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大全11篇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

作者：於兴中 一、简介 如果把传统－现代－后现代看作一种分析模式，并将之用于分析理解欧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大致是可行的，因为西方历史上确曾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发展过程。如果把文艺复兴以前以神为依归、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西方社会视为传统社会，那么，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以人的理性为基础、以法律为主要社会控制手段的欧美社会就可以用现代社会来形容；而由于二十世纪各国间利益的冲突而引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种种不平等、以及民主社会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别，使人们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对真理的普遍性、理性的力量、法律的权威、平等、自由、公正等现代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主要价值采取了普遍怀疑的态度，从而酝酿和催生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的生活态度、方式、情绪和价值观，被一些学者称为后现代社会状况。 然而，上述西方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文化历史发展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比如中国，它的五千年一贯到底的道德文明秩序就没有经历过像近代西方那样的由宗教文明秩序向法律文明秩序的裂变。它的古老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才开始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融合。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和西方社会一样进入了“现代”，但从文化传统、社会控制手段、人的意识等方面来看，当今的中国在割断了传统，或被传统所抛弃以后，就始终处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它事实上仍然是一种半新半旧、半传统半现代、既向往理性又眷恋人情、宗教与迷信不分、人治与法治杂之的不定型社会。从社会框架的发展来看，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所面临的问题和西方截然不同。西方曾经面临的是从信仰走向理性、从宗教走向法律、从自然走向人为的问题。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从人情关系出发去拥抱理性和信仰，从道德走向法律和宗教的问题。而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丧失传统、丢掉自我，为西方文化所吞并的危险。因此，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分析模式来看待中国，恐怕不是十分恰当的事。 有鉴于此，对所有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思潮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是很必要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必要研究后现代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许多主张、理论观点、认识事物的角度和研究方法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那种从既定的学术桎梏中不断寻求解放的情怀、不拘泥于某一种说教的批判精神和我行我素的治学风格可能要远比它的诸多主张和观点更具生命力，更能赢得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认同。诚然，这些特点在一些现代主义的学派中也有所体现，但在后现代主义者身上表现得最为透彻。 事实上，要指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谁是后现代主义者，谁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惟其如此，不少批评者们才会以无法界定为理由拒绝承认后现代的存在。通常被归在后现代主义麾下的作者，在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上大都各有所好，不尽一致，而其关心的问题也大不相同。作为独立的单个的学者，这些人在学术上的贡献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实在难以描述清楚。比如雅各布？德里达和保罗？德曼，用解构主义者来形容他们显然要比用后现代主义更为贴切；再如福科，与其说他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或者干脆称他的学说为福科的学说；而理查德？罗蒂则是一个出了名的新实用主义者；唯有列奥塔似乎因为他那本着名的小册子，《后现代状况》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后现代主义者。 把这些人用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根据可能在于他们的学说中表现出或蕴含着的一些共同倾向。而这些倾向也是非常的笼统抽象。有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作过如下总结： 1否认真理或者为真理所作的辩护具有基础性的或超越性的来源的思想； 2否认论述、文章或事件有确定的唯一的意义的观点； 3主张真理及事物的特征为社会或文化建构的产物； 4反对各种形式的宏大叙事（比如将历史看作是在朝着更加理性或更加自由的方向前进的观点；认为法律经过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的观点）； 5强调非理性或无意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等等。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思潮或认知态度无疑受到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现代语言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文化批判理论等学说和理论的影 响。作为一种观念性或思想性的存在，相对来说，还不算太难把握；而出自同一词根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就比较棘手。因为它包含了许多难以理清的因素。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思想，后现代性则是这种思想在社会现实中的反映和体现。由于社会生活形式和表现或再现的内容很不相同，后现代性在社会中的表现也相应的百态纷呈。在人文领域中，可能产生出后现代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建筑设计、或衣饰打扮。而在社会政治制度领域里，就很难给某一种制度贴上后现代的标签。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一首后现代的诗、后现代的歌或一幅后现代的画，但我们却很难想象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或法律制度，尽管也有人，比如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不断努力。在一些领域中存在的后现代性，在另一些领域中可能并不存在。法律正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看到，尽管法学研究中早就出现了后现代思潮，但却没有出现所谓后现代的法律。尽管有些学者也很关注部门法律的后现代化问题，但现在能作到的还仍然停留在提意见的层面而已，无法更进一步去具体落实。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后现代法律即将来临的迹象。而现实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在依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法律制度。有些国家的法律现代化开始较早，有些较晚。开始早的国家可能成为开始晚的国家模仿的对象，而这种模仿乃是朝着现代、走向现代，还谈不到超越现代而走向后现代。简而言之，后现代法律思潮还仅仅是一种思潮，没有变成现实。当然，一种思潮可能永远只是一种思潮；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思潮。如果成了现实，说不定只是一种灾难，而非祝福。 二、后现代法律思潮的若干特点 如果把讨论限制在法律思潮的范围内，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法律思想其实是很活跃且颇具启发性的。明确承认自己是法律后现代主义者的学者并不算多，恐怕只有施拉格（Pierre Schlag）、费尔德曼（Stephen M. Feldman）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但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却为数不少。在这些人中有人们比较熟悉的波斯纳。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分析法学者和新实用主义法学的倡导者，其次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把经济分析法学派和新实用主义法学都看作后现代主义法学的流派，那么，波斯纳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后现代主义法学家。甚至连桑司坦（Cass Sunstein）这样稳重而温和的现代主义者有时也会用到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工具。 大概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之于现代就像刚刚落地、脐带仍然连着母体的婴儿，只能哭叫，却无法宣告独立。因此，了解后现代就必须要从现代入手，或者同现代相对照。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现代法律制度与法学以理性为基础、注重法律基本原则和规则、要求法律制度的统一、相信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自主性，那么，后现代主义法学则是对这一切的质疑、批判乃至抛弃。大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从法律的基础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反映，而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乃是客观的逻辑或经验系统。法律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乃是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妥协和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客观的逻辑系统。很难说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理性，而一些主要法律原则诸如正义、权利、自由等都具有相对性，而不代表绝对的真理。 从法律制度的重心来看，现代法学所注重的是法律规则和法官，而法律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重心乃是在语言及其解释上。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给规则和法官蒙上了一层面纱，既为其提供了保护和自由裁量的可能性，也使其主体资格受到了挑战。解释学使实现严格执法的法治命题更为艰难。一起案件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神话也随之解体。代之而来的是法律解释的多样性和从中进行选择的衡量。 从法的独立性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律是独立自主的，不受制于其它因素的干扰。即法的制定不反映宗教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执行不受制于非法律机构的干涉等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那完全是不可信的说法，法律制度不是封闭的体系，它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应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从法的确定性来看，现代法学认为法的内容是基本确定的，人们对某一条规则的理解大致可以达到共识；即使法律语言具有一些灰色地带，但不影响法律整体的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法律基本上是不确定的。因为法律是以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释的。人们对同一条规则的理解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大不相同，从而导致对它的应用上的 不同。况且，法律并不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逻辑系统，法律规则之间经常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也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 从法律的统一性来看，现代法学基本上都是一元论者，一般主张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把法律制度看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从下往上可以溯源到一个最终权威。该权威赋予了某一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及其规则系统的有效性。与此相对照，后现代主义者则主张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强调探讨各种非西方传统或多元传统的选择。法学研究应该更加关注法律知识的地方性和大的结构内部的局部和枝节方面，而不应该一味强调整个法律系统的大结构及其统一行和完整性。用Jean Baudrillard的话说，就是“剩下的就只有玩碎片了。玩碎片——那就是后现代。”[12] 从法律方法来看，现代法学一般认为法官在做出司法判决时依赖于一种独特的法律推理方法或过程，包括三段论演绎模式、形式推理、实质性推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在法律程序中的应用、以及所谓“遵循先例”的特殊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推理方法，司法判决做成的过程是一个相对严密的推理过程，而司法判决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换句话说，司法判决做成的过程是先有推理，而后有判决。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事情刚好恰恰相反，不是先有推理而后有判决，而是先有判决而后有理由。法官很可能在面对一个案件的时候，先有了决定，然后再为该决定提供一个理由来支持他的判决。[13]如果这是一种确当的描述，那就是说，司法判决并非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的必然产物，而是充满了法官个人意志的非必然性的结果。换句话说，一项已经做出的司法判决并不是对某一案件所作的唯一正确的判决，很可能只是几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不同的法官很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便使人们对法律和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14] 从法律与其它社会现象以及法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现代法学较注重研究法律制度自身和法学自身的问题，志在建立一个法律的王国。后现代主义者则更主张法律制度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主张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法律。[15] 以上概括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只是指出了后现代法学的一些基本特征，而并未就这些特征展开讨论。