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心理学论文大全11篇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1）

一、地方幸福感研究进展：整合、拓展和应用

（一）从研究发展过程来看，幸福感研究趋于整合

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将情绪要素与认知要素的融合，形成了经典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研究；第二次是基于主观幸福感缺乏对自我成长和自我发展的缺陷，形成了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的研究；第三次则是从社会、团体更高的层面关注幸福感，形成了社会幸福感（socialwell-being）的研究[2]。而如今，国外已经形成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者整合成为幸福感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另外，2010年美国心理学家Waterman等融合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理论，开创了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EWB）的理论研究[3]，大大的推动和拓展了当代幸福感研究。

国内也在跟随国际趋势，做好三个理论的相关本土化研究和整合，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整合出整体幸福感理论，包括人生活的物质经济因素、心理感受和社会氛围等方面；将三个理论与经济学、社会学结合，形成幸福指数理论，用于替代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

（二）从理论渊源上看，幸福感的理论不断拓展

国外关于幸福的研究理论渊源之一就是哲学上的快乐论，它认为幸福就是快乐的主观体验[4]10-13。趋利避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是人的自然本性，“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幸福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终极目的仍是得到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始点与终点”[5]276-294。而快乐论的“快乐即幸福”的思想在主观幸福感理论得到体现。国外研究另一个理论渊源是实现论，它认为幸福是客观的，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幸福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和人的发展[4]10-13。“无论在理性的反思或是今后的历史，都将证明这样一种德性幸福论是人类幸福追求之真谛之所在。”[6]29这种从人的发展角度理解幸福，在心理幸福感的理论中得到体现。另外，国外的幸福研究也整合了我国传统儒家道家的哲学。

国内研究的理论渊源根植于我国的传统的乐文化和福文化，基于我国集体主义文化而拓展[7]986-994。儒家认为幸福分为两种，一是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感性之乐，包括吃穿住用的满足，二是类似“仁”的理性之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家认为幸福就是乐天知命，顺其自然[8]19-30，“与天合者，谓之天乐”，只要内心知晓幸福，就会得到幸福。释、禅则认为个体心灵的宁静和谐即是幸福，利他而乐。这些国内传统哲学关于幸福的共同点认为幸福是由心而起，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和领悟[9]10-25。同时国内也在拓展吸收国外关于幸福感的三种理论概念，完善我国关于幸福感的理论。

（三）从研究对象和测量工具来看，幸福感的应用性日益凸显

国外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对象多元化明显，涉及学生、教师、医生、军人、老人、儿童各个方面，对于不同对象的幸福感侧重点也不同，例如企业职员突出其工作绩效因素，学生则突出其学习成绩因素，应用性不断增强。国外幸福感测量工具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最为突出。主观幸福感将其定义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快乐程度和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平衡，分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三个因子，测量工具主要有Bradburn编制的《情感量表》（Affectscales：positive affect，negative affect，affect balance），Diener等编制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Waston的《简式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Scale，PANAS），Kozma和Stones的《纽芬兰主观幸福度量表》，Argyle的《牛津主观幸福感问卷》（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OHI）；心理幸福感以Ryff为代表，批评了主观幸福感理论对情感的过度关注，认为它不能包含幸福的所有含义，幸福感应该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将其分为6个维度，即6个不同的维度：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测量工具有Ryff的《多维幸福量表》；社会幸福感以Keyes为代表，认为幸福感在社会这个更高的层面中，应关注社会团体中的社会关系和任务，测量工具有Keyes在美国中年人调查（the 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MIDUS）等。国外的这些量表都将幸福感分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因子去测量，信度效度都不错，应用性很强。

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对象拓展的还不够，主要集中在老人、教师、医生，其他对象涉及不多，应用性相对国外还不够。而测量工具多是将国外的量表进行修订，使其更适合中国人的特点，但也有自己编制的应用性较强的量表，像我国陈云英、孙绍邦编制的《教师工作满意感》，邢占军的《满意感调查表》，苗元江的《综合幸福感问卷》，测量工具的应用性还要进一步加强。

二、军人幸福感研究进展：完善、深化和借鉴

国外关于军人幸福感的研究相对比较多，大都和军人社会支持和职业绩效评估结合在一起。但可能是由于保密性的原因，笔者找到的多是其他文献旁敲侧击的描述，具体的直接的文献找到的特别少，就不再论述，仅从国内军人幸福感研究进行论述。

（一）国内军人幸福感从研究发展过程上看，理论建构还在不断完善

国内的军人幸福感多集中在研究和验证某些主客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例如自尊、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和军人幸福感是否显著，有何影响。另外，关于军人幸福感的概念理论多是主观幸福感，涉及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很少，所以造成了军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比较充分，理论建构相对较好，而军人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还都停留在影响因素描述和验证阶段的现象。

（二）从研究对象内容上看，幸福感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化

军人幸福感研究对象应当主要包括青年军官、基层士兵、士官、伤残军人、军校学员以及复员离休老军人，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基层军队任务多，时间紧，研究对象就主要集中到了军校学员和复员离休老军人这些较为特殊的群体身上，代表性还不够。军队中主要承担任务的多是青年军官、基层士兵、士官，对他们幸福感的研究才更具有普遍性，更为关键[10]7-8，所以军人幸福感的研究还要进一步深化。

（三）从测量工具上看，幸福感的研究还在借鉴地方上的成果

目前，地方上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从理论建构到实际测量工具都要优于军队。因而不少研究者就直接将测量工具和量表拿过来给军人使用[10]7-8，这样固然有益于军人幸福感的研究，但是没有注意到军人职业压力大，相对封闭等特殊性，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有多高还是个问题，更不要提应用了。所以军人幸福感的研究不但要借鉴，更要结合职业特点进一步优化改进。

三、地方幸福感对军人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一）要从理论研究过程的整体性入手，加强对军人幸福感的基础理论框架的研究和论述

国内外关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描述比较、理论建构、测量发展、实际应用的四个完整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研究和理论作支撑，因而整个幸福的理论就比较厚重，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也有利于理论框架的整合和发展，整体性很强。所以过去的理论加上如今的实证验证，排除相同因子就可以完成整合。而我国军人幸福感的研究多是基于现实需求和问题倒逼，比如婚姻问题，导致婚姻质量和军人幸福感相关的研究[11]1-2，压力问题，导致压力源对军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12]1-2等等，没有完整的规划和理论建构，因而建立起来的军人幸福感理论较为分散，理论单薄，难成体系，不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军人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要加强整体性研究，从理论基础，到理论构建，再到实际的测量和应用都要一步步来，做好整体规划，每一步都要进行相关的研究作为支撑，既要研究军人主观幸福感，还要研究军人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进而整合出军人职业的幸福感，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二）要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入手，加强对军人职业幸福感的心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的研究

不同的职业关于幸福的定义和理解就各不相同。学生的幸福感和学习成绩相关，老人的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相关，企业职员和工作绩效相关。同样，军人由于其职业特殊性，他们承担着作战任务，承受的压力相对就比较大，他们的幸福感和自我奉献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幸福多源于利他行为，多源于精神享受，多源于履行使命[10]12-14。因而其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相关度就比较高。如果仅仅用一般大众幸福感的评价方式去测量军人幸福感，必然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得出不准确的结论。

因此对军人幸福感研究要结合军队的实际特点，除了要注意一般人的幸福影响因素以外，还要关注军人职业压力大，任务繁重，环境相对封闭的特点，突出军人压力、压力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和婚姻质量等因素在军人幸福感心理结构的比重，构建出合情合理，准确可靠的军人幸福感心理结构理论。同时也要关注与其职业相关的独特的幸福感影响因素，比如相对封闭的军营环境，相对单调的日常训练生活，简单的上下级和战友的人际关系等等[10]12-14，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从而加强军人幸福感研究的适用性和准确度。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25-0010-03

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对幸福感的研究也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幸福感分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研究取向。主观幸福感是以个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的幸福，即主要是指个人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心理幸福感则从另一个侧面界定和诠释幸福感，它不仅仅注重人们的情感体验，更注重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成长。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 心理幸福感的界定

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Aristotle提出的幸福论或自我实现论的基础上的，认为幸福是人的自我实现。对于心理幸福感的具体界定，研究者们还没有达成共识，不同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的理论出发，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理论。Ryff对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各种关键因素进行了综合，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一个多维模型，这个模型包括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受、同他人的积极关系、环境控制、自主性、生活目标、个人成长，这六个方面从理论上和操作上定义了心理幸福感。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是另一个将幸福主义或自我实现概念当作幸福感的核心定义，以及试图解决什么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如何实现的理论。总而言之，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都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人的发展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

二 心理幸福感理论

1.Waterman的“个人展现”

Waterman认为，快乐是享乐主义的定义，而幸福感则涉及人们与真实的自我协调一致。他认为幸福有两种，一种是尽情享乐的幸福，是指活动中体验到自己的生活或心理需要得到了满足；另一种是个人表现的幸福，是指个人全心全意地投入活动中时，意识到自己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自我得以表现，进而有助于达成自我实现的体验，是实现自我的愉悦。

2.Ryff的六维度模型

Ryff等人认为幸福感不仅是保持愉悦，更重要的是追求真正潜能的实现。通过总结各种心理学理论，他们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这六个维度包括：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Ryff认为，在这六个维度中，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和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对于人的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其次是对自我的尊重和掌握。

3.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的定义一方面包括自我实现，另一方面试图指明自我实现的意义及途径。Deci认为，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它还是个体的一种需要。人们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且使人们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环境。自我决定理论是通往人类动机和人格的途径，它重视人类的内部资源对于人格发展和行为自我调节的重要性。因此，它研究的是人的内在成长趋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自我决定理论提出了三个基本心理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这三种基本需要被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是幸福感的三个基本因素，它们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人们以促进其成长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三 心理幸福感测评工具

