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大全11篇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1）

挖得第一桶金的赵本山开始转向投资文化产业。从2002年至2009年，赵本山先后投资打造了“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三大系列电视剧，部部赚得盆满钵满。2003年是赵本山的文化产业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关键年份：第一是开办“刘老根大舞台”，至今已在沈阳、哈尔滨、天津、长春、武汉等地开设7家连锁剧场并急剧扩张中；第二是投资创办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并于第二年正式向全国招生，开启了赵本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规模化时代；第三是本山传媒集团正式成立，构建起演出、影视制作、电视栏目和艺术教育四大产业版图。到零年代末，本山传媒集团已被外界描述为“庞大的文化娱乐产业帝国”，外界评估机构保守估计其资产已超过35亿。

资料显示，作为商人的赵本山与演艺舞台上一身土味的农民形象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身穿时尚名牌、入住总统套房、座驾劳斯菜斯等等，这些个人生活细节在好事者的搬弄之下开始在2010年的网络中传播，赵本山本人也因此陷入真假莫辨的“涉黑”传闻中。笔者好奇的是，作为商人的赵本山为何在二十年的春晚舞台和电视剧场中坚持扮演着一身土味十足的农民形象呢?

事实上，赵本山扮演的许多角色并没有明显的农民身份标识，但赵本山无一例外地将自己扮演的人物定格在农民形象上。这种形象还刻意地坚持了赵氏的一贯风格：憨、傻、邪。此外，在赵本山创作的小品节目中，一位非正常农民形象的周围还往往集合了几种舞台人物形象：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与非正常农民形象共同营造着一种相互讽喻的戏剧效果。笔者注意到，2007年赵本山曾到美国演出，其赵氏风格却遭到了长期定居海外的华人的排斥。旅美学者袁晓明指出，这里面可以比衬出中美两国价值观之差异：赵本山的作品往往拿那些弱势群体找乐子，而在美国社会则被认为是对弱者的不尊重。

美国社会不喜欢的赵本山小品在中国却广受欢迎，这里面恰恰印证了作为商人的赵本山的商业敏锐性。赵本山个人演艺风格的“农民化策略”显然包含着他对国情的基本判断：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启动了城市化的步伐，农村社会逐步被“边缘化”和“问题化”。从九十年代到零年代，规模庞大的“被问题化”的农村社会群体一直缺乏属于自己的正常表达空间，只有通过赵本山搭建的小品舞台和电视剧场，他们才可以看到自己哈哈镜般的脸孔。吊诡的是，赵本山对农民形象的艺术丑化并没有遭到广大观众的抵制，而是迎来了潮水般的掌声。来自舞台上下的这种合谋向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群体因诉说不畅而导致心灵扭曲的文化图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像赵本山一样让它的广大观众通过丑化自己而获得快乐。闽南地区有一种地方戏叫高甲戏，其丑角艺术在中国戏曲艺术中独树一帜，但这种艺术的功能是让观众去丑化想象中的“他者”，而不是自己。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2）

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传播发展，不仅是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活动，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对于构建新农村的和谐社会的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河南宝丰的新农村艺术文化教育伴随着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悠久历史，得到传承与传播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尤其是魔术、曲艺音乐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文化教育基础，近两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当代“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建设中，农民群众利用自身的艺术文化资源进行广泛的教育传播，以艺术致富求发展的创造探索和实践，扩大了艺术文化产业发展，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对于新农村的“三农”工作建设及艺术文化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艺术文化教育资源的形成与传播

宝丰位于河南省西部，现人口约48万，有13个乡镇，320个村。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历史悠久，魔术、曲艺音乐的群众基础深厚，素有“曲艺之乡”“魔术之乡”的称号。影响较大的艺术文化教育形式为马街书会和魔术表演。

马街书会是我国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996年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现今每年正月十三，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聚集在马街村展示说书音乐艺术，已成为马街、宝丰等农民的重大节日和曲艺盛会。马街书会至今已有700余年文化艺术教育的历史，据《宝丰县志》记载：“此会源于元延佑年间（1316年），当时有一老艺人，演技精湛，广收门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且正月十三，农民艺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负鼓携琴，吹拉弹唱，为其献艺祝寿。以天为棚，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在河坡处、山冈上、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势、扎起摊子，台台相连，说书献艺。时间仅一天，到会艺人多时达3000人，千余台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曲艺海洋，听书群众多时达10多万人。”①在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中记载：“马街书会源远流长。”②马街书会在当今，既是艺人的展示与农村群众的自娱，又是节目演出的交易会。艺人的表演，称之为“亮书”，如被人请到他乡继续演出，称之为“写书”。这种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不衰成为中华奇观，马街书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产生的，它深深扎根于民间，它的延续和发展与河南宝丰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宝丰魔术表演艺术源于唐宋时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粗犷、幽默、滑稽、神奇的地方特色。宝丰民间剧团和农民表演有着历史的传统，解放前每年遇灾年，常出现成群结队的农民外出表演戏法，以求得温饱，混口饭吃。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木偶魔术民间剧团。民间魔术剧团开始在赵庄乡出现，至90年代，民间剧团迅速增加。目前，宝丰县13个乡镇拥有民间表演团体1200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商酒务、赵庄、肖旗、石桥、大营、张八桥、前营7个乡镇。其中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形成比较集中的是在赵庄乡，有魔术专业村6个，民间表演团体600多个，演出专业户2000多户，从艺者2万余人，分布在世界及国内许多地区，形成了农民魔术表演艺术团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宝丰文化现象”的产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村剩余劳动人员的增加和广大基层群众艺术消费的高涨，为“宝丰文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广大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则是其直接的推动力。

二、传统艺术文化教育成为新农村的文化产业

目前全县拥有50个团体以上的民间表演专业致富村达15个，平均每年演出42万场次，观众达5000万人次以上，年收入达2亿多元，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2004年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出总收入达2.86亿元，约占全县GDP的5.6%，成为宝丰县经济发展的六个主要产业之一。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了解，全国共有2000多个民间演出团体，10万多人的民间艺人，宝丰县均占了一半。他们走遍了全国农村演出市场，到过青藏高原，走出了一条农民自办文化、政府扶持农民办好文化，农民办文化乐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发展新路子。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多数团体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小部分团体坚持常年在外演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集魔术、杂技、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团体；另一类是以武术、气功为主的表演团体。较大的团约有120人，较小的团以家庭成员为主。从经营状况看，有部分的团体演出、管理水平较好，每年的门票收入在100万元以上，主要在国内大中城市演出。一部分团曾到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演出，另一部分团已与我国香港、澳门等文化演出公司签约演出。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主要演员收入多在每月5000元左右，有65%的团体具有中等表演水平，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演出地点主要在县城及城乡结合部，有时在集贸庙会上演出，演出形式主要以大篷车、大盖棚为主，有的在城市剧场。还有200多家团体演员素质较低，装备和管理水平差，演出多在偏远乡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

目前，国内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宝丰文化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外国电视台为马街书会拍摄了电视片，题为《当田野成为舞台》。河南省和宝丰县文化部门也对民间演出团体不断提高认识和管理，改变针对个别表演团体在演出中存在问题进行围追堵截的做法，提出“全力支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逐步提高”的方针，促进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形成了目前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艺术文化教育传播的思考

宝丰的民间文化发展，不仅是一种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音乐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它对于促进“三农”工作，扩大音乐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思路。

（一）开创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民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在城乡巡回演出，并逐步形成艺术文化产业，走上一条发展民办文化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据宝丰的赵庄乡文化站统计，在宝丰赵庄、商酒务等乡镇的农村，1998年仅魔术一项全乡收入达1000万元，人均800元，2000年上升到4000万元，2004年将近6000万元，早在1996年，赵庄乡就在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村村通电话的目标。不少从事民间艺术表演的家庭盖起了楼房，买了轿车，走上了富裕之路。

