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大全11篇

当代文学思潮篇（1）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学潮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思潮篇（2）

1.1媒介文化思潮

首先媒介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社会文化最为直接真实的体现，可以分为电影文化、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其次媒介文化也是亚文化系统，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比如说推行社会价值规范、构建社会价值意识等。媒介思潮就是在坚持媒介文化基本理念的前提下对大众媒介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各方面的现象进行评价，主要的理论构成包括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等多方面的内容，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更好地去揭示大众的生活属性、意识形态等文化结构。

1.2当代文学观念

所谓的当代文化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由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当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分为多个阶段和学派，比如说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其次也指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能够对这一时期和这一背景下的社会现状更好的揭露，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形式上进行了最为直接的批判。当代文学观念及时对文学历史和现实的直接评价，尤其是新世纪文学现象的阐释，是当代文学观念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直接的内容。

2.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的关系

2.1媒介文化下的当代文学观念

随着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媒介文化理念的渗透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文学的现象中存在一定的媒介文化语境，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需要媒介文化的参与，需要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促进新时期文化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深入。现代媒介的深入不仅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和本质，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生存的基础，尤其是社会价值的逐渐丰富，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大众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电影文化、电视文化和网络文化在现代文化中的渗透使整个社会的文化有了很大程度的丰富。

2.2文学阐释的媒介文化态度和媒介文化视角

从媒介文化的视角去更好的阐述社会现象和本质，重要包括对文学精神的批评，历史转折的阐释以及新格局的奠定。文学精神的批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批判精神，在大的文学背景中，文学精神受到市场经济、市场格局等环境的情况会走上狭隘的道路，所以需要用媒介的视角去进行自我批判，更好的揭露这种反面精神；历史的转折主要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文学的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也经历了一定的困难，比如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在文学的发展，以媒介文化的视角去批判和分析，从而达到了转折的目的；新格局的奠定主要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从媒介的视角分析主要是网络文化的渗透，在现代文化观念中深入了更多的网络文化，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

当代文学思潮篇（3）

 

女性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崭新的面貌迅速崛起，其作品在数量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是新时期重要的文化景观之一，也是中国女性写作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机构成和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对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进行简要评述。

一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张洁发表于1982年第2期《收获》上的《方舟》是有意识探讨女性问题的作品，其目标直指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对待。女主人公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事业，几乎都是反传统角色的化身。然而这个“方舟”也不是真正的避难所，她们躲开了丈夫，却逃避不了整个社会，这就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悲哀，正如小说题记中所说的：“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1]]

张辛欣1983年发表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反应的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纯粹的“性别问题”。它更集中的体现男女两性在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自我实现机会之时，实际可能遭遇的两性空间冲突。认为女人对于“天赋平等”、“竞争”机会同样有充分的权力意识中国当代，要求实现自我而不愿意做出牺牲。

二 男权文化传统的解构

在《玫瑰门》里，铁凝试图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角度阐释女性的历史命运，发现女性的悲剧是超政治的“性别”悲剧：司漪纹年轻时的意外失身使其从此沦入罪恶深渊，接纳了丈夫的一切折磨。文革时她献出房子和财宝，但无人理睬。这一切表明，女性在主流社会和文化中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揭示了男权文化中女性生命的无地位无价值。司绮纹一生都在努力进入传统家族和现代社会秩序，却不断地被排挤拒绝，究其根源是男权社会对底层妇女的压迫。这预示着女性作家们试图摆脱或改变男性历史对女性存在的漠视，开始用逐渐强大起来的笔，自觉的书写自己的历史论文服务。

王安忆的“三恋”率先突破禁区，肆意言说女人真实的“性”体验，大胆书写女人的性爱意识，颠覆了男权社会里两性关系中男人处于操纵、主控地位的性别秩序。小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的笔触描绘女性的私生活，是女性作家文革后以性爱题材为主的小说首创，也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为唤醒女性意识的充分表现。三 私人欲望写作的狂欢林白是个体性别意识很强的作家，《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与外部世界的战争，是女人自己的战争，即作者所谓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2]]这是一份新颖独特的自白，以极其坚决彻底的女性姿态刺激着文坛。在林白笔下，性意识的反复强化使其作品不可避免地成为“个人”的经验，一种呈现出女性英雄叙事特征的书写方式中国当代，这种书写方式执著于女性个体的突围。

“新新人类”作家卫慧、棉棉则“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以女性私人化的笔法和“身体写作”的态度，来直露地宣泄女性的欲望，描写女性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卫慧的《上海宝贝》描写了女主人公倪可情感爱情和生理需要的对立和颠覆，体现了纵欲、虚无颓废和无法自持的生存观念。躯体写作的出现是女性中国封建文化反抗性压抑的产物。女权主义作家反叛男性主义文学传统，认为只有女性自己的性话语这把闪着寒光的利刃，才能刺中男性叙事中心的要害。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深远而强烈的。女性在被公众的注视中满足了自己融入公众空间的欲望，反过来这又满足了男性窥视欲，背离了女性拒斥男性及男性文明的最初目的。

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一道触目而亮丽的风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以艺术审美的方式，实现了自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之后的又一轮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女权启蒙，借助其强大的思潮推动，女性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以及社会进步是女性主义文学价值追求的最根本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荒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演变[J]，广东社会科学，2005，1.

[2]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当代文学思潮篇（4）

一、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

探究媒介文化思潮如何形成，首先要了解媒介文化。它是由媒介、文化及大众媒介生产的文化产品构成的文化形态，是人们物质与精神生存方式的综合反映。媒介文化涵盖了影视、网络等不同类型文化，具有推行社会价值规范等社会功能。而媒介文化思潮则是“以媒介文化视域为背景，以大众媒介为途径，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评价，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揭示物质生活属性及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形态”[2]。

作为媒介文化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当代文学，“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运用四分法将其划分为新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四个阶段” [3]。当代文学观念主要形成于新世纪文学阶段，是对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直接评价。而当代文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时期，也正是媒介文化思潮波动的重要时期。二者的时间重合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媒介文化思潮对当代文学观念的影响

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与媒介文化思潮的发展紧密相联。可以说，媒介文化思潮的涌现是对当代文学观念的阐释。其复杂性与多元化背景，是对当代文学精神、文学转型、文学现实格局等观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艺术品质呈现精英化与大众化两个极端。在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自然划归于精英化与大众化两个层次。这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阶段。从对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来看，大众化文学艺术作品显然更具有传播力。虽然精英化文学艺术作品自有其小众群体，但在传播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大众化作品。这种两极文化虽然并非稳定的常态，也存在相互渗透的现象，但很难聚合为一体。这是少数文学艺术作品无法融入媒介文化思潮的原因之一。

