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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4-26 15:46:08

与教育论文

与教育论文篇(1)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主要特点

汉语言文学教育承担着传递人文风貌,提高整个民族语言文化水平的重要职责,它重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与价值特征,属于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从汉语言文学自身专业特点来说,它关注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重视语言教育的实用性,但其适用表现并非体现于实际应用的部分,而主要在于精神概念的影响方面。汉语言文学教育并非直接注重经济效益创造的学科,它更为注重社会效应。伴随着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神话与发展,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它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同时,也正迈向与社会文化相交的轨道中,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三、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一)教学目的一致

语言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均在于为社会输送专业化的应用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教育从属于语文教育,两者在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汉语言文学教学注重对学生精神面貌及文学素养的培育,而语文教学重点则在于突出其工具性特征,关注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的提升。

(二)表达方式的差异性

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强调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与鲜明,要求所创作作品的语言能够更好地表现作者的情感及其对事物的理解与认识,透过语言能够感受作品中情感的表现,事物的性质等。而生动则主要表现在语言表达的独特性、灵活性与动人性。但汉语言文学教育同样是将语文教育作为基础,并将教育目标的实现作为其重点目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若脱离了基础的语文教学,则无法满足普遍性教育的需求,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专业程度差异

相较语文教学来说,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专业性知识与内容,一般设立于中专、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教育更强调学生积累丰厚的文学底蕴,与汉语建立深厚的情感。而语文教学,除了其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功能外,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开放性思维能力。(四)在强调人文关怀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无论是语文教育抑或是汉语言教育,均关注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要求文学进入学生的心灵,发挥文学渲染与洗涤作用,融入学生的生活中,洋溢着人文与理性的光辉。两者均重视对学生情操的陶冶与情感的丰富,关注其人文素养的提升。

四、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一)教育理念的对接

确立开放式教育理念,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建立开放的教学观点,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同时,关注文学的创新与发展,以开放的目光迎接现代文化的融入与交流,实现语文教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需在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中适量地注入更多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而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同样需要添加新时代开放理念与意识的教育,实现教学理念的对接。

(二)学生自主学习方面的对接

要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还需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丰富课程教学形式,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以教师作为教学的指代者,展开开放式的教学方案,引入新的教学手段,为学生采集更多学习资源,包括视频节目、教育频道、课程录像等,为学生组织更多教学资源片段,围绕语言课程教学内容,纳入更多符合课程性质、特点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的自主性,进而使学生应用能力得到强化,实现语文教学与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对接。

(三)现代技术指导学习的对接

当前在部分高校已开展了开放式的远程教学模式,将课程的开展与现代技术的应用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师在教学与现代技术运用方面有其显著的优势,在导学方面的能力相较传统教学而言提升明显。包括课件制作、网页设计、系统操作等,自动化程度较高。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教学技术方面的对接,必须在广大中小学内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组织开放式教学,为日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创新思维能力的对接

语文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培养出勇于实践与具备创新精神的符合型人才。细化两者的教学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在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体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升其综合素质,使学生具备较强的文学鉴赏与分析能力,同时能够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因此,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与教育论文篇(2)

二、英语十字教学法介绍

英语十字教学法由情意、情景、结构、规则、功能五大因素组成。

情意即情感、意志、动机、兴趣、性格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其中以动机为核心[1]。情感也就是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爱与喜好。浓厚的情感可以促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进而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意志主要指学生克服英语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进而达到学习目标,培养起完成学习任务的决心和毅力。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非智力因素对学生学习的成功与否起着重大作用。过去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很少明确把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与运用列入教学方法的体系之中。十字教学法运用外语积极学习理论的原理[2],力图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英语。当然我们讲的轻松愉快地学习英语,并不是让学生放任自流,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而是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同时也要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愉快,要让学生“跳一跳能摘到果子”。如果对学生要求过高,学生经过反复努力也达不到目标;或是教学目标定的过低,学生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学习目标,都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克服学习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新教材的一大特点。新教材充分注重了中国中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和困难,在教学内容及编排方式上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这与十字教学法注重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过程和特点是相一致的。十字教学法中的情意,实质上就是把心理科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了解中学生外语学习的心理特征及其过程,从而真正把中学英语教学从过去的升学教育、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现在初中学生英语学习中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究其根源,在于学生对英语学习缺乏兴趣和动机,更缺乏学好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但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发现,中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英语缺乏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的,而是有一个从好奇到厌倦,再到恐惧,直至放弃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教师能及时发现英语学习情意方面的问题,适时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机,并巩固学生已有的学习决心和毅力,那我们就可以使学生避免陷入厌倦甚至放弃学习英语的困境,进而达到大面积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水平的目的。所以抓好情意这一因素,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促进作用,这对提高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质量有重大意义。

情景是指学生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情景是揭示外语所表述意义的一个基本因素[3]。学习外语只有在一定的语言情景中才能准确理解意义,正确表达思想。九年义务教育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初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既然是为交际而学习语言,那么在教学中就应创造并利用交际情景组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就中学英语教学来说,情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人们创设和模拟的外语教学情景。在这一类情景中,学生初步理解英语话语(或课文、句型等)的意义,并进行必要的语言操练,达到积累语言材料、巩固基本句型、概括语言规则的目的;另一类是真实的外语教学情景。在这类教学情景中,学生运用英语接受信息或表达思想,并亲身体验运用英语达到交际目的后的成功感和愉。创设外语教学情景的方法很多。教师尽量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利用具体实物、图画及录音、幻灯、投影等电教声像设备,开辟英语第二课堂(如英语角、英语板报、英语歌曲、英语竞赛、英语游戏、英语讲座等),都可以创设外语教学的语言环境。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新教材突出了语言的交际性,依照功能项目而编写的课文内容切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实际,为师生在英语课堂上创设语言情景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也为十字教学法的运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结构是学生学好英语的必要的语言知识。英语十字教学法中的结构主要是指句型结构[4]。对中学生来说,熟练掌握基本句型,既能建立对句型结构的感性认识,又能促进用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提高。句型结构的教学要情景化。句型结构教学只有在一定的教学情景中进行,才能避免句型结构教学的机械性和枯燥性,才能真正体现句型结构操练的意义化和交际化。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新教材别突出了对句型结构的学习,以达到让学生运用句型结构实现功能的目的。规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语法规则本身;二是指学生运用语法规则生成千百万合乎规则的句子的能力[5]。这与人们通常对规则的认识有所不同。我们一般认为规则即是语法规则,或语法条条。而十字教学法则把规则的概念范畴扩大到对规则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为交际学习语言的正确教学目的。在掌握句型结构及基本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归纳并认知语法规则,进而运用语法规则,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以语言规则指导学生在情景中的言语再实践活动。