宝丰民间演出艺术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服装、道具、音响、大棚、运输和广告设计等十多个产业的发展。据统计，这些相关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创造产值700余万元。现在，宝丰县赵庄乡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民间演出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服务市场，仅加工作坊达20多家。他们生产的魔术道具物美价廉，周边外省等地农民演出团体常到这里采购。

民间演艺团体的负责人赚到钱后，还在家乡投资发展工业、高效农业和服务业，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地少人多的农村，如何加快发展又不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宝丰农民通过办文化来致富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专家说，“宝丰文化现象”是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以非物质生产的方式分流农村富余人口的创举，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二）艺术文化教育产业的文化价值

宝丰县民间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起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依法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称赞，但也有个别表演团体受利益驱动，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节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变堵为疏，制订管理规范，加大宣传力度，搭建行业平台。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表演比赛等，进行正面引导。

特别是2003年5月，为防治“非典”大部分团体返乡，宝丰有关文化部门借这一有利时机，全面摸清了新农村民间演出团体数量和人员的情况，组织了“十大表演才艺标兵”“十大诚信演出标兵”和“十大守法表演标兵”的评选表彰活动，有效树立了新农村农民表演团体的楷模，促进了民间演出团体和民间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作适应新农村农民喜爱的新节目，如：从木偶到小魔术、硬气功，再到现代魔术、综合歌舞等艺术表演形式。

宝丰县民间文化团体的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真谛，任何演出团体、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又要接受政府的规范管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坚持健康有益的教育原则，演好戏。县政府对民间演出团体的管理立足于促进行业发展，既要加强对民间演出团体的规范和引导，又要注重对其关心和帮扶，做好服务，帮助演艺团体做大做强，对推进河南和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具有的教育价值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开拓音乐艺术文化产业市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特别是演出业，很多集中于大城市，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低端市场开发不够。宝丰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源于农村，演出作品来源于传统和民间，又有时尚因素，符合农民喜欢的艺术样式，很适应农村和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对填补低端文化市场的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

宝丰农民在办音乐艺术文化中，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农民已有二十多年的办团经历，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遍全国各地演出，达到见识开阔、谈吐不俗的水平。有的农民魔术演员技艺已达到国家演员水平。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忙时务农，闲时演出”的形式，又使农民有活干，有钱挣，提高了自身素质，促进了家庭和谐，改善了邻里关系，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封建迷信、等现象明显减少，几乎没有上访事件，有的乡镇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关心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在赵庄乡周营村、大黄村，依靠表演发家致富的农民自愿出钱修建村里道路，为县文化设施、修建学校捐款捐物。

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贯彻科学教育发展观和艺术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农村，需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开发本地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

注释：

①《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56页

②《宝丰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 1987年3月第1版第103页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3）

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的传播发展，不仅是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文化传播的一种活动，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对于构建新农村的和谐社会的环境，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河南宝丰的新农村艺术文化教育伴随着民间传统艺术文化的悠久历史，得到传承与传播发展，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文化特征。尤其是魔术、曲艺音乐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文化教育基础，近两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在当代“三农”（农业、农民和农村）工作建设中，农民群众利用自身的艺术文化资源进行广泛的教育传播，以艺术致富求发展的创造探索和实践，扩大了艺术文化产业发展，保护和传承了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对于新农村的“三农”工作建设及艺术文化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艺术文化教育资源的形成与传播

宝丰位于河南省西部，现人口约48万，有13个乡镇，320个村。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历史悠久，魔术、曲艺音乐的群众基础深厚，素有“曲艺之乡”“魔术之乡”的称号。影响较大的艺术文化教育形式为马街书会和魔术表演。

马街书会是我国民间文化的一大奇观，1996年被列入“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现今每年正月十三，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聚集在马街村展示说书音乐艺术，已成为马街、宝丰等农民的重大节日和曲艺盛会。马街书会至今已有700余年文化艺术教育的历史，据《宝丰县志》记载：“此会源于元延佑年间（1316年），当时有一老艺人，演技精湛，广收门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且正月十三，农民艺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负鼓携琴，吹拉弹唱，为其献艺祝寿。以天为棚，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在河坡处、山冈上、麦田里、小路旁摆下阵势、扎起摊子，台台相连，说书献艺。时间仅一天，到会艺人多时达3000人，千余台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曲艺海洋，听书群众多时达10多万人。”①在马街村广严寺及火神庙碑刻中记载：“马街书会源远流长。”②马街书会在当今，既是艺人的展示与农村群众的自娱，又是节目演出的交易会。艺人的表演，称之为“亮书”，如被人请到他乡继续演出，称之为“写书”。这种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不衰成为中华奇观，马街书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产生的，它深深扎根于民间，它的延续和发展与河南宝丰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宝丰魔术表演艺术源于唐宋时期，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粗犷、幽默、滑稽、神奇的地方特色。宝丰民间剧团和农民表演有着历史的传统，解放前每年遇灾年，常出现成群结队的农民外出表演戏法，以求得温饱，混口饭吃。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木偶魔术民间剧团。民间魔术剧团开始在赵庄乡出现，至90年代，民间剧团迅速增加。目前，宝丰县13个乡镇拥有民间表演团体1200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商酒务、赵庄、肖旗、石桥、大营、张八桥、前营7个乡镇。其中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形成比较集中的是在赵庄乡，有魔术专业村6个，民间表演团体600多个，演出专业户2000多户，从艺者2万余人，分布在世界及国内许多地区，形成了农民魔术表演艺术团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宝丰文化现象”的产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农村剩余劳动人员的增加和广大基层群众艺术消费的高涨，为“宝丰文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广大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则是其直接的推动力。

二、传统艺术文化教育成为新农村的文化产业

目前全县拥有50个团体以上的民间表演专业致富村达15个，平均每年演出42万场次，观众达5000万人次以上，年收入达2亿多元，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2004年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出总收入达2.86亿元，约占全县GDP的5.6%，成为宝丰县经济发展的六个主要产业之一。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了解，全国共有2000多个民间演出团体，10万多人的民间艺人，宝丰县均占了一半。他们走遍了全国农村演出市场，到过青藏高原，走出了一条农民自办文化、政府扶持农民办好文化，农民办文化乐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发展新路子。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演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大多数团体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小部分团体坚持常年在外演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集魔术、杂技、歌舞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团体；另一类是以武术、气功为主的表演团体。较大的团约有120人，较小的团以家庭成员为主。从经营状况看，有部分的团体演出、管理水平较好，每年的门票收入在100万元以上，主要在国内大中城市演出。一部分团曾到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演出，另一部分团已与我国香港、澳门等文化演出公司签约演出。

宝丰县民间演出团体的主要演员收入多在每月5000元左右，有65%的团体具有中等表演水平，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演出地点主要在县城及城乡结合部，有时在集贸庙会上演出，演出形式主要以大篷车、大盖棚为主，有的在城市剧场。还有200多家团体演员素质较低，装备和管理水平差，演出多在偏远乡镇，收入仅能维持生存。

目前，国内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宝丰文化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外国电视台为马街书会拍摄了电视片，题为《当田野成为舞台》。河南省和宝丰县文化部门也对民间演出团体不断提高认识和管理，改变针对个别表演团体在演出中存在问题进行围追堵截的做法，提出“全力支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逐步提高”的方针，促进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形成了目前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艺术文化教育传播的思考

宝丰的民间文化发展，不仅是一种农民群众自娱自乐的活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农民群众利用自身音乐文化资源传播致富求发展的一种创造，它对于促进“三农”工作，扩大音乐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思路。