文学艺术价值具有展示性与膜拜性。这是由不同艺术价值判断基点决定。复制性文学艺术作品在新世纪文学时期较为常见，也是媒介文化评判的焦点。抛开原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谈，其被模仿的现象本身已体现了文学艺术价值的膜拜性与展示性。但机械性地复制，非但达不到原作的传播效果，还有可能降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平浅艺术观照。此类文学艺术作品必然被媒介文化思潮所湮没。

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像化。文学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文字。但随着科技发展，影像技术不仅掀起了科技浪潮，也对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形式产生了冲击。人类的阅读不再以文字形式为主体，而是步入了文字、影像、声音等形式并存的时代，这是社会文化发展与科技革命形成的必然趋势。但从媒介文化思潮来看，对文学作品影像化的评价以批判为主。实质上体现了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在叙事风格与形式上的权力制衡。

三、媒介文化思潮下的当代文学观念

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是在媒介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媒介文化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品质、价值和表现形式，制衡文学观念的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创作自主权和艺术性，对文学艺术的阐释、文学形态和文学理论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一）媒介文化思潮下的文学阐释

文学阐释是大众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诠释，受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阐释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阐释，既体现了历史时代、地域文化对大众审美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也暗存媒介文化思潮的社会环境影响，以及媒介文化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力制衡。即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与媒介文化的传播与生产紧密相联，并且保持同步。其次，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转型阐释，应与媒介文化思潮的变化同步。也就是说，媒介文化思潮的不同历史阶段，催生了文学艺术作品的转型。如近年来媒介文化思潮向网络文学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文学走红，不断有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是当前媒介文化思潮的主流，体现了大众媒介对网络文学的认可。同时这次历史转型，也标志了传统文学向新媒介文学的转型。再次，媒介文化思潮引领文学现实格局的阐释。当代文学观念所经历的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我国媒介文化思潮涌现的四个阶段。如当前媒介文化思潮中涌现的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介文学，以报刊、广播、影视为传播媒介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影像化格局。可见，文学现实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媒介文化背景下，存在不同的阐释，这是由媒介文化思潮的主导地位决定的。

（二）媒介文化思潮下的文学形态

不仅文学阐释观，文学艺术的表现形态也受到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观受到影视化叙事风格的影响。在新世纪媒介文化思潮中，文学作品的影像化表现是格外受到关注的现象。一方面是文学名著改编影视作品，其创作母体是文学作品。不仅我国的多部文学名著走上荧屏，国外很多优秀名著也纷纷搬上大屏幕。名著改编影视作品的媒介文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作品叙事形态的影视化。

另一方面是影视同期小说，此类文学作品在创作中已融入影视化的叙事风格，自觉、主动地以媒介文化思潮为起点进行创作。在这一方面较为明显的是由剧本改编小说的现象，也有剧本与小说同步创作的情况。从文学作品形态来讲，这些作品的归宿已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影视作品的媒介形式。其创作母体也变为影视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受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颇深，无论从初始创作意图到终极文本，再到后期的影视作品，虽然文学表现形态在变化，但其内核仍然是影像文学。虽然其与媒介文化思潮最为贴近，但作品评价往往不会超过同期影视作品，成为新世纪媒介文化思潮下特有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现象。

（三）新媒介思潮下的文学理论研究

当代文学思潮篇（5）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当代西方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媒体和人员往来等方式在我国迅速传播并对在校学员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学派林立，学说纷呈，内容庞杂，对我军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复杂。如存在主义思潮曾导致部分军校学员一味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军队约束，非理性主义思潮更使许多青年人理想丧失、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滋生等等。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视这种变化，必须作出及时的回应。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融日趋深入，西方文化思潮对军校学员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现状

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影响，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层出不穷，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和空前的灾难。战后，面对废墟和混乱，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反思、探索的氛围中，西方文化思潮出现了一次较大的发展和演变，力图在痛苦的反思中寻求使西方社会摆脱精神苦闷的新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客观上看，新的文化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真实反映，也成为大众精神新的寄托。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不但促成了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更带来了价值观念的更新。权威可以被挑战，正统可以被颠覆。大量的非理性思潮对传统的理性文化模式提出了抗议，否定传统成了新文化的思潮。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物质追求至上，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大量浪费社会资源；以自我为中心，纯粹追求个人需要的满足，从不顾及这种自我满足会给自然、社会和人类造成什么不良后果；享乐主义至上，过分追求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和低级庸俗的文化生活，对腐蚀人类心灵的垃圾文化趋之若骛、如醉如痴；忽视商品的实际效应，更多地把商品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非理性的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中显示等级差异等等。

二、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军校学员的影响

第一、传统的文化认同在部分军校学员中逐渐弱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怎样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的军队文化？如何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坚持自己民族的本色？如何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军队文化特色？这些都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时代课题。文化传播借助于科学技术和产业形式，使文化传播的手段、技巧与策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外来文化对军校学员的影响也逐渐深入，如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受到学员的好评，美国好莱坞电影深得军校学员的热捧。在我国，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一直是批判多于继承，百年的文化断层造成了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失忆。军校学员们宁愿去读外文原著而不去读诸子典籍，原因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易懂。军校学员对本民族文化缺乏应有的认同和自豪，而对西方文化逐步走向认同和依赖。

第二、传统的文化观念在军队学员中受到挑战。由于当前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在多元文化选择方面，部分军校学员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对主流文化存在质疑。一些学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肤浅、模糊、有疑虑，信心不够。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扭曲、侵蚀和消磨。还有一些学员文化价值观呈现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有的军校学员把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学校所组织的各项活动等，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希望通过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来锻炼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要求。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受国家、民族、文化价值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军校学员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意志、兴趣、价值观念等作出一定的判断。应该说，多元文化为当代军校学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价值享受和感知愉悦。但部分军校学员往往停留于对活动的享受，而缺少对文化的反思。

