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全11篇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2）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顾一段宏观经济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种种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他们痛恨宏观经济学缺乏严密性。他们抨击宏观经济学，然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一文，点燃了一场将宏观经济学付之一炬的熊熊大火。由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标准。与新古典综合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热情地坚持所有的决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厂商的产出、雇佣和定价决策，以及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谈判——都符合最大化行为。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放弃了刚性货币工资的假设。开始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后来他们又用技术冲击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

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六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最大化跨时效用函数。其结果是，个人决定的储蓄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5．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基本面的过度波动：新古典模型认为，股票价格反映了基本面，即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值。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3）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顾一段宏观经济思想史。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种种弱点，也正是这些弱点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他们痛恨宏观经济学缺乏严密性。他们抨击宏观经济学，然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后》一文，点燃了一场将宏观经济学付之一炬的熊熊大火。由他们发展出来的新宏观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标准。与新古典综合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是以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热情地坚持所有的决策――家庭的消费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厂商的产出、雇佣和定价决策，以及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谈判――都符合最大化行为。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放弃了刚性货币工资的假设。开始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不完全信息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后来他们又用技术冲击来说明失业和经济波动。

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六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最大化跨时效用函数。其结果是，个人决定的储蓄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4）

他们和Uzawa(1965)的研究完善了Ramsey经济增长模型，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但由于缺乏与实际经济的联系，在70年代早期，即理性预期革命和石油危机的前夕，增长理论已不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家集中于短期波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包括理性预期与商业周期模型相结合，改善政策评价的方法以及将全面均衡分析(CGE)应用于实际商业循环理论。

经过近20年沉寂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人均收入在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巨大差别。收益递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干中学和外部性的论题成为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中心。许多国家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统计数据的可获性，使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相互促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

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著作为开端，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一阶段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这些研究的动力是，认识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极为重要的。最近的贡献的特征为以研究内生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Romer(1086)，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研究，是建立在Arrow(1962), Sheshinski(1967)和Uzawa(1965)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们仍没有真正地引入技术转变的理论。将研究和开发(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结合进增长理论框架开始于Romer (1987,1990)。Aghion & Howitt(1992)以及Grossman & Helpman(1991)也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种活动由事后的某种形式的垄断力量予以补偿。如果经济社会能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那么增长率就能在长期中保持正值。然而，由于与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创造相关的扭曲的存在，增长率和大量发明活动的结果将不会是Pareto最优的。新的研究还包括技术扩散模型、对发明的分析与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相联系，对扩散的研究则涉及技术跟随型经济模仿这些技术进步的方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参数是人口增长率。而新经济增长理论最近研究成果(Becker & Barro, 1988; Becker, Murphy & Tamura, 1990)就是通过将生育选择分析结合进新古典模型，从而使人口增长内生化。其研究结果与大部分国家的经验结果相一致。其它的模型还涉及考虑移民和劳动－休闲选择的增长模型中使劳动供给内生化。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5）

由于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显性张扬，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已经对近30年来居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构成了严峻的理论挑战。本文依据经济学思想演变的理论和历史逻辑，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这种前沿发展作出分析判断，认为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将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复兴”。

二、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确定性与无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纳特(f.h．knight)提出。凯恩斯(j．m．keynes)的贡献是将这个概念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实际后果联系起来。凯恩斯认为，人们对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看法足以影响目前的情况，经济过程的现状是完全被动的、确定的，是由经济体系中的不同的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的不同看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体系的现状是行为主体关于未来看法的函数，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主动的，是自变量，而经济体系目前的状况则是因变量。由于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主动的“决策过程”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意味着经济体系的现状始终是同“事前”的预期相出入的。

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中包含着“无知”(ignorance)的内涵。他从来就不相信“不确定性”能够从经济体系或经济活动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类最终能找出一种方法来完全预期未来；相反，他确信，“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永远是经济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经济决策的现实结果也总是会同经济决策的预期目标相出入，所以，实际经济过程总是经济行为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经济的调整成本持续发生的过程。凯恩斯指出；“人们总是被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包围着、支配着，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决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条件，但这仍然不能保证新拟定的计划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设”不成立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分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一项演绎属性的逻辑贡献，这就是将人类的精神活动过程通过包含精神元素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行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动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贯穿全部经济学分析，因此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状态的理论假定，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学分析的思想路线。