国外学者的测评工具有Ryff和Keyes等人的心理幸福感量表，Ryff等人根据他们提出的六维度模型提供了心理幸福感的多维度的测量方法，该量表包括自我接受、人格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和独立自主六个维度。这个量表是目前国外测量心理幸福感最常用的量表。Waterman根据其关于幸福感的理论，编制了个人表现行为问卷（The Personally Expressive Activities Questionnaire，PEAQ），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快乐和个人表现之间的相关。其他一些研究者，如Barry等人强调自主或控制感和社会支持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建议在研究中综合这些指标；Wilson强调社会的支持网络的重要性，Ants等人强调自尊和自我观念的重要性。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测评指标，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指标体系，而仍在进一步的完善中。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苗元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中的心理幸福感分问卷是针对大学生的问卷，信效度较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邢占军在Ryff心理幸福感的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城市居民心理幸福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达0.94，信度效标效度尚可，有在我国进一步使用的价值。周淑慧在其硕士论文中，针对高中生的特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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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资助（编号：WZSZ-2014Z16）

了高中生心理幸福感问卷，该问卷的信、效度指标都较好，可以作为反映高中生心理幸福感的指标。

四 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人口学变量

在人口学变量上，有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因素的研究。在年龄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不同年龄的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差异。Ryff等人将年龄段划分为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研究结果表明，中年人在生活目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人，而在自主性上高于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较青年人评价自己更有环境控制力；而在个人成长方面，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得分显著高于老年人。国内学者许淑莲等人的研究，以中国的城市居民为样本，将年龄段划分为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和老老年组。研究结果表明，自主性方面没有显著的年龄差异，环境控制方面中年组和老年组均高于老老年组；个人成长方面各较年轻组均高于年老组，除中年组高于老年组尚不够显著，其余均显著；人际关系和生活目标方面，较年轻三组均高于老老年组；自我接受方面，中年组和老年组均高于青年组。

在性别因素上，Ryff等人发现，女性“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在其他维度上，两性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邢占军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在自主性、个人成长、生活目标和自我接受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女性，环境掌握的得分没有性别差异，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方面，女性稍高于男性。而崔春华等人以师范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总量表及环境控制、人际关系、生活目标、个人成长方面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周淑慧自编了高中生心理幸福感问卷，测量了高中生的心理幸福感，研究表明高中生心理幸福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在心理幸福感总水平、利他行为、个人成长、环境把握、健康关注层面均显著高于男生。

2.人格因素

Schmutte等人对五大人格因素和六维度的心理幸福感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神经质（N）、外向性（E）和尽责性（C）对于多维度的心理幸福感是最为有力和持久的预测因素。神经质性与自我接纳和环境控制有很强的负相关，与生活目标、个人成长和自主性也有一定的相关；外向性与自我接纳、个人成长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之间也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尽责性与自我接纳、环境控制和生活目标有中等程度的相关。高淑燕等人研究了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格是预测心理幸福感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在五大人格因素问卷中，严谨性与自我接受、生活目的、情境把握具有显著负相关，外倾性与自我接受、良好关系、情境把握具有显著正相关，宜人性除个人成长外，与其他五个维度的正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宜人性能显著地预测心理幸福感。

3.社会支持等其他相关因素

崔春华等人对师范大学生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和心理控制源对心理幸福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呈正相关，内在控制性强的个体心理幸福感高于外在控制性个体。王艳芝探讨幼儿教师领悟社会支持、生存质量、安全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生存质量、安全感与心理幸福感有显著性相关，当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生存质量满意度得到提高以后，心理幸福感相应也会得到改善。李春晖等人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研究“非典”前后大学生主观上体验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并且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越高越充分，那么他们的心理幸福感就越高、强。

吴双磊研究了大学生完美主义倾向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完美主义倾向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完美主义倾向中的难以放松倾向、关注自我倾向和高标准倾向三个维度是心理幸福感的有效预测指标。此外，还有比较重要的是情感因素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Butzel等人发现有情感暴露倾向的人会有较高的幸福感回报，从而证实了情感和谐对幸福感非常重要。

五 研究趋势及其展望

1.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

当前关于心理幸福感的概念的界定和实证研究，绝大部分是基于西方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理论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文化的背景下，中国人幸福感的具体维度和结构未必与西方相一致，我国学者虽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研究的框架基本还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进行。因此，关于我国的心理幸福感研究，还需要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检验。

2.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

近年来，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整合，为更加全面地认识人们的幸福感提供了新的平台。Ryff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虽然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一点细微的不同，但是心理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两种幸福感整合的同时，其内部的作用机制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在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对生活满意的整体评价，需要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认知，其中就有心理幸福感的各个方面。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心理幸福感的评价是总体生活满意感评价的前提。国内学者金玲玲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研究取向是相互独立但是又有部分重合的关系。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确实是有联系，但是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究竟如何，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因此，以两者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是心理幸福感研究的一个新方面。

3.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46-02

自1879年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大都集中于对人的病态消极心理的探索，如焦虑、抑郁、自卑等课题。直到20世纪末，由塞利格曼教授发起了积极心理学研究的思潮，才正式开启了对人的积极心理的关注。积极心理学是一门以人的积极力量、优秀品德为研究对象，并致力于帮助人们发挥其潜能并获得幸福的科学。在这样的思潮下，对幸福感的研究无疑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因为追求幸福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幸福是人类从古至今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感指的是人们对于有关幸福的问题的总体看法以及基本点观点，对幸福感的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从哲学渊源来看，对幸福感的概念解释与理论构建大体分为两种基本取向：快乐论与实现论。以快乐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将个人的主观判断作为界定幸福的标准，认为幸福即是拥有快乐的主观心理体验，幸福在于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而基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则认为幸福不应该仅仅指获得快乐的心理体验，更应该关注个体通过不懈努力而获得的潜能的充分展现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自我发展及成长。

另外，随着学术界对幸福感研究的推进，基于不同的哲学角度，幸福感研究如今也呈现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出现了如社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以及幸福指数等新的概念。如Seligaman教授将其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幸福衡量指标的“幸福1.0理论”发展到了由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幸福感2.0理论”，对幸福的构成元素的描述也从积极的情感、投入和意义三元素发展到了积极情绪、意义、成就、投入和良好人际等五个元素，同时，对幸福外延的解释也从“真正幸福”（幸福感受和幸福实现）扩展到了“持续幸福”（Flourish个体和人类繁荣或蓬勃发展）。而Dinner则从促进幸福感实际社会应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对其界定和测量也引发了现代研究的核心及难点。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基于实现论哲学基础的心理幸福感，通过对其内涵界定、理论模型、量化评估，以及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述评，以期为心理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提供有效借鉴。

一、心理幸福感的界定

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比较早也比较成熟，而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渐渐出现。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我实现论的基础上，其主要目的是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及存在的生存挑战。心理幸福感强调幸福感所具有的心理意义，并认为幸福感来自于个体内心深处的心理需要所获得的满足，它从自我发展与个人实现的角度对幸福感的定义做出了全新的阐释。然而，在实现论的取向下，不同的学者也从其各自的理论角度出发，对心理幸福感的内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Waterman认为，心理幸福感即是与个体的真实自我保持协调一致，发生于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与自己的深层价值观最匹配的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个体的技能得到发展，进而潜能得以实现，个体因此获得自我实现的体验。Ryff将心理幸福感描述为个体通过努力发挥自身的潜力达到完美的体验，并与Keyes共同提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维度模型。Ryan与Deci对心理幸福感的定义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心理幸福感即是一种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指明自我实现所具有的意义及其获得的方法。

二、心理幸福感的理论

1.Waterman的个人展现理论

在Waterman看来，当人们能够从事与自己的深层价值观最匹配的活动，并达到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境界，就会拥有幸福的体验。此外，个人遵循其“真实自我”来生活，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达到自身潜能的实现，个体因此而感受到展现真实自我的喜悦，Waterman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为“个人展现”。据此，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幸福感：其一是尽情享乐的幸福，即指个体在从事某种活动时感受到生存需要、生活需要以及心理需要均得到满足的状态。另一种是个人展现的幸福，指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某种能够给其带来强烈活跃感与适合感的活动中，在这个活动中其个人技能得到锻炼与发展，并进而达到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与真实自我的完美展现，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自我实现的愉悦感。

2.Ryff的六维度模型

Ryff也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论角度出发对幸福感进行研究，他也认为，幸福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保持愉悦的心情，而是对通过不懈努力，充分发挥自身内在潜能以达到完美的一种心理体验。他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及个人潜能的实现称为心理幸福感。随后，Ryff与Keyes总结分析了发展心理学、心理卫生学以及临床心理学中有关健康人的心理理论，归纳出了六种共同具有的成分，并以之为衡量指标，构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维度结构模型。这六个维度分别为自我接纳、积极关系、生活目标感、环境控制感、独立自主、个人成长。

3.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

Ryan与Deci提出的自我决定论对心理幸福感定义的描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心理幸福感即是一种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指明自我实现所具有的意义及其获得的方法。随后，他们总结归纳出三种基本需要，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能力需要，认为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决定着个体的幸福水平，同时他们指出，这些需要的满足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对推动整个社会的建构和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三种需要是获得幸福感的基本因素，其满足与否以及满足的水平将决定着个体能否体验到一种持续的整合感和幸福感。

三、心理幸福感的量化评估

国内外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其理论与内涵的探究也始终伴随着实证研究的发展，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出发编制最能体现其理论构想的心理幸福感问卷，这些问卷的产生也进一步繁荣了心理幸福感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心理幸福感测评工具为Ryff与Keyes在1995年基于其六维度模型编制的《Ryff多维心理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84个项目组成，涉及自我接纳、个人成长、生活目标、积极关系、环境掌控和独立自主等六个维度，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另外，Waterman在提出其“个人展现理论”时，为进行实证研究验证其理论，也编制了一套《人格展现问卷》来对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进行测评，对应其理论上对幸福感的两种分类，问卷也包括了对个人展现的幸福的测评与对尽情享乐的幸福的测评两个部分。