三、防止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对军校学员不良影响的对策

第一，坚持姓军为战、筑牢“军魂”的原则。属党姓军为战是军队院校的根本价值属性。军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始终突出“军魂”文化的根本性地位，筑牢军校群体“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保证军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不偏移、目标不易位。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军事斗争准备尽职尽责，作为育人的校园文化，其灵魂必须由党的先进性铸就，形成强烈的以党的纲领为纲领，以党的宗旨为宗旨，以党的灵魂为灵魂的政治意识。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母体滋养下，才能使所育之人具有先进文化观念，能够自觉抵制不良文化对我军校学员思想的侵蚀。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主流意识的原则。我们必须按照时代的要求对多元文化进行审视、鉴别和筛选，强化军校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要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坚持主流意识形态。要让学员认识到，虽然世界多元文化交融，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要加强军校学员文化自觉的培养，引导军校学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主流意识的正确导向。使军校学员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成为外来文化的借鉴者和批评者。只有培养其文化自觉意识，才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就有科学的思考，军校学员文化自觉的培养对于保持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立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坚持弘扬传统文化，优化文化氛围的原则。要想让学员自觉抵制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离不开对中华全部历史及其世界背景的认识。可以说，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财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让军校学员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中华民族予以热爱和关注。既要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的光荣史，也要让他们清楚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对那种蔑视传统文化、企图割断中国文化命脉，使中国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错误行为自觉进行抵制。新时期的军事院校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必然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就要求各高校主动吸收和借鉴各种文化成果，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双向互动中，保持开放态势，不断强化自身的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和多元性，使军校学员保持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增强辨别是非和抵御不良文化思潮侵蚀的能力。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思潮篇（6）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当代文学思潮篇（7）

特约主持人：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友权

主持人简介：欧阳友权，男，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化研究。部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点1项），教育部等部级项目5项，湖南省重大、重点和一般社科项目15项。出版《文学创造本体论》、《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比特世界的诗学》等著作20余种，主编理论丛书5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篇。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1次，湖南省社科成果奖5次，被评为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和新世纪文化湘军代表人物。

主持人话语：当体量巨大、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与风生水起、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批评一道走进人们的视野，史学反思就成为网络文学研究观念蓄势与学理生成不可或缺的思辨立场。基于此，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如何写史，就不再是一个虚设命题，而是一个期待理论逻辑延伸的有效言说。本组的几篇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所做的初步探索。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逻辑》一文认为，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要取决于其在这个时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作用、它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其史学依据合法性的观念体认，以此确认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章从观念积淀、本体依据和史学价值上考辨了网络文学批评史建构的持论基础，以求“史观”与“史论”的构建达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禹建湘《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多维性》提出，网络文学批评是崭新的批评方式，在富有大众化和传媒化的批评语境中，评判网络文学的标准显现于对网络作品的肯定与否定的评判中，争议于创新与传统的批评标准中，还与商业和技术形成合谋，而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持有审美、技术、商业三个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网络文学的批评标准才能在多维的不同层面定位并逐步确立。欧阳婷《网络文学批评的学术梳理》仔细梳理了我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积累，认为我国网络批评主体阵营的三股合力共同铸就了批评的开放式格局，批评成果的快速增长和多维传播趋势使网络文学批评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而网络评价体系探索和批评标准建设已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热点，以此构筑出网络文学批评特有的学术生态，文章厘清了的学术资源，为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也提振了信心。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07-16

当代文学思潮篇（8）

中图分类号　1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109－07

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历史回眸

文学思潮。本来与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思想论争等一样，是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由于它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一个历史时段文学发展的内质、发展方向，还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因此有的文学研究者便把它分离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中国，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便有文学思潮的研究。开始是译介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如橱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尔后才有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出版，但研究的领域跟日本学者一样，都是欧洲的文艺思潮，而非中国的文艺思潮。如孙席珍的《近代文艺思潮》、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探讨了欧洲从文艺复兴、自然主义到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文艺思潮要到30年代以后，其中有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和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后者有“史”的味道，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朝，论述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演进脉络，较有学术价值，也不乏新见解。但它还只包含古代文学思潮部分。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最早的是李何林。他的专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初步论述了我国自“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至1936年，文学思潮的涌动及其与社会时代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谈到所受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时，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总的来说，稍嫌简放，没有论及当时的作家作品，思潮的演进脉络没有很好梳理。此后，研究的论文虽常有出现，但专著却极少，直至90年代以后才出现。1993年，上海师范大学邵伯周出版了《中国文学思潮研究》。该书虽没有称为“史”，但它有“史”的架构，“史”的分期。全书从1915年起至1949年止，按照时代变迁的历史转型，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发期、初步发展期、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期和一元化形成期。作者在每个时期内把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文学思潮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从纵向上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从横向上，在回顾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艺思潮――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我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的过程的同时，着重剖析了它们各自进入我国的来龙去脉、表现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等等”。这部著作，材料丰富，学术语码准确，分期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缺点在于留有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的深深印痕。另外，由于它是按照“史”的脉络编排的，对有些贯串多个时期的重要的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的阐述便给人一种重复之感。但尽管如此，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方面最有分量、最有系统的一部专著。

1995年11月，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出版了《中国文艺思潮史》。1996年3月，刘增杰等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出版，与上述邵伯周的著作体例近似，全书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文学思潮、30年代文学思潮、40年代文学思潮。分期较为笼统。该书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大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分三个时期作系统的论述。其特点是细致、详尽、深入。有一定的见地，但它把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思潮，如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游戏的消闲的文学思潮、幽默闲适的文学思潮、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等等通通舍弃了，给人一种偏窄缺失的感觉。

同一年9月，复旦大学的吴中杰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类著作的第一部较为完整，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著。但该书没有一般史著的分期，它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选取了现代文学史上18个重要的具有思潮性、倾向性的问题加以论列。基本上做到了以点带面，也清晰地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面貌。该书的特点在于从审美的角度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这样便避免了与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相混同的弊端。该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论述思潮的发生时扣紧社会历史背景，并与创作理论、译介文章等几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具有可信性。该书的理论色彩极为浓烈。在全书20章55节的目录中，没有出现“思潮”两个字，章节的名称如“审美的自觉性”、“美育的启蒙性”、“观念的新颖性”等都显示了理论的特色，如作者说的“本书是史论性质的”。相对来说“史”的东西的确少了一些，文学思潮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其余，还有一些文艺思潮的专题研究，如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等。之后，这类著作的出现便不多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其著作充其量就那么十多种了，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出版(据统计有一百多部)相比，就冷落多了。

二、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时空因素

什么是“文学思潮”?《辞海・文学分册》(1979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年版)、《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982年版)等都有详细的界定。但我感到有些偏颇，尤其明显受到“左”的因素影响。在此，笔者不揣冒昧作一简单的诠释。即：文学思潮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里发生了变革。或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在文学艺术范围内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推动或抵制这种变革的一种文学思想或文学主张；这种文学思想或文学主张，不只是在个别或少数文学家的创作中得到反映，而是受到了相当多的文艺家的认同，并自觉地进行创作实践所形成的有声势、有广泛影响的一种文学创作潮流。

