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大全11篇

古典文学总集篇（1）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古典文学总集篇（2）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122-01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随着现代生活文化的发展，语言越来越丰富的时代，我们这一瑰宝还再闪耀着其魅力。但是，由于古典诗词的学习有相当的难度，现代社会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对古诗词的教授，大都停留在记诵之层面，所以大多数学生的文言功底较薄弱。对稍有难度的诗词，就望而却步。这一现象导致孩子们对古诗词失去兴趣，那么孩子们对古典诗词的赏析能力就可想而知了。《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初中毕业考试说明》中关于古诗词的考察要求：能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分析概括评价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能领悟内涵并品味语言。

一、认识古典诗词的魅力――从古典诗词语言特点入手

通过《走进古典诗词》的专题讲座，教师带领学生从语言本身的特点领悟诗词的魅力。

1、改变词性，言简意丰。

词性的改变，是古人炼字、用韵、达意的需要。改变句中的某个词的词性，有时会给整首诗词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果。这个词就可能是“词眼”或“诗眼”。例如：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春风又绿江南岸”――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悦”、“空”、“绿”都是形容词的使动词用法：“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描绘了阳光普照，清晨古寺山林清幽的美景，让鸟儿欢悦起来；望着寺中清澈的潭水，涤荡人心，所有的凡尘往事都可以抛向脑后，顿时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安宁。诗人的旷远淡泊的胸襟和追求山林之乐的隐逸情怀溢于言表。王安石在路过瓜洲，怀念金陵故居时写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反复删改了十几次，最后才选到了这个“绿”字。这里，一个“绿”字，把春天江南色彩以及它与春风的关系，非常巧妙、确切而又形象的表达出来了，也传达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词语活用的妙用，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2、把握诗词的色彩，构筑诗情画意。

古人常把诗词画融为一体，以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诗中鲜明的画意，要调动读者的感官，尤其是视觉效应。而触及视觉的文字应属于表达色彩的词了。例如：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白居易的《忆江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红”、“绿”、“蓝”三个词，江南的春天来了，红彤彤的太阳，照在江花上，让花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清澈的江水在花草的衬托下，映着天空，江水变成了蓝色.色彩表胜景，色彩含心情。我们从色彩组合的字眼中体会到鲜明的节奏与浓郁的画意和情感。

3、实词、虚词结合，融情于景。

这里主要说古诗词中的连词、副词与具有实在意义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组合，有强化表意或传情的效果。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中“都”强调了大自然的“寂”，而“但”连接出了“钟磬音”，以动衬静，更衬托古寺的寂静。“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渐”“才”，也能突出诗人描绘的是西湖初春的景象。

由此可知，抓住诗词中能粘合情与景的实词、虚词，以“融合”诗词的情与景，也能很好的体会诗词的意境。

4、语序颠倒，特别强调。

古典诗词中，大部分诗词的句式结构是按常规语序安排的，但由于表达的需要或韵律的需求，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

古典诗词的句式是复杂的、灵活而多样的。唯其灵活而多样，才呈现出古典诗词的丰富多彩。因此，了解古典诗词的一些特殊句式结构，对于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是大有益处的。

二、课外拓展，让古诗词从课堂走进学生的活动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寻找古典诗词中的乐趣。

1、举行语文活动，搜集整理自己喜欢的诗词资料。

2、书法大赛。

3、利用寒暑假出游的机会，让学生寻找景点中有关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增加见识。开展故事大会。整理成集，发给学生。

4、寒假前，教给学生对联的知识，然后让学生试着给家里自创对联。

三、方法小结

1、培养学生兴趣。

首先，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古诗词。比如店名、广告语、电影名称，学生们喜欢的歌词，作文中的古诗词。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古典诗词的言简意长，笔墨精炼，形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这一鲜明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生活中。

其次，选取学生熟悉的诗词，通过专题讲座，从语言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古诗词。古代诗词对语言的变形，在语法上主要表现为：改变词性、词的色彩、词的虚实结合、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主要目的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教师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了解诗歌语言的组织规律，使学生大致从语言本身的特点体悟古诗词的魅力。走进本质的东西，学生会印象深刻。

最后，把学生自己创作的成果进行汇总、整理，放进成长记录带。比如，《我喜欢的――诗词》作文，大家搜集的有趣的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了解古代诗词名人的资料、手抄报。

2、抓住有效的课堂，增加学生古诗词量的积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首先，从日积月累开始。布置课下背诵，在早读或课堂进行检查、督促。达到量的积累。

其次，课堂点面结合的讲解，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赏析方法。运用习题，训练学生达到潜移默化，举一反三的能力。

最后，施行奖惩机制，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初一的学生，大多数好表现，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于是笔者就借助政教处考核学生的德育量化积分，在语文科目上也采取了与考核挂钩的措施。从初中第一堂语文课开始，就告诉他们要提高课堂效率，最佳的办法就是多说、多思考。只要你思考过的，无论表达正确与否，都会被奖励一颗星。小星换大星，大星换积分。因此，课堂收效甚好。

四、总结

实践证明，应用于生活的内容，才容易渗入学生的意识，无形中也会提高学生古典文化的修养。让我们的古典诗词从课堂走向生活。让孩子们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一个小小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就是一代人的力量。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古人留下的古典诗词――这一文化瑰宝，还会继续发挥它的魅力。

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篇（3）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古典文学总集篇（4）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什么才算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

曰：可读、可唱、可演、可传，能够处处体现戏曲作家、表演艺术家和传承人的丰沛气韵来，这样的戏曲经典才是活态呈现、生机勃勃的文献瑰宝。

如何才能算成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人？

曰：能够将戏曲典籍予以活态化的传承，能够从文学形态、曲谱形态、肉身传承形态等不同方面，写定剧本与曲谱，培养清曲、剧曲等不同层面上的接班人，这样的个人或者家族，才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者。

对元代重要戏曲总集予以清点之后，对明清、民国乃至共和国以来的部分活态化戏曲曲谱典籍予以回顾之后，再来观赏补园家族的《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我们可以大致认定，这批手抄曲本，与明清、民国和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振飞曲谱》等重要文献一样，都可以说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代表作之一。

因此，本文势必要探讨补园家族五代人之于《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的关系、渊源与流变。

