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论论文大全11篇

经济评论论文篇（1）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审计制度，它是对领导干部所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一种客观公正的审计鉴证,是审计结果的人格化。它不仅将审计监督引入了干部管理制度,关系到党和政府对干部使用的导向，而且在维护财经法纪、促使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和遵纪守法意识,推动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实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必须运用一系列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不同角度及不同层次，对其任期内所在地区、部门和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所负的经济责任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审计评价，这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核心内容，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基础。

一、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现状

当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评价依据不充分，评价内容笼统，过于格式化。无论是《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各部委办和各省审计厅所发的文件等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都是从几个大的方面做了规定，具体评价的内容没有细化，没有评价的量化指标，也没有评价的综合标准，审计评价缺少充足的依据。如：对“经济发展项目”、“企业发展状况”具体应该评价那些方面，什么标准界定其为“好”、“较好”、“一般”、“差”，又以什么为依据综合评价“很好履行”、“较好履行”、“基本履行”、“没有履行”经济责任。另外审计报告文本非标准化，没有评价的具体框架，审计评价难度增加，多数情况只能由审计人员根据自身素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评价。这样作出的审计评价常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评价超出审计范围。对一些与审计事项无关的业绩加以确认，与经济责任无关的责任也加以界定。二是评价主观性太强，语言绝对化，违背谨慎性原则，轻易下结论。评价变成了鉴定式，又无具体事实证明材料支撑，大大增加了审计风险。三是审计评价往往就事论事，泛泛而论，只对单位不直接对责任人，而且评价内容过多，造成评价目的不明确。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削弱了审计的作用，增大了审计风险。

二、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的意义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适用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各地审计评价标准不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入进行。在当前形势下避免和消除这些现象，建立一个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规避和减少审计风险，无疑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建立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是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进行全方位监督的需要，是促进和激励领导干部认真履行经济责任的需要，是补充完善领导干部量化考核体系的需要，是规避和减少审计风险的需要。对此，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

三、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原则

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总的原则是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具体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法制性原则。审计评价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为审计评价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授权和委托范围内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不得使用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用语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

二是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以审计的事实为依据，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不附带任何主观成分，要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价过程中还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依靠审计调查取证所获得的可靠数据，进行计算、比较和分析，力求真实可信。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审计评价不能违背客观事实，笼统地进行评价。必须限定在领导干部任期范围内履行的经济活动，不属于审计职责范围的不评价，与审计无关或未涉及事项不评价，以防止带来不必要的审计风险。同时，评价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划清前后任的责任、前后任的政绩，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地评价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切忌把所有成绩归功于一任领导的政绩来评价，或把单位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责于一任领导。对被审计单位在财政财务收支和重大经济活动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评价中必须鲜明地分清责任，既要划清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又要弄清是主观责任还是客观责任，真正客观地界定领导应负的责任。

四是坚持谨慎性原则。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该评价的评价，不该评价的不评价。对审计未涉及、证据不充分、依据不明确、责任不清楚、职责超范围的事项不予评价。对应该评价的事项，还要充分听取被审计领导的陈述和申辩，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同时还要注意用语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不可言过其实作出过高或过低的评价，在把握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判断，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对一时搞不清楚的和发生的重要经济事项难以下定性结论的问题，要以写实为主，对事项发生的原因、过程、后果给以客观的说明，以保证审计评价的准确性。

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内容

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主要内容是：

1、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置和执行情况，以及被审计者对有关问题应承担的责任。一是事实性评价。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账表反映的财政、财务收支数据与审计机关依照现行的会计制度和国家财政、财务收支规定进行审计认定后的数据相符合程度的比较，作出会计资料真实、基本真实、不能真实反映年度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评价。二是合法性评价。根据审计查证的事实，作出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符合、基本符合、违反财经法规的规定的评价。三是效益性评价。在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效益实绩与相关的目标、指标、标准的比较，对经济效益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四是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通过被审计单位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设置情况的审查，作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部分健全、不健全的评价；通过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测，作出内部控制制度有效、部分有效、无效的评价。在对被审计单位作出上述评价的基础上，依据审计查实的事实，作出被审计者对有关问题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评价。

2、执行财经政策和遵守财经法纪情况。被审计者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不仅有自觉遵守财经法规的义务，而且有认真贯彻执行财经政策的责任。因此，通过审计，应对被审计者作出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政策和遵守财经法纪情况好、较好、差的评价。同时，还应对被审计者廉政建设情况及在改革中的经济举措作出评价。

3、经济管理实施情况。一个单位管理的好坏，经营水平的高低，除了客观因素以外，很大程度取决于领导干部管理能力的强弱、努力程度的高低。要针对资产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情况，对被审计者的管理能力、努力程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4、经济目标完成情况。经济目标分为量的目标和质的目标，量的目标包括各项经济指标所要完成或达到的数值，质的目标包括单位经济管理能力、经营水平等内容。通过对被审计者任期内各项经济指标和经营实绩的计算、比较，对各项质的目标实现情况的检测，凭借审计查证的数据和掌握的资料，作出定量和定性分析，肯定业绩与成效，指出差距与问题。同时，对被审计者所起作用程度作出评价。

五、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在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中既要注重综合评价指标，也要注重量化评价指标。综合评价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企业综合绩效，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性，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福利费和招待费的控制率，落实审计决定和整改情况，遵守廉政规定情况等。在综合指标下设置考评分值，系数在0.75至1之间，用分值乘以系数得出单项得分，一般分三个等次，“好”的系数为1，“较好”的系数为大于等于0.75小于0.90，“一般”的系数为小于0.75。量化评价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税收增长率/GDP增长率，出口总值增长额，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收入增长率，科技、教育、计生、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经营增长状况等。在量化指标下设置考评标准，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好”，等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较好”，小于本地平均水平就可评价“一般”。

六、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省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经济责任审计实际，提出以下标准：

一是财政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评价标准。分为真实、基本真实、不真实。真实性评价运用调整比率与审计专业判断相结合的办法。真实等次的标准为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审计调整幅度≤3%；基本真实的标准为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完整，审计调整幅度＞3%、≤6%；不真实的标准为会计资料不真实、不完整，审计调整幅度＞6%。