文学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一人群心血来潮想制造出来就能制造出来的，它的产生既有其内部的条件――社会的时代的因素；也有其外部的条件――外国的社会思潮或文艺思潮的影响。就前者来说，它往往被包容在社会思潮里，每当社会发生激变，历史出现转型，原来的许多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滞后，与已变动了的社会生活环境不相吻合，于是便由某一阶层或某一人群的代表人物出来提倡某种思想或主张，目的在于推动或扼制这种变动。如果这种思想或主张果真能表达某阶层某人群的利益、愿望与要求，被部分群众所认可、拥护、实践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就形成了与变动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潮流。如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当时出现了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的历史出现了转折，于是科学民主、文学革命等众多的社会新思潮也相继涌现出来。相对来说，社会较为平稳，或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钳制较为宽松时，社会思潮就相对减

少。如我国的盛唐时期、元代初年就少有社会思潮；欧洲中世纪，是欧洲历史发展中最黑暗的时期，当时就只有神权统治。

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便是文学思潮。由于文学思潮属于文化层面，又是各种思潮中较为活跃的部分，所以往往最为引人注目。如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左翼文艺思潮就是如此。它筹建组织、发表宣言、成立研究会、发动对不同文艺观点的批评等。其影响是深远的。欧洲13－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神权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变革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也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思潮，而其中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潮则是它重要的部分，它站在众多的社会思潮的前锋，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主流思潮。所以，我们探讨文艺思潮的产生，不应局限在文艺思潮本身，而应该从变动了的社会生活本身寻找思潮产生的根源。

文艺思潮的产生，除了社会时生变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应从历史、文化、思想的演化和积聚中作进一步的考察。它们不是无中生有地由某一思想家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利用前人提出并实践过而留下的脚本进行加工、改造演化使之为表达新的思想观点服务。“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主要是由胡适、陈独秀等人直接倡导、发动，以及以《新青年》为阵地，一帮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直接参与而成功发动起来的。但也与近代政治维新派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丘逢甲、严复、裘廷梁、李伯元、吴趼人等所倡导酝酿的那场文学变革有直接的承传关系。这场变革有理论纲领，有创作队伍，有文化阵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像黄遵宪所提出的“我手写我口”，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等口号，甚至被“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所直接引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一样，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统治权，击败天主教的神权统治，就把希腊、罗马奴隶社会上升时期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先进的东西“复兴”起来，在“复古”的外衣下，倡导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新思潮、新文化。由此可见，一种文艺思潮的产生离不开已有的前人积聚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这已为全部的文艺思潮发展史所证实。这里的关键是，前人积聚下来的思想文化，一定要符合新时期新思潮的倡导者的需要，与新思潮的内涵一致，能代表某一阶级某一人群的利益、要求、愿望才有可能被“拿来”加工、改造、打扮成为新思潮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面我们讲了文艺思潮产生的内部条件，这里我们讲文艺思潮产生的外部条件，即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鲁迅在30年代总结“五四”文学革命思潮形成的原因时说，“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这句话既讲了内部条件又讲了外部条件。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这里所指的是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文学思潮都非有“西洋文学”的影响不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思潮，如复古主义思潮、鸳鸯蝴蝶派消谴的游戏的文学思潮等的产生与外来影响就没有多大关系。但历史进入20世纪，许多文学思潮的产生却与外来影响密不可分。如“五四”文学革命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左翼文艺思潮、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等等。即使如我国传统文学所固有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也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内质的变化。

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来看，受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有两种途径。一是社会处于万马齐喑，为了变革现实，推动社会前进，有志之士和时代先驱者们，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从外国借来“火种”。马良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变革的重要关头，需要打破旧传统的束缚，外国文学的引进，是作为向传统开战的爆破物，作为武器使用的。它的引进者们是带着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到发展的实际的情形看，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且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使作家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方法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束缚，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面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介外国文艺思潮的园地主要有《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编者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们都十分重视译介外国的文艺思潮及文艺作品，1915年11月的《新青年》就发表了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谈》，介绍了欧洲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思潮的演进过程。还可以追溯到更前一些。1908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是他最先把象征主义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积极把西方现代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还有沈雁冰、郭沫若、田汉、周作人、陶履恭、吴若男、傅东华等。他们或译介理论文章，或译介文艺作品，或发表提倡性文章。二是政治较为宽松，执政当局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国门打开。如“”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出现了一股思想解放运动热潮，这时，国外的各种思潮就一股脑儿地涌了进来，被称为文学的新时期。由于它是属于当代文学部分，这里就不打算多花笔墨了。

就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说，由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引进及推介，在客观上改变了国人的文学观念，小说不再是“闲书”，文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改变人们精神面貌和政治教化的有力工具。创作方面，作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刷新了自己的作品。在内容上，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不写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注重写平民生活，同情劳动者。作家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都竞相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优长之处，融注在自己的作品中。早期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田汉、郁达夫、茅盾等等的创作都莫不如此，这一切共同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五四”文学革命思潮。

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多维关系

在一个历史时段里，可以有多个文学思潮，如在“五四”时期和我国30年代的文坛：也可以只有一个文学思潮，如在40年代中以后的解放区。当多个文学思潮同时存在时，情况就会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文学思想、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思潮可以和平共处，共存共荣或相互平等竞争。在创作上属不同思潮的作家，常常互相吸取对方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20世纪20年代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大多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思想、创作倾向相对立的文学思潮，像“五四”文学革命思潮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就发生了论争，甚至斗争，这些论争或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剑拔弩张的。论争可以弄清楚一些问题，但斗争则是你死我活的。论争也好，斗争也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都归于平静，成为历史的存档。

在同一个时期里的众多思潮中，会有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之分。如“五四”运动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主流思潮，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复古主义或游戏消遣等的文学思潮则为非主流思潮。一般来说，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并非一成不变，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中国有特殊的国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不管历史如何演进。社会如何变迁，都

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直至70年代末“”结束。

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关系十分密切。一般来说，一定的文学思潮会产生一个相应的文学流派。法国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百科全书派；德国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狂飚突进派。我国“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以文研会为代表的“艺术为人生”的“人生派”；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我表现派”。

