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社会论文大全11篇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长期共存、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经典派与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2）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4.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3）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34-02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及教学的任务,有着极为特殊的课程及学科发展的地位。从该门课程的理论性、政治性上来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该门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功能及社会历史观的功能上来看,它又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视角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及其趋势的指引器;从该门课程在当今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来讲,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矛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理论知识工具。它所具有的理论性、思想性、功效性成为该门课程最具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及知识结构创新的需要,对该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也越来越凸显出六个方面所应给予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及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例如,商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内容和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斗争性和针对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变动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然缺少了其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经济关系变革发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就要求将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与非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研究并重;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不同方式的结合融合也应成为教学研究和讲授的重要内容。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逻辑性应与现实性普遍性的要求相结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往往重视和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对经济理论、经济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历史性地讲授和研究,因而一些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往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性。

在今天,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方式。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的含义及所阐明的内容和范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拓展。例如,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资本的来源,资本的职能,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投资,资本利润的来源及形成和构成,资本之间的联合兼并及重组等等;再例如,一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具有了一些相近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如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些相类似的矛盾和特点等等。

对许多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必须作出符合当今客观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这种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结合,没有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没有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就无法去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

三、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研究应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的是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总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矛盾运动等本质性总体性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不仅关心这些本质上的规定及其结论,也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发展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及经济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求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质的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这些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比较,也涉及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并同时也涉及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手段、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及其综合的评价。

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应构成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注重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的交叉和互补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于理论经济学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带有浓厚的理论经济学色彩的教学,往往以讲授和分析一般经济理论、经济过程、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为主,更多地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中一般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规律产生的方式、作用及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往往除了具有制度性、一般性的特点外,往往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同时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汇率问题,物价指数的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业与就业问题,居民收入的变动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货币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的具体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但无法回避这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还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联系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给予正确地分析和解释。因为许多一般的、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存在及演变都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着无法割裂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因而,恰如其分地借用和引入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并有机地融合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给予尽可能深入地、必要地解释和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应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融合和借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本学科领域理论和知识的讲授和研究,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自身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虽然也十分注重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但这几乎全都是经济学本身学科体系内部理论观点的比较借鉴和运用。

然而在今天,政治经济学所要分析和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所固有的范围,往往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融合和借鉴、借用和引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以综合性的分析、说明和判断。这样,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全面性综合性的对于现实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尽可能广泛性综合性的讲解和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十分必要。

我们以前往往批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割裂与阻断,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从不同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经济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观点之间交叉和融合,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补充进去更多地广泛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内容。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有效地克服和消除原有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把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功能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学习功能有机地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有着重要和独特的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并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全面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性和方向性。

但是,仅仅注意和单纯强调这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才能加以传播和接受。否则,只能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很难取得真正有效地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产生的历史逻辑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所得出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对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要崇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就必须用理论和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学生,武装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认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建立在一般的思想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掌握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并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是最为可靠最为坚定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强和丰富对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同时要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理论、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过程及复杂的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地讲解;加强和提升该门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释和回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与学习知识所获得的科学能力才能同时内化为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从而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和作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应关注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和主要内容,而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加和赋予了该门课程新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推动该门课程在教育教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及内容的创新。对这六个方面问题的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会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使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体现出更多的时代性、理论性和知识性,使我们的课程教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去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从而极大地提升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美]巴里・克拉克.王询译.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5）

******同志在2002年的“5·31”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重要论断是十六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新创造和新认识，也体现着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品质，标志着我们党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中走向新的成熟。在全球化愈益凸现的今天，在我们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中，该论断的提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文明(civilization)是与野蛮、愚昧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标示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有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对“文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文明在社会主义各个领域的表现形式；虽然认识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但没有把两者提高到文明的角度来认识，没有对文明从涵盖物质世界领域上仔细划分。

对文明从物质世界领域上予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在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在1983年阐释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这一划分突破了人们对于文明在领域上认识的混沌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补充。

