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论文大全11篇

精准扶贫论文篇（1）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1]U.S.Congress.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Public Law 89-10[Z].Washington，D.C.，House Report Number HR-2362.Pub Date 11 Apr.1965.

[2]阿马蒂亚・森 詹姆斯？福斯特.王利文等译.论经济不平等（增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

[3]徐鹏等.大数据视角分析学习变革――美国《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促进教与学》报告解读及启示.远程教育杂志[J]2013（6）.

[4]李怀杰； 夏虎.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探究.思想教育研究[J]2015（5）.

[5]彭腾.基于反贫困的农民教育投资矛盾分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5（2）.

[6]梁文政.重庆市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重庆行政（公共论坛）[J] 2015 （6）.

[7]李禄胜.多元化扶贫开发与扶贫文化理论构建――以宁夏为例.宁夏党校学报[J]2015（1）.

[8]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6（1）.

[9]吴刚.大数据时代的个性化教育：策略与实践.南京社会科学[J]2015（7）.

[10]程华东，刘.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以华中农业大学精准扶贫建始县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7（3）.

精准扶贫论文篇（2）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由于本篇文章为硕士论文，如需全文请点击底部下载全文链接】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精准扶贫论文篇（3）

Compared with urban areas, rural areas mainly derive their incom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ir industrial, commercial, financial,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are at a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most of Chinas poor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poverty problem. Township governmen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forefront of rural work. They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managing va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They are also the executor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aper takes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of H town of Heze in Shando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atus of the local poverty struck households and policy execution status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ecutive institution, target group, executive environment and executive ways by looking up all levels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documents,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visits as well as introduction of the Smith model and milt-hor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the central work of H tow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 town has spent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lement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as completed the political task of lifting all the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by the end of 2018.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 town has such problems as inaccurate implementation, target group hi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unsatisfactor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lack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xecuting agency and target group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un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low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personnel, and deviation of implementation policies; The villagers low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ackward thinking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Rural economic foundation is weak, policy propaganda is not in place, the masses distrust the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gencie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lack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First,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agenc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raining, clear responsibilitiesSecond,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the policy target groups, cultivate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villagers, and stimulate the sense of self-improvement of the villagersThir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rov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iz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with various resources; Fourth, to improve the wa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larify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villager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ith villagers.

KEY WORDS: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农村扶贫开发的总称谓，一方面它深深植根于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成就之上，另一方面它牢牢把握住了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可能1。中国的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扶贫开发的工作量如此之大。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实现几亿人口脱贫。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 1978 年为 7.7 亿人，2017 年下降到 3046 万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贫政策，到目前累计减贫 6853 万人，2/3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2。中国的减贫经历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经验，现已进入实施全面脱贫的全力奋战以及收尾阶段。

政策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是政策的有效执行对实现政策目标影响更大3。古往今来的政策执行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与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往往工作经历、文化水平、政治素养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层级距离，在执行过程中，政策的传递过程频繁出现信息漏斗幽灵，这为政策执行偏差出现埋下隐患4。随着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脱贫的速度却逐渐放缓，是什么原因导致扶贫步伐减慢，基层是如何执行政策的，有哪些因素影响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值得深思熟虑。因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 J 县 H 镇作为调研地区，深入走访调查，用访谈和数据分析的方式了解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中原因，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研究意义 。

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精准扶贫政策自上而下逐步得到了落实。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依靠着国家的好政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各级政府也逐步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利用大量资源去做好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的扶贫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深入，扶贫工作的成效逐渐显露。精准扶贫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界学者也争相加入扶贫研究的行列。有关精准扶贫的理论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变得越发的成熟。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扶贫的道路上探索了 40 年，积累了一定的反贫困经验，总结了一定反贫困理论，但是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提出不满六年，相关的理论尚不丰富。就目前来看，对精准扶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模式、机制、评价等方面，相较来说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乡镇这一层级面临的政策执行困境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难以解决基层精准扶贫实践的困惑和错漏。因此，进一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将会丰富和完善我国精准扶贫开发工作的理论研究，为现行的扶贫工作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为以后的精准扶贫研究提供借鉴。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有大部分人口生活富足，但也有一部分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各地贫困原因复杂，政策实施起来容易出现偏差。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有助于加快中国扶贫进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山东省菏泽市 H 镇实际，列举 H 镇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策和建议，可以对提高乡镇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成效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由于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间比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近期，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研究的硕博论文逐渐增多，但专着依旧很少。目前，国内学者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黄承伟认为，精准扶贫就是把真正贫困的人口纳入到系统中，深入了解贫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1。李鵾,叶兴建认为，精准扶贫是通过识别、帮扶、管理、考核最终达到减贫目的的，农村扶贫开发的方式1。李小云强调，精准扶贫关注的重点由区域扶持转向贫困农户的发展，采用将社会兜底与扶贫增收相结合的方式2。汪三贵，郭子豪认为，精准扶贫是帮助真正贫困的人口和家庭，摸清需求，找准贫困原因，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有针对的帮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的过程3。

第二，精准扶贫的机制。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先要依靠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为贫困群体提供增长收入的机会，还要加强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建设4。戴小文,曾维忠,庄天慧认为，应该将循证实践方法引入精准扶贫中，维护各方参与者利益平衡5。

郑瑞强，王英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贫困人口资产性收益6。莫光辉，张玉雪认为，精准扶贫工作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加快构建区域联网的贫困信息库，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7。

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唐丽萍，章魁华从执行样态的角度进行界定。他们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按照一定的逻辑、采取一定手段完成扶贫目标的过程8。陈冠宇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应该包含四个方面，前期准备、政策实验、宣传解释、监督控制9。谢飞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政府与各方社会力量合作落实政策的过程，并且强调执行过程的民主性10。

第四，精准扶贫的问题。

王国勇，邢溦从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不健全，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扶贫资源配置不均衡11。徐长新从民主监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困难群体难以界定，常驻机构往往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帮扶，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差前期脱贫工作效果不好1。葛志军，邢成举认为，精准扶贫中，农民参与度不足、帮扶缺乏差异性、扶贫资金分配不均、政策死板、帮扶效果不显着的问题比较突出2。

第五，精准扶贫的经验对策。

莫光辉认为，精准扶贫应该找准突破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分类精准帮扶，引入新的发展理念3。黄承伟，覃志敏认为，精准扶贫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宣传培训，探索联合帮扶，引导社会各界力量参与4。李丹凤，王亚芬认为，应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管理，加强教育扶贫，因村因人施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考核机制5。朱海波，张学彪认为电商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应该在贫困地区构建农产品电商产业链，加大农村电商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农村电商物流体系建设6。

(二)国外研究综述 。

精准扶贫由首次提出，是我国扶贫工作不断深化的成果，是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经验。搜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资源，并没有发现国外有关精准扶贫的论述。但是贫困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外的学者虽然没有研究精准扶贫政策，但反贫困研究成果颇丰，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国外反贫困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第一， 贫困理论。

英国的 B.Seebohm Rowntree 是最早以收入水平界定贫困的学者。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能满足全家人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贫困家庭7。自此以后，各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研究贫困应如何界定，以收入为主要界定条件的理论越发丰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国的学者们发现，仅仅以收入水平衡量贫困太过于片面，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多维贫困。印度的 Deepa Narayan 等人从底层人民的角度看待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没有社会地位，缺乏公平参与的权利，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贫困8。R.Nurkse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贫困是由于资本不足导致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恶性循环1。

