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18 17:47:33
心理论文篇（1）
1环境的确认
心理学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研究显然要涉及到人的心理行为所处的环境。然而，不仅怎样对待环境的影响对心理学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怎样理解环境的含义对心理学家来说也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何理解环境，或者如何确定环境的含义，这对于不同的心理学家，可能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注：谷船华、张文新：《情境的心理学内涵探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9-102页；王亚南：《情境心理学的若干问题》，《心理学动态》，1996年第4期，第34-38页；葛鲁嘉：《对心理环境的考察与探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第51-54页。）。其实，在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不同的心理学家对环境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注：申荷永：《心理环境与环境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8页；刘建新、高岚：《简述环境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9-12页。）。其实，环境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并且有着非常迅速的扩展（注：伍麟等：《国外环境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心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4期，第466-471页；伍麟：《时代精神与当代环境心理学的应对》，《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第96-100页。）。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环境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类别。基本上，可以区分出五种不同种类的环境，即物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心理的环境。
物理的环境。环境在通常的意义上是被理解为物理的环境，或者说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物理意义上的环境，是把环境看作是物理的存在，是物理的刺激。物理的环境是可见的，是直接的。所以，物理环境就成为心理学家所最为关注的，甚至物理环境成为了环境的唯一的含义。在许多心理学的研究中，所涉列的环境因素就是物理的环境。其实，不仅人所处的环境具有物理的性质，而且人也可以被当作是物理客体。例如，对人而言的物理的力。环境是受地球引力的制约，人也就会承受地球的引力。物理客体的打击会使人体受到直接的伤害，如骨骼的断裂等等。
生物的环境。物理的环境仅仅是最基础意义上的环境。涉及到心理行为，就必然要涉及到有机体，也就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那么，与生物有机体直接相联系的环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而是生物意义上的环境。生物意义上的环境是直接关系到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或者说是对于生物有机体来说，具有最直接生物学意义的环境。例如，食物对于生物有机体来说，就不仅仅具有物理的意义，或者说是物理的存在，而是具有生物的意义，或者说是生物的存在。食物是生物有机体获取营养和能量的最基本的来源。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许多的研究者就是把人理解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进而涉及到与生物有机体有关的环境，就是生物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人是个体化的存在，每个个体都是相对的。但是，人又都是群体化的存在，个体又结合成社会群体。那么，每个个体都是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所谓的社会至少包含如下的含义，即社会是物质的存在、社会是关系的存在、社会是心理的存在。人类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作为基础的。因此，人类社会从事的必然是对自然物的摄取和改造的活动。
人类的生活又是以社会生活为源流的文化的环境。人通过改变和改造自然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或自己创造的、或具有意义的环境。这就是文化的环境。文化是人自己创造的。人正是通过创造文化，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的存在内含着人所创造出来的含义和意义。文化是传承延续的。文化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在不同代际之间传递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文化是决定生活的。文化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定位生活和塑造心理。文化是心理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的和根本的问题（注：葛鲁嘉、陈若莉：《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79-87页；Cole,M.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Nisbett,R.E.,Peng,K.,Choi,I.,&Norenzayan,A.CultureandSystemsofThought［J］.PsychologicalReview,2001,108(2):291-310；Stigler,J.W.,Shweder,R.A.&Herdt,G.Culturalpsychology:Essaysoncomparativehumandevelopment,［M］.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心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是对生物有机体来说的环境。那么，对于心理的存在，对于意识的存在，特别是对于自我意识的存在来说，环境还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心理环境，就是被觉知到的、被理解到的、被把握到的、被创造出的环境。心理环境是对人来说的最切近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超出了物理、生物、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环境。就心理环境来说，它对人的影响是最切近的和最直接的。（注：葛鲁嘉：《心理学研究中环境的性质、类别和功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7-21页；葛鲁嘉：《心理环境论说——关于心理学对象环境的重新理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3-108页。）人可以在心理上分离出自己所处的环境，并针对这样的环境调整或调节自己的心理行为。所以说，意识觉知到的或自我意识到的环境是人构造出来的环境。当然，心理环境加入了人的创造性活动，这就使得心理环境的含义远远超出了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界限。人的创造性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识的创造性构想，这可以突破环境的限制。二是意识支配下的创造，这可以实际改变物理环境或生物环境。环境对于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脱离环境。其实，对人而言，环境是人所依赖的。2环境的影响
环境对于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不可能脱离环境。其实，对人而言，环境是人所依赖的。环境对人而言，可以把环境称之为情境，也可以把环境称之为境遇，也可以把环境称之为处境。但是，无论何种理解，环境都被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外部的条件，是外部的影响。如果把环境看作是外部的，那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就是特定。如果把环境看作是由人的心理所理解和把握的，那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就是不同的。
心理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心理行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那么，环境对于人来说，或者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心理学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但是其所理解的环境却只是外在于人的存在，是客观的存在，是外力的作用，是独立的作用。那么，重要的就是对环境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心理环境，是人在心理上所理解和把握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理解，就会导致重新确定环境对人的心理具有的意义。其实，对于环境来说，有物理的环境，有生物的环境，有社会的环境，有文化的环境，有心理的环境等等。例如，文化心理学对文化环境的探索，也提供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独特的理解（注：Ratner,C.Culturalpsychologyandqualitativemethodology［M］.NewYork:PlenumPress.1997；Shweder,R.A.Thinkingthroughcultures:Expeditionsinculturalpsychology［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在过去，有许多关于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探索，但却缺乏对心理环境的探讨。这导致的就是环境对人的心理所具有的意义在理解上的片面性。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环境的含义，如何确定环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差别。心理学发展史上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环境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是主导的、支配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决定性质的，认为只有承认了环境的地位，只有理解了环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性质特征和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行为。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西方心理学就分裂为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学派。古典行为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派别。古典行为主义就是环境决定论的提倡和主张者。心理学发展史上也有自主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是自主发展的，是自我决定的。那么，环境的作用实际上就被忽视了，环境就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这导致的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环境被看作是无所作为的，是固定不变的，是忽略不计的。
可以说，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并没有把环境本身看作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内容，而仅仅是将其理解为人的心理行为的附属的条件。那么，无论是物理环境、生物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都不过是作为揭示人的心理行为的附加的背景。对这些环境因素的涉及，不过是其他相关科学门类的任务，而与心理学的研究无关。或者说，心理学并没有义务去涉及心理行为之外的存在。这实际上是心理学科学观存在的问题，是心理学的小科学的限定。（注：葛鲁嘉：《大心理学观──心理学发展的新契机与新视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9期，第18-23页。）所以，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环境都是外在的条件。无论是物理的环境、生物的环境、社会的环境、文化的环境，都是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外在的影响。有了某种环境，没有某种环境，环境的某种变化，存在都是现实的，作用都是固定的，影响都是外在的。
3外在的干预
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行为。相对于人的心理行为，环境只是外在的影响，或者只是外在的干预。问题在于，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研究者，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力量。那么，环境就成了异己的力量，就成了强加于人的奴役，就成了无法摆脱的神喻。人的心理行为不过是环境任意所为的对象。因此，所谓的环境就是天意，所谓的环境就是强权。
其实，无论是把环境理解成为是物理的环境、是生物的环境、是社会的环境、还是文化的环境，普通人和研究者都常常是把环境看作对人来说是外在的存在，是自足的存在，是异己的存在，是现实的存在，是变化的存在。那么，人在环境面前，人只能是受到制约的。相对于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外在环境来说，人不过是非常渺小的，是非常无助的，是非常软弱的，是被动接受的。