关于人类精神活动状态的一项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类精神活动过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设，这个假设给经济学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两点：其一，数学方法作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着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在完全理性假设的条件下，人类精神活动及其行为后果对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构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冲击”。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设”，由现代经济学范式的价值概念引入经济学体系的人类精神活动特质就被抹平了，经济学分析的全部逻辑都可以被还原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条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路线。

同由“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构成的客观方面的“不确定性”相对应，人类经济行为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波动性构成实际经济过程中的起源于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关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经典概念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所谓“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这种精神是同人类经济行为“完全理性假设”水火不容的。人类经济行为中的心理过程的复杂性、波动性和自主性，是凯恩斯经济学解释实际经济过程缺乏稳定性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本人关于总有效需求规模的自主性决定因素的概括，就归结为三大外生心理学因素；边际消费倾向、投资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事实上，从凯恩斯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独立性和外生性，是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分析具备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概念的逻辑依据。因此，在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理论认识中，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起伏变动就会导致实际经济过程起伏变动，正如庇古(a．c．pigou)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所认识到的那样；“物体摆动的周期在磨擦的影响下趋于缩小；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推论，心理摆动的周期亦将如此，”

元素三：非瓦尔拉市场均衡分析的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马歇尔承接“边际革命”之后的新价值理论，启动市场价值决定的“双刃说”，主张币场需求和市场供给是两股相互独立的市场力量。“凯恩斯革命”在这个方面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观个体层次提升到宏观总体层次，并以三大心理学因素解释了市场需求之所以独立于市场供给的逻辑原因，从而使得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同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现形式“瓦尔拉定理”划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设”抹平了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独立性，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萨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渗透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之中。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一般均衡”及其现代数理表达方式“阿罗—德布罗均衡”(k．arrow & g.debreu)。这一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反映的是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派生于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函数的“恒等”的关系，而非市场需求独立于市场供给所产生的两股力量交互作用而达至的物理学涵：义的“均衡”，数学形式反映数量相等的逻辑关系，但“数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逻辑内涵之一，是事后的结果；“方向相反”才是构成“均衡”事前的原因。这是新古典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区别之一。

作为以上“凯恩斯元素”合理的经济学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想路线认为：现实经济行为及其宏观表现是内在地不稳定的，经济过程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以及调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国家经济管理作为市场经济过程的稳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凯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够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高度来归纳和理解上述凯恩斯元素，凯恩斯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范式区隔”就为后人所忽视。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中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定就被理解为一个权宜性的假设，而不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见解。于是，伴随着凯恩斯之后的标准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发生，现代经济学范式之中的凯恩斯元素就开始流失，主流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和误用开始泛滥。

(一)“新古典综合”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

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误解和误用是以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把马歇尔在微观领域的“局部均衡分析”与凯恩斯在宏观领域的总量分析割裂为互不相关的两部分，认为马歇尔的微观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为前提假设。这个两分法导致了关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他们否定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根据，就在于通过“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质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关于“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假设。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同“完全竞争从而市场价格灵活性的假设”的微观经济学相矛盾，因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并据此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经济学，

在“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假设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成了1960和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思想和学术交锋的焦点。一方是试图维持其经济学主流地位，“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方则是以“去凯恩斯元素”为理论旗帜的所谓“新古典主义学派”或“新古典经挤学派”。从逻辑上看，当时的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的运动可以有三种可能性：(1)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马歇尔微观基础”上；(2)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到“瓦尔拉定理基础”上；(3)改造“新古典综合派”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基础，使之符合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第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要重拾主流经济学中流失的“凯恩斯元素”，理顺凯恩斯理论与英国剑桥传统的逻辑联系。可惜这一思路的逻辑空间至今仍然没有被充分挖掘，所以泯灭在当时的争论之中，第三种可能性由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思斯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所发展，但是由于其信息经济学工具相对于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以未能挽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失落。于是，60～70年代的“微观基础之争”的结果是第二种可能性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式自7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根据瓦尔拉均衡，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在此微观基础上推导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否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认为经济周期仅仅来自于外生的技术冲击，并得出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一切政策都是无效的一系列与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对立的结论。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后果

