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社会论文大全11篇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1）

二、对奠定个体社会化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现行学校教育的反思

人的社会化就是个体从出生开始的发展过程，是个体在其历经的生活过程中完成的。在婴幼儿、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成年到中老年等不同阶段的发展中，每一阶段个体的社会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除了婴幼儿早期以家庭为主、学龄期以学校为主，个体的社会化都是在由家庭、学校、社会、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共同构建的生活中完成，而在成年(独立工作)之前学校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主导者。由于学校是依据所在社会的发展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体进行系统传授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知识与技能的，因此对学龄期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学校教育都是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所受的学校教育将决定其社会化的发展水平。当今中小学教育对孩子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被强迫从事的艰苦劳动，而不是充满乐趣的身体和心智成长过程。在学校里，安排满满当当的各学科课程;在家里，无穷无尽的各科作业(各种模拟试卷);在假期，还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学习辅导班;等等。学科知识的学习变成了他们生活的唯一内容，因为这一切都是缘于现实中的选拔性教育体系。“学校担负着筛子的任务，从小学各年级开始，一直进行到以后各个教育阶段，为挑选未来的杰出人才而进行筛选。”在这种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中，个体只要能胜过其他人，就能成为该制度化等级中的精英，从而具有某种特殊的身份去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享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筛选体制带来的应试教育局面，鼓励了青少年包括其家庭形成一种只需在知识学习的竞争中胜出的个人奋斗理念，而个体社会化作为完整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的其他方面都被忽略了。试想一下，由此类个体作为社会成员构成的社会，其公共利益、公共关怀、公共道德将会如何发展;而且在个体有限的生命中，接近1/4到1/3的时光是在一种繁重的知识教育和竞争中度过，其幸福又能如何而言!因此，教育需正本清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帮助每个生命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获得幸福的生活，教育所涉猎的方面应是关乎人的社会化的整体，而不单是对科学知识学习的片面追求。对此，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提出的教育要使学习者“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的核心思想就充分阐述了这样的理念。该报告特别指出，学会生存是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标，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及其判断力，以便个体能够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下自觉确定应该做的事情，从而实现个体持续的和谐发展。