一、非活态文献的重要戏曲总集传承

即便是元杂剧的一些宝贵的总集，无论编到何种程度，也还算不得是真正活态化的戏曲文献。

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原为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藏书，剧本或称“大都新编”，或用“古杭新刊”，清藏书家黄丕烈称之为《元刻古今杂剧》。此书后来辗转流落到东瀛，罗振玉从日本得到此书后，经王国维定名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的郑骞、扬州大学徐沁君、兰州大学宁希元等三位教授，先后整理出版过相应的刊本。

我在大学本科就读期间，曾接受过徐沁君教授一个学期的教诲，他讲的就是关于《新刊元刊杂剧三十种》①的校勘整理过程。其态度之端庄，治学之严谨，考证之细密，至今想来依然如在目前。业师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②，也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我在中山大学就读文学博士期间，老师还将其中的一剧加以整理，称之为《〈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

流传最广的《元曲选》，是臧懋循从刘延伯处所借的三百多种剧本选编而成。作为文学本读，元杂剧引人入胜；从文学本改编为后世戏剧，元杂剧有其健旺的生命力。但是元杂剧究竟如何唱，如何演，除了【九转货郎儿】、【新水令】等曲目还有可能在昆曲中得到一定的继承之外，人们还是难以窥其全貌。

明抄本《古今杂剧二百四十种》，也是收录元明杂剧的著名总集。今存 242种，分装64册。其中包括了明刻本《息机子杂剧选》15种，《古名家杂剧》55种，明抄本杂剧172种。1958年本书影印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且因此书为明代著名曲家赵琦美(1563-1624)抄校收藏，每册书内附有赵琦美在万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间(1614-1617)的校跋，是乃其脉望馆的镇馆之宝，故题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清人钱曾(1629-1702)的《也是园藏书目》曾记录此书中每剧的名目，所以也有“也是园古今杂剧”之称。其中还收录董其昌崇祯年间的4篇跋和钱曾抄补的3行缺文。此书先后蒙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元和顾氏试饮堂、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藏书家收藏，并于1938年经郑振铎先生之手，藏于北京图书馆。该书经过那么多优秀学者们文化接力般的自觉传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存的的戏曲文献中，另外一部最著名的传奇总集，首推明刊本《六十种曲》。《六十种曲》是毛晋所收录的59种传奇，加上杂剧《西厢记》正好是60种。

自明之后，中国的杂剧和传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致总集，基本的剧本阵营，就此大致排列开来了。

近代以来，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曲丛》开始发端，接下来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隋树森先生补成《元曲选外编》，郑振铎先生首倡编印《古本戏曲丛刊》，包括王季思教授继承吴梅老师的曲学事业，编印《全元戏曲》，都是对前贤的师范、继承和发扬，求全求萃，厥功甚伟。

在这些重要的戏曲典籍中，基本上都保留了演唱的曲牌。但是一支曲牌究竟如何演唱，还是专业艺术家们的事情。而且即使是音乐与表演方面的专家，也未必能够将这些曲牌准确无误地传承下去。

因此，这些重要的戏曲总集，作为十分珍贵的典籍，还是基本上属于文学文献的范畴，还不能说是可读、可唱、可演、可传的综合性、立体化的活态戏曲文献。剧本总集的出版当然重要，但是戏曲剧本如何演唱，如何使之能够传演下去，也是不可偏废的要事。

古典文学总集篇（5）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把经、史、子、集各部的著作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所收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词丽句、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综合各类的，也有只取一角一隅专收某一类的。

在封建时代，类书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像什么“皇览”、“圣览”、“御览”、“帝王集要”等，就其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帝王的御用物，是专供其研究统治术的参考书，或者作为夸示好学的装饰品。后来科举制度发展起来了，类书又成为应考士子们的枕中之秘，供他们赋诗作文时采摭词藻、寻章摘句提供许多方便。例如要收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查找某一诗文语句或成语典故的原始出处，了解某一事物的起源，来龙去脉，它都能提供“百度”般的帮助，简便快捷，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类书”之名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但类书的起始却比它的名称早得多。一般学者都认为，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敕编的《皇览》。魏文帝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王象、刘劭等以数年功夫编成这部类书，共四十部，千余篇，八百多万字，藏于秘府。可惜我国这部最早的类书，至唐代末年便散佚了，今天只能见其一鳞半爪。

唐宋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类书自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有两部著名的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高宗时期欧阳询等奉敕撰，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约百万余字，征引古籍一千多种。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方面的材料。《初学记》三十卷，是玄宗为他儿子学习作文而命徐坚等编纂的，卷帙不大，比较精简，便于初学。

宋代有两部官修的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编纂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初名《太平总类》，后太宗命令每天进呈三卷，供他“乙夜之览”，定名为《太平御览》。此书共五十五部，是根据《周易·系辞》上“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话而设置的，表示要包罗天下一切事物，征引古书一千多种。因此，本书很受推崇，被誉为“类书之冠”。《册府元龟》一千卷，每卷分量较大，所以总字数超过《太平御览》一倍还多。

明清以来类书形成鼎盛时期。这首先表现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举世罕见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得皇位后，他想以文治笼络天下文士，于是敕命解缙等编纂类书，谕旨中说；“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意思是当时能收集到的古书都要加以辑录，不厌其繁。前后动员儒臣文士三千余人参加编校，录写、圈点，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最后完成。全书22877卷，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但是，本书纂成以后，一直未能刊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宫中失火，《永乐大典》险被焚毁，朝廷才下决心另摹副本一部。正本副本分贮两处，以备意外。正本大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0年)也渐渐散佚，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又遭大量盗劫。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东德归还我国六十多册，连同国内各方面征集的仿钞本、复制本，合成七百三十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古典文学总集篇（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辑佚考论”阶段性成果（11XZS033）

《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馆臣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资料《四库全书总目》在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今从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四个方面对其辑佚学成就进行初步探索。

一、辨析同书异名

中国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命名方式、出版者以及出版时代的不同，导致“同书异名”现象较为常见。辑佚时如果忽略了同书异名，就会造成以一书为多书、漏辑佚文等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同书异名问题多有辨析。

《融堂书解》提要云：

“案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札》，列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牍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殊。然《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当必无讹。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盖未睹中秘书也。”[1]94

