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大全11篇

古典文学总集篇（1）

[作者简介] 兰甲云（1963—），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易学、网络文化传播伦理.

[摘要]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关键词] 礼学；礼学文献；文献分类；文献整理

[中图分类号] K20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27—05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兰甲云，陈戍国等：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

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国礼制史》（六卷本，280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古典文学总集篇（2）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古典文学总集篇（3）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122-01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随着现代生活文化的发展，语言越来越丰富的时代，我们这一瑰宝还再闪耀着其魅力。但是，由于古典诗词的学习有相当的难度，现代社会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对古诗词的教授，大都停留在记诵之层面，所以大多数学生的文言功底较薄弱。对稍有难度的诗词，就望而却步。这一现象导致孩子们对古诗词失去兴趣，那么孩子们对古典诗词的赏析能力就可想而知了。《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初中毕业考试说明》中关于古诗词的考察要求：能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分析概括评价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能领悟内涵并品味语言。

一、认识古典诗词的魅力――从古典诗词语言特点入手

通过《走进古典诗词》的专题讲座，教师带领学生从语言本身的特点领悟诗词的魅力。

1、改变词性，言简意丰。

词性的改变，是古人炼字、用韵、达意的需要。改变句中的某个词的词性，有时会给整首诗词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果。这个词就可能是“词眼”或“诗眼”。例如：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春风又绿江南岸”――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悦”、“空”、“绿”都是形容词的使动词用法：“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描绘了阳光普照，清晨古寺山林清幽的美景，让鸟儿欢悦起来；望着寺中清澈的潭水，涤荡人心，所有的凡尘往事都可以抛向脑后，顿时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安宁。诗人的旷远淡泊的胸襟和追求山林之乐的隐逸情怀溢于言表。王安石在路过瓜洲，怀念金陵故居时写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反复删改了十几次，最后才选到了这个“绿”字。这里，一个“绿”字，把春天江南色彩以及它与春风的关系，非常巧妙、确切而又形象的表达出来了，也传达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词语活用的妙用，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2、把握诗词的色彩，构筑诗情画意。

古人常把诗词画融为一体，以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诗中鲜明的画意，要调动读者的感官，尤其是视觉效应。而触及视觉的文字应属于表达色彩的词了。例如：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白居易的《忆江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红”、“绿”、“蓝”三个词，江南的春天来了，红彤彤的太阳，照在江花上，让花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清澈的江水在花草的衬托下，映着天空，江水变成了蓝色.色彩表胜景，色彩含心情。我们从色彩组合的字眼中体会到鲜明的节奏与浓郁的画意和情感。

3、实词、虚词结合，融情于景。

这里主要说古诗词中的连词、副词与具有实在意义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组合，有强化表意或传情的效果。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中“都”强调了大自然的“寂”，而“但”连接出了“钟磬音”，以动衬静，更衬托古寺的寂静。“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渐”“才”，也能突出诗人描绘的是西湖初春的景象。

由此可知，抓住诗词中能粘合情与景的实词、虚词，以“融合”诗词的情与景，也能很好的体会诗词的意境。

4、语序颠倒，特别强调。

古典诗词中，大部分诗词的句式结构是按常规语序安排的，但由于表达的需要或韵律的需求，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

古典诗词的句式是复杂的、灵活而多样的。唯其灵活而多样，才呈现出古典诗词的丰富多彩。因此，了解古典诗词的一些特殊句式结构，对于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是大有益处的。

二、课外拓展，让古诗词从课堂走进学生的活动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寻找古典诗词中的乐趣。

1、举行语文活动，搜集整理自己喜欢的诗词资料。

2、书法大赛。

3、利用寒暑假出游的机会，让学生寻找景点中有关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增加见识。开展故事大会。整理成集，发给学生。

4、寒假前，教给学生对联的知识，然后让学生试着给家里自创对联。

三、方法小结

1、培养学生兴趣。

首先，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古诗词。比如店名、广告语、电影名称，学生们喜欢的歌词，作文中的古诗词。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古典诗词的言简意长，笔墨精炼，形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这一鲜明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生活中。

其次，选取学生熟悉的诗词，通过专题讲座，从语言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古诗词。古代诗词对语言的变形，在语法上主要表现为：改变词性、词的色彩、词的虚实结合、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主要目的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教师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了解诗歌语言的组织规律，使学生大致从语言本身的特点体悟古诗词的魅力。走进本质的东西，学生会印象深刻。

最后，把学生自己创作的成果进行汇总、整理，放进成长记录带。比如，《我喜欢的――诗词》作文，大家搜集的有趣的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了解古代诗词名人的资料、手抄报。

2、抓住有效的课堂，增加学生古诗词量的积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首先，从日积月累开始。布置课下背诵，在早读或课堂进行检查、督促。达到量的积累。

其次，课堂点面结合的讲解，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赏析方法。运用习题，训练学生达到潜移默化，举一反三的能力。

最后，施行奖惩机制，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初一的学生，大多数好表现，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于是笔者就借助政教处考核学生的德育量化积分，在语文科目上也采取了与考核挂钩的措施。从初中第一堂语文课开始，就告诉他们要提高课堂效率，最佳的办法就是多说、多思考。只要你思考过的，无论表达正确与否，都会被奖励一颗星。小星换大星，大星换积分。因此，课堂收效甚好。

四、总结

实践证明，应用于生活的内容，才容易渗入学生的意识，无形中也会提高学生古典文化的修养。让我们的古典诗词从课堂走向生活。让孩子们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一个小小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就是一代人的力量。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古人留下的古典诗词――这一文化瑰宝，还会继续发挥它的魅力。