三、消解功利主义和应试教育的阴霾，回归大学教育之本真

人作为生命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启了认识自然和社会并顺应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即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在起初依赖父母、适应家庭和学校、进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创造自我和完善自我，使自己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彰显出专属自身的奇妙意义。因此，这个世界才是多元的、丰富的、生机勃勃的。而探求生命意义，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发问现象，也是人类的一种反思，人活着就是要去创造出这个意义。这就是要在生命进程中，发挥你的独特性，利用好你的独特性，让身边的人因你而过得更有意义，让这个世界因你而变得更美好。而当今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都因升学压力被应试教育的阴霾笼罩着，学生、家庭与学校被升学压得顾不上发展其它，此时的学校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基本人格、基本道德、基本情感的养成，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造成的家庭过分溺爱，以至于有些学生自我为中心，对生命、对他人与社会愈发冷漠甚至冷酷。因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人文情怀，唤醒学生尊重生命的良知、知晓生命的不可重复性，成为社会教育和中学后教育所应重点关注的，也是现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大学教育所应重点关注的。从人的社会化进程来看，大学是个体开始完善自我认识、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场所，而且此时个体所处的青年期是其独立生活承担责任前完成初步社会化的关键期，无论建构的如何，个体从语言(包括文化、知识)的社会化、角色的社会化、道德的社会化以及政治的社会化等方面都已形成初步的体系，尽管这一体系的可塑性仍然较大，但大学教育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应该对这一体系的良好架构———也即认知问题承担起主要的责任。对此，笔者认为哈佛大学靠成功采取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来实现了这一责任，其理念与做法值得借鉴。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此对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推崇，并不是在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争的层面，而是从大学教育对人的全面社会化的意义角度。哈佛大学从20世纪初开始通识教育的改革，时至今日，每学年要开设近1万门通识教育课程，其中有不少课是关于生命的，比如怎样让自己幸福，即使在商学院这个最讲金钱和效率的地方，也有很多人、很多课程是在讨论生命及生命的意义的。哈佛大学从互不相连的学科中选设大量的通识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思维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建立应对复杂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实现其通识教育的四大目标。一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一员，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承担起对地方、国家、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责任。二是教育学生如何继承延续并参加与发扬自身社会的伟大传统，包括各种价值观与人文艺术科学等;教育学生更好理解文化冲突，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别，学会同那些与自己家庭、文化、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友好相处，理解并超越这些不同。三是使学生有准备地回应身边的变化，并能批判性和建设性地回应这种变化。四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说和所做的伦理、道德的含义，对自己的道德体验和价值观有持续的批判态度，当面对挑战时能够用理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理念，选择能够指导其自身行动的道德原则。如果说，在过去，一个大学要想借鉴哈佛大学或世界其他著名大学的先进的课程设置经验，实现起来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在当今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大学可以通过“慕课”这一在线教育平台的形式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利用“慕课”以帮助自己理解所要掌握的知识，同时又可以将碎片化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诚然，我们知道，强调价值观和使命感的哈佛大学通识课程的教育和培养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但在现实境遇中有时学生的行为与其认知之间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现今有的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上有较为明确的是非观念，但在行为选择上趋于务实化和功利化，甚至只以是否“有用”作为评判具体现象和决定自身行为的标准。因此，当道德被选择和被尊重只是出于功利原因时，教育爱培养出来的就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表明，大学教育还面临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个体的知与行相统一的问题。虽然这一深层次问题更多地不是依赖外部而是个体的自省，但大学教育还是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尽管明知付出努力未必能够达到极致，但笔者相信这种努力总会让个体更加接近美好与完善。从大学生社会化的角度上讲，对大学生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是基于其认知并靠自身的智力积极从与周围生活和环境的互动中得到的东西。大学生活，除了学业学习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包括各种社团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勤工助学等，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适应环境、顺利参与社会生活。如，大学生在一些社区服务的志愿者活动中，可以接触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生活，有助于理解那些生活环境和自己极不相同的人的感情和问题。而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需要强调的也往往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伴随其中的人所独有的情感体验的强大之处。美好的情感体验对人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会帮助个体良好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在其生命历程中坚持善良、同情、合作等美德，为自己、他人和社会的发展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2）

“分”与“合”: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逻辑/朱军,高永久//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17~21

关于民族国家的几点思考/张淑娟//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29~36

关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问题/毛公宁//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7

广西当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考察与现代意义/刘绍卫//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43~49

建立健全民族政策监督制度探析/李安辉,雷振扬//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37~42

论我国民委系统民族关系预警机制的构建/阎耀军,张美莲,王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17~24

民族社会视角:制度规约下的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胡春艳//世界民族.-2009,⑸.-19~25

民族团结是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肖锐,金炳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⑿.-1~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民族法制建设和民族法学研究的发展与思考/吴大华,刘云飞,郭靖//民族研究.-2009,⑸.-24~33

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60年/朱玉福//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18~28

新中国民族政策60年/金炳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1~8

新中国少数民族干部政策60年/孙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80~86

伊朗核问题的民族主义释义/闫文虎//世界民族.-2009,⑸.-1~10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时俱进论/雷振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1~5

中国周边国家自治制度评析/李捷,杨恕//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2~11

二、 理论综述

本土化的中国民族识别:李绍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一)/李绍明讲述;彭文斌录音整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⑿.-29~33

传教士符号暴力下的晚清“中国人特质”:对明恩薄《中国人特质》的后殖民阅读/【美】郁丹//民族研究.-2009,⑸.-52~63

从川西集镇走出的中国学大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教授专访/王建民问;【美】施坚雅答;唐芸译//西南民族学学报.-2009,⑽.-1~6

从地缘安全角度理解中国的民族与跨界民族/吴楚克//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12~16

从民族志资料提供者到理论前沿耕耘者:以2008年澳大利亚人类学界对原住民的研究成果为例/白志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59~65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覃琮//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40~46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田野关系三个维度之分析/普•巴特//民俗研究.-2009,⑶.-218~227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王利平,张原,汤芸问;李绍明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⑿.-34~41

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刘晓茜,李小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38~47