二是财政财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损益合法性的评价标准。分为合规、基本合规、不合规。合规性评价运用违规比率与审计专业判断相结合的办法。合规的标准为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者违规行为轻微不需要处理的；基本合规的标准为违规金额占审计金额的比值≤5%；不合规的标准为违规金额占审计金额的比值＞5%，或者违法违规金额虽然不大，但性质严重的。性质严重是指：私设“小金库”、“账外账”，以及挪用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资金、救济资金、社会捐赠资金、救灾、扶贫、移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等。

三是重大经济决策规范性评价标准。分为规范、基本规范、不规范。规范的标准为重大经济决策制度健全，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专家论证意见；决策时履行了民主程序，决策的内容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基本规范的标准为建立了重大经济决策制度，决策的内容符合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但个别程序执行不充分；不规范的标准为缺少重大经济决策制度，没有履行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听取集体意见等决策程序，或决策的内容违反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法规。

四是重大经济决策执行有效性评价标准。分为有效、基本有效、无效。有效的标准为决策被全面执行，全面实现决策目标；基本有效的标准为决策被全面执行，基本实现决策目标；无效的标准为决策没有被全面执行，没有实现决策目标。

经济评论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2－0022－05

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它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来解释地理上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发表以来，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深化了在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等领域的研究，被称为是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但同时也有不少西方学者对它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它严重地依赖于特殊的研究框架，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新经济地理学严重地依赖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即DCI框架。有鉴于此，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提出了一个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addi．tive)运输成本的分析框架，即OTT框架，来进一步研究新经济地理问题。本文拟从OTT框架的特征及三个重要模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该框架下新经济地理理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OTT框架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改进

OTT框架主要通过引入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而发展了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现实的运输成本假设

DCI框架下，工业品运输成本假定为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的“冰山”交易形式，即每单位产品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目的地，其余部分则在运输途中溶化掉了，意味着工业品价格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其运输成本成比例地增加，这是不现实的。OTT框架下，假定工业品运输成本为附加型，即每单位产品的运输需要耗费T单位农产品，其中T>0，这更接近现实。

(二)更清晰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

在DCI框架下，采用了含CES子效用的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这使得各工业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为常数且等于替代弹性，均衡时自变量个数少于外生变量个数，因此，比较静态分析时不能研究不同的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对企业定位所产生的影响。由于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弹性是市场接近、市场拥挤和生活成本等效应相对力量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所以比较静态分析不能在逻辑上清楚地说明不同的外生事件对内生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说，DCI框架下生产函数中不变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意味着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与收益递增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需求变量和供给变量的影响也不能予以区分。而在OTT框架下，通过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引入使得企业面临线性需求曲线，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随价格变化，同时，这些弹性也与反映收益递增程度的参数无关，从而可得到清晰的更易于检验的比较静态分析结论。

(三)促进竞争效应(pro—competitiveeffect)的成功引入

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与冰山运输成本结合时，不变需求弹性意味着均衡价格独立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空间分布，不管竞争强度如何，企业都根据边际成本采用固定成本加成定价。尽管从分析上来讲便利了，但此结论却与空间竞争研究相冲突。空间竞争研究表明，需求弹性随距离而变化，而价格随需求水平和竞争强度而变化。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的假设使得企业面临线性需求曲线，再结合附加型运输成本假设，所以均衡价格与本地市场的竞争者数量有关。这导致了促进竞争效应，即均衡价格随竞争企业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具体来说，在OTT框架下，处于拥挤市场中的每个企业的销售和成本加成额都低于DCI框架，所以企业更愿意定位于有着较少企业的市场。

(四)更强的解释能力

DCI框架下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使得工业品需求价格弹性为常数，进而使均衡价格与企业和消费者的空间分布无关。这大大地简化了分析过程，但主要变量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使得绝大部分模型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析解，从而不得不求助于数值模拟。而惟一最具操作性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却丧失了CP(core—periphery)模型的许多重要特征，例如FC模型不具有CP模型所具有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区位黏性这两个重要特征。而在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的引入使得主要变量间表达式都是线性的，这不但保留了CP模型的绝大部分重要特征，同时也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进而可以为集聚提供简洁的福利分析，为区域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五)预期作用的充分考虑

在DCI框架下，人们通常假定可移动要素受当前收益差异的驱动而流动(即历史因素起作用)。事实上，在可移动要素的区位决策中，如果市场行为主体十分重视未来收益且产品和要素流动性又极强，忽视预期的作用将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在OTT框架下，主要变量间的线性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方便地考虑预期的作用，并且可以准确地确定历史和预期在经济集聚形成中发生作用的参数范围。

由上述分析可知，OTT框架在多个方面弥补了DCI框架的不足，然而，其偏好的拟线性结构意味着消费者在各种工业产品上的花费与收入无关，因此，相对市场规模仅取决于居住于每一区域消费者的数量，而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无关。但是，收入效应的缺乏对集聚逻辑影响不大，其主要影响是消除了重叠区，即在对称情形下，突破点和支撑点总是重合的。

二、OTT框架下三个主要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鉴于DCI框架的局限性，西方学者在OTT框架下从多个方面出发建立了许多新经济地理模型以研究生产的空间分布问题，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建立了一个基本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并分别引入预期和城市成本对其进行了扩展以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福利问题；Ottaviano(2001)建立了一个基本FC(footloosecapital)模型以分析世界范围内本地市场效应的福利含义；Behrens(2004)通过建立一个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来研究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对生产空间结构的影响问题；Behrens(2005)建立了一个单边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以研究单边贸易模式对区域趋异的影响问题。城市成本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离心力，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加速、城市崛起速度惊人、城市成本急剧上升。同时，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且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比重更大，因此，下面拟对基本FE模型、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和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进行述评，以期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启示。

(一)基本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介绍了一个基本FE模型。这是OTT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两部门、两区域产业区位模型。它将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引入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从而摆脱了新经济地理模型对DCI框架的严重依赖，并在新的OTr框架下研究运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问题。

该模型首先假定经济体系中存在两个区域，其技术水平相同。存在两个部门和两种生产要素，农业部门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下生产同质的农产品，且仅需一种投入，即农民。农产品在区域间不存在运输成本，而农民则平均分布于两个区域且不可跨区域流动，因此，均衡时两区域的农民收入相同。工业部门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生产差异化工业品，且仅需一种投入——工人。工业品在区域间存在运输成本，且工人可跨区域自由流动。由于不存在范围经济且规模报酬递增，所以企业和产品种类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函数的特定假设也使得每一区域的工人数量与其企业数量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所以工人的跨区域迁移必定导致相应企业的跨区域迁移。