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篇（4）

为保护和抢救彝族文化遗产，使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推出《中国彝族文献典籍译丛》系列丛书，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整理、研究彝族文献。从2006年起就着手策划这套丛书，从众多的文献中精选各领域的经典进行翻译、整理、校勘、编排，并邀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专家参与，终于在2008年岁末完成了丛书的第一辑《彝族古代文论精译》。这部著作既是对过去彝族文论研究的总结，又是今后彝族文献典籍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二、从对彝族古代文论翻译与阐释的角度，打开了彝族古典典籍研究的新视域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从大量的彝族古籍文献之中鳞选精译而成的几个译文篇章，著名学者贾芝、刘锡诚、刘魁立等认为，“这几个译文篇章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实貌和信息量。它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古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翻译等研究方面，无疑处于领先地位。”[3]《彝族古代文论精译》 “全面透彻地剖析彝族典籍译著中涉及到的每个理论观点，从而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大理论体系。”[3]

三、内容丰富精粹，理论体系宏阔完整，集中展示了彝族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

《彝族古代文论精译》是编译者从彝族古籍中精选译出来的一部古代彝族文艺理论巨著。几乎涵盖了彝族古代文论和诗论的重要论题。其理论的丰富完整，体系的完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全面的准确对译总结与科学的完整考证论述,给人们研究彝族古代文学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u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49), p.148.

古典文学总集篇（5）

对于光辉的古代希腊文明，虽然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但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才又开始了对古代希腊文明的新认识与研究，延续到今天。在此期间，自然名家辈出，相关著述与争论也是层出不穷。

下面重点整理介绍最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大致情况、成果和趋势。但挂一漏万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见谅并批评指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经过诸多前辈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中古希腊史的进步尤其明显，这表现在：（1）古希腊史的史料建设在整个国内的世界史领域处于前列。（2）专门研究古希腊史的老中青人员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相对而言是最多的，因此取得以论文和论著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学科内也是最多的。（3）研究人员选题的范围广泛，涉及古希腊史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同时能参与前沿性课题的讨论，在宏观与微观研究方面均已做出了某些不亚于国外学者的成果，积累了一个分支学科所必需的基本读物储备。

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批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拉丁古典丛书系列，如哈佛大学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Loeb）、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Oxonii）、巴黎经典文库出版协会的“布代丛书”（Budé）、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的“陶伯讷文库”（Teubner）。英国的古希腊研究促进会出版物《希腊研究杂志》最为我国古希腊研究者所推重，成为少数有条件订购外文期刊的高校和研究所图书馆首选的古希腊专业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该学术领域发展情况的最重要的信息平台。

当前我国研究者一方面仍需要在考释文献史料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填补在希腊-拉丁铭文学、希腊-罗马钱币学、以及古典考古学等方面的内容。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铭文学和钱币学的重要性。我国的古希腊史正在迅速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广大学人正克服研究经费拮据，学科资料与图书积累不足，社会关注度低等重重困难，潜心钻研，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把研究推向前进。

关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有多项成果问世。黄洋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一文指出，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前西欧知识界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显示出，理想化的希腊是欧洲现代性自我形塑和自我表述的方式，而以现代性为归宿的希腊想象对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Hellenism成为欧洲在希腊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式，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也由此渗透进了我们对古希腊历史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徐松岩的《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指出，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于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王大庆在《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兼评》一文中，以布克哈特在希腊研究上的代表作《希腊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选译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为主要的参照，对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的思想来源、贡献及特色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总结和评析。王志超评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的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学术特点。

在宏观研究的同时，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者还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腊远古及荷马时代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历来研究比较薄弱，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克服困难，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王敦书著“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一文（1985年），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提到的这一术语出发，结合古代史料、考古发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英雄时代”不同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是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属于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荷马时代则属于迈锡尼文明覆亡后的公元前11―9世纪。在《荷马史诗与特洛伊战争》一文中，他介绍了国外学术界特洛伊考古的情况和争论，认为荷马史诗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真实，但以迈锡尼为首的联军曾与特洛伊作战这一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靠的。

希腊城邦问题依然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共乐对古代希腊城邦特征进行了探析。李慎令、贾文言则指出，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张康之、张乾友在《变形的镜像：学术界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误读》一文中驳斥了学术界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理想形态的惯常看法，指出将城邦生活视作现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确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态。张强对十篇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进行了译注，这些铭文集中反映出作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及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盟邦的肆意践踏，是解读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希腊化研究一直是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把目光集中到这一重大时段上。陈恒在《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分析了人们忽视希腊化时代的原因，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目前研究的相关问题，总结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巨平论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特点、联盟中的民主制残余、希腊化文化的多元统一性，颜海英论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社会地位，裔昭印论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参考文献

[1]廖学盛，刘家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商务印书馆，1990.

[3]威廉・格兰.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M].三联书店，1981.

古典文学总集篇（6）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什么才算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

曰：可读、可唱、可演、可传，能够处处体现戏曲作家、表演艺术家和传承人的丰沛气韵来，这样的戏曲经典才是活态呈现、生机勃勃的文献瑰宝。

如何才能算成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人？

曰：能够将戏曲典籍予以活态化的传承，能够从文学形态、曲谱形态、肉身传承形态等不同方面，写定剧本与曲谱，培养清曲、剧曲等不同层面上的接班人，这样的个人或者家族，才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者。

对元代重要戏曲总集予以清点之后，对明清、民国乃至共和国以来的部分活态化戏曲曲谱典籍予以回顾之后，再来观赏补园家族的《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我们可以大致认定，这批手抄曲本，与明清、民国和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振飞曲谱》等重要文献一样，都可以说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代表作之一。

因此，本文势必要探讨补园家族五代人之于《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的关系、渊源与流变。

一、非活态文献的重要戏曲总集传承

即便是元杂剧的一些宝贵的总集，无论编到何种程度，也还算不得是真正活态化的戏曲文献。

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原为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藏书，剧本或称“大都新编”，或用“古杭新刊”，清藏书家黄丕烈称之为《元刻古今杂剧》。此书后来辗转流落到东瀛，罗振玉从日本得到此书后，经王国维定名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的郑骞、扬州大学徐沁君、兰州大学宁希元等三位教授，先后整理出版过相应的刊本。