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刘朝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7~13,72

后现代语境中的民族志生产:一个困惑的追求/龚德全//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32~39

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社会学研究取向与安全知识体系的扩展/郑杭生,杨敏//思想战线.-2009,⑹.-34~42

技术人类学:一个成长中的新学科/梅其君//青海民族研究.-2009,⑷.-10~13

论功能理论与条件-功能分析/苏日娜,包智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⑷.-45~48

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溯源/陈庆德,潘春梅//民族研究.-2009,⑸.-44~51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高丙中//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2~6

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困境与应对/邵媛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105~109

人类学的文字转向及“写”文化的多种叙事/叶舒宪//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13~18

生态安全视野下的地方知识之发掘与利用/暨爱民//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57~62

人类学关键词:辨析与表述(二):Resistance;ethnogenesis;Transnationalism; Visual Anthrology的理解与中文翻译/吴科萍,巫达,丁毓玲,邓启耀,林丹,麻国庆等//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93~107

人类学经典涵化概念的局限及其心理学视角的超越/常永才//世界民族.-2009,⑸.-31~38

生态人类学与地理学、环境史亲和性论辩/何群//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32~38

史诗与神话:纳吉论“荷马传统中的神话范例”/吕微//民俗研究.-2009,⑷.-245~256

庶民学派论民族与前现代社区/陈义华//世界民族.-2009,⑹.-37~42

“他者”的文化与自我认同/【日】奈仓京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25~30

我者的他者性:人类学“写文化”的方法问题/彭兆荣//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19~22

物的表述与物的语言/彭兆荣,路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87~9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定义研究/李振宏//民族研究.-2009,⑸.-12~23

乡土教材:收藏、研究与开发: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三/腾星,班红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83~86

音乐人类学的困惑/熊晓辉//青海民族研究.-2009,⑷.-1~4

迎接神话学的范式变革/廖明君问;叶舒宪答//民族艺术.-2009,⑶.-20~26

与时俱进共同携手发展现代民族学/周光大//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55~62

中国的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中国/纳日碧力戈//思想战线.-2009,⑹.-5~9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袁剑//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08~114

中国民族学宗教研究的学术架构:基于民族学/人类学的思考/王建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75~81

“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郝时远//民族研究.-2009,⑸.-1~11

中国影视人类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述评/徐菡//云南社会科学.-2009,⑹.-19~23

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原生态文化概念辨析/李辅敏//贵州民族研究.-2009,⑸.-43~47

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共生逻辑/袁年兴//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50~56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西密枝山祭祀仪式与生态和谐: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为例/彭兆荣,路芳//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70~75

白族社会“绕三灵”中性的阈限/沈海梅//民族研究.-2009,⑸.-64~73

变与不变:辽东山区村落民俗变迁与俗制厘定:兼论民俗的本质/詹娜//民俗研究.-2009,⑶.-127~137

不结伴与族群团结:茈碧回族的、社会性别关系与族群认同/罗红//青海民族研究,⑷.-14~16

场域、习惯共同作用下的仪式空间:对云南双柏县小麦冲彝族虎傩变迁的人类学解读/单江秀//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⑽.-54~61

成吉思汗与侬智高比较研究:基于蒙古、壮民族性格特征的分析/罗彩娟//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106~113

从祭祀到生活:对土家族撒尔嗬仪式变迁的宗教人类学考察/谭志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⑽.-76~79

从“礼治秩序”看法律人类学及其问题/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76~92

从怒江勒墨人“公房”看其婚恋习俗/李福军//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⑽.-47~53

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谷家荣//青海民族研究.-2009,⑷.-5~9

滇池的龙:通过“概念物”理解历史想象的民族志尝试/周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61~65

侗族传统家族制度与清代人工营林业发展的契合/罗康龙,杨成//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76~82

多元宗教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婚姻:以云南贡山怒族为例/何林//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33~38

妇女外流与西南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杨筑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39~42

甘青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文化后果分析/张文政//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39~45

关于民族认同变化的研究:以云南楚雄地区白族和汉族的关系为例/【日】横山广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26~32

海南岛冼夫人崇拜与妈祖信仰比较研究/李娟,王元林//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78~83