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外语教学法流派中的交际教学法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推动我国的外语教学起了极大作用。然而在交际法的运用方面也有误区。如有不少人认为,运用交际法就是让学生只进行言语交际训练,不必甚至不应该讲授语法,也不应进行句型结构、语法规则的操练。这种观点对我国的外语教学有不可忽视的误导作用。应当说,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必须注重在听、说、读、写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但这并不等于说就可以忽视句型结构和语法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中学生学习的特殊性,了解他们学习英语的困难和特点。初中英语教学的对象是基本掌握了一门母语(汉语)的学生,而且他们学习英语时也不可能象生活在英语国家的儿童那样具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尽管我们的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英语教学情景,创造英语学习的氛围,但为教学而创设的语言环境,不论在情景的真实性上,还是在情景对学生的持续作用时间上,都无法与真实的英语交际环境相等同。因而,我国初中学生一般不可能象外语自然途径教学法流派所倡导的那样去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而仅仅依靠交际性操练试图让学生真正理解、掌握和运用语言往往费时费力甚多,甚至会事倍功半。所以,要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必须进行必要的语法教学,其中主要包括基本句型结构的掌握、基本语音规则及语法点的理解和语言规则的概括等方面,最终达到对语言知识的灵活运用。例如,在教学生运用英语表达“喜欢”这一功能项目时,首先应让学生感知并逐步掌握Doyoulike…?这一基本句型结构,然后就这一句型中所涉及的语法点(如含有助动词do的一般疑问句的结构)进行讲解,进而通过举例引导学生概括其它言语运用的规则,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规则的能力(注意:这里笔者提倡点破语法要点,不主张满堂灌输语法概念或语法条条)。这就为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奠定了语言知识方面的基础。正确处理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关系是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当前中学英语教学应特别注意的问题之一。十字教学法所提出的结构与规则两个因素,与新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相结合——相吻合,要求教师正确处理语言功能教学与语法教学的关系,让学生在大量的言语实践过程中,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技能,进而培养和发展学生为交际运用英语的目的。

功能即运用语言进行活动,如叙述或表达思想。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按功能项目开展交际教学活动是外语教学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新教材中所涉及的语言功能项目都是比较接近中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实际,即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语言表达的需要,把功能项目和语言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新教材编者们这样编写的意图是为了强调学以致用,尽量让学生学了英语就可以运用英语表达他们学习与生活中的人或事,做到边学边用,在用中学,在学中用[6]。十字教学法中的功能因素特别注重利用功能项目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与新教材的编排体系及教学目标相吻合[7]。

综上所述,运用十字教学法进行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新教材的教学,适合中国的中学英语教学实际,在中学推广运用有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全面提高初中英语教学的质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运用十字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运用十字教学法时,首先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十字教学法中五大因素的关系。

情意是前提。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和动机,有了学好英语的决心、信心和毅力,才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才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学习,才能真正把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变为素质教育。情景是保障。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外语,没有一定的语言情景,就不可能把外语教学搞得生动活泼,就不可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可能让学生学到地道的英语。结构和规则是基础。正如建筑高楼大厦要有牢固的框架和足够的建筑材料一样,没有语言知识作基础,就谈不上语言运用,也就谈不上为交际运用语言。语言运用反过来又能促进和巩固语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语言知识的掌握也必须通过听、说、读、写等语言运用的实践来实现。功能是目的。学了不用,等于不学。九年义务教育新大纲明确指出:初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完全可以通过对学生进行功能项目的训练来实现。十字教学法的功能因素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观点而提出的。

其次,无论是运用结构和规则对学生进行语言知识的训练,还是运用功能项目对学生进行语言能力的培养,都必须融听、说、读、写于教学之中。要遵循视听说领先、读写及时跟上、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各语言技能的关系。初中阶段是培养学生听说能力的最佳阶段。新教材依据初中学生爱说、爱动、善模仿的学习和认知规律,将课文内容主要以对话形式出现,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但视听说领了先,读写必须及时跟上。读写既是对听说的巩固,又是学生学习英语必要的言语能力[8]。读写跟不上,学生的英语学习很可能从“聋哑症”又病变为“文盲症”。十字教学法的结构和规则两大因素所强调的语言知识,不仅包括学生通过口头操练而获得的知识或结构,而且包括通过简单的阅读训练及初步的书写和写作训练而获得的语言知识。只有通过系统的、严格的听说读写训练而获得的知识,才是牢固的知识,才是能灵活运用的知识。

注释:

[1]见章兼中《外语教育学》PP249~251

[2]同[1]第四章“中学外语积极学习”PP93~128

[3]同[1]PP129~131

[4]同[1]P131

[5]同[1]P132

与教育论文篇(3)

(2)人文教育在与科学教育争夺教育领地的时候,除却采取“追求科学化,讨好或模仿科学”的做法外,也就只剩下顽固和拒绝了。这就是人文教育采取一种闭关自守、排斥合作的态度在自我的界域自说自话,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作为理性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给了人文教育强烈的支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人文教育及其研究拒绝实证科学的探询和考量。

(3)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出于对自身领地的守护,相互采取拒绝参与、无关对话的姿态,逗留于“极地”乐不思返,使得两种教育龃龉不断而又距离迢遥,这在19世纪的两种教育的关系进展中表现明显。无论是科学自我张狂引来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紧张,还是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或单方或相互的自我固化,其造成的两种教育的关系样态是相似的,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背向”。所以,“教育融合”的起始阶段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由“背向”转为“相向”:不论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保持必要的节制和审慎,坚持“限度性生存”的原则,以为两种教育关系的回复或缓和奠定基础。同时,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特别需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胸襟,以作为两种不同视界的教育的“交往—对话”,尤其是“视界融合”的实现提供契机。至于这种相向何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像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原理所说的,在社会和心理领域建立一种反对习俗、反对常规、反对一成不变的强大意向,以使相对的二者能够在介于其间的“超然领域”相交易。就两种教育而言,重要的是各自要努力植入或培养一种反向意识和反向能力,以破除自我神性(权威)的迷误和消解那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翻身思维模式。

二、“教育融合”的过渡期:走进

“走进”是教育融合的过渡阶段,大约始于20世纪中后叶,伴随着人们对科学主义和片面科学教育带来的“精神—意义”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科学教育改革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挖掘科学中独特的精神资源。此阶段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处身两者间的“边缘地带”,并开始以两种不同视界的身份在“边缘地带”进行“交往—对话”,具体展现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互补、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互动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鉴于我们用“走进”的初衷只是为了概括“教育融合”进程所经历的一个阶段,逐一阐明两种教育之构成要素的关联没有必要,以下拟以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互涉的分析稍作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至少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获得索解:从“历史”来看,文明早期,科学与神话、宗教等人文观念相互交错,即使到了科学比较成熟的时期,科学也未能割断与形上观念的联系。正如E•A佰特在谈及前牛顿科学时所说的,“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属于思辨形态的哲学,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与形上观念的纠缠。这种纠缠不仅构成了前牛顿科学时期的一道景观,而且也存在于牛顿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

这表明,科学(包括以其为内容的科学知识、科学教育)在其历史之内和之外处在与人文(以及以其为内容的人文知识、人文教育)的内在关联中,只是这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现实”来讲,其一,科学与常识有着深层的联系,“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遍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记忆,因为科学不是一跃而成熟的。”其二,科学知识的呈现和科学内容阐述也总是与人文的观念或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内涵。纯而又纯,完全剔除了人文内容的所谓‘科学’,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而缺乏现实的品格”。其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现时代汇流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工具、概念和范畴等向人文学科渗透,人文学科内蕴的价值和评判尺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向标,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渗又衍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也把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推入或带回对话之境。这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事实性地具有内在的联系。