什么是“文学流派”?文学流派是指文学主张、创作倾向、艺术风格相近，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问世，并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但亦有人以文学社团作为划分流派的标尺，如文学研究会称为“人生派”；创造社称为“浪漫派”；语丝社称为“语丝派”；新月社称为“新月派”。这虽有依据。但并不科学，因两者并非完全相同。有些作家认同了某一流派的文学主张，但并未参加其社团；有些作家虽参加其社团，并经常在其属下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倾向性、艺术风格等却与该社团的其他成员的创作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划分流派时则应作具体的分析。

一定的文学思潮会产生相应的文学流派，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思潮并未产生流派，如复古主义文艺思潮、抗日救亡文艺思潮。需要补充的是，流派一旦产生，由于活生生的作家群体的活动以及他们作品的影响，他们又能对文学思潮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地促进了思潮的发展。狂飚派大大推动了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在德国的发展；我国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象征主义促进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

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文学思潮可以只是一种文学主张或文学思想，但只要这一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获得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认同，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就可以汇成为一种思潮。但与之相应的文学流派的存在，却必须以创作出好作品并受读者欢迎而流传开去为前提。因此，作为这一流派的作家一定要努力创作出有特色、有艺术质感的佳构来，一方面显示自己的生存价值，壮大自己的声势，一方面又能推动思潮的发展。否则，这一流派会成为过眼云烟，用不了多久将消失在文坛的上空。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派、战国策派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固然因为它们的理论主张与文艺思想有违抗战的社会现实，不合时代精神，同时也因为他们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来。 “五四”时期的文学之所以欣欣向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其数量、质量俱佳，原因之一就是众多文学流派之间自觉与不自觉地进行竞赛，都在暗暗地出力，希图拿出佳作以显示自己的实绩。

如果在某一时期某一文学思潮是进步的、革命的，那么，从该思潮衍生出来的文学流派，其作品一般来说是进步的、倾向革命的。宣扬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作品都莫不如此。如郭沫若的《女神》、叶绍钧、冰心、王统照等的小说。还有一种情况，一种文艺思潮在当时属于进步或有革命倾向，但与该思潮相应的文学流派的作品，其艺术成就不一定就是高的好的。左翼文艺思潮在我国现代文学进程中，曾沸沸扬扬，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发动这一文艺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在这时期创作的作品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赢得读者称誉的作品却不多，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所以，不能因为这一思潮的进步性、革命性，而对属于这一思潮的文学流派的作品作盲目的赞扬，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反之，有些文艺思潮在当时不能算是进步的、倾向革命的，但其所属流派的作品却艺术造旨颇高。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如属自由主义人性论思潮的新月派、属幽默闲适文艺思潮的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其优秀作品不少，有许多能流传下来，如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林语堂的小品文。

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寿命也不是等同的，有长有短，前者是以文学主张、文学思想的抽象形式体现出来的，后者则以作品的具体形式显示其存在。比较起文学思潮来，文学流派对后代的影响更为悠久、深远，有些文学思潮可以大喊大叫来到世上，风光一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意识的演进，文学思潮就有可能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终至遗忘。而文学流派虽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化而逐渐减弱其影响，但它不单是以抽象思维的文字形式出现的，还伴随着受该思潮灌注的一批具体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自己的艺术生命力，其生命力往往比那些抽象的思维形式文字更为久远。欧洲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其印象已经很淡薄了，但启蒙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如《鲁滨逊漂流记》(笛福)、《拉摩侄儿》(狄德罗)、《费加罗的婚姻》(博马舍)、《浮士德》(歌德)、《阴谋与爱情》(席勒)、《汤姆－琼斯》(菲尔丁)、《老实人》(伏尔泰)等作品，至今仍为一代又一代的广大读者所喜爱；我国40年代中以后出现的工农兵文艺思潮，人们已经不大重视它，已逐渐失落在人们的记忆里，但在该思潮影响下的一些优秀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王贵与李香香》、《夜》等仍具有艺术的生命力，读者仍爱读。由此可见。文学流派的生命力，要比文艺思潮的生命力长久，这是客观的事实。但不可否认，有少数文艺思潮的生命力也相当长久，与其他的文艺思潮相比，有其特别的魅力，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关系，正如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一样，两者既关系密切，但又不能等同。说它们关系密切，是因为两者常互相依存，互为表里，几乎是同时萌生、同时出现，裹挟前行的。“五四”时期，当胡适、陈独秀等先驱者们拉开“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时，他们所倡导的“八事”、“三大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思潮也就跟着出现了。运动酝酿思潮，思潮促进运动，并驾齐驱，互为机制。40年代初，解放区进行文艺界整风。接着《讲话》发表，逐渐掀起了一个工农兵文艺运动，与此同时，工农兵文艺思潮也就诞生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也如此。但我们绝不能说，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的互为关系就一定如此。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时文艺思潮的产生并没有伴随着大吹大擂的文艺运动，而是借文艺主张相近、艺术风格相似的作家群体发表作品，逐渐积聚而形成思潮的。如游戏消闲的文艺思潮、幽默闲适的文艺思潮、以古喻今的思潮等。还有一种情况，有运动但并不一定能形成思潮，东北沦陷区的东北作家群和在上海的“孤岛”的爱国作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搞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但都未能出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文艺思潮。所以说两者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要作具体分析。

四、三大文学思潮的定位与评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文学思潮，它们的存活时间有的长，有的短，各领三五年或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唯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虽时盛时衰，时浮时沉，几经曲折，但都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始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响亮的三部曲。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无论是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还是40年代，它无疑是所有文

学思潮中，历时最久、声势最大、影响最广、地位最牢固的一股文学思潮。这是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决定的。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它曾遭到了其他文学思潮的冲击。20年代初。随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的提倡，它的规模、名声被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尔后虽然出现内部的矛盾冲突，对它的解释也有过失误，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不断克服自身的矛盾，并在与其他思潮的竞争中，在吸收各种新鲜养分的过程中，逐渐壮大充实自己，终于成为占据中国新文学主潮的地位。

当历史的脚步跨进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这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的时代，也是中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汇的时代。这时的现实主义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冲击，但其时恰好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革命文学”的口号震天价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革命现实面前，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而受到冷遇。在时代与现实的选择中，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仍牢牢地站稳脚跟。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抗日战争的现实改变着民族的审美心理，在和平时期有着不同审美心理的中国人，此时表现为审美心理上的同一性和趋时性。现代主义那种带有病态性质的、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已基本上没有市场；浪漫主义那种带有理想光芒的、感情激越的历史剧和诗歌，虽还时有出现，但主情主义的感伤的过于个人化的情绪，也与现实有了距离。抗战进入了艰苦阶段之后，许多作家开始从盲目乐观的梦幻中惊醒过来，文艺界再次强调现实主义。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广大解放区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现实主义便独尊文坛、一统天下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到“”结束而结束。