海啸、时间观:印度田野工作注释/梁永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19~24

黑衣壮神灵崇拜考析/覃守达//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9~12

环境适应与宗教的象征意义:彝族尼苏人咪卡哈仪式中的神树、寨门、祭品和祭祀过程/李永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35~39

魂兮归来:越南倮倮族灵魂观念与祭祀仪式的田野报告/蔡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⑾.-63~67

考古学文化考证的瑶族千家峒/盘福东//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1~8

跨境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策略:基于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的田野考察/田阡,杨红巧//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63~69

家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研究的经验主位:以《永远的家》为例/谭同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66~72

纠纷:从原始部落到现代都市: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视野下的纠纷研究/张晓红,郭星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31~37

舅权:家庭中的第三方权威:以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的》为视点的人类学探源/靳晓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⑷.-40~44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法国平民史:以《蒙塔尤》与《档案中的虚构》为例/农辉锋//世界民族.-2009,⑹.-43~46

论侗族制度文化对传统生计的维护:以黄岗侗族的糯稻保种、育种、传种机制为例/崔海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66~72

论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盘瑶神像画/黄建福//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70~77

迷狂的家户经验:王屋山巫医仪式的一项考察/马丹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110~116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袁松//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63~69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锡盟东乌旗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8~31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王志清//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⑸.-26~30

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下)/黄世杰//青海民族研究.-2009,⑷.-76~87

黔西北农村丧葬仪式中的工具初探:以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丧礼为例/聂丹//贵州民族研究.-2009,⑸.-75~79

青海四大花儿庙会的调查报告/李言统//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59~168

人类学视野下布依族丧葬习俗/吴文定//贵州民族研究.-2009,⑸.-80~84

神话与象征:以东巴神话为例/白庚胜//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30~33

文化视野下的毛南族族群认同/黄平文//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129~133

韦拔群从武思想来源的人类学阐释/蓝韶星//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84~88

现代文明背景下的云南楚雄彝族毕摩及其文化变迁/万志琼,王东昕//思想战线.-2009,⑹.-28~33

想象的共同体与共同体的想象: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族群意识的变迁/吕俊彪//广西民族研究.-2009,⑶.-47~54

在异域做田野:老挝的经历:兼论田野资料的“准确性”与在“真实性”/袁同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14~18

兆州龙神信仰现状的考察报告:以常遇春(常爷)崇拜为中心/王淑英,郝苏民//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47~158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倾向/乌尔沁//百色学院学报.-2009,⑸.-38~47

壮族哈尼族梯田文化比较研究/付广华//广西民族研究.-2009,⑷.-98~105

四、 女性问题研究

妇女的权利和香港原住民权之争:挑战“殖民地”理念/【美】鲁比•沃森(华如璧)著;周彦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2~13

关于唤醒少数民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几点思考:东乡族、保安族妇女与文化的发展/瞿存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41~45

“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利关系变迁与社会/沈奕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43~50

“男性偏见”与发展实践中的性别问题/潘天舒//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37~42

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与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与优势/刘春湘,刘柱//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25~30

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内涵/杨国才//浙江学刊.-2009,⑹.-208~213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女性社区参与/孔海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21~25

文化交流与独龙族妇女文面的隐语/周云水//思想战线.-2009,⑹.-14~18

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在节庆民俗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薛洁,林盛明//青海民族研究.-2009,⑷.-88~91

性解放理论与中国当代老年妇女/【美】L.shea(邵镜红)著;逯宇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27~36

寻求平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探析/李敏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⑸.-48~51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都市独生女的赋权/【美】冯文(Vanessa L.Fong)著;余华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14~25

作为行动者的泰山进香女性/王均霞//民俗研究.-2009,⑶.-204~217

“坐月子”的性别文化研究/章梅芳,刘兵,卢卫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51~60

五、 研究动态与书评

从两部民族志谈人类学对艺术的理解精神/汤芸//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202~210

读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徐振燕//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71~176

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任国英//世界民族.-2009,⑸.-39~46

哈佛大学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份旁听报告/张敦福//民俗研究.-2009,⑷.-257~269