由于工业品存在运输成本，所以企业能够分割市场并在空间上相互分割的市场成功地实施差别定价，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均衡价格。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效用函数和附加型运输成本假设使得均衡价格依赖于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同时市场结构属于不完全竞争，所以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任一区域，均衡时利润为零，从而也就确定了均衡工资。然而两个区域的均衡工资和价格指数都可能不相同，导致区域间工人的当前效用差异。当前效用差异是工人的迁移驱动力，它会驱使工人从当前效用低的区域流向当前效用高的区域。工人的流动会引起相应的企业迁移，从而影响每一区域的均衡价格，进而影响每一区域的价格指数和均衡工资，导致当前效用的变化，直至两区域的当前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业部门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才实现了稳定的空间均衡。该模型将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各区域企业和工人份额内生化，得出运输成本等参数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一个新企业的进入将降低本地价格指数，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利润和工资，这是由于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而引起的负的竞争效应。当工业品之间替代性强、运输成本高时，竞争效应强。与此同时，新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导致本地工人数量的增加，这意味着本地市场需求膨胀，从而使得本地企业利润和工资提高，这是正的需求效应。当规模经济强、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小时，需求效应强。所以，当工业品之间替代性强、规模经济弱、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大和运输成本高时，竞争效应强于需求效应，因此将阻止产业的地理集中，工业部门由于竞争效应过强而均匀分布于两个区域。而当工业品之间的替代性弱、规模经济强、农民在所有劳动者中所占比重小和运输成本低时，需求效应将强于竞争效应。此时，新企业的进入将增加本地所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工人进入，引发因果循环，最终导致工业部门在该区域的完全集聚。

总之，该模型进一步证实了DCI框架下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些主要结论，从而说明并不像其批评家们所说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主要结论严重依赖于特殊的框架选择。同时，由于该框架良好的解析性，使得我们能够方便地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扩展。但是，就像大部分产业区位模型一样，该模型同样没有考虑集聚成本问题。事实上，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人口集中必然会导致城市的出现，而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则必须承担一定的城市成本(主要包括住宅和通勤成本)。而且，当今主要的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似乎在于城市成本，而不是在于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因此，有必要将城市成本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从而进一步扩展FE模型。

(二)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在基本FE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区域，每一区域都为一连续的一维空间，且都存在一个中央商务区(CBD)，所有企业都定位于其所在区域的中央商务区。假定企业不需使用土地，因此中央商务区在区位空间中只是一个细微的点。而区际贸易则在两个中央商务区之间进行。住宅是一种新商品，它由工人所占用的土地来描述。而作为城市居民的工人不仅需消费土地以居住而且须通勤去本区域企业所定位的中央商务区。为简化分析，假定每位工人消费一单位土地用于居住，且通勤成本与距离成正比，所以工人均匀地分布于各自区域的中央商务区两旁，每一区域的大小随着工人在区域间的分布而变化。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在区域间流动，而只能在本区域内通过选择居住位置以实现短期均衡。假定每一区域的地租统一收集后再平均分配给该区域的所有工人，所以在短期均衡时，同一区域的单个工人的城市成本(地租加上通勤成本再减去地租补贴)相同，且单个工人的城市成本与工人在区域间的分布(即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有关。同时，由于同一区域所有工人的工资也相等，所以，同一区域工人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然而如基本FE模型所述，每一区域的短期均衡工资和价格指数都依赖于企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所以产业分布的偏移就会导致区域间短期均衡工资、城市成本和价格指数的差异，进而引起区域间工人效用水平的差异。效用水平差异同样会驱使工人从效用水平低的区域流向效用水平高的区域，工人的流动又会引起相应的企业迁移，从而影响每一区域的短期均衡价格和城市成本，进而影响每一区域的价格指数和均衡工资，导致各区域工人效用水平变化，直至两区域工人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业部门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才实现了长期的稳定均衡。

该模型在基本F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散力——城市成本，进而研究运输成本等参数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作为城市成本重要衡量指标的通勤成本系数如果足够大，那么生产的分散分布将是惟一的空间均衡；如果不太大，那么随着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逐步经历分散、集聚和再分散三个阶段。且通勤成本系数的大小将影响集聚出现时的运输成本范围。通勤成本系数越大(小)，则集聚出现时的运输成本范围越窄(宽)。在通勤成本系数不太大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较高时，由于跨区域为农民提供工业品将承担高昂的运输成本，所以企业分散分布；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中等水平时，企业跨区域为农民提供工业品所需承担的运输成本下降，同时企业集聚区域的工人所需承担的城市成本也并不太高，所以企业将完全集聚于单一区域；而当运输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企业集聚从而工人集中所导致的城市成本大幅上升，进而使得企业再一次分散到两个区域。

总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进一步拓展了OTT框架下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着重研究了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然而，上述两模型一直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差异化产品总能在所有区域间有效地进行贸易。而关于不存在贸易情形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在新经济地理领域一直无人问津。事实上，尽管运输成本长期下降，而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却日益重要。正如Krug－man(1996)所说：“当我们带着空前的狂热来回运送制造品时，这些可贸易品在我们经济中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在不可贸易情形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

(三)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

Behrens(2004)提出了一个不可贸易情形下的FE模型。其假定条件与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一个重要假设在于产品未必能有效地进行贸易。尽管考虑不可贸易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假定一些商品是可贸易的而另一些商品是不可贸易的，但是这一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在本质上既不是可贸易的也不是不可贸易的，其准确属性依赖于当时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且随时间而变化。所以该文假定所有商品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潜在可贸易的，然后内生地决定在均衡时它们是否能有效地进行贸易。鉴于以往文献仅仅关注本质上不可贸易的商品，所以该文主要关注那些潜在可贸易但均衡时却是不可贸易的商品。

经济评论论文篇（3）

广告可以使企业利用较小的成本向更多的消费者传递信息，从而促进产品销售。这样，就产生了广告经济效果。广告的经济效果体现在广告能促进产品销售，增加企业收入和利润；扩大产品销路，推动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高市场占有率，为企业奠定稳固的市场地位；树立优良的品牌形象，使企业获得高于一般产品的销售利润率。研究广告经济效果测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广告效果的含义