如果从环境对人的影响来说，人只是环境的产物，人只能顺应环境。环境的影响被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就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和主张。环境决定论是把环境的影响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人的心理行为都是环境塑造的，都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早期的或古典的行为主义学派就是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在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看来，人的行为并不是本能决定的，或者说就不存在什么本能。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环境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没有什么中间的过程，没有意识的存在，没有内在的心理。那么，通过揭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通过控制刺激，来控制人的行为。
尽管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非常重视环境的影响，非常重视环境的因素，但是对环境的理解却大多是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影响和外在的干预。这种对环境的理解支配了心理学的研究，并决定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解和研究。但是，把环境看作仅仅是外在的干预，显然无法完整地理解环境的内涵和作用，或者说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环境的作用。这也更进一步决定了和限定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理解。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环境看作是外在的干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力量。那么，环境就成了异己的力量，就成了强加于人的奴役，是无法摆脱的神喻。人的心理行为就是环境任意所为的对象。环境就是天意，环境就是强权。但是，把环境看作仅仅是外在的干预，显然无法完整地理解环境的内涵和作用，或者说只能是片面地理解环境的作用。4心理的成长
人的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心理的变化并不是零乱的和纷杂的，也不是片段的和无关的，而是有序的和丰富的，是系统的和关联的。所以，更能够说明这种有序的、丰富的、系统的、关联的和变化的术语，就是心理的成长、心理的扩展和心理的丰满。这都是关系到人的心理成长的非常重要的术语。人的心理的扩展或心理的丰满就是说人的心理成长是没有止境的。所谓不断地成长就是不断地扩展或不断地丰满。所以说，人的心理成长是伴随终身的。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原有对心理成长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或者是有很大的缺陷性的。例如，一个局限或缺陷是仅仅把发展理解为是在个体的早期就已经完成的，是伴随着个体的机体发育的过程而进行的。当个体完成了机体的发育，心理的发展也就停止了。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则开始强调人的一生的发展或全程的发展，把人的心理看作是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再一个局限和缺陷是仅仅把发展理解成为是个体的发展，而将其与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人类群体的发展分离开。这也就是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把自己限定在了个体心理的狭小范围之中，并没有将个体心理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看作是一个共同的过程。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则开始把个体的心理成长看作是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一体的或共生的。个体的发展组成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包含了个体的成长。
心理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所以，心理行为不是真空中的存在，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那么，环境对于人来说，或者环境对于人的心理行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如何理解环境的含义，如何确定环境的作用，研究者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差别。心理学发展史上有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有理解了环境的作用，就可以理解心理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心理行为。古典行为主义学派就是环境决定论的提倡和主张者。心理学发展史上也有自主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心理是自主发展的，自我决定的。环境决定论与自主决定论成为了理解心理成长的对立的两极。这实际上根本无法合理地理解人的心理成长。人的心理成长要么成为了环境的牺牲品，要么成为了自由的随意性。
其实，心理成长的概念表明了，人的心理是在个体化的过程中，容纳了自己，容纳了他人，容纳了社会，容纳了环境。这也是心理成长的概念与心理发展的概念的重要的区别。心理的成长就是心理疆域的扩展，就是心理境界的提升，就是心理意义的丰厚，就是心理弹性的增加，就是心理容纳的宽广。
5共生的历程
把个人的心理行为与环境的影响作用分离或分裂开来，显然不利于对个体心理和对生活环境的合理的理解。那么，在心理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是应该把环境与心理理解为交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交互作用就不仅仅是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而且人也会作用于环境的变化。如果进一步地去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交互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体化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共同生长的历程。任何一方的演变或发展，都会带来另一方的演变或发展。或者说，心理与环境就是共同的变化和成长的历程。那么，心理环境的概念就是有关共生历程的最好的描述。
在目前的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世界中，没有单一方面的任意发展，没有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没有消灭对手的成长机会，没有互不往来的现实生活。正与之相反，有的是互惠互利的彼此支撑，有的是共同繁荣的生存发展，有的是恩施对手的成长资源，有的是互通有无的现实社会。其实，在科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自然的、是研究生物的、是研究植物的、是研究动物的、还是研究人类的，都要面对着各种不同对象之间的关联性。生态学的兴起就是反映了这样的趋势，生态学的方法论则成为了引导科学的研究能够在相互关联的方面去揭示对象的原则。
心理论文篇（2）
阻碍中学生写作积极心态的原因比较复杂，涉及到作文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引导和学生本人对写作的认识等诸多方面。
首先，鼓励学生写作作文的社会氛围没有真正形成。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整个社会，衡量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能顺利升入高一级学校。对老师的毁誉也在此。因此，都把分数看得很重。而作文，比起死记硬背来用同样时间却抓不到多少分，因此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下，必然受到轻视。高中阶段，各科教师争地盘、抢时间，在学生的“得分域”内拼死拼活地耕耘；家长配合教师，督促自己的孩子陷入“题海”之中。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接触社会，看课外书刊被视为不务正业。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学生作文的源头活水被堵塞了，对作文岂能不冷漠，不厌烦？
其次，教师对学生作文的引导存在失误：①引路失当。有的教师不研究学生写作的心理动态，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的生活，不去品味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们煞费苦心地探寻中、高考意向，出一些旧、俗、隔、套的文题；方式上步中、高考的后尘，画地为牢；加之作文前的指导不是着眼于触发学生的写作激情，而一味传授那些死板的写作理论，除了审题立意、谋篇布局之外便无话可谈。如此经年累月，必然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心灵的港湾很难荡起涟漪。②态度失当。有些教师对学生的作文缺乏适度的宽容、不是满腔热情地扶持，而是摆出尊严的面孔说教，甚至任意鄙薄，忽视学生的心理承受力，挫伤了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第三，学生本人对作文缺乏正确的学习动机。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以及一些教育机构不太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平衡和同步发展，使不少学生重理轻文。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一些原来有一定写作基础的同学，觉得作文可以过关，写作时敷衍塞责，热情渐渐耗散。一些原来写作功底就差的同学，饱尝了写作失败的烦恼，进而厌倦、焦虑，不愿踏上那条充满荆棘的写作之路。
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却不能断然否认许多中学生具有潜在的写作积极心态。与作文课上的消极现象相反，学校里普遍存在的另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那就是，中学生课外写日记倾吐自己的心声、写书信交流彼此的心理体会的与日俱增，它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发。
一方面老师在讲台上口口声声地抱怨学生的作文不成样子，作文本凑不够数；另一方面学生在课外忙碌地制造他们的“得意”作品——日记和书信。这种强烈的反差启示我们，纯技巧性的作文指导远不如唤起学生的表现欲望、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心态更为重要。我们应调整作文教学思想，以张扬学生的个性，表现他们的存在价值、思想感情为突破口，促成他们对作文产生爱写、想写也能写的最佳心态。学生一旦对作文有了稳定而深厚的感情，就不会视作文如重负，而会乐此不疲。因此，教师应千方百计地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这里笔者想在命题、指导、写作、评讲中如何切实拉近作文与学生的距离，作些探索。
1．命题时重在捕捉学生的情感火花。中学生内心世界也是异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命题时，从学生喜怒哀乐中捕捉情感的火花，让他们写自己所知所感所想所愿的事情，就能为其创设积极作文的氛围，学生就可能兴趣盎然地投入到命题所规定的情境中去。
2．指导时重在诱导学生的情感外射。中学生已开始感受生活，感悟人生，并已能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于外界事物，审美标准上也有了自己的尺度。基于此，教师应因势利导。如作文前对要求写的人或事用生动的语言进行描绘复述，引导学生进行相似联想，发掘蕴含于事物中的哲理性，达到诱感的目的，如果有条件，最好带领学生深入到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让学生心感身受，让美直接拨动感情的琴弦。
心理论文篇（3）
购物中心在世界的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历史不过10多年时间。虽然，全国各地都开始纷纷建设购物中心，甚至大型、超大型购物中心，但是，真正适合中国经济水平、居民购买力水平及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因素的成功购物中心项目在国内还不是很多，不论从学术界还是商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功能、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模糊认识，而且国内购物中心的开发和运营也存在种种不规范的做法，由此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如缺少前期市场调查和策划，导致建成后让商家削足适履或重新返工，由于后续资金和专业商业管理缺乏，造成物业空置、购物中心开发速度过快、同质化现象严重等等。因此，购物中心的开发理论与运营模式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地产专家、零售业专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将对国内外学术界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从而可以把握国内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研究的视角和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
购物中心作为零售业中最为先进的业态，发展可谓迅猛，且与传统百货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因此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而，购物中心能够不断的发展与繁荣并不是由于它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经营经验，其成功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经济学原理上的。纵观国外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四个研究领域（见下图）：