国内方面独立发展的心理幸福感测评量表主要有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学者苗元江教授编制的《综合幸福感问卷》，该量表是在整合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两种幸福感的理论模型与衡量指标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一个多方位、多功能、多测度且本土化的幸福感测评工具。该量表的心理幸福感分问卷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大学生，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应用价值较高。

四、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建立在实现论哲学基础上的心理幸福感出现得比较晚，国内外对其研究也不如主观幸福感成熟，但随着对幸福感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的研究也呈现越来越明朗的发展趋势。早在Ryff提出心理幸福感的六维度模型，并编制出相应的测评量表后，学者们便开始利用该模型来评价不同群体的心理幸福感现状同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该研究方向至今仍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最大热点。对心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集中在人口学变量及人格等因素上，如我国学者高淑燕等人以大学生作为被试进行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人格对心理幸福感强有力的预测作用。

心理幸福感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在对心理幸福感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近年来对幸福感结构与内涵的研究呈现出整合的趋势，如Keyes根据SWB与PWB的分数高低将被试分为四种类型，并对二者的关系结构进行拟合，最终得出PWB与SWB是个体积极心理机能中的不同但又彼此联系的两个方面。国内方面严标宾等人对SWB与PWB两种幸福感取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二者的结合与各种不同的人口学变量及人格变量具有密切的关系，且二者呈现出彼此整合的趋势。苑燕等人则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两种幸福感之间的具有的内在联系。高良等人则在当前关于幸福感结构的基础上引入了价值实现成分，构建了一个包括需要满足感、生活满意感及价值实现感三个成分相互作用的幸福感三因素模型。

最后，在对心理幸福感的测定上，除了以自评量表作为研究工具外，庞颖尝试利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方法对个体的心理幸福感进行测评，并认为心理幸福感应该由内隐的和外显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共同组成。这一尝试对心理幸福感理论结构及研究手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术界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现状看来，仍然是以发展其理论为主，实证研究还做得不够丰富。尤其是在国内方面，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上，都还较依赖于国外的理论和测评工具，因此未来国内方面应更多地结合国内实情及历史背景，探寻属于国人的心理幸福感机制，同时开发和编制适合现阶段国内不同群体被试的测评问卷。

参考文献：

[1]马丁・塞利格曼.持续的幸福[M].赵昱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3]高淑燕，孙继民.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S4）.

[4]严标宾，郑雪，邱林.SWB和PWB：两种幸福感研究取向的分野与整合[J].心理科学，2004（4）.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4）

幸福文化教育是指以学生为本，向学生传授幸福文化知识和技能，培养感知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所以幸福文化教育的思想，并不是狭义上的以幸福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而是在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通过学校创设的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学生在体验中实现知识的有效转化以及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进而引导学生学会感知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一种学校教育体系。基于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与思考，我们将“幸福文化教育”的内涵概括为：“尊重人的幸福存在，培育人的主体精神；反映教育的丰富内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点化学生的幸福品质，追求教育的艺术境界；让幸福因接受教育而精彩，让教育因幸福而深刻！”

二、幸福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基于幸福文化教育的内涵，学校在确定了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后，我们便开始着手探讨学校实施幸福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1.幸福文化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学基础

（1）心理――道德教育理论。心理―道德教育一方面秉承着心理教育中对个体完整人格的塑造；另一方面又传承着道德教育中对个体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品格的培养。

（2）变构模型学习理论。变构模型学习理论是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后一种新型学习理论，它纠正了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对有利于学习的因素和条件的忽视与沉默。我们通过多种教育手段与环境，使这种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构建出学校幸福文化教育的实践模式。

2.学校实施幸福文化教育的构想假设

根据幸福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实施幸福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我校实施幸福文化教育是基于以下假设。

假设一：学校幸福文化教育的理论创新应该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学校幸福文化教育理论。同时，以探讨幸福文化教育中价值问题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为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的契合点，既为幸福文化教育提供深层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也将形成有效的、具有操作性的实践模式。

假设二：学校的幸福文化教育既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有自身的独特性与理论内涵。同时对于师生积极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又有独特的促进作用。它将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且对于师生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三、幸福文化教育的实践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真谛是什么？现实教育符合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吗？带着一系列的问题，我校以“实施幸福文化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奠基”为办学理念，通过制定学校德育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将幸福文化教育工作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做到从小事抓起、全面育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增强我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在实施幸福文化教育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1.确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策略

学校针对学生的学情特点，提出“低起点，小台阶，大容量，体验成功，感知幸福，促进发展”的教育教学策略。在这个教育教学策略中，“低起点”是前提，“小台阶”是策略，“体验成功、感知幸福”是关键，“促进发展”是目的。

2.让教师的身教成为幸福文化教育的主渠道

没有“幸福的教师”，就没有“幸福的教育”。我校积极倡导“六种精神”，即终身爱岗的敬业精神，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共同进步的协作精神，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勇创一流的拼搏精神，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扎实抓好师德师风建设，重点抓好教育理念、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等方面的教育。

3.让课堂成为幸福文化教育主阵地

（1）引进“课堂观察”听评课方法，探索确立了四十九中幸福课堂模式，课堂观察主张围绕新课程三维目标，对课堂教学中的教材、教师、学生和教学资源等四个维度进行观察评价，用评价引领教学活动，是将教师带入研究状态的有效途径，能让师生课堂上逐渐感受到幸福。（2）加强学科课堂教学中的德育渗透，适时、适事、适当地引导学生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具备良好的社会公德、遵纪守法、爱人爱己爱家国，真正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未来建设人才。

4.让养成教育成为幸福文化教育的基础

我校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作为养成教育的主要策略，我们提出了“生活就是素质教育”，将各项规章制度和初中学习方法等编制成校本课程，如《四会读本》《学会学习》等，向学生灌输学校的管理要求。

5.让活动成为幸福文化教育的载体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学校围绕人格教育的目标设计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活动。以“学生一日常规”训练为重点，分年级、分阶段、分重点，从“小事”抓起，抓训练，促养成。

6.开发了实施幸福文化教育的立体课程

我们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正视差异，善待差异，将学生的差异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形成了立体的课程体系，其中有人文素养系列校本课程：“名家讲坛”“河北乡土教育”等；科学素养系列校本课程：“网页制作”“flas”等20余门校本课程，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极大激发，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

四、学校的发展成果及品牌影响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04-02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及其特点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候，人们将幸福等同于享乐主义快乐。那到底究竟什么是幸福？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不同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会有多种多样的主观理解。积极心理学家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人积极体验的核心，同时也是对其生活的最高目标。

二、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现状

（一）文献检索情况

笔者根据研究的需要，以“主观幸福感”、“青少年主观幸福感”、“追踪研究”为关键词，开展了相关领域的文献搜集和资料整理工作。文献整理后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多数是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分析以及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亦进行了搜集与整理。截至2013年1月，笔者搜集相关专著10余本;在期刊网上，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中文期刊数据库、维普科技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为搜索范围，搜索近十年的相关文章，下载了相关硕博论文32篇，期刊论文87篇;外文文献25篇;搜集并保留相关网站3个。总体来说，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研究资料尚不多，但这些略显零乱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近些年来，心理学领域的各个专家、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青少年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吸引了很多心理学家以及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已经被大范围研究与讨论，但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缺少一定的调查。本文旨在通过多个时段的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此得出相对应的数据和结果，并对这多个时间段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因素分析和结果讨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对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横向研究，这些研究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对近十年的文献、期刊以及硕博论文进行了整理。因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群体划分。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郑宏志与陈功香在《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中指出，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并不显著，有婚姻作为支撑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效应。对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无配偶的老年人。与此同时，社会支持也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主观支持还是客观支持，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群体会有更为积极的感受。而赵立军、刘旭华在《贵阳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研究》中表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

著名心理学家、专家、学者对青年主观幸福感这个群体产生极大关注。笔者从这里选取其中典型的文章作为参考。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中指出：幸福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观反映。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而且是一种比较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感受。严标宾、郑雪等人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指出：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朋友、恋爱和室友关系对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其结果发现：内部价值中自我实现和学习能力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比外部价值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会更为显著。而生活事件无论是好的生活事件还是坏的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

关于儿童群体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献。《离异家庭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作者齐琳将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子女主观幸福感做了比较，得出：离异家庭的儿童，其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明显低于完整家庭的儿童。独生子女的积极情绪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喻永婷与张丽芳各自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类型上都不同影响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以上是各个专家学者从各个群体来研究主观幸福感。学者们大体上分析了影响老人、青少年、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解释了影响主观幸福感因素的显著关系。对本论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析。从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来看：影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众多。从早些年来分析：杨海荣，石国兴等人在《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中探讨了初中生的自尊，事件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一文作者通过大量研究，大量数据表明：一般而言，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就会体验更多的幸福。故学校和老师可以适当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来提高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张雯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中提到自尊、社会支持与归因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著名学者郑雪、王玲等人也曾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中明确提出：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男性。至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一致。而近些年来，严标宾等人在《青少年网络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表示：网络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差异显著。而社会支持、人格等中介作用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更为复杂。目前，严标宾、郑雪等人逐渐加深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范围的研究。他们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将主观幸福影响因素纳入文化范围。他们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处于较为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一直认为大学生可能是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一代。再者，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周边人际交往也更为和谐。