第二， 反贫困理论。

Amartya sen 认为，激发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才能有效的摆脱贫困2。反贫困不是一味地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和知识水平，让他们主动地去学习，靠自己的双手去发家致富。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R.Nurkse 认为，国家加大对反贫困项目的投资可以有效缓解贫困问题，但投资要建立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3。政府先进行大规模投资，慢慢引诱社会投资者参与，久而久之，贫困地区的投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从而脱离贫困。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贫困，所以人们应该以节育的方式抑制贫困4。马尔萨斯的思想十分具有争议，人不仅会消耗资源也会生产资源，一味地减少人口，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倒退。

第三， 反贫困政策执行。

英国政府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强调政府责任，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加强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帮扶5。印度政府在执行反贫困政策时则强调多元化参与，设立专门化扶贫机构6。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在贫困理论方面，率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从扶贫过程、扶贫方式的等方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界定，认为精准扶贫首先要识别精准，关注重点应由区域转向农户，帮扶要结合实际。国外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先是以单纯地以收入水平认定贫困，后又发展出了多维贫困的思想，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地位、权利平等、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等因素。

在扶贫机制方面，国内学者从教育、利益平衡、资源配置、执行过程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贫困要依靠教育进行阻断，要为贫困人口提供增收机会，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利益，应引入大数据技术使执行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国外学者则强调贫困人口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扶贫要先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应引导他们主动去学习，靠自己的劳动脱贫。但这种机制具有局限性，只适合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后来国外学者又提出了应加大反贫困项目建设力度，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后又提出了饱受争议的节育以抑制贫困的理论。

在扶贫政策执行方面，国内学术界相较于国外对扶贫政策执行的研究更加深入，引入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了执行的精准性。国内学者从管理、考核、财政等角度考虑，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加大经费投入，引导各界参与，动态管理贫困人口，加强考核，构建电商产业链等对策，内容更加丰富。国外学术界对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相较于国内历史更加久远，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来研究影响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因素，强调了政府机构的重要性。

综上可知， 国外对反贫困的研究早于国内数十年，理论成果相对丰富。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在于贫困界定和反贫困理论，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极少有人研究扶贫政策执行的问题，且研究者多为学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存在理论色彩浓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本文以 H 镇扶贫政策执行为研究对象，结合本人多年的基层扶贫经验，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能够拓宽反贫困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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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四、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一) 本文的创新点

(二) 本文的不足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模型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 贫困及其认定

(二) 精准扶贫

(三) 精准扶贫政策

(四) 政策执行

二、 公共政策执行相关模型

(一) 史密斯模型

(二) 米特-霍恩模型

第二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分析

一、 H 镇贫困概况

(一) H 镇概况

(二) H 镇贫困人口概况

二、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现状

(一) 精准识别政策执行现状

(二) 精准帮扶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退出政策执行现状

三、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一)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不精准

(二) 政策目标群体阻碍政策执行

(三) 政策执行环境不理想

(四) 执行机构与目标群体之间缺乏互动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 H 镇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执行机构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素质与能力偏低

(二) 执行机构权责不明确

二、 政策目标群体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政策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低

(二) 政策目标群体思想落后

三、 执行环境因素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经济基础薄弱

(二)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

四、 政策执行方式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 执行机构习惯于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二) 目标群众缺少有效互动渠道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完善 H 镇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机构的执行力

(一) 提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

(二) 建立权责相符的管理体制

二、 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群体的政治素质

(一) 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素质

(二) 提高贫困人口自强意识

三、 优化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环境

(一)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 扩大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四、 改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方式

(一) 明确村民在政策执行中的主体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民沟通渠道

结 论

精准扶贫论文篇（4）

引言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现已成为推进精准扶贫的“五大工程”之一。而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地方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担负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劳动者、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责任，是最有效的改“输血”为“造血”式扶贫，在促进湘西州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的关键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界定

1.湘西州

湘西州全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属于湖南省落后发展地区，也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所辖7县1市中，7个为部级贫困县，1个为省级贫困县，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2.职业教育

区别于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培养，具有更鲜明的地方性特点，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仅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而且在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等诸多方面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本课题研究的职业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校职业教育，一类是职业培训。

3.精准扶贫

在2013年11月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扶贫开发模式。

二、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理论意义

（1）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

将湘西州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融合推进，统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和促进就业政策，充分利用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湘西州建设小康社会，对进一步提升湘西州扶贫工作的层次，丰富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内容，完善职教扶贫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从我国基本国策出发，拓展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内涵。

职教扶贫理论体系通常建立在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W.Schults）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但是舒尔茨及其追随者讨论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从工业经济角度出发，因而他们的论述不足以概括“人力资本”的内涵。在我国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国策下和湘西州复杂的研究环境中，我们必须对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进行拓展，应根据湘西州的资源情况和各种实际条件确定人才资本的指标，具有区别性。

2.实际意义

（1）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打破湘西州贫困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来，中国的扶贫事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湘西州依然贫困落后。而湘西州扶贫效果的不显著，除了一些外在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人口的教育滞后。而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更让贫困户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2）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

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对口支援对象，促使湘西州贫困山区增强脱贫致富能力、消除贫困，不仅可以提升湘西州的人才储备、促进湘西州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还能保障社会、民族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三、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关于教育扶贫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Oscar Lewis（1959）认为贫困文化已经内化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习惯，是贫困群体在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的行为反应。T.W.Schultz（1960）指出加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外国学者关于教育扶贫理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贫困文化理论”、“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到“系统贫困理论”的发展（谢君君，2012）。作为与经济社会产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更是受到国外学者与政府的重视。英国巴洛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傅志明，2003）。在英国，政府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各类职业教育的发展。美国政府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多次以立法手段推进职业教育，并且规定配套专项经费的数额及其分配办法（杜利，2008）。

在国内，教育扶贫的功能逐渐被学术界关注（谢君君，2012），且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态势。从宏观层面，指出教育扶贫是扶贫助困的根本之策，并且总结了近年来扶贫理论的发展，教育扶贫模式和教育扶贫的合作机制（谢君君，2012;张冰、孙云轩，2016）;从微观层面，各学者开始以实证研究视角探索各地区的教育扶贫（金俊峰，2006;肖庆华，2014）。而在教育扶贫过程中，许多学者都提倡贫困地区要加强职业教育扶贫，因为它是反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何丕洁，2015）。不过，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游明伦、侯长林（2013）对职业教育扶贫机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朱爱国、李宁（2016）从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培训、精准就业五个方面探究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策略。

有关湘西贫困问题及教育扶贫的研究主要有：范晓丹（2012）详细分析了湘西州的贫困特征及贫困成因，应用国内外的贫困治理原理给出相应的贫困治理对策;陈丽影（2005）提出发展湘西地区教育事业的建议，推动湘西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和高质量普九的实现;吴鹤立，杨成胜（2006）以花垣县为例，探索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新问题的对策;彭永庆、李兴平（2005）研究了抗战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情况;罗黄花、杜成材（2010）探讨了民国时期湘西教育的发展及其原因。李超（2009）对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按照时间划为三个时期，并对各时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叙述;宋清华、杨云、张明星（2009）创建了“9+2”教育扶贫模式，帮助贫困学生摆脱贫困。

可以说，目前对教育扶贫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却十分稀少，并且在整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存在一些空隙亟待补充完善：（1）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政策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分析，且很少结合贫困地区自身需要角度研究;（2）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还不完善、研究深度也不够。经常忽略对扶贫客体的微观及多方位关照，也没有参考经济投入和生态环境因素等外部环境变量等造成的偏误，且缺乏对信息时代下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扶贫的涉及。