与之相比较，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不那么风光了，它大起大落，时盛时衰，“五四”时期，与现实主义一样，也曾风风火火，叱咤文坛。它寄寓在创造社中，与创造社互为依存，互为表里。创造社有郭沫若、郁达夫这样的大家左冲右突，它的声誉也蒸蒸日上，其时可以与文研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平起平坐，平分秋色。新文学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后，它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革命的现实、时代的形势。虽然也需要理想的抒发，也需要澎湃的激情，但它不需要伤感，不要过于表现自我。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走红时，浪漫主义又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后来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郭沫若干脆否定了它。他说：“然而第三阶级抬头之后……使社会上新生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便是第四阶级的无产者。在欧洲的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和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反革命的文学”是一声惊雷，于是它的声誉便一落千丈，有点像沦落江湖的卖艺人，被人歧视。到了40年代，在大后方，徐哥、无名氏等虽然仍在运用浪漫主义进行创作，也有可观的成就，但也很难重振声威。在解放区，它虽没有遭受有力的排斥，但不离不弃，与革命现实主义相比，它的地位已显得很可怜了。

当代文学思潮篇（9）

中图分类号：D43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0-0110-02

大学生是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富有创新精神和变革意识的高智力群体之一，他们的价值取向关系国运兴衰。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的社会思潮的冲击，其价值观处于躁动、彷徨、碰撞和重构之中。因此，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看待社会思潮，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一、当代社会思潮的内涵

通常“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因此，当代社会思潮就可以定义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理论形态为先导，借助社会重大事件或焦点热点问题，反映特定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诉求，以期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认同，并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当代社会思潮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既有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思潮，如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生态主义思潮、科技革命思潮等又有与历史前进方向相悖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实用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思潮、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殖民文化思潮等。正确思潮和错误思潮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信念。

自发性是当代社会思潮的鲜明特征。“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所以，当代社会思潮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不是靠某种强制力量来推动其传播流行的，而是自发形成的。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双重影响

当代社会思潮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倾向和理论形态。“一旦青年学生的热情被激起，他们会率先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把某种思潮变成批判社会现实的武器，加速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实践化过程”，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当代社会思潮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1.正确的社会思潮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促进作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社会思潮同时存在，彼此对立、互动、激荡、消长，因此，对不同的社会思潮应区别对待。用正确的社会思潮帮助大学生们确立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思想认识，摒弃不合适宜的观念和做法；有些思潮如人本主义、人权理论、生态文化理论等，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积极因素，应批判吸收。对错误思潮如拜金主义思潮、利己主义思潮、思潮，应坚决抵制。

2.社会思潮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强基固本作用。当前，各类新兴媒体与技术的变革，都为大学生接触当代社会思潮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途径，使他们看到国内外社会意识形态交锋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体会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共识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从而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

3.社会思潮的传播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样本。当代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由“微”而“著”，从专业学界到一般知识界，再到社会公众，通过多种途径，对大学生群体观念进行一种潜移默化式的强制性渗透，从而达到传播的效果。我们可以从分析社会思潮产生变化传播轨迹入手，在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和丰富其精神文化世界的基础上，了解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思所想所盼，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当代社会思潮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1.多重价值观的无序。根据相关调查，各类错误的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大学生面对不同的社会思潮、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容易被其同化容易迷失，不能够审时度势，根据相应的理论，去做客观的辨析，导致在两种甚至多种价值观的两端来回波动，平衡不了应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而言，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不是各类理论精彩的碰撞、各类思潮精华的吸收，而是价值取向上的无序化，价值取向在定型与定性前，大学生容易波动异变。

2.信仰和道德的双重危机。冷战史表明，思想战线上（意识形态）的竞争是文明兴衰的关键。错误的当代社会思潮，特别是西方社会思潮以各种潜台词的方式引导大学生去放弃信仰、放弃传统文化、放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而信奉资本主义如宗教般俘获人心的“普世价值”。这是西方当代社会思潮所带来的信仰危机，也是造成大学生文化信仰与理念信仰的缺失的主要原因。同时，市场经济自发性、趋利性和等价交换原则也会反映到社会道德生活中，出现了“见义不敢为”、“见义难有为”的现象，产生了“扶不扶”、“救不救”、“帮不帮”的困惑，结果导致诚信缺失、行为失范、社会失序。

3.利益的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代社会思潮常常以关注现实利益为借口，以“微时代”网络为媒介，造成个人利己主义和崇拜物质享受的错误思潮的广泛传播，诱导部分大学生忽视集体利益和社会价值，纯粹以个人利益和自身发展为中心，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所强调的个人对所属国家、社会的忠诚和对他人的热爱背道而驰。

三、应对当代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冲击的对策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的之一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思潮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将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价值目标、理想价值属性、基本价值准则相融合，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

对于高校而言，在当代社会思潮中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两大任务。一是要“破”，解构当代社会思潮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二是要“立”，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论述”，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所以，大学生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社会思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凝聚共识。

（一）紧扣魂，把握正确的统领方向

调查表明，大学生了解社会思潮的主要途径是从日常生活、通过活动和体验来获得。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扬必须“灌输”，让其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确保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元化，为解构其他社会思潮打下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宣扬不应局限于课堂教学，要坚持面对面教育，重点是专题讲座、影片、电视剧、文艺和体育活动等；要坚持媒体传播教育，既要重视报刊、杂志、书籍等传统媒体，又要狠抓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现代传媒；要坚持弘扬优秀文化，既要发展自己的校园文化，又要满足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一场形式化的政治任务，大学生要理解这个体系，认识到这个体系的优越性、科学性，真心信仰这个体系，促使他们自觉去维护这个体系才是宣扬这个体系的意义所在。

（二）注重引，运用科学的引领方法

高校是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社会思潮总是在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的趋势，因此，要建立社会思潮引导机制，以调节着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一要辩证地看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社会思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加以分析，弘扬进步思潮并引导其正向发展，抵制错误思潮并予以坚决打击。二要发展地看问题，坚持看变化、看方向、看趋势，对于各类社会思潮不是简单的打压，对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异，但有积极作用的社会思潮应该尊重这些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凝聚社会共识。三要理性客观地看问题，要客观承认、理性对待，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排斥符合时展潮流的“他者”，最大程度地与之实现整合，以引领社会思潮正向发展。