《融堂书解》，宋钱时撰。《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明叶盛《竹堂书目》著录。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钱时《尚书演义》八卷，未见。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二十卷。四库馆臣考出《融堂书解》有《尚书启蒙》、《尚书演义》两个异名。

《岭表录异》提要云：

“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稗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焉。”[1]623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多有征引，南宋左圭《百川学海》、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所收已非完书，亡佚已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三卷。四库馆臣根据各书引用的相关内容，统计出《岭表录异》的五个异名：《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岭南录异》。“《说郛》题名《岭表录异记》，《埤雅》卷二、《文献通考》卷二百五《经籍考》三十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均题为《岭表异录》。即使是《太平御览》一书，就有《岭南录异》、《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等几种不同的提法。”[2]158-160如果不辨同书异名，必然会导致佚文的漏辑。

《实宾录》提要云：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者称《异号录》二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蜀人勾龙材校正，文彪增广，凡本书三十卷，后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又分《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诸家纪载，颇舛错不合。今以其说互相参证，疑陈氏所称本书，乃永易原撰，本名《异号录》，陈氏所称后集，即文彪所续，始取名为‘实宾’之义，并本书亦改题今名。《宋志》盖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则为未经增广之本，故尚题为《异号录》也。”[1]1146

《实宾录》，宋马永易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书名已有不同。四库馆臣认为本名《异号录》，文彪增广后改题《实宾录》，《宋史・艺文志》不辨同书异名，误一书为两书。

二、解析佚书卷数

古籍卷数变化能直接反映内容的变化，古书的亡佚往往是从缺卷开始，逐渐散亡。辑佚要恢复古籍的原貌，卷数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四库全书总目》对还原佚书卷数多有说明，如：“谨排次审订，仍析为十卷，以还其旧。”[1]1385“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裒次，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以还其旧。”[1]1389“今检勘《永乐大典》所载，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谱、行状，仍析为十二卷，适符原目之数。”[1]1406《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卷数的分合与变化也非常重视。

《周易象义》提要云：

“诸家著录，多作十卷。惟朱睦楔《授经图》作《易传》十二卷，焦f《经籍志》作《易传》十四卷。考易东所著别无《易传》之名，盖即此编。朱氏并其《论例》一卷数之，为十一卷，焦氏又并其《大衍索隐》三卷数之，遂为十四卷耳。朱彝尊《经义考》作十卷，注曰‘存’。然世所传本残阙特甚，仅存十之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见。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排比其文，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余皆完具。与残本互相参补，遂还旧观。以篇页颇繁，谨析为一十六卷，以便循览。”[1]21

《周易象义》，宋丁易东撰，原为十卷。明朱睦楔《授经图》、明焦f《国史经籍志》著录卷数略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导致差异的可能原因：朱睦楔计入《论例》一卷，焦f计入《论例》及《大衍索隐》卷数。《经义考》著录《周易象义》十卷，但四库馆臣所见传本已残缺严重，因《永乐大典》所存佚文较为完整，四库馆臣以之与残本互补，并析为十六卷。

《湖山集》提要云：

“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称集二十五卷，长短句三卷，别集一卷，奏议八卷。而《宋史・艺文志》则称《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别集一卷，《和陶诗》三卷，附录三卷，《当涂小集》八卷;本传又称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所载卷目，殊龟醪缓稀T本亡佚，无从核定。今据《永乐大典》散见各韵者，采辑编订，为十卷，以《和陶诗》并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1]1362

《湖山集》，宋吴芾撰，《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周必大《湖山集序》、《宋史・艺文志》、《宋史》吴芾本传所载《湖山集》卷数差别较大，难以考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存佚诗为十卷，并入《和陶诗》，采用周必大《湖山集序》，以存其概。

又如宋王质撰《雪山集》，《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下》著录三卷，三卷本仅为诗集。《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景文集》四十卷、《雪山集》三卷，四十卷本当为全集，三卷本诗集有单行本，故别出。《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八册本，《国史经籍志》、《经义考》著录四十卷本。四库馆臣据王阮原序推断全集为四十卷，原本亡佚，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十六卷。

三、考证佚书作者

作者是目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定作品时代的重要依据，对文献的辑佚与辨伪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四库馆臣对作者不明、作者有误、作者有争议的佚书多有辨析，并注意到了同名异人的问题。

（一）考证作者

《邓绅伯集》提要云：

“然原本不著其名，亦不著时代。诸家目录皆不载其书。惟集中有《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诗题曰：深得‘一’字，又有《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诗题曰：深得‘把’字，则其名当为邓深。考《永乐大典》‘邓’字韵下引《古罗志》曰：‘宋邓深，字资道，试中教官，入为太府丞。轮对，论京西、湖南北户及士大夫风俗，高宗嘉纳，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便郡，知衡州……擢潼川……有文集十卷。’凌迪知《万姓通谱》亦载：‘邓深，湘阴人。绍兴中进士。’余与《古罗志》同。是编中《乡人祷雨有应》、《寓乌石》及《咏醴泉》、《题岩石山石鼓》、《赠别饶司理》、《别长沙驿》、《渡玉虚洞》诸作，其地皆近衡州。《探禹穴》、《溯峡》、《三游洞》、《峡江》、《滟堆》诸作，其地皆近潼川，与深宦游所历，一一相符，则此集为邓深所撰审矣。”[1]1361

《邓绅伯集》作者、时代不明，各家目录亦未著录。四库馆臣通过研读集中《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等作品，依据《永乐大典》所引《古罗志》、凌迪知《万姓通谱》的记载，并考查作品中的地理信息，确定作者为邓深。

《涉斋集》提要云：

“按《涉斋集》，《永乐大典》原题许纶撰。考集中《王晦叔惠听雨图诗序》，自称永嘉人，字深父，而诸书不载其人。考《宋史・许及之传》云：‘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进士，累官至知枢密院事。’与自序永嘉人合。《艺文志》载《许及之文集》三十卷、《涉斋课稿》九卷，与今本‘涉斋’之名合。焦f《经籍志》载《许右府涉斋集》三十卷。宋人称枢密为‘右府’，与及之本传官知枢密院又合，则此集当为及之所撰。又《宋史・宁宗本纪》，绍熙四年六月，遣许及之贺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诗，一一具在。本传称及之尝为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题玉牒所壁间》诗，则此集出于及之，尤证佐凿然。”[1]1374

