成独特的民间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类场所并不鲜见。苏州府城在明清时代不止一处广场，比较著名的城市广场就有三处: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观前广场，三是阊门外朱家庄广场。虎丘千人石，其范围略似城市广场，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当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楼艳妓、歌舞艺人等举行游艺活动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其游憩主体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运用夸张的笔墨记述道:“每至是日(指农历八月中秋———笔者注)……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瀉，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①嘉道间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玄妙观内广场“杂耍诸戏，各奏其技，以资谋食。如绳伎走索、狡童缘橦、舞盆飞水、吞刀蹑蹻、傀儡牵丝、猴猱演剧，或隔帷象声，围场扑打、盲叟弹词……靡不毕至，以售其艺。”阊门外朱家庄广场“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指玄妙观———笔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说，朱家庄广场与玄妙观前广场相比，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南京夫子庙贡院前的广场每逢正月，“有卖雀戏者”，嘉庆间“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③2.庙会型。乌丙安认为:“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④它是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庙会则具有类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学家张岱一直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事。他说:“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⑤明清时代，民众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诞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庙及其广场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袁景澜所记嘉道间苏州府城隍庙，“牲醴酬献，笙歌演剧，庙无虚日……或称神诞日，会首鸣金号众，威仪杂遝，百戏罗列。金钱玉帛，川委云输”⑥。3.水体型。江南为水乡，城市居民亲水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城市内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动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休闲文化上，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河流型线性文化空间，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河、无锡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状文化空间，如杭州西湖、苏州葑门外荷花荡、嘉兴的莺泽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⑦。同时期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阶层民众的西湖游憩行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⑧形成独特的地域休闲文化习俗。嘉兴鸳湖(又名莺泽湖)早在明代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是湖边的烟雨楼更是观赏风景的绝佳场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⑨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①。晚清秦锡光称，常州府无锡县“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②4.街区型。明清时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府、开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对集中且长期演变形成的“历史街区”，如南京夫子庙贡院街、苏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马路等。前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种是所谓的“十里洋场”，它是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太平天国战争阴霾笼罩下的特殊产物，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传统休闲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两岸，俗称“河房”。“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③此外，苏州南濠上下塘、开埠后上海的四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间。“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而四马路为会归焉。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以四马路为中心的十里洋场是晚清沪上娱乐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曾经盛极一时。5.园林型。论者多认为江南私家园林多为士大夫个人私密休闲空间，但在江南还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共游豫园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园的文化个性。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公共游憩空间，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⑤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南某些私家园林逐渐对外开放，并形成当地居民固定的游乐场所。在苏州的“南园、北园之间，虎阜、灵岩之畔”，“宝榭朱楼，红妆按曲。画桥乌榜，诗客传觞。歌舞百戏，乐声嘈杂，数里并无阒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园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渐加大，杭州“西湖名园鳞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⑦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虚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时代，松江府园林功能就发生了转变，从原初的小众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时代的园庙结合后的大众“市集”的转变，也即从私人休闲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⑨“今造城隍庙于其中(指豫园———笔者注)，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瑏瑠。开埠后上海的豫园“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张园成为观光旅游、展览、购物，甚至公共集会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特征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特征，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往往具有综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特点①。但总体来看，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学者们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②通过史料的爬梳钩沉，笔者认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娱乐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体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活动。晚明时代的苏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清代中期的苏州玄妙观前广场，“五方群估丛萃”;杂耍卖艺者“各奏其技，以资谋食……贵贱相还，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即使深处闺中的妇女也不甘寂寞，“妇女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之，谓之打围”④。2.周期性。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上演文化事件，这是“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特征。苏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杭州西湖、无锡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间都是一年中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特别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说是岁时性、季节性，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张瀚的《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⑤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每当新年“医卜星相之属纷列于道。弹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鱼龙曼衍”⑥。端午节龙舟竞渡一般固定在传统文化空间中进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体类文化空间。张岱说: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舟中鏾钹星铙，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苏州，“每岁竞渡市”，“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⑧。中秋节也是江南民众最为重视的节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⑨。3.娱乐性。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民众休闲活动体现出极强的娱乐性，形成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数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叶权所言，“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计绝矣。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瑏瑠这种全民狂欢性活动也多发生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则“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琖、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橅”②。杭州西湖历来是各阶层民众休闲娱乐之地，汪汝谦谓:“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壶蹴踘，对奕弹琴，象板银筝，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学家张岱长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记述中往往会将本地域的休闲活动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域相比较，从而突出其所描绘对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赶庙会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竞歌，袁宏道、张岱都曾对其极尽夸张性的描绘。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让人更为惊异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场面之宏大，令人瞠目。“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献技”⑤。“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张岱看来，这样颇具地域特色的节日文化，也只有苏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江南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表现也让外来者不可思议。“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趋芳树，择园囿，游庵堂、寺院及旧家亭榭，列座尽醉，杯盘酬劝。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⑥。所谓墓祭，某种程度上是吴越之民借此游览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机会，“哀往而乐回”是其生动写照。正如谢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节俗有较大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性、服务性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处不赘。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一)歌舞竞技