从我们揭明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联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交相参与的关系不是“新”的关系,而是两种教育本然的具有的内在关联。或者说,两种教育在“走进”阶段的相与建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两种教育本然性联系的重拾。当然,这种联系与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是形式相似而内质有别的,因为迈入“走进”阶段的两种教育经历了“非融合”(分离、分裂以至对立)阶段关系的洗礼,并克服和超越了“非融合”阶段关系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走进”阶段两种教育的“交往—对话”,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的扩充,是发展了的两种教育的新联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分解之法阐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的关系只是出于描述的方便,而不表明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分裂”的。事实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以知识、方法、思维、思想及精神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处身“走进”阶段的。

三、“教育融合”的完满期:一体化

在经历了走向、走进阶段的洗礼、磨合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步入“一体化”阶段。这是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完满期,大约从20世纪晚期开始,伴随着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等成为改革、发展教育的共识和普遍选择。“完满”只是意味着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作为有机整体的发展趋向较高的水平,两种教育在促进人之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高度一致,而不意味着两种教育关系的终结或完善。事实上,两种教育的关系并不可能终结或完善,因为学科分化与综合的发展并不会终结,而教育处身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总在持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中,这决定了教育融合是个不断展布的历史进程。作为两种教育关系发展的最后篇章,“一体化”表现为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创造—生成”关系的形成以及两种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依存—开放”强调两种教育的共生关系,两种教育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脱离彼此其存在的“岌岌可危”。但这并非要把两种教育中的一种消解或化归在另一种教育中,而是要求在守护各自边界的前提下,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理解、接纳对方,取彼之长以更好地促进自我发展和共同提高。“民主—平等”注重两种教育在“交往—对话”中的关系的性质,即无论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应认识并把握自身的存在限度,坚持以一种平视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看待、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做到既从自我看他者,也从他者看自我。“创造—生成”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视界走向融合的结果。

实际上,两种教育在“边缘地带”基于“依存—开放”和“民主—平等”展开的“交往—对话”,会在教育的预成与生成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科学教育、人文教育都能获得自身的更好发展,同时又能生成不同于它们自身的新质教育(资源),“以人为本”,关切两种教育的价值指向。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因科学、人文不同而差异明显,但它们共享着“教育”这个共同的语素。教育之为教育并不因科学、人文而不同,而是始终如一地指向进入并处身其中的人的生成。而人之为人对于教育的需要,实际上使教育具有关切人的存在的意义。倘若从广义的“教育”来论,则教育不仅关切人的存在,而且关切人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殊途而同归:应促进栖身其间的人的发展。如果两种教育都指向了教育中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两种教育走向融合的判断。因为,一方面两种教育回到了教育的原点,另一方面两种教育“依存—开放”“民主—平等”和“创造—生成”关系的建立,表层的目的是为了良性的教育生态的形成,深层的目的却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人的发展和自由。所以,教育融合之“融合”最特出的表征是两种教育回归自我的本真,也回归教育的本真,在更好地发展自我和更好地促进人的完满精神世界的建构上达成深度共鸣或高度默契。而这其实也是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与非融合态中的两种教育的标志性区别。总之,显现为上述三种关系样态和一种价值指向的两种教育,是契合“教育融合”内有之义的两种教育。

与教育论文篇(4)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

教师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为纲的。首先,德育是全体教师共同的责任。有些学校设置专门的德育工作部门和配备专职的德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其次,德育作用的发挥依靠每一个教师真实、真诚地对待学生。杜威曾经说过:“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教师如果搞“两套伦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异己的世界,既劳累了自己,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则给学生一种虚假的熏陶,这种虚假的熏陶无论被学生识破与否,都对其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教师需积极作为,不能消极避事。尽管学校教育经常与社会影响不一致,但教师必须机智地把这种矛盾转化为德育的资源和动力,要化负面影响为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开发“恶”的教育价值。

教育目的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内容。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一切内容。教育者仅仅完成了学科的教学并不能保证教育任务的彻底完成。因为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识掌握,而是培养人。另外,将教育内容仅限于各学科,容易让教师形成错觉,误以为完成课堂教学就意味着教育的结束,就意味着教育目的已实现。这种对教育内容的偏狭理解,不仅会在以“应试教育”为指挥棒的当今教育中将德育排挤到边缘地带,甚至有彻底消解德育在学校中的地位的可能。德育目的不能仅仅依靠学科教学去实现,也不能通过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来达到,这就是说,德育的实施不能依靠将美德按条目编制成类似于“菜谱”式的学科,然后“插入”学习者的头脑。德育目的的实现需要广泛的内容,包括各门学科、教师道德修养、学校生活的德性等方面。

教育内容通常是经过选择的、有助于教育目的实现的。德育好比是一把筛子,把不适合于其目的实现的内容尽可能过滤掉。这就是说,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的内容,但不是所有的内容。在实际中,常常有一种情况是,社会上产生什么东西或流行什么内容,都一股脑儿往德育里塞。这样做一方面导致德育变质,该重视的遭忽略;另一方面也是对德育的不负责任,对教育的不负责任,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与教育论文篇(5)

当前的高职数学教育把知识放在第一位,局部地看到数学的知识和理论,不能更好地感知数学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人文思想。实际上,知识只是数学文化的一部分,对学生进行数学教育不仅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数学知识,还应该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基础上,教给学生更多的数学思维方法,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精神。当前,高职数学教学很多都是把知识与文化割裂,学生学到知识理论,不能够真正地理解数学的思维方法,更不能够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二)从数学教学模式来看,教学内容与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相分离

当前不少高职院校的数学教学把传授知识当做唯一的内容,使得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只能简单地学习知识,不能够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去感知相关的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精神,丰富学生的数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这是高职院校数学教学对数学的较为狭隘的认知和定位,在这种形势下高职数学,只能给学生传授有关的知识,对学生的数学教育没有拓展更多的视野,忽视了学生数学思想文化的培养,不能够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从课程教学改革的角度来看,培养学生的数学知识,更多的是丰富学生的数学思想、精神,更好的把数学知识、数学思维方法、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统一起来,感知数学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三)从人才培养目标上来看不能把数学素养目标与学习目的有机统一起来

这种认识导致教师对学生的教学只能传授数学知识,以培养学生更多的知识为目标,学生也只能更多地关注教材,应付考试,教育没有更好的把数学人文素养培养当做首要目标,导致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知识,教书与育人、读书与修身不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学生只能是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能够对数学有更深的体验,也不能够把数学的学习与学生的成长、发展有机联系起来,使得数学失去了文化意蕴,学生学习数学感到枯燥乏味,教学内容较为空洞,不能了解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

二、高职数学文化教育数学教育改革的对策

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应该改变传统的单一数学知识传授教学模式,更多地把数学文化教育,不再是以应试教育和实用主义为根本目的,而是让数学教学充满文化精神,实施素质教育。