四、结语

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扶贫思想理念，通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提高湘西州贫困人口素质和脱贫致富的能力，应该引起政府、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同时开展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时，因地制宜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是新时期湘西州扶贫攻坚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1]舒尔茨（T.W.Schultz）.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精准扶贫论文篇（5）

在湘西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精准扶贫研究的热潮。我国理论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较晚，国内研究精准扶贫的代表性学者有汪三贵、刘娟、许源源等。目前，理论界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问题研究上，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部门间协作、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协作等方面。

一、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间协作研究

关于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吴德江（2011）指出，农村扶贫的公共产品特征决定了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政府主导体现在政府是反贫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同时政府还是扶贫资源的组织者、分配者，以及资源过程的主导者、行动协调者与监督者。言（2014）认为，在中国权威式政府的体制下，扶贫领域中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是整个扶贫格局中的核心、元机制。韩广富和何玲（2015）指出，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始终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这不仅体现在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而且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

关于政府对口扶贫。徐永福主编的《携手铸辉煌》丛书，从闽西合作的背景入手，回顾了1996-2005年两省区合作的具体进程，概述了闽西合作的重要意义、成功经验。李勇（2012）认为，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导的东西对口扶贫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新的扶贫模式，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的经验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的能力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俊（2010）分析了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现状，认为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具体行为方式往往是其实践活动的经验型总结。祝慧等（2016）认为，精准扶贫更注重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仅依靠政府扶贫资金的支持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新一轮的扶贫开发。冯朝睿（2016）认为，要如期完成2020年我国贫困治理的总体目标，国家及扶贫治理部门，要加强“协同”扶贫理念，以改变以往的单一反贫困治理结构，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功能、多层次的多管齐下的协同反贫困共治局面。

二、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协作研究

国外农村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的研究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的研究居多。吉德伦、克莱默和萨拉蒙等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研究了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关系，他们在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即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

我国在1990年代中晚期逐步发展起来对扶贫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的研究。李小云是我国最早将参与式扶贫理论系统化和实践操作化的主要推动者和系统总结者，他通过分析民间组织在参与式扶贫中的有效性，提出了在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共同扶贫的观点。蔡科云（2013）认为，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都是扶贫的主体，国家扶贫事业由单一政府行为向社会共同行为转变。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也是社会组织、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王媛媛（2014）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扶贫的过程中，双方是互相合作，共同推进扶贫项目发展的。尤其是在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筹集渠道方面，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李娟（2015）认为，企业在帮助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增加经济收入的过程中，其帮扶途径广泛，能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贫困群众最需要帮助的不同方面，并且在不断实现帮扶方式的创新。

三、述评与展望

上述研究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但由于其研究角度的不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要通过具体的调研实践，进一步完善。

一是精史銎恫棵判作相关政策和措施的研究要继续完善。目前，精准扶贫以帮扶单位扶贫到户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规范化、长期化和可持续，需要建立更加完备、更具操作性的部门间协作相关实施细则和政策措施。

二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可持续性需要加强。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间协作程度低，持续性不强。因此，在精准扶贫中，部门协作要将以往“输血式”或者是救济式的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治标治本，实现可持续协作的精准帮扶策略，还需要聚集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探索。

三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在近几年精准扶贫实践中，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其他同类型的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胜林，王雨林，庄天慧.基于文献研究法的精准扶贫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2015 ，（12）.

[2]吴德江.农村扶贫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1.

[3]言.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4，（4）.

[4]韩广富，何玲.论中国政府同亚洲开发银行在农村扶贫开发领域的合作问题[J].理论学刊，2015，（3）.

[5]李勇.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6]徐俊.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瞄准问题初探[J].老区建设，2010，（2）.

[7]祝慧，莫光辉.精准扶贫的阶段性成效与创新突破[J].经济纵横，2016，（7）.

[8]冯朝睿.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6，（4）.

精准扶贫论文篇（6）

在党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引领下，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区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区域条件明显改善，区域发展能力稳步提升。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阶段，武陵山片区要尽快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必须创新方法，探索适宜的路径，有序推进区域的精准脱贫步伐。

一、围绕精准扶贫目标，制定精准脱贫科学规划

1、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制定脱贫致富规划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提出，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关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一脉相承。在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推进中，我们必须将这一最基本要求贯穿于始终，结合片区贫困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现实困难，将落实好贫困群众的温饱和为贫困群众提供好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作为脱贫攻坚整体规划的核心内容，并在实践中通过救助、帮扶等措施，确保他们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药吃、有房住，达到最基本的脱贫标准。

2、围绕“提升贫困群众自身发展能力”制定脱贫致富规划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分别提出“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和“注重扶贫先扶智，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这是确保精准脱贫能够实现和保证扶贫开发成果可持续的重要所在，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关于“人的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中，各省市以及地方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跳出“就扶贫谈扶贫，就扶贫推进扶贫”的思维，将贫困人口的健康发展作为脱贫规划的核心，并在实践中因“人”而异精准施策，科学实施教育、培训、思想文化建设等事关贫困群众能力提升的扶贫工程，让他们树立脱贫致富的思想，拥有脱贫致富的意愿，开始脱贫致富的行动。

3、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制定脱贫致富规划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一以贯之的内在要求，新时期的精准扶贫战略，旨在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与发展的效率，改善贫困落后的面貌。在精准扶贫实践中，武陵山片区省市县乡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要将提升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生产力水平做为精准脱贫的最终目标，列入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划，并尽最大努力逐步付诸实施。在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中，要克服短期行为、注重长期发展，要减少输血帮扶、注重造血功能，要克服形式主义、注重真干实干，从提升贫困人口劳动生产技能出发，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生产效率，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二、围绕精准扶贫方向，构建精准脱贫制度体系

1、因地制宜，片区各地要完善精准脱贫政策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有区别的贫困治理方略，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重要思想。武陵山片区地域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各地贫困原因和贫困现状都不一样，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各省市要指导辖内市州县结合本地实际，在实现整体联动，实施有共性的措施的基础上，更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科学设计发展思路，实施有效的发展路径，走一条内涵式的脱贫攻坚道路。

2、统筹协调，片区主管省市要共建精准脱贫制度

武陵山片区作为我国新阶段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试点地区，要探索建立片区联动、内部互动的统筹协调机制和体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制度扶贫理论。要建立省省之间、省市之间、市市之间、县县之间等多层次的扶贫开发协作领导机构，并结合《纲要》和《规划》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引导建立新型的扶贫开发片区规划协调机制，利益分享机制，产业互补机制，并且加大对协作机制构建的考核与评估，提高扶贫开发协作水平。

3、积极争取，呼吁国家出台武陵山片区专项政策

武陵山片区虽然受惠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和民族地区政策，但是政策力度弱、政策落地率低、政策效果不高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在精准扶贫实践中，片区各省市必须在国家方针政策的范围内，积极向中央和各部委申请武陵山片区精准脱贫专项政策，特别是在积极向中央争取到优惠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用地政策、生态补偿等等，将武陵山片区打造成精准扶贫部级政策的聚集地，为片区摆脱贫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创新精准扶贫模式与路径，提升精准脱贫整体效益