从以上几个早期研究的时段来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甚多，而且交叉作用显著，研究范围从横向和纵向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三，在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来看，测量工具愈来愈精准，角度和信度都得到了一定加强。邢占军在《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中提到主观幸福可以进行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生活质量上的主观测量研究最早是由Neugarten等人于20世纪60年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接着，Cantril编制了“自我标定量表”（SAS），这种量表主要是根据自己对自己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等级评价。70年代Derogatis编订了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的衡量主要取决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所占优势。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多种多样的方法。尹海兰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中列举了多种方法。如自陈量表法。这种方法主要由被试根据自身切实情况来进行测量。几个常用的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1）人脸量表。这是一种非言语性的主观幸福量表。被试须从几幅人脸中选择自己认为最为幸福的表情。（2）情感平衡量表。用以测查群体的心里满意程度。主要用以描述过去几周的幸福感测量。（3）Campell幸福感指数量表。这个量表分为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目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熟，深度更广，范围更大，结果也较为精确。Naser&Akram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erences》中分析了幸福感与个性模型HEXACO的关系。本文主要针对HEXACO与以往五个因素的区别。对于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的研究，国外学者也有一定研究，其中Eleanor与Matthias等人利用BBC-SWB来测量主观幸福感。这种量表采用分制来测量主观幸福感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依据及身心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有关于研究富裕国家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这种主观幸福感主要依据主观和客观领域之间的差异如婚姻、健康、行为、住房和环境。研究表明：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存在某种相关，主观幸福感与婚姻、住房和周围环境存在很大相关。

从以上国外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主观幸福感分类较细，研究范围较广，研究结果较为深入。对本论文的撰写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及未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展望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分析来看，现有的研究无论是在因素间的相关分析还是各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面，无论是群体的比较还是各个特殊领域的人群，如今都已研究得相对全面。然而，问题的出现也在所难免，心理学中的幸福感重点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但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以检验，仅靠主观的判断也许会导致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得出相反结论。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学校改革主要关注的是学业结果，关注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易忽视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培养青少年积极乐观的心态，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身心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目前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研究尚没有完全展开。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这方面的研究无疑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青少年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2]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学,2001（4）：33.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6）

一、主观幸福感的概述及特点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某个阶段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1]目前学术界认为有主观幸福感有三个重要衡量标准，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是最有效的衡量标准。[3]主观幸福感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4]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值，它是长期而非短期的评价，不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它是平稳波动相对稳定的。

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及影响因素

根据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分数都高于平均分，而消极情感的分数则低于平均分132。[5]其中在整体上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是没有差异的。而进一步调查研究，经济状况只对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影响。[6]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社会支持等方面。主观因素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格因素、心里参照系、归因倾向、成就动机程度等。

三、增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作为新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祖国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于我国以后的建设有很大作用。

（一）加强幸福观教育，提升大学生感知幸福的能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传授的任务，幸福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其次高校教育还应加强素质教育，突出人文关怀。很多大学生在校园中他们没有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或者是思想上缺乏明确价值观的引导，都导致他们没有勇于追求幸福意识和能力。[7]

（二）融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良好的人格特质

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生活辅导，不仅能帮助大学生梳导心理困惑，缓解心理压力，以提高其心理素质，而且能增强大学生抗打击能力，使其在挫折中不断的适应环境，培养其稳定、积极乐观等良好的人格特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由此使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以增强。[8]大学生是一个集学习和日常生活于校园之中的群体，而目前生活辅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积极关注大学生生活动态，在摸清大学生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生活辅导，能有效改善其生活状态从而影响其生活态度向积极乐观的方向发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从本质上讲主观幸福感的教育是一种价值观认同教育，要使主观幸福感为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教学方法是关键。

1.开展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满足大学生多种心理需求

隐形课堂是对校园文化活动一个很形象的诠释，它对大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水平具有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影响深远等特点决定了其能满足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种心理需求，使大学生在轻松快乐的环境和活动中增长知识、接受教育并在活动中体现自我价值，享受过程、收获成长、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感受更多的幸福感。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较强的求知欲、探索欲和对于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知识的获取、情感的体验、身心的发展除了课堂的学习，更多的来源于校园文化生活。校园文化活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能力： 一是组织开展好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文明健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同时积极探索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在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既增长才干，以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2.通过社会实践让大学生切身体会到幸福感

社会实践，就学校而言，它是指相对于理论教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或实践环节， 狭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纳入学校教育计划的第一课堂以外的各种实践活动或环节。[9]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较多，基本上都是父母的手上宝心头肉，再加上平时待在学校学业功课繁重，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少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普遍现象。因此，高校应积极开展、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支农服务、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和勤工俭学社会兼职等社会实践活动。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富理论，并在实践过程中收获感情、收获喜悦，提高感知幸福的能力，从而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

（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方式，提升大学生学习、生活的积极性

学习也是一个创造幸福的活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个体心理结构的角度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10]较高的层次需要是在较低的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由低到高直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人生的价值得以实现，这时，人们将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它能满足大学生喜爱学习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同时也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知识的获取、素质的提高能帮助大学生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学习目的的崇高性也能带来幸福感。因此，高校应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式，对大学生采取以鼓励性评价为主的评价方式，帮助其树立学习的自信心和主动性，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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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雯，郑日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01）.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7）

“幸福教育”在国内最早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于1999年提出来的。从此，国内的学者便对“幸福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随着人们对幸福的认识逐渐加深以及幸福指数的普遍下降，人们越来越想要通过获得优质的教育来增强自身的幸福感。因此，这几年学术界对“幸福教育”的研讨在急速升温。回顾我国对“幸福教育”的研究历程，总结成绩、深思问题、展望未来，不仅有益于推动学术界对“幸福教育”的研究，而且也有益于学校对幸福教育的构建，提高学生的幸福指数，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

一、“幸福教育”研究主要进展

1.幸福及其与教育关系的探讨

“幸福教育”一词包括“幸福”和“教育”两个概念。研究人员对什么是“幸福”，以及幸福与教育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什么是幸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扈中平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和内在的心理体验，取决于“个体对客观现实和实际生活的态度”，属于意识范畴。[1] 陈荟认为，幸福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这是因为幸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而价值反映的则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是客观的，因此蕴涵在价值中的幸福也必定是客观的。[2] 刘铁芳认为，幸福是外在环境与人的内在需求相符合的状态，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相统一的状态，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3] 幸福与教育的关系如何？将相关文献加以概括，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相互需求说”和“目的手段说”。持有第一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幸福和教育是互为需求的，幸福需要教育，教育也需要幸福。持有第二种观点的论者则主张幸福是教育的目的，教育是人获得幸福的手段。张宝山、姜德刚等人认为“教育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有效途径”“教育的过程和最终目的都应使人获得幸福”。[4]

2.幸福教育内涵与特征的探究

关于幸福教育内涵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目的论”。该观点认为，幸福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出能够创造幸福、能够享有幸福的人，它是为了人的幸福的一种教育。[5] 第二种观点为“过程论”。该观点强调教育过程中师生双方的情感体验，即师生双方都把教育当作一件幸福的事来做，不仅要教师教得幸福，而且强调学生要学得幸福。[6] 第三种观点是“综合论”。该观点认为，幸福教育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不能简单地将幸福教育等同于“目的”或“过程”，而应该将其视为目的、过程与方法的统一。[7]

对幸福教育特征的分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有论者认为“幸福教育”的特征主要包括整体性、全面发展性、创造性和科学性四个方面。[8] 第二，从人的生命视角出发，有论者认为幸福教育具有三大特征，即正视痛苦、回归生活和追求卓越。[9] 第三，从人性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有论者认为幸福教育应该具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个性与理性相结合、感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相结合三大特征。[10]

3.幸福教育价值探析

关于幸福教育价值的探析主要源自研究者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教师和学生在现实的教育中缺乏幸福感。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追求的目标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教师和学生在教育生活中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第二，人的生活需要幸福，幸福教育正是引领人们走向幸福之路的重要方式。正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虚假的幸福及学生幸福关爱的缺失，使得幸福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需要性。[11] 第三，来自于学者们对愉快教育的反思和对幸福教育的关注。愉快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种教育理念。然而，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有学者对该理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愉快教育中的“‘愉快’二字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它可以是精神上的愉悦，也可以是感官上的快乐”，精神上的愉悦可以间接地等同于幸福，而感官上的快乐则被人们普遍关注并且在教育实践的发展中逐步地变成了一味地“强调要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和减轻课外负担等”。[12] 因此，愉快教育必须要向幸福教育转变。

4.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研究

对幸福教育的呼唤自然涉及对幸福教育实践策略的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划分。其一，是从实践层面上，研究者从这个角度上提出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主要是依据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经验。[13] 其二，是从理论层面上，研究者通过对相关教育基本理论的分析研究，进而提出应该如何构建幸福教育。[14] 其三，则是从更为具体、更具有实践性的维度来进行构建幸福教育的操作策略，例如构建“和谐的幸福校园”。[15]

二、幸福教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概念界定出现泛化

对“幸福教育”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该概念的界定却出现了泛化现象，表现为：第一，把道德教育等同于幸福教育。有论者认为幸福教育回归了德育的本性，“德育就是要发展受教育者幸福生活的能力”。[16] 第二，把心理教育等同于幸福教育。有论者认为“幸福的本意在于创造幸福感”“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并由此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17] 第三，把愉快教育等同于幸福教育。有论者认为“在愉快的学习生活中让学生度过幸福的童年”[18]，直接将心理学上的积极情感――愉快等同于教育学上的积极情感――幸福。第四，把幸福观教育等同于幸福教育。有论者在文章中一直论述的是幸福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让学生在成长中增添幸福感”[19]，而该文章的标题却是“幸福观教育”。

2.研究内容缺乏深度

综观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已有的对幸福教育的研究大多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第一，在剖析幸福教育的研究价值上，虽然不同的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但是仅停留于应然状态和反思状态之中，缺乏系统的理论层面上的深层分析。第二，在阐述幸福教育的内涵上，研究者只对什么是幸福教育做了感性的描述，如“目的论”“过程论”“综合论”等，缺乏“为什么”的理性反思。第三，在揭示幸福教育的特征上，各位研究者虽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界说了幸福教育应具备的特征，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与论证。第四，在探讨什么是“幸福”以及幸福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时，应然的论述显得过多，而在更高层面上的系统分析则显得不足。第五，在对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探究上，虽然涉及的内容比较多，但是研究却很不充分，并且要么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提出应该如何建构，要么是“凭空想象”认为应该通过“这样”来进行构建，提出的实践策略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持和理论基础。