(一)从教学内容上由数学知识向数学文化上拓展

高职数学教育应该树立文化教育的理念,以此为指导,对学生进行有关的知识教育,这样才能让高职数学教育枝繁叶茂,才能让学生的学习开出鲜艳的花,结出较为丰硕的果实。高职数学教学应该不仅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以这些知识为载体,让学生去充分地了解数学的精神文化,丰富学生的数学方法,教会学生运用理性思维去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指导学生数学学习不仅要有学习知识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学习数学家的理想和信念,感知每一个数学家的精神境界,对学生进行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这样让学生在数学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之下,逐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从而让学生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

(二)高职数学教学要教书更要育人

高职数学应该转变教育观,转变教学角色。在教学中,教师首先熟悉教材,吃透教材和知识数学知识,以此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文化教育,教师结合自己对数学的认识,对数学文化的体验和感悟,精选相关的数学知识为载体,向学生传输更多的数学精神,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历史,感知数学家对数学的信念和研究精神,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科学严谨的精神。用数学文化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让数学教育充满人文气息,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思想,不断唤醒学生的执着信念,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提升学生对数学的探索和创新的热情,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培养科学的生活观和人生观。

(三)让学生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

一个人的成长不仅需要获得一定的知识,还应该提升他们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应该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素质和修养。数学教学不能仅仅靠传授知识,尤其是不能靠脱离那种文化命脉的知识传授,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广泛地理解数学的文化,去接受文化的熏陶;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了解数学家的重大贡献、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创新务实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让每一个学生明白,个人的成长不仅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种思想文化精神和信念,进一步激发学生积极向上、勇于拼搏进取精神,培养学生乐观向上的生活观。

与教育论文篇(6)

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同世界的更多更快的相互融合,使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意识渗入或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我们的青少年渐渐远离了这些经过5000年文化沉积,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学校该如何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德育水平呢?

一、历史传统文化教育的重大意义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起来的,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它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而5000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先人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在传统文化中不仅弘扬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主义情怀,而且还提出了“忠、孝、礼、义、信”等修身养性的精髓。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提高青少年人文素养、德育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学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的人生观、幸福观、价值观也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勤俭节约”“重义轻利”“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等精神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尤其是老师,常常会感慨“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了”。确实,在如今的孩子身上,娇骄二气,自我中心,自私冷淡等,独生子女的通病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传统中尊师重教的观念有时只能是我们为人师者自我安慰的想法。而还没有形成正确人生观的青少年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中,慢慢养成了唯我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随意浪费、大手大脚等坏习惯。他们体会不到父母的艰辛,体会不到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不懂感恩,集体观念越来越差,社会公德意识变得淡薄,功利思想成为社会行为的主导。这一切都表明将传统文化渗入到现代教育中已是刻不容缓的形势,立足传统,才能使我们的德育理论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学校的德育教育中的举措

1.教师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体会与领悟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体,是传播传统文化的媒介。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鉴赏水平,在教育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只能是停在口头上。因此,加强教师队伍的传统文化底蕴,在教师中提倡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石。教师要先做到博爱学生、彬彬有礼,更要具有“亲其师则信其道”的观念,以有亲和力和师德风范的形象去接触、教育学生,使其在精神上感受到接受教育的愉快。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以优秀的传统教育来引导学生从“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得到正常的发展,以提升其个人修养。

2.用传统文化进行德育教育

学生有错,利用“惩罚式”教育,写检查或者从经济上进行处罚,给予处分,是不少人常用的手段。但这些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学生没有达到内省自悟。因此,在德育教育中,用优秀的传统教育理念、名人警句、杰出人物轶事,深入分析,说理教育,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

3.营造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深入到学校的各个角落,使学生从心理上真正接受传统文化,真正喜欢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注意以下的有效做法:

(1)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代背景相结合

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髓和糟粕,并且具有时代性,因此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要选择与时代背景相适应,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内容。

(2)传统文化教育更持久深入

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能一阵风,水过地皮湿。想起来就做,想不起来就不做。要具有持久性、经常性、深入性,更有专人、专门机构去管,使学生从时间上、空间上时时刻刻、随时随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地受到熏陶。这样,传统文化教育才能在学生心中扎根。

(3)传统文化的教育要结合实践

传统文化的教育要结合实践才可以展现出它的魅力,学生也才可以真正的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因此在传统文化的教育过程中,我们要经常给学生提供一些实践的机会。比如,到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在公共车上让座,学生中间互相帮助,尊老爱幼等等。在实践中让学生真正领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优良传统的内涵。

在现代教育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行为,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我们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将现代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使传统文化延续、丰富、提高、发展,发挥各自优点,有侧重地教育,使学生的教育真正又红又专。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思想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与教育论文篇(7)

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主要就是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教育性。民族教育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过程中所涉及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语言、社区、、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民族教育学的教育性就是指民族教育过程中在教育学上的特点反映。民族教育学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必须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两手准备”。在此,笔者把民族教育学具有的这种特有的特点,称之为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总之,双重性在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多个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总体上讲,我国在民族教育学的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住了双重性。尤其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上方面,双重性坚持得较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民族教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合理把握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民族教育过程中如何坚持双重性,特别是如何有机统一起来开展民族教育学,显得十分重要。

二、民族教育学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了解和把握好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特点,就必须得从民教育学的形成说起。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着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①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着。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着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着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性。

通过以上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民族教育学既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具有教育性,伟大的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不是曾说过:“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于无形处也说明了民族性在教育的领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如何对待民族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及民族科学双重性

如何对待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不仅仅要体现在民族教育学课程的设计和实践上,还要在相关的政策上作出一定的倾斜。民族性和教育性在民族教育学的地位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它们既有相同的共性特征,又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民族教育学的双重性问题上,要持科学全面的观点。

与教育论文篇(8)

2研究结果

2.1特殊教育教师的年龄、教龄和特教教龄现状

经统计分析,发现在四个年龄段中,人数最多、比例最大是30岁及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师,人数达到124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的38.8%。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比例呈不断下降的态势(见表1)。对教龄和特教教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教龄、特教教龄在5年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师人数最多、比例最大,分别有100人和150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总数的31.3%和48.4%,教龄、特教教龄在11-20年以下的教师人数及比例次之。特教教龄在6-10年、11-20年、≥21年段的教师比例均低于教龄在这三个段的教师比例,但特教教龄在5年以下的教师比例却远远高于教龄在5年以下的教师,两者的差异达到17.1个百分点(见表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年龄、教龄和特教教龄的现状表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偏向年轻化,有相当比例的特教教师是从普通学校转岗而来,这既显示出教师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昭示着教师继续教育任务的艰巨性。