（三）着眼行，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

价值观一旦形成，必然会体现在行动中。“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它们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亲身参与各种各样的实践，有助于加深其对国情乡情的了解，培养大学生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情感，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促进知行合一。

（四）围绕实，坚持量化考核管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有我们自己的意义，即是我们人生所需要的，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人与社会的共享价值，提供这种奋斗的概念，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成长提供了可能。要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虚为实，就要尝试建章立制，注重评估。首先，可尝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量化指标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考评体系和班级量化考核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成为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自觉遵循；其次，要完善激励监督机制，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大学生和先进事迹予以大力宣传和表彰，对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信仰不足等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学生给予舆论、法律等处罚等。

“明者应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各类社会思潮也都处在变化之中，都在重新适应社会的需要，通过变更观点、融合其他思潮观点的方式，重新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地位。高校要防范各类消极与反动思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努力促进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当代文学思潮篇（10）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文革“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革”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非有序性还表现为多种文学思潮同时出现，打乱了文学思潮的先后顺序。欧洲文学思潮虽然也有两种文学思潮同时存在的局面，但那是在思潮更替时期的短暂现象，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但中国多种文学思潮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由于思潮的交替，而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多元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并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并存，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对现代性的呼吁以及对现代性的超越批判都同时发生，加之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30年代启蒙主义的余波仍然存在，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产生，现代主义开始露头，而革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潮。由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现代性发生的初期，也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如鼓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主义虽然开始退潮，但仍然存在；以张承志向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新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崛起；同时，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这种状况造成文学思潮混杂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准确的区分，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混乱。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殊性，也造成了文学思潮的复合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朝发生之时，西方已经发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它们都同时引进，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茅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伏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一个大漩涡。”[2]郑伯奇也说：“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于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吸收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单纯了，往往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五四启蒙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某些非启蒙主义的特性，如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带有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其写实性、批判性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其主观性和理想主义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还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特点，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即使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如《子夜》），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特点，其批判性也超越了欧洲新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也有这种情况，如启蒙主义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甚至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典型如王蒙的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还有，新写实主义本身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性质，但是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其批判性不像现实主义那么鲜明。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与受阻，使反现代性文学思潮薄弱，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时间较短）与新古典主义（时间较长）交替成为主导思潮。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现实主义思潮。五四以后，在新古典主义的主潮之外，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现实主义思潮，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对现代城市中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但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很薄弱，远没有可能与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抗衡而成为主流。中国浪漫主义也发生了，但更薄弱，更不可能成为主潮。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传统农村文明的衰落，也产生了讴歌农村文明、批判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典型如沈从文对农村乡土人情的美化和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像一朵绚烂的小花，虽然美丽出众，但寂寞寥落、转瞬既逝。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和反抗，在中国，这种思潮也超前地出现了，如李金发等的现代诗歌、刘纳鸥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都市体验小说等。但其主流只是在30年代昙花一现，就在抗战催发的强大的新古典主义潮流中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主潮之外，也存在着诸如反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张承志、张炜）：揭露、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新写实）和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这些反现代文学思潮都不大成熟，特别是现代主义不够成熟，以至于难以确切定位，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伪现代派”。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与不成熟有中国现代性薄弱与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的原因。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也没有发生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因此现实主义的基础薄弱，现实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即使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对现实主义有所保留。他说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1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接受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怪诞、神秘、颓废的风格，从而限制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沈从文小说的写实、理智、宁静的风格就与主观、非理性、神秘主义和颓废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再如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虽然具有某种非理性主义因素，但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程度。在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倾向，代表如王朔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废都》，这种潮流为现代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的出现，仍然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12日《创造周报》第2 号。

1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1925年5月《文学周报》。

1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

当代文学思潮篇（11）

“文艺学”和“文学史”两个学科的明显差异，应当说是众多研究者容易感知的。然而这种容易被感知的“差异”常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时却常常变得“陌生化”了。就以往大量的有关“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来看，它的“特性”与“文艺学”学科并无多大关系。“文艺学”在自己的学科体系里，长期以来不仅漠视它，而且一直坚执地拒绝着对“文学思潮”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阐释。比如，据笔者粗浅的浏览与查阅，“文学思潮”作为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只是“辞海”或“文学词典”一类工具书的职责，众多或新或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统一性地放弃对“文学思潮”实施概念界说和学理推导。（1）

这些无疑地表明，“文学思潮”应当属于“文学史”学科。事实似乎“确乎”如此。仅就“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而言，这一“重任”大多被文学史家（更多的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所承当。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冠以“思潮”之名的“史论”和“现象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数十部之巨。此类著述的大多数，一般会在“绪论”或“导言”部分对“文学思潮”的概念进行定义——不过，种种“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同时我们也看到，实施“定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借重于任何理论资源，毋宁说是凭着感觉——而这一感觉又是与其所要考察的对象及其对对象特性的“预设”紧密关联着。文学史家所面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和现象性特征，总使得其在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定义时不能不频频回首于文学现象的“历史样态”，他在顾及“历史逻辑”的同时就不能不淡化“学理逻辑”所带来的制约与限定。这显然是悖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悖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思潮”的粗浅的理论思考中被轻轻放过了。来自于“历史逻辑”的“自圆其说”的“定义”，又以其“自圆其说”性能作用于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具体论述，因为“定义”被质疑的可能性的缺位，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研究的“无当”与“泛化”。

其实，文艺学并非不屑于把“文学思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也同样有着上述“悖论”所带来的困惑。比如当我们预设“文学思潮”的研究重心应当是“观念”的运动过程——这一命题显然更多具有着“文艺学”学科属性。其实，这样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许多著述中有关文学思潮研究的常见形态。近年来，有许多文学史著作，有意把以往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过程”内容，更名为“文学思潮”。论述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多属于“观念”性的东西——着力关注的是“理论争鸣”事件和理论性文献，具体的大量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理论或观念演变梳理过程及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其实，这里面深藏着不少不可轻视的谬误。文学史视野中的理论（观念）文献，一般并不包括同一时期那些与实际的文学创作无太大关联的“纯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有关的理论样态，不仅仅“批评”类型居多，而且任何理论只有转化为批评才可能有效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具有自恰性的理论看来，“批评”的展开，随时都可能发生因对象（创作）的特定性而导致的“变形”“误读”或“曲解”，这种情形自然无法满足理论的期待。“文艺学”把“文学思潮”排除在外，亦属当然。坚守理论自身的“自恰”，必然遮蔽大量的“批评”所隐含的某一理论（观念）的运动信息。其结果是，“理论”与“批评”实际也就是“文艺学”与“文学史”，彼此成为“他者”。