从休闲文化生产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场所。比如中秋节苏州虎丘千人石竞歌。万历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学家张岱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布席之初，讴者百千，分曹部署，竞以新艳相角，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清声亮彻，听者魂销”。⑧千人石歌咏比赛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必看的节目和成为苏州府城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品牌，引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现为江湖艺人的演艺展示场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庙贡院广场，“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苏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间艺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曲，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③。文学家往往以夸张的笔调描绘其所见所闻，但也可从中体会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休闲游憩活动之盛。杭州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④

(二)休闲娱乐

从休闲游憩者的主体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的必要条件。崇祯《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⑤。这些“山水园亭”就成为市民们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夏日江南水体型文化空间在居民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苏州，“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⑥。在秦淮，“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⑦。

(三)旅游服务

民间贸易集市某种程度上也是“非遗”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在明清江南，无论是庙会型，还是城市广场型、私家园林型，甚至城市内河、湖泊等水体型文化空间，往往都成为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清明时节的西湖苏堤上，“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须。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处规模更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则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义似乎被休闲娱乐、商品贸易的噪杂声所掩盖。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⑨晚明以来，宗教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宗教僧侣在这种庙会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积极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清梁绍壬记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瑏瑠广场型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娱乐之物。比如苏州玄妙观前广场，“更有地铃、丝鹞、太平箫、西洋镜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变……以悦儿童”①。江南水乡，水体型文化空间在特定时节也往往成为娱乐消费市场。“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②。

(四)节日庆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举行盛大仪式庆典，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往往也是周期性地举行传统节事活动的集散地。陈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几大传统节日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中的节令游俗。③陈建军则将笔墨集中于苏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④，说明江南都市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这些节日周期性地发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兴南湖，以及苏州玄妙观广场、江南各市城隍庙、杭州昭庆寺等地。以虎丘山塘为例，据陈建军的研究，明清苏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节日活动分“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节庆有“三节会”“百花生日”“山塘竞渡”;民间节会主要有“灯会”“庙会”“花市”和商贾集市等。所谓“三节会”，实际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定制的官方仪式。“吴郡无祀厉坛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三节会期间，“家窥则朱栏綺席，水览则白舫青帘。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是名看会”⑤。此外，笔者查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一书发现，仅苏州一城，一年四季与节事有关的活动就有“放烟火”“闹元宵”“灯节”“百花生日”“观音山香市”“山塘清明节会”“虎阜花市”“山塘竞渡”“元都醮会”“七月半中元节”“山塘桂花节”“盂兰盆会”“十月朝”等，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这些节事活动无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头戏。

(五)文化生产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它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空间。晚明时代的夫子庙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⑥。在康熙时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将游湖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园七子”，就是显例。“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鬚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什，成为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本。因为这些文化空间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来的重要场所，这就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提供难得的素材。万历十年，屠隆赴京述职，路经苏州，夜游虎丘，苏城士大夫为其置酒饯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飞觥促膝，联韵赋诗，邑士民千人环而视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有意味”的空间或书之于游记，或行之于歌咏。景因文传，境缘人胜。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5）

在高等艺术教育的改革中，应首先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应对该学科进行系统、合理的建立。高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政府应重视该项目的形成，大力扶持学校进行该课程的建立，无论课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会在学生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学校可以通过选修课的方式吸引学生，开设有关文化类、民间文化类、文化产业类等相关课程，推动该学科的建设。有条件的学校，应加大对该专业的建设，凭借学科的优势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让有兴趣的学生受到更专业的教育。学校还可以邀请民间艺术家到校内进行讲座，开展各校联合汇演等文化活动，有组织地进行教育，使学生更生动地体会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

（二）推进遗产保护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种类繁多，学校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可以在图书馆内设置该项目的专馆，用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的和谐场面。因此高校应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中，要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馆的管理，有条件的学校应聘用该专业的优秀人才，进行专业管理和指导学习工作，这样不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双重保护，而且可进一步让学生学到更专业的知识。图书馆不仅起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还起到了对其的借鉴和传承的效果，使得图书馆在高校的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弘扬文化发展