（一）开创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随着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农民以传统民间艺术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民间艺术表演团体在城乡巡回演出，并逐步形成艺术文化产业，走上一条发展民办文化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据宝丰的赵庄乡文化站统计，在宝丰赵庄、商酒务等乡镇的农村，1998年仅魔术一项全乡收入达1000万元，人均800元，2000年上升到4000万元，2004年将近6000万元，早在1996年，赵庄乡就在全县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和村村通电话的目标。不少从事民间艺术表演的家庭盖起了楼房，买了轿车，走上了富裕之路。

宝丰民间演出艺术的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服装、道具、音响、大棚、运输和广告设计等十多个产业的发展。据统计，这些相关产业每年可为当地农民创造产值700余万元。现在，宝丰县赵庄乡已经成为全国唯一初具规模的民间演出服装、道具、灯光音响服务市场，仅加工作坊达20多家。他们生产的魔术道具物美价廉，周边外省等地农民演出团体常到这里采购。

民间演艺团体的负责人赚到钱后，还在家乡投资发展工业、高效农业和服务业，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地少人多的农村，如何加快发展又不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宝丰农民通过办文化来致富的做法，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有专家说，“宝丰文化现象”是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以非物质生产的方式分流农村富余人口的创举，为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二）艺术文化教育产业的文化价值

宝丰县民间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起初，大多数的民间艺术表演团体依法经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称赞，但也有个别表演团体受利益驱动，上演一些格调低下的节目，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变堵为疏，制订管理规范，加大宣传力度，搭建行业平台。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表演比赛等，进行正面引导。

特别是2003年5月，为防治“非典”大部分团体返乡，宝丰有关文化部门借这一有利时机，全面摸清了新农村民间演出团体数量和人员的情况，组织了“十大表演才艺标兵”“十大诚信演出标兵”和“十大守法表演标兵”的评选表彰活动，有效树立了新农村农民表演团体的楷模，促进了民间演出团体和民间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作适应新农村农民喜爱的新节目，如：从木偶到小魔术、硬气功，再到现代魔术、综合歌舞等艺术表演形式。

宝丰县民间文化团体的演变发展过程揭示了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真谛，任何演出团体、企业既要在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又要接受政府的规范管理；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坚持健康有益的教育原则，演好戏。县政府对民间演出团体的管理立足于促进行业发展，既要加强对民间演出团体的规范和引导，又要注重对其关心和帮扶，做好服务，帮助演艺团体做大做强，对推进河南和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构建新农村和谐社会具有的教育价值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正在不断提高，开拓音乐艺术文化产业市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音乐艺术文化产业，特别是演出业，很多集中于大城市，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低端市场开发不够。宝丰民间艺术表演团体来源于农村，演出作品来源于传统和民间，又有时尚因素，符合农民喜欢的艺术样式，很适应农村和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对填补低端文化市场的不足发挥了一定作用。

宝丰农民在办音乐艺术文化中，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农民已有二十多年的办团经历，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走遍全国各地演出，达到见识开阔、谈吐不俗的水平。有的农民魔术演员技艺已达到国家演员水平。宝丰民间演出团体“忙时务农，闲时演出”的形式，又使农民有活干，有钱挣，提高了自身素质，促进了家庭和谐，改善了邻里关系，小偷小摸、打架斗殴、封建迷信、等现象明显减少，几乎没有上访事件，有的乡镇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农民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关心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在赵庄乡周营村、大黄村，依靠表演发家致富的农民自愿出钱修建村里道路，为县文化设施、修建学校捐款捐物。

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特别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贯彻科学教育发展观和艺术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农村，需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开发本地民间传统艺术文化教育。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4）

作者姜成波（市剧目工作室568183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加强我市新农村建设，需要戏剧艺术尤其是地方戏剧艺术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戏剧艺术应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戏剧，我市地处苏鲁交界，淮海戏、吕剧、京剧、童子戏、柳琴戏等戏剧在我市均有较长的流传历史，其中淮海戏为我市地方特色剧种。笔者以淮海戏为例说明地方戏剧在我市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农村题材戏剧的创作问题。

要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新农村，新字新在哪里。我市总人口468.81万，其中农业人口占70%。随着我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农村人口不再务农，文化娱乐项目日趋多元化，如今很多农村家庭开通了有线电视、电话上网，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与城市毫无差别，观众欣赏习惯求新求异，但看戏仍然是农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目前，我市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增多，大多数青壮年人口常年在外打工，很多学生又住校，留在家乡的老人和孩子变成农村文化的服务对象。在城乡结合处，网吧、游戏室、桌球室是年轻农民和农村学生热衷的地方，而偏僻地区，人们聚在一起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面对社会的急速发展，面对农村结构发生的明显变化，文化建设需要有足够的应变能力。相对于歌舞、魔术等其它艺术形式，戏剧艺术不失为发展农村文化的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毕竟，无论是什么活动，最重要的是农民对此有兴趣。

首先，戏剧艺术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农民具有欣赏戏剧艺术的悠久传统，农村是戏剧艺术的根。戏剧一直以来根植于农村这片丰厚的土壤，具有很强的乡土气息和群众性。张家港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曾在全国戏剧艺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研讨会上说过，张家港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比较丰富，但无论是严冬还是盛夏，只要有剧团送戏下乡，露天广场上都是观众如潮，戏剧在农村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目前乡镇村的文化传播渠道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政府主办的文化馆、文化站以及相关的文化事业；二是自上而下举办的各类文化下乡活动；三是农民自发操办的文艺演出，比如婚丧嫁娶请来的戏班、电影，一些致富大户出资搭台的演出等；四是多年来形成的那些民间自娱自乐形式。可见，地方戏剧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相对于歌舞、相声、表演唱等形式，地方戏剧通过农民能够理解的剧情、亲切的地方话语、曲折的情节、形象的人物刻画，引起他们的共鸣，能充分发挥高台教化的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充实农村文化活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提升全民族的文明水平、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健康和健全发展等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说，地方戏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最有效的载体之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东北二人转之所以那样红火，就因为它贴近生活，形式活泼，注重教化的效果又不僵化教条，老百姓爱看。

其次，地方戏剧的发展对于转移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有积极意义。一些民间剧团的演出吸纳的都是农民，他们忙时务农，闲时外出演出，可以取得适当的经济报酬，不仅富了脑瓜子，也富了自己的钱袋子。

另外，地方戏剧的发展对于保护我市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有不小的贡献。淮海戏、童子戏是我市地方特色剧种，本身就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重点保护与培植。由于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头传承等特殊性，演出市场的红火，有利于淮海戏、童子戏等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相反，如果戏剧市场一片萎靡，长此以往，淮海戏、童子戏等难免要变成博物馆中的活化石，所谓的保护和传承也只不过是人们的臆想罢了。

全国地方戏剧目前正逐步走向衰落，我市戏剧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以前农村遇到红白喜丧，喜欢放几百块钱烟花、包几场电影，现在逐渐演变为请民间戏班唱戏，一些民间剧团也是长期活跃在民间。不仅同村的人来听戏，外村知道消息的农民无论农闲农忙也都会赶来听戏，市场潜力大，前景比较看好。但一方面农民自己操办的演出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变味的所谓“淮海戏”充斥着舞台，另一方面一些有相当水准的专业剧团情愿整天无所事事而面临倒闭和解散困境，也不肯放下架子，拉下面子到乡镇演出。尽管有的艺术院团也下乡演出，但演出剧目却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需求，反映农村题裁的戏更是寥寥无几。难怪老百姓感叹说：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十年演十戏。另外，随着农村影碟机的普及，农民购买盗版影像资料的现象日益普遍，农村小戏盛行，但市场多被糟粕所占据，例如剧目《妹想郎》、《小秃子谈恋爱》、《小寡妇上坟》等，充斥着低级趣味的东西，在市场上很难买到真正适合农民口味的碟片。有些农民是每晚必看碟片，没有新内容就翻来覆去看，虽然剧目质量良莠不齐，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享受了。看来农村不仅在经济上需要打假、反“销废”，文化上也需要打假、反“销废”。有的村庄每个星期有固定的聚会场所（比如在村民家），无任何演出道具、服装等，一把二胡就能把戏剧爱好者召集起来唱一个下午，观众也不在少数。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对这方面的文化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说明戏剧供需错位、信息不对称，我们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所欠缺，有待改进。