1.中心地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者Christaller假设顾客的购物行程是单目的的，顾客将选择最近的购物中心购买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如果购物交通不便，交通费用较高，顾客为了实现购物成本的极小化，坚持最近中心原则。该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中心地及其市场等级体系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地的区位分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Hanson&O’Kelly研究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即消费者不可能是单一目的的购物者，消费者的购物行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采购行为，包括高端商品和低端商品，于是消费者出于多目的购物的需要，会到距离最近购物区域相对较远的地方购物。Eaton&Lipsey研究了多目的购物中的交通成本、储存成本和购物时间成本，其研究发现多目的购物行程会导致储存成本的增加。随后，Ghosh发现购物后的存货成本是决定多目的购物频率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心地理论建立了购物中心空间组织的理论基础，但该理论无法解释消费者行为的所有方面，以及在购物中心地区同类零售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同类零售商聚集理论
Hotelling发现两个互相竞争的出售同类产品的公司聚集在一个市场的理论。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指出两家出售同类商品的竞争商行会在市场中心集聚，并解释了在同一位置或同一购物中心出售同类商品的零售商的行为，正是其零售业吸引顾客的地方。“同类零售商集聚理论”以顾客效用最大化为核心，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零售活动集聚模型，从而将多目的购物的顾客的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最小化。其假设条件为：同类的零售商集聚在同一位置，这种聚集依赖于能更多的信息和比较机会来降低购物风险和寻找成本。当开发商将低档和高档的同类商业品种放到一起时，比较机会就会增大。
但是，Hotelling的反对者通过研究证明不存在稳定的同类集聚均衡，Chamberlin研究结果显示当一购物中心集聚三个同类零售商时，竞争对手之间将抢夺对手的顾客群导致发散性均衡。Hotelling理论的支持者DePalma重新构建了Hotelling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差别越大，其对零售产品的差异性需求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产品是同质的话，消费者只会去最近的中心购物，但是，如果产品异质性越大，消费者愿意花额外的路途成本去较远的地方购物。该研究证明了消费者在同质性集聚的购物中心可以进行商品比较从而减少搜寻成本。
3.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
零售需求外部性理论相信在大购物中心，低端零售商和小零售商将从高端的主力店获得额外的客流，而且这种需求外部性是从主力店向非主力店的单向流动。Eppli研究发现如果购物中心吸引了定位于时尚品味的主力店的话，非主力店的销售额会从每平方英尺$35增加到$123。Brueckner模型证明了购物中心的业主或管理者可以通过优化租赁组合来实现购物中心利润的最大化。Fisher认为租赁组合可以增加消费者购物行程的距离，使得消费者愿意去距离较远的有合理租赁组合的购物中心购物，从而增加零售需求的外部性。
4.购物中心价值理论
购物中心的价值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预计现金流。现金流来源于两个方面，租赁合约和预期的租赁合约。目前购物中心的现金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承租户支付的固定租金，二是承租户支付的浮动租金，三是由承租户支付的各种运行费用。购物中心的租约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金融合约。一个购物中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购物中心的商业价值和房地产价值。商业价值不是由有形的地产价值决定的，而是受益于企业家的利润、持续经营，是无形资产的增值。Fiser&Lentz将承租户续约的租金和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进行了比较，其假设为如果现有承租户愿意支付高于新承租户租金的话，说明该购物中心升值了，而升值的原因不在于土地的升值，而在于管理者的能力。该研究结果发现承租户续约的租金比新承租户签约的租金高了13.6%，从而证明了购物中心商业价值的存在。
由于购物中心在国外的大力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无论从发展模式还是理论研究成果来看，都非常丰富和成熟，有一大批的学者涌现出来，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学术范围覆盖了经济学、管理学、商学、房地产经营、金融和财务等学科领域，所以，研究范式也十分多样化。
二、国内学术界对购物中心的研究综述
1.购物中心的界定
从搜集到的文献情况来看，无论实业界还是理论界对购物中心的界定都比较混乱，从实践环节来看，不少的文献将精品商厦、大型百货公司等业态都称为“购物中心”，反映出我国对购物中心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另外，从购物中心的分类来看，我国国家标准“零售业态分类”中基本上还是沿用美国对购物中心的分类标准，将购物中心分为社区型、市区型、城郊型购物中心，这种分类没有反映出中国购物中心的特点。而赖阳将购物中心分为休闲娱乐型、主题购物型和生活邻里型三种。
2.购物中心的规模和经营现状
在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十个购物中心的排行榜上，有6个位于我国，华南Mall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位居榜首，反映出我国购物中心的迅猛发展势头。在2007年，北京就有28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陆续开业，未来两年，购物中心将加速放量，中国包括台湾已开业和规划在建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ShoppingMall超过了110家。另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全国购物中心项目已经达到了600个左右，以每个投资额5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应在3000亿元以上。但是，从购物中心的运营来看，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只占到27%，一般的占到51%，差的占到22%。.购物中心的管理和融资
涂荣庭通过世纪金源的案例分析，说明了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要理解和把握购物中心体验式消费的本质，不仅要提供丰富的商品和齐备的功能，提高顾客的购物效率，而且要将娱乐和购物相结合，为顾客提供完美的消费体验；另外要符合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认知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的市场调查，探究消费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诉求；组建管理团队，制定长期的整体规划，明确其整体形象，统一对外宣传，与加盟商店结成利益共同体，将自身的收益和商店的经营业绩相挂钩。盛革则对购物中心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信息资源网络的应用及网络管理方法，从而可以实现购物中心的全方位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动态管理。黄桂芝等人研究了购物中心的商户关系，研究证明，购物中心的主力店的选择很重要，主力店所处的位置也很关键。王永仪认为我国购物中心的融资渠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途径：企业自有资金、金融部门贷款、股市证券市场融资、出售店铺、出售店铺长期经营权、融资租赁。但是我国企业的自有资金的积累十分有限，银行贷款的门槛和成本又太高，而上市融资则非易事，这样导致很多的购物中心不得不通过出售后返租的方式来获得开发资金。通过对虎门镇富民时装城的融资方式研究，作者认为通过承租权融资的方式既可以筹集资金又能保持商业物业的同一性、完整性，为日后购物中心的规范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
4.购物中心发展中的问题
王一凡等人研究认为ShoppingMall业态在我国不宜加快发展，存在的问题包括与周边环境不和谐，缺乏对业态的深刻理解，商业品牌支持不足等；解决对策包括项目选址时客流量判断，要有前瞻性，有科学性；项目的功能和档次定位，既要考虑现实性，也要适应需求分段提升，项目业态结构与周边商业实现立体式全方位错位，项目操作背后要有一支坚定信心、强有力的管理团队。王京红认为我国购物中心发展存在着概念的模糊性、投资建设盲目性、盈利急迫性等问题，但是我国发展Mall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将资金运营通过股份制，转让部分股份等方式，将Mall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运营纳入城市总体运营。
纵观国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研究的浅层次阶段，停留在对购物中心基本概念的认识、对购物中心发展现状的描述、对购物中心的基本管理原理的探讨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和分析，能对购物中心的理论进行论证，从而保证了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所以，我国购物中心的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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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论文篇（4）
1.2欲神-一种本能性的欲望所谓“欲神”，泛指人源于其个体生物本能的一类欲求冲动及相应的行为，食、色、性及趋利避害是其主要体现，它与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紧密相关。从实质上说，此种行为在动物中多为生理性的，是在无意识下引发的，多数情况下，机体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类冲动的萌发，并借助意识作出相应调控，同时还伴有某些情绪体验。
2三神与心身关系层次
心身关系是中医心理学的理论核心，对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断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追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三神学说对中医学心身关系和心身结构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点，这主要体现在三神学说与心身关系层次紧密相关性上。
2.1从“身”到“心”关系层次-欲神这是一个低层次的身心关系，在这层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躯体方面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控制这类行为的调节中枢位于古皮层、旧皮层，也称边缘前脑。可以说本能性的欲求冲动多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所控制。然而，传统理论多认为：“识神”可以诱发或抑制“欲神”。从生理原理来看，则是大脑皮层的感知及意识等活动所伴有的皮层神经电化学反应对皮层下较低层次中枢调控的结果。本质上，这种关系是皮质电化学反应对边缘系统功能的下行性作用，这是“身”与“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医学家则认为“欲神”亦可以沿着神经通路向上扰乱元神，影响大脑皮层的精神心理活动，但从侧重的要点来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识神对欲神的把握。
2.2从“身”到“身”的关系层次-元神就解剖构造而言，元神与欲神位置接近，不仅包含低层次的内侧皮层（边缘系统）也囊括了脑干、下丘脑等局域结构的调控作用在内。且这些部分主要依赖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对内脏的功能进行调节。这些功能多是与生俱来的，其调控中枢为边缘系统。故多认为“元神”是一种神经电化学活动，属于“身”的范围，而且这种活动也受到大脑皮层的调节，即所谓“识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则是同一结构的不同功能，故欲神与识神之间多是紧密关联的。
心理论文篇（5）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涉及到诸多层面,这里,试图将目光集中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新英格兰地区即独立战争爆发地的英国移民,从这一移民群体的身上来发现､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