但作为一种概括性的理清，指出这些特征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当我们把它们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时，其意义就更为明显，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这种概括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三、后现代法律思潮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可能反思 不少学者担心如果将后现代主义介绍进中国，可能会对中国法制建设发生负面影响，因为中国现在尚处在走向法制现代化的阶段，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尚未完成，而后现代法律思潮传入中国可能会成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阻力。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如果我们不是把后现代主义奉为一种理想而身体力行，不把它视为真理或发现真理的途径，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或者若干种看待现代化的态度和立场，从其出发对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反思，说不定非但不影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反而会对它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试举一例。 在过去几十年的法制建设中，中国的法律改革者们彻底拥抱了作为现代法学主要代表的分析法学的规则中心主义立场，把法律看作由规则组成的规范系统，认为法制建设的重点在于制定完美的法律规则，而法官的作用就是将制定得完美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做出判决。用通行的话说，其重视书本上的法律而不重视行动中的法律。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它基于国家对法律制度控制的需要和对法律运作的深刻误解。 一方面，国家作为抽象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力量如果要对法律制度进行控制，比较有效的方式首先是在国家的严格关注下制定一套反映国家意志的规则来，用立法的实践来确定国家的法律制定者身份，使国家成为法律制度的唯一的最终合法渊源。 另一方面，这种立场完全立足于对法律制度运作的天真而深刻的误解上。后现代法学研究的结果表明，任何法律规则未经法官解释运用之前都是死的规则，不能直接适用于任何案件。规则中心主义恰恰忽视了或者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从而导致一味强调规则的完善与精确，天真地认为人类行为可以用简单的一般性规则予以概括。 这种立场导致的建设中的资源的浪费是十分巨大的。由于醉心于法律规则的制定，为了颁布一部法律或将已有法律法典化，法学界最优秀的人材在查士丁尼和拿破仑的阴影下绞尽脑汁，费时费力，仿佛唯有制定出完善的法律才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法制建设的大业。然而事实是，任 何法典或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而某一领域的法典也决不可能涵盖该领域中的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法律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律资源，包括知识和人力资源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的，如何明智地使用这些资源事关法制建设的成败。如果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在法的制定上，投向其他方面的精力势必受到影响，包括法庭建设，司法执法人员的素质训练，一般人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法律规则中心主义是对法律资源的极大浪费。 与规则中心主义相适应，在中国法学界通行的思维方法是演绎性的，即从一个既定的前提出发推导出结论来。这种思维方法的基本模式是亚立斯多德的三段式：“凡人皆要死的，苏各拉底是人，苏各拉底必死。”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十五月亮园，今天是十五，今天月亮园。”应用在法律的运作上，便是规则＋事实＝结论。这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结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前提的正确与否。因此，规则中心主义才特别强调作为前提的规则的重要性。 这种思维方式符合规则中心主义的要求，但极度简化了法律活动的复杂性。从规则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作为大前提的规则应尽可能正确、清楚、具体、尽可能涵盖可能的法律关系，而法律制度的可预见性和公正性就在于有一批预先制定好的规则作为判案的准则。这些准则对于法官、律师、当事人以及其他所有公民都是一视同人的。法官只有不偏不倚地执行预先制定好的规则，才能通过法律保障社会正义，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秩序。没有预先制定好的规则，就不可能有运作良好的法律秩序。 事实上，在法官做成司法判决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成分，即规则、法官和事实三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远非规则中心主义者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规则而论，规则是用语言表达的，语言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双重困难。一方面，由于规则是提示指导性的，出于简洁精炼的考虑，语言不可能记载制定某一条规则的背景，即何时、因何事、出于何种目的而制定了该规则，而只能以包含完全条件句或省略条件句的复合句或祈使句的方式展示出某一规则的基本骨骼来。而了解一个规则制定的背景对于恰当理解和执行该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已得到了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一旦规则被用语言记录下来，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同一条规则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释，因而形成不同的理解，成为不同的办案依据，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 就法官而论，理想地说，人们期待法官不偏不倚，排除个人感情色彩和偏见，客观、公正地办案。但事实上，法官也是普通人，成为法官并没有使一个人的习性和特点发生质的变化。尽管法官被要求执法严明、公正、客观、无所偏袒，但要真正做到这些，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麦克米兰勋爵所指出的，司法官就职时的誓言赋予他公正司法的高尚职责，但公正司法并不是易于达到的。因为当一个法官身着法袍成为法官时，他并没有从此放弃人的共性。普通人的头脑中充满了继承的和习得的成见，且往往不为人所自知。极少有人的头脑像一片玻璃那样无色无彩，而且事实上，具有那种质量的头脑，在司法上恐怕不一定会有太高的效率。因为理性的冷光需要想象和同情的温暖予以调和。[16]规则中心主义者对这一点显然认识不足。 事实上，法官在司法判决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规则虽然具有对法官的限制和指导作用，但法官却具有选择规则的自由。一条规则只有在法官的手上才具有生命和意义。规则只有通过一系列大致相同的运用，将其不断予以重述或修改，有所损益，，从而赋予其生命。这也就是法律发展的演化过程。汉德法官则明确指出，与其说正义取决于法律的辩证法，不如说它取决于法庭的氛围，而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法官。[17] 就事实而论，事实也是不确定的。一件事情的真相如何是一回事，将他呈现给法官时又是另一回事。当某一案件的事实进入法律程序后，它已经是经过取舍的法律事实，或经过建构的法律事实。同一个事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往往可以得到不同的版本。黑泽明的电影罗森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里的关键不是对事实甄别的正确于错误，而是经过建构的事实往往含有建构者的主观意图，因而使事实具有不确定的色彩。故此，才有主观事实和客观事实的说法。 除此而外，法的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诸如政治、宗教、媒体、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则微妙、难以觉察和指认。 总而言之，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十分复杂的活动。规则中心主义的规则加事实等于结论的模式过于简单，无法确当地概括并指 导这一活动。更重要的是，以规则中心主义加演绎推理为主导思想的法制观往往会造成法律制度的不平衡发展，使立法成为法制建设的核心，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建设。后现代主义法学为充分认识规则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提供了出发点。 注释： 〔1〕参阅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 & Brian Massumi trans.，Manchester Univ. Press 1984. 〔2〕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般著述，请参阅以下各书：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1992）；Steven Connor，Postmodernist Cul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1989）；Linda J. Nicholson ed.，Feminism/Postmodernism，1990；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1989）；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 & Brian Massumi trans.，Manchester Univ. Press 1984；Christopher Norris，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1990）；Roy Boyne & Ali Rattansi eds.，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1990；Leslie Paul Thiele，Thinking Politics：Perspectives in Ancient，Modern，and Postmodern Political Theory（1997）；Dennis Patterson，Law and Tr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 & Brian Massumi trans.，Manchester Univ. Press 1984. 〔4〕Brian Bix，Jurisprudence，Sweet & Maxwell，1999，p.231. 〔5〕施拉格曾是批判法学的一员猛将，后独树一帜，成为后现代法学执牛耳之人。其作品被引用较多的包括“Normative and Nowhere to Go，”43 Stan. L.Rev. 167（1990）、The Problem of Subject，69 Tex. L. Rev. 1627（1991）及Law and Phrenology，110 Harv. L.Rev.877（1997）。 〔6〕费尔德曼有American Legal Thought From Pre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an Intellectual Voyage（2000）一书，详论美国法学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经历，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值得一读。 〔7〕Stephen M. Feldman，“Playing with the pieces：postmodernism in the lawyer‘s toolbox，”85 Va. L. Rev. 151. 〔8〕参阅Robert P. George，“One Hundred Years Of Legal Philosophy”Notre Dame L. Rev. 1533，June，1999；Dennis Patterson，Law and Tr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Roberto M. Unger，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参阅Douglas Lind，“Free Legal Decision And The Interpretive Return In Modern Legal Theory”，38 Am. J. Juris. 159（1993）；Stanley Fish，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Change，Rhetoric，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1989）。 〔10〕参阅Robert Rubinson，“The Polyphonic Courtroom：Expand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Judicial Discourse”，101 Dick. L. Rev. 3（1996）。 〔11〕参阅Linda Ross Meyer，“When Reasonable Minds Differ”71 N.Y.U.L. Rev. 1467，（1996）；Richard Neely，Why Courts Don‘t W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2. 〔12〕Jean Baudrillard，“Game With Vestiges，5 On Beach 19，24（1984）；Matthew H. Kramer，Legal Theory，Political Theory，and Deconstruc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13〕Robert A. Ferguson，“The Rhetorics of the Judicial Opinion：The Judicial Opinion as Literary Genre，”2 Yale J.L. & Human. 201，213（1990）。Patricia M. Wald，The Rhetoric of Results and the Results of Rhetoric：Judicial Writings，62 U. Chi. L. Rev. 1371（1995）；Matthew H. Kramer，Legal Theory，Political Theory，and Deconstruc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14〕参阅Benjamin N. 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1921）；Philip J. Grib，S.J.，“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35 Cath. Law（1991）；Robert Rubinson，“The Polyphonic Courtroom：Expand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Judicial Discourse”，101 Dick. L. Rev. 3（1996）。 〔15〕参阅Matthew H. Kramer，Legal Theory，Political Theory，and Deconstruc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16〕Lord Macmillan，Law and Other Things 217，218（1939）。 〔17〕Judge Learned Hand in Brown v. Walter，62 F.2d 798，799？800（2d Cir.1933）。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273-02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3）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4）