所谓广告效果，是指广告通过媒体传播之后所产生的作用，或者说媒体受众对广告的结果性反应，亦或说广告活动中通过消耗和占用社会劳动所产生的有用结果。狭义的广告效果就是指广告活动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广义的广告效果，是指广告活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心理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研究的是广告的经济效果。

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广告的经济效果，是指在投入一定广告费用及广告刊播之后，广告引起的产品销售额、利润、市场占有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化状况。经济效果集中反映了企业在广告促销活动中的营销业绩，是广告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是评价一项广告活动成败的关键指标。

广告的经济效果测评，也称广告的销售效果测评，它是指在广告以后用产品销售量增减的幅度作为衡量标准来测定广告效果，销售额和利润额是衡量广告经济效果的两个基本指标。基于此，传统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用广告费用指标、广告效益指标和市场竞争力指标等来反映广告经济效果。

（一）广告费用指标

广告费用指标用以表示广告费与销售额之间的对比关系，包括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

式中E1，E2分别表示销售费用率和利润费用率，C为本期投入的广告费用，Y、L为广告后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销售费用率和销售利润率反映获得单位销售额或单位利润额要支出的广告费用，可以用来评价企业的广告总支出对产品总销量(或总利润)的影响，该指标的值越小，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二）广告效益指标

广告效益指标用以表明广告计划期内，每支出单位价值的广告费能使销售额或利润额增加的数量，包括广告销售效益（单位费用销售增加额）和广告利润效益（单位费用利润增加额）：

式中E3，E4分别表示广告销售效益和广告利润效益，ΔY和ΔL分别表示本期广告后销售额和利润额的增量，其它符号同上。广告效益指标反映广告费用与广告后销售增加额或利润增加额的对比关系，其值越大，广告销售效果越好。

（三）市场竞争力指标

市场竞争力指标一般通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反映。市场占有率是企业某种产品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占市场同类产品销售总量的比率，即：

式中E5表示市场占有率指标，∑Y表示一定时期内本企业产品销售量，Y总表示一定时期内行业同类产品的销售总量。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意味着产品竞争能力的增强和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因此还可以用市场占有率提高率来评价广告的销售效果：

市场占有率提高率E6是一相对评价指标，它表示单位广告费用销售增加额与行业同类产品销售总额的比率，市场占有率提高率取值越大，说明广告的市场拓展能力越强。

长期目标的广告经济效果测评

从广告的，到消费者看到广告、理解广告，到最终决定购买产品等一系列的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且前期的广告也有可能影响到本期的销售量，因此单纯的以本期销售量来计算，将会使计算出来的结果失真。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广告的效果，本文引入了修正系数λ、θ来修正上述公式，这样公式变为：

其中：λ代表了前期广告对本期销售量的影响；θ代表了本期广告对后期销售量的影响。

在这里本文规定λ、θ都是大于0小于1的数值，具体数值的确定根据产品的属性、媒体的属性、广告作品的内容以及本期、前期广告的强度不同而不同。例如对工业用品和日常消费品来说，工业用品的λ、θ的数值较日常消费品的数值要大，从媒体方面来说电视、报纸、广播、因特网的λ、θ的数值较杂志的λ、θ的数值要小，而λ、θ与广告的强度成正比关系，一些具体的数值可根据行业的具体数据而得。

随着品牌意识日益深人人心，对广告的品牌效果测评也成为广告投放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所谓品牌意识，是指消费者通过接触到广告或产品而加深的品牌印象。而品牌根本价值在于其联想的集合，即对消费者的利益和价值，联想常常代表着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基础。消费者是否因这种差异化的利益和价值而产生或增加了品牌忠诚和偏好就是品牌态度。

形象的提升是长期的效果，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也是远期的，因此本文中形象力提升对销售额的影响可通过上述各个指标进行计算。

（一）品牌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得出，计算公式如下：

A=B×C

其中：A表示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B表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C表示与品牌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C的计算可以通过企业长期的数据跟踪得出。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B=1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品牌知名度提高10%之后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2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为：

A=B×C=10%×20%=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品牌知名度，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2%，其实在这里本文应用的2%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因为后期的销售量是个未知数，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是为了计算方便而采用。

（二）企业知名度提高率计算

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D=E×F

其中：D表示由企业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E表示企业知名度提高率；F表示与企业知名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F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F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品牌知名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E=20%，通过调查问卷我们了解到对企业知名度提高20%时，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30%，则由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D：

D=E×F=20%×30%=6%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知名度，企业知名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6%，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6%并不是非常确切，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三）企业美誉度提高率的计算

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其计算可以通过上述公式和调查问卷共同计算出来，计算公式如下：

G=H×I

其中：G表示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H表示企业美誉度提高率；I表示与企业美誉度提高有关的销售率。

关于I的计算可以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得出来，I的数值是在调查广告引起企业美誉度提高的人当中有多大的比率打算以后购买的。

假设，通过计算可以得出H=30%，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通过广告增进了对企业的评价打算以后购买的比例是40%，则由企业美誉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

G=H×I=30%×40%=12%

这就是说，通过广告提高了企业美誉度，企业美誉度的提高对后期的销售额的提高应该是12%，同样的在这里应用的12%并不是非常确切，因为真正的对后期影响的比率应该是欲在后期购买的数量比上一后期的总销售量。

这样，通过计算出品牌知名度提高率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A、企业知名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以及由企业美誉度提高而引起的销售额的比率G，计算出来这三个比率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总的比率，总比率应该为三者之和。即：

λ=A+E+G=2%+6%+12%=20%

本文认为，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品牌建设、渠道推广和内容的精益求精，通过媒体品牌的建设，可以在公众中形成优秀的口碑和影响力，让受众各取所需，方便、深切地感受到品牌的力量，这是企业必须予以重视的。

本项研究旨在补充业内目前通用的量化测评体系，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媒体广告销售效果测评体系，但这种测评体系要想成为具有普遍认同性的价值指标还需要不断地深化与摸索。

参考文献：

1.郭子雪，张强.广告销售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J].工作视点，2007

经济评论论文篇（4）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用短短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生态和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导致本应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和爆发出来。粗放式发展导致污染加剧，我国环境污染已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1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无序开发严重透支国人的生存环境，发展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针对危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国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矛盾的根本出路。