首先,宗教,特别是17､18世纪时期的宗教,对当时的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出生､成人､结婚､死亡､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最早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也就是被后世尊称为“移民始祖”的群体,最初的移民动机便是问题｡他们是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由于在英国主张清洗国教内部的天主教残余影响而受到王室的压制,惨遭迫害,不少清教徒被国王囚禁,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声称,如果清教徒不顺从,就把他们统统赶出国外｡“移民始祖”是为了逃避宗主国宗教迫害,实践自身宗教理想而来到北美的｡所以说,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从一开始心理上便与宗主国有着一定的离心倾向｡而且,这一群体特殊的移民背景和决定了他们总是雄心勃勃,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或救世意识,这点可以从移民领袖温斯罗普在向他的清教徒旅伴们宣讲教义时的预言得到体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就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肩负神圣使命感来开拓新大陆的新英格兰人在殖民地追求独立的重要时刻,也必将责无旁贷,视之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宗教情感为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的独立意识打下基础｡既然在这里提到了温斯罗普,那么顺便说一下对历史上领袖的理解｡埃里克森认为领袖和被领导者是十分近似的,领袖创造性地利用客观世界､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会引起成千上万要求外部世界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共鸣,他与众多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显然,埃里克森对领袖的解释很难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但在此处,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领袖来说,这一解释是合理的｡
其次,环境因素也影响到新英格兰移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先来看气候条件,位于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气温较低,冬季漫长而寒冷,“波士顿1月平均气温为零下3度,最冷达到零下29度,而南部1月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2北美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南部比较炎热,弗吉尼亚夏天白天气温在32度左右,最热时可达40度,因为此时各种疾病流行,许多人死于夏季｡因此,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反而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较少受到热带疾病的袭扰,各种致命疾病不易流行,人的寿命较长,因而人口的增长稳定而有序｡到达北美后新英格兰居民比较顺利地移植了他们在宗主国时的家庭模式,人口稳步增长,建构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并进入良性循环｡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性可以引用埃里克森在群体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说,他认为家庭及其对儿童的抚养形式是将社会价值和社会要求传递给下一代的主要手段｡新英格兰从移民社会向本地人社会的转变比较短暂｡这一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第一代移民总会和英国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对故土的思念､对宗主国的留恋使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漂泊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情感上很难把北美当作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他们对英国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仍然会致力于保卫英帝国的利益,使得移民社会仍带有浓重的宗主国特点｡但在北美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人不同,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与环境,更何况他们没有祖辈的英国背景和故土情结,与宗主国在情感上和血缘上都日益疏远,他们把北美当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关心的是本地利益而非英国的,应该说他们的心理已经是美国化的,而非英国式的,产生独立的愿望是必然的｡
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0]彼得•洛温伯格,转引自罗凤礼.心理史学.“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11]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12]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再来看地理因素的影响,新英格兰的土地比较贫瘠,土壤中多石块,可耕地很少,在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农业的潜力不大,此后的事实也证明这里从来不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地理环境的限制决定了新英格兰不可能发展南部种植园形式的经济,但与农业条件的恶劣相反,新英格兰发展商业的条件非常优越,新英格兰沿海的山地多与海洋相接,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大小港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得这里的移民更具开放性,眼界更为开阔,经济交流也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共同的民族心理也在交流中逐渐形成｡
新英格兰移民的离心倾向在此后应对英国对殖民地的各项法令､措施中愈演愈烈,其中的过程在此不加赘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五层次说”似乎解释了这一成长过程,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的需要可以概要地解释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接受英王特许状的殖民地走到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爆发地的演变——早期依附英国的殖民统治是出于移民自身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人口的增长､社会结构的稳定促进了社会交往需要;随着共同的民族心理的形成,尊重需要应运而生;为达到自我发展的最高能力,必须争取独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己对于心理学理论的认识十分肤浅,分析可能有误,因而在此不再展开论述｡但在个体或社会遭受挫折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当自身的发展已经到达相当高度,而且宗主国的压迫已经难以忍受之时,北美移民所作出的攻击性反应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前文中谈到的心理史学的研究容易陷入理论模式去套历史的弊端,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很有借鉴的价值｡他主张,不应当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架去硬套历史,而应借助头脑中的心理学只是增加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性,虽然可以借助理论来加强对于历史的解释,但却不能用理论来证实对历史的理解,要证实这种理解应该用历史的证据｡而且,广泛使用心理分析术语可以掩盖作者的混乱､矛盾及对心理学掌握上的欠缺,然而,却使读者望而生畏,使得心理史学著作有心理学上简单化和历史学上倾向归纳主义的趋势｡历史家和精神分析学者处理他们所研究的人类对象的方式基本相同,他们又具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方法,因此以历史家惯常应用的方法便可探知过去历史的心理侧面,因此心理历史也可以写成一般的历史｡应用传统的史学方法,配之以对人类心理的敏感,能够产生,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历史学科标准的研究著作｡就如何寻求对人类心理的理解,托马斯•科胡特提出了威廉•狄尔泰的人文科学方法论——靠神会地理解(empathicunderstanding)去认识,就是“在彼中重新发现我”,尽管神会的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摒弃,但历史学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因而神会理解仍然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方法｡总之,历史家在研究往昔的心理侧面时既不需要也不应当依靠心理史学方法,但心理侧面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个历史实践,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心理侧面,不存在“不合理的”心理史学问题,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历史问题不包括心理侧面｡所以,托马斯.科胡特建议将心理史学成为一般史学,让心理史学家返回历史家的行列｡托马斯•科胡特的意见某种程度上过于极端甚至被批判为反科学的,但对于心理史学的在实际中的应用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如果心理史学家能够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或者能够加强有志于心理史学的历史家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密切合作,都将有效促进心理史学的研究｡
随着心理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对群体心理研究的加强,心理史学所应用的理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主要趋势是突破心理学的局限,走向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彼得•洛温伯格对心理史学所下的定义表达了这种认可——心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是将“历史学分析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以便形成对往昔更为完满的观念｡类似的观点,也可以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定义中得到,“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就是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部分思想､方法和结论对过去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尽管心理史学研究仍以精神分析为主要理论,但其他理论(心理学范畴的和非心理学范畴的)的介入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心理史学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更不可能只应用心理史学的方法来作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必须综合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其他一系列知名的､不知名的研究方法来进行｡
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是可行的､有启发性的,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必须谨慎,不能走到心理决定论的极端,必须勇于探索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尊重历史的真相｡最后,引用理查德•舍恩沃尔德的话来结束本文对心理史学的初探——心理学家敢于再现过去,并声称“我叙述了历史事件”,而心理史学家甚至还要加上“我揭示了过去的心理”,这看来真是荒唐之极｡但是,如果心理史学家不懈地努力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感到:“我从人的心理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真相｡”
参考文献:
[1]罗凤礼.“美国的心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2]彭卫.“试论心理历史学的主体原则与理论层次”.载<史学理论>1987.2.
[3]大卫•斯坦纳德著,冯钢等译.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时殷弘等译.美国人——殖民地的历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2.
[6]李剑鸣.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M].人民出版社,2001.
[7]R•C西蒙斯著,朱绛等译.美国早期史——从殖民地建立到独立[M].商务印书馆,1994.
[8]理查德•舍恩沃尔德著,姜跃生,张一平摘译,罗凤礼校.“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
[9]托马斯•科胡特著,罗凤礼译.“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2.
心理论文篇（6）
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此三者交互影响下发生的。这样，韦伯便从多元视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因与结果，作出广泛意义上的判断。他对新教伦理与西方发展的关系所做的不同凡响的解读，某种意义上启发历史学家对世界社会发展史做重新审订。
二、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
他也生怕所从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论，但又说尽管已经历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结论不同，就可以避免这个倾向。余英时研究的结果，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这里我们要介绍的余英时的文章（实际已成一部著作的规模）的题目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全文共分三编：上编，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唐以来新禅宗与新道教。中编，儒学理论的新发展。重点分析新儒家与新禅宗的关系，并论及中国宋明理学的发展，具体分析由程、朱到陆、王各种思想的发展情况。下编，中国商人的精神。以十六至十八世纪为时代断限。他说自己在这编中所照应到的不是商业发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家的关系。这三编有独立性，但又相互关照，连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余英时在文中提出一个重要议题，即入世与出世的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世界各地区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共同特征。