《涉斋集》，《永乐大典》题为许纶撰。四库馆臣依据《宋史・许及之传》、《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宋史・宁宗本纪》、《金史・交聘表》的记载，并考查集中所涉史实，确定作者是许及之。许纶实为许及之之子，《永乐大典》所题为纂集者之名。[3]1037

（二）辨析作者

《州县提纲》提要云：

“不著撰人名氏。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陈古灵撰。古灵者，宋陈襄别号也。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莅官所至，必讲求民间利病。没后，友人刘彝视其箧，得手书数十幅，皆言民事。则此书似当出于襄。然襄所著《古灵集》，尚传于世，无一字及此书。又所著《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不言更有此书。晁、陈二家书目亦皆不著录。书内有‘绍兴二十八年‘语，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语。考襄卒于元丰三年，距南渡尚远，不应载及绍兴;且刘、吕皆其后进，不应称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乐大典》所载本，盖据元初所刻。前有吴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盖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渊阁书目》所题当出讹传，不足据矣。”[1]686

《州县提纲》，《文渊阁书目》题为陈古灵撰。陈古灵即陈襄，但陈襄《古灵集》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均未言及或著录此书，书中内容亦与陈襄生活的时代不符，元代吴澄已不知是何人所撰，故四库馆臣认为《文渊阁书目》所题不足为据。

《省心杂言》提要云：

“宋李邦献撰。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又以为尹l所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l亦因和靖之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厮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陶宗仪《说郛》录其数条，仍署为林逋所作，迄无定论。今考《永乐大典》俱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F、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此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而辨世所称林逋之非。其说出于李氏子孙，自属不诬。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墓志，具列所著《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遂因《朱子语录》定为道原，其亦考之未审矣。”[1]779

《省心杂言》，宋李邦献撰，但宋临安刊本、《说郛》题为林逋撰，宋濂以为沈道原撰。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所载各家序跋以及王安礼所作沈道原墓志，正各家之误。

又如《三余集》的作者，《永乐大典》所收作品题为黄次岑、黄次山、黄季岑，《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前贤小集拾遗》、《历代名臣奏议》、《宋诗纪事》等也不尽一致。四库馆臣依据《丰城县志》，考定作者为黄彦平。黄彦平，字季岑，号次山，遂致各家记载参差不一。

（三）辨同名异人

《用易详解》提要云：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眉山人。仕履未详。考宋有三李杞。其一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与苏轼相唱和，见《乌台诗案》。一为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尝录《甲寅问答》者。与作此书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误也。[1]19

《用易详解》，宋李杞撰，《宋史・艺文志》未录，《国史经籍志》作《谦斋详解》，《经义考》作《周易详解》。宋代有三李杞，四库馆臣分别考其字号、籍贯、仕履、著作，以避免混同。辨别同名异人，对作品归属、佚文的收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重视佚文校勘

无讹误的佚文对学术研究才具有参考价值，校勘佚文是辑佚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四库馆臣对佚文的校勘非常重视，如“其字句之讹谬，则参校诸书，详加订正，各附案语于下方。”[1]1143“间有徵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各为纠正焉。”[1]1147

《易纬通卦验》提要云：

“至其中讹脱颇多，注与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与诸经注疏、《续汉书》刘昭补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白《太平御览》、孙《古微书》等书所征引，亦互有异同。第此书久已失传，当世并无善本可校。类书所载，亦辗转讹舛，不尽可据。谨于各条下拟列案语，其文与注相混者，悉为正，脱漏异同者，则详加参校，与本文两存之。”[1]47

《易纬通卦验》，《宋史・艺文志》著录，《经义考》以为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通卦验》佚文二卷，并运用诸经注疏、类书、古注等资料，校正佚文的讹、脱、衍等错误颇多。

《蛮书》提要云：

“今此本因录入《永乐大典》，仅存文字已多断烂，不尽可读，又世无别本可校。考洪武中程本立作《云南西行记》，称‘丽江通守张翥出示樊绰《云南志》，字多谬误’，则当时已然。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案语于下方，厘为十卷。”[1]585

《蛮书》，亦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唐樊绰撰。《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明代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佚文十卷，并参考诸书，正其讹脱。

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对考查佚书的流传存佚、还原佚书的旧貌以及佚文的收集都有很大帮助，也是避免佚文漏辑、误辑、重复等不足，提高辑佚学术水平的有效方法。《四库全书总目》的辑佚学探索，对今天的辑佚实践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篇（7）

随着昆曲艺术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对昆曲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国家与各界的重视，有关昆曲的各种著述与课题也频频推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大陆各高校、其它研究机构，包括台湾在内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昆曲艺术大典》，以“原典集成与百科式”的文献集成大典为宗旨，秉持“述而不作，作而不显”之总体编纂原则，集昆曲艺术之大观，为昆曲存档、为代表性民族传统艺术存档。国家财政部为课题首批投入经费300万元，2004年9月《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06年9月13日，《昆曲艺术大典》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在课题组各成员辛勤努力下，到2009年4月《昆曲艺术大典》课题项目已经完成了五个分典的资料收集、汇总、整理、编目和全部撰写、编辑工作，基本上囊括了现存昆曲文献的各个部分。

该项目分“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分典，分类搜集、整理、编纂昆曲艺术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对明清及近代有关昆曲艺术的理论典籍、史料文献、录文献的搜集整理是该项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该项目总计校点整理昆曲理论、剧本文献200余种约1300万字，其中包括昆曲理论文献100余种，昆曲剧本100种及三种大型昆曲选集，编撰文献目录近2000条，包括论著提要计200余万字；影印昆曲曲谱、身段谱等类文献近800种，共计3万页；收入昆曲影像资料DVD200小时、CD近100小时、图片1500幅，是对昆曲艺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全面和科学的保护、抢救、整理与研究，是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的昆曲保护、传承的一项当代重大文献文化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专题性古籍整理研究工程。