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学话题。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一词当初在使用时大体上是关于 历史 、文学史、 艺术 史上的一个很不确切的分期概念，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当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补充，使其内涵越来越大。如此以来，后现代主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早巳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广泛运用于摄影、建筑、电影、电视、服装、家具以及社会学、语言学、 政治 经济 学、 哲学 、历史学、 教育 学等领域或学科，且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它却更加富于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切性。

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 工业 社会(或说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比利时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为垄断资本主义(或说帝国主义)；第三阶段为当达资本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直接受厄内斯特·曼德尔的影响，他不仅认同厄内斯特·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还把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相对应：第一阶段的市场资本主义与现实主义对应；第二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应；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应。按照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当达资本主义阶段(或说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阶段发达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是科技优先得以确立， 科学 技术官僚业已产生，传统的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

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科技对文化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积极影响，电视以及电脑的普及使文化无处不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有效的普及。其次是消极影响，正因为文化的无处不在，它也导致了广泛的“反文化”、“反美学”的倾向，改变了文化艺术的性质和人们对它的印象，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泛滥成灾，严重动摇或取代了昔日高雅艺术的地位。于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给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它使文化得到迅猛扩张；另一方面，它使文化改变了昔日神圣的性质，越来越流于凡俗。

鉴于上述，我们能够这样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是被用来概括现代主义 发展 一个时期之后而出现的新文化倾向的。在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西方文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必须和过去的文化决裂，而这种决裂不仅要与现代主义所反叛的传统文化决裂，而且还要反拨反叛者现代主义。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把现代主义几十年的经营积累看作一种传统，就像当年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传统那样，它也要反对现代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以后文化又发生变化业已成为现实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并用来区别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及时的。

“后现代主义”一词使用于文学中，最早见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在1934年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42年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中也使用过它。他们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旨在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坛中已经隐含着一种对前期的反拨，着重于词语的所指。“后现代主义”的普遍使用，大概在二十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建筑学领域，继而波及到绘画、文学、社会学以及哲学领域。二十世纪的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一词开始引进至我国。

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一词，比任何一个术语都更时髦、更含混、更富有争论的空间。何谓文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它兴于何时?如何认识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哪些文学流派可以归人后现代主义范畴?甚至到底有无后现代主义?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确实是一种存在，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还涉及到一些创作理念。美国著名批评家、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和概念的最坚决的捍卫者伊哈布·哈桑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中这样说过：

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文学领域，我们真能看到一种需要同现代主义加以区分而又需要命名的现象吗?如果是的，那么能否采用‘后现代主义’这个临时术语呢?