一个宗教要使其与现代化结合，并对其发挥有益作用，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是“入世”的，承认“此岸”，重视人生，以出世的超越精神，尽力做入世的最现实的事。余英时论及唐代佛教变化，指论从社会史角度来看，重要一点就是从出世转向入世。而惠能所创造的新禅宗，在这一发展上尤具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余英时说，有人称他们是中国的马丁·路德是有理由的。惠能立教的基本意义是“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后世通行的《坛经·机缘品》记录他的话，有“字即不识，义即请问”等语。他还说，惠能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在当时佛教界是一个狮子吼。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便是从这一句话中体现出来。不过余英时也承认，惠能的宗教革命最初仅限于佛教范围之内，而且唐代的宗教派别甚多，禅宗不过是其中的一支，这一革命实际上是静悄悄地发生在宗教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并没有掀动整个世俗的社会。
正如余英时所分析的，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还都是将此世看成是负面的，是人的原罪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进步在于他们已经反对单纯的寺院修炼，已经觉悟只有入世尽人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径。他们的“天职”观，更力证入世符合上帝愿望。入世苦行的思想，之所以在加尔文的教派中发展到最高，是因为他的天职观更加积极，对入世理论的辩护更有力。余英时引《坛经》第三十六节中《无相颂》，曰：“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这一《颂》在通行本中又改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其所含的“入世”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五灯会元》卷三有《百丈怀海章》记载：“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余英时说，从百丈的语言中可见，他们在坚持一种教义，已经对传统的教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化，在教徒的心中发生高度的紧张。因为以前佛教徒在事实上不能完全免于耕做是一回事，而现在已经完全确定耕作的必要则是另一回事。推断百丈的话语，只要作事而不滞于事，则无罪可言。这是用超越与严肃的精神来尽人在世间的本分。
余英时在说到新道教时，称道全真教云：全真教有两个理论，一是“默谈玄机”，即是“识性见性为宗”；一是“打劳尘”，即是“损己利物为行”。所要说的是若无前者，终生在劳动中打滚，永无超越的可能；若无后者，则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余英时说，这实际上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稍知加尔文教义者不难看出这正符合‘以实际意识和冷静的功利观念与出世目的相结合。’”余英时论全真教与禅宗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的入世倾向在一开始便比较明显，比禅宗来得更直接与深切。新道教对中国民间有深而广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历劫，在人间完成“事业”以后才能“成正果”、“归仙位”。同时凡人要是想成仙也必须“做善事”、“立功行”。
前面说的是禅宗与道教。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儒、释、道”。余英时在论说中国传统中的近代性转化时也将目光注意到儒家。他承认中国儒学发展到宋明时代是一大转折，从这时候起中国儒家出现了近代性演化。
他论说克勤克俭、光阴可惜的思想都是儒家的古训，但是到后来，尤其是门第时代，这样的思想便被无形中淡化。到了新禅宗入世运动发起，特别是新儒家发生之后，中国儒家中的这种思想种子再次阐发。朱子在教育门人时常说：“光阴易过，一日减一日，一岁无一岁，只见老大，或然死者”。余英时说，新儒家将浪费时间看作是最大的罪恶，与新教伦理毫无二致。不过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新儒家其实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朱熹有言，“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余英时解释云：这里所说的做事虽然不全部说是生产劳动，但其所宣扬的是只要在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则可以心中无愧。这和新教的工作观依然十分相似。新教认为人必须有“常业”（fixedcal-ling）。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同一类职业，即使不是体力劳动，只要为上帝努力“做事”即可。余英时说，只要将上帝换为“天理”，即可发现新儒家的社会伦理有许多与新儒家的思想合节。新儒家与以往的儒教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找到了生命超越的根据。新教徒以为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的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岸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天理”，人生在世，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做事”以“尽本分”。做事不是消?模匦搿爸骶础薄V骶吹姆较蛞环矫媸嵌浴笆隆保硪环矫娑杂谙谛慕粽爬此担制渌捶较蛴质嵌浴疤臁保浴袄怼保庋泄氯寮揖陀辛俗诮坛械钡囊庖逄嵘?BR>
三、心、性说新解与“信仰得救”中国禅宗强调“心、性”。《坛经》第二十八节说“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观照，不假文字。”余英时解说惠能的观点与马丁·路德的思想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重在“本性”，自由解经，“不死在句下”。敦煌写本《坛经》三十一节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求善知识，望得解脱，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
宋明新儒学与以往儒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关于心性论的阐述。如余英时所说，韩愈虽然首创儒学的复兴，但在心性论方面无所贡献。他有《原性》一文，但与宋明的思想境界距离甚远。在韩愈的时代，只有禅宗有心性的功夫，儒家在这方面完全是一个空白。新禅宗“求心见性”，对俗世的吸引力就在这里，给世人（显然也包括中国儒家）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最后归宿，俾使人得以“安身立命”。与韩愈同时的还有李翱，著《复性书》三编，注意以《中庸》、《易传》为根据，讨论心性。他的观点没有摆脱佛教纠葛，但心性学萌蘖初现。余英时说明，真正的心性学直至宋朝新儒家出现，方逐渐达至成熟境界。事实上将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作比较，将儒家心性之学加以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应说是后者。王阳明承续思孟学统，收纳佛学精粹，反对死守经典，主张内观本心。他以“良知”释心性，将中国儒家的心性思想推至高峰。
西方新教思想中有“因信称义”的说法，反对宗教烦琐的礼仪，认为信徒只要内心具备真诚的信仰，就可能获得上帝的信任与爱顾，成为神的“选民”。余英时认为，禅宗的“求心立命”与新儒家的心性论，已具备西方新教“因信称义”的精神内容。
余英时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即新禅宗对新儒家的最大影响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谓“世教”，在这一方面自无待于佛教的启示。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佛教与儒学士大夫都已经看到儒家只有“此岸”而无“彼岸”，以儒家的习用语言即是有“用”而无“体”、有“事”而无“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新儒家因新禅宗的挑战而开展自己的心性论，最后找到了“彼岸”。但是也要看到新儒家的“彼岸”论一开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论，儒家的彼岸是“实有”而不是“空寂”。诚如朱子所说：“儒释言性异处只是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与形而上的世界。同时中国心性论的建立又表明，一个信仰者只有通过对“心”的关照，才能获得对“理”的觉悟。
我们通常都在说“终极关怀”，但关怀的到底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其实这样的“关怀”也就是对生命的“最终理由”，即“生命基础”的关怀。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将这种理由与“神”连接在一切。而儒家的世界里没有神，而让人生与“天命”、“天理”以及“心、性”联系在一起。强调前者的是朱子的理学，强调后者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思想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主流学说？这实在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这也许因为，心学太强调个体知觉，天理与天命意识被冲淡。这就产生两个弊病。其一是从人的深层意识来说，都有一个依赖感的问题。人的依赖感觉是在童年时代因对母亲的依赖而发生发育出来，进而成了终身的心理记忆。王阳明思想使人只是相信自己，使这样的依赖得不到最安全的安放位置。“依赖”表现为权威与外界两个因素，如果不是“外界”的，就没有安全；同样如果不是“权威”的也不会有安全。王阳明将个体的良知确定为主要的，就使这两个条件部分地失去了。显然理学强调对外界的最大权威��“天理”的“依赖”，可依赖感自然要胜过“良知”。我们承认宗教的设神说教对人有更大的可供依赖的成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世界大多数民族都有宗教。中国没有宗教，而创造出“天命”与“天理”，到后来将天命改为了天理，取消其最后的宗教气息。这也许是因为中国不容有天上的“神”与地面的“皇”争夺权威的缘故。强调“天理”也被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所决定。心学说“心”，人皆有“心”，其“心”何多，则国家与民族思想容易走上涣散的一途。说天理只有“一个”，对于一个统合社会来说，更具有思想的契合性。
以上所说，只是一种“也许”的假说，笔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见解。然而做细致的思考又发觉，心学对于世道人心的匡正，又比理学来得有效。这是因为，王阳明所说的“心”（也包括王阳明之前心学开创者如陈白沙等人的思想）不是一个悬空不定的“心”，王阳明也说天理。只是，他要搞清楚的是天理与心之间的关系。
请看他与自己学生的对话。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王阳明回答：“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爱又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阳明则曰，“心即埋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诚然，朱熹说天理是在建立彼岸世界，然而怎样使天理到达人心呢？他的意见先求于外，由外至内，因此有“格竹子求天理”的故事。所设计的精神通道是：格物��求理。这样，求“理”的方法就显得烦琐，向“理”的道路总觉得壅塞。而阳明的精神路径则通捷得多：“致良知”��“天理”，或者说是“直观本心”即可得到达“天理”。强调只要“心”里“有”着，“天理”的光线就可以直射心扉，使内心精神通彻透明。理在我心，不必外求。与朱熹比较，王阳明同在建立中国人的彼岸世界，但是这个彼岸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扪心可悟，垂首可见。如果说朱熹所社的彼岸远在天边，阳明的彼岸即在心头。一个有信仰的人不假它物，直与天理沟通。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朱熹之功在于建立了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他的“理”实是一个信仰光源，是中国式的“彼岸”世界。朱熹之弊在于，他没有找到一个通向“信仰”与彼岸的方法与道路，他所设计的“格物致知”方法，难以实行。如此，屋无窗无法照见“理”的光源；海无舟无法抵达“理”的彼岸。明知有“理”，无法至“理”，无奈而叹！阳明之功在于直说“心”的意义，实际是说何必开窗，心即为窗，何必借舟，心即为舟，何必格物以求“理”，心即是理。理为信仰的目标，心为信仰的根据。坚其信仰的根据，理必获得。有心方有理，无心理难得。显然，与朱熹比较，阳明的心学更与基督教新教所主张的“因信称义”相近，在建立现代性信仰世界方面所做的贡献更大一些。
四、忧心
余英时也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恐其将为“游魂”。他说，从全面来看，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
新儒家的运动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这是唐宋以来中国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然而儒家于中国将来的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有没有儒家复兴的希望？中国以至东亚是不是如同杜维明所说的有一个“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对于以上的问题，余英时的论文透出些须的疑惑，为儒家于今后的困境为难。