循环经济是按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运行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生态经济，是一种以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流动方式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可以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传统工业经济是由“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强制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弃物大量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以及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只产生很少的废物。循环经济评价原则，简称“3R”原则：

（1）循环经济遵循“减量化”原则（Reduce），以资源投入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入端——资源，通过产品清洁生产而非末端技术治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开采与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活动的投入主体，以期尽可能地减少进入生产、消费过程的物质流和能源流，对废弃物的产生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生产者通过减少产品原料投入和优化制造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消费者通过优先选购包装简易、循环耐用的产品，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从而提高资源物质循环的高效利用和环境同化能力。

（2）循环经济遵循“资源化”原则（Reuse），以废物利用最大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对消费者采取过程延续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产品使用方式和次数，有效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对生产者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周期加大，以经济系统物质能量流的高效运转来实现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循环经济遵循“无害化”原则（Recycle），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目标。针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提升绿色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对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再造，实现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实现废弃物的最少排放。

3循环经济与绿色GDP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GDP的增长只是反映了人类为社会创造的财富，通常被人们视为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然而，在GDP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自然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环境污染，或滥用资源使生态破坏。绿色GDP是为了克服GDP的缺陷而提出来的，它是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后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它为构架循环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转1）绿色GDP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把绿色GDP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会过度消耗能源，不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有效途径。

（2）绿色GDP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外在动力。我国必须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完善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才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化。

（3）绿色GDP是政府介入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有必要把绿色GDP纳入干部考核的内容，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使政府更科学更积极地介入并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4）资源——经济——环境投入产出核算框架（绿色GDP是计算方法）：绿色GDP＝传统GDP－（生产过程全部资源耗竭＋生产过程全部环境污染＋资源恢复过程全部资源耗竭＋资源恢复过程全部环境污染＋污染治理过程全部资源耗竭＋污染治理过程全部环境污染＋最终使用全部资源耗竭＋最终使用全部环境污染）＋（资源恢复部门全部新创造价值＋环境保护部门全部新创造价值）。

（5）由SEEA的基本结构表可以推算出：绿色GDP＝传统GDP－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

4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与实践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3＋1”模式，即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

（1）在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也就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目前，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上千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3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1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

（2）在区域层面形成的中循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目前我国有广西贵港、天津泰达、新疆石河子等11个园区为国家生态工业园区试点。

（3）在社会层面上形成大循环，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目前我国已有8个省、35个城市、300多个地县开展试点，有的地区已初见成效。国家环保总局在辽宁省进行了以改造老工业基地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在贵阳进行了以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构建新的产业格局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4）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以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

5结语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具体化，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矛盾的根本出路。立足于21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解决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资源、环境和经济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唐孝炎.我国环境污染、环境健康、环境经济与发展战略[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

2王宪恩，赵晓霞，陈英姿等.循环经济催生绿色GDP[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5)

3吴少宇.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模式[J].管理与财富，2004(8)

经济评论论文篇（5）

一、低碳经济的起源

在国际社会上,关于低碳经济的起源,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气候变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联合国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以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兰特兰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拉开人类重新评价西方工业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规则

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宗旨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则

1997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大会上,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并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

4.低碳经济的正式提出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3 年2月24日发表的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的,并且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英国将到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

5.低碳经济的发展时期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 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 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和时间表,确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制订出一项新协定,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背景之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转型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国集团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实现这个目标,全球经济就必须转型到低碳经济。这预示着从现在到2050年的未来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二、国外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外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首次出现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术语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白皮书指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1]。

莱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场“A、B发展模式”之争。“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为基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B模式”则是以人为本,以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它是以气候科学为基础,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加以论证(进行学术和方法论阐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

巴里・康芒纳(2006)认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造成这种增长的现代技术。这种技术往往是从单一的追求生产效率的角度,或从单一的消费使用的目的出发,而发明出来的。它忽略了整体,忽略了这种技术赖以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从而粗暴地破坏了不断循环运动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机,首先要克服这种技术上的缺陷;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树立生态学的观点。

2.国外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当前国际对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是“脱钩”指标评价,以及关注如何提高生态效率的对策与途径。

在脱钩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有很多缺点,诸如缺乏与环境容量的自动联系,难以兼顾各国国情以及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选择的影响等,但脱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2)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指标的国家差别,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OECD国家中并且环境与经济的进一步脱钩是有可能的,从而得出结论:在OECD国家,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可以预计,在不遥远的将来,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进一步将脱钩指标由原有的初级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即能源与GDP的脱钩)、次级脱钩(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即CO2与能源的脱钩)、和双重脱钩(同时达到初级脱钩和刺激脱钩)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等类,使得脱钩指标进入新阶段。该指标的优点在于对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驱动力指标的各种可能组合给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国外许多学者都对本国及世界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检验。Panayotou(2003)认同对部分环境污染物(如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此时,人们开始关注环境的保护问题,环境服务成为正常品,环境恶化的现象逐步减缓乃至消失[4]。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与评价研究为我们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国家差异的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尚无法直接套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方法。

三、国内低碳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评价的综述

1.国内低碳经济理论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1世纪以来,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增多。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碳经济的内涵方面。付允(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鲍健强(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孕育了低碳经济,表面上看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金乐琴(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当前大力推行的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也有密切联系。

第二,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黄栋(2009)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出于以下考虑: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增长所带来的能源和资源消费会大幅度增加。其次,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承诺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朝阳产业。冯之浚(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及缓解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这既符合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对来自国际上的挑战。

第三,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方面。(2009)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不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发展趋势,而且也与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包括低碳化在内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金乐琴(2009)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诸多不利条件:一是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方式。三是资源禀赋。四是贸易结构。当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减排空间大。二是通过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节能减排的余地较大。三是减排的成本低。四是技术合作潜力大。

第四,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对策。鲍健强(2008)认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二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高效农业的新路子;三是发展低碳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设低碳城市,开发低碳居住空间,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五是通过植树造林、生物固碳,扩大碳汇。郭万达、刘艺娉(2009)认为未来40年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鉴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外交谈判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应“内外有别”,对外要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国际谈判,“对内”,则要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地发展低碳经济。吴昌华(2009)指出低碳经济涉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相关利益群体,是政策、制度安排、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大变革和结构重构。任力(2009)认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低碳社会责任等。