在高校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是以保护为主，并以传承、文化并重的目标去发展。而保护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传承下去且对学生起到教育意义。学校要多与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共同建立项目的方式达到教育、保护和推广的共赢。地方的政府部门也应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学校进行资金方面的资助。而有条件的高校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基地，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通过基地的建设，学生可以加入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并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通过师生的共同配合，对文化进行创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现经济利益的丰收。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6）

1.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保护文化生态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综合体。它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分或称之为三个层次。生态系统是生物与其所生存环境构成的综合体。所有物种都是各种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每一物种都在维持着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同时又依赖着这一生态系统以延续其生存。生态系统的类型很多，但是所有生态系统都保持着各自的生态过程。不论是对一个小的生态系统而言或是全球范围来看，这些生态过程对于所有的生物的存在、进化和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生物多样性也可以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物种、各个物种所拥有的基因和由各种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概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和弘扬文化的多样性。2001年，它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在《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文化的多样性都被比喻成生物的多样性。因为人类的文化创造和遗存，就好像人类的基因，包含了过去世代累积的信息和发展的可能性。文化如同一种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繁衍、生长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民间文化果实，民艺也正是这种生态环境的产物，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显然是冷落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内在生命力。如果文化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文化也就会凋零、失落或者畸形发展，即使新文化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我们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不仅是那些以保护环境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与大自然的关系，或是描述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从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入手，去关注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社会丢弃的人类文明，那些与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并侧重于以手工文化和民艺为重点内容。文化生态，包括有形的文化资产与无形的文化资源，涵盖着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化与民众生活方式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境界等相关的文化存在。

2.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尊故融新理念指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其活态性。活态性怎么才能保持呢？只有靠传承。传承有两个要点:一是继承，二是发展。而继承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尊故融新”。文化是靠积累与传承而存在、发展的。同一文化中的故与新一般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近似于生物进化中遗传与变异的关系。故，如同父母；新，如同子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故与新之间虽有扬弃和变异，但二者的关系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脉相承、相依为命、相生相融的关系，新以故为基础、故以新为方向不断发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态度和做法。例如: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没有现实价值，对之持否定的态度，不予保护；或囿于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否定或无视传统，割断历史一味搞“创新”，使非物质文化活动成为无根的“插花”；或不把关注点放在保护核心价值、延续文化生命上，而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装饰、幌子、“做文章”的题目，甚至是卖点，追求眼前的“形象”、“政绩”和经济利益，结果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畸变。凡此种种，分析原因，根子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故与新的关系缺乏正确深刻的认识，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真正和足够的尊重。

“尊故”，与“破旧”相反，它要求对待传统充分肯定其价值，持尊重态度，但也不是盲目崇古，不是将过去的东西全盘照搬。它的关注点是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基因――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特定民族精神(心理)积淀而成的核心价值观。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根子，我们保护的就是这个命根子。只要找准这个命根子，充分地尊重它，有效地保护它，并忠实地把它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能保持活态。

二、必须是在活态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遗产。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决不是放在博物馆保存，而是要保存其固有的生命活力，通过保护促进传承，在传承中得到保护。例如昆曲的保护，不能认为保存了剧本、服装、道具等有形的形态或者是对老艺人的唱腔、唱段进行了录像就是保护了昆曲，这样的保护是“标本”式的保护，无法和老艺人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对昆曲的传承相提并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点决定它只有依靠活态的传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传承人的保护就显得犹为重要。目前有的学者提出了“无形文化有形化”的观点，希望通过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这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能代替活态传承。

活态保护不仅仅是传承人的保护，还要包括传承环境的保护。有专家提出“活鱼要在水中看”，那么水环境的保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关键。这是一个比保护传承人更难的命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耕文化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已急剧变迁，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存活的土壤，一味的复原显然不现实，怎样让优秀的文化遗产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并保存其精神实质，怎样有意识地创造优良的传承环境和真实而非虚构的文化空间，为遗产的传承营建良好的文化氛围，是一件需要精心思考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

三、必须是具有美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感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美在审美主体身上所引起的愉悦感受和欣赏、评价等心理活动与心理过程，又称审美感受。广义的美感又指审美意识，即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它包括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直觉性。当人们接触到美的事物时，往往无需经过认真的思考、逻辑的推理或理论的论证，就能一下子直接感受到事物的美。古琴音乐具有深沉蕴藉、潇洒飘逸的风格特点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最擅长用“虚”、“远”来制造一种空灵的美感，追求含蓄的、内在的神韵和意境，它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表面上看极简约、自由、散漫的外在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情感性。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总是伴随着好恶爱憎，充满了情感色彩，审美中更是如此。一个特定民族（社群）的非物质文化，又总是凝铸着她的民族精神，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因而与那里的民众有着深深的情感纽结，密不可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具有共同性。审美活动中尽管存在着个体的、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差异，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绝对化。事实上，即使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审美主体，对同一审美对象往往仍能找到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审美感受，这便是审美活动中的共同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感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特点。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然要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审美实践中，就表现为美感的时代性。美感的民族特点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一民族成员受到这些相同条件的影响，必然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因素来，而这些因素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就构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阶级差异同样会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