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不断地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被清理掉。这种对“凯恩斯元素”的清理给当代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由于“完全理性假设”和“瓦尔拉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体系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体系自发地内在稳定，因为市场永远不会失灵。这就是通常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新古典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之上，其微观分析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所谓“代表性个人(repre—sentatlve agent)”的微观决策行为来代表宏观社会的决策行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有问题的。其一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合作失败的情况下，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是无法说明宏观问题的，除非假设那个代表性个人是具有思维分裂的特点，即忽儿具备某种信息，忽儿又把这种信息、给遗忘掉了，否则是不可能恰当地反映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二是如果市场失灵确实是某种宏观经济现象的根源，就不可能使用代表性个人的微观分析来解释有关的现象。因为，如果所有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因而可以使用代表性个人来代表他们的行为)，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交易，也就没有所谓市场失灵的后果了。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无效性”推论否定经济学“经世济民”的社会功能，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思想作为，因此由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通常拘泥于琐碎，思想贫乏，贪图技术运用的便利。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技术运用方面的考虑也是其原因之一。因为在构建宏观模型时，特殊性和一般性的权衡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如果理论不够特殊，就难有可解性，但如果理论过于特殊，又不具有一般性，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现象。瓦尔拉一般均衡忽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等复杂的真实条件，便利数理方法的运用和模型求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乐于把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建立到这个微观基础之上。然而，在这种技术体系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实际经济问题或起源于经济过程的社会问题时就会表现得茫然和无所作为。

四、回归凯恩斯：当代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元素”的恢复

19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践性构成了世界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面对危机提出的，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为主导的危机处理措施无能无效，为人诟病。几乎在同时，在阿根廷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导致国家破产，新古典主义颜面尽失。如果说这两个案例毕竟发生在境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推诿的借口的话，小布什执政以来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熏陶下的美国经济学家们的无能为力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官方和社会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信任。由于对国内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小布什的“有学术背景”的经济顾问班子这次非常不体面地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实干家背景”为主体的经济操作专才。国家管理的实践家们开始思念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政策推论。这些都为“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回归提供了现实的实践背景。事实上，西方一些敏锐的经济学者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思想潮流变换的趋势，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提出了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概念，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凯恩斯元素”在现代经济学学术领域的回归始于80年代末，但是从暗流涌动到显性张扬则只是近两年的事。事实上，如果留心反映当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情况就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除了少数技术专家之外，凡是具备一定经济学思想内涵的诺奖得主都落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圈子之外，这两年的诺奖得主则更加就是公开的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复活者。

斯蒂格利茨曾归纳出三个市场上的三种困境，并认为这晕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困境。 　 1．就业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总是观察到实际工资变化微小，而就业率却相对大幅度地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在均衡(准确来说是“恒等”)的情况下运作，要调和这种事实与市场出清模型之间的矛盾，只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假设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工人就不应该对失业感到忧心忡忡。其二，是假设劳动力需求曲线与劳动力供给曲线同时恰到好处地移动，互相抵消了彼此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但劳动力需求曲线为什么要移动呢；在完全竞争的理论下，作为价格接受者和工资接受者的企业，除非受到技术变化的冲击，劳动需求曲线是不会移动的，更不必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移动到恰好抵消了劳动供给曲线移动幅度的地方去。劳动市场的困境，实际上是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对失业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更糟糕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性以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来摆脱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尴尬；“自然失业率”的概念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驼鸟政策的结果。

2．产品市场的困境。为什么实际工资变化不大，产出的波动却要剧烈得多，供给函数的弹性有那么大吗?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调整和其它产业的调整双管齐下可以将大部分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抵消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带来巨大的冲击，即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s)”，1990年代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流的“真实周期理论”试图用计算机来模拟经济周期，不过，连可重复性这一做实验的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其模拟实验解释力又从何而来呢?产品市场的困境，实际上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经济周期的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困境。

3．资本市场的困境。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于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即货币政策无效。而新古典主义的“完备资本市场(perfect capital markets)”理论则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这个货币中性的结论：在完备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共财政政策也是无效的，然而，大量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的确是有效的。特别是货币当局也许不能够将经济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却可以将经济引入衰退中。为什么会是这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无从解释。

相反，通过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的恢复，以上这三个市场上的理论困境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造成这些困境的现实原因，一是实际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二是人类经济行为的“非完全理性”。近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颁发给在这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元素”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对称信息”和“行为心理学”的角度针对以上理论困境提出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理论解释。

中心的问题是对凯恩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假设作出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在1960年代就是通过质疑凯恩斯这一假设而否定凯恩斯经济学的。然而，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虽然是以假设形式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一个真实存在，因而是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只要在理论上证明，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确存在，则凯恩斯一整套的宏观理论就仍然有效，也就是说，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政府的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以斯蒂格利茨、阿克尔洛夫(g.akerlof)和卡纳曼(d．kahne-man)等为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路线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正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