2.国内低碳经济评价研究文献述评

张雷(2003)运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赵云君等(2004)通过选择多个单一国家的不同样本,发现有些指标的实证结果相互矛盾,从而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论断。赵一平(2006)根据“脱钩”和“复钩”的思想,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对“脱钩”和“复钩”的概念模型,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能源弱“脱钩”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识别与分析。脱钩指标研究初步显示出其重要价值。谭丹,黄贤金,胡初枝(2008)首先测算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近十儿年来的碳排放量,并总结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特征,进而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了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产值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测算工业各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变化,分析了工业行业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四、总结

通过对国内现有低碳经济理论和评价研究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可以总结出几点结论:一是近年来(下转第9 页)

(上接第 4页)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正悄然兴起,但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与评价体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有关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文献则鲜有见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对低碳经济的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完善,而并没有应用指标体系对区域或者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设计出来的指标体系与实践应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经济评价方面,多限于某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缺乏对多个城市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没有体现出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

参考文献:

[1]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Energy White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M]. London:TSO,2003.

[2] Stern N.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3] OECD.Indie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 OECDSG/SD,2002.

[4] 付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08(3):14-19.

经济评论论文篇（6）

2调查结果分析

自制“计量经济学课程形成性评价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对形成性评价的认识、态度等,以便改进。在2011级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本科学生中,抽取两个班级进行整群调査。发放调査问卷80份,收回有效问卷8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调i。问卷调査结果显示,首先是认识方面,91.25%的学生认为形成性评价的主体应该是教师与学生相结合;其次是态度方面,90.00%的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程感兴趣,98.75%的学生认为计量经济学考核实行形成性评价有必要和很有必要;再次是授课效果评价方面,87.50%的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总体评价是优;最后从结果来看,95.00%的学生认为通过本学期的学习,对计量经济学的掌握有进步,87.50%的学生自我评价分数达80分及以上。由此可见,在计量经济学考核中实施形成性评价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保证教师评价与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充分贯彻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增强学习效果,促进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提高。

经济评论论文篇（7）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经济评论论文篇（8）

 

一、厦门文化产业集群现状

厦门的文化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厦门比较成熟的文化产业集群有油画产业聚集区、惠和石文化园、软件园影视动画产业区。

油画产业聚集区。其包括乌石浦油画村和海沧油画一条街。厦门的油画产业聚集区目前已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画师一万多名，且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保证了该产业群落的原创性以及创新性。不仅如此，该集聚区拥有进出口企业30多家；大中型油画制作室100多家，个体画廊进470家；销售生产油画颜料、油画布及画框的企业近40家；实力较强的产业公司15家；拥有多家面积2万平方米左右、产权自有的工厂。由油画的生产经营为中心，发展出众多的为油画服务的文化企业，形成了油画创作、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条，该产业集群被誉为全球三大商品油画基地之一。

惠和石文化园。该园由厦门惠和腾飞石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产品远销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和欧美国家，年产值2000多万元，是一个集石雕展示、艺术创作、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及教育学习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较之自发形成的油画产业集群，惠和腾飞石业引领该石文化园的聚合，在围绕“创意”核心的同时，通过博物馆、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等为创意主体提供了开放沟通的网络平台，这为群内行为主体的隐性知识传播提供了途径经济论文，提高了创意人员对新文化的敏感度，使创新发生在多个层面上。

厦门软件园影视动画产业区。该产业区时由厦门市政府于2006年投资建成，到2008年实际入住企业297家，入园企业员工总数达18000人，实际销售额62亿元。厦门市政府在这一企业群落中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将创建国家动画基地作为发展目标，致力于搭建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平台。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责，对产业发展进行指导、协调、引导，提供产业发展信息，推动产业品牌的配置和营销，促进不断延伸的产业链的建立。厦门广电局每季度举行一次影视动画企业节目制作座谈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知识经验的积累和传播。[1]

由此可见，厦门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契机和推动力量，但它们都具有核心原创的行为主体，具有沟通和交流的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具有前后向关联的企业支撑，具有对同类企业较强的吸引能力论文网站。

二、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一）区位优势

厦门是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这赋予了厦门经济发展的先行优势，运用政策优势和地方自主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扶持促进政策，促使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厦门的集聚。厦门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台湾，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与世界经济接轨快，外来的生产要素便于进入，文化也随之进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文化优势

厦门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经济论文，是一处美丽的海港风景城市，其中西文化融合，人文底蕴深厚，社会包容性强，非常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厦门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以闽南语为媒介进行表演的歌仔戏、高甲戏、布袋戏发展良好；传统手工艺——漆线雕的制作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一直畅销不衰。厦门现代艺术底蕴浓厚。鼓浪屿完好地保留着许多具有中外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1993年10月成立的小白鹭民间舞团，是我国第一个专业民间舞艺术表演团体。在各类舞蹈比赛中频频获奖，其表演以浓郁的民间风格和独特的闽南特色博得各界好评。新中国第一个女指挥家郑小瑛指挥下的中国第一个民办公助交响乐团——爱乐乐团，被列为全国9大交响乐团之一。厦门城市内涵丰富，拥有强大的城市精神。有爱国爱乡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嘉庚精神”，愚公移山、矢志不渝的“海堤精神”，奋勇当先、争创一流的“马拉松精神”，还有诗情画意、浪漫温馨的“爱乐精神”。

（三）资金优势

厦门被确立为经济特区以来，全市经济发展迅速，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十强城市之一。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文化事业的财政补助逐年增加，民营资金也纷纷介入。2008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88.73% ，2724个文化服务单位中，公有制的有307个，非公有制则有2417个，文化服务业从业人员达52205人，产值达102.76万元，占当年全市GDP的比重为6.06%。[2]

（四）需求拉动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48元。[2]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消费结构也随之变化，相当居民的消费已向教育、科技、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转移，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潜在要求也在不断增大。

综上所述，厦门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经济论文，有着开放经济带来的资金技术优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文化需求，有着灵活的政策支持体制，具备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