3.研究范式过于单一

就教育的研究范式来说，有质性和量化两大研究范式。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质性研究范式和量化研究范式在幸福教育研究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离。一方面，取向于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的研究者常常以教育哲学和原理为理论基础，在收集相关资料后，运用思辨的方式来描述、分析问题，从而在推理归纳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另一方面，取向于采用量化研究范式的研究者往往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实验或调查的方式来收集相关资料，再运用数学统计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已有假设。虽然已有幸福教育的研究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在研究的过程中“质性”与“量化”的分离，使得对“幸福教育”的研究在目标、视角、思路、结构、内容、方法等方面显得比较狭隘，从而造成了相关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缺乏深度，在实践层面上缺乏应有的力度。除此之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相当大的部分都集中在幸福教育中的“幸福”上，且研究的重点又都聚焦于师生的幸福上，因此，我们并不能很好地认清幸福教育的真实面目。

4.研究成果缺乏实际操作性

已有研究对幸福教育该如何实际操作显得不足。一方面，已有的研究过于注重描述，操作方面则受到轻视。一是已有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幸福教育的操作性定义。二是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方面仍缺乏相应的操作性成果，有不少的策略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虽然这些实践策略具有普遍的指导性，但其可操作性论述却依然显得十分笼统和不足。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过于注重思辨而轻视策略性研究。一是大多数研究者在肯定幸福教育的研究价值时，更多的是从思辨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很少有对其价值的策略进行论述。二是研究者在探讨如何构建幸福教育时，通常是在大的方面进行阐述，例如“教师幸福地教，学生幸福地学”，这样便使得实践幸福教育缺乏操作的具体指南。

三、幸福教育研究的展望

1.注重概念的界定

对于研究幸福教育的研究者来说，界定幸福教育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可以精确幸福教育研究的基本结构、基本范围、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而且可以确定幸福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确保此种研究的有效性。在当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在界定幸福教育时，往往将“幸福教育”等同于“幸福”与“教育”之和。虽然这样的界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幸福教育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因此，就如何界定幸福教育而言，我们不仅要依照“幸福+教育”的推演模式进行初步的界定，而且应该将初步界定的概念与愉快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幸福观教育等相似概念进行透彻地比较，从中揭示出幸福教育的内在本质。

2.深化理论探究

如前所述，已有的关于幸福教育在目标、视角、思路、结构、内容、方法等层面的研究都处于应然的状态，缺乏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与反思。因此，在今后的幸福教育研究中，必须加强对其相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进而构建出系统的、深层次的理论体系。目前的研究重点应放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要深入探究幸福教育的价值体系。第二，要进一步揭示幸福教育的本质特征。第三，要继续挖掘幸福教育的内涵体系。第四，要进一步建构践行幸福教育的实践策略。

3.拓展研究方法和视野

我们在研究幸福教育时，应当采用各种研究方法，并对它们进行综合运用，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的效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与幸福教育相关的问题。这是因为幸福教育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涉及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对它进行探究，可以获得多方面、多视角下的理论论点。

4.强化操作性策略

就目前来说，幸福教育是许多教育工作者所追求的教育目标或教育过程，并且很多人已勾勒出了美好的幸福教育蓝图，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操作策略，使得幸福教育在实践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因此，当前践行幸福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致力于对其操作性策略的构建。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做法是：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从操作层面上深入挖掘“幸福教育”的本质与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应该具备的结构体系和行为特点，然后从操作层面上探寻出践行幸福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最后构建出一整套完善的、系统的实践操作模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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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篇（8）

自从1974年Easterlin对美国的跨期收入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大量出现,并大致沿着两条主线不断向前发展。第一条线索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转向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综合研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第二条线索是研究偏好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与差异。主要探讨偏好如何影响幸福或者影响幸福感的偏好如何形成。国内已经存在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但大都是从心理学或社会学角度来介绍幸福感。因此,系统总结与评述幸福经济学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收入、失业与主观幸福感

1、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标准的消费理论认为,越多的选择意味着越高的生活质量,消费者通过选择行为来最大化其自身福利,更高的收入意味着更高的福利与更强的幸福感。但是,大量数据统计研究表明虽然在某一时点幸福感与收入成正比,但从时间序列来看幸福感与收入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增长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显著上升(Easterlin,200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这种弱的关系表现在他们之间相对的系数以及系数的拟合度比较低(Rojas,2005),新古典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不能解释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

对此,部分经济学家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角度进行了解释。Easterlin(1995,2001)和 Senik(2004)等学者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该假说认为,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建立在个人的预期和比较变化上。假如一个人收入增加的同时,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那么绝对收入的增加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甚微。罗楚亮(2005)利用我国的数据研究表明,收入预期对城市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Frank(2005)提出了炫耀性消费陷阱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拥有炫耀性商品时,他的心理得到满足,幸福感比较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这种商品,该商品作为炫耀性商品的功能将逐渐丧失,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也逐渐消失这样。这就迫使人们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能为其带来为更高收入的活动中以获取新的炫耀性商品,而对能给他们带来更高幸福感的活动(例如休闲)往往分配较少的资源。社会的依赖性可能导致人们追逐更多的炫耀性商品,而较少的追逐非炫耀性商品。因此,使得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缺乏强相关联系的关键因素是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本身。Michalos(1985)提出渴望收入假说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渴望得到的收入有关,渴望收入完全被满足的人将比被不完全满足的人更幸福。渴望收入并不完全外生于收入,当收入增加时渴望收入也随之增加。因此,幸福并不必然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之间也不存在强相关关系(Stutzer,2004)。

最新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Kingdon(2007)认为,收入对不同收入水平阶层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在收入较低时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强相关,但当收入较高时两者的关系将弱化。Veenhoven (2006)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研究表明,在过去50年,富裕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稍有增加,而贫穷落后国家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大幅增加。

Veenhoven(2006)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弱相关性作了解释。主观幸福感的上限值是有限的,因此它的变化范围很小。若想观察到主观幸福感在短时期内的波动需要一定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大部分可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仅有几十年,这就导致实证研究往往得出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缺乏相关性的结论。不同研究者在测度主观幸福感时所使用的调查问题和调查方法可能不完全一致,这样,即使有限的数据也可能受到测度主观幸福感方法上的限制。

2、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个人或社会的效用是失业的减函数,其理由是失业减少了社会财富以及个体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从而带来个体效用的下降。心理学认为由失业所引起的焦虑、自卑、消极心理会使个体陷于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不能自拔,从而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clark(1994)通过用死亡率、自杀和犯罪率以及离婚率等作为个体幸福感的替代变量,得出了失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强的直接负相关性的结论。Winkelman(1997)利用德国数据证明,失业对个人主观幸福感有非常大的负效应,并且失业的非经济成本远大于失业的经济成本。

学术界普遍认为收入和失业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但是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和结论。经济学和心理学关于失业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原因之争依然存在。

二、效用、偏好与主观幸福感

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的效用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用水平等同于幸福感,现代经济学定义效用水平是依据人们的实际偏好,基数效用被作为一种过时的、无用的甚至是无意义的工具被抛弃。这一处理使现代福利经济学在分析社会选择或生活评价等领域时,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

对效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以需要与偏好的分析为基点。人们渴望得到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偏好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方法是从分析实际偏好开始到信息完备的偏好,最后用幸福感来代替偏好。Harsanyi(1997)则认为,由于存在认识或信息的不完备和虚假的偏好,使实际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被降低。同样,由于一些内生的或已经形成的非理想的倾向(例如轻视未来的福利、最大化自身的生理适应性而不是福利),也应该降低信息完备条件下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

由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具有非完美性以及个体的非完全理性和对其他人福利的关心,偏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差异。Clark(2003)试图将幸福感纳入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他利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而将偏好、消费、收入与幸福感联系起来。同时,他也从偏好形成与扭曲的角度解释偏好对幸福感变化的影响与作用。

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偏好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astronova(2004)运用人类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相关成果证明目前惯用的效用函数参数演化选择经济学模型的假设不具有说服力。Choudhary(2007)同样认为,偏好影响家庭进行社会比较和形成消费习惯以及影响劳动供给选择,社会成员对再分配的偏好同样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三、未来研究方向

政府都希望能提高社会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去评价政府为了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所推行政策的绩效呢?如何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的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主观幸福感。

1、测度指标的进展。主观幸福感研究一直以个体为分析对象,主要进行个体之间主观幸福感的比较。为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大多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以及为了评价政府提高大多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策绩效,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宏观的主观幸福感数据,这些数据就像衡量国家财富的GDP一样,能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能进行比较,进而能为政府机构提供更好的参照标准。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为大多数公民创造更多幸福,那么平均幸福感则是很好的一个指标;如果目标是度量持久的幸福感,则可以用幸福生活年数指数;如果目标是为了缩小公民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则用不公平的幸福感的标准差作为度量指标。

2、研究方法的改进。在研究幸福感的方法上,早期许多研究者集中研究在具体学科内幸福感与相关变量的关系,从而在某一学科范围内尝试去理解幸福感。为了更好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家需要更好的理论。幸福感理论的缺乏和学科之间的分隔可能误导研究者得出表面上矛盾的结论。幸福与没有困难的生活并不必然相关,Veenhoven(2005)认为,由于演化使人类获得了适应多样性的能力,幸福并不需要天堂般的生活。因此,经济学家研究幸福感不应该仅仅依赖经济理论本身,而应该开展跨学科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幸福感。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表现,应当将更多的非经济解释变量纳入到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之中。

