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发展大全11篇

新兴经济发展篇（1）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目前世界经济仍面临失衡挑战，并且这一不平衡仍在持续：欧洲面临福利制度、社会投资过度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问题；美国经济尽管开始复苏，但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国民储蓄不足等问题仍十分突出，短期内很难改变；日本经济又下滑，安倍经济学未见真正成效。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1%，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低1.8个百分点。按照以往经验，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一般高于GDP增长速度2～3个百分点。而根据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WTO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将达到2.8%，这已是连续3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长。这表明，全球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面临增长缓慢的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次贷危机标志着“危险平衡”的破裂，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调整期，而且可能比原来预计要长，更加艰难。过去经济危机调整期大概需要5年左右。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次危机虽然过去了7年，但恐怕还要再过5年，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仍比2015年同期增长6.9%。其中，第一、第二季度增长了7%，第三季度为6.9%。中国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并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目前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

郑永年认为，横向比较看，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比其他国家状况要好很多。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会起到很好作用，仍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分量最重。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所所长杜传忠认为，正在孕育发生中的新工业革命将对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竞争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或正在对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的主要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运行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等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印度、中国等表现尤为突出。他强调，新产业革命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对的好，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并行发展，甚至带领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新兴经济体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如果美国不借助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很难实现繁荣。目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有巨大的需求。同时，也具备了对欠发达国家投资的能力。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开放加快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过去五年发展，仅中印两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接近45%。中国曾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过去五年贡献了1/3。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贸易投资增长的重要机遇。按照2012年的水平计算，这个地区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35%，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贸易的合作增长出现了新机遇，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增长和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指出，周边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经过测算，2015～2020年投资需求将达到6.6万亿美元，2015～2025预计将达到14.3万亿美元。长期来看，需求潜力可能更大，蕴藏着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遇。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中欧贸易的巨大需求。预计到2020年，伴随着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会在现有规模上翻一番，新增半个欧盟人口左右、并有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这不仅将为中欧合作拓展巨大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新兴经济体想要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需要有效应对目前的一系列挑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面临两大类问题：一是结构性问题，二是周期性挑战。结构性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增长效率低下，需要更多资源才能保持同样的增长。第二，增长瓶颈问题，比如环境、制度、资本形成等。第三，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推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增长和服务型增长。第四，下一代的利益，经济增长需要考虑后代的利益。

周期性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问题，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带来了风险，导致了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流入；二是汇率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根源是汇率出现了问题；目前汇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三是资产泡沫问题，投资项目缺乏商业可持续性。

从现实情况看，拉丁美洲国家、原材料出口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面临着周期性问题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推进经济转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这种格局的演变，恰恰是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并不是理想的演变格局，南北失衡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利影响

多边合作进程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长来源。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开放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现在多边进程受阻，局部性自贸区协议成为主流。尽管自贸区是推动开放的，但是这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试图通过打造高标准的伙伴协定创建新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这样的标准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目前美国积极推动的TPP主要针对的是亚太地区，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进入TPP。他认为，这个贸易组织是不完善的，也很难持续。TPP很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扩大版，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等级化，把经济等级制度化。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TPP，需要高度关注，但不能太乐观。一旦这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赖，就很难改变。

当前，G20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G20是一个非常好的危机管理机构，但是防止危机的作用不足；另一方面，G20议程多，内容杂，影响了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目前美国正在紧缩银根，未来英国、欧盟、日本等国也会仿效。各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实现全球宏观经济合作。这对新兴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发挥新兴经济体作用

主席在土耳其G20峰会期间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原有模式动能已经耗尽，需要新思路、新模式，说得很精辟。全球治理出现同样的问题，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上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很大变化，全球治理也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需要深入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重大变化。

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中国身上。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治理又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更在于中国发展壮大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标志着全球治理出现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折。世界在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改革和变化。

2016年9月，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主席主持了峰会，就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世界最高级别的对话，就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更高效地开展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议题展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深入讨论、磋商，并做出了引领世界经济金融新发展的重大决定，为世界经济创新增长增添新动力。

那么，要实现上述目标，如何有效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呢？

一、近几十年以来，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内，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与以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十条“华盛顿共识”的竞争事实上始终存在。竞争结果现在看得很清楚，奉行“华盛顿共识”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无一不陷入“发展陷阱”，陷入治理失败、经济落后的困境；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一些邻国，享受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G20等国际舞台上，全球治理思想和理论的更新需要更多的借鉴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创新和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采取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予以挑战、完善，才有了今天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美好生活。中国自1981年至今，已经带领7.28亿人脱贫。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如此接近！