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昆曲艺术的研究和编纂成果相比，该项目既不同于工具书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昆剧大辞典》和《昆曲辞典》，也不同于专题汇辑性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古本戏曲丛刊》。一方面，《昆曲艺术大典》突破传统集成式图书编纂形式，借助文字文献、音像资料、图片资料等多种成果形式，立体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中国昆曲艺术在舞台表演、传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遗存；另一方面，在各类昆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也是最丰富的。不仅有的版本文献是第一次使用，属于珍本、善本，如编订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曲名谱《吟香堂曲谱》《纳书楹四梦曲谱》《纳书楹西厢记曲谱》，清康熙六十年（1721）陈益儒抄、咸丰五年（1855）曹氏重订本《烂柯山》等善本、孤本均属首次面世；而且有的内容是第一次整体性被纳入昆曲传承、保护和整理、研究的范畴。昆曲影像资料从院藏的800小时DVD、近100小时CD、1500幅图片，更为直观地、整体地展示了昆曲舞台艺术。特别是CD方面，不但基本囊括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出品的昆曲唱片资料，还收录了20世纪50-80年代许多难得一见的曲家和著名艺术家巅峰时期的诸多名唱，而且也包括了“草昆”及诗词曲唱的珍贵传世声音资料。《昆曲艺术大典》的完成和出版将是昆曲发展史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9年4月9日，《昆曲艺术大典》出版签约仪式活动在京举行。这标志着该课题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付梓出版。出席这次签约仪式的有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昆曲艺术大典》总主编王文章，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昆曲艺术大典》副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裴善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季国平，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刘厚生，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进，课题各分典主编王安葵、龚和德、周传家、周华斌等。

古典文学总集篇（8）

我国文献典籍汉牛充栋，加上地广人众，各地刊刻风行，故同书异名者亦在所难免。如上文提到的《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手泽》三卷”下注说：“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明成化七年(1471)江西布政司刊本《东坡七集》亦称《东坡全集》。又如东汉班固《白虎通》又称《白虎议奏》、《白虎通义》；虞世南撰《北堂书钞》亦称《大唐类要》；叶梦得《石林诗话》又名《叶先生诗话》；娄机撰《班马字类》亦名《史汉字类》；谢榛撰《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白蛇传》又名《义妖全传》；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又名《历代君臣事迹》；王实甫《西厢记》又名《六才子》；郭象《庄子注》又名《南华真经》；关汉卿《拜月亭记》又名《幽闺怨》；冯梦龙《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又名《纪晓岚先生笔记》等等。有的甚至一书多名，如周宅仁编《西域记》又名《西域总志》、《西域闻见录》、《西域琐谈》、《异域琐谈》、《暇域琐谈》等。笔者认为，如遇一书两名或多名者，可适当说明。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古典文学总集篇（9）

古代诗文的语言精练丰富，思想广博高深，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艺术海洋里的一颗稀世珍宝。我校在钟情于古典文学的校长的带领下，确定了“诵千古美文，做世纪英才”的办学思想，并把古诗文教学作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在学校的一楼楼道贴上古诗，旨在时时刻刻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现结合我校多年的古诗文诵读教学活动，谈谈我们的做法和体会。

一、开展古诗文诵读要纳入课程计划

“读经是最好的语文教育，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有时间才能学习，有时间才能读经，才能保障古典诗文诵读的开展，使小学生从小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与热爱传统文化，提高小学生的国学修养和文化水平；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把小学生培养成长为新一代兼具世界眼光和现代人意识、胸怀传统文化底蕴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但古典诗文诵读又不能在加重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为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将地方、学校课程1课时设置为诵读课，并明确由语文老师负责诵读课教学，充分利用诵读课采用教师带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吟诵。语文教师不仅要担任每周的诵读课，平时还要指导好学生的诵读活动。

二、开展古诗文诵读要有校本教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实践中，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特点和古典诗文内容，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典诗文篇目进行了选材，自编自印《古典诗文诵读手册》校本教材，内容有必读篇目和选读篇目。其中必读篇目有古诗词207首、《三字经》、《千字文》、《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篇目有《增广贤文》。

三、开展古诗文诵读应明确各年级段目标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有目标才能有所期望，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活动中，确立了各年级诵读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其中一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15首，二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30首，低年级段学生必背《三字经》，选读《增广贤文》；三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45首，四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60首，中年级段学生必背《千字文》，选读《增广贤文》；五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六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高年级段学生必背《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增广贤文》。明确要求80%以上的学生能够熟读成诵；20%以下的学生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推荐学生自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内容。

四、开展古诗文诵读要与多种活动形式有机结合

多个手段、多个途径、多种措施地进行，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更好的达到目的和效果。为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开展诵读古典诗文活动：（1）广播领路，配乐美读。我们在设置校园广播时，将每节课下课铃声都设置成不同的诗歌配乐朗诵音乐，每当下课时间一到，校园广播便进行配乐诗歌朗诵，给学生以示范和启迪，不但培养了学生节律美读的能力，而且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2）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为减轻学生背诵负担，倡导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读方法，我们号召各班充分利用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要求每班选一名古典诗文诵读领读学生，带领同学们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带领同学们课前诵读，直到上课铃响。

（3）开展“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为全面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热情，我们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开展了小学生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各班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在全校学生中举行朗诵决赛，使全体学生感受诗词的意境，受到智慧的熏陶，受益无穷。

（4）开展“经典诗词汇演”活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组织开展了经典诗文汇演活动，各节目以班级为单位，有的朗诵时声情并茂，有的边吟边舞，有的分角色集w大朗诵，有的个人诗词唱，有的集体诗词唱，形式多样，意韵深远。

（5）开展“古诗词考级”活动。为了激励学生诵背古诗词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在诵读教学中开展了古诗词考级活动，建立了古诗词考级集体和个人档案。将考级分为“6星级+特级”，每一年级都有必背的古诗，达到相应级别星级。具体标准是一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15首（朝代、作者）。二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3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0首以上）。三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45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5首以上）。四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6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0首以上）。五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7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5首以上）。六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30首以上）。特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还能背诵其他古诗10首以上，并能介绍古诗描写的情景和表达的含义（40首以上），还能为喜爱的一首古诗配画。

（6）开展“亲子读”活动。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为孩子做出表率，同读同悟，教学相长，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品味。

（7）将古典诗文诵读与抄录、绘画、手抄报、板报等多种学习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增加了诵读的趣味性。