3、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研究主观幸福感。新兴起的行为经济学是介于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主观幸福感最近的一个研究动向是探究经济生活中行为的适应性是否完全以及这种适应性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依据心理学的定点理论,人们首先对经历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使幸福感发生变化,但不久后幸福感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基础水平。但是Lucasetal(2004)用纵向数据对幸福感的研究否定了完全适应性的假说。他的研究认为,在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中,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完全恢复到失业前的水平。Oswald (2005)认为,如果人们曾经罹患重大疾病,那么即便在六年后人们也不能完全地适应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

尽管国外幸福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外所做的研究大都是以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的研究相对比较少。除收入和失业外,二元经济、区域分割以及社会流动性不足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幸福感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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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心理学论文篇（9）

幸福的分解：幸福源、幸福力与幸福感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人又何尝不相似？2000年7月，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积极心理学之父”塞里格曼，与其他积极心理学家们一道，阅读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典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奎那、奥古斯丁和富兰克林的著作，《圣经》《犹太法典》《孔子》《老子》《武士道法典》《古兰经》以及古印度的奥义书。这些心理学家们发现，在这些传统典籍中都共同支持的、能导向高幸福感的积极人格，是六种美德：智慧、勇气、仁爱、公正、节制、卓越。

幸福是什么？人们常说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是小时候的冰糖葫芦、是少年时沉浸其中并最终解出的数学题、是青年时恋人的一封来信、是领到的第一次工资、是成家后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喜鹊叫声里醒来看见旁边妻儿甜甜的睡着、是单位里集体克服难关时的喜悦、是周围人们对自己付出和成效的赞许、是旅行时绵延起伏的山峦和满眼变幻的风光……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

然而，对于幸福感的概括，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的智者和大量研究文献却已有了基本的框架。不仅幸福能力可以总结，幸福感也可以划分成三个基本类别：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的境遇和工作生活所获的满足感，以及日常体验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心理幸福感指的是能否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和完善自己。前者是幸福感研究中的快乐论，后者是幸福感研究中的完善论。到了今天，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认同，即两者都是幸福感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幸福感，则强调的是个人同社会的依存、相容，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体的接纳与认可，以及个体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潜力的信心。就像上面的种种幸福感觉，冰糖葫芦带来的是主观幸福感，解出的数学题带来了心理幸福感，而周围人们赞许的目光带来的是社会幸福感。

而那些能带来幸福感受的外在条件，无论是冰糖葫芦、工资、旅途风光、家庭关系，还是他人赞许甚至社会公共政策，则可以归纳为幸福源。

大量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是否能够幸福，外在的条件往往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在的幸福能力，就像幸福与金钱无关而与对待金钱的态度有关一样。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有关国民幸福感的课题研究中，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方程式：幸福源×幸福力=幸福感。也就是说，外在的条件，由于人们内心对待幸福的不同算法，而导致了不同的幸福感受。

幸福企业的还原：三大支柱

参照前面对个体的幸福感和幸福力的研究，我们可否给幸福企业也作一个分析？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有共同目标尤其是赢利性目标的群体，其幸福感和幸福能力是否也能有一个基本框架？

幸福企业，顾名思义，就是幸福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是幸福的？有人认为，是那些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有优秀的品牌、尊重员工、具有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有人说，幸福企业，就是和谐友爱、快乐工作、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受人尊敬、健康长寿的企业；还有人说，幸福企业的标志，就是高效、创新、绿色。不同的视角，便会有不同的结论，这让人莫衷一是，而且会让人重新跌入原有的窠臼：既然这样说，那跟以前谈的建设优秀企业、建设百年品牌不就是一回事嘛。

从企业中每个人的感受来讲，既然个体的幸福感，无论是来自于工作、生活、家庭、社会，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作一个推论：幸福企业就是在企业运作及其与员工家庭、社会交互的过程中，能让企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企业家、中层干部、基层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获得良好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

不仅对于企业是如此，对于任何一种组织类型，其实同样可以作这么一种推论，如图1所示。其本质在于，将组织视为个体的集合，将企业视为企业人的集合。恰如企业文化可以还原为一个企业要发展什么样的企业人，幸福企业同样可以还原到每一个人在企业中的良好幸福感。就像用友董事长王文京所说的，一个企业自己要真正成为一家幸福的企业，其实还是在为员工、合作伙伴、客户乃至整个社会创造一个幸福的主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为社会创造的幸福感越大，社会反馈给企业及其成员的幸福感也就越大”。

幸福企业的主观幸福感，来自于企业构成人群的满意度和积极的体验，包括企业家和管理者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管理效益，员工获得了自己的薪酬和绩效奖金，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凝聚力的团队、有竞争力的产品、出众的品牌……在其中不仅获得满意，而且体验到开心快乐。

幸福企业的心理幸福感，来自于企业中各色人等对自己潜能发挥和价值实现的判断和体验，是不是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和任务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最终有没有像那个沉浸其中而最终解出数学题的学生那样享受到，甚至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可以想见的是，一个工作设计合理、人岗适配性好、工作自主性挑战性程度合适、使命感强的企业，会比工作设计不当、使命感不足的企业，给员工带来更多的心理幸福感。

幸福企业的社会幸福感，则来自于其超越利润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那些不仅关注利润、股东和员工收益，而且重视社会回报与环境保护的企业，其员工将会具有更高的社会幸福感。相反，一个利润丰厚、产品竞争力强、股东和员工收益多，却在救灾援助中一毛不拔或者是给环境带来巨大破坏的企业，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鄙视，而且企业成员的社会幸福感也将荡然无存。

由上，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些幸福企业或是不幸福的企业。比如：IBM、惠普、宝洁、迪斯尼、GE等等，无一不是兼具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企业；而那些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损的企业、由于内部不和而分裂的企业、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或者不能诚信经营而倒闭的企业，包括2001年宣告破产的美国安然公司、2008年倒闭的三鹿公司，毫无疑问都是不幸福的企业。如果扩大到其他的组织类型，我们也可以说，像1949年的，在其从东北节节败退到海南岛和逃往台湾的过程中，一样充分体会了这三方面的幸福感缺失。

幸福企业的评估与实践

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心理科学》上发表的研究文献揭示，幸福感是可以测量的。从幸福企业的三大支柱出发，对幸福企业同样也可以进行衡量和评估。

以往的研究已经总结出有关个人幸福感评测的大量结果，而幸福企业的评估，则需要从企业环境入手、从组织和个人的角度，探索企业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测评指标体系。

中科院心理所组织与员工促进中心在理论总结和文献检析的基础上，开展了幸福企业建设与实践研究，通过对企业人的幸福观盘点、幸福政策解析与期待分析，进一步提出企业的幸福指标体系并进行幸福企业现状评估。这项工作的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

在企业的幸福指标体系中，可进一步区分出公司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个人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公司层面的指标体系，包括如公平公正、领导风格、人际氛围、物质基础、工作特征等等不同维度；而个体层面的指标，则包括如身心健康、家庭和谐、财务知足、爱岗敬业、成就追求等等维度。在这些维度下，又有具体的细项评价指标。

以这些指标体系为测评工具，在企业进行现状评估，便可了解在幸福指标体系的不同维度上的企业现状。同时，还可进一步构建幸福指数，进行企业内的不同层级、部门间的比较，如图3所显示的例子，便是在集团企业内部的幸福指数评估结果。

从图3的示例中可以看到，越往基层企业，无论在公司层面还是个体层面，幸福指数都越趋降低，这表明在基层更需要关注、改善幸福源，提升幸福力和幸福感。

在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将可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开展幸福企业建设提升工作。组织层面，具体分为：（1）动态监测，通过组织诊断和个人评估，建立员工与组织的幸福状况动态监测与反馈平台；（2）文化氛围，通过价值理念的树立以及宣讲、培训、主题活动等，建立幸福导向型文化；（3）管理实践行动，从个体、团队、部门、公司等不同层面开展行动，根据调研评估的结果，实施幸福举措，改善组织层面的幸福源和幸福力，提升员工幸福感。个体层面上，可以在幸福盘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员工幸福观的价值引导，以及在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助人自助、心灵成长等不同方面的系列举措，帮助员工提升幸福力，促进员工高效而快乐地工作。

关于幸福企业实践的特别说明

来自中国人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有一条是“比别人过得好”，而这恰恰是容易造成不幸福的重要原因。由于攀比，而使许多人心浮气躁，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消极情绪（如羡慕嫉妒恨），进一步造成失落和不满。

因此，尽管幸福企业评估指标体系和幸福指数，可以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比较，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能够找到适于自己的幸福状态。

就像一位小学校长所提到的，她带领的学校在北京某城区的100所学校中，过去是处于第80位，她到任3年来，致力于改善学校的“积极人格”和幸福力，现在学校已经进到第50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也认识到，排位并不是学校应该追求的目标，幸福状态才是。随着幸福力的进一步提升，学校可能还会再进到前30位，但是“30位左右就够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恐怕就要超负荷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不要再进到30位以内，那将破坏我们的幸福状态”。

为什么进到30位以内反而冲突了？因为全区的排名主要是按学生成绩来计算的，就像100所学校的约1万名毕业生在5年级下学期和6年级上学期将进行万人大排名一样，这个成绩排名成为学生和老师沉甸甸的压力，并且扭曲了本该全面发展的和谐状态。而在这位校长眼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成绩。她举了学校一位英语老师的例子，这位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英语成绩在区里排名中只是中等水平，但是学生们都异常喜欢这位老师，因为她不是按应试的要求来教学生，而是培养了他们对于英语真正长远的兴趣以及学习的能力。

这个例子，对企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有借鉴。最重要的不是利润，也不是GDP，而是那种和谐持续、幸福发展的状态。

而反过来，幸福发展的员工和组织，却将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带来高效和业绩。就像《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2月刊中所提到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越幸福、越高效。