1、实施生态扶贫模式，促进资源开发与脱贫攻坚共融

结合拥有的良好自然生态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好现有资源，打造资源性优势产业，是武陵山片区摆脱贫困的应有之义。片区各地特别是贫困村应该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发展资源产业，将资源转变成贫困群众的致富产业。可以有序开发好现有动植物资源，改良势植物品种，实行规模化种植，开展产品深加工，特别是茶叶、猕猴桃、百合、中药材等优势品种要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深化产品结构，提高附加值。可以依靠自然地理条件，凭借高寒山区的特点，探索高山反季节蔬菜等特色产品种植，让贫困群众能够在家门口脱贫致富。也可以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根据生态保护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在生态补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森林生态的内涵价值，推进生态扶贫，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共同发展。

2、实施文化旅游扶贫路径，促进文化繁荣与脱贫攻坚同步

武陵山片区是少数民族世居之地，拥有浓厚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民俗风情，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当前，片区应该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既提高文化的经济价值，又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更让贫困群众享受到文化的回馈。片区各地要积极发现开发现有民族风俗风情资源，将民俗建筑、民俗活动、民俗产品、民俗符号、民俗形象等进行深度挖掘，向世界展现独特的民族文化。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全面开展全域旅游，将纯朴的民族民俗文化融入到旅游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特点突出的旅游产品，让贫困群众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参与者。最为重要的是，片区各地要加强沟通与协调，尽快搭建跨省市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做到同规划同建设同发展，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和同质化发展，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张永亮.应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湘西州扶贫开发对策探讨.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5.

[2] 韩建民等.西部农村贫困反贫困路径选择[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精准扶贫论文篇（7）

1 问题提出

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热点名词，前者发端本土，是政府官方术语；后者源自西方，是集理论与实务的专业和职业。两者目标理念相像，均以改善民生、扶贫济困、提升幸福感为使命，两者具有同质性。当前，全社会在理解精准扶贫内涵的前提下，汲取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经验，必将能破解扶贫难题。

2 概念阐述

近年来，专家学者多视角阐述了精准扶贫的内涵，官方解释为：精准扶贫是与以往粗放型救济式扶贫相对应，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笔者认为，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具体到每一个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通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等对口帮扶，以确保政府最终退出扶贫舞台时，不致出现大面积的返贫现象。

3 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进入到了“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下降至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1442万人。扶贫效果显而易见，但中西部贫困地区人口规模依然很大。根据中新网最新报告显示，作为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贵州省，计划在2017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进步之年，当前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更大，面临着精准识别难、精准施策难、精准评估难等深层次难题。

3.1 精准识别难

贫困是多维度、立体的，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前提，即确定“扶持谁”的问题，是“精准把脉”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扶贫乱象，造成“误识”、“漏识”的现象。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识别主要按照政府的指标进行，但具体到各县乡时，则会出现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贫困户标准受地方经济条件的影响，导致呈现出来的标准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以前不明不白被列入扶贫对象还没等享受到精准扶贫的福利，现在已经被“脱贫”。此外，打着“感情牌”的“贫困户”，占据着原本有限的扶贫资源。

与此同时，精准扶贫识别过程中还存在着识别成本高、信息的有效性不足、损害社区团结等突出问题。

3.1.1 识别成本高

识别工作不仅仅依靠肉眼，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前，驻村干部成为农村扶贫的主心骨，虽然驻村干部的基层经验不可否认，但是驻村干部只是驻村，他们本身有自己的角色，因此，扶贫难免出现敷衍了事的结果。

3.1.2 信息有效性不足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调查而来的数据对于后期结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村通信设施不完善，更加剧了数据整理的难度。此外，由于下发给贫困地区的《贫困户登记表》模板一样，致贫原因大致分为：因病、升学、缺劳动力、自然灾害等几大类、而实际过程中致贫原因具有多样性，简单的归类可能会影响后期帮扶措施的针对性不强。

3.1.3 损害社区团结

根据我国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即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看重血缘亲疏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多，且村落人口规模少，邻里关系大多和谐。但当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村庄内部争当“穷人”，为了一张扶贫卡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则会增加社区矛盾，不利于促进和维护社区团结。

3.2 精准施策难

贫困人口识别出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有效介入服务对象。以往的救济式扶贫，只能停留在表皮，要想药到病除还需要深入细胞内部，为服务对象提供有益于其自身长远发展的各项服务。

贫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受其所在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已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发式扶贫是根据对象自身潜能，充分利用周围资源，实现自我脱贫，而当扶贫项目真正下发到群众手里，却不能总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

3.3 精准评估难

只有通过绩效评估才能知道脱贫成功与否，而贫困表现与脱贫成效的多维度，导致不是所有扶贫成效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措施来评估，甚至有些量化成绩不具有可比性。尤其当扶贫成效被列入干部考核依据时，扶贫的真实性就又待考量了。

4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的破解之道

社会工作起源于扶贫济困事业，以助人自助为宗旨，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为服务对象展开服务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略的决定》指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的计划”， 2016年国际社工日的主题为“发展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必将有所作为。精准扶贫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同质性

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在价值观、认知和路径、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在价值观方面，精准扶贫把握好扶贫力量和扶贫对象的关系，增强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能力，以保证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最终实现顺利脱贫；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强调助人自助，提高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问题认知和路径方面，精准扶贫首先强调“精准把脉”，评估贫困问题，合理安排扶贫项目等；而社会工作在介入对象前，首先注重预估对象问题，然后收集资料，制定行之有效的服务方案。在工作方法方面，精准扶贫主要采取驻村帮扶和对口帮扶的方式，强调协调和精准；社会工作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强调社会资源的协调和整合。

4.2 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优势

新常态下，我国扶贫任务面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人才少等主要问题。虽然目前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扶贫等模式成效瞩目，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当遇到市场挤压，这些模式是否依然适用？扶贫，不仅仅是解决收入问题，而要更注重贫困者的潜能挖掘、能力提升、社区凝聚力提高以及可持续等诸多方面。以贵州省安顺市为例，地方高校师生通过“三区计划”的方式，长期驻扎贫困一线，以专业方法对贫困人口进行介入服务，帮助对象阻断贫困，促进能力发展。而这些，正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和功能所在。

4.2.1 专业理论相通，技巧方法合宜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是人们在与贫困和各种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首先，“优势视角”、“赋权理论”、“个别化”等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来源；其次，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介入技巧和方法，能够正确评估对象需求，充分调动对象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尊重其自主和自决权，改善知识水平、职业技能、身心健康及社会参与等方面；最后，通过服务效果评估和定期回访，可以巩固脱贫效果，促进个人及其家庭的长远发展。

4.2.2 识别评估监督，彰显社工力量

作为独立于政府和贫困者的第三方力量，社工机构在贫困人口识别、扶贫措施评估、脱贫成效l挥独特的功能。

经过几十年的本土化实践，社会工作已经拥有许多成功的案例经验，以差异化和个别化的理念，通过考察服务对象的主观因素，如致贫原因、脱贫意愿和自身潜能等；服务对象周围的客观因素，如经济、文化、环境等。此外，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或通过量表以进行测量，或进行个案深度访谈以分析和评估，减少精准识别的误差，达到精细化的结果。

在扶贫措施评估方面，社会工作者本身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能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供科学评估，以适应地区贫困群众，使扶贫福利能真正惠及所有百姓。

在脱贫成效方面，社会工作强调对服务对象问题解决的评估，通过运用量表等操作化方法，形成完整的报告。事实上，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社会工作，本身也具有监督功能，能够保障我国扶贫课题的顺利完成。

4.2.3 协调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中西部地区受地域的限制，发展的资源十分有限。承担着资源链接者的社会工作者，能够充分利用正式资源和非正式资源，帮助对象提高能力和发展生计。当前，我国主要采取的还是对口帮扶的形式，使东西部资源实现共享。

4.2.4 聚焦长远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

社会工作协同政府推进精准扶贫，运用独特的专业方法不仅仅关注贫困者当下的难题，且聚焦个人与家庭的长远发展，更加关注贫困者的身心健康、劳动技能、职业素质、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改善。如果说政府扶贫是物质性的，那么社会工作扶贫则是非物质性的、是文化与精神的扶贫。

5 结语

扶贫道路充满荆棘，近年来我国社会工作一直在扶贫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精准扶贫视域下，社会工作要有效助力脱贫攻坚事业，要协助政府和其他力量准确识别贫困人口、具体贯彻国家的各项扶贫前沿理论，采取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对症下药”，做到“摘贫帽”、“拔穷根”，深刻体会社会工作在扶贫中的作用及担当。

【参考文献】

[1]葛志军，刑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2]陆汉文.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J].前沿理论，2015，10：28-31.