历史/结构与文化转型:读《历史之岛》/李旭//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219~224

魅惑的社会性:从杰尔的艺术人类学观点看/冯娴//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87~192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与东亚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16届民族学与社会学专题会议综述/雷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⑹.-91~94

维克多•特纳与《表演人类学》/徐薇//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211~218

无用之人类学的想象力:读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杨清媚//西北民族研究.-2009,⑷.-192~193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3）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当代民族问题研究态势：基于200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的分析／方付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32～37

东南亚占人与马来人的民族和谐关系论／刘志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29～34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模式研究／高响鸣，杨鹏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53～57

多元文化共存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林庆，李旭／／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1～16

多元文化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周少青／／民族研究，－2012，(1)，－l～11

甘、桂乡村民族关系现状的差异性特点及因素分析：以耿萨村和弄兰村为例／梁世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6).－36～41

关于当前促进“民族融合”论之我见／陈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1)，－39～44

坚持和完善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王东升／／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2～27

论国家语境下的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徐则平／／贵州民族研究，－2012，(1)，－1～6

论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建设／李普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5～10

论民族政治发展的基本内涵／于春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1～27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的内在逻辑／高媛媛／／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6)，－55～59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华涛，翟桂叶／／民族研究，－2012，(1).－12～24

民族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分析／路宪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3～28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王德强，史冰清／／民族研究，－2012，(2).－13～22

民族团结进步政策创新的若干建议：基于江苏省民族工作经验的调查／雷振扬，哈正利／／广西民族研究，－2012，(1).－29～34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s县为例／赵锦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29～33

人类学视野下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以大理白族为例／张海超／／思想战线，－2012，(1)，－26～29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张含，谷家荣／／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17～22

社区改造：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34～37

十六大以来党对民族理论的新发展／林庭芳，郭永珍／／广西民族研究，－2012，(1)，－1～6

文化认同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赵旭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15～20

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李晓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1).－40～48

新疆疏勒县民族关系调查及比较研究／疆生／／西北民族研究，－2012，(1)，－5～1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龚志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8～31

中西语境下的民族问题辨析：兼评马戎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聂孟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2，(1).－51～57

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族实体”?：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金炳镐，裴圣愚，肖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1)，－2～13

族际通婚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影响：以裕固族为例／钟梅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38～43

二、理论综述

“传媒人类学”辨析／巴胜超／／世界民族，－2012，(1)，-44～51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张禹青／／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65～69

从皮尔士三性到形气神三元：指号过程管窥／纳日碧力戈／／西北民族研究，－2012，(1)，－40～50

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周利敏／／思想战线，－2012，(2).－11～15

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圣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72～78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知识产生／刘壮／／民族艺术，－2012，(1)，－51～54

费孝通先生的学问人生管窥／贾仲益／／广西民族研究，－2012，(1)，－185～191

个体安全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社会学传统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兼容汇聚／杨敏／／思想战线，－2012，(2).－1～5

“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高丙中／／思想战线，－2012，(1)，－30～38

古代占卜比较研究的中国视野／Lisa Raphals著；胡建升，周黎译／／百色学院学报，－2011，(6)，－1～6

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周大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79～83

韩国神话历史初探／林炳僖／／百色学院学报，－2011，(6)，－7～11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4）

多元聚一：民族工作三维度/马英杰//广西民族研究，-2016，（3）.39～47

国家整合视角下印尼亚齐民族分离问题研究/周俊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8～25

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沈晓雷//世界民族，-2016，（4）.1～14

经济社会转型中民族问题的治理逻辑/曹爱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26～31

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李紫莹//世界民族，-2016，（4）.22～28

民族地区政治参与机制的扩散效应研究/张宸珲，何丽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71～73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沈寿文//广西民族研究，-2016，（3）.48～54

民族区域自治与因俗而治/马经//云南社会科学，-2016，（5）.112～116

民族团结视域下云南藏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张应华，李康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2～37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张立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4）.43～49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实践主线：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四/杨昌儒，柏友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1～05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六/董强，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20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主题宗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五/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6～11

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自治的实践与挑战/袁剑//世界民族，-2016，（4）.29～37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贺金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 5～10