目前我市乃至全国农村戏剧发展都面临着让农民看什么戏、怎样让农民看得见戏、看得起戏等问题。作为政府，要抓政策、抓设施、抓环境，要给予地方剧团必要的政策和资金保障，注重培育戏剧观众，要建好一批戏剧演出场所，并不断完善剧团下乡演出条件。作为剧团，要有正确的服务观念，要制作出能与农民产生共鸣、让农民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作为剧作者，要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

剧作者要加强农村题材戏剧创作。

目前我市农村题材戏剧创作的出路基本是编排一些应景宣传品，完成宣传任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整个戏剧创作生产毫无主动可言。创作基本上都是遵循政策的思路，回避社会矛盾和现实，情节主干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治穷致富奔小康，期间碰到了技术、资金、农村落后势力的困扰和阻拦，但是，上级政府紧紧依靠上级党委和政府，百折不挠，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事业成功。我市这几年排演的淮海戏《代代乡长》、《明月芦花》、吕剧《山乡情》、《草莓扣》等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创造性的创作过程变成了公式化的演绎和克隆，导致作品艺术魅力的丢失，很难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那些缺乏现实性的概念化作品，根本无法满足观众的欣赏诉求。再加上戏剧本身不大景气的大环境，给现代农村戏剧的创作和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农村戏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剧作者要加强农村题材戏剧创作。

剧作者创作的农村题材戏剧要有时代特征。

戏剧的时代特征既是戏剧表层的艺术特征，也是它所承载的内涵意义。戏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华特质，愈能准确地、本质地体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愈有可能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例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当下的农民，已不是时的农民，以获得土地作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改革之初的农民，视解决温饱、获取财富为最大价值，新农民有新的元素、新的观念、新的选择、新的生活方式。要关注中国农村在走向现代化、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情绪心理和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化，要克服过去写农村题材的弊病，发现农村生活的新亮点，努力塑造好转型时期的农民形象。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5）

在作品中导演对于不同的阶级（强盗、农民和武士）使用了特定的音乐效果，并且在特定的阶级的音乐中根据剧情环境需要音乐又做不同程度的改变可谓是极为的准确与艺术化。首先，片头的字幕和强盗音乐。导演在进行字幕处理时使用的是倾斜的字幕配以小鼓的低沉的音乐。倾斜的字幕本身就可以给人一种危机的存在的感觉，而片头字幕中小鼓低沉的音乐也是属于强盗阶级的特定的主旋律音乐，给受众带来不详预感推动剧情的发展，然而在字幕结束以后音乐并没有停止伴随着不详的音乐强盗出现了，调动了观众的危机感的情绪。其次，农民的低沉的人声吟唱音乐。如在农民得知强盗将要再次来掠夺之后，农民无奈的聚集在一起去寻找帮助，这种音乐的运用配之以消沉状态的村民，对于相对的农民的懦弱展露无余，同样在这里不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并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为农民寻求武士帮助做好了铺垫，以及为村民懦弱的性格特征奠定下基调。再次，武士的慷慨激昂的管乐器音乐。片中故事进行到村民在城镇中寻找武士，街道上一个个武士出现，伴之以慷慨激昂的管乐器音乐，与农民和强盗的主旋律音乐截然不同，象征着武士是力量和强大的化身。在农民寻求武士帮助失败以后，农民的惨烈的现状又伴随着农民的低沉的人声吟唱。最后，阶级主旋律之外的两个独特音乐设置。一是菊千代独特的音乐。菊千代是一个农民后裔的假武士，因此导演也专门为他配置与其他阶级完全不同的音乐，堪称奇妙。片中七位武士已经集结了六位，这时菊千代来到客栈，武士平八挑逗菊千代，伴随着菊千代兽性动态美的表演是菊千代的专属的独特的小的打击乐的音乐旋律，充满了诙谐和幽默与农民的低沉吟唱、武士的激昂的管乐和强盗低沉的鼓乐截然不同。整个菊千代欢快的音乐，也与最后菊千代悲剧性的死亡形成对比。二是胜四郎和志乃的爱情音乐，在这个充满以男性气息为主体的片中，音乐的运用大多是激昂或者是低沉的。而在胜四郎和志乃的爱情的场景中，则与之相应的是轻松舒缓的抒情音乐，为这部充满紧张和战争气息的片子作了些许的点缀。

二、光线分析

影视艺术是一种空间的艺术，由于它独特的空间性，使得造型性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鲜明的特征。在影视艺术的造型方面，光线可以说是影视造型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有光，才会有影，人们的视觉感知就是靠光的存在的确没有光，就不会有影像的存在。在艺术造型方面，光又是可以对人物的性格刻画、烘托环境气氛、创造意境。在绘画艺术中，光与影也是主要的考究的方面，当然作为一个在儿时就对绘画有很大兴趣的黑泽明来说，光线的造型性受到他足够多的艺术化处理。

首先是在村民去寻求老爷爷的意见，这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也提议去寻找武士进行帮助。在这里导演给了老爷爷一经典的布光，就是伦布朗布光法①。这种布光的效果主要用于意志坚定的男性的智者的形象。此处黑泽明选择这样一个经典的布光方式，为这个见多识广的智者老爷爷布光。而在七位武士来到村子以后，村民们都躲起来了，此时的农民和武士两个阶级的鸿沟出现，这样的僵局建立起来了。大家集体来到了老爷爷的家里，寻求老爷爷的帮助，而老爷爷也对于两个阶级的对立无计可施，很明显这时候老爷爷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代表着老爷爷智者形象的经典的布光效果。显然，黑泽明导演的用光不仅仅是刻化一个人物的形象，也在于根据情节的发展的需要进行恰当的改变。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6）

在作品中?а荻杂诓煌?的阶级（强盗、农民和武士）使用了特定的音乐效果，并且在特定的阶级的音乐中根据剧情环境需要音乐又做不同程度的改变可谓是极为的准确与艺术化。首先，片头的字幕和强盗音乐。导演在进行字幕处理时使用的是倾斜的字幕配以小鼓的低沉的音乐。倾斜的字幕本身就可以给人一种危机的存在的感觉，而片头字幕中小鼓低沉的音乐也是属于“强盗”阶级的特定的主旋律音乐，给受众带来不详预感推动剧情的发展，然而在字幕结束以后音乐并没有停止伴随着不详的音乐强盗出现了，调动了观众的危机感的情绪。其次，农民的低沉的人声吟唱音乐。如在农民得知强盗将要再次来掠夺之后，农民无奈的聚集在一起去寻找帮助，这种音乐的运用配之以消沉状态的村民，对于相对的农民的懦弱展露无余，同样在这里不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形象，并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为农民寻求武士帮助做好了铺垫，以及为村民懦弱的性格特征奠定下基调。再次，武士的慷慨激昂的管乐器音乐。片中故事进行到村民在城镇中寻找武士，街道上一个个武士出现，伴之以慷慨激昂的管乐器音乐，与农民和强盗的主旋律音乐截然不同，象征着武士是力量和强大的化身。在农民寻求武士帮助失败以后，农民的惨烈的现状又伴随着农民的低沉的人声吟唱。最后，阶级主旋律之外的两个独特音乐设置。一是“菊千代”独特的音乐。菊千代是一个农民后裔的假武士，因此导演也专门为他配置与其他阶级完全不同的音乐，堪称奇妙。片中七位武士已经集结了六位，这时菊千代来到客栈，武士“平八”挑逗“菊千代”，伴随着菊千代“兽性”动态美的表演是菊千代的专属的独特的小的打击乐的音乐旋律，充满了诙谐和幽默与农民的低沉吟唱、武士的激昂的管乐和强盗低沉的鼓乐截然不同。整个菊千代欢快的音乐，也与最后菊千代“悲剧性”的死亡形成对比。二是胜四郎和志乃的爱情音乐，在这个充满以男性气息为主体的片中，音乐的运用大多是激昂或者是低沉的。而在胜四郎和志乃的爱情的场景中，则与之相应的是轻松舒缓的抒情音乐，为这部充满紧张和战争气息的片子作了些许的点缀。