2.2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教育

经统计分析,发现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初始学历以高中及中专为主,这一学历的教师有129人,占本次调查有效样本总数的40.3%;因高学历教师人数较少,在统计分析时将硕士学位教师与本科学历教师合并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这部分教师仅有82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25.63%,其中硕士学位的教师无一人。为检验初始学历教师与当前学历教师人数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行了两个相关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cNemar变化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Z=-12.367,P<0.001,这说明教师们都在积极参加学历进修,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检验每种学历教育的人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我们进一步分别对两种学历中的人数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初始学历的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χ2(2)=10.43,P<0.01),发现三种学历结构的人数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高中、中专与大专学历教师人数显著高于本科学历教师。对当前学历的教师人数分布进行卡方检验(χ2(2)=201.08,P<0.001),结果发现三种学历教师人数也存在显著差异,本科及以上人数要显著高于大专、高中、中专学历人数,具体表现为: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变成了以本科学历为主,这一学历的教师有218人,占有效样本的68.1%,和初始学历时的本科学历教师比例(25.63%)相比提高了近43个百分点;专科学历的教师比例(86人,26.88%)和初始学历时的专科学历教师比例(109人,34.06%)相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高中及中专学历教师比例(15人,4.69%)和初始学历时的高中及中专学历教师比例(40.3%)相比下降了近36个百分点,硕士学位教师有1名,实现了零的突破(见表3)。本研究样本中,获得学历提升的特殊教育教师共有187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8.44%,超过了一半。对不同学历特殊教育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高中及中专学历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有114人,达到84.4%;大专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人数和比例次之,有73人,达到67.0%,本科层次的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比例为零(见表4)。通过对初始学历与教师接受学历提升进行相关分析(r=0.602,P<0.001),结果发现初始学历与教师接受学历提升呈显著正相关,即学历越低越接受学历提升教育。在专业类型上,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初始学历专业同当前学历专业存在着显著差异。初始学历专业为普通教育类、特殊教育类和非师范类的特殊教育教师比例分别为58.6%(188人)、20.1%(64人)、21.2%(68人),其中教师人数最集中的前五位专业分别是特殊教育(53人,16.7%)、中文(36人,11.2%)、学前教育(21人,6.5%)、信息技术(18人,5.5%)和医学(16人,5.0%)。在接受学历教育、取得当前学历后,教师的专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当前学历专业为普通教育类、特殊教育类和非师范类专业的教师比例变为77.2%(247人)、7.1%(23人)和15.6%(50人),教师人数在前五位的专业变成了中文(94人,29.5%)、特殊教育(24人,7.6%)、小学教育(16人,5.0%)、数学(14人,4.4%)和医学(14人,4.4%),普通教育类学历专业(尤其是中文专业)的教师比例大幅提高,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

2.3特殊教育教师的非学历教育

表5数据显示,本研究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教师(271人,84.69%)都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其中,接受过1-2次教育的教师人数最多,有167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52.19%,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教师还有49人,占有效样本总数的15.31%。特殊教育教龄也与教师的非学历教育次数呈显著正相关(r=0.285,P<0.001),教龄越长接受的非学历教育的次数越多。我们具体分析发现:特教教龄在5年及以下的教师未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比例最高,占这部分教师的五分之一,接受非学历教育的次数也以1-2次为主(93人,占这部分教师的60%);特教教龄在6年及以上的教师接受3-5及5次以上特殊教育专业非学历教育的机会要更多一些(见表5)。经统计分析,发现本研究样本中,接受过自治区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最高(55.3%),接受过部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次之(20.3%),接受过校级、市级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都比较低,分别为13.8%、10.6%(见表6)。对非学历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教师(229人次,占被调查有效样本的71.6%)接受的是特殊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接受特殊教育专业技能教育的教师有130人次,占被调查有效样本的40.6%。本研究有效样本中,认为自己在非学历教育中收获很多的教师比例最高(205人,64.0%),有24.7%的特教教师认为非学历教育效果一般,有10%的教师感觉所接受非学历教育对自己帮助有限或不明显,还有1.3%的教师反映所接受非学历教育对自己没有帮助(见表7)。对非学历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被特教教师排在前四位的问题是:“培训内容与自己的实际教学工作结合不紧密”(192人次,60.0%)、“教育方法偏重于单向灌输、忽视学员的感受和体验”(135人次,42.19%)、“培训次数太少”(124人次,38.75%)和“培训计划一刀切”(81人次,25.31%)(见图1)。还有少量教师认为“培训次数太多(11人次,0.03%)对专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制约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依次为:“缺乏专业指导”(222人次,69.4%)、“缺乏经费保障”(166人次,51.9%)、“没有充足的时间”(125人次,39.1%)、“缺乏良好的环境”(102人次,31.9%)、“其它”(10人次,3.1%)。在未来的非学历教育中,特殊教育教师最迫切希望学习的前五项内容分别为:特殊儿童心理辅导(197人次,61.6%)、康复知识技能(188人次,58.8%)、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经验(153人次,47.8%)、现代教育技术(120人次,37.5%)、学习学生管理的理论与经验(118人次,36.88%),特殊教育前沿理论(112人次,35.0%)、国外特殊教育形势与动态(85人次,26.6%)和特教研究方法(67人次,20.9%)排在第六、七、八位(见图2)。

3讨论

3.1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总体成效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通过学历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总体资格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先天不足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学历已由当初的以高中和中师为主(40.31%)转变为目前的以本科为主(68.13%),这一比例和北京市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73.1%)[9]相比虽然还低5个百分点,但和全国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58.4%)[10]相比却已高出近十个百分点。从专业化水平来看,通过非学历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的特殊教育专业素质得到了较大提升。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队伍整体而言虽然比较年轻,而且有大量教师是从普通学校转岗过来,但84.69%的教师都接受过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该比例已基本接近全国接受过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比例(90%)[11]。从非学历教育的级别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所接受的非学历教育层次比较高,主要是部级和自治区级培训。其中:接受过部级培训的教师占到20.3%,超过五分之一,接受自治区级培训的教师占到55.3%,超过一半,这两部分教师加起来比例达到75.6%,该比例远超过全国接受过省级和部级培训的特殊教育教师比例(15.2%)[1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级别比较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疆充分利用了国家和地方教师继续教育的大平台,尤其是“国培计划”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支持政策和对紧缺薄弱学科的倾斜政策[13],二是新疆自治区出台并实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专项规划,搭建起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专有平台[14]。这表明,国家及新疆自治区政府“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促进了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统筹、指导和实施责任,对于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