二、 理论研究

传统人类学发展理念述论/朱凌飞，高孟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72～78

从游离到复归：我国民族文化传承反思/保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10～115

“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实践：基于英美经验的反思与启示/潘天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2～16

反思化约主义思维：关于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中地位的思考/侯发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8

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2016，（3）.86～93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杨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07～12

人类学、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访凯博文教授/涂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瑜/校审//思想战线，-2016，（5）.04～09

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与回归活态的文化：附记刘新教授的五次人类学系列讲座/赵旭东//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44

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教授访谈录/毕雪飞，[日]岩本通弥，施尧//民俗研究，-2016，（5）.21～26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照顾”现象研究： 对农村唇腭裂儿童照顾群体的访谈/杨生勇，谢洪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刘涛//青海民族研究，-2016，（3）.54～59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菅志翔，何俊芳//青海民族研究，-2016，（3）.70～74

同姓联宗类型研究： 兼论族群认同视野下的联宗/张勇华，周建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27～33

推进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工作创新的“两辆马车”：金炳镐、马戎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辩论之辨析/刘吉昌，吴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4

也论族格：从“天赋人权”展开/朱俊//广西民族研究，-2016，（3）.55～64

依法治国视阈下“民族平等”理论内涵新探/徐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8～12

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应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3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何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9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刘海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06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七十九/徐杰舜/问，朱炳祥/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39～44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变迁及族属标示及认同/袁同凯，朱筱煦，孙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3）.33～37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的变化/[日]岩本通弥著，施尧译//民俗研究，-2016，（5）.5～20

城市转型中的老字号、老商街：首尔与北京的比较/张继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7～20

川东、北部墓葬碑刻中的龙纹饰与四川丧葬民俗/肖卫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53～56

传统民俗复兴的文化乡愁叙事：以上海浦东三林镇为例/游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2～76

从“桃姑”到“哈妹”： 京族妇女文化角色变迁的人类学考察/戚剑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86～91

从祭祀仪式到表达反抗：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夏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7～82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贾伟，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6～20

村落文化场域中的濡化机制：海努克人的群体、仪式与口头传统/热依汗古丽・依玛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61～65

“村落自治”中的国家：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李晶，红英//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46～56

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刘目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23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刘星雨，苍铭//广西民族研究，-2016，（4）.81～87

断裂与接续：撒奇莱雅族正名后的族群维系与文化重建/郑伟斌，王宏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16

俄罗斯非穆斯林地区居民的伊斯兰教印象：基于阿穆尔州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李昕，[俄]E.A.Bopoнкова//世界民族，-2016，（4）.77～86

“公共的但不文明”的空间：乡镇敬老院“规训”的在场： 基于山东省H镇敬老院的个案研究/刘林，豆书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40

惯习区隔与政策壁垒：北京市公立学校随迁子女文化融合困境的人类学分析/何颖//广西民族研究，-2016，（4）.19～25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周智生，杨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8～45

哈尼族聚居区的哈尼族与汉族居民相互文化适应研究：基于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调查/赵永乐，何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6～113

哈尼族青少年的文化适应及其心理效应/胡发稳，李丽菊，荀利波//广西民族研究，-2016，（3）.94～104

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与文化特征/夏代云，牟琦，何宇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54～59

花亡配婚：广西南宁地区的冥婚：兼与香港、台湾冥婚的比较/吕永升//民俗研究，-2016，（5）.146～157

基于大众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王埃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1～125

基于非遗名录统计分析的少数民族曲艺保护与传承研究/刘琪，王月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7

吉林省40个城乡社区老年产业营销服务状况的调查研究/杨怀印，边浩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4～118

老字号的空间嵌入性：香港甄城记糖果公司的个案研究/高崇//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1～25

流动文化与教育塑造：对城市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状况的人类学研究/冯跃，周宜，马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4）.10～18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根源/包桂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4～27

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赖斌，杨丽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5～141

民族地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评价研究：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例/黄朝明，董友琴，李泽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18～26

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基于云南大理关迤社区的调查/杨刚，李若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7～50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调适与共存/乌小花，郝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33～37