课程开发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要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而且还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整理资料，以便学生参考并发表见解。对于学生来说，懒惰是不行的，要积极参与，积极思考，并认真搜集资料，多加背诵，多加练习，长期积累。最重要的是学校要充分重视，要给教师和学生充分的课外时间，必要时要给予大力支持。如开朗诵会、赛诗会等，要提供资金、设备、场地等。因此，要真正地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光靠校本教师是不行的，必须全校上下都重视起来，通力合作。总之，我校古诗文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诗化教育的开展，提高了学生诵读赏诗、悟诗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质和美好的人格。

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篇（10）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喜剧数量众多，成就显著。十大古典戏剧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之所以将这十部作品定位为喜剧，主要是基于对其总体的感情基调的判定。但是，中国古典喜剧往往有独特的风貌――喜剧性的情节中存在悲剧性的因素。所以，读中国古典喜剧，既能读出浓浓的喜剧氛围，又能读到淡淡的悲剧气息。这种现象的存在，绝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安排。对于其形成的原因，颇有探讨的价值。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和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离开前后相继的文化链条。中国古典戏曲作为中国文化链条中的一环，认为其不受先前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割断血缘关系的错误说法。十大古典喜剧之所以具有喜中有悲的特点，正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受到了中和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何谓中和？就《辞源》的解释而言，中和是儒家中庸之道，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中和是一种传统的哲学思想。要认识中国古典喜剧喜中有悲的现象，首先要了解中和思想。

“中和”是由“中”与“和”组成的哲学术语，始见于《中庸》。所谓的“中”与“和”，《中庸》有作出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这部哲学著作是在说明：喜怒哀乐四种感情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处于一种“中”的状态，被激发出来之后都能够符合礼节便叫做“和”。显然，符合礼节成了“中”的评价标准。用礼节作为一种约束，让激发出来的喜怒哀乐四种感情不至于过分。概括性地说，中和就是“用适中的恰到好处的方法处理两个以上不同因素或相互矛盾着的事物使之达到和谐一致”。[2]

中和虽然是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但是派生了一直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所遵循的审美原则和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中和之美。而且在戏曲理论界，已经有“中和之美被视为戏曲创作的最高境界”[3]的观念。中国古典喜剧作为后起的传统文化艺术，已经深深地印上了这种美学风格。十大古典喜剧确实叙述了喜剧性的内容，表达了喜乐的感情，但它们不是喜剧性因素的过分敷演。在剧本展开喜剧性情节的时候，作者往往陡转笔锋，向剧中添加悲剧性因素。作者如此安排，旨在实现剧本中“情感的愉悦不要过度，要有节制”。[4]223这俨然是对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的“乐而不淫”的美学思想的继承。《救风尘》是关汉卿的一部喜剧作品，它“从人物的特定性格出发，巧妙地构成一连串饶有趣味的喜剧性情节”，[5]这使得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呈现出浓郁的喜剧色彩。但是关汉卿却安排了宋引章遭受周舍虐待的悲剧性片断，这避免了剧本中的喜剧性过其常度，调和了读者或观众欣赏时产生的感情。《西厢记》是一部叙述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杂剧。就总体的感情基调而言，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喜剧特色。尤其是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更能凸显《西厢记》的喜剧性。但是，王实甫绝对不是一位感情单调的作家，他懂得如何节制剧中的喜乐之气。作者遂以悲喜交集之法设置了最具悲剧性色彩的“长亭送别”和“草桥惊梦”，借悲来调和喜，避免戏中喜的泛滥，实现作品的中和之美。当然，白朴的《墙头马上》、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郑廷玉的《看钱奴》等喜剧作品，多少存在着悲剧性的因素。这些悲剧性因素犹如三峡猿鸣，闻辄伤心断肠。

从十大古典喜剧中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喜剧的创作，“往往更多地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调和，而不是相互排斥和冲突”。[6]所以，正是悲剧性因素和喜剧性情节的并存，熔铸了中国古典戏剧悲喜圆融的艺术风格。

综上而言，中国古典喜剧中的悲剧性因素绝不是累赘之笔。它们总是与喜剧性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情感得到了调剂，不致使单一性的情感过度外溢，从而达到乐而不淫、和顺积中的理想境界”。[4]224而这一理想境界的生成，恰是受到了中和这一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

二、剧本结构的需要――冷热

对于“结构”一词，《辞源》将其解释为诗文书画各部分的组织和布局。就这一意思而言，结构实质上是一种体现事物的整体构成的逻辑框架。将这一逻辑框架运用于戏曲，便形成了戏曲结构。所谓的戏曲结构，“是指对剧中人物的动作情节作出喜剧性的安排”。[4]200

在戏曲创作中，戏曲结构占有重要地位。“一部戏曲能否演出，它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好坏。”[4]200正是因为戏剧结构存在着重要的作用，才要考虑其在戏曲中的设置问题，这自然涉及戏曲结构的表现手法。

冷热相剂便是戏曲结构的常用手法之一。戏曲作家深谙创作之道：戏曲不能总是用冷法则进行处理，一味地用冷元素容易使观众打不起精神；戏曲也不能总是用热法则进行敷演，单纯地用热元素会令舞台场面过分热闹，导致观众的审美紧张，进而心生厌倦。所以，在设置戏曲结构时，做到热中见冷，让整部戏冷热相剂，便能收到浪翻波叠之效。在创作的过程中，欲实现冷热相剂，不外乎要做到悲喜相间。所以，中国古典喜剧家很注重使用这一手法来安排戏曲结构。他们总在喜剧性情节中穿插悲剧性场面，追求冷热调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一部幽默喜剧。全剧由误会催生喜剧性冲突。随着剧中矛盾的推移，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得到了精彩的演绎。当观众正沉浸于一片欢笑声中时，作者便扭转笔锋，描写令观众失笑的场面――李逵借剑自刎。这一场面足以悬吊起所有观众的心。在作者的安排下，一位英雄人物极有可能逝去，这俨然是整部戏中最具悲剧性之处，因而带给观众沉重的惨痛。当然，作者的笔触没有结束李逵的生命。相反，他是以李逵戴罪立功的形式构筑了整部戏的戏剧性结局。在这部作品里，康进之将喜剧性情节和悲剧性场面结合起来，喜而悲，悲而喜，波澜起伏，足见其对冷热相剂之法的运用。白朴在其喜剧《墙头马上》中也运用了这一手法。这部作品的喜剧性情节，从李千金、裴少俊二人在墙头马上的互相一瞥开始，便逐渐铺展开来。但是作者没有满足于这些情节的单纯叙述，而是在李千金匿居裴家后花园被发现之后，安排了其被休和与子泣别的悲剧性场面。然而，作者的笔触没有在此停留。待裴少俊应试及第授予官职之后，作者又让其与李千金重新复合，最终以男女主人公大团圆的模式结束了整部戏。可以看出，悲喜两种因素的交织形成了更具戏剧性的舞台场面，使得作品的喜剧性更加曲折有致，这依赖于作者对戏曲结构的设置。