我在大学本科就读期间，曾接受过徐沁君教授一个学期的教诲，他讲的就是关于《新刊元刊杂剧三十种》①的校勘整理过程。其态度之端庄，治学之严谨，考证之细密，至今想来依然如在目前。业师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②，也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我在中山大学就读文学博士期间，老师还将其中的一剧加以整理，称之为《〈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

流传最广的《元曲选》，是臧懋循从刘延伯处所借的三百多种剧本选编而成。作为文学本读，元杂剧引人入胜；从文学本改编为后世戏剧，元杂剧有其健旺的生命力。但是元杂剧究竟如何唱，如何演，除了【九转货郎儿】、【新水令】等曲目还有可能在昆曲中得到一定的继承之外，人们还是难以窥其全貌。

明抄本《古今杂剧二百四十种》，也是收录元明杂剧的著名总集。今存 242种，分装64册。其中包括了明刻本《息机子杂剧选》15种，《古名家杂剧》55种，明抄本杂剧172种。1958年本书影印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且因此书为明代著名曲家赵琦美(1563-1624)抄校收藏，每册书内附有赵琦美在万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间(1614-1617)的校跋，是乃其脉望馆的镇馆之宝，故题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清人钱曾(1629-1702)的《也是园藏书目》曾记录此书中每剧的名目，所以也有“也是园古今杂剧”之称。其中还收录董其昌崇祯年间的4篇跋和钱曾抄补的3行缺文。此书先后蒙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元和顾氏试饮堂、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藏书家收藏，并于1938年经郑振铎先生之手，藏于北京图书馆。该书经过那么多优秀学者们文化接力般的自觉传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存的的戏曲文献中，另外一部最著名的传奇总集，首推明刊本《六十种曲》。《六十种曲》是毛晋所收录的59种传奇，加上杂剧《西厢记》正好是60种。

自明之后，中国的杂剧和传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致总集，基本的剧本阵营，就此大致排列开来了。

近代以来，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曲丛》开始发端，接下来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隋树森先生补成《元曲选外编》，郑振铎先生首倡编印《古本戏曲丛刊》，包括王季思教授继承吴梅老师的曲学事业，编印《全元戏曲》，都是对前贤的师范、继承和发扬，求全求萃，厥功甚伟。

在这些重要的戏曲典籍中，基本上都保留了演唱的曲牌。但是一支曲牌究竟如何演唱，还是专业艺术家们的事情。而且即使是音乐与表演方面的专家，也未必能够将这些曲牌准确无误地传承下去。

因此，这些重要的戏曲总集，作为十分珍贵的典籍，还是基本上属于文学文献的范畴，还不能说是可读、可唱、可演、可传的综合性、立体化的活态戏曲文献。剧本总集的出版当然重要，但是戏曲剧本如何演唱，如何使之能够传演下去，也是不可偏废的要事。

古典文学总集篇（7）

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把经、史、子、集各部的著作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所收材料非常广泛，包括历史事实、名物制度、诗赋文章、成语典故、骈词丽句、自然知识等各个方面。其中有综合各类的，也有只取一角一隅专收某一类的。

在封建时代，类书主要是为皇帝服务的。像什么“皇览”、“圣览”、“御览”、“帝王集要”等，就其名称也可以看出，它们是帝王的御用物，是专供其研究统治术的参考书，或者作为夸示好学的装饰品。后来科举制度发展起来了，类书又成为应考士子们的枕中之秘，供他们赋诗作文时采摭词藻、寻章摘句提供许多方便。例如要收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查找某一诗文语句或成语典故的原始出处，了解某一事物的起源，来龙去脉，它都能提供“百度”般的帮助，简便快捷，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类书”之名是宋代以后出现的。但类书的起始却比它的名称早得多。一般学者都认为，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期魏文帝敕编的《皇览》。魏文帝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王象、刘劭等以数年功夫编成这部类书，共四十部，千余篇，八百多万字，藏于秘府。可惜我国这部最早的类书，至唐代末年便散佚了，今天只能见其一鳞半爪。

唐宋是我国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类书自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有两部著名的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高宗时期欧阳询等奉敕撰，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约百万余字，征引古籍一千多种。包括政治、文学、自然知识等各方面的材料。《初学记》三十卷，是玄宗为他儿子学习作文而命徐坚等编纂的，卷帙不大，比较精简，便于初学。

宋代有两部官修的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编纂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初名《太平总类》，后太宗命令每天进呈三卷，供他“乙夜之览”，定名为《太平御览》。此书共五十五部，是根据《周易·系辞》上“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话而设置的，表示要包罗天下一切事物，征引古书一千多种。因此，本书很受推崇，被誉为“类书之冠”。《册府元龟》一千卷，每卷分量较大，所以总字数超过《太平御览》一倍还多。

明清以来类书形成鼎盛时期。这首先表现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举世罕见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永乐元年。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夺得皇位后，他想以文治笼络天下文士，于是敕命解缙等编纂类书，谕旨中说；“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意思是当时能收集到的古书都要加以辑录，不厌其繁。前后动员儒臣文士三千余人参加编校，录写、圈点，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冬最后完成。全书22877卷，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总计约三亿七千多万字。但是，本书纂成以后，一直未能刊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宫中失火，《永乐大典》险被焚毁，朝廷才下决心另摹副本一部。正本副本分贮两处，以备意外。正本大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至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0年)也渐渐散佚，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又遭大量盗劫。新中国成立后，前苏联、东德归还我国六十多册，连同国内各方面征集的仿钞本、复制本，合成七百三十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古典文学总集篇（8）