宁夏兴泾镇回族的割礼仪式解读/周晶，陶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8～31

青海牧区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青海湖南岸ZQH村为例/乔益洁等//青海民族研究，-2016，（3）.75～79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李祥林//广西民族研究，-2016，（3）.79～85

萨满文化的动漫化保护和传承/宗世英，王礼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64～168

陕北传统民居浅析/马本和，宗千翔//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44～148

“圣物”与“商品”之间：青海热贡唐卡交换二重性特征的人类学分析/李元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5～10

天水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三/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2016，（3）.1～6

文化数字化保护视域下藏族民间舞蹈研究：以藏族锅庄舞为例/冯涛，毕研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3）.181～184

我国主流宗教观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革新/牟钟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9～24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熊正贤//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0～105

湘鄂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龙山县捞车村和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姜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1～15

新疆离婚人口变化及其地域、民族、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第四、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肖建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31～143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王建华//青海民族大学，-2016，（3）.19～25

酉水流域摆手舞文化的和谐共生/莫代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60～64

中国与非洲：能否跨越制度与文化的边界：基于某合资玻璃厂的工商人类学考察/徐薇//青海民族研究，-2016，（3）.43～48

中原地区婚俗变迁初探：以河南开封尉氏县L村为例/纳日碧力戈，马静//民俗研究，-2016，（5）.117～124

主体民族志研究：布与贵州苗寨的当家女人/简美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7～38

走出国门的中医：以针灸在美国近十年发展趋势为例/景军，崔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6～3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断裂与冲突：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身份转换的现象和本质/马进，王瑞萍，刘建宁，周芳//世界民族，-2016，（4）.55～62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覃慧宁//广西民族研究，-2016，（4）.88～96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从渔业社区到海权问题：国外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赵婧D，张先清//广西民族研究，-2016，（4）.74～80

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略/杨福泉//思想战线，-2016，（5）.48～54

动情的观察者与历史感的抒写： 对铁穆尔文集《苍天的耳语》的人类学阐释/巴战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77～85

国内外学界对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研究/彭超，陈天社//世界民族，-2016，（4）.104～110

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周大鸣，高丙中，范可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47～58

近年来我国回汉民族关系研究述评/闵文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2～46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5）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6）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7）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8）

关键词：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核心作用；引领；艺术创作；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9）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ANTOLFJP，THORNE S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besis of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WATSON K A，NEILSEN s.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 J，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Blackwell，2003.

[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8]K1NGINERC，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rnent in U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J].Applied Linguistics，2002，23(2)：240-261

[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10]WATSON—GEGEO K A Mind，language and.epistemology：Towards a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C]//Plenary Address presentedat PacSLRF，Honolulu，October，2001.

[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12]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Dordrecht：Foils，1981.

[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10）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化学人社会论文篇（11）

高校校园文化在引领、塑造高校物质形态、观念形态方面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它既有着文化的共性，又有着自身的个性。在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如何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

1.1 文化的本质

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用文化的观点来研究高等教育，并指出文化是一种共同使用的思维方式和集体的行为方式，“文化塑造个人的心智”。也有人认为文化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①

1.2 高校校园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1.2.1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普遍表现形式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和管理者经过长期的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②从文化在高校的表现形式来说，高校教育的基本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资料三个部分，教育者是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同时又是文化的受传者，作为文化化了的人对文化进行传播；受教者接受一定的文化，又将这种文化进行新的创造，最终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人；教学资料实质上是文化通过教材、辅导书、工具书等形式表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文化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着文化的共性。通过校园环境进行的文化选择，具体体现在学校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等）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等）的确立、校园活动的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订立和各种设施的建立等方面。③高校校园文化是各个高校中都有的一种文化，只是依据高校层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2.2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在高校的特殊表现形式

高校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校校园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体现了高校不同的办学理念或办学理想。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来说，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是有着高知识、高学问的教师和处于青年时期、激情洋溢、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思想更具先进性、开放性与深度性。高校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化体现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复杂性、针对性与多元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高等院校来说，各个高校的校训的不同正是高校校园文化不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大学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武汉大学的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 厚德博学，追求卓越”。