3.2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奋进背后的省思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同学历教师获得学历提升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显示出初始学历低的教师比初始学历高的教师学历提升比例大的趋势,其中初始学历为本科的教师学历提升的比例低到零,致使新疆硕士学位特殊教育教师只有1人,比例仅为0.3%,该比例远低于全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特殊教育教师比例(5.0%)[15]。新疆本科学历特殊教育教师的高比例与硕士学位以上特殊教育教师的低比例之间的悬殊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学历教育奋进的成效,可能更多地源于教师资格达标硬性要求下教师出于对“外炼”的职业资格功利的考虑,但教师“内修品格”的意识却并未被唤醒与激活[16],这显示出学历补偿时代后,教师继续教育激励机制缺乏状态下,新疆特殊教育面临教师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专业自主发展困境。从学历教育的专业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存在着专业发展的迷思。新疆特殊教育教师中,初始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本来就比较低,只有16.7%,该比例几乎是全国初始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31.9%)的一半,在经过学历提升后,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矛盾更加严峻,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降到了7.6%,此比例几乎是全国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教师比例(21.8%)[17]的三分之一。特殊儿童问题与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特殊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领域,特殊教育学校通过引进非师范类及普通教育专业教师来缓和特殊教育事业发展与师资短缺的矛盾本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教师在学历进修中选择普通教育专业以弥补职前培养无法涉及的某些缺憾和空白点,也在情理之中,但新疆特殊教育教师当前学历专业为特殊教育的比例低至7.6%,这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迷思,即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特殊教育教师又该如何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探究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产生迷思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新疆特殊教育基础薄弱,特殊教育管理理念与实践存在普教化倾向[18];二是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和资格证书制度迟迟未出台,无法规范特殊教育教师教育,引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19]。从非学历教育的次数来看,虽然绝大多数教师都接受过非学历教育,但还有15.31%的教师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非学历教育,同时,接受过非学历教育的教师所接受的培训次数也偏少,超过一半(52.19%)的教师都只培训了1-2次,接受过5次以上培训的教师比例很小,只有10.94%,该比例远低于全国接受过5次以上特殊教育专业培训的教师比例(46%)[20]。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次数偏少与地(州、市)和特殊教育学校在教师继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缺失有关,参加过校级和市级培训的教师加起来才仅有24.4%。国家及自治区级政府在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中是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及自治区级政府应该并能够包办一切,期望国家和自治区解决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愿景,却并不切合实际。因为特殊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会面临大量的经常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依靠一两次的集中培训解决完,需要即时指导。同时,特殊儿童自身的复杂性也使“每个学校和课堂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有关的教师最能够诊断出来,……也只有当有关的教师参与了整个过程,并一致同意问题的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有效的变革才能成为可能”[21]。此外,忽略地(州、市)及特殊教育学校自己本身的主体作用,也会削弱国家和自治区级培训的效益。在实地调查和访谈中就发现,部分地州市级政府由于缺乏对特殊教育的责任意识,没有将教师培训与学校建设统筹安排部署,致使多所学校错失了自治区级培训机会。还有部分学校在派出参训教师时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不按要求选派教师,使有些教师过度培训,而有些教师又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因此,校本培训和市级培训的主体地位不应也不可偏废。

3.3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反思

质量和效益是继续教育的生命线,是继续教育研究领域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尽管绝大多数的老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总体效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收获很大的教师比例达到64%,但我们也应看到,还有36%的教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效果持中立甚至是消极的态度,此外,有69.5%的教师依然认为目前自身专业发展的最大困难是缺乏专业指导。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级别相对于全国而言比较高,但即便如此,依然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老师对非学历教育的效果不甚满意,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老师依然感觉当前缺乏专业指导。这说明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还存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落差的产生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有关。一是粗放式教育模式削弱了教育的针对性。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需求具有较大差异,这和田寅生等人对江苏省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的需求调查结果基本一致[22]。特殊教育教师需求的多元化是源于教师作为培训对象本身所带有的变量(背景变量、发展变量和环境变量)[23]的多样化。新疆开展特殊教育非学历教育时,采取的是全国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的通用模式,即综合性、不分类的方式[24],无法顾及对象变量不同所带来的需求差异,从最初的不分专业的“大一统”特殊教育培训到后来的分专业培训,都属于粗放式培训,在一个培训班中,有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学段、不同职业发展水平和不同民族的教师。教师之间存在太大的异质性,但大家却把解决差异的希望都寄托于培训本身,这就让培训承载着不能承受之重的社会期待,其最终结果必然是部分教师认为培训计划一刀切、缺乏针对性,培训效果不佳。二是“知与行”的分离削弱了教育的实践性。从调查结果来看,在非学历教育内容中,特殊教育基础理论居于主体,占了71.6%,实践技能占了40.6%。但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论类内容却被教师们排在了后几位(“特殊教育前沿理论”和“国外特殊教育形势与动态”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七位),排在前五位的“学习特殊儿童心理辅导”“康复知识技能”“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经验”“学生管理的理论与经验”和“现代教育技术”基本上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知识和技能。从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有60.0%教师认为培训“结合教学不紧密”,有42.19%教师认为理论培训者“单向灌输、忽视学员的感受和体验。这表明,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教育中,继续教育供给和需求存在着不相适应性,培训者与参训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目标期待与路径选择,培训者似乎看到了未来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参训者则希望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特殊教育理论在教师教育实践行为中处于一种无力与日趋祛魅的尴尬境地,参训者对于培训者的“话语霸权”和自身的“失语”非常不满,对争取“话语权”充满了渴望。在特殊教育教师非学历培训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论走弱现象的产生与它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较量、博弈密切相关,在这场博弈中,特殊教育理论的失利,看似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工具理性”[25]的追求并无二致,但却也是源于教育实践者面对特殊儿童问题越来越复杂时无力、焦虑、困惑、挫折与挣扎的迫切诉求,同时也源自于教育实践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对特殊教育工作效率的执着追求。因此,再次追问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这一多年煮不烂的老问题”[26],探寻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的路径,促进“知与行”的有效结合,便成为当今特殊教育培训者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思考并且不能不去探索的现实问题。

4建议

4.1优化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环境

OECD认为,教师职业的持续更新是提高教师工作效率,促成教育改革的关键[27]。而和根据社会变迁呼吁教师积极参与继续教育的道德感召方式相比,政策因素能够更加持久和稳定地影响教师的继续教育选择[28]。因此,要使继续教育从理念呼吁层面转向行动、实践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国家的高度来规范和管理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从公共政策层面不断优化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制度环境,保障和激励特殊教育教师有效地进行继续教育。当然,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政策不应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它应该配以内在一致的、综合的、持续的特殊教育教师政策。因此,要使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有效运行,就应着力设计系统化的特殊教育教师政策,如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资格证书制度、津贴制度等,这种制度要关注“职业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进行“生命关怀”,要体现出“人们对特教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一个从业者,在社会及职业系统中的价值定位与认同。即,特教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外在的资源占有、报酬分配及精神上的自我体验等是相辅相成的”[29]。

4.2搭建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学校平台

虽然制度的激励应成为特殊教育教师继续教育的根本激励,但由于制度建设涉及到教育体系的根基,这就使得制度建设本身变得异常复杂。制度的复杂性决定了要形成普遍适用的促进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30]。在普遍适用的制度基础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特殊教育学校内部微观环境就成为宏观政策的良好替代。因此,学校能否搭建一个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就成为影响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平台能否搭建起来,又取决于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对教学和行政的领导力,即能否在学校内部建立完善的学习制度,用科学的、人本化的评价和奖惩分明的组织管理把学校创建成“学习型组织”,使教师感受到专业发展的适度压力和动力,从而把继续教育作为自身工作与生活的诉求。在校本研修越来越成为普遍诉求的情况下,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对教学和行政的领导力便成为提升教师继续教育效果的前提。

与教育论文篇(9)