为了有效实现国学经典诗词诵读与初中语文教学内容的有效结合，需要坚持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原则。立足于纵向贯穿角度，旨在能够根据各个阶段的实际教学情况，确定两者的侧重点和结合点，实现纵向推进，由韵文转变为散文，由阅读教学转变为作文教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1. 实现以韵文为主的“集”类经典诵读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结合。在国学教育中，以韵文为主的“集”类经典诵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了唐诗、宋词、元曲、《诗经》、《楚辞》等内容的古代诗歌。这些国学经典比较适合初中学生，具有音节美和意境美的特点，可以和初中语文的课外阅读相结合。这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对诗词的音韵格律进行体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其汉语语感，并且在对这类诗歌体裁进行分类后，能加强学生对某种意境、情境的感悟，丰富阅读经验，提高阅读情感。

2. 实现以散文和小说为主的“集”类经典。实现以散文和小说为主的“集”类经典和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互相结合，要以唐宋家的散文和明清小说为主；“经”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子”主要指的是《老子》《庄子》；“史”主要指的是《史记》。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散体文，从写作方面看属于经典文章，是古作教学的经典范例，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还蕴含丰富的写作方法。初中作文除了记叙文形式之外，还具有议论文的特点，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吸收丰富的养分。

二、国学经典诵读与初中语文教学方法的有效结合

1. 抄录法。所谓抄录法，指的是运用手抄的方式，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对作品进行抄写，这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最基本的读书方法，具有“零距离”接触作品的特点，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诗文中的细微意蕴进行体会，而且还具有静心清神的作用，使学生快速融入古典诗文阅读环境中。

古典文学总集篇（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辑佚考论”阶段性成果（11XZS033）

《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馆臣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资料《四库全书总目》在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今从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四个方面对其辑佚学成就进行初步探索。

一、辨析同书异名

中国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命名方式、出版者以及出版时代的不同，导致“同书异名”现象较为常见。辑佚时如果忽略了同书异名，就会造成以一书为多书、漏辑佚文等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同书异名问题多有辨析。

《融堂书解》提要云：

“案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札》，列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牍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殊。然《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当必无讹。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盖未睹中秘书也。”[1]94

《融堂书解》，宋钱时撰。《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明叶盛《竹堂书目》著录。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钱时《尚书演义》八卷，未见。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二十卷。四库馆臣考出《融堂书解》有《尚书启蒙》、《尚书演义》两个异名。

《岭表录异》提要云：

“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稗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焉。”[1]623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多有征引，南宋左圭《百川学海》、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所收已非完书，亡佚已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三卷。四库馆臣根据各书引用的相关内容，统计出《岭表录异》的五个异名：《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岭南录异》。“《说郛》题名《岭表录异记》，《埤雅》卷二、《文献通考》卷二百五《经籍考》三十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均题为《岭表异录》。即使是《太平御览》一书，就有《岭南录异》、《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等几种不同的提法。”[2]158-160如果不辨同书异名，必然会导致佚文的漏辑。

《实宾录》提要云：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者称《异号录》二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蜀人勾龙材校正，文彪增广，凡本书三十卷，后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又分《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诸家纪载，颇舛错不合。今以其说互相参证，疑陈氏所称本书，乃永易原撰，本名《异号录》，陈氏所称后集，即文彪所续，始取名为‘实宾’之义，并本书亦改题今名。《宋志》盖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则为未经增广之本，故尚题为《异号录》也。”[1]1146

《实宾录》，宋马永易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书名已有不同。四库馆臣认为本名《异号录》，文彪增广后改题《实宾录》，《宋史・艺文志》不辨同书异名，误一书为两书。

二、解析佚书卷数

古籍卷数变化能直接反映内容的变化，古书的亡佚往往是从缺卷开始，逐渐散亡。辑佚要恢复古籍的原貌，卷数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四库全书总目》对还原佚书卷数多有说明，如：“谨排次审订，仍析为十卷，以还其旧。”[1]1385“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裒次，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以还其旧。”[1]1389“今检勘《永乐大典》所载，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谱、行状，仍析为十二卷，适符原目之数。”[1]1406《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卷数的分合与变化也非常重视。

《周易象义》提要云：

“诸家著录，多作十卷。惟朱睦楔《授经图》作《易传》十二卷，焦f《经籍志》作《易传》十四卷。考易东所著别无《易传》之名，盖即此编。朱氏并其《论例》一卷数之，为十一卷，焦氏又并其《大衍索隐》三卷数之，遂为十四卷耳。朱彝尊《经义考》作十卷，注曰‘存’。然世所传本残阙特甚，仅存十之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见。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排比其文，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余皆完具。与残本互相参补，遂还旧观。以篇页颇繁，谨析为一十六卷，以便循览。”[1]21

《周易象义》，宋丁易东撰，原为十卷。明朱睦楔《授经图》、明焦f《国史经籍志》著录卷数略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导致差异的可能原因：朱睦楔计入《论例》一卷，焦f计入《论例》及《大衍索隐》卷数。《经义考》著录《周易象义》十卷，但四库馆臣所见传本已残缺严重，因《永乐大典》所存佚文较为完整，四库馆臣以之与残本互补，并析为十六卷。

《湖山集》提要云：

“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称集二十五卷，长短句三卷，别集一卷，奏议八卷。而《宋史・艺文志》则称《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别集一卷，《和陶诗》三卷，附录三卷，《当涂小集》八卷;本传又称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所载卷目，殊龟醪缓稀T本亡佚，无从核定。今据《永乐大典》散见各韵者，采辑编订，为十卷，以《和陶诗》并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1]1362

《湖山集》，宋吴芾撰，《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周必大《湖山集序》、《宋史・艺文志》、《宋史》吴芾本传所载《湖山集》卷数差别较大，难以考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存佚诗为十卷，并入《和陶诗》，采用周必大《湖山集序》，以存其概。

又如宋王质撰《雪山集》，《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下》著录三卷，三卷本仅为诗集。《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景文集》四十卷、《雪山集》三卷，四十卷本当为全集，三卷本诗集有单行本，故别出。《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八册本，《国史经籍志》、《经义考》著录四十卷本。四库馆臣据王阮原序推断全集为四十卷，原本亡佚，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十六卷。