1.3 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校园文化是文化作为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在于作为高校主体的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的认识不足。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丰富高校师生的业余文化生活；以为高校校园文化只是树高楼、搞绿化、开办讲座等；以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只是学校特定部门如团委、学工处等部门的工作。没有认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各项工作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到校园文化的深层本质是学校的元气，各项工作都应是这种元气的流布，广大师生都应能够受到它的滋养。④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它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引导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高校校园文化一般选择的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非主流社会文化的冲击。在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高校校园文化表现为高校主体的自主与自觉选择的特性。有人说，校园文化的变迁本质上是大学生正确的社会感知、成熟的文化自觉和整合的群体互动。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在文化的变化过程中不断适应、调整的自我发展。

2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基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视角

布鲁贝克指出，研究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哲学基础：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支配着高校各个方面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哲学指导思想的影响。

2.1 认识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认识论哲学的指导思想在西方有着传统而悠久的历史，它强调认识论的人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强调高校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为了学术而存在的。这种哲学思想提倡的是能够训练人的思维、发展人的理智，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理性知识”。但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这种以理性思辨、逻辑推理求取知识和真理的活动并不单纯为获取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在这个直接目的的背后还有更为高远的目标，这就是人的存在、价值和幸福。⑤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核心是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大学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大学里，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构建形成科学人文的理念以适应大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校校园文化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日益呈现出开放、公平、民主的文化气息，表现在不同的学术观念的共存、对个性的包容、对个体的尊重等。高校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的存在是为探索知识、传播真理而存在的。教师不仅传授知识、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能力的学生，而且通过科研对知识进行探究。教师和学生都带有自身独特的个人文化，他们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征、思想观念。高校校园文化正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校园里的人所共同营造的共性文化。它通过营造良好的教风、学风来约束人们对知识探索的态度和行为。

2.2 政治论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

政治论哲学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社会、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高校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高校只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高校必须依靠培养的人才以及知识、技术的不断创新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高校的存在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提倡的不仅仅是“学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应用性知识”。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创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样，应用性知识更能为社会的发展服务。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在高校校园文化中体现出来。高校校园文化向社会传播正确的思想观念，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直接为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3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

3.1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高校校园文化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两难选择。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⑥选择了认识论的人认为，高深学问的坚实基础是严格的客观性，如果不能避免高校的政治化，将迟早会歪曲和干扰学者研究的客观性，从而导致学术贬值。选择了政治论的人，更多的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高校校园文化认识论和政治论价值取向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对高深学问、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大学功能的不同态度上。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认识论认为高校应该完全自治。应该让高校里的学者、教师独立自主的解决知识领域的问题。因为高深学问是高于普通知识的专门学问，那么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因而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该如何讲授，应该决定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如招生、考试、学生的毕业要求、评聘教师等。政治论认为高校的自治不完全由教师们决定，学术上的自由也是有限定的。应该依据社会事务的要求决定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标准、质量要求等。由于认识论注重知识的学理性，持认识论的人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政治论注重知识的效用性，持政治论的人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为社会服务。

3.2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

高校的职能发展由单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再到弗莱克斯纳的社会服务功能，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高校功能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既要通过教学来传递知识、保存文化、培养人才，又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创新发展知识，还需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提供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高等学校都摆脱不了政治论的根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或是在专制的国家里，总是要特别强调政治论的根据。⑦长期以来政治论哲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认识论哲学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是大学是探索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机构。对知识的保存、选择、传承，对真理的探寻都需要大学具有自治和自由的权利，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应该是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统一。高校校园文化需要营造出追求学术、追求真理、以人为本的氛围，从而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大学发展的过程表明，大学内部需要有专门的行政人员来参与大学管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存在行政管理权过度的倾向，行政级别化、干扰学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需要在教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使得大学能和谐有序地运行。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大学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他们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现代大学功能强大，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正越来越成为政府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⑧市场力量也成为干预大学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更加需要坚持自治，倡导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我们坚持这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大学脱离社会，而是在自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责、为社会服务。认识论者洪堡就曾这样指出：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社会和国家的目标。⑨

注释：

①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②③⑧潘懋元.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文化选择与创造[J].高等教育研究,1995(1) .

④程祥国等.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