关于儒学再兴，余英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是致力发挥其固有的“践履”精神与“人伦日用”性格，还是象现在这样仅将其局限于一种“论说”。如属前者，儒学便以“游魂”为其现代命运。后者，“则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
心理论文篇（7）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心理论文篇（8）
前言
在中国，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心理障碍、心身疾病、神经精神疾病及社会适应不良等，已成为影响现代人健康的主要因素，其危害性呈迅速上升的态势，［1］对于这类疾病，单纯的药物治疗往往是不够，甚至是无效的，而心理治疗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2］目前国内心理治疗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3］但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心理状态等与西方人差别很明显，［4］心理治疗中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模式。［3］作为中国的心理治疗，必须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与医学有着深入的理解。［5］中医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独特的心理疗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6］中医得心应手的治病技艺，数千年来主要在医案中体现，本文选择部分历代心理治疗医案，按照不同的治疗方法归纳整理，并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对所选用的每个医案进行客观分析。
劝说开导
劝说开导疗法是针对患者的病情及其心理状态、情感障碍等，采用语言交谈方式进行疏导，以消除其致病心因，纠正其不良情绪和情感活动等的一种心理治疗。劝说开导疗法，应用范围极广，是中医心理治疗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运用要点：在进行劝说开导时，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治疗的关键，因此医生要有极大的同情心，态度要严肃、诚恳、热情，语言要慎重，鼓励、引导病人吐出真情，因为病人的倾诉不仅可以帮助判断病情，本身也是一种宣泄，可以缓解其紧张、焦虑的情绪。
怡悦开怀主要是通过医生对患者进行语言劝说开导，使患者了解自己的情志障碍所在，从而积极主动地加以自我调节，控制情绪，纠正不良心理。
案一：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粱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佑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由饥饱，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则胎气不足，乳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列子·力命第六》）［7］
按：如何治疗季梁的疾病，因三个医生的语言、治疗水平不同，故效果、待遇迥异。矫氏按一般情况硬套，被辞退。俞氏重视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得到病人好评。卢氏指出此病产生既不由天，亦不由人，更不由鬼，药物也不能治好。人存在很大的个体心身差异，若能明白这个道理，寻求适合自己心身特点的调养方法，这病是能好的。卢氏的劝说除了暗示作用外，与病情相符，言语契合病人心理，被愉快接受，增强了其痊愈的信心。
释疑解惑释疑就是根据患者存在的思想疑虑，通过语言说理开导或是采用其他的方法，解除患者不必要的怀疑或猜疑，帮助他们去掉思想包袱，恢复健康。
案二：吴桥治陈龙，年八十而病尿浊不禁，则隐几而日夜会，不复近衾。诊之六脉沉沉垂绝矣。叟乃命孙扶起，曲跽告曰：老夫春秋高，子孙仅立门户，死其时也。吾从侄继鸾，年四十，病瘵且危，家极贫，举室五口，嗷嗷待哺，愿公救其死，即尤死贤于生。就而诊之，卧无完席，室中仅二缶作炊。然左脉平，右脉虚大而数，曰：此忧思伤脾也，扶脾土则有生理，治宜补脾抑肝。叟闻瘵者可生，则大喜过望，其病一再剂而愈。逾月瘵者无恙，则夫妇帅诸子罗拜谢之。（《太函集》）［8］
按：陈龙，年八十，病尿浊不禁，不复近衾。古稀老人并不畏死，一番言语让吴桥知晓了，“尿浊不禁，六脉沉沉垂绝”的根本原因是担忧“从侄继鸾病瘵且危，举室五口，嗷嗷待哺”。医家又诊其侄，告知瘵者可生，解除了陈某的思想包袱，大喜过望，接受治疗，二剂病除。
暗示转移
暗示转移法亦即意示疗法，指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患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以诱导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医生的治疗性意见，或产生某种信念，或改变情绪和行为；一部分医家同时借助语言等方式，剖析本质、真情，以解除患者的疑惑，治疗由情志因素引起的疾病。
其运用要点：暗示转移法主要是使用语言或借物示意。语言暗示包括词句语言和肢体语言。借物暗示指借助于一定的药物或物品，暗示出某些现象或事物，以解除患者心理症结的方法。医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掌握丰富的社会学和生理知识，运用时应该谨慎从事，切不可令患者看出任何破绽，否则难以取效。
案三：一人在姻家过饮，醉甚，送宿花轩。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许。天明视之，槽中俱是小红虫，心陡然而惊，郁郁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脘便觉闭塞，日想月疑，渐成痿隔，遍医不愈。吴球往视之，知其病生于疑也。用结线红色者，分开剪断如蛆状，用巴豆二粒，同饭捣烂，入红线丸十数丸，令病人暗室内服之，置宿盆内放水，须臾欲泻，令病人坐盆，泻出前物，荡漾如明，然后开窗，令亲视之。其病从此解，调理半月而愈。（《名医类案·卷七·诸虫》）［8］
按：醉甚口渴，而饮石槽水，但天明视之，槽中俱是小红虫，疑心顿起，郁郁不散，心中如有蛆物，“思则气乱”，胃脘便觉闭塞，脾失健远，渐成痿隔。“情疑而病，向来以药治之，皆无验也”。吴球用药催泻，将红线丸混入排泄物中，使病人产生虫去病将安的信念，“其病从此解，调理半月而愈。”可见暗示疗法确是心因性疾病的上佳治法。
顺情从欲
顺情从欲是顺从患者的意念、情绪，满足患者的心身需求，以消除患者心理病因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情志不遂所引起的心身疾病。
其运用要点：人的欲念无论恶劣与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正当而必要的生活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不仅影响人的正常生理活动，甚至会导致精神情志的病变。此类病变，单凭劝说开导、移情易情是难以解除患者的疾苦，必须“以从其意”（《素问·移情变气论》），只有当其基本欲望得到满足时，神志病变才有可能痊愈。
案四：有荷担贩盐者，家无斗粟，盐为捕所夺，呕血数升，匍匐求治。同文潜以白金半锭杂药中，其人启函得金，以为误也。同文曰：我安得有金？即遗汝，必明告汝矣。其人得金喜，饮药立愈。（《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十二册·医术名流列传》）［7］
按：赤贫之人，以荷担贩私盐为生，盐为捕所夺，“怒则气上”，呕血数升，匍匐求治。本案治心为上，药治为辅。钱同文巧妙地以半锭白银混入药中，使贫穷者极需挣钱养家的渴求，因得到意外之财而满足，对症治疗，饮药立愈。
移易性情
移易性情疗法就是转移注意疗法，是通过分散患者的注意力，或通过精神转移，改变患者内心思恋的指向性，从而排遣情思，改变心志，以治疗由情志因素所引起疾病的一种心理疗法。
其运用要点：心身疾病病理过程中一些导致或影响疾病的境遇或情感因素，常成为影响患者心身功能稳定的刺激灶，它反复地作用于心身功能，使之日趋紊乱，而这种紊乱又强化了刺激作用，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使病证迁延难愈。对此，可借助移情易性转移注意疗法，有意识地转移患者的病理性注意中心，以消除或减弱它的劣性刺激作用。如魏之所言：“投其所好而移之，则病自愈。”
凡患者过分关注自己的病痛，以致这一心理活动有碍于疾病治疗和康复时都可选用。若患者过分注意躯体的某些部位，从而成为强化了的病态条件反射，亦可试用。此外，还可用于纠正某些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而出现的病态行为。
案五：按《古今医统》，莫君锡，不知何郡人，大业中为太医。炀帝晚年，尤迷于色，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而阳过盛，日饮水百杯而渴不止。君锡奏为置冰于帝前，日夕望之而渴逐止。（《古今医统》）［7］
按：隋炀帝过服壮阳药，“日饮水百杯而渴不止”，莫君锡让隋炀帝把注意力转移到冰上，面对冰形成条件反射，凉意生，烦渴止。此法与曹孟德望梅止渴异曲同功。
激情疗法
有意识地诱发病人某种情绪变化，如激怒病人，或使其羞愧、惊恐等，利用随激情而出现的某些可以预期的强烈机体或行为反应，从而改善躯体功能状态，达到治疗目的的疗法，可以称为激情疗法。
其运用要点：此法难度极大，容易被病人误解。此疗法用之失当，有可能刺激伤害患者，侮辱其人格，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故非万不得已不可行之。
案六：齐闵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诊王脉，谓太子曰：非怒则王疾不可治，怒王则文挚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与母以死争之，愿先生勿患也。文挚曰：诺。与太子期而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履登床，履王衣问疾。王怒不与言，文挚因出陋辞以重怒王，王吐而起，遂乃疾已。王不悦，果以鼎生烹文挚，太子与母合争之不得。夫忠于平世易，忠于浊世难也。（《吕氏春秋·至忠》）［7］
按：此为激怒疗法。文挚诊齐闵王卧病不起，认为怒可愈。首先与太子商定出诊时间，但三次爽约令王怒；在诊病时又逐渐增大刺激力度，故意“解履登床，履王衣”，加深怒意，最后以陋辞诱使王大怒，怒则气上，郁积之物随之一吐为快，“遂乃疾已”。
案七：邱汝诚治一女子，欠伸臂不下。邱命其母裸女上身，以单裙著之。曰：俟吾揭帘即去下裳。母如命。邱扬声而入，女羞缩臂即复故。（《挥尘新谈》）［8］
按：激起人的羞愧之情，每能诱发其做出超常的反应，特别是强有力的保护行为。合理地进行诱导，正常地利用这种自身强有力的保护反应，常可起到纠正心身病态，尤其是运动系统病态的作用。本案是妇女运动系统的病态，类似于神经性强迫状态。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男子可淫乐无度，但女子却不能失去贞节，甚至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身体意味着失去清白，邱汝诚抓住女性的这种意识，突然上前佯要脱其衣裙，女子因羞愧下意识做出超常的自我保护，心身病态得到纠正。
案八：一人无故舌出于口寸余，他医遵古方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先生（陈梦琴）命取鸡冠血涂之，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声大而腾，病者愕顾，而舌收矣。或问其故，先生曰：舌为心苗，心主血。用从其类，必鸡冠者，清高之分，精华所聚也。掷钲于地者，惊气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按：周真治妇盖从其法化出。（《冷庐医话》）［9］
按：此为惊恐疗法。舌出于口寸余，熏以巴豆烟，饮以清心脾药，不效。陈梦琴用鸡冠血涂舌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使人持铜钲立其后，掷于地”，巨大的响声令“病者愕顾”，随响声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使舌出不能收的躯体功能状态得到改善，舌能收回口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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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论文篇（9）
第一层意义：“疑问”。这是由于对所学知识还没有真正掌握和缺乏相关背景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现象。人们降生于世，一无所知，童稚的好奇心使人向“第一任老师”——父母提出一连串的问号。这些疑问与探索，虽然幼稚可笑，但它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开始。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常在哪些地方有疑问呢？黎见明先生认为：“一般说来，难点有疑，困惑有疑，错处有疑，关键有疑，无疑有疑，等等。”应该说，疑问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有许多学生由于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懂，或不愿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就不敢提出疑问，结果压抑了学习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导读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导疑启问”的情境，解除学生思想上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调动思维积极性，让他们“在难点处求疑，在困惑处求疑，在易错处求疑，在关键处求疑，在无疑处求疑”，彻底改变那种有“疑”而不“问”的现象。
第二层意义：“怀疑”。从心理学角度讲，怀疑有两方面含义，表层意义呈现为一种方法，深层意义呈现为一种精神。所谓怀疑的方法是从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或根据现有的疑义，进一步对已有的理论、学说进行推敲、检验，启发人们摆脱妨碍认识真理的成见和偏见，并在新的事实材料基础上用否定的形式包含对真理的认识。心理学上的怀疑精神是一种可贵的个性品质，从尽人皆知的事物、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真理，需要有怀疑“权威”、“常识”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把怀疑精神视为科学活动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之一。语文导读要塑造创造型的“四有”新人，必须着力培养学生敢于怀疑的个性心理品质。