三、考证佚书作者

作者是目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定作品时代的重要依据，对文献的辑佚与辨伪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四库馆臣对作者不明、作者有误、作者有争议的佚书多有辨析，并注意到了同名异人的问题。

（一）考证作者

《邓绅伯集》提要云：

“然原本不著其名，亦不著时代。诸家目录皆不载其书。惟集中有《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诗题曰：深得‘一’字，又有《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诗题曰：深得‘把’字，则其名当为邓深。考《永乐大典》‘邓’字韵下引《古罗志》曰：‘宋邓深，字资道，试中教官，入为太府丞。轮对，论京西、湖南北户及士大夫风俗，高宗嘉纳，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便郡，知衡州……擢潼川……有文集十卷。’凌迪知《万姓通谱》亦载：‘邓深，湘阴人。绍兴中进士。’余与《古罗志》同。是编中《乡人祷雨有应》、《寓乌石》及《咏醴泉》、《题岩石山石鼓》、《赠别饶司理》、《别长沙驿》、《渡玉虚洞》诸作，其地皆近衡州。《探禹穴》、《溯峡》、《三游洞》、《峡江》、《滟堆》诸作，其地皆近潼川，与深宦游所历，一一相符，则此集为邓深所撰审矣。”[1]1361

《邓绅伯集》作者、时代不明，各家目录亦未著录。四库馆臣通过研读集中《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等作品，依据《永乐大典》所引《古罗志》、凌迪知《万姓通谱》的记载，并考查作品中的地理信息，确定作者为邓深。

《涉斋集》提要云：

“按《涉斋集》，《永乐大典》原题许纶撰。考集中《王晦叔惠听雨图诗序》，自称永嘉人，字深父，而诸书不载其人。考《宋史・许及之传》云：‘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进士，累官至知枢密院事。’与自序永嘉人合。《艺文志》载《许及之文集》三十卷、《涉斋课稿》九卷，与今本‘涉斋’之名合。焦f《经籍志》载《许右府涉斋集》三十卷。宋人称枢密为‘右府’，与及之本传官知枢密院又合，则此集当为及之所撰。又《宋史・宁宗本纪》，绍熙四年六月，遣许及之贺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诗，一一具在。本传称及之尝为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题玉牒所壁间》诗，则此集出于及之，尤证佐凿然。”[1]1374

《涉斋集》，《永乐大典》题为许纶撰。四库馆臣依据《宋史・许及之传》、《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宋史・宁宗本纪》、《金史・交聘表》的记载，并考查集中所涉史实，确定作者是许及之。许纶实为许及之之子，《永乐大典》所题为纂集者之名。[3]1037

（二）辨析作者

《州县提纲》提要云：

“不著撰人名氏。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陈古灵撰。古灵者，宋陈襄别号也。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莅官所至，必讲求民间利病。没后，友人刘彝视其箧，得手书数十幅，皆言民事。则此书似当出于襄。然襄所著《古灵集》，尚传于世，无一字及此书。又所著《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不言更有此书。晁、陈二家书目亦皆不著录。书内有‘绍兴二十八年‘语，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语。考襄卒于元丰三年，距南渡尚远，不应载及绍兴;且刘、吕皆其后进，不应称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乐大典》所载本，盖据元初所刻。前有吴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盖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渊阁书目》所题当出讹传，不足据矣。”[1]686

《州县提纲》，《文渊阁书目》题为陈古灵撰。陈古灵即陈襄，但陈襄《古灵集》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均未言及或著录此书，书中内容亦与陈襄生活的时代不符，元代吴澄已不知是何人所撰，故四库馆臣认为《文渊阁书目》所题不足为据。

《省心杂言》提要云：

“宋李邦献撰。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又以为尹l所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l亦因和靖之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厮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陶宗仪《说郛》录其数条，仍署为林逋所作，迄无定论。今考《永乐大典》俱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F、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此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而辨世所称林逋之非。其说出于李氏子孙，自属不诬。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墓志，具列所著《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遂因《朱子语录》定为道原，其亦考之未审矣。”[1]779

《省心杂言》，宋李邦献撰，但宋临安刊本、《说郛》题为林逋撰，宋濂以为沈道原撰。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所载各家序跋以及王安礼所作沈道原墓志，正各家之误。

又如《三余集》的作者，《永乐大典》所收作品题为黄次岑、黄次山、黄季岑，《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前贤小集拾遗》、《历代名臣奏议》、《宋诗纪事》等也不尽一致。四库馆臣依据《丰城县志》，考定作者为黄彦平。黄彦平，字季岑，号次山，遂致各家记载参差不一。

（三）辨同名异人

《用易详解》提要云：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眉山人。仕履未详。考宋有三李杞。其一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与苏轼相唱和，见《乌台诗案》。一为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尝录《甲寅问答》者。与作此书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误也。[1]19

《用易详解》，宋李杞撰，《宋史・艺文志》未录，《国史经籍志》作《谦斋详解》，《经义考》作《周易详解》。宋代有三李杞，四库馆臣分别考其字号、籍贯、仕履、著作，以避免混同。辨别同名异人，对作品归属、佚文的收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重视佚文校勘

无讹误的佚文对学术研究才具有参考价值，校勘佚文是辑佚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四库馆臣对佚文的校勘非常重视，如“其字句之讹谬，则参校诸书，详加订正，各附案语于下方。”[1]1143“间有徵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各为纠正焉。”[1]1147

《易纬通卦验》提要云：

“至其中讹脱颇多，注与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与诸经注疏、《续汉书》刘昭补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白《太平御览》、孙《古微书》等书所征引，亦互有异同。第此书久已失传，当世并无善本可校。类书所载，亦辗转讹舛，不尽可据。谨于各条下拟列案语，其文与注相混者，悉为正，脱漏异同者，则详加参校，与本文两存之。”[1]47