除了少数企业比如惠和腾飞有限公司以外，在集群中企业规模都比较小。资金不足成为制约集群内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厦门市动画企业规模小，企业的产品多停留在企业宣传片和广告节目的制作上，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油画产品单一，缺乏综合展示和交易的平台，除了部分进出口企业可以直接与国外市场接轨，厦门有将近70%的油画出口是通过“第三方”，[3]即外商直接收购或深圳等地的外商收购，进行包装后出口，利润空间被中间商大幅压缩，画师画工的劳动仅仅是赚取了劳务费。

（二）产业发展规划的前瞻性不足

首先，厦门优惠政策的力度较之周边地区薄弱，引致投融资渠道不畅，高级人才流失。其次，在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忽视了传承已久的宝贵文化遗产，对闽南文化的挖掘、整理、创新缺乏系统性，使这类文化遗产无法很好地运用到文化产业的创作中。第三，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缺乏很好的规划和设施配套建设，致使已聚合的产业资源分散。最典型的是油画产业园区，乌石浦油画产业聚集区的条件无法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大规模生产的产地不足、不集中，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店面缺乏，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房价店租不断上涨，导致画师画商的创作和经营成本大幅上涨，部分画师画商被迫外迁，产业集聚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三）创新能力薄弱

厦门目前只依靠创造性较弱的文化制造业、文化旅游业推动厦门文化产业的发展。厦门文化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国内外文化产业以及内容产业发达城市的产品扩张的情况下经济论文，若再不提高创新能力，其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空间势必受到挤压。

四、推动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文化产业链条

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是创造、发行和衍生产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完整链条。只有完整产业链支撑的文化产业集群才能有效发挥出规模和互动效应。因此，要从建立一条优质高效的文化产业链开始,上游原创研发、中游生产制造、下游销售发行,三处共同发力论文网站。要营造鼓励原创的产业氛围,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强创新，打造文化企业品牌，开发品牌衍生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建立推广宣传平台。在上下游链接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把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有机联合的产业链条。

（二）科学规划，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引导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应就厦门文化产业存在的情况，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集群。加强与台湾的文化合作交流，建立承接台湾文化产业交流的平台。扶持具有地方特色且有发展空间的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发展，如艺术、影视、印刷、传媒等的发展。注重加强相关支撑产业的扶持，尤其是教育产业、旅游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扶持。

其次，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要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科学把握文化产业群落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结合区域优势和特色，合理布局，统筹发展。完善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布局园区周边区域的交通、市政、商业设施、健全园区的配套功能，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意灵感的氛围，增强文化产业要素进入的吸引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大力引进公共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和相关支撑性文化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市场化信息，技术和交易共享平台，培育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的环境和市场。这样才能改善政府的投入和管理经济论文，优化政府对公共性文化资源的配置能力，强化集群内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加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

文化产业的特质性使创新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加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方面，对于文化服务业来说，应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利用各种机会，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摒弃模仿创新的观念。对于处在文化相关产业层的企业而言，要加大创新资金的投入，增强技术优势，根据国际产品市场变化发展的趋势来改进技术，不断推出新的技术产品。

其次，要培育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素质的人才促进了快速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核心层发展的关键。依靠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院校的知识优势，培养适合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推进产、学、研互动。政府可定期举办企业家论坛等形式加强企业家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可以鼓励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到公司兼职，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林起主编.厦门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蓝皮书（2009）[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P:364.

经济评论论文篇（9）

二、应用分析

(一)企业经济效益评价的指标分析

经济效益是企业在定量劳动消耗中产生的劳动成果。由于企业投入生产要素和劳动成果的不同形态，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有四个，分别是：周转性、报酬性、效果性和效率性。企业的周转性指标反映的是企业资金活动的效率，包含了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周转率。报酬性指标对应的是企业的资本收益能力，包括资产报酬率和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效果性指标是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设计生产的收益水平，有销售收入、产值、成本费用、人均利税率；效率性指标反映企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有人均产值、固定资产产值率和资金产值率。以上这11个指标共同构成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体系，分别设定为x1，x2 ，...， x11。

(二)构建评价体系

为更好地构建企业的经济效益评价体系，把企业作为综合经济效益的评价对象，可以把其上一年的截面数据作为数据样本，通过计算机统计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求其相关矩阵R，再求R的特征根及特征向量。同时，依据统计分析理论得出主成分及贡献率，并选择贡献率最高的四个作为主成分因子来构成企业经济效益评价的组合指标。这四个因子包含了所有指标最多的信息量，分别设为F1、F2、F3、F4。第1主因子F1直接反映了企业的效果性和效率性，设置为企业的要素效益系数；F2能够反映出企业的要素效率，设置为企业的要素效率系数；F3能够反映企业的报酬率，设置为企业的资产报酬系数；F4能够反映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报酬率，设置为所有者报酬系数。经过以上分析，四个主因子便构成了企业综合评价体系。

(三)企业经济效益的因子评价方法

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方法，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因子的得分模型，即将通过正交因子解转置矩阵乘以R系数矩阵得出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系数矩阵，进而得出因子得分模型和该分析样本的主因子得分结果，并对其结果进行了排列。根据各个因子的得分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素效益因子F1可以用来衡量企业投人生产要素的获利能力，从主因子分析得知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市场销售份额可以影响企业的收益水平；要素效率因子F2反映企业资本和人力运用的效果和协调程度，通过主因子反映可以知道，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运行等手段能够较好的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资产报酬因子F3越高，说明资源配置和占用比较合理；所有者权益因子F4得分越高说明企业资产构成比例合理。

三、企业效益的综合评价

为此，我们可以把以上四个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作为权重来计算一个企业经济效益的总得分。经过计算和分析，将企业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序。综合得分较高、排名靠前的公司的主因子单项得分基本也是较高的，说明这些公司在资产运用、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做得较好，企业综合经济效益也较好。主因子得分较低的企业，说明它们的综合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较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另外，从因子特征值、贡献率来分析经济效益的综合得分，可以根据主因子的单项得分来分析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优势和劣势。

经济评论论文篇（10）

奇普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国际贸易理论史、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或退出一国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关税与汇率的关系、补贴和配额的效应等方面,在对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和“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的研究上获得极高的声誉。在方法论上,他引进最小偏倚和最小均方误差估算和最优近似值归并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德国、瑞典和美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①JohnS.Chipman,“Asurveyof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etrica,July,Oct.1965;Jan.1966.

②-,“Internationaltrade”,InJ.Eatwell,M.Milgate,andP.Newman(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MacmillanPress,1987),Vol.2.