显然，伊哈布·哈桑在小心翼翼地告诉人们，近年来的文坛确实有重大的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术语去概括它，但是，用“后现代主义”去和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比寻找一个比“后现代主义”更为合适的词语显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然而，在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还存在着“共时性”。伊哈布·哈桑在《类批评：对时代的七种思考》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终止后让后现代主义诞生，它们目前是共存的。

后现代主义决不是孤立和自发的现象，它与现代主义保持着某种衔接与继承。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炫耀自己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它们也确有不同之处，但是它们在表现个人内心痛苦时，着迷于虚构和表现荒诞、热衷于意识流描法等方面，都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和表现技法加以固定并有所发展。当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也有所反拨、有所超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做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继续。哈桑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而非“截然断裂”。

至于后现代主义兴于何地?伊哈布·哈桑认为，乔伊斯在193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芬尼根的苏醒》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因为这本小说使读者看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主义”向“以语言为中心”的过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本体论的创作观念。在这部小说里，乔伊斯对语言实验和文本构造的关注超越了合理的界限。为了文本的需要，他大胆地进行了语言和文本是怎样创造一个世纪的实验。不少人认为，“乔伊斯的‘语言自治’和‘新的词汇艺术’导致了一个继续发展现代主义的某些积极性的创作新阶段。”而评论家奥康诺在《大学新才子和后现代主义的终结》(1963)一书中，将英国50年代以“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当代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所以，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的60年代。这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第三阶段的当达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分析比较接近。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开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的50、60年代。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文坛中出现了一些与此前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它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

作为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求解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异同中去寻觅不失为一种捷径。从这样一种理念出发，并且是从大处着眼，可以作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都热衷于语言和叙述技巧的实验。但是，二者却有着程度和目的上的不同：现代主义者反对像传统小说那样去反映现实，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以及个人的主观世界作为描写的对象，刻意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在真实来反映社会，试图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扭曲语言，“但目的不在破坏语言，而在获取一种反创作，这种反创作释放出新言语的力量”。

后现代主义者积极地提倡“以语言为中心”，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与革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语言符号日益失去了其“表征”能力，即所谓的“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crisis)。故而，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醉心于探索新的语言艺术，试图通过“语言自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自足的语言体系。他们的目的是用语言来创造一个世界，进而淡化乃至取消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功能。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语言革命成了语言的游戏。

文学的“语言的游戏”又进一步 发展 为文学创作态度的游戏化。一些后 现代 主义者至少从表面上说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们很像孩子玩积木，拿出各种各样的积木，堆积成一个形状。说是座城堡就是城堡；说是只轮船就是轮船。究竟是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堆积木。这些积木就是有些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语言片段或经验片段，他们玩弄各种技巧，不断翻新，拼合出别出心裁的图式。作为小说可以拆开来读，还可以从后面倒着读，还可以从中任意抽出一段来读。

第二，现代主义者挣脱了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束缚，但他们仍然想在宇宙中找到系统的精神意义，能够把自己包容进去。于是，运用神话的方式来帮助文学 艺术 实现整体和同一性的做法随处可见，像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运用鱼王的神话并以此形成一个庞杂的神话结构：拯救的主题诉诸于圣杯的隐喻中，表达了 历史 的重复模式。

但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艺术观念是不相信任何元叙述，拒绝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对各种神话中的偶像施以亵渎，“遇佛杀佛”。正如詹姆逊教授所说：关于过去的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大堆文本、档案……。

这样的理念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学内容的平面化。在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中，文学的深度受到了轻视，无深度的写作使文学作品失去了深刻性而极度“平面化”：在时间维度上，历史感正在消失，时间成为了一系列的片段，任何事物似乎都是同时存在；在空间向度上，如象征、隐喻这些足以把内容引向纵深的手法仅是为了反讽。作品仅仅是一种文本，它可以提供经验，却无须说明。这样由世界和生活碎片拼凑、由词语堆积而成的平面化文学作品“不需要理解，不需要阐释，更不需要体验和思考”。那么．这样写作究竟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就连写作者自己恐怕都不清楚”

第三，现代主义者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敌视大众和民主，认为民主是造成“大众文化”的罪愆之一．唯有把文化交给够资格的文化人手里，唯有精 英文 化，否则整个文明将无法拯救。这样一来，现代主义者抛弃了普通读者的要求，其作品常常去突出地体现权威性，常常需要一个由若干教授所组成的班子去研究、阐释。

后现代主义作家则认为，艺术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负阐释的责任，而且反对任何阐释。作家在创作时可以不受规范、教条、符号意象以及 政治 、环境和社会的约束。他们要求读者的主动介入，作家放弃了权威性而把它交给了读者。罗兰·巴特曾经对此作过揭示：

承认作者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权威是资本主义意识的预点和集中表现……我们知道，文本并不是一个“神学”意义(即作者——上帝的“信息”)的一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文字互相混杂碰撞，却无一字是独创的。

文学上“精英意识”被颠覆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艺术的大众化。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的功过并存。它把艺术从高高的殿堂上请了下来，人人都有生活经验，人人都是艺术家，它把传统意义上的“雅”与“俗”融为一体。现代主义的悲剧在于它找到某种力量的同时选择了软弱，它感受到了物欲大潮中大众对精神孤岛(雅文化)的漠视，索性抛弃了这种现实。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显然看到了现代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与其劳而无功地抵御现实，不如认同它、适应它。对于社会而言，“通俗艺术是自主艺术的影子，是严肃艺术对社会感到负疚的产物”。然而，对文学而言，现代主义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保持着对文学自律性的追求；后现代主义则在不可抗拒、无可选择时顺势应变，像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都对通俗文学抱极大的兴趣。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表达的哲理并不“肤浅”，但他借助一个迎合读者口吻的诱奸故事框架，这种貌似媚俗的做法，使作品进入了畅销书之列。“跨掉的一代”虽然是作为“先锋艺术”出现的，但作品本身充满着下层人的生活经验，格调与高雅艺术对峙，在发表之初，它是以粗野的低品位而引起普遍惊异的。

第四，现代主义作家往往将作品的形式视为艺术的生命线，在作品的框架结构和谋篇布局上颇费匠心。后现代主义者比较偏重文本结构的无序性和混沌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关于体裁、文类及其表现手段的各种规范都是人为设置的禁忌，应该如何写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以小说为例，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纯小说”的理念，戏剧式的对话、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政论式的风格充斥在小说中。像图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77)，说它是一本理论著作，但它根本不是在作理论阐述，分明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说它是文学作品，那么，它是什么形式和什么体裁的作品?其实，它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5）

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的风潮在全球各地掀起，已经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艺术范型与生活方式，拜全球化所赐，后现代文化已经铺天盖地冲击着许许多多的领域，不只是在发达国家(或所谓的后工业国家)，连那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本文主要是考察与论说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技艺与话语影响下的马华文学，在文学文本的形构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范式转移?推出了哪些与前期不同的文本类型?在创作方式与文字形式上有何创新等?