为解释名义工资粘性，斯蒂格利茨和耶伦(j.yellen)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效率工资概念(efficiency wages)，认为有效率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市场出清的竞争均衡工资，而是略高于这一水平的工资。由于效率工资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也就是工资下降到效率工资水平时具有刚性，不会进一步再往下降到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工作职位少于求职人数，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产生。由于存在着雇主对雇员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雇员很清楚自己是否已尽力工作，雇主则不可能完全清楚)。雇主一方面为了鼓励雇员努力工作，会将有效的工资水平提到比竞争均衡水平高的程度；另一方面，实际的工资水平比竞争均衡水平高，也就造成了企业外部存在着较多的失业的求职者，对内部的雇员施加了压力，要努力工作以免丧失这较高的工资收入，这跟信贷配给理论(credit-rationing theory)认为贷款人故意将利率订得比竞争均衡的水平低，以使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在贷款供不应求的压力下按时还债的解释是共通的。

同时，阿克尔洛夫和耶伦并不限于用信息理论来解释名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他们发挥凯恩斯思想路线重视人们的心理行为的传统，主张从人的心理学、社会学假设中寻求对名义工资、价格粘性的解释。阿克尔洛夫明确指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对人类行为的假设有三个重要的考虑：(1)互惠主义(reciprocity)，如人类学中的交换礼物理论(gift exchange theory)。(2)公正(fairness)，如心理学中的公正理论(equity theory)。(3)信守团队道德(adherence to group norms)，如社会学中的参考团队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和心理学中的团队形成理论(theory of group formation)。在互惠主义的作用下，雇主会倾向于向雇员支付高于竞争均衡水平的工资，以换取雇员对企业的忠诚。而在公正理论的作用下，如果工资低于雇员认为是公正的水平，雇员就会倾向于出工不出力。至于团队道德理论则决定了雇主和雇员形成关于什么是高于竞争均衡水平而又是公正的工资水平。

另外，依据卡纳曼和托维斯基(tversky)等发展起来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阿克尔洛夫认为，雇员如果是以名义工资为其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名义工资粘性就是展望理论的自然而然的含义，展望理论是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假设人们的决策行为不是最大化决策做出后的财富水平，而是根据某些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来衡量一个决策行为所导致的境况变化是带来收益(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高于参考点)还是带来了损失(即决策后的财富水平低于参考点)。而同样根据心理学的理论，人们更重视回避损失甚于追求获得收益。因此，人们对于收益表现为风险厌恶，对于损失却表现为风险喜好。那么，如果雇员以名义工资为行为决策的参考点的话，他们将表现出极力阻止名义工资下降，从而造成名义工资的刚性。

就业市场的名义工资刚性问题由于“凯恩斯元素”的恢复而得到解释，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也相应地迎刃而解。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解释产品市场的“蝴蝶效应”。斯蒂格利茨则以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导致名义价格粘性，使厂商更多地以调整产量而非调整价格来对冲击做出反应，从而解释了乘数效应的产生机制。

关于资本市场的理论困境，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用名义价格、工资剐性的假设说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阿克尔洛夫则进一步根据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指出，人们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从而会与最大化假设下的行为之间有一点点的偏离。由于这种偏离所带来的损失微乎其微，人们会倾向于对冲击反应迟钝，造成工资、价格的调整都带有粘性(sticky)。这种根据简单的经验规则而非最大化规则作决策的假设，阿克尔洛夫称之为“近于理性(near-rational)”，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相区别。在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反周期政策时，由于人们的决策行为是“近于理性”的，价格制定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不会对于需求冲击(由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偏离最大化行为的损失甚微，影响是二阶性质的(second- order)；并且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是一阶性质(first-order)，即影响相对于冲击而言是极其显著的，所以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至此，至少是在经济学短期分析领域(the short vision)，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凯恩斯元素”得到了充分的恢复。

五、结　语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元素”回归表明，凯恩斯在1930年代提出的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在当代被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地位有可能恢复。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看，这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现代经济学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在面对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潮流变动时，则仍然显得相当被动，虽紧赶慢赶，亦步亦趋，但通常赶上的也是一些潮流后的“货色”。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中国经济学者所处现代经济学研究“”，只能步“中心”之后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相当多中国经济学者缺乏学术研究过程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变迁发展的前因后果的了解，因而既不能也不敢预见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从而难免落后于人。在潮流即将变化之际，我们所需的并不只是今天主流经济学的“知道分子”，更需要的是能够认识其发展趋势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把握明天的主流，从而在将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世界对话。

中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问题是内需的形成与管理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假设在我国比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同现实的相距更远。如果新古典体系在西方国家都难有作为的话，那就更加不能想象其理论结论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情况。所以，面对国外的各种“先进的”经济学说和理论，选择仍然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对于解决我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有所助益的理论学说，才是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中的“凯恩斯元素”的回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好的选项。要解决我国的经济实践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具备优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knight,f.h.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m].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21.