四、必须是具有核心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传承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价值准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价值主要表现在：

从根源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反映了民众集体生活，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民间的、口传的、野史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弥补官方历史之类正史典籍的不足、遗漏或讳饰，有助于人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接近本原地去认识已逝的历史及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深深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这些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是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民族的思想精髓、文化理念，是包括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因此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潜在威胁下，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代代相传，就是每一个民族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传递和保存的生动有效的手段、工具和载体，能够很好地将民族精神等文化信息传递到每一个人、每一代人这些活生生的载体上，从而造就一个有独特文化个性和崇高民族精神的伟大民族。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7）

二、吉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休闲产品开发

（一）吉安自然、人文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吉安，位于江西中部，罗霄山脉中段，赣江的中游，东西南三面环山，以汉民族为主，并且多达37个少数民族杂居于此，山地文化与平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著名的庐陵文化区。庐陵文化以“崇文重教、宽厚包容”为典型特征，自唐以来先后18位状元，16位榜眼，14位探花，近三千位进士，文风鼎盛。据2013年对吉安一市两区十县的非遗实地调查：其中部级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也要受到当今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人们也越来遗项目有3项，省级非遗项目共计72项，市级非遗项目有95项，县（区）级非遗项目多达320项；从种类上看，吉安市非遗项目涵盖了非遗全部十大门类；在省级非遗名录中其中主要类别分别是民间文学类占15%、传统舞蹈类占21%、传统技艺类占24%，民俗类占17%，四项合计占77%。吉安的非遗虽然数量多，种类丰富，品级较高。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环境的改变，非遗面临资金、技术，特别是人才匮乏使得非遗的传承受到严峻考验.

（二）吉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休闲开发1、吉安非遗保护性旅游休闲开发在非遗的十大类中，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非遗与现代休闲的渊源，可以将各类别的特点开发成相对应的休闲旅游产品，在推向旅游市场的同时使自身得到活态的传承与保护。2、体验性文化休闲体验产品一般分为静态产品、单向动态产品、双向动态产品。在非遗分类中，民间文学、传统医药及非遗相关的实物及场所可以开发成静态产品；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可以开发单向动态产品；传统技艺、民俗可以开发双向动态产品。吉安民省级以上间文学类非遗主要以文天祥、杨万里等名人故事传说为主，对于这类非遗可以制成书籍、音像制品等供游人当作纪念品或者阅读。非遗相关的实物及场所（古祠堂、古民居、古书院、古寺庙道观、古牌坊等）是吉安庐陵文化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实物是游客感受非遗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可供游人休憩。吉安非遗中可供开发的单向动态产品比较多，但这类非遗在休闲旅游开发中容易造成表演的常态化、碎片化，将的舞蹈、音乐、曲艺剥离原生环境，造成非遗的异化，这就需要建立相对健全的文化生态博物馆，另外，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以及方便游客体验，可以对技艺类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这类非遗的文化属性主要依存于生产的实践过程、形态特征和功效作用，也只有在生产实践的具体活动中才能得到展现和发挥。这类非遗与旅游市场的结合无疑是焕发了新的生命。3、养生文化休闲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的健康，养生也成为休闲旅游的热门。在个人养生方面，吉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有一批富有文化内涵的名村及名镇如永和镇、富田镇、渼陂村、燕坊村等，并且环境优美。还有一些名山名寺如玉笥山、青原山的净居寺，这此禅宗圣地为喜好清静的游客提供绝佳之处。这客观为一些可供养生类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4、特色小吃文化休闲特色小吃在旅游休闲中不可或缺。这为食物技艺类非遗保护提供了动力支持。吉安非物质遗产中有一大批是属于这一类的技艺如安福火腿制作技艺、峡江米粉制作工艺、永丰玉扣纸制作技艺、永新和子四珍制作技艺、吉安薄酥饼制作工艺、泰和酱菜手工腌制技艺、峡江店头丝糖等。这些技艺在激活提高休闲满意度的同时也为扩大了自身的生存空间。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五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精华，但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在原生环境，这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也是不现实的。本文以吉安非遗为例，在保护前提下将休闲与非遗开发进行探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非遗与国民休闲具有的天然关系。不论当今二者发展所需还是由古代至今休闲发展演变以及非遗与休闲内在关系的探究，都可以得出：非遗与国民休闲具有的天然渊源关系。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8）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9）