[3]精准扶贫 贵在时效[J].群言，2016，04，15.

精准扶贫论文篇（8）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精准扶贫论文篇（9）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精准扶贫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10-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扶贫工作以来，我国的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并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然而，我国的扶贫工作并未结束，截至2014年底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7 017万人，扶贫工作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方面，我国的贫困发生了转型，即在分布状况上由原来的普遍式分布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少数连片贫困区、分散各地的“插花贫困”以及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为主[1]，在贫困人口构成的主体上由原来的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在贫困成因上也更加复杂化[2]，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也在弱化；另一方面，以往粗放式扶贫机制的问题逐渐凸显。尽管我国在过去根据贫困人口规模和特点对扶贫的瞄准机制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在如何将扶贫资源瞄准并有效传递到穷人身上一直没有突破[3]，与此同时，粗放式的扶贫方式也催生了“福利依赖”现象”。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即针对不同区域状况、不同的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扶贫方式。

学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部分学者注重从“内涵理论”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该项政策是单维瞄准向多维瞄准的转变[4]，以及从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向更加注重“靶向性”对贫困人口扶贫的转变[1]；有学者运用社会精细化理论得出要将“精、准、细、严”的核心思想内化为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5]，也有学者运用多维贫困理论、可行性能力理论分析得出要进行可持续性生计分析[6-7]、考虑农户拥有的经济物质和社会关系基础[8]、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9-10]；部分学者注重从“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进行分析，从精准识别中的排斥、乡村治理现状、精准扶贫政策的缺陷以及贫困户心态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4，11-12]，并提出精准扶贫的法制化[13]、完善贫困县退出机制[14]、建立需求响应机制[15]、将精准扶贫与协商相结合[16]、将大数据思维方式应用于精准扶等对策建议，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村庄的某些主体的心态进行了分析，诸如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和朱晓阳对管理穷人为目标的反贫困战略研究[17]对贫困户的“等、靠、要”心态进行了分析[1]，对贫困户在精准扶贫中参与积极性不足的心态、驻村干部的“身在村庄，心在机关”的心态、普通农户的争当贫困户的心态进行了分析[10]。

综上，尽管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在分析时忽视了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精准扶贫主要针对的是连片贫困区、插花贫困地区插花贫困地区指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对贫困区域。、社区内的个别贫困，三类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分布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那么精准扶贫政策推行时也就有所差异，因此在对其分析之前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第二，现有研究主要从“内涵理论”或“政策效果问题对策”视角对精准扶贫深入分析，缺少了τ诰准扶贫中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系统分析。事实上，精准扶贫是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的村级扶贫规划为核心和亮点的，工作重心已经下降到村庄层面[12]，村庄中的不同主体的心态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推行及成效，然而现有研究只是简要、零散地分析了贫困户、驻村干部、普通农户的心态，且未分析其他主体的心态。

基于此，本文认为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并在该前提下研究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插花贫困地区是贫困县之外的、相对比较发达的县（市、区）内的贫困乡（镇）、村，它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社区内的个别贫困相比较为特殊，因此本文拟分析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进而探讨如何通过政策或实践工作科学引导该类地区农村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实现脱贫目标。

二、村庄概况及研究进路

课题组于2016年3月选择在武汉市H区Q村展开为期15天的驻村调研，调查主要采用深入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搜集资料。之所以选择Q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是典型的插花贫困地区，原因如下：第一，它是武汉市的一个城郊村，空心化严重，留守在村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第二，它是相对富裕地区的贫困村，以2014的数据为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489元，Q村所在的W街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223元，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而Q村是H区W街道识别出的14个贫困村中比较典型的村庄。Q村占地387平方公里，水田面积830亩，旱地面积1 039亩，山林面积103亩，水面100余亩，蔬菜基地500亩，土地大都抛荒。现有5个自然村湾和11个村民小组，人口1 250人，户数322户，劳动力587人，是一个以打工经济为主的村庄。2014年被识别为贫困村（识别原则上按照“高―低―无”的标准进行，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行政村无集体经济收入），贫困户为64户（以2013年国家扶贫标准人均收入2 736元为识别标准），贫困人口为136人，致贫原因主要为病残。2015年10月25日市G局的驻村扶贫工作队进入Q村，按照2015年武汉市的扶贫标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 500元）以及自己“四看”（有无轿车、有无商品房、有无公职人员、有无产业），经过相关程序识别出贫困户53户、贫困人口108人。Q村的脱贫计划主要包括村脱贫和贫困户脱贫，具体来讲：2016年着力于解决村民增产和增收问题，2017年着力于壮大集体经济，2018年着力于巩固脱贫成果。

本次调研共访问60人，其中贫困户43户、普通农户8户、富人1人、村民小组长或党员4人、村干部3人、驻村干部1人为便于分析，文章对60个个案进行了编码，个案编码用“个案”的英文单词“case”首字母大写“C”加个案顺序以及被访者姓名首字母，如“C1-XSQ”为排序第一、姓名为XSQ的个案（对于未记录名字的农户，本文一律用“XXX”代替）。。

三、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村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可能会影响精准扶贫的推行及成效，鉴于此，文章对该类地区村庄中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进行了系统分析。

（一）贫困户的心态

贫困户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帮扶对象，其心态可以分为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脱贫的心态两种。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包括“感谢国家型”和“理所当然型”，脱贫的心态包括“家庭有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国家型” “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国家型”“家庭有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自己型”“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认为要靠自己型”。由于两种心态是相互交叉的，因此贫困户的心态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见表1）。

第Ⅰ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但由于因为家庭无子女或者有多位病残者，劳动力少，认为脱贫只能靠国家。这类贫困户通常为社会救助对象，即“五保户”“低保户”。如C18-WXZ，73岁，该家庭为村里的“低保户”，其大女儿智障、儿子患精神病、妻子瘫痪，已接受到国家较多帮扶，问及脱贫需求时，他谈到“我们家经济确实是最困难的，我主要是没得来源了，但不能再向国家提要求了，不能不知足，国家本来就把你放在心里面，你还要蛮多不好，不好意思再向国家开口，如果国家还“巴”（注：给的意思）着我，我就接着，我很感谢，如果不巴我，我也不会要多少”。可见，该类农户要想脱贫主要还得靠政策托底。

第Ⅱ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尽管自己有子女或自身有劳动能力，但认为脱贫还是要靠国家。如C39-WXB，50岁，一般贫困户，有劳动能力，谈到“对于脱贫的需求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多发些钱，要多给点生活费”，村民用“做一点，吃一点，花光了，再去做”对其进行评价。可见，该类农户的“等、靠、要”思想较浓，因此，在帮扶时要重点扶其“志”，帮助其自主脱贫。