由此看来，“文学思潮”应当是一种结合着“文艺学”和“文学史”才能有效展开的研究。

二、“文学思潮”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透视”？

就一般而言，“文艺学”和“文学史”本质上无疑是宏观的。结合着两者才能有效展开自身研究的“文学思潮”，应当说更倾向于宏观。“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既受制于它的对象世界——文学的任何个别领域如创作、批评、理论、传播与接受等，都不足以承当文学思潮的对象性。文学思潮的对象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全部。它所呈现的是“文学”的思潮，而不是被类型化、领域化或进行了条块分割后的文学的各个侧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文学思潮”的“宏观性”也来源于它的关照方式——这自然是与它的“整体性”范畴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批评、接受），文学思潮在考察时是在对他们进行“现象化”处理的基础上，要捕捉的是大量现象背后的“倾向性”即“同一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流程。“现象”的纷繁性与“观念”的单一性的结构机制，正是文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世纪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文学思潮”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人们对与文学史的深层期待。比如，当它有意从“观念运动”角度来梳理文学历史时，文学的“思想史”状态就可能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文学的研究便会获得走出文学的机遇，不仅能使特定时代文学的思想及其演变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有效构成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复杂关系可能得以在特定“思想”的整合中显现其独有的文化意义。

诚然，“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多样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4)《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等著述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思潮书写方式。而大量的却如同《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7)等著述一样，显然属于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的别样书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主要考察“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讨论的重心实际坐实于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播延与接受表达的。《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显然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阐释的充分性体现为对“政治文化”之于30年代文学样态、文学政治化的审美体现等复杂性的揭示。这些著述的研究共性表现为，首先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观念”及其作用的认可。其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原它的历史流程——主要是某一观念被审美化表达的式样和“观念”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姿态、精神、写作行为的种种变化。其三是文学的历史在某一种“观念”吸附中被加以重新组织，呈现出新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知道，导致文学史叙述变化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的变化，即“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变化；二是对“决定历史面貌”的不同“因素”及其作用的强化与凸显。而“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中的文学史的别样表达，应该是或者更接近于上述第二种情形。

“文学思潮”的“宏观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其特殊性。无论如何，“文学思潮”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和彻底排除“微观”的介入，只不过它对于微观的接纳有着自己的方式而已。比如设定从“观念运动”角度考察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体对“主流观念”的体认和在“主流观念”统辖下对文学史现象的取舍，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显然是一种“微观”——在这里又进一步显现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文学思潮”的“微观性”也还大量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中。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讨论，不仅需要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微观事件”进行深入辨析，同时必须对“革命文学创作”和“准革命文学创作”实施细密的文本解读。“思潮”的宏观与“现象”的微观就这样被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微观”，毕竟是“宏观”临照下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走向那种为呈现历史全貌而进行的现象还原式研究。

三、“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结构程式？还是一种方法？

这是以往“文学思潮”研究中从未引起注意的问题——而它却是“文学思潮”范畴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说“文学思潮”是一种结构程式，意指作为“观念史”研究，文学思潮不能不对文学历史或当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观念”形态（抽象的思想形态）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表征予以分外关注。它的研究预设总是在观念运动的空间里确立自己的视野。视野的特定性不仅规限了叙述方式，也同时给定了具体内容的取舍标准。同一现象，在文学史视野和其在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影像、功能、作用有着很多的不同。这显然取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那些各自不同的具有恒定性的结构状态。比如“五四文学”，不论是对其生发缘由的“外倾性”肯定，还是强调当时时代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自觉性，都是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即文学史价值结论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历史属性。文学史表述中过分的对历史的观念化处理，必然会降低它的信度，因为，文学史毕竟属于“历史学科”。而作为“思想史”属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信”与“非信”的差异并不是要害。它首要的是要求研究主体必须确认各种观念共生夹缠中的主导观念，即呈现为文学整体性的“思潮”（而绝不是文学的某一领域的主导观念）。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不少有关“五四文学思潮”著述却有着不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文学思潮”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观照是侧重于“思想史”方面的。比如从社会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五四文学”整体性地凸现着“启蒙”性——启蒙，既表现为统一性的文学功能，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姿态，还大量渗透于文学的诸多形式方面。为此，以“启蒙主义”来命名五四文学思潮，应当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关注到五四文学基本观念等本体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广泛吸纳，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批判中所建构起来的“元话语”状态，我们把“五四文学思潮”称之为“现代性（西方化）思潮”也未必不可。当有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观念来定位五四文学思潮的属性时，自然也有它合理性的一面。这里依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是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再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在我看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而言，从大的方法论角度说不过两种形态：一是“纯审美”的文学史；一是“思潮”的文学史。“纯审美”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每个时代的“审美进步”，并以这一进步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的基本标准。“思潮”的文学史，更多关心的是“有影响”的文学因素。有些作家或作品，就审美进步性看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能淡化或漠视的大的倾向性，所以在“思潮”的文学史中却是重要的存在。实际的例子是很多的——“文革文学”在许多文学史中之所以被忽略，就是因为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它不但不具备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较的“审美进步性”，简直就是“审美的倒退”。然而在“思潮”的文学史里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它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对象。20世纪文学史上属于这样的现象或作家作品为数不少——比如像胡适与《尝试集》、“革命加恋爱”创作、“红色鼓动诗”、30年代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秧歌剧”、“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歌颂类”创作、小剧本创作、“文革”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激进的“文艺评论”、80年代的《伤痕》《班主任》、“将军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论争等等。被“纯审美”文学史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大量的文学现象，在“思潮”视野里却可以赢取价值，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叙述”才能达到的效果。显然，与作为一种“状态”的“文学思潮”相比，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思潮”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把握与研究。

注释：

（1）例如发行量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当代四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套教材，均无关于“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即使个别的此类著述涉及这一问题，也多是在对其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中顺便提及，因为无法进一步展开，反倒使“文学思潮”的理论性方面更加复杂。例如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所著《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 ）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三月版。）诚然，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著名文艺学学者沃伦和韦勒克。他们在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未正面涉及“文学思潮”，也许他认为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重要性，所以专门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中进行了细致论述。

（2）参见笔者《“文学思潮”：作为状态、现象、风格与时期的不同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4、4；《文学思潮：关于概念、现象及方法》《东南学术》2004、4；《“定义”歧义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杰说的几个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严家炎：《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5期。

（4）《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 下）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