概而言之，把悲剧性因素安排在喜剧性情节里，是生成冷热相剂的戏曲结构的需要。所以，决不能因为中国古典喜剧存在悲剧性的因素而否定其结构的不妥。吸收悲剧性因素恰是为了追求好的剧本结构。有了好的剧本结构，戏曲剧本才能成为场上之曲，面向观众。

三、生活底色的反映――悲苦

现实中的生活绝不寡味，融合了酸甜苦辣咸。戏曲“浓缩地反映现实生活”，[7]这决定了戏曲所反映的生活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单调的。所以，中国古典戏曲划分出了喜剧和悲剧去分别叙述喜乐和悲苦之事。甚至在一部戏曲作品里，也融合着悲喜两种因素。中国古典喜剧虽然被定为喜剧，但是仍然有描写悲剧性的场面。究其原因，还与古代社会底层人民悲苦的生活底色有关。

在古代剥削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极度悲苦的。剥削制度的存在使底层人民受尽了各种不平。朝代的更替只是剥削阶级转移政权的方式。所以，古代社会的底层人民，不管出于哪个朝代，只要存在剥削制度，都不可能摆脱不平之境。这对他们而言，现实生活就是一种倒悬之苦。而且，古代社会的经济水平不高，这更是加重了底层人民生活上的艰辛。由于剥削制度的长期存在，悲苦逐渐成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底色。

现实生活百味俱全，因而人民对生活存在综合性的情感体验。悲苦作为人民对生活的一种情感体验，自然会在戏曲中得到体现。纵然是喜剧作品，也应该反映生活中悲苦的一面，以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喜剧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创作方式，实现其和观众“在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中，肯定自身的存在”[4]56的追求。在十大古典喜剧里，便存在这类作品。施惠《幽闺记》里的《抱恙离鸾》一出，便描写了一对夫妻被活活拆散的悲苦场面。由于封建门第观念的存在，身为穷秀才的蒋世隆没有被身居尚书之职的王镇认作女婿。在这位“岳父”的之下，王瑞兰被拽走，蒋世隆被撇弃，一对夫妻就此分离。在戏里描写夫妻被迫分离的悲凄场面，不是作者的臆想，而是古代社会门当户对这一不合理婚姻现象的如实反映。所以，这一悲剧性的场面，不只是在描写蒋世隆王瑞兰二人在婚姻上遭受的悲苦，更是在描写古代社会所有门不当户不对之男女在婚姻上遭受的悲苦。所以，这一场面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古典喜剧之所以存在悲剧性因素，归根究底是对人民悲苦的生活底色进行了真实描写。人民固然渴望有喜无悲的生活，但是一味地表现这种生活会与人民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形成巨大反差。往喜剧里添加悲剧性因素，反而更符合观众的现实心理。

四、民间文学的继承――说唱

“中国戏曲在本质上是民间戏剧，它的最初创作往往出自社会的下层。”[4]55就这一意义而言，民间文学传统影响了中国戏曲创作传统的生成。中国古典喜剧自然与民间文学传统存在着血缘关系。不管是在所用题材还是表演方式上，前者对后者都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继承。

戏曲在民间产生，而对其存在最直接的影响的民间文学要属唐宋时期盛行于市井的说唱文学。说唱文学是一种融合了说白和唱词的以听众为对象的口头艺术。市民和农民构成了这门艺术的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他们虽然处于社会底层，却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的憧憬；现实生活存在着诸多不平，又让他们愤懑填膺。所以，在经历了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之后，这一群体开始呼吁一种如实体现他们内心情感的艺术，一门“不是使写实与传奇，苦痛与欢乐分离或对立，而是相互柔和、结合在一起；既有对现实苦难的真实描写，也表达了对美好的合理的生活的企求和幻想”[6]的艺术。若从思想感情的角度出发，文学作为一门表现人的艺术，主要是表现人的悲与喜。说唱艺人准确把握住听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趣味，以悲喜交织之法创造出一门能够倾吐民间群众内在心声的说唱艺术。由于这一艺术的长期存在，悲喜交织之法也就成了一种艺术传统，影响着后起的既有说又有唱的戏曲。中国古典喜剧作为戏曲的一种体裁，很自然地会继承说唱文学已形成的艺术传统。在悲喜交织之法的影响下，中国古典喜剧不断从生活中纳入悲剧性题材。

民间文学是一门面向广大民众的通俗文艺，这就要求其以悲喜交织的表现手法“备写悲欢离合之致”，[8]进而满足消费群体的欣赏要求。中国古典喜剧恰好继承了这一表现手法，因而在演述的过程中存在着悲剧性因素。

总之，在喜剧性情节中添加悲剧性因素，是中国古典喜剧的特色。这一特色的存在，绝对不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随意下笔，而有着深刻的原因：它既是中和思想这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又是设置冷热相剂的剧本结构的需要；既是悲苦底色这一生活中情感体验的反映，又是继承悲喜交织的民间手法的结果。或许，对于中国古典喜剧存在悲剧性因素的成因，有更为深刻更为严谨的解释。文中所述，仅为鄙陋。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8.

[2] 朱文相.中国戏曲学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339.

[3] 郭玉华，王桂宏.中国古典喜剧的审美特征[J].戏剧文学，2006（5）：77.

[4]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5] 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1：26.