[2]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cml.london:macmillan co.,ltd,1936.

[3]keynes,j.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vol.51,1937.

[4]pigou,a.c.keynes's‘general theory':a retrospective view [m].london:macmillan gu co.,ltd,1950.

[5]arrow,k.and g.debreu,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j].economitrica,22,1954.

[6]samuelson.p.a.economics[m].new york:mcgraw-hill,1948.

[7]krugman,paul.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m].new york:w.w.norton,1999.

[8]stiglitz,joseph e.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the new keynesian economics.in alessandro vercelli.and micola dimitri (eds.),macroeconimcs:a survey of re-search strateg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9]stiglitz,joseph e.theoriesof wage rigidities.in james l.butkiewicz,kenneth j. koford,and jeffrey b.miller(eds.),keynes'economic legacy: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ies.new york, praeger, 1986.

[10]yellen.janet.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1984.

[11]akerlof,george a.and yellen,j.a near-ra-tional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with wage and price inertia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1985.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6）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7）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8）

摘要：把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划分为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阶段，然后阐释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和联系。从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核心理论等不同方面对比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都是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资源配置的选择，对正确引导初学者认识和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区别;联系

由凯恩斯开始，西方经济学便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涉及到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解决社会中不同利益矛盾实现社会稳定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利用问题，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这也正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形成

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四个时期。

1.重商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终止于17世纪。马克思称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但由于重商主义者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其内容也只是一些政策主张，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只能说是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2.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时期

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自由放任，让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使人们在追逐自己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合理而有效的分配。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了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经济科学。

3.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与建立时期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奥地利经济学家K.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经由其继承者庞巴维克，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A.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把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4.当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时期

当代西方经济学以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大危机的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著作把产量与就业水平联系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并用有效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存在的原因，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需求管理的办法。凯恩斯所提出的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体系。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设有以下三点：(1)完全理性;(2)市场出清;(3)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等，现代微观经济学还包括了产权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时间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单个经济单位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居民户(消费者)与厂商(生产者)。居民户与厂商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即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户要实现满足程度(即效用)最大化，作为生产者的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居民户如何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商品的消费，以实现满足程度最大化，以及企业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各种商品的生产，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德逊强调：居民与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不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单位，而研究由个体单位构成的整体。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夏皮罗则强调说：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4.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不同

微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的最优配置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研究现有资源为什么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怎样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经济如何增长的问题。

5.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和支配居民户与厂商行为的是价格，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内容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作为最基本的总量，以国民收入决定为中心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6.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怎样决定，个量分析就是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例如，对某种产品的产量、价格的决定的分析就属于个量分析。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总量分析就是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这种分析说明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例如，国民收入是构成整个经济的各个单位的收入总和，总消费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单位消费的总和等。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

1.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相同

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相互补充

微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是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怎样才能使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就其内容来说，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只有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经济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3.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分析法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假定社会经济制度是既定的，它们不探讨和考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原因和后果，而只分析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问题。这种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问题，只分析具体问题、只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的方法就是实证分析法。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

4.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整体经济是单个经济单位的总和，微观经济学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这两个领域曾一度界限分明，对如何把微观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理论。不过，近来这两个学科已逐渐融合起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如凯恩斯主义学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综合派也接受了这一基本观点，并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综合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之内。

总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虽然先后形成，但二者要解决的本质问题是相同的：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选择――资源配置。在基本假设、基本内容、研究对象、解决的问题、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更应该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辩证统一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花球.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厉以宁.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崔冬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41-42.