二、光线分析

影视艺术是一种空间的艺术，由于它独特的空间性，使得造型性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鲜明的特征。在影视艺术的造型方面，光线可以说是影视造型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有光，才会有影”，人们的视觉感知就是靠光的存在的确没有光，就不会有影像的存在。在艺术造型方面，光又是可以对人物的性格刻画、烘托环境气氛、创造意境。在绘画艺术中，光与影也是主要的考究的方面，当然作为一个在儿时就对“绘画”有很大兴趣的黑泽明来说，光线的造型性受到他足够多的艺术化处理。

首先是在村民去寻求老爷爷的意见，这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也提议去寻找武士进行帮助。在这里导演给了老爷爷一经典的布光，就是“伦布朗布光法”①。这种布光的效果主要用于意志坚定的男性的智者的形象。此处黑泽明选择这样一个经典的布光方式，为这个见多识广的智者老爷爷布光。而在七位武士来到村子以后，村民们都躲起来了，此时的农民和武士两个阶级的鸿沟出现，这样的僵局建立起来了。大家集体来到了老爷爷的家里，寻求老爷爷的帮助，而老爷爷也对于两个阶级的对立无计可施，很明显这时候老爷爷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代表着老爷爷智者形象的经典的布光效果。显然，黑泽明导演的用光不仅仅是刻化一个人物的形象，也在于根据情节的发展的需要进行恰当的改变。

其次，片中大量运用了逆光的光线处理方式。逆光的拍摄可以增加一定的神秘色彩、提高视觉的冲击力、渲染气氛等。在片子开头片段，强盗的出现画面，采用的是逆光拍摄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骑着马匹的强盗队伍的基本的轮廓，却看不到一些具体的人物细节，此刻的逆光效果为强盗的出场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恐怖的气氛。可以说，黑泽明导演在片头的强盗出场，运用了非常规的中间地平线式构图、鼓点的背景音乐以及逆光的效果，形成了一个具有冲击力的经典的视觉画面。

三、总结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7）

众所周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而农村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文化事业相对较为薄弱，农民缺乏有益的文化生活与文化消费疲软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因此，发展与繁荣基层文化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繁荣的农村、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即使新农村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推动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特殊的精神驱动力。这就需要优秀民族文化和时代先进文化在农村的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艺术的瑰宝与集大成者──戏曲在繁荣农村基层文化事业的地位不可忽视。

对戏曲演出常识稍有了解的观众都知道，构成中国戏剧主体的各个地方剧种主要的演出地点，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农村，所以农村的“会”、“场”以及年节、红白喜事的时间、地点就是剧团、戏班演出的时间和地点。

从历史上看，“看戏的不拿钱，拿钱的不看戏”是这种演出形态的一个特点。共同推举的“会首”用众商家“摊出”的钱请来戏班唱戏，聚了“人气”，人多才能多买东西；而买东西的人们及买了东西又看了戏，何乐而不为；戏班拿了钱演了戏，为了得到更多的“会首”青睐就要多排戏，排好戏，，就要出名角，这就不断促进艺术质量的提高。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既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条件又各有所得的关系。

虽然今天我们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来讲，生存和生活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正是由于物质生活欠发达的原因，我国农村的演出市场状况和群众看戏的习惯可以说是几百年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依然呈现着和过去基本一样的状况，正是因为农产品产值低、农村因各种不便而社会文化资源贫乏、农民文化活动匮乏等等不良现状，这就需要政府用对基层国营剧团的财政补贴来进行农村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

二、 基层国营剧团的存在、发展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保护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在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融合了各民族多种艺术的成果，它不仅是民歌、歌舞、说唱、器乐等民族音乐成就的集大成者；而且也包含了我国杂技、武术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是传统歌舞和说唱技能的集大成者；另外，戏曲的剧本创作，体现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戏曲舞台上人物的脸谱、化妆、服装、道具、舞台背景及戏台，也体现了我国传统美术、工艺制作和建筑艺术的观念和特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戏曲艺术的传播，更需要戏曲艺术的传播者。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8）

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文化站长》是一部对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文化共享迅速作出回应，同时也符合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精神的优秀作品，因其切入点新、乡土味浓、观赏性强受到观众欢迎。

一、切入点新。近几年，经过艺术家的努力，农村题材电视剧呈现出良好的创作势头，涌现出了不少优秀剧作。像《镇长》《喜庆农家》《喜耕田的故事》等等已成为当下荧屏一道亮丽的风景。《文化站长》能够于其中脱颖而出，再创收视新高，不能不首先归于它有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它选取了鲜为人注意的农村乡文化站站长作为表现对象，看似是对正面反映农村经济变革和观念冲突等的回避，却很巧妙、很智慧地切入了当下的农村现实。农村文化站作为农村文化相对稳定的载体承担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殊使命，是观察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也是反映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面。剧中，观众看到北留乡在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中，尽管也有很多亟需解决的经济问题，像发展旅游、治理污染、推广绿色食品等等。但同时，文化建设也何等迫切！在管站长主政文化站长以前，村里邻里之间的纠纷不断，风气盛行以及相府村重要的人文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乡里的绿色产品资源没有推向市场，使乡政府的领导颇伤脑筋。从《文化站长》中，我们看到热心于农村文化事业，并且确实具有文化才干的管文化和他的“一个半兵”，学农村文化，想农村文化，干农村文化，历经挫折终于成功地举办了北留乡健身秧歌及国标舞大赛，搞了推广山地鸡的卡通演出等，既改变了乡民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又实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农民高兴，乡干部高兴，最终转变了农村文化可有可无的看法。北留乡的变化启示观众认识到党中央抓建设农村文化决策的正确和以文化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前景。它有很强的时代感，又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中达到了独辟蹊径，拓宽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

二、乡土味浓。《文化站长》处处洋溢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阳光丽景，充满了和谐向上的乡土气息。管文化身穿红色跨栏背心，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形象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形象。他所生活的相府村，有管文化妻子那样贤慧但又没有文化的妇女，有沾染不良习气的三愣子，有喜欢议论家长里短的闲人快嘴，也有王主任那样对农民具有统治力和号召力的村主任。好一幅北方普通山村的全息图景。比起城里人，他们淳朴，大多恪守传统的伦理观念，也无一例外受到现代生活的冲击。管文化的身份是农民，“实打实不干面子事”。但他又是一个乡间文人。没当文化站长之前，他的才干未得到发挥，所以刘宣委交给他写个会议路标时，他认真到搞成“三飞燕”，虽然他张口闭口的国学并未派上用场，但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拿得出手，最主要的是他热爱农村文化。在深刻经济变革和文化变迁当中，山村的农民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一些接受新鲜事物、追随时代步伐的新农民。管文化和他的文化站功不可没。可以说，《文化站长》成功地推出了一个大写的乡村文化站长的形象。他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超凡脱俗，没有官本位的思想，屡经挫折，都能宽容处之，在一个小小的岗位上能够把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在他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的站长，马上要转成国家干部的时候，他却在转干申请上写下了辞职报告，激流勇退，展现了一个乡土文人的气节和人文精神，对观众也是一种灵魂的净化。