第Ⅲ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被评为贫困户要感谢国家，尽管家庭面临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大多有可用劳动力且自尊心较强，因此认为脱贫还是要靠自己。该类农户通常为一般贫困户。如C34-FXG，70岁，一般贫困户，有慢性病，老伴去世，一个女儿，平时主要靠女儿照顾，他讲到“村子有条件好的还在吃低保，但我觉得能做就还是要靠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样不做事还找国家，国家给就给，不给也不争”。该类对象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帮扶对象，他们大多有劳动能力且有脱贫的意愿，适当的帮扶就可脱贫。

第Ⅳ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认为被评为贫困户理所当然，但由于家庭无可用劳动力脱贫只能靠国家。这类农户在条件上符合精准识别的标准，但是其被评为贫困户的心态值得我们关注。如C19-ZSZ，84岁，丧偶，低保户，三儿两女，其中两儿一女均为听力一级残疾，我们问及贫困户评选的公正性时，他却讲到“他不公正我要抽他桌子，我不跟他讲鬼”。该类农户在精准扶贫时主要靠政策兜底，但是在帮扶时也要对其进行适当教育，使其转变观念。

第Ⅴ类贫困户的心态为：认为被评为贫困户理所当然，尽管家庭还有劳动力，但依然认为脱贫还是要靠国家。C17-WYH，59岁，“低保户”，有低血压、坐骨神经痛等疾病，丈夫去年因肝癌去世，尽管生活得不算好，但由于自己还能适当劳动、小儿子较孝顺，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她却讲到“像我这样的，应该帮扶下，扶贫扶不到我头上，我肯定有意见”，该类农户是否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是值得商榷的。

综上可见，精准扶贫要根据不同类型贫困户的心态进行精准帮扶，第Ⅰ类和第Ⅳ类贫困户脱贫主要依靠政策兜底，第Ⅱ类和第Ⅲ类贫困户要根据致贫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重点帮扶，第Ⅴ类贫困户是否应该被帮扶值得商榷。与此同时，要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即对第Ⅱ和第Ⅴ类贫困户要“扶志”、对第Ⅳ类贫困户要转变其对国家惠民政策的态度。

（二）普通农户的心态

“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这是普通农户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评价，基于的理由为精准扶贫是一项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惠民政策。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部分农户说“精准扶贫到下面就坏了”。一方面，从精准扶贫在村庄实践的效果来看，精准扶贫尽管代表国家的意志，但在实施时依然无法避免以村干部为中心的微观权力的干扰，确实出现村干部权力寻租、扶贫资源被精英俘获现象[12，18]，在Q村调查发现，不少农户反映要想当贫困户必须要有“路子”（即关系）。如C50-YDL讲到的“有些人就是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有的人就巴，没得人就不巴，得捧干部才给你，不捧就不给你，我没钱捧人啊，有房子、有车子的人都是（贫困户）”，这样就使得普通农户认为“好经”被“念歪”。另一方面，从普通农户对贫困的理解来看，他们对于谁应该被帮有自己判断的准则或尺度，即对于“什么是穷人，什么是值得救助的穷人”有着自己的理解。当前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是相对贫困人口，插花贫困地区尤其如此，村民主要基于劳动力、家庭负担、家庭发生重大事件等因素对贫困进行综合鉴定，这样就使得不同农户对最贫困的农户的认定基本一致，但是对于相对贫困户的认定则存在着较大争议。如有农户提到有儿有女、老伴儿也在的家庭不应该被帮扶（C46-XGW）、也有农户提到“五保户”和“低保户”已经享受了国家帮扶不应该再被识别为精准扶贫对象（C47-FWB）。因此，部分普通农户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下面实施的时候就变坏了，有些甚至得出“扶贫就是扶富”的结论。

与此同时，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少数普通农户有“争当贫困户”的心态，如C50-YDL的女儿讲到的“我小时候爸爸就死了，妈妈一个人带大我和哥哥，我们家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不好过，我妈妈又没有工作，怎么就能把低保取消了？有的比我妈妈好一些的人都领上了，我妈妈都没有”。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扶贫作橐恢窒∪弊试矗被评上本身就代表一笔“收益”，农户对贫困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会根据该标准对识别的结果进行评判，当看到比自己条件好的或者差不多的农户被评为贫困户而自己却没有时，会产生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而催生其“争当贫困户”的心态。

（三）村民代表和党员的心态

村民代表和党员理应对村里决定的重大事项有发言权，但是在Q村发现他们大多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大多持“为不得罪人走形式”的心态。一方面，村民代表或党员受村干部的控制较强，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如C54-ZZS讲到的“你说了他（村干部）还不是按照他说的办，你提意见还不是白提。代表的人选是变动的，我们这个湾子就换了很多次代表，就是你提议多了就不叫你去了，他自己又指定一人”；另一方面，村民争当贫困户的心态导致村干部为不得罪任何一村民选择不作声，如C53-XGS讲到的“贫困户我说了不算数，我就是当了个代表，老百姓对我说埋怨话，说你当了代表不给我提下名字当贫困户，他就说我是有什么心思，可是我说谁不说谁，不可能各个人都满意”。因此，为了不得罪村干部和村民，村民代表和党员在精准扶贫中呈现出“叫自己开会自己就去，会上为了不得罪人，大多不作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使得精准扶贫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出现不公正现象。

表面上来讲，村民代表和党员在精准扶贫中“为不得罪人走形式”的心态表面上是受村干部和其他普通农户的影响。深层次的原因是插花贫困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引发村庄空心化、乡村治理精英流失，使得各种讨论和监督会议的代表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村民代表或党员与村委间的权力不平衡，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扶贫资源分配不合理也就成为必然。

（四）富人的心态

村庄中的经济能人在资源禀赋方面优于村庄的其他村民，如果能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发现，Q村的村民外出打工大多以做泥瓦匠、建筑工人为主，其中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发家致富成为富人，即村民口中的“老板”。近年来，这些富人通过修路、修池塘、修水塔、装路灯等为村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驻村干部在动员他们参与精准扶贫方面进行了尝试，但发现这些老板们参与一些小项目可以，对大项目则不太愿意。如他们计划通过建厂房来吸引Q村最大的老板XKX回乡办企业，但最终被其以其他理由推脱。这些富人之所以愿意参与小项目主要是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回报，Q村由四大宗族组成，但他们参与的小项目主要是针对自己家族所在的自然村湾并不是整个村。而这些富人对大项目不太愿意是其在评估风险后的理性选择，如老板C56-XXX讲到的“回来开发想是想过，前景也是蛮好的，但是问题是没有技术和资金来源，尽管村子有这样想法的老板有四五个，可以合作，但我们现在在外面发展的还可以，收入也是蛮高的，不需要以此来增加收入，所以暂时还没有想过实施这个想法”。

由此可见，富人作为村庄以及本宗族的一员出于道义会参与一些小项目的建设，但作为一个资本所有者基于理性不会盲目的参与大项目的建设，因此如何通过政策的引导真正调动他们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五）村干部的心态

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人，又是村民自治的管理者，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下达国家政策和上传贫困户需求双重作用[19-20]，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筑路人。Q村村干部的心态分为两类：