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最早于1989年系美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1970和1980年代成为美西方推崇的政策，其要害是彻底的私有化、彻底市场化（政府越小越好）、彻底资本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政策为“滴水”，即富人消费，“滴水”下来惠及穷人。这些政策显然有利于资本和保护资本的保守政党。凡是自觉或被迫奉行此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遭噩运，经济下滑，国民财富缩水，政治动荡。

二、全球治理包括金融治理需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加快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其架构和体系都应该做出调整，以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换言之就是要更大发挥这些国家的作用，为全球治理注入新鲜血液，包括新思想、新理念，使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国际新规则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完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的建立和定价货币的多元化尝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所有这些都应予稳步、扎实地推进，以反映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大趋同”变化。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匹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到了需要“动手术”的时候，等待拖延都将造成世界经济的停滞和增长“失速”。G20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积极之举，并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修补调整，使之更加完善、更有效率。

三、这次G20杭州峰会把发展问题正式列入议程，表明各国特别是G20成员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2030”，将在落实SDGs方面开好头，制定高标准、严要求的国别标准。

重视发展问题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直在联合国和G20予以积极推动，并且身体力行的。在实现2000～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方面，中国是做得最好、最实的。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的渠道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MDGs，对外援助在世界总量持续下滑之际不断增加，仅中非合作基金就超过100亿美元，可以自豪地说是尽到了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的义务和全球性大国的责任。

重视发展问题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一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强劲增长。这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事实证明，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发展，就不会有世界经济的整体可持续、平衡发展，所谓世界经济“失衡”就难以消除。在亚洲大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近年来非洲大陆经济年均增长逾5%，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不可小觑，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火车头。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总体“内顾”，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新兴经济发展篇（2）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11-02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反常变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指经济的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而是强调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入,从而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能源技术、经济产业结构乃至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一批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1 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其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2010年七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任何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都要求有一种新兴的产业或者产业群为之作支撑,不然的话,这种模式将无法实践下去,它的发展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政策的支持。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煤、天然气、石油等碳基能源的消耗,同时要加强对碳中和、碳封存等技术的使用,极力倡导对风能、核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兴绿色能源的利用。新兴产业必将朝着低碳甚至非碳消耗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必将大大降低碳的消耗,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使人类生活对自然的破坏大大减弱。对于这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主要有:生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产业、地热能产业、氢能产业等等。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着传统产业的挑战和阻扰,同时对传统产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不让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利变化,必须引进国家的力量,强调国家的调控。国家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划,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做一些战略性的安排,保证新兴产业在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平稳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主要从保护新兴产业平稳发展和避免传统产业遭受大的破坏两个方面入手,比如在制定第十二五规划时应该加入对新兴产业的规划,极力推出对新兴产业的优惠、扶助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业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生产多晶硅的原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到建立电站,有完整的产业群,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场机制的导向下,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改传统经济的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耗,而这个要求是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纯粹的摈弃高碳能源而到达到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消费角度考虑的,而没有顾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所以应该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方面考虑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

从技术和生产力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新兴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生态生产力也叫绿色生产力,它是指社会经济生产力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复合,生态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能量循环以及信息传递的过程。产业生产力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是指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许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生态循环能力,而不应该无顾忌的发展经济、发展工业,而不注重自然和生态的发展。同时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之间不能相互抵消,产业生产力应该遵循生态规律为生态服务。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应该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历史上的产业生产力抵消了生态生产力,而是使得两个生产力共同作用。比如: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值效应(x-y)。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

3.3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从工业发展史来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信息革命,对于以上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融合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其也加大了高碳能源的利用,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历史上的“雾都”伦敦就是工业所排出的大量废气所导致的。同样的,二十世纪的“电器革命”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发展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碳基燃料的消耗,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应该改变传统经济革命的作风,要朝着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进行。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新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标准,它要求工业的发展跟生态的发展相协调,要求人类跟自然的和谐发展。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同时,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之,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必将是未来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必须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