古典文学总集篇（11）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高等学校历史学本科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的能力，为从事历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典藏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内容，学术性、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应注意从文献收集、文献整理、文献修复等方面充实实践教学内容，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以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文献收集实践

文献收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只有尽可能广泛收集相关文献，学术研究才能深入开展。文献收集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把所学的目录学、典藏学知识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纸是中国传统文献的主要载体，纸质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的大宗。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怎样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料，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纸质文献的收集，首先，要查阅各种目录书，如综合性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总目》，馆藏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总目》、《四川省图书馆藏古籍书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断代书目《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别集叙录》、《清人别集总目》，专科书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其次，要学会利用索引工具书，如《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古籍版本题记索引》、《清代传记丛刊索引》等；第三，要熟悉各种检字方法，如部首、笔画、字序、音序、四角号码等。学习古代文史的同学，一定要掌握四角号码检字法，因为古籍索引大多数是用四角号码检字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作为文献的载体越来越普及。电子文献的出现是文献传播史上的划时代变革，它形式多样，容量大，携带方便，传播速度快，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具有很多纸质文献无法比拟的优势。目前查找电子文献，主要是通过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常用的光盘数据库有《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全四库系列》（包括四库著录书、四库存目书、四库禁毁书、四库未收书）、《四部丛刊》电子版、《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汉籍电子文献》、《汉达文库》等。网络数据库主要有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古籍全文浏览网络数据库等类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共检索服务系统中“联机公共目录馆藏查询”数据库、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和《全宋诗》检索系统、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资讯网中《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和《明人文集资料库》等。[1]文献收集实践，就是在学生了解文献收集途径和方法的基础上，让学生亲自动手收集相关文献，以专题资料汇编的形式呈现学习成果。学生不仅掌握了文献收集的方法，还可以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学习收获，这对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二、文献整理实践

文献整理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知识的具体运用。黄永年先生将古籍整理的方法和工序总结为选择底本、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释、今译等10项。[2]选择底本和影印，主要是运用版本学知识。在整理一种文献之前，要梳理文献的流传概况，理清各种版本之间的源流，选择时代较早、错误较少的本子作为整理和影印的底本。校勘的方法主要有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法在选好底本之后，还要确定参校本。他校法的资料主要是他书的引文，如古类书的引文、古书注的引文、古书钞的引文等。对校法较为简单，在教学中，可以选择一种文献的几个版本让学生对校，体验发现讹误的快乐，加深理解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和致误的原因，培养他们对文献整理的兴趣。校勘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学生学会写校勘记。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主要有：定本、定本附校勘记、底本附校勘记、单行的校勘记、与注释混合的校勘记、载于笔记中的校勘记、用单篇文章发表的校勘记。[3]校勘成果处理形式不同，校勘记的写法也有差异。张舜徽把校勘记的写作方法归纳为10条[4]，非常具体，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在教学时，应结合实例详细讲解。在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独立完成某种古文献的校勘是不切实际的，为此可选取数种古籍文献的整理本让学生认真研读，教师适当加以辅导，找出整理本在校勘上的某些不足，写成单篇的校勘文章。郭在贻《〈王梵志诗校辑〉误校示例》、项楚《〈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5]是单篇校勘文章的典范之作，可作为范文供学生研习。辑佚是散逸文献搜集和整理的方法，主要是辑佚书和辑佚文。辑佚的基本程序包括：考查文献存佚、分析佚文来源、查检佚文、整理佚文。清代是文献辑佚的繁荣时期，出现了《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逸书考》、《麓山精舍丛书》等影响较大的辑佚丛书。辑佚教学，教师可根据自己对辑佚动态的了解，选择几种佚文献供学生做辑佚练习，从而熟悉辑佚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也可以让学生整理清人已有的辑佚成果，总结清代辑佚的经验教训。标点，旧称句读，使用的符号较为简单，新式标点符号“”之后才逐渐普及。注释，旧有传、说、故、训、解、笺、记、诠、微、隐、疏、集解、义疏、正义、音义、直解等不同的名称，大同小异。今译是属于古籍文献普及方面的工作，但要做好难度也很大。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过程中，可选择篇幅适中、难度适宜的古籍白文让学生在课堂上做标点练习，课下利用《经籍纂诂》、《故训汇纂》等工具书加以注释和今译。练习可以先让学生交叉修改，教师集中点评，要注意总结标点致误的原因。通过练习，既提高了学生整理、阅读古文献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严谨求实的学风。

三、文献修复实践

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酸化、老化、粘连、霉蚀、絮化、线断等破损情况，这类破损的文献亟需修复。文献修复是文献保护的重要环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技术性。目前国内文献修复人才匮乏，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应着重加强这方面的内容。潘美娣《古籍修复与装帧》、张平和吴澍时《古籍修复案例述评》内容具体，注重实践操作，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关于“清除书页的各种污染”，潘美娣从书页的漂洗去污法、书页的局部去污法、怎样消除书页上的油污、怎样消除书页上的各种霉斑、怎样消除书页上的墨汁斑痕、怎样消除书页上的红蓝墨水斑迹、怎样消除书页上的铁锈斑痕、怎样清除书页上的铅粉返黑、怎样清除书页上的昆虫粪便污染[6]九个方面深入展开。如“册页装古籍的修复”，张平选取接镶古籍《后汉书》、包背装古籍《永乐大典》、絮化缺损古籍《阙里志》、返铅酸化古籍《千家诗》、严重虫蛀古籍《妙法莲花经》五个案例，每个案例从原件信息、修复历史、修复方案、修复步骤、修复述评等[7]方面全面分析。文献修复教学首先要让学生走进图书馆，现场了解文献的保存环境、保存状况，探讨文献损坏的原因、表现症状；其次，让学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分组讨论相关文献的具体修复方案“，对症下药”，由教师集中评议；第三，让学生观摩图书馆文献修复人员的修复工作，通过“拜师学艺”，争取让学生有机会实践文献修复的具体方法，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个人能力。当然，文献修复的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可使学生消除对文献修复的隔阂感，并可以发现一些耐心细致，乐意致力于文献修复的“好苗子”。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教学还应该走向田野，让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散见文献。学生可以利用周末和寒暑假，3～5人组成一个小组，在学校周边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家谱、碑刻、契约等散见文献。家谱是研究家族文化的第一手材料，但一般只在家族内部流通，多数没有公开出版，民间收藏较夥。碑刻、契约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原始资料，在一些交通不太便利的地区还时有发现。如贵州近年发现的“清水江文书”，数量大，价值高，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教师可指导学生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初步整理，并拟定一些选题，鼓励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研究，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意识。总之，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切忌“纸上谈兵”，应注意开拓实践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并重，才能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进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01-304.

[2]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5-7.

[3]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458-488.

[4]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1-352.

[5]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五）C].北京：中华书局，1990：388-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