第三层意义：“问题”。这里说的“问题”是指科学问题。黎见明先生在导读实践中曾列举一个典型的事例：一个学生针对血浆储存时间短的医学难题提出设想，如果模仿蚊虫的储血功能进行技术设计，可以使血浆久存，推动科学的进步。他提出的假设就是十分可贵的科学问题，而这种科学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创造价值。“导疑启问”中的“疑”和“问”，正是“疑问”、“怀疑”和“问题”的总称，而这三层又是相互联系的。通常是通过问题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提高质疑技能。相反，学生一旦具有敢于怀疑的心理品质，又掌握了科学的质疑方法，就会处处去审视，去刨根寻底，从而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疑问，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二、“导疑启问”的心理学功能
从教育心理学一般理论和语文导读特定的心理流程来分析，“导疑启问”的功能主要有三：
其一，创设“导读境界”的功能。黎见明先生指出：“‘改灌为导’，就是要学生思想活跃起来。”“让他们作到‘言者善绘’，‘闻者有味’，‘言者善辩’，‘闻者善断’；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慷慨陈辞，直言不讳，言无禁忌，力排众议’。这样，便达到了导读的理想的境界。”“导疑启问”为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创造了活跃的教学氛围和良好的课堂环境。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构成课堂教学气氛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教师的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和思维状态，以及教学内容的情感基调。如果教育者能够认识到青少年具有好奇好问、喜欢探究的心理特点，在教学中重视问题意识的培养，就可以有效把握学生思维活动的热点和焦点，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使课堂教学气氛活跃，师生双方都能处于紧张而又轻松的愉快情境之中，为步入“敢于直言”、“畅所欲言”的导读境界提供良好的课堂环境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矗。
其二，激发思维与求知欲的功能。疑问是激发学生思考，引起认识上的矛盾，从而促进其思维发展的重要方法。因此，心理学家认为，思维是从问题开始的，学生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除了鼓励和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外，教师设置疑问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还是决定性的。所以，教师在导读过程中有目的地设置问题，形成各种不同的问题情境，是促使学生产生并强化求知欲望，发展思维能力的良好方法。目前国外的“探究——发现式”教学方法群，其共同的主张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进程中开展探究发现活动，培养问题意识，使他们带着富有趣味和价值的疑难问题去学习，去发现，去探究，去创造。黎见明先生指出，“这些，对我们研究导读与学法，显然是有一定的启发的。”导读论中的“导疑启问”就深得“探究——发现式”教学方法群的精髓。因为问题情境的设置，能在学生认识上引起矛盾，反过来又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究，这就有助于强化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及内在动机。唯其如此，我们认为“导疑启问”具有激发思维，增强求知欲的心理功能。
其三，形成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功能。黎见明导读论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和创造能力。他指出：“‘导读’要努力培养敢于创新的‘超常力’，勇于探索的‘进取力’，富于联想的‘想象力’，善于概括的‘综合力’，巧于鉴别的‘选择力’，长于评价的‘批判力’和锐于发现的‘敏捷力’。”这七种能力的有机整合，便形成价值无穷的创造力。教学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过程，学生在这个认识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发明和创造活动。因此，具有强烈的质疑问难意识是探索的先导，是创造的起点。“导疑启问”的最大特点就是为学生提供了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问题情境，有助于摆脱“权威”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现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对一些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进行质疑，并勇敢地探索科学的结论。这样的导读，能改变学生总是围绕教师、教材、书本转以及迷信权威、安于现状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从而突破思维惰性与定势的局限，为发展求异思维，培养探索精神，提高创造能力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导疑启问”具有培养学生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心理功能。
三、“导疑启问”的心理流程
黎见明先生指出，导读和创造学法“首先要求疑，然后才能辨疑，解疑”。“求疑”是提出问题的起点；“辨疑”是通过辨析，形成科学问题的关键；“解疑”是解决问题的终端。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考察，由“求疑”而提出问题需发散思维，由“辨疑”而形成问题需收敛思维，从“解疑”而解决问题需创造思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导疑启问”的过程视为一个从“发散思维”到“收敛思维”再到“创造思维”的科学的心理流程。
心理论文篇（10）
摘要：教师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主要由职业素养、科研精神、处事原则、聪慧品质等要素构成。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可以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水平，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可以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并做好学校管理工作。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重视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注意总结原因，思考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路径。这不仅需要社会各方面以及学校方面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教师个人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以便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
关键词：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发展路径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引导、激发、服务的作用，其心理素质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甚至影响着学生的心理特性。教师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人心理期望反映到教学过程的外在表现，即教学过程中，通过其心理暗示对学生身心健康起到重要的影响，这种心理活动及变化是教师个性特征所呈现给人们的感知表现。大量的案例表明，教师心理素质常规下都对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发展起积极向上的作用。只有极少数教师心理存在缺陷，但仍奋斗在工作岗位上，这使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提高成为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否则势必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同时对学生的心理和个性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因此，探讨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十分必要。
一、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主要构成
1.职业素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教书是指传授知识，育人是指教师以身作则来引导学生的品行。因此，职业素养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学教师，面对的都是大学生，其世界观、价值观、就业观等正在形成时期，教师的尊重、理解、表扬、启发、鼓励等都对学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要热情向上，师德要突出，以此符合教书育人的特征。
2.科研精神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上要具有代表性，能够拿出钻研精神来感染学生，培养学生与教师一起洞察规律，探究内涵，积极创新和探索。学科骨干要有自己的见解，对待研究领域的观点要头脑清醒，加强反思，不会跟风就市。此外，要有恒心和毅力，有历史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样大学教师能不断走向科研的巅峰。
3.处事原则优秀的教师在处理事务上要随和可亲，但要保留自己的见解，具有独立科研和攻关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创新，不畏困难，心绪沉稳，耐心研究教学和项目。
4.聪慧品质优秀的教师能够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在交际、教学、沟通和处理事务上表现出较强的理智和控制能力，给人的感知是聪慧、灵活。这种聪慧品质对教师的业绩、研究成果等具有较大的作用，是在工作中通过丰富多样的交流与合作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教师有较强的协调能力和自控能力，才能形成和谐的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
5.其他素质构成优秀教师的心理健康素质除上述特征外，还需要有良好的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研究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黄汉城摘要：教师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主要由职业素养、科研精神、处事原则、聪慧品质等要素构成。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可以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水平，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可以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并做好学校管理工作。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重视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注意总结原因，思考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路径。这不仅需要社会各方面以及学校方面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教师个人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以便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
社会信誉、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与人交际的人格魅力等。这些品质在教学过程中同样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优秀的教师心胸要开阔，做事要诚恳，研究要踏实，教学要诚实。这些心理品质的养成需要不断地培养、暗示和实践才能形成。这些品质共同作用于教师身上，会对其思想、行为、心理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使教师能够对学生具有较高的教学亲和力，与学生构建和谐的朋友、师生关系，促进师生沟通，引导学生不断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学生的好学情绪。优秀的大学教师要能掌握教学气氛，以优化的品质感染学生、激励学生和教育学生，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深化，促进学术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术研究成果分享与转化。
二、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发展的重要意义
1.可以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水平
当前教育是以国家整体素质教育为主，创新教育为辅，为提升国家整体文化素质服务。这对大学教师的能力和品质提出更大的要求，需要教师认清形势，以国家发展为己任，不断完善自我，锤炼出优质的心理健康素质，以此胜任自己的工作，承担起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重任。因此，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培养，是健全教师人格和品行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教育水平、管理水平、办学水平提升的重要前提。
2.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教师是教学的主要实施者，与学生有着密切的接触。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以教促进育，以育带教。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师以身作则，利用自身的品行、心理素质、行为举止等对学生的人格、人品、能力、气质等进行不断地熏陶和感染，使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行为言谈举止无不体现教育的修身养性特性。教师与学生长期以来形成良好的关系网，在这张无形的关系网中，教师的人格感召力是巨大的。无论何时、何地，教师都要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对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在学生人格形成时起到重要的助力作用，实现学生人格的健全和良性发展。