宏观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个体的行为及运行规律的科学。经济社会个体的总和构成经济总体。因此，由个体的一般规律就有可能得到经济总体的一些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分析了市场的需求、供给、供求均衡及供求变化对均衡的影响。

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该商品的数量。需求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呈反向关系。对应需求曲线D为负斜率。供给定理是对于经济社会的大多数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呈正向关系。对应供给曲线S为正斜率。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反之，向左平移。市场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当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供过于求，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供不应求，价格会上升。市场通过价格杠杆作用的调节趋于均衡点E，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数量为Q0。如图1所示。

当非价格因素变动使需求或供给变动时，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改变，对应的均衡改变。如消费者收入增加，对于正常品而言，需求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为D1。均衡点为E1，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数量为Q1。如图2所示。再如，生产成本下降，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平移为S2。均衡点为E2，对应的均衡价格为P2，均衡数量为Q2。如图3所示。

二、微观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对宏观问题的解释

从图2可以看出，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上升到P1。由于经济社会大部分商品属于正常品，就经济社会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1。均衡数量一方面是生产者的供给量，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在这里不考虑新产品的出现和旧产品的退出，只考虑现有产品。供给量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需求量增加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消费者收入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上升。

从图3可以看出，当生产成本下降时，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均衡价格由P0下降到P2，均衡数量由Q0增加到Q2。说明生产成本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引起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有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在经济社会中，生产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生产要素的价格却一般是上升的。如果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起的成本下降高于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引起的成本上升，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同时伴随价格水平下降。

三、由微观经济理论到宏观问题的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消费者收入或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活水平。但提高消费者收入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削弱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会使价格水平下降，提高人们的实际购买能力。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9）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41-01

1 营销的4P理论

营销理论是一门应用学科，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其基本的营销观念受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和规定。美国营销理论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营销管理》中认为:“营销是个人和集体通过创造，提供出售，并同别人交换产品和价值，以获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这一定义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商品、服务与创意);价值、成本和满意;交换和交易;关系和网络;市场;营销者和预期服务。”这里不难看出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时间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单个消费者、单个厂商和单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构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是其理论的基石。“准确地说，4P存续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经济学理论对营销观的影响和启迪的结果。而从经济形态来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从19世纪后期到1929年全球经济过剩危机这一时期内，世界经济的主流是短缺经济。4P代表了销售者即生产者的观点，即卖方用于影响买方的有用的营销工具。4P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中心，4P理论的时代背景是卖方市场，是短缺经济时代下的产物。4P理论的目的是以企业或生产者的利润为目标。

2 营销的4C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个性化、人文化、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传统的4P理论已不适应新的情况。 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和劳特明教授为代表的营销专家认为:企业从事营销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为此他们提出了营销组合的4C理论，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 Cost)，沟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论的提出对传统4P理论冲击很大，传统4P理论是一种企业导向而不是真正的顾客导向，以4P为核心的传统营销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经营思维，本身带有销售观念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痕迹，而4C理论的经营理念则刚好相反，它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经营思维，是市场观念的具体体现。

4P到4C是营销观念的变革。传统营销理论强调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四要素。这种4P理论认为，企业只要围绕4P制定灵活的营销组合，产品销售就有了保证。

3 营销的4W理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既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是后者的方法论基础，营销理论无论是4P和4C理论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在4Ps和4C之后，人们提出诸多营销新理论，来刻画知识经济时代的营销理论创新，如社会营销、关系营销、生态营销、网络营销、整合营销等，但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确实有创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营销理论创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启发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均是对实际营销现象的经验总结，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也不断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两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产――消费者全新的分析单元，提出了4W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4P是第一代营销理论，4C是第二代营销理论，而4W是第三代营销理论，4W是4P和4C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

笔者认为，如果从营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看，或者从4P和4C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实务来分析的话，4P和4C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逻辑结构中的同一论，即4P和4C的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4P和4C理论两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以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来观察市场营销，4P以生产者的角度来演绎出一套营销理论，4C以消费者为出发点来发展出一套营销理论。这也是4Ps的营销近视症和4C理论的营销远视症局限性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论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观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的流行写法，是以马歇尔对需求和供求的狭义解释为基础。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在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利用供求、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该框架有三个基本的假设:第一是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第二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的狭义解释以及他对这两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强调;第三他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了专业化经济概念。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法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奠基石，它使得“边际学派”得以兴旺，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与方法上构建了较为厚实的基础。两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经济学中的体现与应用，被当作微观经济学分析柜架的标准构件，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之两分这一致命缺陷，从而导致4P和4C理论存在相应的理论局限性。如果我们采用一种接近现实的框架，用消费――生产者代替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和卖什么。在这种框架里，在选择不同职业的个人之间，消费者-生产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纯消费者地位与纯生产者地位之间的不对称。