③-,“FactorpricesequalizationandtheStolper-Samuelsontheorem”,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Oct.1969.

④-,“Onleastsquareswithinsufficientobsen,a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StatisticalAssociation,Dec.1964.

⑤-,“Efficiencyofleast-squaresestimationoflineartrendwhenresidualsarecorrelated”,Econometrica,Jan.1979.

⑥-,“Thetreatmentoflinearrestrictionsinregressionanalysis”,Econometrica,Jan,1964.

⑦-,“Externaleconomiesofscaleandcompetitiveequilibriu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1970.

经济评论论文篇（11）

宏观信息经济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阐述：

首先，从相对静态观点来看，经济过程由两大领域组成，一是包含物质和能源的转换领域，一是包含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信息转换领域。这两个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物质和能源生产必须有相应的知识、计划、调节与控制的信息，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播又离不开物质和能源。在形成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这两个领域的一方如何为对方做出贡献及做出多少贡献，正是信息经济研究的课题。

信息经济，就是以信息商品及其服务为基础或基本形式的经济，这是一个与物质经济相区别的概念。马克卢普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信息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规定为生产信息商品和提供信息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如厂商或研究机构、个人或家庭等，其目的是将这些个人或组织重新划分为教育、研究发展、通讯、信息服务和信息设备五个部分，从而限制信息经济的范围。然而，在波拉特看来，信息活动或信息市场才是信息经济的基本单位，其目的是将信息活动创造的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范畴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经济看做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经济形式，其目的是降低产品能源消耗，这种由以物质和能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过程。在这里，信息经济已不再是一种预测理论，而是在向人们说明如何适应已经被信息技术改变了的现实经济活动。

其次，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分析，迄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在1880年前后由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石油、内燃机、发电机以及电力的配置使社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再就是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物质（大众）经济，因而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仍然属于在同一形式下的经济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区别，工业经济转变为信息经济却是由旧的经济形式向新的经济形式的转变，因此，这种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第一次转变深远得多。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经济或物质经济与信息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发生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在圈套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信息经济能否取代大众经济，而取决于大众经济在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二者能否有机地溶为一体。

随着物质经济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信息部门的发展将受到怎样的制约并有什么后果呢？法国经济学家琼•沃格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基于N•帕金森定律和热力学中引出的定律提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信息部门增长比整个经济快一倍；第二，当信息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这种增长就趋向于达到“经济成熟”的最高界限，物质生产将会出现倒退。然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在90年代得到行政机关发展的事实，使人们对沃格观点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宏观信息经济测度理论和方法最早由马克卢普确立，后经波拉特和鲁宾等人充分发展。马克卢普认为，国家生产部门中知识及其分配活动的测度，可以分为教育、研究与开发、通讯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五个类别来进行。波拉特则认为，应该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以此分别测度这两个信息部门产值，从而计算出国家信息部门总产值。在测度方法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也不相同，马克卢普采用最终需求法测度信息部门产值，波拉特则采用增值法测度信息部门规模。从总体上看，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但目前许多测度模式都采用增值法计算信息经济规模。

将信息部门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测算国家信息经济规模，是波拉特对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贡献，他创立的信息经济测度模式被称为波拉特范式。按照波拉特范式，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规模：一是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产值在国民（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波拉特范式的最大缺陷是对统计数据有严格要求，而当前许多国家实行的社会经济统计体系一般难以满足这种要求。这样，数据来源不同，应用波拉特范式测度的结果也就有所差异。尽管如此，波拉特范式仍然是目前较为准确地考察国家信息经济规模的理论模式。

二、第四产业与信息市场

第四产业及市场的形成，信息市场功能与特征，信息产业及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构成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第二部分内容。80年代后，以电子通信产业及服务为核心的狭义信息产业（市场）概念，渗透到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形式中。目前某些研究者使用的信息市场概念，已不再是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等人创立的广泛意义的信息市场概念。这样，研究文献中的信息产业（市场）概念出现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信息畜牧业（市场）主要指以计算机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处理产业（市场），广义信息产业（市场）不仅包括狭义范畴，而且凶手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产业（市场）。

费希乐—克拉克产业分类法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这是目前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产业分类体系。然而，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却认为，作为信息经济发展的理论结果，信息产业应当作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一种独立产业存在，也即所有国民经济活动都可以归纳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大产业概念之下。这种观念最早出自波拉特，随后得到宏观信息经济学者的普遍赞成。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业主要包括哪些产业部门或经济活动，西方学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第四产业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与信息设施及服务相关的活动识别出来而形成的产业群，它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1）信息生产产业，即主要直接生产可消费信息。（2）信息处理产业，该产业主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依据，不涉及信息生产。（3）信息分配产业，即从事信息传播与分配活动的社会部门。（4）信息基础设施产业，信息基础设施的生产、安装、操作及维修等社会部门。在此信息产业结构基础上，形成四种信息职业：（1）信息生产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市场研究与协调人员，信息收集者，咨询服务人员，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员等。（2）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职员，行政管理人员，业务管理人员，商人，办事员及领导者等。（3）信息分配者，包括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4）信息基础设施职业，包括信息机器操作人员如邮电通讯人员、打字员、信息交流员和数据加工人员以及专职为信息基础设施服务，保证信息畅通的安装、维修人员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产业及信息职业人员的社会活动，构成宏观信息市场。与一级和二级信息部门相对应，宏观信息市场也由一级和二级信息市场构成。在一级信息市场中，信息技术及信息的传递技术都由企业来组织，其交换价格按照确立的时间地点而形成。二级信息市场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市场，因为其信息产品不在公共市场上交换，也不形成市场价格。但是，二级信息市场既发挥社会集团内部信息交流市场的功能，形成信息贸易内部化，同时，也起到支持一级信息市场发展的作用。

无论是一级信息市场还是二级信息市场，其最终产品是知识。它们都具备符号性经验交流，学习乃至再学习，改变认识乃至确认某项知识，降低不确定性，扩大选择范围，实施合理选择，评价各种决策，控制经济过程，传递经济知识等14项功能。根据这些功能，宏观信息市场具备以下特征：所有权外在性，公共商品外在性，消费过程无损耗性，收入与财富再分配效应，生产与交换不确定性，技术外在特征，政府创造市场的能力和试题的局限等。

三、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

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从信息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