另一方面，当围绕幸福企业的三大支柱，使员工的幸福力得以提升，那将像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企业中将涌现出更多聪慧好学的、追求卓越的、节制的、仁爱的、有勇气的、正直诚信的员工，而这恰恰也是如宝洁、惠普等国际一流企业的企业文化对其企业人的发展要求！于是，幸福企业实践与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殊途同归。

作者简介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幸福感 研究历程 实践 收入 社会资本 健康

论文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协同管理

一、国外研究历程和实践

国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早期的十年，研究人员的调点主始终放在实证调查方面，主要是沿着人口维度：即性格、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为指标展开调查，对不同群体被试进行简单的幸福和满意测量，根据调查所得的数据描述这些群体幸福感的平均水平[3]。在这段时期，研究者们致力于从关注精神健康转向既涵盖情感、心理健康，也包含认知层面等研究领域的过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洞察个体内部机制，即不再将外部因素作为决定因素。在研究中期（80s-90s），研究者着力于解释幸福感，通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思考模式，逐渐归纳出人格理论、目标理论、活动理论和判断理论等常用幸福感理论，深化了学界对主观幸福感的认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基于前期不同的幸福感理论模型，幸福感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理论建构与测量编制上，建构并应用具有更高信度、效度的多种测量技术和方法[4]。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形成可以量化的幸福感操作体系，力图从人格、社会以及各种情景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等多个层面与侧面，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从而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幸福感[5]。 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哲学的交叉“幸福研究”，重点是应用幸福感，融入社会发展体系，成为重要的社会指标。幸福指数具有诊断功能、调整功能、互补功能、发展功能。由此，不少国家开始重视运用幸福指数作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标，诊断社会运行出现的偏差，调整社会政策，弥补GDP发展不足。

不丹作为全世界最具幸福感的国家，是发明幸福指数概念的鼻祖，早在20世纪70年代，不丹便提出并实施了“幸福计划”，自那以后，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制定具体的国民幸福目标，创造性地提出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帮助不丹人民保持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平衡。2002年英国尝试建立国民发展指数（MDP），一种与GDP数据相似的统计体系。同一时期，日本展开幸福指数的研究，采用更强调文化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CNC）对人民生活质量进行衡量。联合国采用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反映人类生活发展综合水平。美国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国民幸福总值，提出建立国民快乐账户衡量民生发展水平。

二、我国的研究历程和实践

事实上，我国当代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更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个阶段（80s-90s）主要引进国外理论和量表，研究成果零散；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主要针对大学生、教师和老年人群体，应用国外研究工具进行小范围测查；本世纪初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飞速发展，研究者不仅作描述性概括，还作预测性研究，即探寻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梳理国内外幸福感研究历程以及各国政府对幸福指数的具体应用，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用规范的方法来诠释主观幸福感以及影响因素，并未涉及物质、非物质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路径（裴志军，2010）。另外，我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量应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工具，还没有达到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国民幸福感却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要求我们关注并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者们认为制定与调整各项政策应当从国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更是将国民幸福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当下中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党十召开，提出“中国梦”以来，更是要求政府关注百姓需求，帮助个体到国家实现梦想。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的调查分析，中国人均产出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但从生活的满意度即主观幸福感的发展轨迹看，呈现出U型走势，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如果能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幸福感的研究，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现阶段，亟需在实证研究中探索出符合我国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国民幸福感测评模式，建立一个完整可靠可测量国民幸福程度的系统，这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所以，需要探索出一套符合转型国家的幸福指数体系，理论和应用相辅相成：一是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建构符合实际的主观幸福感理论；二是编制出适合国情的研究幸福感的操作工具。

三、测量幸福感的常用维度

1.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通过近几十年的研究，国外关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 一方面，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和幸福感联系起来，现阶段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仍然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收入可以帮助人增加幸福观；另一方面，有学者研究认为，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会对幸福感产生一定影响，只不过绝对收入带来的影响没有相对收入带来的影响大，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就认为收入水平提高不一定能够增加幸福感，并且大多数文献发现幸福水平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滞后不会再上升。

以上现象可以通过需要实现理论、社会比较理论、适应理论、欲望理论等来解释。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有五大层次，分别是生理、安全、 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理论是在需求层次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不可否认，收入如果能提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所必需的食物、衣服、住所等物质，就会增加幸福感。然而，当人们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会追求更高级的关于安全、自尊、地位和自我实现等需求。有研究者认为，收入只有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时与幸福感是相关的，一旦这种需要被满足，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不确定。需要实现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总体上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因为高收入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广的资源，更有利的机遇。而社会比较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高收入不能自动产生高幸福水平。Wood（1996）把社会比较定义为思考与自己相关的一个或多个他人信息的过程。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收入和周围人进行比较，相对收入越高，越能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国内外的样本显示，相对收入能够有力地预测幸福感，尤其是当处于高水平时，人们会与更高收入的人进行比较。适应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带来人们幸福水平地提高而是保持相对稳定。该理论认为，刚开始人们会对生活情景地变化产生强烈地反应，但是不久后会逐渐习惯，适应新的生活情景，渐渐地又回到了原来的幸福水平。中此外，欲望理论也可以对这一发现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实际收入和想要的收入比率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如果收入欲望不变，实际收入增加，那么人们地幸福水平会提高。然而，幸福水平并不一定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因为欲望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Stutzer分析并证实了个体欲望形成的两个过程：快乐适应过程会导致收入欲望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比较过程导致人们的收入欲望水平随着社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升高。因此欲望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如果在社会平均欲望同人均收入同比例增长、或者增长速度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的条件下，为什么经济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帮助人们变得更幸福。如果人们评价自己的主观幸福感是相对于欲望而言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部分客观上处于不利经济地位状况中的人们仍能够有较高的满意度，而经济条件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幸福水平低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不得不承认，增加居民收入仍然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另外，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贡献率十分显著，这要求政府要重视社会公平，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政策，平滑收入状况，降低收入不平等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居民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价。

2.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已被众多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验证，他们认为，那些获得较多社会资本的人会感到更幸福、更快乐。目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大多包括“结构”与“认知”两个维度，结构指社会参与；认知包括两个方面：可感知的帮助和对权威组织的信任。在认知维度里，可感知的帮助指的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人际信任和互助，对权威组织的信任主要考察对政府的信任。凯耶斯（1998）认为幸福感由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组成，将社会幸福感定义为个体对自身以及周围一切直接或间接关系程度的感知。人类生态学认为，生物圈是动态平衡的结构，人类社会是生物圈一部分，因此人类与其所处的环境持续地互动。社会系统论认为，系统内各个要素、各个子系统通过相互协同实现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将无序变成有序。同样，人处于社会系统中，社会资本是人可利用的资源，是系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社会信任来自于个体，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人际的良性程度。个体或集体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的相互推动来协调行动，获取资源，通过社会资本寻求物质或信息上的帮助，从而缓解个体心理压力，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Luo Lu（1999）、邢占军（2007）通过研究调查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可以促进居民的幸福感，并且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情绪智力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高得生活满意度。裴志军（2010）基于浙西典型农村调研时所得数据，建立结构关系模型，发现人际信任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Lim等（2009）发现拥有的人拥有的主观幸福感比没有信仰宗教的人普遍要高，他们解释这是因为有的人一般与人为善，注重和周围保持联系，形成密切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资本随即慢慢增生。

研究结果显示，公民意识、政治参与、社交活动和信任四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变量均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根据相关调查报告，我国的信任度水平总体呈下降状况，因此，政府可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进行建设，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来增加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经济制度不完善、恶性竞争、经济落后区域投资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影响社会资本的良好运行和增生。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居民建立建设各种自治组织，改善社会网络结构，培育具有共同精神和共同价值取向、信任度高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加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基于制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制度信任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可以利用社会舆论引导人们形成信任意识，养成互帮互助的信任人格，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加大力度根据现实情况改革顶层设计步伐，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增加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与教育事业

Y.UCHIDA等人指出，处在不同的文化的个体受到的幸福感影响因素是不一样的。和北美国家民众把个人对社会影响力作为衡量个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不同，东亚国家民众的幸福感水平高低由个人和社会互动的良好程度决定的[7]。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增加教育投资，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层次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提高我国技术人才、高等教育人才投出比例，扩大人才覆盖范围，输出多样化人才类型；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却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改善生态环境，推进水环境、大气环境、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明工程建设，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环境方面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变为集约，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从而使人民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环境作新家园，增加民众生活幸福感。

2.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关于健康和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较少，且仍存争议（赵斌，刘米娜，2013），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通过测量物理性和心理性健康，考察主观幸福感。在心理健康方面，积极的人个特质拥有更强的幸福感。人格理论通过由上而下的思考模式，认为幸福来自整体人格特质对事物的反应方式，即人们具有快乐的素质，具有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的性格倾向，他们向于用正面的方式看待和处理生活事件，拥有较高的幸福感水平。此外，这一结果还可以用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现代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改变的过程中，社会快速变化造成人们心理能量的枯竭，方向感迷失和心理抑郁使社会总体幸福感降低。社会失范反映到个体身上表现为心理控制感的缺失，即个体对自我生活没有掌控权，对生活产生无助感，认为自己的行动不能克服生活中的困难，生活满意度降低，恶性循环形成消极的情绪和糟糕的心理和生理健康。近3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分工的增长和社会流动的使社会结构剧烈改组，社会变迁加速发生，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始终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有研究（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11）预期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心理控制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价值观越混乱，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大。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健康尤其是生理健康不能单独作为自变量，只能作为社会因素和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收入和社会资本透过健康，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收入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

在健康方面，收入不平等会影响人们对资源的获取，特别是医疗公共品的获取。一方面，富人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得到医疗救助。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富人与穷人的兴趣出现分化，富人倾向到本社区之外寻求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当人们的偏好差异较大时，公共品的价值被低估，导致对应的公共投资和支出不足（Deaton，2003），这对于本身在获取医疗公共品而言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低收入群体更加不利，形成恶性的循环，导致他们身心健康得不到恢复，从而影响了主观幸福感。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公共医疗建设。居民由于对政府信任度降低，从而由医疗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引发的不安全感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这表明，要想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政府需要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改善医疗设施，加速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增进城镇居民身心健康，提高城镇居民的社会安全感。