******同志在深入研究前人“文明观”理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文明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后，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认为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涵盖了主观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全部。这是对“文明”领域的科学划分。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探索。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但对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属于哪一范畴没有明确地做出回答。随着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民主与法制建设愈来愈重要，探索如何使政治与经济、精神互相作用、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已势在必行。邓小平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视政治建设，在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建设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但是没有把物质、政治、精神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穿起来。******同志在不断的探索中，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统一起来，明确地提出“政治文明”理论，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政治(polities)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围绕国家政权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从古至今各阶级、各政党都十分重视政治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在******同志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对政治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理论体系，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回等，指明了政治的产生、实质、核心。

政治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先进的政治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是行政主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先进的政治思想的指引下，采取先进的政治行为积极主动地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求行政主体必须明白什么样的政治是先进的政治，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几代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把政治发展的程度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同志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造性地将文明的概念引入到政治领域，从文明的高度反映政治及政治生活，用文明的标准来界定政治发展的程度。******同志这一论断将我党对政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的伟大创举，也必将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践起到指引、评价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代表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能够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政治制度，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思想观念、制度建设、法治等方面充分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神圣使命和强烈自主感，促使广大人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真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对经济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程度内改变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文明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部分，它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自然也是最有力的。历史证明，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里，经济就会迅速的发展；反之，在****独裁，社会昏暗的环境中，生产力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正如毛泽东所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文明，它积极倡导民主法制的良好氛围，最能适应经济基础，并且在适应的同时能够根据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自我改革、自我调节，因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将是积极向上的。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我国是一个有着封建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僵死的政治体制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曾使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体制仍然不完善，如具体制度不健全，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真正行使等，这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依法治国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7）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P)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P)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

   

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P)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P)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P)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8）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9）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陈承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10）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经济政治社会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1－0096－02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政治的涵义，这些论述，有机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即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其基本要点有：关于政治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政治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关于政治本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关于政治的核心问题与国家的关系；关于政治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关于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关于政治斗争与政党组织的关系。本文就其政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其实践运用作以简要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难看出经济具备两个方面的几个含义，一是指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构成方式，而与一定物质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得出的正是这样的结果：

首先，政治是根源于经济的，政治这种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是对经济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是经济的几个体现。这种决定和体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第二，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活动的原则、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构成方式。第三，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

其次，政治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它保护着特定的经济基础，进而推动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反作用表现于多方面：一是政治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即正运动方向起加速作用；二是政治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延缓、阻滞、破坏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对经济产生的作用或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是指：其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治主体会从时代和未来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发展的整体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进行设计和导引，并使经济按照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路线向前运行；其二，代表社会进步的政治主体，会以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升华和蒸馏出新型的社会品质，培育出新的社会政治气象，为社会经济的整个变革和进步创造出新的政治环境，并通过政治发展来推动经济进步；其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的激化、激烈形态——战争或其他暴力征服可以摧毁或建立起某种经济基础，或者把征服者的经济基础模式强加于被征服者，或者是征服者为社会成员提供精神动力，为治国理政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其四，当今世界已经呈现出经济一体化态势，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同时，从全球角度看，和平也仍然是时代主题，它同样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或衰败产生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取决于政治完善和政治进步的程度。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和灵魂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经济的决定性地位。在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经济始终要起决定作用。但是，政治的重要地位同样不可忽视，在所有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政治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甚至可以决定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速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与经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

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的现实意义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有助于廓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模糊理解，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终极决定作用和特定时期政治的决定性影响，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发展经济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才能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讲“政治”“稳定压倒一切”等。现阶段，我们需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建设就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也要加强政权建设，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而国际社会里，经济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重要手段，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对外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日益政治化，如西方以经济手段对苏联、东欧进行政治渗透，美国前几年对我经常使用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政策及WTO的准入等问题，均为国际经济政治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国际政治突破了传统的范围，生态、能源等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目前，很多问题已很难界定是属于世界经济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它们既是世界经济问题又是国际政治问题，边界模糊且趋为一体，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同时使用经济与政治双重手段。

总之，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统一观，才能坚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果离开这一点，就抽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必将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而误入歧途。

【参考文献】

[1]王玄武主编.政治观教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