三、观赏性强。该剧采取的是轻喜剧风格，有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幽默情节、细节，以谐寓庄，妙趣横生，不乏含笑的讽刺。农村文化，说它有形就有形，说它无形就无形，可大可小，小大由之，伸缩自如，很难表现。从收视群体的一般心态来说，青年人爱新奇，文化人爱怀旧，农民爱热闹。这部剧被评价为“热闹”“好看”，一是因其把握住了农村文化是基层文化，二是把握住了农村文化是乡土文化。把握好这两个度也就把握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本质的东西。它采取平行视角，不是居高临下地去表现农民文化；既要表现出文化又要让农民看出文化，不满足于做农民的代言人而是要做农民的发言人。对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极富启示意义。此外，剧中演员表演得比较到位，几位喜剧演员可以说浑身都是戏。所以，尽管这部剧没有集中贯穿的情节和情节的跌宕曲折，但能吸引人一集一集看下去，而且每集都有亮点和笑点，把小故事戏、碎戏演绎成了一台农村题材大戏。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9）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赛珍珠与沙博里《水浒传》英译本中熟语的翻译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WY12-024）。

一、赛珍珠与《大地》

（一）游走在中西两个世界的赛珍珠

赛珍珠，美国著名女作家，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不久即随其传教士双亲来到中国，开始了她在这片东方大地长达40年的旅居生涯。特殊的生活经历使赛珍珠从幼时起便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南方的灵山秀水滋养着赛珍珠幼小的心田，在那里，她了解中国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吸收中国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的家庭出身使她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青年时代在美国读大学，接受第一流的西式文化教育。而这种西方教育并未切断那份存在于赛珍珠灵魂深处对中国大地的深深眷恋。在中国的成长与生活经历，以及发自肺腑的对中国的热爱给予了赛珍珠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和灵感，此外，中西两种文化在她身上的交汇，碰撞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和独特的“文化双焦视角”，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地》——小说与电影

中国题材小说《大地》是赛珍珠的代表作。小说问世于1931年，在美国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好评。之后，《大地》又被译成了45种文字，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1932年，该书荣膺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38年，因其 “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和史诗般的描述”，该书连同她的《异邦客》等几部作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样一部取材于中国，成名于美国，蜚声国际的小说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米高梅公司的兴趣，并买下了影片的拍摄权。1933年，拍摄工作开始。摄制组来到中国农村拍摄背景素材和收集电影道具，电影导演用这些从中国获得“宝贝”，在美国修建了大型的电影拍摄场地，其效果足以以假乱真。《大地》的男女主角都是由外国演员担纲：男主角由保罗·茂尼扮演，女主角由路易丝·蕾纳扮演。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努力下，《大地》于1937年在美国公映并大获成功，一举摘得第1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摄影奖桂冠。

电影《大地》以壮丽宏大的场面、清新自然的拍摄风格，加上男女主演真挚感人的表演，把一幅20世纪旧中国农民劳动、生活的画面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的主人公王龙世世代代都是农民，靠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勉强维持生计，谁知一笔意外之财却改变了他的生活的轨迹，他购置了田地、房产还纳了妾。但这种腐化的生活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田地里的蝗灾以及儿子与小老婆的之事使王龙幡然醒悟，感悟到土地才是他的根，农民才是最适合他的角色。

二、电影《大地》的中国农民主题分析

（一）刻画鲜明的中国农民形象

电影《大地》的一个亮点就是对旧中国农民形象的成功塑造。男女两位主人公的扮演者保罗·茂尼和路易丝·蕾纳虽然都是初出茅庐不久的新人，却把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以及性格特征刻画得生动传神、丝丝入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蕾纳饰演的阿兰，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每天都要和丈夫一起下地干活，就算即将生产也全然不顾，只为了尽量在下雨前多收割一些粮食。阿兰言语不多、表情木讷、表面上逆来顺受，遇到灾难时却沉着冷静、毫不退缩。在逃荒时，她发动全家人沿街乞讨，还亲自示范教孩子如何讨饭，动作滑稽可笑，和电影开始那个低眉顺眼、羞涩腼腆的她形成强烈的反差，也让观众看到了阿兰坚强、乐观的一面。蕾纳把阿兰这个隐忍、勤劳、坚强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可信，影片观众竟会完全忽略了她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演员。赛珍珠对于蕾纳扮演的阿兰也十分认可，认为其表演“无可挑剔”。

在影片中，除了主要人物王龙和阿兰，众多次要人物的形象塑造都是个性分明、可圈可点的。例如，王龙的父亲和叔父虽然都是年迈的农民形象，但个性却相去甚远。王龙的父亲是个老派中国农民，生活的磨难使他变得实际而吝啬。王龙迎娶新娘当日，儿子洗个澡也遭到他的唠叨，生怕浪费了水。在王龙父亲的意识里，娶个媳妇无非是多了一个帮家里干活的劳力而已。如果说王龙父亲是一个吝啬的老农民形象，那么他的叔父则是一个内心充满贪婪、嫉妒，满身坏习气的反面形象。他每次到王龙家，都会顺手偷走一些东西，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以为然；在王龙一家处于困境的时刻，作为叔父的他，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而是趁火打劫，为了得到些好处费而劝诱王龙卖地。此外，行为荒诞可笑、势利眼的看门人；整日搔首弄姿、随时勾引男人的卖唱女荷花，这些小人物的形象虽然有些模式化和夸张，但演员的表演还是非常到位，令人过目不忘的。

（二）描绘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

相信每一位看过电影《大地》的观众都会被主人公对大地的无比依恋和感恩的情感所感动。同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条线索也是影片力求剖析和展现的主题之一。从电影的开始，王龙与阿兰从地主黄家出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王龙随手把吃剩的桃核扔到路边田地里，阿兰赶紧捡起，说道，“一棵大树将从这粒种子成长起来”。仅仅这一句简单的台词就把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对于“土地孕育生命、是万物轮回的起点与终点”这一思想内涵的理解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出来。王龙与阿兰在他们的土地上挥汗如雨地辛勤劳作，坚守着一个对于他们来讲亘古不变的信念：土地是真正的财富，只要守得住土地，生活就有保障（徐清）。因此，即使全家人处于饥寒交迫、生死边缘的危难时刻，王龙夫妇宁愿去讨饭，也坚决不卖地。因为他们知道，作为农民，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生命，哪有希望呢？在影片结尾时，面对死去的阿兰，王龙深情地说道：“阿兰，你就是大地”。这句台词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意蕴。阿兰是王龙的结发妻子，两个人风雨同舟，历尽千辛万苦，从一无所有到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患难与共的夫妻。虽然王龙发家后并不珍惜阿兰，娶了小妾，但在内心深处，他对阿兰还是十分依恋的，所以他把阿兰比作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大地。另一方面，土地与阿兰在很多层面上确实具有相似性：默默奉献、顽强不屈；孕育生命、滋养众生，大地的母性在阿兰的身上得到具体的体现。所以，大地就是阿兰，阿兰就是大地。

影片中着力表现的农民的土地情结使我们深刻的感悟到土地对于中国农民的重大意义。土地在农民的心目中就是他们生命和希望的源泉，是医治病痛和抚平创伤的良药，是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归宿。对于千百年来在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劳耕耘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炙热而强烈的情感是无疑是人类最朴实的、也是最真实的情感。

（三）勾勒“丰富而真实”的中国农村生活场景

一望无际的田野、似火的骄阳、简陋的农舍、耕地的老牛以及劳作的人们，这一幕幕的场景把观众的思绪带到了古老国度的农村大地上，使他们宛如身历其境一般。然而，这逼真的场景并不是中国的农村，而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为电影拍摄特意租下的面积将近500英亩的摄制场地。工作人员在那里用他们在中国得到的素材来布景，很多道具，诸如桌椅、服装、农具等也是从中国收集去的，为的是尽量还原本真，营造可信的拍摄效果。