一类为“按照扶贫政策开展工作型”。该类村干部首先关注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脱贫任务，如按照政策要求给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制定不同的脱贫手段，其次才关注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比如村干部C58-WXC、C59-FXM讲到“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只能依赖于政策兜底。五保、低保人员包括老人钱一涨他们就脱贫了。而那些老年贫困户来讲，本身有养老金，再让他们在村里基地打几天工就可以达到3 500元，就算脱贫了”。但他又补充到“真正要解决农村贫困老年人的问题，一个市或片区需要建一个养老院，政府投资一部分，老人钱（新农保）也好、低保钱也好都交到里面，如果不够子女再交一部分”。

另一类为“反思扶贫政策关注长远脱贫型”，该类村干部区别于前者，他们更加关注在现有政策背景下贫困户是否能够真正脱贫。村干部C60-XB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下来之前要仔细分析，现在精准帮扶的大多为老弱病残者，能扶起来的人并不多，他认为扶贫要扶有劳动能力的人才能有效果。基于Q村的情况他提出应将精准扶贫与土地流转结合起来，召集村湾愿意种田的人建立农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一方面将闲置的土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人脱贫，同时可以让没有劳动能力种田的贫困户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通过分析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心态可以发现，在Q村这样的插花贫困地区，受到市场经济、城市化等影响，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严重，贫困人口大多为老弱病残以及留守儿童这类特殊群体，帮助其脱贫本身就是一件艰巨且长期的任务，然而Q村的精准帮扶期限为3年，政府为了监督其工作并考虑到考核的便利性较侧重于对经济效益的考核，这样就使得他们的重心不得不放在易产生成效的功能性指标而非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10]，出现了短期扶贫与可行性能力改善之间的矛盾，进而催生了村干部两种不同的心态。

（六）驻村干部的心态

选派干部驻村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长期坚持的做法。基于分配的任务和现有的考核机制，他们必须积极开展一系列工作，如Q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已经完成建档立卡工作并拿出10万元左右的资金参与扶贫项目，如：修建食堂，扩建村卫生室，为村委会购买办公设备，安装健身器材等。但其临时扶贫的身份性质加之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等因素，导致他们难免存在一定的“过客心理”，C57-WH讲到“做什么事情没有他们（村干部）根本做不了，他们是基础，毕竟我们也是搞几年就不搞了”（按照Q村的规划，驻村工作队可能要驻村3年，但驻村队员呆满1年后会轮换），然而扶贫本身是一个长期性工作，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又有时间限制，因此v村干部尽管会从长远规划，仍不可避免地偏向一些短期项目，如他们采取将土地流转给企业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可迅速获取经济收益，但是由于这种流转方式存在一些风险，因此该做法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脱贫措施，也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Q村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原因分析，可以发现政策本身的一些瑕疵以及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政策的完善以及实践工作的推进来科学合理地引导该类地区不同主体共同努力实现脱贫目标。

（一）明晰精准扶贫的政策定位

1.要厘清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体系的关系。精准扶贫的主要帮扶对象为有劳动力的人，希望通过提升其可行性能力来实现脱贫向内生转型[10]，但插花贫困地区贫困者的致贫原因多为年老病残，这些主要依靠社会救助体系来脱贫，而只有少数缺发展资金的农户需要帮扶来脱贫。因此精准扶贫的同时，必须完善当前社会的救助体系，尤其是大病医疗救助体系，开展精准社会救助。

2.要理清精准扶贫与孝道责任缺失的关系。现有精准识别对象中一部分老年贫困家庭是由于子女不孝而非子女赡养能力有限导致的，如果将其盲目纳入，不仅会造成扶贫资源的滥用，还会助长不孝的社会风气。

（二）改革和完善精准扶贫的识别和考核机制

与之前的粗放式扶贫相比，精准扶贫的理论假设是要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性能力，那么收入就只能成为判断贫困的基础，而非判断贫困的终点[9]。

在精准识别方面，国家统计局主要以收入作为识别贫困人口的标准，然而插花贫困地区为相对富裕地区的贫困区域，贫困以支出型贫困为主，而且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文化等方面，这样就使得统计的贫困人口数与实际的有所偏差[1，21]；而且由于收入本身难以精确核算、农民的藏富心理等原因，基层在精准识别时通常会在收入标准基础上加入其他考核标准（如Q村加入了“四看”），自由裁量权的拥有增加了权力寻租和精英俘获的可能性，可能出现“恶意排斥”[1，22]。因此，政府应探索改革精准识别的标准，既要考虑收入、消费、健康、教育等多维度要素，又要考虑插花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多尺度和多维度的识别方法[10]。

在精准考核方面，现有政策对每个地区规定了脱贫的年限，而且对于每一个阶段有定向的考核指标，基于考核的方便性，考核体系较注重对经济效益的考核。该背景下可能会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不得不追求短期效益，进而催生贫困户“被脱贫”或统计意义显著的“数字脱贫”[12，23]。因此政府下一步的工作中必须完善现有的考核机制，适当放松对插花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考核，侧重于对有助于长期脱贫的考核指标，与此同时，要健全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的激励机制，提升他们在精准帮扶中积极性。

（三）多举措健全精准扶贫的监督机制

插花贫困地区相对贫困化现象更为凸显，增加了精准识别的难度。因此，政府要采取多种宣传手段对精准扶贫的相关知识进行宣传，并完善精准识别过程中的民主机制，畅通需求表达机制，让农民了解精准扶贫相关知识并拥有利益表达的权利，增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同时，要建立健全贫困户和脱贫户的抽查核实机制、精准识别和帮扶的过失责任机制，其评估的主体不仅要包括基层政府本身，还要加入非贫困群体、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精准扶贫识别和精准脱贫的真实性以及扶贫资金和资源能够瞄准穷人。

（四）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

插花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的特殊性要求精准帮扶机制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要通过贫困家庭其他成员的间接帮扶来帮助其彻底脱贫；另一方面，在坚持和完善“输血式”扶贫机制的同时注重对插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值得关注，只有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贫困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贫困户的宣传教育、树立典范，摒弃“等、靠、要”“争当贫困户”的不良风气，还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于有劳动能力，但因教育、缺资金、缺技术等致贫的贫困户采取积极的帮扶措施，如建立“有责任的帮扶机制”“减贫脱贫奖励机制”[11]，即改变“脱贫即断奶”的反向激励，建立“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正向激励，以确保精准帮扶效果。

（五）发挥“能人效应”，助力精准扶贫

村庄的能人相比于村庄其他人具有更高的资源禀赋条件，主要表现在人脉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有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能力，而且熟知家乡实际情况，可以更为有效地开展脱贫致富项目，因此要采取措施，调动乡村能人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发挥“能人效应”，助力精准扶贫。一方面，要健全激励机制，出台优惠政策，从制度、经济和社会激励等角度给农村能人主动承担组织成本的动机和理由[24]，调动其积极性，达到吸引乡村能人回乡办企业或融资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乡村能人优势，激励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乡村招商引资助力精准扶贫。当然，在充分发挥“能人效应”的同时也要健全对其考核和监督机制，避免扶贫资源被乡村能人俘获现象的出现。

五、结 语

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鉴于插花贫困地区空心化较为严重并且是相对发达地区的贫困，因此文章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研究发现：贫困户多数认为能够被帮扶要感谢国家，脱贫还是要靠国家；部分普通农户认为精准扶贫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是在基层实施却出现了问题；村民代表和党员地位尴尬，为不得罪人走形式；富人参与小项目可以，但参与大项目则积极性有待提高；村干部的心态包括“按照政策开展工作型”和“反思政策关注长远脱贫型”两种心态；驻村干部依靠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但难免存在一定的“过客心理”。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来共同实现脱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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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论文篇（11）