从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市场营销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第一代营销理论(包括4P和4C)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单赢营销理论或优化营销理论，第二代营销理论(4W)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营销理论，或称为共赢营销理论或博弈营销理论。笔者将之概括为4W营销。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础上的总结和扩展，4C比4P进步的观点有二:一是观察市场营销的角度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这意味着“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地满足顾客需要，同时和顾客保持有效的沟通”，与4C相比，4W是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生产者――供应商、生产者――环境四个范畴来全而审视市场营销，4W认为获胜的公司必将是可以方便经济地满足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的需要，同时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环境、供应商双赢的结果。总之，4W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相比，它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磋商、共赢、合作、参与、学习、分散、柔性。4W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其与4P与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场规则，公共利益认同之上的合作这一新经济观。

综上所述，4P，4C，4W营销组合理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这样理解:它们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完善和发展的关系，它们都有深刻的微观经济学的渊源。由于企业层次不同，情况千差万别，市场及企业营销还处于发展之中，因此企业在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0）

综上所述，新剑桥学派提出的在价值理论上建立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在所有经济学流派中是独树一帜的。其他学派基本上都在统一“理性人”假设及其逻辑推理下，试图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做法的实质是试图从理性的个人出发来证实亚当•斯密描述的理想世界：所有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福利。虽然经过了瓦尔拉斯、帕累托等一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推理，但这个理想世界却始终没在现实世界出现过。我们看到的却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个暴力竞争的世界：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拥有最适应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常规”的厂商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而其他厂商则被淘汰。行动者所面临的市场只有两种选择：适应或者死亡。在这种市场规则或“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如果社会是由每个成员组成的话，那么个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不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提升。这是高深和精巧的数学推导都无法解决的。因而当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则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倒退到斯密的私人利益与社会“一致论”和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从而用微观经济学取代了宏观经济学”。

这不仅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逻辑矛盾，相反造成了二者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和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分歧和对立。实质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特意微观化或建立一个微观的经济学，而是为了把商品价值的讨论引入一个主观效用判断上来，消除劳动价值论的“危险”倾向。边际效用学派着重于从物质方面考察经济，重视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较完整的使用价值理论，但却片面地把交换价值仅仅理解为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片面地认为价值决定于需求，从而否定了生产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否定了劳动创造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关系。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指出了效用概念是“用效用来解释效用”的形而上学本质。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无法完全否认劳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所以他要调和古典学派的生产成本理论上和新的效用概念，于是他说，“价格决定于供求两方面，就象一张纸用剪刀的两面刀片剪裁一样”。在这样做时，他粗暴地歪曲了古典学派的剩余产品概念。“真实的生产成本是由人们的努力和牺牲所构成的话，唯一的剩余产品是地租，这是‘自然的免费赠品’。”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恢复个人的经济作用，而在于通过模糊的效用概念及其理论混淆阶级利益冲突，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劳动价值学说和剥削概念系来自生产条件的探讨。新古典学派则把注意力转向交换，并把效用概念作为商品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于是收入的阶级根源被丢弃到一边，而把市场相遇的各个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根据。”从方法论的缺陷上来看，从“理性”个人出发来求和社会总量，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就是“个人互动成本”。即使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完全理性经济人”之间也是存在互动成本的“，因为在一个个人最大化的世界中有很高的测量和实施成本，这类成本是不对称信息所造成的普遍道德风险的结果”。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都是以“一盘散沙”似的个人组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太大了。科斯（RonaldCoase）就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发现了企业与市场的不同之处：企业更能节省交易成本。个人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他们之间的互动会造成相关浪费，如果每个人也都经验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组织———家庭、家族、部落（或种族，它们不一定完全基于血亲，从家庭到部落，血亲关系逐渐淡化），这些组织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争论。

在关于个人互动成本的合理假定之下，我们可以推断，在一系列的市场中，竞争均衡将逐渐变化为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形式。即使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大多数社会也不会选择竞争均衡。原因是，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是个人追求自我最大化的利益。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单个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式社会，而是利益组织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称之为“阶级”，现代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利益集团”。竞争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假设，是经济学处于一个成长阶段的理论。现代社会不同于当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完全竞争均衡”时，总是注意到或总是伴随着讨论了另一个主题：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的主题：一方面，“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另一方面，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看不见的手”。因而，斯密的“人人利己最终带来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的假设也随之破灭了，完全竞争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范式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现。