4 结语

总之,我国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新兴经济发展篇（3）

我们认为对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环境因素有经济规模、劳动力质量、对外开放水平、经济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这些因素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如下。(一)经济规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能够带来更大的规模经济，更容易导致区域生产和经济要素的集聚[9]，这有利于为新兴产业发展汇聚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传统产业为其创造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10]，经济规模大小衡量了区域基础条件的优劣。比如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无论是研发项目还是投资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这都需要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11]，这种完善的金融体系会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这个区域市场规模的大小。这种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为新兴产业发展开创更大的市场空间，相反，则市场空间偏小。另外，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大，新兴产业孕育发展的条件也更加成熟，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市场需求在不断扩大，相反，则该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偏小，而且传统产业释放的市场空间很小，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2：经济规模越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劳动力质量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之上，对知识技术和人才资源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强烈的依赖性[12]，而其中人才又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资源[13]。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是科技的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最新的科技成果，依赖于创造这些成果的高技术人才[14]。这就决定了劳动力质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3：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4：劳动力质量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三)对外开放程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对外开放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体现的主要指标[15]，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要占得先机，加快发展，必须树立大开放理念，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强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经济外向度。只有不断加大对外开放，才能引进更多的战略投资者，从而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开放水平越高，意味该区域可以获得更多国外资源和市场促进产业发展，特别是国外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技术、管理、信息、资金和市场，这都可以极好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反，则不利于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5：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6：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四)经济活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经济活力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16]，经济活力体现了该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该区域创新资源更容易被激活，技术创新能力会更强，金融市场会更发达，市场运行效率会更高。相反，则资源配置效率很低，技术创新意识很弱，融资能力很差，市场运行效率会更低。经济活力越高的区域，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果越好，行政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越少。相反，行政对经济运行干预力度很大，从而阻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容易导致新兴产业发展走上不合理的轨道。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7：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8：经济越活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五)科技创新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增长模式有根本区别，其内生发展对科技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如果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则意味着这个区域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具备，这可以极大地推动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介入，从而让科技创新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9：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假设H10：科技创新力越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越好。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从区域视角就是全国28个省市区，从产业视角就是具有新兴产业概念的428家沪深上市公司。