谈到“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词，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可能是最早使用这术语的学者，他在1934年的著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第1卷中指出，历史学家所指的“现代时期”大约在1850至1875年期间逐渐终结，进入“现代之后”(After Modernism)的缓冲期。1939年第5卷本中正式使用“后现代”，并修订了他较早前的看法，把现代时期的结束推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而“后现代”时期正式在两次大战期间(1918—1939)粉墨登场。[1](P1-43)

无论如何，一般学者把后现代主义的起始，特别是在文学、社会思想、经济学、宗教领域，定在1960年代之后[2]，即与欧美国家所发生的大学生“造反”运动同步，或者也可这样说，在政治上，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这场大学生反权威运动的产物。这可以说明为何后现代主义一直有着很强烈的“反”风:反传统、反权威、反精英、反中心、反美学等，同时强调平等、对话、尊重多元、认同差异等。

杜哲迪(Thomas Docherty)在他的《后现代主义读本》中指出，“后现代”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一、它是一个历史时期，这一点在上引的汤恩比著作中已作了具体划分：二、它是一种意愿，向前看的以救赎当下的心志，一般表现在对现代思想的不满，意图改革与创新，这点在生态运动及维护弱势人权上尤为显著：三、一种美学范式与政治及文化实质。[3](P2-3)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与三种含意，尤其是作为一种(新生/另类)“美学范式”的这层意义。

作为一种“美学范式”的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得不提美国后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的经典名言:“在艺术上，后现代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性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一种分解的渴求和对复杂的、无声胜有声的创新。”[4](P153-154)

从他以上的评论中，很明显的认为后现代主义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与过去的其他时期的美学方式不同，特别是和它之前的“现代主义”时期，从伊哈布•哈桑的观点中归纳起来，可以让我们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这样的区别:

二、马华文学的后现代转向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步地登陆马华文坛。比起前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的登场没有那么大张旗鼓，更恰当地说，它是不动声色地渗透进来，轻声细语地潜入马华文学的作品与论述中。因此有些作家或学者，不管是出于有意或无意，并不认同马华文学已经产生了后现代文学。马华现代主义的大旗手温任平就曾说，马华文学还未跨入后现代主义，原因是马来西亚还不是后工业的社会，因为后现代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他后来又借助哈贝马斯的名言来加强他的论调，即“现代性(现代主义)乃是一项未竟之业”[2](P303)，认为应该继续去拓展现代主义。无独有偶，旅台学者张锦忠也曾引用过哈贝马斯的这句话，认为现代性(现代主义)仍有其潜在的实力，不可小觑。无论如何，张锦忠并没有鲜明地否定后现代主义。而像林建国这样的学者，基本上已经能够挣脱现代主义文论的窠臼，进入后现代的批评视阈，他著名的《方修论》实际上已经不是引用精英/学院与美学至上的视角去总结方修的成就，而是更注重于后现代批评中所强调的民间元素。

无可否认，最初的后现代主义确实只在西方的后工业社会发轫与成形，因此它的原生地不是东方，更不是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如何，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格局与形势的大逆转，首先是共产主义首领苏联的解体导致“冷战”的结束，国内随着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而出现令人出乎意料的小开放：其次，是在世界各地所掀起的资讯革命——互联网的普及，更是翻天覆地，使得全球疆域被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从此，不管发生在任何国家/区域的文化改革或文艺思潮，下一分钟就马上扩散到世界其他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再只是后工业社会的独有现象，即使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这可以说明为何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能发展出本身的后现代书写，马华文坛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不管是来自西方的后现代，或者从其他中文文学区域所转口过来的后现代，都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刺激与契机。

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并非出自于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后现代主义，比较多是针对后现代形式与技巧的搬用、模仿或改换，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意义大于一切，至于后现代的文化实质与变革思维，肯定没有经历了现代化/工业化的困惑与反思的西方人来得深刻与真实，因此，在这些地区(包括马来西亚)中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比较趋向于文字与形式上的技艺与游戏。

三、后现代主义建构的文本类型

(一)反美学/反文体

综合起来，马华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有几种比较明显的文本策略与形式，其中一项是所谓的“反美学/反文体”。后现代主义并不如现代主义那样的拥抱经典与美学至上。反之，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现代主义的美学至上的，这与他们的反精英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后现代文本有时甚至标榜“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臭为美”等，企图扩大“美”的诠释与内涵。例如马来西亚著名作家沙农•阿末的Shit及马华新锐作家贺淑芳的《别再提起》，都分别把“粪便”写入小说中。①

吕育陶的诗歌《空间感觉》也同样有这种倾向: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6）

二、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消费趋势分析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社会的现代性影响，主要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产物。其鼎盛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这一思潮影响，在西方当代文学中又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在内的不同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最早兴起于法国，其后扩展到整个欧美；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最早也是始于法国，继而漫延到整个西方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源于美国；魔幻现实主义则由拉丁美洲开始，继而影响到整个世界文学；具体诗产生于德语国家和拉美国家，而语言诗则兴于美国；元小说的兴起地域要广得多，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阿根廷等欧美国家。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这些形成于欧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很快就影响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并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形成了相互碰撞、影响和渗透。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将消费对象逐渐锁定于文学的附加值上面。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的使用价值，但却经过包装加工，大大改变了其内在的价值。人们就是借着此种消费方式，来提升自我的存在感和认同感，强调自我或社会地位的确认和证明。当今社会，所有的社会消费或者说经济消费，特别是文学的消费，都有一种欲望性消费的趋势，追求的是没有内涵的，肤浅的快餐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暂时性的获得和压力释放。

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费现状的反思

文学对于人类自身来讲何以如此重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文学所具有的基本意识形态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无法被抹杀的。文学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属于文学共生与发展的产物。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是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产生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转性。首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多元性，使世界文学呈现出各个流派多元发展的态势，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其次，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必定是利大于弊。虽然网络文学是对精英文学的化解，但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娱乐性可以加快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速度，在当代人快速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网络文学对后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电子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虽然是对纸质图书市场和印刷业的极大冲击，但是，图像式和网络式的文学作品对于人们的视觉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并以更加快捷的传递方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因此，以图像和网络形式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新颖的表现形式无疑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消费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唯有消费才有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二定理。消费将原本高处不胜寒的，只属于贵族阶层欣赏的文化，向社会底层的文化素养不高的民众展开了双臂。在这里，无论高深还是肤浅，无论庸俗还是高雅，所有的文化、文学内容都被打碎打乱，并重新柔和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所有阶层都欣赏和喜欢的文化形式。同时，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的消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需要浓厚的文化积累和创作灵感的碰撞，同样，文学的修养也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累加和积淀。但是随着消费趋势的大行其道，直接就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程式化生产，追求的是快速，以满足消费者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以迎合大众，追求庸俗肤浅的商业化过程，对于文学的价值提炼和积淀是非常不利的，偏离了健康、积极的方向。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对于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读者来讲，进行了消费至上，甚至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输出，从而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7）