在西方学者眼里，由于缺乏理性的假设和推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在他们看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是要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基础上，否则，就不能保持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这种流行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从“理性”出发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具有极强的鲁棒性，以它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可以以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例来检验这个命题。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样版而编写的一部教科书。它的出台，大致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样，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政治经济学它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对斯大林体制的规范判断、价值评价。前南斯拉夫学者勃朗科•霍尔瓦特甚至认为苏联政治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一种官僚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效用主义的经济学：“两种伦理学不是完全相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个人与社会相对抗；而在官僚的世界里，集体与个人相并列———但是它们产生了相同的思维框架：盲目地因袭了效用积累的最大化观点（物质产品和权力杠杆）。效用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它的历史起源有关；但是，效用主义也恰恰可以很自然地被加以集体主义的解释。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人选择的原则应用于社会，这正是官僚在所有的时间里做的事情。”

从逻辑理路来看，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不是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发，不是对生活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社会成员必然行为方式进行科学抽象，而是先验地来自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规定，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推出了一系列的基本行为假定。从学理上看，这些基本行为假定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具有完全相同的逻辑理路。

（1）新古典理论对经济人作了“完全理性”的假设。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公有制前提下，对个人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全理性假设。

（2）新古典理论认为，理性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追求效用最大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行为假设的结果，就是认为它必然带来社会产量的最大化。

（3）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中央计划的。

（4）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是均衡的，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计划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是按比例协调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假设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前提，它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在学理上都归属于效用主义，都遵循严格的最大化假设，它与新古典理论的行为假设在逻辑理路上具有完全共性，只不过是在内容上却截然相反。或者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逢西必反”，但在逻辑理路上却是与新古典理论不知不觉地“接轨”了。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必然会导致“最大化”的经济结果：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种假设也必然会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而计划经济必然是要求生产资料的不断地公有化，公有制与完全理性假设内在统一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在这种逻辑理路影响下自然就产生了一个论调：从个人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变为国有所有制是低级所有制向高级所有制的“升级”。这个论调一度甚至被人们认为是马克思社会进化论所揭示的一个真理。但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中，所有制只有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区别，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低”之分。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在适合各自的领域里都能发挥出它们的优势。恩格斯说：“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

可见，恩格斯特意强调的这个观点还是被人们忽略了。“真理”不是逻辑和修辞学上所断定的事情，而是凭借广泛的证据证明了的事情。苏联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崩溃，因而认为以理性人为出发点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结论的错误是不言自明的。它除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益受到新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渗透和侵蚀之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贡献。实质上，马克思早已指出理性主义分析不是一个科学的、实践的态度。马克思认为这种态度在方法论上就是错误的，“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

理性方法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认识工具，只有理性范畴的发展适应于不断变化的情况，才使理性方法具有现实的意义。因此观察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论分析前提不应是理性泛化了的“抽象的人”，而应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行动的个人”、“现实的人”。“经济人”假设的错误就在于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苏联政治经济学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它的不成熟和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但苏联政治经济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来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因而基本上不知道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或价值），只好在现实中把工人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完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因而，“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

因而，社会主义没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用讨论劳动价值问题了。这个看法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二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并直接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只有实施的义务。似乎这样做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途径。但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和贯彻劳动价值论及其精神实质呢？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基本上都是把劳动价值论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就像新古典理论把“理性人”看成经济学不变的逻辑起点一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学说也被一些社会主义者看成是不变的理论前提。这种观念及其态度，实质上是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一直在不断地反思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今天，当我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发现，人们一般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但很少对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作用的规律性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概念框架的基础，即没有发挥着功能性和结构性概念的作用，以及理论体系的一以贯之的逻辑重心。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将随着经济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那么它将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呢？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否以劳动价值为理论出发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性收入将如何体现以及得到保障？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劳动价值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在改革开放走完增量改革而转向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劳动者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降低、特殊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社会和谐指数随着两极分化逐渐降低，等等，说明国民经济的分配性矛盾已经超出了生产性矛盾。这些经济政治问题，都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劳动价值问题，而不是直接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拿来作为辩护的工具。为了辩护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展的目的，劳动价值理论则很容易遭到歪曲、篡改，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从历史经验和文献来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也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在当时也被人们认为是对当时经济事务进行了较好的科学解释的理论。但当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并运用它来改造劳动价值理论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被终结了。劳动价值论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关键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劳动二重性从而创造性地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价值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价值，也没有把劳动价值论当作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普遍理论，而是将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并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微观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实事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说，也是一个分析工具。

古典微观经济学篇（11）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