另外，为了体现原著中所描绘的“丰富而真实”的农村生活，电影还在诸多情节上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影片中王龙对土地的热爱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土地神的虔诚礼拜。凡遇重大事件，诸如丰收、灾难、求雨的时候，王龙都要带领家小去田间的土地庙向土地神祈福。这一情节主要反映了中国农民在20世纪初的思想意识状态和宗教生活情况。当时的农民欠缺科学文化知识，思想意识蒙昧落后，对于看天吃饭的他们来说，求得土地神的保佑无疑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另外，观众通过影片还可以领略到中国农村各种民俗文化。阿兰生下儿子后，王龙喜出望外，对阿兰说：“我要把蛋染成红色，送给全村的人，让大家都知道我有儿子了。”生了儿子送给亲朋好友红色喜蛋是中国的风俗习惯，西方的观众如果不是通过电影镜头的讲述，恐怕是很难了解到的。这些关于农民日常生活的电影情节不仅再现了文学作品中的描述，而且使影片更加生动、具有新奇性。

三、电影《大地》对中国农民形象的重塑

从19世纪中晚期以后，中国人的形象开始陆续出现在美国的文艺作品中。这些作品中所刻画的中国人的形象往往是男子留着辫子、个头矮小、见人点头哈腰；女性则缠着小脚、扭捏造作、腼腆害羞。而他们较为直观地了解到的中国人也仅限于美国华裔劳工或者唐人街上流连于烟馆妓院的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异类”就是愚昧、迷信、落后和滑稽可笑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赛珍珠小说《大地》的出版以及同名电影的公映，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开始发生了转变。特别是电影，作为30年代美国人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最直接的渠道（施定芳），其中所塑造的男女主人公形象使他们对这块古老国度上所生活的中国人有了新的认识。农民王龙，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心态，正直、勤劳、坚强的品质，阿兰的形象则是集东方女性淳朴、善良、隐忍、勤俭等众多美好品德于一身的完美代表。影评家Dorothy B.Jones评价说，《大地》里的中国人不再是“毫无个性特征的群体”，而是一个值得“钦羡和爱慕的民族”（宋静；钟再强）。主人公在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土地的那种炽热的爱和感恩，都深深打动了刚刚摆脱经济危机不久，急需外界力量鼓舞的美国观众并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四、结 语

《大地》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奋斗的故事，电影主题思想积极健康、励志向上；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发人深省，演员的表演更是堪称精湛，把主人公的中国农民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表现中国题材的佳作。诚然，由于受到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影片在很多方面也并非十全十美。例如，影片中的荷花、黄家看门人等次要人物的表演过于夸张和脸谱化；电影编剧为了迎合美国观众心理，安排王龙的小儿子利用西方农业知识驱赶蝗虫，等等，这些情节和表演难免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但总体来说，电影《大地》成功地刻画出王龙、阿兰等中国农民形象，扭转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一贯片面的错误的观念，跨越了不同种族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引起了世界不同国家观众的共鸣和反思，这一点才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徐清.赛珍珠小说对乡土中国的发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2] 施定芳.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看电影《大地》对中国农民的描述[J].梧州学院学报，2009（10）.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10）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5-0392-02

泗州戏原名拉魂腔，之所以改叫泗州戏纯粹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产物.五十年代建国之初，安徽省被划分为皖南皖北两大行政管理区.皖南行政公署驻地在安庆，皖北行署驻蚌埠，两地在区域划分完成之后，随着国家经济大建设高潮的迅猛推进，地方经济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行政，经济地位的确立与提升，为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品位和繁荣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两地又分别打出了代表各自民生形象的标志性文化艺术品牌，皖南安庆是黄梅戏，蚌埠行署则把原来的剧种拉魂腔，更改名为泗州戏，使其成为代表本地区特色文化的代名词.从此一个新的剧种名称旧貌换新颜地就这样诞生了。

1 泗州戏艺术的形成与地方经济发展

泗州戏的形成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它发源于苏北海州一带，原是当地农民以“猎户腔”和“太平歌”等民间曲调即兴演唱的小戏，后传入泗州并吸收当地民间演唱艺术，形成安徽的“拉魂腔”泗州戏。而在泗州戏形成过程中，起关键决定性作用的是地方经济的发展。

1920年前后，泗州戏才有固定的班社演出，并开始进入城市。这是因为民国初年，津浦铁路开通，要在蚌埠这个小地方修建淮河大桥。据蚌埠志摘录的和记载，十万多人参加修建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地方经济一下子繁荣发达起来，蚌埠顿时成为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枢纽.面对繁荣昌盛的经济发展，蚌埠成了商贾士农各色人等的淘金地，因此有艺术技能的民间艺人更不会放过这发财的机遇，于是，处于蚌埠周边的"五灵四凤"（五河.灵璧.泗县.凤阳）的"农民泗州戏（拉魂腔）艺术家"便在农闲时期组成班社开始纷纷进入蚌埠演出.直到一九二零年左右，一般拉魂腔所组成的班社已初具规模，就有了固定班社正式进入蚌埠.如原蚌埠市泗州戏剧团老艺人徐步俊和他的老伴大毛子（魏月华），以及马玉兰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左右就开始先后走进蚌埠演出，这是带着拉魂腔（泗州戏）进入城市较早的一辈艺人.他们进入蚌埠后，先是"唱地摊"，而后进入茶棚演唱，最后终于与蚌埠当地的"卫调花鼓"戏艺术联合，在"卫调花鼓"戏剧场与其联袂演出直到解放.也正是这一时期与"卫调花鼓"的亲密接触，从而实现了原有艺术形式的突破，形成了在唱腔和表演上都与原拉魂腔有很大差别和特色的新拉魂腔艺术（即拉魂腔南路流派），使其更具地方特色，也从而为后来改名为泗州戏做下了铺垫与伏笔及说辞依据。

以上事实证明，安徽泗州戏艺术的形成是安徽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特殊的蚌埠地理环境和特殊的蚌埠地方经济发展，是成就泗州戏艺术形成的温床和根本保障.

2 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发展了泗州戏艺术

2.1 泗州戏艺术激活丰富了地方经济文化

建国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大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必然带来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不断高涨的要求.这个时期泗州戏在辽阔的皖北大地上，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精神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泗州戏已由一个"唱地摊"的简陋演唱形式，发展成为了一个在安徽较有影响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特别是在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更是推动了泗州戏艺术事业向前发展.

一九五四年，在上海举办华东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安徽泗州戏有《拾棉花》.《打干棒》.《结婚之前》.《拦闯》四个剧目参演，特别是传统生活小戏演出之后，曾轰动一时，致使许多兄弟剧种和歌舞剧院会后都抽派专业人员到我省泗州戏剧团向演员学习。为了扩大泗州戏队伍，培养新生力量，安徽各地泗州戏剧团都纷纷吸收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员随团培训，采取一面学习，一面实践的方法，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前途的优秀青年演员。一九五五年，蚌埠专区曾选拔了一部分农村业余剧团骨干，在宿县举办了一个艺术学校性质的训练班，在这个班里设有泗州戏队，专为泗州戏培养新的一代。

一九五七年，安徽省文化局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戏曲演员，成立了一所“安徽省艺术学校”，校内分黄梅戏、庐剧、泗州戏三个班，专门为各剧种培养人才.这期间泗州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五一"节前夕，泗州戏剧团和省庐剧团共同组成了"安徽省进京汇报戏曲艺术代表团"进京汇报演出。在首都的舞台上，泗州戏演出了大型优秀传统剧目、等，演出得到了北京专家的首肯，并以小戏和参加了怀仁堂的演出，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受到了和的亲切接见。后来安徽省泗州戏剧团又代表安徽人民问慰福建前沿的人民，演出了等优秀剧目，受到了人民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五十年代政府重视，人民喜爱，农业文明繁荣昌盛，这个时期地方经济的空前发展，更是繁荣发展了泗州戏艺术。是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由于地方经济的垮塌，泗州戏也和其它剧种一样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特别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地方经济又获得了蓬勃发展，泗州戏也和其它剧种一样，恢复了无限生机。各地泗州戏剧团纷纷恢复，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兴旺发达的景象。从而证明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反过来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更加彰显了盛世中国的兴旺发达。