二、高校学生主体特征变化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运用路径

从以上几方面看，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对高校学生工作是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它更注重对学生主体属性的尊重及对学生主体特征变化的及时反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到学生工作中，要求正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工作的成效。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些非主流的、多元的文化思潮通过网络媒介冲击思想尚未完全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对他们的文化观、信息观、价值观、竞争观、民主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独立性强，有创造性，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媒介，方便地与外界沟通，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生活上比较休闲、随意。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乐，不愿吃苦，戒备心强；精神上，缺乏远大理想与抱负，缺乏精神支柱与坚定的信念；心理上，由于多重价值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阶层人群及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其他群体明显要差，多数处于“浅灰色区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各种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时，容易产生适应与情绪障碍。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2-0033-01

一 后现代教学的主要理念阐释

1. 人人平等，去除中心。以课程和教师作用为出发点去考虑，后现代教学大力提出“去中心”的平等教学模式。这里所说的“去中心”就是不赞成一 学科知识、教师为中心，反对教师权威、教学控制，并赞成教学中师生的平等互动关系。美国课程与教学研究专家小威廉姆·E·多尔认为，在教师与学生的反思性 建立的过程中，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并不要体现出自己的权威性，并且，教师要求学生与教师一起进行研究，并在探究过程中共同创造知识，发现新的自己。多尔提 到：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一个领导者，但仅仅是作为学习平等成员关系中的领导者，作为“平等中的首席”，并不等于无视了教师的作用，而是将教师的 作用从新整理，从外在与学生的情境转向与情境的共存，权威也随之进入其中，教师应该做到自己是情境设计的领导者。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作为后现代主义大师从现代科学技术，值得一提的更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上，对教师作用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进行认真探讨，并在专着 中强调“现在，所谓的传播媒介并不完全是在一群沉默的学生面前讲道理，由助教回答制定的问题，并协助探讨实习作业”，学术知识已可以演变成电脑语言，传统 教师的作用将被电脑记忆库所取代，教师的教学也将委托给链接“传统记忆库”与电脑记忆库的机器，并且学生在终端机前可以随意取用，但是，利奥塔又指出， “传统的教学法没有完全失势，学生仍然必须从教师处学习一些东西，不是学内容，而是学习终端机学习的方法”。

2. 教学中融入“对话”。以教学过程的认识为出发点考虑，“对话”是后现代教学的核心内容。作为知名的现代教育学者美国的罗蒂阐述了“对话理 论”，这种对话理论的要求对话者平等、开放、富有创造性，具有多元价值观。我国教学论研究者钟启泉在《对话·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中引用日本学者佐藤学的 论述是：“学习，可以比喻为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之旅。在这个旅途中，我们同新的世界相遇，同新的他人相遇，同新的自我相遇；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同新 的世界进行交流，同新的他人对话、同新的自我对话。所以，学习的实践是对话的实践。”在课程与教学层面，对话的目的是使教师和学生尊重、理解自己的人性差 异，从而学会区分所学文本的差异性及文本中所描述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因此我们要鼓励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性差异，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合格教师来讲，要鼓励学生 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进行自我提高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对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

后现代教育重视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尊重人性及其个别差异，解释创新、平等关系的观点，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3. 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在选择教学方法的内容上，后现代教学的选用的是阐释教学方法。与传统的传授式和促进式教学方法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阐释教学方法不是仅仅接受老师的教育，而是带着开放乐观的心态，不断开辟新的学习道路，将学生带入真理的日益深入的情景中。将传统的教条主义规范进行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的删取方式用在后现代化的教育与事业上，怎样辨别这些文本中的意义得以表现出来的方式，教会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置于更为全面的文化背 景中去解读。完全地体现出教学目的在于创造意义，赞成所有创造性的行为的同时，也注重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站在教学评价的角度去考虑，后现代教育者认为世界走的是多元化的方式，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整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不能用绝对统一的 尺度去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与此同时，教学不能把学习者视为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更应看作是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因此，教学评价不仅要注重结果，更要注 重过程。赞成评价标准的模糊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主张采用自式评价和档案袋评价法。派纳在《什么是课程理论》中多次打击标准化考试的弊端，他在里面阐述： “可以较少依赖标准化考试，而更多的采用档案袋和其他收集学生作业的方法，并且具有各种不同兴趣的个人，包括家长、社区领导以及教师和其他学生构成的委员 会来进行评价。”

目前我国正在开发过程评价、发展性评价以及档案袋评价法正在火热进行，显然是受后现代主义教学评价理念的影响。然而，我国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 者差距性比较大，客观并科学地建档相当困难，评价时学生之间进行横向比较难操作，需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所有，档案袋评价法在我国的发展有了阻碍因 素。

二 后现代教学思想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启示

后现代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在教学上的一些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学理念和行为。

1.改变“计划主义”提倡“合作性计划”。“计划主义”就是比喻那种把计划看做先于行动而制定的东西，并且不能有什么改变的，这其实是一种独行武断，它使课堂教学成为知识单向传递和被动接受。而“合作性计划”是教师、学生和课本之间可以建立相互合作的学习关系。

2.课堂教学应提倡师生互动的“多维性”。“多维性”赞成在互动的对象上要变“一维”为“多维”。也就是要打破原来那种只有教师与学生之间互 动的单一化格局，积极倡导一种既有教师与学生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互动，也有学生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多向互动的格局。教师要重树权威，变换组织形式，使得学 生可以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信任。

3.确立教材掌握的意义标准。在现实的语言文学教学中，学生在课堂教育实践中通过一系列活动弄懂了教材的知识，但知识并没有与学生的精神的完 整性、经验的完整性联系起来，并没有与学生的生活真正联系起来。知识没有转换成学生的精神食粮，没能与学生的内心勾连。所以在教学当中要重新认识学生与教 材之间的关系，让学生通过多知识的理解，使知识尽为己用，终身受益。

4.确立“存在”式的学习观念。占有式学习，是把知识当成现成的、“在手边”的，无需进一步操作的东西，是把现成的知识作为一个“物”装进自 己的“口袋”，是一种简单的“占有”，而“存在”式学习则把知识当成是“上手的”东西，这意味着人要与知识进一步地“打交道”，这样学习就是人的存在方 式，它要求人的一系列活动。要求学生从内心里有对学习知识的渴望，从而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为其今后的道路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后现代教学思想不管是在教学理念、课程计划、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上，都让我们换一种思维去考虑，挣脱传统的束缚，开创新的途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培养具有现代人文意思和实用技能的专门人才中起到的作用可用“这是一次思想的革命”来形容。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9）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0）