2实施高职课程教学，专业课程凸显地方特色

高职课改从未停下脚步，各专家学者对高职课改有众多的认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无不体现出现代教育对职业教学中的人才培养的重视。高职课改的人才培养从技术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模式转变。苏扇艺术的课程落实，主要采用单元化课程设计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高职校采用项目化模块式的课程体系，把苏扇艺术课程在艺术专业的各个有关课程中进行了教学目标、教学课时、教学计划、教学教案、教学反思的各个环节的课程设计。苏扇艺术的教学在主要是在corelDRAW课程、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线描课程、工学一体毕业创作设计课程等进行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专业教师的集体备课，对校本的教材分析、课程性质和重难点、学生情况分析、使用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引发兴趣、深化思维、学法指导和重难点解决的方法等等，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真落实。课程的单元化研究性学习要求有严格的教学设计，重点难点，不同课程嵌入的时间长短根据本课程的总体要求来进行设计。通过本地高职校开展苏扇课程，彰显了地方文化和高职办学特色。

3编写苏扇校本教材，落实理实一体高职课改

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高职教改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套全新的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理实一体化”的教材，确定了教材编写与出版的宗旨。苏扇教材的编写要突出本地传统文化的深厚沉淀，力争在非遗继承与传扬上有所突破。教材主要是参考了原有企业编制的论文集以及网络资料，其次是通过访谈求教学习，对多位行业专家的意见整理。通过对苏扇行业专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扇传承人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目前苏扇的状态。然而现有关非遗苏扇前身今生后世的资料并不多，所以编著相关教材难度特别大。再次，通过收集和整理其它地方的非遗项目的著作，例如《杭州像景》、《南京云锦》等平行项目的研究进一步指导苏扇的教材编制。校本教材中还附有一张苏扇教学辅助的光碟。这本教材的编著填补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代传承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活态的文化基因，不仅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也是人类共有的巨大财富，具有极其非凡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除此之外，其也具有极高的知识性、艺术性和技能性。新世纪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共同推动起来的，其核心是：利用国际平台，动员、协调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开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作为最早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其本质是保护重要还是开发重要的问题，理性分析一定是先有保护才会有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是先开展有效的保护。对于此种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坚持十六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特点是活态流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更为重要。诚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存在，就要遵守一定规律，我们要介入“人”的力量对其进行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使其能够不断地传承下去。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我国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在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由政府主导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实客观要求。

首先，我国历代政府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横向扫视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尽管各国的国情，文化背景不一样，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也不尽一致，但无论是日本、韩国的亚洲模式，还是意大利、法国、英国的欧洲模式，无一不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且实践证明，政府主导这是一条比较科学，比较有效的保护路径。

第三、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很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消亡的边缘，如果不及时加以抢救保护，这些民族瑰宝就很有可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些文化遗产老百姓是保护不了的，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从保护层面讲，也是如此，只有政府建立相关法律，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和影响力，统辖全局，将保护措施纳入政策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没，并依靠强大的宣传机器，唤起人民对文化遗产的情怀，形成保护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第四，非物质文化保护是一项十分浩大，及其复杂长期的文化传承工程，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任何个人和民间团体所能承担，所能胜任。只能政府，才能驾驭这样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政府主导是理所当然地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是政府文化职能的具体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建立完善的基金运作体系；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及宣传体系。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方面，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然而，我们也看到有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的进程滞后；保护机制尚待完善；抢救观念有待进一步廓清；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流失现象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严重滞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比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权保护制度亟待建立等等方面；面对这些，我们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与措施。

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可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进行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也要继承、发扬和创新”。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在充分认识到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要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树立“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念，不能用牺牲民族文化资源的做法来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更不能竭泽而渔对文化资源进行无度的开发。要从“活”字上下功夫，让各级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组织基层组织民俗活动阵地，让文化绝活走出博物馆，走向火热生活，展现在大众和媒体面前。

三、加强宣传，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且常抓不懈的大事，这件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

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要成功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离不开精通专业理论且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们的指导，他们能从理论上对这项文化工程进行全面论析，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较完整的理论学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咨询，帮助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务求实效的工作方案。

五、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要全面实施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物质保证。所以，国家应设立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采录、保护、教学、研究、传播、出版，以及资助培养传承人等。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正式进入中文的语境历史不久，但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由来己久。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承，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