《易纬通卦验》，《宋史・艺文志》著录，《经义考》以为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通卦验》佚文二卷，并运用诸经注疏、类书、古注等资料，校正佚文的讹、脱、衍等错误颇多。

《蛮书》提要云：

“今此本因录入《永乐大典》，仅存文字已多断烂，不尽可读，又世无别本可校。考洪武中程本立作《云南西行记》，称‘丽江通守张翥出示樊绰《云南志》，字多谬误’，则当时已然。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案语于下方，厘为十卷。”[1]585

《蛮书》，亦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唐樊绰撰。《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明代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佚文十卷，并参考诸书，正其讹脱。

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对考查佚书的流传存佚、还原佚书的旧貌以及佚文的收集都有很大帮助，也是避免佚文漏辑、误辑、重复等不足，提高辑佚学术水平的有效方法。《四库全书总目》的辑佚学探索，对今天的辑佚实践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古典文学总集篇（10）

随着昆曲艺术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对昆曲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国家与各界的重视，有关昆曲的各种著述与课题也频频推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为主体，同时集中了大陆各高校、其它研究机构，包括台湾在内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昆曲艺术大典》，以“原典集成与百科式”的文献集成大典为宗旨，秉持“述而不作，作而不显”之总体编纂原则，集昆曲艺术之大观，为昆曲存档、为代表性民族传统艺术存档。国家财政部为课题首批投入经费300万元，2004年9月《昆曲艺术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2006年9月13日，《昆曲艺术大典》被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在课题组各成员辛勤努力下，到2009年4月《昆曲艺术大典》课题项目已经完成了五个分典的资料收集、汇总、整理、编目和全部撰写、编辑工作，基本上囊括了现存昆曲文献的各个部分。

该项目分“历史理论典”、“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五大分典，分类搜集、整理、编纂昆曲艺术的文字文献、谱录文献、音像资料文献、图片资料等，对明清及近代有关昆曲艺术的理论典籍、史料文献、录文献的搜集整理是该项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该项目总计校点整理昆曲理论、剧本文献200余种约1300万字，其中包括昆曲理论文献100余种，昆曲剧本100种及三种大型昆曲选集，编撰文献目录近2000条，包括论著提要计200余万字；影印昆曲曲谱、身段谱等类文献近800种，共计3万页；收入昆曲影像资料DVD200小时、CD近100小时、图片1500幅，是对昆曲艺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全面和科学的保护、抢救、整理与研究，是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的昆曲保护、传承的一项当代重大文献文化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专题性古籍整理研究工程。

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昆曲艺术的研究和编纂成果相比，该项目既不同于工具书式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国昆剧大辞典》和《昆曲辞典》，也不同于专题汇辑性的《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和《古本戏曲丛刊》。一方面，《昆曲艺术大典》突破传统集成式图书编纂形式，借助文字文献、音像资料、图片资料等多种成果形式，立体形象、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中国昆曲艺术在舞台表演、传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遗存；另一方面，在各类昆曲文献的收集、整理上也是最丰富的。不仅有的版本文献是第一次使用，属于珍本、善本，如编订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曲名谱《吟香堂曲谱》《纳书楹四梦曲谱》《纳书楹西厢记曲谱》，清康熙六十年（1721）陈益儒抄、咸丰五年（1855）曹氏重订本《烂柯山》等善本、孤本均属首次面世；而且有的内容是第一次整体性被纳入昆曲传承、保护和整理、研究的范畴。昆曲影像资料从院藏的800小时DVD、近100小时CD、1500幅图片，更为直观地、整体地展示了昆曲舞台艺术。特别是CD方面，不但基本囊括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出品的昆曲唱片资料，还收录了20世纪50-80年代许多难得一见的曲家和著名艺术家巅峰时期的诸多名唱，而且也包括了“草昆”及诗词曲唱的珍贵传世声音资料。《昆曲艺术大典》的完成和出版将是昆曲发展史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9年4月9日，《昆曲艺术大典》出版签约仪式活动在京举行。这标志着该课题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付梓出版。出席这次签约仪式的有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昆曲艺术大典》总主编王文章，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昆曲艺术大典》副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裴善明，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季国平，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刘厚生，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进，课题各分典主编王安葵、龚和德、周传家、周华斌等。

古典文学总集篇（11）

封面设计耗资百万

《小李飞刀》首印10万套90万本

2006年8月，古龙的三个儿子郑小龙、叶怡宽、熊正达及其他亲人成立“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共同打理古龙作品版权，古龙作品至此开始得到保护。去年，出版公司读客耗资1000万元拿下古龙57部作品的大陆独家授权，曾引发业内热议。古龙长子郑小龙在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入账千万版税后证实，古龙生前在大陆未获一分钱版税。

将于4月初上市的新版《古龙文集》可谓万众瞩目。原计划去年底就推出的文集因为封面设计一推再推。“封面打磨了10个月之久，经历了无数次推倒重来，仅效果图就打印了一百多稿。”图书设计总监邵飞说，在业内，平均制作一个封面的成本是800元，这次每个封面的投入平均3万到4万元，“单就《古龙文集》的封面，投入至少在百万以上。”

出版方透露，此次《小李飞刀》首印10万套，90万本，这是根据各地经销商征订数量来定的。从征订来看，大家对古龙作品的销售信心十足。项目责编许姗姗介绍：“若销量超出预期，按合同规定，古龙版税还享受一定比例提成，金额将突破1000万元。”

影视

改编量超金庸琼瑶

备案15部古装剧古龙剧占8席

1971年开始，古龙作品屡次被改编、翻拍，他也是作品“被影视改编次数最多的华语作家”，远超金庸和琼瑶，一部《小李飞刀》就被改编拍摄过38次。尽管近年来荧屏上武侠作品不断，但多以金庸剧为主。去年6月，钟汉良、张檬、陈楚河主演的《天涯明月刀》在湖南卫视开播，引发收视狂潮，并夺得全国收视冠军，这一战绩引发了大规模的古龙剧轰炸。据悉，去年在广电总局备案公示的“古代武打题材”电视剧共15部，古龙剧就占了8部。