后现代知识观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探索和交流过程中，不断吸收陈旧的、有用的和新的实践体验，由此得到知识的新理解；其二，知识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方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产物。这样，知识就会随着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修正和变化；其三，知识并不只是对封闭的、稳定的事实做客观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作出相应的解释。知识的开放性对社会变化发展的事实进行解释，可以提升人们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丰富人们的大脑。

1．2知识具有相对性

现代主义知识观主要强调知识的统一性、标准性和绝对性，但从不断满足未来技术发展而不断学习新的操作法来看，教育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因此，知识具有相对性。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相对性，否定科学知识的绝对权威性和客观真理性，并且认为，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一定的文化体系中的，任何一门知识的确立都有其特定的情境。人类知识的这种境域性特征才能使人们以一种公正的态度看待人类知识的多样性。知识的多样性可以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生活条件。但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入，人们最初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被消磨或泯灭，并且逐渐消失。“如果我们不想生活在由某种单一技术、语言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世界中，即不想生活在一个令人厌倦的世界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警觉起来。”面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也相继引起重视。正因为知识有着相对性，人类才会有着对知识探索的无限欲望，才能激发人类不断进步。

1．3科学真理不具备唯一性，而是多样性

科学的唯一性、确定性是现代主义知识观的主要特征。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的真理性让科学界的认知达到了尽头。但后现代知识观则认为，知识具有多样性，就连真理都不具备唯一性。高科技的不断发展，海森堡的量子力学导入了一种随机的、不确定的元素，物理学的确定性也逐渐瓦解，精神世界的确定性更是无从谈起。从这里不难看出知识生成的随机性表明了知识具有多样性。知识多样性的累积会让知识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能表达某个特殊时段和某个领域出现的现象，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为探索是无止境的，说不定哪天就能发现比之前更能说明某一现象的知识内容。

1．4知识具有情境性，在动态中生成

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事实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科学与规律的静态陈述，是一种表达的结果。后现代知识观则相反，它认为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的，在情景中产生，是主观对象与客观世界、个体与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后现代知识观反对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外界以及生活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在生活中这些被现代主义知识认为是二元对立的两个存在体应该表现出多元化和动态的生成性。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人类的每一个学习过程都是内在与外在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身体机能也一样，它们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是动态的生成。这也就证明了不是一种答案就能适合所有不同的或者类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体现了知识的动态生成过程。

2中学语文教学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教育也不断地在改革。中学语文作为基础性教育中的基础学科，在我国教育教学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这些年的语文新课改，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给语文教学带来了更高的有效率，但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语文教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大部分学校仍然停留在教师是课堂知识的权威代表，课堂气氛不够和谐；语文教学的新理念不够、视野不开阔，很多地方依旧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对知识的探索欲望不够强烈；教师的综合素养没有整体提高。

3现行的中学语文教学步入“后现代知识观”

尽管中学语文教学经历了多次课改，效果颇丰，但对传统教学中的教学方式仍有着一定的继承，并且新课改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亟待解决。后现代知识观对于知识的理解是开放的、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和动态生成的，基于此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步入后现代知识观的行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1讲究师生平等对话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代表，具有权威性，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而后现代知识观则主张课堂权威的消除，让师生进行民主平等的对话。平等的对话建立在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掌握上，从而与教师进行知识理解的交流与对话，而不是挑战课堂中教师的地位。教师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平等合作的角色，甚至是一堂课的导演和幕后人员，主角是学生。在课堂上，教师需要给学生提供探讨的资料、环境以及交流的机会，主张学生与教师共同探究问题。通过对话让学生感受到课堂上和谐的气氛，教师不再是学生的领导，学生也不再是单方面接受知识的奴役。师生应该共同学习，共同为学习的过程负责。

3．2主张个体意义的主体建构

传统教育教学范式是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教师拥有课堂的语言霸权，学生只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倾听者。后现代知识观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有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心灵上的对话，通过互动与对话的方式学生将新知识与学过的知识相联系，从而建立起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模式。我国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基本上还停留在刺激－反应的教学模式上，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学生的自我组织能力、看不到学生的独特性以及不能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21世纪，学生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接受和倾听，而应该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思考和提问，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养成批判性反思能力，善于吸纳新的知识。只有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构建新的认知结构，才能深刻体会到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3．3主张多元化知识的表达，丰富课堂知识

后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当封闭的、线性的和追求因果序列的教学模式再也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时，传统的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在传统语文教学过程中，知识源于课本，答案源于课本，重视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建构；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课程是一个回归学生成长与发展轨迹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身价值的文化体验。所以，课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知识具有境遇性，它并不遵守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法则。因此，在教学过程别是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注入知识的多元性，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点，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快乐地学习。

3．4培养发散性思维，增加课堂隐喻性的生成

发散性思维是引申和创造的前提，是新旧知识碰撞时发出的火花。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基地应该在学校、在课堂。传统语文教学严格遵守书本原意，以书本答案为标准答案，促使学生发展直线思维。中小学语文课堂师生之间缺交流和缺少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机会。学生发散性思维不强，隐喻性效果的生成更加无从谈起。隐喻性生成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之间的对话让学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出乎老师预计范围内的效果，这是学生自我生成的文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结构的完整和课堂效果的提高。后现代知识观代表人多尔主张生成课堂隐喻性，一堂有效的课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隐喻性效果。因此，在课堂上要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对话、思想上的交流，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这样才能不断地促进和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从而达到隐喻性效果的生成，实现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真正价值。

3．5主张教学评价多元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那些年考进清华北大的孩子，那些年在班上拿第一的孩子他们现在究竟混得怎样？调查表明，他们并不是社会各个精英行业的领航人而是在企业默默地埋头工作。相反，那些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们却是那些年班级里成绩中等偏上的学生。这只能说考试成绩不能代表一切，单一化的评价标准有待改进。社会功能的多样化，要求我国教学评价的模式也应该呈现多元化。后现代知识观主张评价的多元化，并且具有开放性。中学语文教学中，课堂的表现、情景的融入、语文素养的高低都是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条件。在课堂上，每个学生都是带着自己特有的经验、知识、视角、理想走向课程，他们对于课程的解读各有不同，让每个学习主体都能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后现代主义评价方式的基本宗旨。后现代知识观比较倾向于形成的评价模式，从以往的关注结果转变为关注学生的本身发展过程，从生成、反思、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学生在各方面的变化。注重多样型人才的培养，争取不让一个人才流失。