一、引言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视察期间初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定目标，而且要落实行动，不能光喊口号。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务院机构也《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扶贫的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真正将的思想落实到了实处。[1]中央有关“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反映了我国扶贫工作在效率上存在着改进的空间，是针对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现状提出的。

二、“精准扶贫”概念及扶贫资金效率使用状况

“精准扶贫”的主要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管理和效率的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精准识别是基础。识别需要做到将真正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从普通家庭中鉴别出来，并且查明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精准帮扶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行动。在识别出贫困的原因后，针对原因，因地制宜的采取行动，从根源上扶贫。管理是扶贫工作的基本信息来源，管理需要做到详细记录贫困户和人员的情况。

1991～2000年，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进度平均为0.1，而2001～2010年，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进度平均只有0.07。在2010至2012年，约6700万人脱贫，贫困率下降了7%。目前的贫困率为10%。重点扶贫县的人均收入增加1329元，增长了约19%，达到了4602元。①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虽然扶贫资金不断增长，但是减少的贫困却日益减少。以200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数，2000年中国政府名义扶贫资金是3502亿元，但是结果物价折算实际资金总额只有2648亿元。因此甚至资金总量日益增长的结论也有待商榷，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过低是绝对的事实。

三、扶贫资金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审计署28日公布的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状况结果显示，2010年至2012年间，19个县都存在未正常分配和使用扶贫资金的问题。包括冒领、虚报挪用资金，公款送礼请客等。②接下来本文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制度因素对资金效率的限制作用。

案例一：③

2011年至2013年间，海南省的18个市县（除三沙市）对于扶贫资金的审计显示，不合规使用的金额共有1.9749亿元，占已支出扶贫资金总额的27%。其中，只有约占30%扶贫物资发放给了扶贫对象，大约有889万元，；甚至，有些村干部，挪用侵占三成以上物资。

案例二：④

据公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高达3119人。此外，为了完成相关政策的扶贫任务，2014年度被认定为脱贫的608户、2272人实际人均纯收入是低于国家农村扶贫标准的贫困户，占脱贫户总数的9.10%、脱贫总人数的8.90%。此外，2014年及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高达7056.14万元，导致多个产业扶贫开发项目推进缓慢。

案例三：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发展改革局建设单座造价高达23万元仅具标识功能的大型移民新村标志牌17座，并且使用扶贫费用订做单价1.4万元以上的仅具有扶贫项目宣传展示功能的宣传牌24块。

首先由案例一可以看出，一方面，扶贫资金未完全发放以及违规发放的状况，不规范的扶贫制度容易导致扶贫资金分配不公。另一方面，行政不作为以及行政乱作为也反映了政府执法方面的问题。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分散，以至于不能够形成合体有效的推动扶贫工作进行，同时扶贫制度过于分散，各地区各行其是，导致扶贫资金效率不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扶贫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管理困难。

其次，在案例二中，扶贫认定对象标准审查，以及脱贫认定都出现问题，资金使用不规范影响了公共扶贫项目的进展。贫困户识别评判的困难也导致政府很难低成本的完成工作，由于扶贫工作在贫困户认定上存在很大的难度，如果过多的成本投入贫困认定那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扶贫资金效率发挥。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形势仍旧严峻，贫困特征也逐渐变化，扶贫攻坚遭遇瓶颈。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扶贫项目的开展和绩效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原有的绩效评估思路和评估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不m用，需要结合新的精准指导思想，对扶贫项目绩效评估体系做出改进。[2]在对2000～2006年的中央财政扶贫的投入资金与扶贫重点县的人口量变化数据回归分析，可得出我国扶贫投入资金是低效率的结论。缺乏科学的资金分配机制，财政投入挤占挪用，多头管理以及缺乏评估机制这些制度上的不完善是导致出现扶贫资金效率低现象的原因。[3]因此，对贫困以及脱贫两方面的评估和认定存在巨大的困难。

除此以外，案例三中挪用扶贫资金用于形象工程的建设也是现实的状况。胡祥勇（2014）运用农村扶贫资金来源和使用及其各种资金形式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除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对对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贫困率有着显著影响外其他来源资金影响不显著。认为不同来源资金效率的影响不同显示了相关负责部门以及管理方式在资金使用发挥上的区别。[4]公共服务的属性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持扶贫资金是德政工程，无关效率无关效果，那么这种地方政府认识的存在导致扶贫资金成了一笔德政资金，那么将其用于形象工程的建设，或者流于形式的现象也影响着扶贫资金效率的发挥。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在扶贫资金使用上受限与狭隘的地域限制会存在着虚假报告脱贫成果等以形象为目的的行为。

综上所述，扶贫资金效率过低的问题不光是制度的不完善限制着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执法队伍以及执法力度更是其限制的重要因素。同时对评估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在贫困认定和脱贫认定两头都限制着扶贫资金效率的发挥。

四、精准扶贫在促进扶贫资金效率中的重要性

下面本文将针对上文对影响扶贫资金效率管理和评估两个大方面，三个小点给出相应的建议。并指出“精准扶贫”在解决扶贫资金效率过低的状况中的重要性。上文我们指出，精准扶贫主要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现在对应下来我们能够发现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及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是用于解决贫困和脱贫认定困难的，而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是主要解决政府管理方面问题的方案。

制度建设方面，加快反贫困法治化进程，为扶贫效率的提高提供法律保障在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一个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而导致扶贫具体工作落实不到位，任意虚报扶贫业绩，，贫困人口责任与义务不明确、不具体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扶贫效率。因此，制定国家反贫困法，实行贫困人口登记制度，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档案化管理，进一步明确贫困人口的权利与义务，把扶贫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明确扶贫重点和扶贫方式，不仅为反贫困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且确保了政府扶贫效率的提高。

贫困认定困难方面，采取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参与制度，修正和确定贫困人口的规模。让所有贫困人口都能被识别和确定，确保贫困识别过程的公开，公正，透明。[5]首先政府应正视这一过程的困难，但是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信息方面的困y都会随着大数据库建设的推进而降低成本，因此发挥信息技术在贫困认定方面的优势将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而地方政府对以扶贫资金缺乏正确的认识，应该通过更多的媒体资源以及中央文件加强对于扶贫资金重要性的宣传，使地方政府和公众从思想上对其重视并形成客观认识。

五、小结

本文首先通过新闻对于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过程的报告明确本文重要的主体之一。之后，之后以相关学者对《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研究结论提出另一主体――扶贫资金效率问题。继而介绍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并通过数据说明了扶贫资金效率使用过低的事实为说明两个的联系做铺垫。正文部分，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对这扶贫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影响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管理建设，执法力度以及贫困和脱贫认定难度是影响扶贫资金效率发挥的重要要因素的结论。最后针对以上的相关的因素指出了“精准扶贫”在解决这些影响扶贫资金效率发挥的问题中具有重要性。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务院公布数据，2011。

②数据来源：2013年第31号公告：审计署关于19个县2010年至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

③数据来源：案例一根据新华网报道整理。

④数据来源：案例二根据南方都市网报道整理。

⑤数据来源：国务院公布数据，2011。

⑥数据来源：2013年第31号公告：审计署关于19个县2010年至2012年财政扶贫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的审计结果。

⑦数据来源：案例一根据新华网报道整理。

⑧数据来源：案例二根据南方都市网报道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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