近日有消息称，上海鑫海影视今年将启动《飞刀又见飞刀》项目，新版《小李飞刀》、《陆小凤》等根据古龙作品改编的剧集也将由多家影视公司搬上荧屏。据悉，《陆小凤传奇》将拍成系列三部曲共计100集，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陆小凤传奇》，吴奇隆有望出演陆小凤；《新上海滩》导演潘文杰则将开拍全球首部3D电视武侠剧《陆小凤与花满楼》，投资上亿；新版《水浒传》导演鞠觉亮将拍摄《小李飞刀》和《新边城浪子》……

游戏

网游公司争夺版权

今年上线古龙作品网游6到8款

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也开始紧抓古龙不放。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主席郑小龙说：“几乎每天都有游戏公司打电话询问购买游戏版权的事宜，今年上线的游戏大概在6到8款。”

昆仑万维近日消息称，以500万高价签下《绝代双骄》的独家全球性授权，将打造3D即时战斗网页游戏，除在大陆地区运营，还将面向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市场；腾讯研发的3D新网游《天涯明月刀》则请到知名导演袁和平、陈可辛加盟；《古龙争霸Online》则由智乐堂历时3年、耗资5亿元新台币打造……

业内人士表示，古龙剧已创造出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古龙游戏这座“金矿”还有值得深挖的空间。古龙作品一直是游戏受众的兴趣所在，尤其是年轻人，但游戏版权的争夺也相当惨烈，目前，古龙作品中最知名的《绝代双骄》、《楚留香》、《小李飞刀》、《流星蝴蝶剑》等已被瓜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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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文集》走经典路线

武侠小说迎来“正名时代”

武侠小说正登堂入室，离成为经典已不遥远。最近传来消息，北京朝阳区在为小学图书馆制定图书基本配备书目时，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列入其中。

虽然金庸这部代表作很多人小时候都读过，但真正由官方鼓励孩子读，这还是第一次。而即将出版的72卷本《古龙文集》，也采取如《托尔斯泰全集》那些经典文集的形式进行包装。以往被认为难入主流的武侠小说，真的迎来了“正名时代”？

《射雕》给孩子传递正能量？

曾有一位语文老师对本报记者说，她工作20多年，在课堂上“收缴”的《射雕英雄传》等武侠小说多达四五十本，“武侠小说对孩子影响太大，让他们都没心思听课了！”然而时代看来真的不同了，现在小学图书馆被规定必须配备《射雕英雄传》一书，否则就算不合格。

这个规定是北京朝阳区几天前作出的。一同入选这份馆配基本书目的还有《哈利·波特》和《苏菲的世界》等，但这些书都没有引起争议，倒是《射雕英雄传》的入选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家长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阅读武侠小说只会浪费孩子的时间，更严重的是，阅读武侠书可能上瘾，孩子沉迷其中，必然会耽误课业。“我们家里武侠小说是不让进门的，但现在孩子可以轻易并且堂而皇之地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到武侠，这让人很不放心。”一位家长说。

但制定这项举措的有关方面却认为有些家长对武侠小说怀有偏见，事实上，《射雕英雄传》不失为经典读物，郭靖的英勇、黄蓉的机敏，这些东西都能给孩子们带来“正能量”。阅读专家王林告诉记者，现在问题并不在于《射雕英雄传》是否应该进入小学图书馆，而是孩子们读的书为什么那么少。

《古龙文集》享受经典名著待遇

此事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因为人们固有的“孩子宁可不读书，也坚决不读武侠”的观念，第一次被教育主管部门否定。而据本报记者观察，除了官方，民间也在发起一场为武侠正名的行动。一套72卷本的最新版《古龙文集》很快就要上市。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小说还是那些小说，出版方完全采取包装经典名著的方式来包装，不再是以往武侠小说惯用的花哨却粗粝的包装，而是仅封面设计就数次推倒重来，选纸印刷更是十分考究。其精装的程度，毫不亚于像《托尔斯泰全集》、《川端康成全集》这些经典作家的精藏版图书。

《古龙文集》的出版方读客图书方面毫不掩饰他们推动古龙进入文学史的意图。据该书责编许姗姗介绍：“古龙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三大武侠宗师，所以一提及古龙，大家就习惯性地为他贴上武侠的标签。事实上，古龙的作品并没有事无巨细地描写一招一式，他关注的是‘人’这个真实的个体，关注的是爱情、友情、孤独、寂寞……这些人类永恒的主题，这些主题已突破武侠的范畴，我们不得不承认，古龙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许姗姗表示：“古龙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古龙的思想深度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他完全可以进入文学史。”

在许姗姗看来，以往武侠小说在文坛不被待见，主要是因为其“通俗文艺”的外衣让评论家们保持警觉。因为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太通俗的东西总是难以登陆大雅之堂的。可问题是，这也是评论家的一种偏见。

对武侠小说颇有研究的出版人李孝国告诉本报记者，以“金梁古”（金庸、梁羽生和古龙）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家，他们的武侠小说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学、武学，甚至还有医学，俨然一部百科全书，现在来看也非常有价值。

古龙的长子郑小龙在采访中也表示：“有人把古龙比为李白，金庸比为杜甫，从外在的性格来看，这种比拟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换以作品的角度，可能这话就要反过来说了。父亲早年生活坎坷，尝尽世间炎凉，所以小说中多有对底层社会与复杂人性的表现；而金庸出身世家，生活优越，反映在他的武侠世界，是天马行空的‘成人童话’。父亲的经历，让他的作品具备了传统武侠小说不具备的深度。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唯独人性的本质不变，我觉得父亲的作品已经超越了武侠这个类别。”