二、我国教师生命教育培养现状

(一)职前

大陆地区,师范院校本科阶段的生命教育课程,大多以公选课形式呈现,作为师范生的通识选修。研究生阶段,一些师范院校将生命教育相关专业融入教育学二级专业中的一个方向。以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为例,“生命发展与德育”作为“初等教育学专业”中的一个方向,与“初等教育基本理论”、“儿童心理发展与辅导”、“小学教师教育”方向并列。此外,生命教育相关培养也以学术讲座形式呈现,例如,第三届儿童生命与德育教育研究中心学术论坛“看见儿童———儿童研究专题研讨”于2015年1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儿童需要与表达———教育学的视角”、“儿童的性自我保护”与“游戏中的儿童表情”等主题报告,吸引着对生命教育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教育学院是目前香港现有八所大学中唯一的师范院校。“生命和价值教育学博士”是教育学博士“幸福与健康教育专业”的研究方向之一。同属“幸福与健康教育专业”的还有“发展和教育心理学”、“健康研究”、“体育和运动科学”研究方向。生命教育的相关课程,主要由“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承担。台湾地区,随着大学生命教育实践的发展,对包括师范生在内的大学生开设系统化的生命教育课程,课程内容与范围不断扩大。例如,台湾东海大学开设生命教育学程,大二以上学生必修“生命教育概论”、“生命发展与关怀”与“自然科学与信仰”三门课程,修毕该学程者颁发生命教育学程结业证书。1997年,台湾教育当局就积极选拔、培养合格的“种子教师”作为开展生命教育课程的后备人选;委托已有生命教育基础的大专院校筹设生命教育课程,规划生命教育通识课,储备生命教育课程的新师资。台湾教育部门从2000年开始将生命教育的理念正式纳入由小学至大学16年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台湾学校生命教育的良好持续拓展,使生命教育获得一贯化、完整化、全程化的发展,生命教育已成为遍及台湾地区的新的教育学科。综上所述,我国大陆、香港地区师范院校生命教育相关专业从硕士研究生起步,依附于“德育”、“宗教”、“健康”、“价值”等存在,并没有独立的“生命教育专业”或“生命教育研究方向”。台湾地区职前生命教育体系较为系统化,规范化。

(二)职后

由于生命教育发展的现实,我国大陆地区还没有专门进行教师生命教育的机构,因此也没有专门的财政保证去鼓励及保障教师接受生命教育。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教师生命教育的有效实施形式可以分为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品社教师培训和学校自行组织的校本研修两种。有效的品社教师培训,例如,海淀区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培训(小学品德),2012年4月至6月工作室对38名海淀区小学品德学科骨干教师进行总计28学时的培训。主题是品社课程课堂教学中“关爱生命”的研究,子课题为生命教育理论与品社课程的对接、品社课教材中的生命教育等。学校自行组织的有效校本研修,例如,中关村二小班主任工作室负责人邀请生命教育专家进行交流,内容涉及生命教育的理论、撰写与分享教育叙事、探讨教学实践等。自2013年初至年底共开班6次,25名(左右)班主任参加。再例如,四川省藏区中小学校于2014年开展生命教育优质课展评和骨干教师培训。香港特别行政区对职后教师生命教育的培养,以香港教育学院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2012-2013年主办的“协助小学规划生命教育计划”为例。中心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承办该计划。旨在为前线同工提供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专业发展及校本支援工作坊,让同工得以帮助学生反思生命意义。计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以生命教育内涵及设计和教学策略为主要内容的讲座、工作坊活动、参观学校的方式进行,使教师了解课程规划知识,通过前线教师的分享,增加教师对于实施生命教育的理解,平均出席人数约40余人;第二阶段,参加活动的校长与教师们赴台湾进行教学观摩与经验交流,参与人数50余人;第三阶段,中心派专人访校支援学校推行生命教育,开展生命教育相关的分享会,两次分享会分别有62人、154人参加。该项目受到参与教师的普遍认可,有效的对职后教师进行生命教育培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香港地区生命教育的发展。为了使生命教育更有效,香港还设有专门针对教师的“生命教育培训”,显示教育行政单位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在培训活动中,学者、中小学教师、校长、教育署工作人员等交换宝贵意见。台湾地区,对于承担生命教育的在职教师而言,通过指派或自愿报名的方式,有机会参加教育培训、国际国内研讨,如“生命教育研习班”、“生命教育工作坊”或“生命教育训练营”等。2004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普通高级中学生命教育类选修课暂行纲要之后,制定了一份生命教育师资培育专门课程研发实验以及种子学校与种子师资培育计划,决意拟订相关课程并培养现行的师资具有生命教育的教学专长。计划提出要在两年内研发并实验一套培育课程,同时完成约二十所以生命教育为治校理念的种子学校及八十位具有生命教育第二专长的种子教师的培育。生命教育师资培育专门课程包含生命教育专业素养课程,种子学校培育课程两部分,共32学分。完成这32学分的种子教师,即取得教授高中生命教育选修课的资格。此外,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廖杏娥老师,运用绘本进行生命教育,使教育内容生动有趣,更吸引儿童关注。廖老师还在生命教育中融入故事、美术、音乐等元素,使学生在多感官的体验中感悟生命。教师的生命教育讲座中,廖老师经常带领老师们进行生命教育课程的体验活动,例如运用她所准备的道具,教师们分角色演绎绘本剧。关于生命的思考深深触动着每个成人的内心,促使着教师将生命教育的反思与感悟融入教育教学实践。由此可见,从生命教育的践行者角度来说,我国大陆地区的专家学者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师生命教育培训形式,寻找对教师进行生命教育的机会。从学校角度来说,一些学校认识到教师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自主寻求生命教育培训,这为生命教育的推广提供可能。但由于我国大陆地区缺乏专门的教师生命教育培训机构,上述两种有效途径也刚刚起步,仍处于探索期。因此,培训形式、方法还需多样化;培训对象以品社教师、骨干教师和班主任为主,对整体教师生命教育意识的培训较少;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积极寻求并参与教师生命教育培训,而另有一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则在此方面发展滞后,各学校开展的教师生命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我国香港地区借助政府的委托为力量,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香港地区在教师生命教育的培训中较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教师相互交流生命教育的经验、感悟及反思。在台湾地区,生命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教育学科,在培养整体教师生命教育意识的同时,进行专长教师的培养。培训对象的选择采取指派与自愿相结合的方式。生命教育师资培育专门课程完整化、系统化,拥有对生命教育教师的认定资格。台湾地区职后培训内容、形式多样,创新性强,注重培养教师生命教育实践。

三、思考

(一)生命教育教师数量的保障

有研究表明,实施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已被认识到,可学校无法提供相应的课程或足够的师资。笔者认为,生命教育师资缺乏主要由于虽然生命教育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在我国应试背景下,大多数地区于基础教育阶段并没有生命教育学科。单一生命教育课程相对于渗透式生命教育课程来说,最大的优点就是连贯性,它将生命教育的基本内容系统地、完整地呈现出来。尽管在我国目前这种认知本位的课程体系中,单一生命教育课程也可能落入认知本位的案臼但是就我国的教育现状而言,单一生命教育课程更能引起人们对生命教育的重视,也更可能将生命教育的基本理念落实。笔者于访谈中获悉,生命教育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数量少,其中一些毕业生选择从事一线学科教学工作。从教育教学目标与生命教育目标上看,两者根本目标是培养人,这些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渗透生命教育理念,因此可理解为实施生命教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这些教师进行的是本学科的教育教学,并没有按照生命教育的体系开展课程与活动,因而教师从事学科教学并没有进行真正的、系统化的生命教育。另有一部分毕业生则根据自身兴趣选择非教育领域的职业,也有一些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因此,基础教育是否成立生命教育学科,决定着生命教育教师的需求,影响师范生生命教育的培养与生命教育相关专业研究生的职业选择。2009年,台湾将生命教育课程正式编进课程大纲,并明订高中生在修业三年中,必修一个学分。若将生命教育学生必修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提高学生、家长及教师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同时促进师范院校加强对生命教育专业师资力量的培养。