后现代文学论文篇（11）

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批评能力的萎缩和文学受众的流失。尽管导致文学受众流失的原因众多，文学批评却也难辞其咎。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功能，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不但在整个文化领域失去了发言权，就是在作家和普通读者中，在批评家自己的圈子内，读者群也在骤减。文学批评正脱离它应该面对的作品，它应该面对的人群，而成为印刷品上漂浮着的自我表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启示良多，批评的作品化或者说将批评转化为艺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点。柯里的用语是“理论性虚构作品”，这构成了本书非常重要的第三章。理论性虚构作品这种批评形式在西方形成气候，或许可以看作针对批评受众流失的一种对策。那么其针对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针对批评术语的滥用带来的含混晦涩。提倡清晰明白的文风，似乎没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必要，但实际上这却是当前文学批评中一个极为突出的弊病。柯里谈到，批评术语的滥用使得“成千上万的读者义愤填膺”(39)，中国的文学批评不也以其术语的堆积将读者拒之门外吗?必须承认，文学批评作为文学作品的辅助消费形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清晰明白，以辅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含混晦涩是批评应该力避的缺点。现代语用学原理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文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发生在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应该符合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由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其中方式准则(Mannermax—im)②指的是话语方式影响着交际的效果。就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关系而言，含混晦涩的交际方式造成了排斥而非合作的语境，引起读者的愤怒也就难免。正是针对这一点，柯里认为“将批评转换为艺术，也许是补偿的努力之一”(56)。

第二，针对理论文字的枯燥性。柯里认为，小说家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结合到小说中去是“能获得哲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而无需承受这些话语的枯燥感或丧失性感的方法”(74)。文学批评作品化，有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用语用学理论的眼光看，就是通过调整交际方式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戴维·洛奇的《小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用青年男教师对爱情的追求来演绎“追寻圣杯”的主题，妙趣横生。其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和讨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事实证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融入到小说作品中，远比论文和学术著作更加吸引人。正是以这种方式，洛奇“比任何人更广泛地传播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小说的思想”(58)。这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用作品化的策略达到更好的接受效果。

可见，批评转化为艺术可以克服术语滥用带来的晦涩以及通常批评话语的枯燥，从而产生积极的接受效果。就交际双方的关系来讲，可归结为在交际“方式”上创造了合作语境，使得读者以合作的态度进入阅读。这种合作态度的力量超乎我们的预料，关于这一点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有过阐述。谈到小说《爱玛》中的叙事视角，布斯认为，爱玛并不能自动引起读者的同情，而是作者通过信息管理技巧控制了读者，使读者对她产生了同情。合上小说重回现实世界，我们发现由于技术的原因，站到了道德立场的反面。作者控制读者反应的是技术，是交际的方式，在它的作用下，读者甚至可能背叛自己日常的道德立场。可见交际方式的作用之大。奥斯丁正是通过让读者与人物共享视角而建立了一种合作语境，从而控制读者反应。因为文学批评和叙事作品一样都是“说服的艺术”，叙事学的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的作者和读者之间，合作语境的存在与否，足可以影响到观点的接受与否。所以批评应该借鉴这种说服的艺术。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文章的观点站不住脚，只通过采取技术策略取得读者一时的叹服，放下文章时觉得站到了自己“立场的反面”。对于批评我们认为观点重于表述的技术。只是对特定的观点考虑接受心理的因素，创造合作语境，无疑有利于它的接受和传播，而这正是目前的批评所亟需的当前文学批评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脱离文学作品。不少批评家“不经仔细阅读，甚至仅凭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便可以率尔操觚，进行套裁式的批评了”(杨守森161)。这使得文学批评成了远离文学作品的批评话语演练。这样，批评家和读者本该共享的作品信息缺席了，而批评家致力于谈论的理论问题又是读者不感兴趣的。这必然造成批评文章失去读者，批评的地位下降。仍以语用学的理论来看，这可视作对合作原则中关联准则(relationmaxim)的违反。交际一方在说着甲，另一方则期望的是乙，交际失去了最根本的基础。“合作”语境无从建立，读者即使勉强阅读也是在失望的状态下消极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见出色的观点，也很可能失去被接受的机会。文学批评的对象理所当然是文学，否则便不符合文学批评之名，也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

脱离了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什么走得更近理论。批评的理论化也是文学受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批评理论流派纷呈，空前热闹，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是20世纪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在这种倾向下，批评家们“将文学文本看成是自己最喜爱的那一部分文学理论的讽喻，不断地暗示着这便是文本的实际内容”。也就是文学作品沦为了无足轻重的例证，批评家所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理论，本来的主人沦为了奴隶。柯里认为他自己对于《化身博士》的解读就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他这种做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模仿了像米勒和德曼整整一代批评家的方法。在那里，文本沦为理论的图解，文本自身的内容或意义就很容易受到忽视，遭到扭曲。这类批评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如说是理论的阐述。这种批评促使文学批评走向更狭小的精英文化圈，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则构不成吸引甚至恰恰成功地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有理论建设的意义，但就它目前面临的“小众化”困境，这种理论化倾向是应该有所控制的。因为这意味着批评进一步地脱离读者。

此外，文学批评进入文学作品的方式也影响着读者的接受。“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在文体样式上很大程度地存在着体系封闭的弊端。通常表现为论者高高在上，他通过层层逻辑推理，把自己的观点与结论硬塞给读者……读者会因此对批评文本产生拒绝的情绪，这样，论者即使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也难以取得大的反响”(阎霞29)。这里表面上说的是文学批评的写作，实质上是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落脚点仍是批评的接受问题，就合作原则来说，这里是交际的内容在阻碍接受：批评家进入作品的方式与读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当前的批评论文，主要是以理论分析的路径进入作品，而读者接近文学更多的恰恰是主体的体验性参与。这种差别很可能让读者感到隔膜。批评家应该站在高于读者的视点给读者以启发，应该有理论的眼光，不可能与读者进入作品的路径等同。但是如果不考虑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而只以逻辑的旨趣进人文学作品，交际双方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连同前面所说的艰涩含混的术语，论述的繁复等等也与进入作品的方式构成合力，促使读者产生排斥心理。尤其对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理论分析的路数可能更让读者感到格格不入。所以《人间词话》融人了批评家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与读者的合作语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读者首先在进入方式上与批评家取得认同，为观点的接受铺平了道路。当读者进入批评家营造的体验情境，和他一起吟诵“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接受并激赏“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观点。可见在进入作品的方式上创造合作语境，是与读者的合作，也是进而让读者与批评家合作的途径。这与上文提到的论者高高在上、读者产生拒绝情绪的关系模式相比，显然更利于观点的传达。这样，进入作品的方式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人间词话》就是以体验的方式批评诗歌的成功范例。又如对《尤利西斯》，德里达就采用理论性虚构作品，或将批评艺术化的批评方法。这部西方人都称为天书的巨著中，多的是批评家也不能穷尽的“难以解释的符号”(米勒l4)。而艺术化的批评，以施为叙事学的特殊方式，揭示了施为性的指涉理论，也就是以虚构作品的方式言说虚构作品。德里达的批评之作《尤利西斯唱机》因为考虑了作品的独特性而采用了独特的批评方式，取得了特别的效果，这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做不到的。

对作品的关注，对作品特点的考虑，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对读者的考虑，对接受的考虑。因为交际双方的联系点就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