2.2 地方经济的发展制约了泗州戏艺术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泗州戏艺术也不例外，地方经济的发展象一把双刃剑，它由一开始对泗州戏的保驾护航，相辅相成，发展到今天的对泗州戏的制约与相拒，完全是由于它自身的运行规则所造成的。

地方经济的发展完全是与民生的改革息息相关的，如今工业文明正飞快地毫不留情地取代着农业文明，而作为农业文明的文化形式代表之一的地方戏曲，自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由于不均衡的地方经济的发展，人民大批的把自己转移到地方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地方戏曲的基本观众群没有了，在加上原本真正的所谓老戏迷也把欣赏戏曲的形式由舞台直面欣赏，而改成在电视里或其它播放器里间接欣赏，这一下子就把戏曲艺术架空了，由于欣赏习惯和欣赏内容及生活观念的改变，以及欣赏观众群的断层，广大的青少年由于现在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他们已经基本上拒绝了戏曲（艺校的学生例外），整个戏曲大环境的危机自然也让生存在小环境的地方戏曲（泗州戏也不例外）更加履步危艰.雪上加霜.因此这就让我们感到了戏曲被制约后正逐渐衰亡的危机，而地区经济发达的地方，地方戏更不如人意.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人们生活观念和精神修养观念改变的更激进.由于工业文明是我们从西方引进的，所以我们对西方的工业文明采取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再加上人们对时尚事物的好奇心理与从众心理及对传统东西的叛逆心理，古老的戏曲被冷落和制约一段时间和一个时期也就是必然的了.甚至最后变成博物馆艺术，只有被保护抢救才能生存传承下来，也是情理之中和必然的了。这就象宋朝人对唐诗，元朝人对宋词，明清人对元曲，现代人对古汉文一样。

时代的进步就是这样无情，而国民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它们永远都是与时代同步的，因为经济是生产力的范畴，它是民生民本的永动力，如果它不永动、更新、发展，那人类和一切生命群都不能进步、发展，只有它能改变一切，长存常新.

3 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泗州戏艺术的抢救保护

今天，文化兴国，文化强国，是我们的梦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当代农民形象的演变篇（11）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260-02

传统地方戏剧大都产生于农村乡野，是我国农村文化生活中最为传统、最为流行、最具影响的一种行为方式。发展优秀地方戏剧文化，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展优秀地方戏剧文化，扩大其影响，值得我们大力探索。

一、地方戏剧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的优秀地方戏剧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它们深邃丰盈的文化内核，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天独厚的根基，是农民和谐生活与幸福指数的重要资源。

首先，地方戏剧文化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地方戏剧通过农民能够理解的剧情、亲切的地方话语、能充分发挥高台教化的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倡导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以说，地方戏剧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最有效的载体之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其次，地方戏剧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发挥着文化娱乐、教化、传承等功能，农村有地方戏剧艺术的根，与农村这一片深厚的文化土壤血脉相连，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群众性。

另外，地方戏剧文化的发展对于保护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不小的贡献。如湘剧、长沙花鼓戏、侗戏是湖南的地方特色剧种，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需要重点保护与培植。由于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头传承等特殊性，演出市场的红火，就有利于这些地方戏剧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

二、地方戏剧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地方戏剧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尽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各地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况。地方文化历史悠久的地区，地方戏剧在农村大舞台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景象；但更多的地区地方小剧种正在消失，且消亡速度惊人。就整体而言，地方戏剧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观演关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地方剧团下乡上山进行巡回演出，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观众无偿看戏，剧团的工资和演出费用靠国家每年的财政拨款。进入90年代，财政给剧团断奶，剧团要闯市场，不能象当年一样，无偿地在农村演出。剧团这种没有收入却要赔钱的演出，使剧团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境，只好少演出或不演出。湖南一些县级剧团，大部分是在这种困境中解散的。

（二）一些当地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没有花钱看戏的习惯

以湖南省武冈市秦桥乡为例，地处经济落后、山大人稀的农村，经济困难，群众没有花钱看戏的习惯。剧团领导曾与很多乡镇领导协商，希望能够解决农民看戏难的问题。但乡镇财政困难，既拿不出钱请剧团来为农民演戏，也不敢擅自向农民增收文化娱乐费。由此形成广大农民观众渴望剧团来演戏，而剧团又难以下乡演出的困境。

（三）与戏剧相关的民俗活动中断，没有形成庙会戏的演出市场

地方戏剧没有了庙会，失去了与戏曲相关的民俗活动，就等于失去了戏曲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湖南一些小的地方戏剧如辰河戏所以衰落的如此迅速，民俗传统的中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优秀地方戏剧文化的对策

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广大的农民在不断的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做好地方戏剧文化在农村的发展，更好的发挥地方戏剧文化在建设新农村的作用在当今显得优为迫切。

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展地方戏剧呢？笔者认为须从三方面下手：

（一）地方政府要积极扶持引导，尤其要加大财政支持

近年来，随着农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我国一些农村文化能人开始筹措资金组建业余文化剧团。要想让农民剧团发展好，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扶持引导。要按照“因地制宜、健康文明、群众自办、政府扶持”的原则给予大力扶持，尤其是地方财政支持。

（二）发挥农民群众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发展农村民间剧团

把发展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措施来抓。为确保农民剧团健康发展，文化部门要把组织专业剧团送戏下乡和培养农村文艺业余团队工作结合起来，并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扶植，要经常举办地方戏剧展演活动，吸收许多农村民间剧团参加，促进交流。

（三）地方国有剧团要转变思想观念，要示范带动民间剧团发展

地方国有剧团是繁荣地方戏剧文化的主力军，作为地方剧团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要抢抓机遇，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滚滚大潮中，以“三下乡”工程为契机，开辟广阔的农村市场。

要进行市场调研，摸清新形势下广大农民的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积极排演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健康向上、形式新颖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同时要全力保证在农村演戏的质量。

改变服务方式，变“送文化”为“种文化”、“产文化”。大多数地方戏曲来自民间，来自农村，农村不但有庞大的观众群体，也有一支土生土长的农民剧团、农民艺术家和文艺骨干，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宝贵资源。作为专业地方戏曲剧团，在送戏下乡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大从“送文化”到“种文化”、“产文化”的广度和力度，倡导培育农民剧团、农村艺术人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做主体、当主角，完善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进一步激发农村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要真诚地和农民剧团、农村文艺骨干交知心朋友，通过“沉下去”、“请上来”等的举措，探寻他们的所思所虑、所需所求。“沉下去”就是要帮助建立完善农民剧团，要有代表性地设立农村戏曲文化辅导点，提供适合农民品位的剧本和唱腔曲谱，帮助他们筹划实施农民文艺节和农村民间剧团调演、民间戏曲演唱比赛等活动。通过搭建平台和载体，以点带面，以面促点，全面提高农民剧团的综合素质。“请上来”就是剧团在自身艺术生产的过程中，要选择有悟性、有基础的农村文艺骨干亲临排练现场，让他们多看、多学、多问，了解剧目生产的流程环节。

（四）大力培育新一代地方戏剧创作者，加强农村戏剧题材创作

剧作者要加强农村题材戏剧创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农村戏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剧作者要加强农村题材戏剧创作。我们要不断去思考，去体验，去感知，进而创作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之魂，塑造出一系列既传统又现代的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农民；同时也需要我们用足够的和更新的思想观念作为精神支点，用更新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来刻画和表现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农村以及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