新版《古龙文集》号称是“史上最具收藏价值”的古龙文集，首次打破武侠的框架，将古龙作品归为“文学经典”，封面设计也走经典与时尚兼备的路线。许姗姗说：“古龙作为新派武侠小说泰斗，他创造性地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阐述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洞见，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所以古龙的作品，不仅仅是武侠，更是文学经典。”

古龙能否进文学史引争议

武侠小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武侠作家却一直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针对近来出现的新一轮“古龙热”，有网友提出“古龙应该写入文学史”，该话题引起众多网友跟帖。那么，武侠小说作家能否进文学史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网友争鸣：古龙该不该进文学史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笑得甜的女人，将来运气都不会太坏”……古龙作品中很多精彩的语言被人传诵，几乎成了人们最常见的口头禅。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古龙热”正在来临：72本《古龙文集》被重新出版，还有8部古龙剧、6款古龙游戏也将同时登陆全国，有人因此断言“2013年是古龙年”。

记者获悉，今年除了《小李飞刀》和《陆小凤传奇之金鹏王朝》外，还有《新陆小凤传奇》、《新萧十一郎》、《新边城浪子》和《古龙之欢乐英雄》等8部电视剧已开拍或正在筹拍中。网友“刀雨霏霏”说：“查了几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百思不得其解，古龙的文学水平完全可以比美文学大家，而古龙的文学地位却一直得不到传统文学界的认可。古龙的很多经典对话，简直精彩之极，应该被写入文学史。”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众多古龙迷的声援。

网友“笑红尘”则投了反对票，他说：“若将小说分为三六九等，在严肃的高雅人士面前，武侠小说估计是不入流的一类。而且武侠小说无非就是报仇、寻宝藏、找武林秘籍之类的，成天打打杀杀，大多数是一种模式。而且古龙的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传统文学那种意境。”

编辑观点：对“通俗文艺”有顾忌

昨日，最新版《古龙文集》的责编许姗姗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古龙一直被简单地归类为武侠作家。事实上，他取得的文学成就已超越了类型，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

许姗姗认为，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把武侠小说作家列入文学史，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编写文学史教材的人对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艺”有所顾忌，武侠小说历来被认为是不登文学大雅之堂的通俗文艺；二是武侠作家的研究者没有形成专门的机构协会，对武侠作家在学界的推广力度不足。“就古龙取得的成就而言是有目共睹的，古龙的思想深度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他完全可以进入文学史。”许姗姗如是说。

记者调查：学院派研究武侠作家

采访中，记者发现学院派对武侠作家的研究十分深入。以古龙为例，复旦大学教授、武侠小说研究学者章培恒曾撰文谈台湾武侠小说的新旧转型，分析了古龙小说出现火热现象的原因；著名文学评论家曹正文还出版了《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等著作；金庸弟子、北大教授孔庆东也出版了《古龙一百句》，对古龙作品进行多方位解读。

孔庆东表示：“古龙的作品之所以能跻身经典行列，依靠的不仅仅是诗意的、近乎偏激的浪子情怀。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幽暗意识。正是这种幽暗意识，使他笔下的浪子具备了一种人性光辉，从而有别于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笔下浪子常见的忧虑、绝望、颓废、彷徨无主的‘多余人’形象，也使其作品的思想境界达到了经典的境界。”他还认为，研究古龙的小说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目前，武侠小说作家能否进文学史还没有答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从文学史上看到曾给我们带来许多阅读快乐的武侠作家的身影。

翻拍古龙剧成奥数难题

网友表示难超原著

最近，上海读客图书曝出即将出版“史上最具收藏价值”的《古龙文集》，封面也华美亮相。紧接着，《小李飞刀》、《陆小凤》等古龙剧相继开机，演员造型曝光。除此之外，6款古龙游戏也陆续上线。古龙在逝世29年之后仍旧这么热，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作为当代华语文坛罕有的大师，古龙的作品是真正深入街头巷尾的文学经典。小李飞刀、陆小凤、楚留香等众多形象，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角色；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中国人最常见的口头禅，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古龙的小说远超金庸、琼瑶，成为被改编次数最多的作品。但观众却不买账，每次新的古龙剧出来，都会招来众多骂声。有古龙迷表示，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看着自己心爱的作品被改编被糟蹋，最后不得不回去重温原著。

但不怪改编剧“雷人”，古龙作品翻拍难度确实大。曾经执导过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吴倩莲版《神雕侠侣》、袁咏仪版《笑傲江湖》等多部古装剧的赖水清坦言，古龙剧的翻拍难度的确很大，“金庸小说的故事结构真实性比较强，大多作品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观众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故事，拍摄起来也较为容易。古龙的东西是飘逸的，这对拍摄的挑战更大”。有人说，古龙剧堪称是改编剧里的奥数题。

为什么改编古龙剧这么难呢？

一、剧情复杂，难以编排

有人认为，古龙的小说与其说是武侠小说不如说是悬疑小说更贴切，内容错综复杂，往往一个小人物最后竟成了幕后黑手，极具推理性，短短两个小时很难展现出原著风貌，哄哄没看过原著的人也就算了，看过的人一定会不屑的。

二、强调意境，难以把握

古龙喜欢强调情感氛围，不喜欢把结局写完整圆满。他的描法也偏向于抽象但具有画面感有时带点传奇小说中既定的语气。类似于：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但他确实在那里出现了。

三、人性复杂，难以演绎

古龙喜欢把人的性格写得纯粹而性情甚至偏执，但是他内心渴望放荡不羁，经常让主角陷入一种表面上无法破解的困境。这样复杂难明的主角内心同时又包含着作者本身的复杂的情感，是很难拍出来的，有细节描述不管多难都可以通过科技描述出来，但是没有细节只有文字的时候你就算明白也表达不出来，因为它包含着太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