3.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拥有较强的心理素质，能够对教学任务、教学手段创新等要求较快地适应，以此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引导学生不断适应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和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学生会以教师的个人表现为标杆，无论个人修养、学术研究还是精神面貌、学习热情等都会得到提升。教师心理素质较高时，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激情较高。教师的工作责任心越强，学生的学习信心和积极性越高。教师的创新思维越活跃，学生会有超出教师的创新表现。教师心理素质的提升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无形的助力作用。
4.可以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做好学校管理工作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即是管理者，也具有管理者的特性。在人本论理念的支撑下，教师的主体地位逐渐在教育管理中有所体现。教师通过与学生的良好沟通，对学校管理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好的建议，促进学校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关键所在。只有心理健康素质过硬，教师才能更好地协调管理措施与学生的矛盾，处理好各种关系，维护学校的利益，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不断提高。
三、教师心理健康素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适应不良教师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时，对家庭、工作、人际交往等因素的期望较高，与实际产生强大反差，会导致心理压力超出承受范围，导致产生适应性不良、烦躁不安、情绪激烈、学术研究力不从心等。适应能力的强弱标志着心理健康素质的成熟与否，是骨干教师与一般教师得以区分的重要标尺。
2.职业行为不良教师正常的心理以教学为主，一切活动都围绕教学进行。
但心理不健康的教师，往往忽略教学的目的和责任，情绪难控，冲动，缺乏亲和力和教学耐心，常常因学生的表现不符合心理期望而显露粗暴的行为和言谈，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这种不良的职业行为往往与个人的婚姻、成长环境、工作环境、工作待遇达不到心理期望有重要关联。
3.人际交往存在障碍心理不健康的教师在人际交往上存在较大的障碍，常因计较个人得失、猜忌心强、无理争论等与同事、朋友、亲人无法构建稳固的人际关系，不但影响教学工作，还无法胜任管理者的主体责任，偏离教书育人的初衷。
4.人格缺陷教师一旦存在人格缺陷，就会产生焦虑、烦躁、抑郁、冲动、易激动等缺点，造成其心理不健康，无法完成教育任务，容易无视教学质量，嫉贤妒能。
5.职业倦怠教师存在心理不健康状态时，对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情绪不稳定，易冲击和激动，很难把握住课堂节奏，课堂教学互动较少，教学质量不断下降，久而久之产生职业倦怠行为，上班懒散。这样教师会始终没有成就感，心理压力无法得到缓解。
四、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发展思路
1.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首先，从社会大环境背景下构建教师光荣、自豪、自信的心理氛围，尊重并理解教师教书育人所做的一切积极的努力。对教师的失败要不断鼓励，使其心理回到健康水平，激发其以更高的工作热情不断走向成功。
其次，国家要加大教育资本的投入，提高教师的待遇，满足其心理期望，缩小差距，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使其心理上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教育事业。还可以利用待遇的高标准化吸纳教育精英，达到组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的目的。
最后，教师的职业支撑要来源于社会，社会的大力支持可以改变教师的心理期望，降低其对工作的压力程度，缓解个人情感、经济等压力。社会的关心能使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心理素质逐渐提升，以此满足社会期望和对人才的渴求。
2.学校方面的支持
首先，学校是教师工作的主要场所。学校的和谐环境对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学校要尽可能为教师创造和谐、轻松、灵活的工作环境和心理环境，加强沟通，理解和支持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建议，形成良好的管理氛围，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
其次，学校内的人际关系环境要加强，为教师的人格魅力培养和升华提供完善的协调机制，从客观上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公平。在主观上构建温暖亲和，团队合作，共进共退的关系，及时纠正心理偏差，和谐共处。
最后，学校要通过各种活动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知识的扩充，使教师能够自我解读心理问题，帮助教师走出心理阴影和困惑。同时使教师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学校要构建心理支撑系统，聘请心理医生、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等进入校园，为教师和学生共同进行心理辅导，促进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的不断改善。
3.教师个人的自我调节
第一，教师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正确的认识，积极采取措施改变自我的不融合状态，该坚持的理论和观点可以坚持，但该认同的时候也要积极认同，才能融入周围的环境。在工作中，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增强亲和力和工作积极性，保持好的心态，以此更好地完成工作。
第二，注重提升心理抗压能力，提升心理素质。在工作上要严于律己，宽容待人；在情感上，要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在行为上，要为人师表，和谐对人。同时，运用对自己起作用的解压方式来进行自我疏导，形成正确的心理观念。
第三，教师认清自己的价值，进行正确的职业规划，正确定位自己在工作、人际交往中的角色和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增强心理预见性，提高心理素质。这种自我定位有利于更好地排解心理困惑，调整好自己，积极向上地进行业务钻研。
第四，教师要将心理素质的重心放在业务能力的提升上，以能力带动心理期望的提升，不断满足心理的需求，自信、自豪、分享自己的成果，将不断转移注意力，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第五，心理要健康，首先身体要健康。教师要坚持进行身体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充足的精力，才能对心理压力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保持愉悦的心情，实现心理健康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1]王晓丹。调控教师心理健康的有效策略探析[J].赤子（上中旬），2016
[2]张伟英。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教师心理健康素质研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5
心理论文篇（11）
［关键词］妊娠剧吐；心理护理；心理支持
KealizeofGestation''''sSpittingTendinfofMentality
Abstract：ObjectiveAnslysetheintervenentionusingmentalityinthefunctionoftendingthegestationwhenspitting.MethodsWestudy43patientsusinggroupingobservationinourhospital.Wetakethemethodofimprovingcurableenvironment,sayingcarefully,talkingwiththepatientsandconcertingthefamilynumberstocontractandresumetheillness.Results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grouparelessthaninthecomparisongroup.ConclusionWecanlightenthesymptonclearlyifwepayattentiontopatient’smentalityandthefamilys’support.
Keywords：Gestation’sspitting；Thetendingofmentality;Mindsuppert
妊娠剧吐的病因与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及血中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急剧上升有关，多在妊娠6周～12周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不能进食，以致引起脱水及酸中毒，重者肝、肾功能受损，危及孕妇生命，需终止妊娠［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因素的影响，发病有增加的趋势，而妊娠剧吐的患者初起症状较轻，仅仅表现为呕吐，部分医护人员往往忽视此类患者的心理疏导。通过对43例患者的强化心理指导，表明心理支持的介入在妊娠剧吐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中起到药物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产生良好的效果［2］。
1临床资料
2002年4月至2005年7月，43例妊娠剧吐住院患者，年龄25岁~31岁，随机分为观察组21例，对照组22例，两组患者年龄及文化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有可比性。观察组的患者有专人负责，每日增加与之交流的次数和时间，对照组的患者只做一般的入院宣教。两组患者住院天数的比较，见表1。表1两组患者住院天数的比较(略)
表1显示，观察组的患者住院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说明对此类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可有效缩短住院日。
2护理方法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此类患者多见于性格内向、多虑、抑郁型女性，表现为焦虑、紧张、恐惧、依赖、求助的心理状态。因此，医务人员应观察患者的细微变化，给予有效的心理护理。
2.1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
为患者选择病情轻、性格开朗的同室病友，亲切介绍病区环境、床位医生、主管护士，避免患者因环境的陌生而加重紧张、忧虑的情绪。
2.2讲解妊娠剧吐与情绪的关系
告诉患者及家属紧张、焦虑等不稳定的情绪会进一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患者呕吐频率增加，从而加重病情；讲解病因、病程，一般约3个月后症状逐渐好转、消失，让她们看到希望。
2.3耐心与患者交流
每日交谈不少于2次，因为此类患者多数性格偏内向、多虑、脆弱，增加与之交流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交流了解患者担心的问题所在，如其是否过于担心胎儿的健康及胎儿的性别，是否对怀孕和分娩过度恐惧，是否能承担母亲角色等，针对患者的心态，给予有的放矢的疏导，介绍治愈成功做母亲的患者，使她们增加信心。同时通过交谈了解患者呕吐次数、量、性质，饮食及睡眠情况，为治疗提供准确的信息。
2.4对于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予不同的心理疗法
仔细观察患者的神态、精神状况，避免发展为神经性厌食。对住院时间长每天补液的患者，尤其加强对其心态的观察及心理分析，如一位患者因妊娠剧吐第二次住院治疗，6d滴水不进，导致肝功能异常、尿量偏少（24h尿量600ml）、说话无力，体重急剧下降，床位医生和责任护士通过细心观察，分析此患者是惧怕进食后频繁呕吐而不敢进食，依赖每日输液维持机体需要，已发展为神经性厌食。对此类患者，一味安慰、鼓励已失效，通过了解其虽然症状严重，但仍渴望有孩子的心态，医生直接向其讲清不进食的严重性、必要时终止妊娠等不良后果，激发其做母亲的力量和责任，经过医护人员共同对其心理评估、分析、治疗后，此患者心理发生了变化，自己主动要求喝水，逐渐进食流质、普食，7d后治愈出院。
2.5必须对家属进行心理支持
通过对几十例患者家属的观察，发现相当部分家属目睹孕妇频繁呕吐，情绪不能自控，表现出强烈的紧张、焦虑状态，并对孕妇造成影响。医务人员首先找家属单独交谈，了解家属的想法，如有的家属担心孕妇的健康是否受影响，担心是否影响胎儿发育，强调其病因之一与情绪不稳定有关，要求家属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稳定，使用鼓励性语言，同时向家属了解孕妇的性格特征，教家属运用暗示的方法，协助患者逐渐康复。
2.6巧妙运用转移法
引导患者回忆愉快的体验，讨论患者爱听的话题；看一些喜欢的书籍，可爱的娃娃画报，参观母婴同室病房，观看新生儿沐浴，感受初为人母的欣喜；指导患者听音乐，告知优美旋律的音乐具有放松、减轻痛苦、促进食欲、有利于婴儿健康发育的作用。
3讨论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孕妇的情绪较为低落，易受激惹，易出现焦虑，不佳性格和心理状态往往是妊娠剧吐的主要诱因［3］，门诊医务人员应细心观察孕妇的性格特征，可及时给予心理预防指导。对住院患者，病房医务人员须重视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家属的心理支持，这样可减轻症状，缩短住院日。3年来，有7例患者提出做人工流产手术，通过多次心理护理，家属的积极配合，无一例终止妊娠，有效增加了治愈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