(二)生命教育教师质量的保障

目前,我国还十分缺乏专业的生命教育师资力量,专业化的生命教育师资配置愈显薄弱。笔者认为,生命教育若要保障优良的师资,可通过如下途径:首先,职后教师生命教育培训应面向整体教师,使教师们将生命教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其次,大陆地区应吸取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师资培育专门课程培养拥有生命教育专长的教师,对通过培训的教师加以资格认定。当然,教师生命教育培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中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应当积极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通过制定法律、纲要,或出台政策、条例等形式,对生命教育的目的与目标、原则、内容、师资培训、管理体制及经费支持等问题做出明确而合理的规定,保障生命教育的有效实施。

(三)生命教育教师使命感的培养

职前方面,受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师范生在其处于基础教育阶段时所接受的教育以知识传授为主,虽然对于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生死教育等所接触,但其认知程度未达到应然水平。职后方面,如今知识观背景下,教师单方面的进行知识传递,忽视学生身心发展的例子屡见不鲜。然而,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肖川教授所言:生命教育是所有教师的事业。每个教师都要深刻和充分地理解生命教育的精神,并化为自己自觉的追求。因此,教师的生命教育,应给予教师心灵的触动、情感的陶冶与灵魂的润泽,要激发教师自发的去探索生命教育的方式与途径,要使教师拥有生命教育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唯有这样才能推动生命影响生命,才能使教育更加富有生命力,才能彰显爱与责任的师德之魂。

与教育论文篇(10)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有目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思想塑造品德,进而指导受教育者行为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教育者用一定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去影响受教育者,使他们形成社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要培养、转化和塑造一个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创立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以及人类社会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实践素材。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关系

2.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联系要点有三:第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极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受教育者应该成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识,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守法纪的意识,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对人文和理工科学基本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育人”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五个方面。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本质是“通识教育”,是教育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界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关于培养人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方式具有相似性。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在教育方式都需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对学生的教育都不能依靠生搬硬套地传授书本知识,而是需要以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感同身受,才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二者都必须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将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要点有三:首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地位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更为突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等,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影响着其他素质发展,文化素质虽然是基础,但受到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各有侧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传授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学生心中正确的政治方向,防范错误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侵蚀。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侧重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最后,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别。文化素质教育主要途径是通过潜在的意识引导,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课堂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活动为基础进行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心理健康以及其他养成教育进行潜移默化影响的一种手段。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仍是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2文化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所涵盖的知识面广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受教育者必须首先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谈得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文化素质教育本身就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文化素质教育模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产生的根源和先导,它在无形中以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达到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文化素质教育也是一种持续性的、更为有效、更为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相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更能达到教育效果,更加深远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其次,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文化积淀。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本质的体现,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则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涵,一个民族要想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对其成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单纯依靠某项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而需要采用综合的教育模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其主导文化的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涉及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也只能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存在和发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传达的政治观念要被社会成员认可,必须要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前提。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将社会主导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保障。

第三,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教育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性的教育,包括了多学科的文化知识。文化素质教育中关于思想道德与理智情感的这些基本观念对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文化知识的根基。人可以通过 学习不断地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深化、创新,并将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从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例如通过对国家历史的讲解,可以增进受教育者对本民族的了解,培养受教育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升华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情感教育恰好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有效方法。比起单一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理论灌输,情感教育更为直接、强烈,收到的效果也更好,积极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第四,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不动摇。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促进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人的文化知识素质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所以,文化素质教育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一项必要举措,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一致。文化素质修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文化知识都没有,也就谈不上全面发展。由此可见,文化素质教育有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关于人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3、借鉴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与教育论文篇(11)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从两者之间的差异来讲,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目的上侧重点是不同的,除此之外还包括不同的模式教育以及不同教育上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四方面可以说是其主要的差异点,从两者之间的共性来讲,虽然两者之间在教育实施的目的上侧重点所有不同,思想政治教育重思想以及政治方面的教育,而音乐教育重音乐理论方面的教育,但是两者教育目的无论是从出发点还是最后的归宿点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虽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最后体现了两者间的共性。

(二)两者间融合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与音乐教育之间的共性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一定的融合,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音乐教育来讲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同时加之国家对于艺术与政治内容相结合的要求,使得音乐这门艺术要从形式以及内容上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性。也就是说政治思想教育要与音乐教育相结合,在音乐教育中要大力的情调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音乐的教育中加入具有中国民族色彩的思想教育。

二、探析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下的音乐教育

(一)发挥音乐的政治思想育人功能

建立在政治思想上的音乐教育能够发挥音乐教育中的育人功能,对于音乐这门艺术来讲,应该是具有较强的育人作用。也就是说也教授音乐的同时还要起到与人的作用,但是在传统的音乐教育实施中,很多的音乐教授者往往只是重视对于音乐基本内容以及技巧的知识讲解,而忽略了对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通常认为对于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是政治课程的主要工作,音乐教育只管做好音乐部分的讲解就可以,还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音乐教育是不相关的。可以说种教育思想或者说这种教育现象对于音乐教育的发挥是非常不利的,音乐的较好教育应该是建立在思想政治的基础上,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音乐教育往往教育的思想内涵不够充分,音乐就变成了制造音乐的工作,造就出来的人才往往也只是音乐理论足够,但人文精神匮乏。而只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充分的运用在音乐教育中,从音乐本身与人文精神两方面来综合教育,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向政治思想教育借力的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想要良好的发展下去必须要向政治思想教育借力,政治思想教育除了能够对音乐教育赋予充分的人文精神之外,还能够对音乐教育在方式方法上给与一定的有力帮助,使得音乐教育的方式更加科学合理。政治思想教育具有很强的教育色彩,在政治思想的教育中其本身就存在内容较多的教育方式以及坚实的教育理论,而对于音乐教育来讲,这些正是其发展所需要的,通过对政治思想教育的方式以及其坚实理论基础的借鉴,可以大大的丰富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通过借鉴政治思想教育“晓之以情”的进行音乐教育,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教育意义,还提高了音乐本身的教育价值。

(三)发挥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对于音乐教育的有效良好的开展,以及体现政治思想教育的价值除了要向思想政治教育借力之外,还要充分的将两者进行融合,发挥出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传统教学中,往往是将音乐与思想教育分开来进行的,但是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共性,对于现代音乐教育来讲个,更应该将两者融合起来一起发展,将其综合的教育力量做到最优化,也就是不仅要充分发挥政治思想教育的政治性,还要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音乐性,对于这种目标的实现就需要相关的政治教育工作者与相关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能够及时的进行思想以及教育信息的有效沟通,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政治思想色彩的音乐教育体系,在校园文化以及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对受教育者进行综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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