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

（Kawachi et al. 1999）在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加入社会资本这一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和互惠度会随之下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社会凝聚力也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犯罪等越轨行为、个体行为风险和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在传统视野中，解决人的幸福问题主要通过人文手段解决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幸福感，即通过诸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矫正，通过哲学、文学、宗教的教化和熏陶，改善人的心灵，对生活事件采取积极的态度，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慰籍[8]。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可借助药物治疗、基因修补、基因增强和通过提高人脑内体验愉悦感的含量等技术手段，以祛除身体中主要是生理方面的不适感。因此，操控幸福已成为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恰到好处的用好两种手段，既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也需要探索互补与整合的新途径，帮助个体达到身心健康，增强自身主观幸福感。

四、总结

到目前为止，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有将近60年的历史，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特别是“收入”、“社会资本”和“健康”三个维度的相关资料整理，需要承认幸福感不再是摸不到、看不着，虚无缥缈的东西，各国政府也认识到衡量国民生活水平不应当再将财富作为唯一标准，国民幸福指数是重要的参考指标，社会发展、保障、关爱、公平正义也逐渐得到重视。Diener（2000）指出：“社会必须像重视经济一样重视主观幸福感：对幸福感进行追踪、理解与研究，并肩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科学地理解生活质量并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社会。”[9]

需要承认的是，目前对于幸福感的研究模型考量的变量因素还比较单一，建构的体系还不够完整，各国政府尤其是非发达国家没有对民生建设有足够的重视。国富是为了民安，人民福祉是国家的使命。国家和社会应该利用幸福指数，把握公民百姓的主观感受和规律，协调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力度和人民生活幸福程度，制定并检验公共政策，构建广播性政策干预框架，建立协同党、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性干预体系，从而为百姓打造一个获得幸福的生活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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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雷玉林.陕西省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社会支持相关研究[ D].西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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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启.亚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 .河南大学，2013

[6]高红英；苗元江.国外幸福感研究的发展轨迹[J].井冈山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4）

[7]张军；赵必华；项贤宝.浅谈当代我国民众的幸福感[J].皖西学 院学报，2011（10）

[8]肖峰.技术、人文与幸福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01）

[9]Diener，E.D.“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010

[10]裴志军. 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浙西农村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2010（7）

幸福心理学论文篇（11）

虽然幸福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喜欢探讨的主题之一，但以往教育研究者将焦点聚集在学生幸福上，相对忽视对教师幸福的研究，这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目前我国教师幸福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教师幸福的含义、特征、重要性、影响因素、失落原因、来源及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本文就此进行概述。

一、教师幸福的含义、特征和重要性

（一）教师幸福的含义

目前，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理论视角、自身经验或者通过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对教师幸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述，对概念的论述很丰富，对教师幸福含义的界定主要包括两类观点：“状态说”和“体验说”。首先，“状态说”以檀传宝为代表，认为教师幸福是一种状态。如檀传宝认为教师的幸福就是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自由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的一种教育主体生存状态。[1]其次，“体验说”以刘次林为代表，认为教师幸福是一种体验。如刘次林认为如果说幸福是主客体相统一时的体验的话，那么，教师的幸福就表现在他与教材，与学生，与自己的融合之中。[2]另外，也有研究者认同“状态说”，但进一步指出“教师幸福”不同于“教师的幸福”：如冯建军指出专业发展视野中的教师幸福，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自由实现自己职业理想的一种主体生存状态；而教师的幸福是教师作为人、职业人和教育主体的完整的幸福。[3]24接下来教师幸福研究应当“从概念走向意蕴”，从研究“教师幸福是什么”走向研究“教师幸福意味着什么”。

（二）教师幸福的特征和重要性

目前对教师幸福特征和教师幸福重要性的研究较少，主要认为教师幸福具有精神性、给予性、无限性、整体性等特征。冯建军论述了教师专业幸福的特点主要体现为精神性、内生性、关系性与理解性、创造性。[4]对教师幸福重要性的论述角度局限，主要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角度进行。如冯建军认为教师的教育幸福，不仅关系到教师本人职业生活的幸福，而且关系到学生的幸福。[3]教师幸福重要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仍然没有弄清楚。

二、影响教师幸福的因素和教师幸福旁落的原因

（一）影响教师幸福的因素

影响教师幸福的因素是多样的，主要包括教师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首先，教师自身因素如知识、能力、德性、职业认同等对教师幸福有重要影响。郝文武认为教师缺乏知识、能力和良好德性是不能胜任的，也不可能幸福。[5]孙钰华指出教师职业认同是影响教师幸福感的内在因素，只有教师建立了内在的职业认同，才会有发自内心的精神满足，感受到职业带来的幸福与生命价值。[6]其次，教师之外部因素如社会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教育政策等影响教师幸福。郝文武认为教师有丰富知识、较高能力和良好德性，而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是不可能幸福的。[5]很多因素对教师幸福都有影响，影响教师幸福的各种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发挥影响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教师幸福的现状和教师幸福旁落的原因

研究发现目前教师缺乏幸福体验，教师幸福旁落了。教师幸福旁落的原因包括教师自身原因和外部原因，如教师自身职业认同、教师教育、教师管理，但具体原因研究者们却没有达成共识。如马多秀指出主要原因是技术性、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师教育、缺乏人文关怀的教师管理文化、教师自身的职业价值取向的偏差。[7]张道理、华杰和李晓燕发现教师的幸福在逐步失落，主要原因是物质生活待遇偏低，身心健康遭受侵袭，人际关系日益紧张，人生价值无法实现。[8]虽然研究者对于教师幸福旁落的原因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教师幸福的旁落既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有教师自身的原因。

三、教师幸福来源与实现教师幸福的途径

教师幸福的来源是多元的，实现教师幸福的途径是多样的，目前教师幸福研究中这一块比较丰富。外部环境是实现教师幸福的基础和条件，教师自身因素才是实现其幸福的关键。

首先，教师幸福需要教师的积极创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幸福来源于教师自己。如邝红军认为教师幸福的实现要求教师在“占有”的基础上学会“给予”，在“重复”的基础上学会“创造”。[9]王华女认为追寻幸福的教育人生需要他们有积极态度、属于“我”的幸福尺度、追求“自我实现”等。[10]教师职业观、职业认同与教师幸福的实现密切相关，如柳海民和林丹认为职业幸福感的获得与职业观实质上是紧密相关的，将“生活方式”作为教师职业观，才是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真正来源。[11]

其次，教师幸福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教师幸福的实现要以一定的外在条件为前提和基础，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社会关心、学校的人性化管理、学生的鼓励。如王传金认为教师职业幸福的实现需物质保障、社会基础、文化导引、教育支持和健康基础。[12]周大众认为要使教师获得幸福人生，学校应当培植生成教师幸福感的外部环境：教育管理人性化，和谐的人际环境，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高度的人文关怀、必要的心理援助。[13]曹俊军指出教师幸福的追寻需要社会和教师共同努力，就社会而言：给“圣化”的教师形象“祛魅”， 奉持合理的教师角色期望；正视教师的职业倦怠，提供有助于职业成功的机会和条件；优化教师职场环境，保障职业生涯中的正当权益。[14]但研究者们并没有具体分析不同类型教师实现其幸福路径的差异问题，因为不同学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教师的幸福实现路径是有差异的。

另外，邓艳红和陈学金提出：“教师幸福研究应该走向教师的日常实践领域，到本真的教育情境中去探寻教师如何能够幸福。在真实的教育实践与社会生活中，教师群体和教师个体的幸福如何？在真实的教育实践领域与社会生活中，又如何帮助教师群体和个体变得更幸福？”[15]的确，仅仅是从理论上论述这些主题，那这样的建议在教师真实的生活中会显得苍白无力，研究教师幸福的实现路径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主观臆断，还应当倾听一线教师的声音。

四、问题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对教师幸福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深化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多数研究者是从教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视角对教师幸福进行哲学思辨或逻辑推理，而较少将这些理论与实践中的教师幸福深系，如不同类型教师的幸福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次，研究视野不广，历史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比较薄弱，对国外这方面的现象和问题缺乏必要的横向比较和研究，少有对国内历史上有关教师幸福的纵向研究。再次，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缺乏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对教师幸福的研究聚焦在理论思辨和阐述上，对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更需要的是对教师进行群体分类研究，如根据地域、学校、年级等进行分类。最后，重解释与论证，轻反思与批判等，如对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如“教师幸福”和“教师的幸福”，也有将教师快乐视为教师幸福，还有误认为教师幸福就是奉献或是有成就感等。

在此，笔者试图展望，期望能够推动教师幸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教师幸福来自教育实践，走向教育实践。教师幸福既是教育理想，又是教育实践；既是应然追求，就应该成为实然追求。教师幸福应当从教育理想走向教育实践。其次，继承优良传统，借鉴域外经验。国内外及历史上的相关研究经验都是国内研究者学习借鉴的宝贵资料，应当积极学习借鉴。再次，在反思中论证。对教师幸福的研究应当注重反思既往研究，不盲目跟随，研究应当凸显人的“在场”，把教师当“人”来认识和尊重。最后，从幸福理想走向幸福权利。教师幸福不仅是教师的一种理想，而且应当成为教师的一种权利。教师幸福如果仅仅是教师的理想，那则是教师个人的憧憬和希望，具有个人性和期望性；而成为权利的教师幸福则是社会对教师幸福的关注和认同，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幸福从教师理想走向教师权利代表着教育向人的回归，其实质是教育对学生的重大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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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柳海民，林丹.教师职业幸福感来源的误解及澄清[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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