(二)变量设计1.因变量测量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资产总额(totalassets)指标，另一个就是利润(totalprofit)指标。其中，资产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利润总额指标反映了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二者相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地评价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状况。2.自变量为了全面衡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影响的因素，本文从区域经济规模、区域经济活力、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劳动力质量等五个维度测量区域环境。其中，经济规模衡量了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市场容量，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提条件和外在动力；经济活力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是激化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反映了区域的国际化水平，决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度；科技创新力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核心因素；劳动力质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维持不断发展的保障。区域经济规模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GDP越高表示区域经济规模越大，相反，则越小。区域经济活力用非公经济规模测量，非公经济规模越大，则该区域更具有经济活力，相反，则越小。由于国有经济存在各种成本，而且受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经营并不是完全商业化行为，从全球各种历史和现实数据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力越差，资源配置越失效，相反，则经济活力越好。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进出口总额越高，表示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相反，则越低。测量区域对外开放度衡量指标有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生产开放度、贸易结构水平、利用外资比率和服务贸易比率。在上述指标中，对外贸易比率是在研究中普遍被使用的一个指标。科技创新能力用每年新增专利数量来衡量，专利数越多表示区域科技创新力越强，相反，则越弱。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对人才具有较高层次需求，用硕士生及以上学历测量区域劳动力质量具有针对性，劳动力质量用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来衡量，人数越多表示区域的劳动力质量越高，相反，则越低。上述指标测量见表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试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我们收集整理了2012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节能环保产业107家上市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50家公司、生物产业59家公司、新一代信息技术132家公司、新材料38家公司、新能源产业24家公司、新能源汽车18家公司，共计428家上市企业作为总研究样本，搜集并整理了各家上市公司2003—2012年的财务报表，初步形成各个因变量的数据库。各区域的GDP、国企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和专利数量均来自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硕士生及以上人数来自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和《教育统计年鉴》，初步形成各个自变量的数据库。数据中个别缺失值用前后两年的平均值替代，所有原始数据均进行取对数处理。由于利润总额中出现了负数，为了便于处理，将所有利润总额的数据均加上相同的正数，这并不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依据国家公布的方式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其中划分为东部区域的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划分为中部区域的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西部区域的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09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4给出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0—2012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PanelData模型的设定根据样本数据的具体情况，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最有效的模型。本文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得到最终的结果。从表5的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经济规模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85和0.05，说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具有正向作用，这与假设1和假设2一致。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5，表示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具有正的影响，这和假设3一致，但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18，说明其在发展效益方面却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4不一致。这表明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并没有产生正向作用，说明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人才培养质量并不能推动新兴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这和假设5不一致，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0.07，对发展效益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6一致。这表明外国市场和各种资源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推动力不够，甚至存在负面作用，这说明外国市场对我国传统产业存在较大拉动作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够，压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空间。经济活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0.011和0.067，表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积极作用，这和假设7和假设8一致。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和模型2中的系数为0.206和0.056，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这和假设9和假设10一致。在分析不同时期各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时，我们发现经济规模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746、0.012、0.5、0.08，其在不同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却阻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的提高。这说明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与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0.004、0.38、0.17，说明劳动力质量在各个时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2~4中的系数分别为0.075、0.12、0.37，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1中系数为0.05，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的影响，说明在2003—2009年期间，对外开放程度主要是扶持传统产业获得较快增长。经济活力在模型1、2、4中的系数为0.03、0.05、0.09，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3中系数为0.01，其对发展规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2008年中央为了应对欧美金融危机，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刺激了非公经济转投或者延续传统产业经营模式。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3中的系数为0.25、0.16、0.044，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4中的系数为0.1，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经济规模在模型2、3、6中系数分别为0.67、0.98、0.17，对西部和中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模都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在模型1、4、5中系数为0.8、0.67、0.255，这说明其对东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负面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没有迫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另一方面是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经济规模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本很大，甚至会遭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抵触。中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存在正面作用，但对发展效益产生了负面作用，这说明中部经济规模驱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但过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阻碍了产业效益的提高。西部的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存在正面作用。劳动力质量在模型1、2、4、5中的系数分别为0.46、0.23、0.12、0.1，对东部和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都产生了正面作用，在模型3、6中系数为0.2、0.07，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表明西部的劳动力质量并没有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这可能是西部人才培养质量和西部新兴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或者是由于人才的流失所致。对外开放程度在模型1、3、4、6中系数分别为0.53、0.07、0.5、0.0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正面影响，但在模型2、5中系数分别为0.1、0.07。这说明东部和西部的对外开放程度促进了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但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却产生了相反作用。这进一步表明中部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多的是驱动传统产业发展，而不是驱动新兴产业发展。经济活力在模型1~6中系数分别为0.27、0.19、0.01、0.07、0.46、0.02，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产生了正面作用，这说明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很显著的。科技创新力在模型1~5中系数为0.63、0.13、0.1、0.42、0.14，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正的影响，但在模型6中系数为0.04，对西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效益产生了负影响。这说明科学技术在西部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利用率很低。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首先，从全国来看，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最大，而且两者之间成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区域市场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最大作用。区域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影响排在第二位，这表明科技创新力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的正面作用较小。这可能和地方政府注重传统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有关，和区域内民营企业重点集中于传统行业有关。研究中还发现，区域劳动力质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水平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区域劳动力质量对产业发展效益存在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区域劳动力质量在短期可以迅速推动新兴产业规模扩张，补充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但区域劳动力质量并没有促进新兴产业效益的提升。同样，区域经济开放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也存在相悖的现象。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负面作用，这表明外国新兴产业的产品进入了国内，挤占了国内新兴产业市场，而国内新兴产业的企业还不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对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存在正面作用，这意味着充分运用区域开放政策可以提升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业绩。其次，从各个区域上看，区域经济规模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成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这一方面可能和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惯性或者发展路径依赖的特性有关，这种本性束缚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且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发展比较成熟，如果将产业转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转型成本较大。另一方面说明东部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没有很好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尚存在很大提升的空间。劳动力质量对东部、中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都呈现正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成负向作用。开放水平对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其开放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效益还存在负向关系。经济活力对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并没有发挥较大的正面作用。科技创新力对区域新兴产业发展整体上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只有西部的区域科技创新力和产业效益成负面关系。最后，从产业发展阶段上看，在2009年以前，区域经济规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发展水平推动型，而在2009年以后，则变成了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益双驱动模式。2009年以前劳动力质量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发展，人才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以前开放式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要小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的推动。2009年以前科技创新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要高于2009年以后，这表明2009年以后科技成果并没有更有效地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2009年以前经济活力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很弱，2009年以后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甚至存在阻碍作用。这表明国家“四万亿投资计划”推出以后，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但由于“四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暂时扩大了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这导致部分企业仍旧停留在传统产业项目上，并不会立即启动对新兴产业项目的投资和发展。

新兴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

新常态；新兴产业；生产率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分析

1.1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分析后危机时代，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成为新的发展主题。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在生产函数中除去了对于劳动的投入和资源的投入，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分析发现，现有研究的普遍结论将其归结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TFP）3个维度。这些研究结果均在一点达成一致，资本投入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贡献占比最大，而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投资驱动收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减退，这就要求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关于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研究已比较系统全面。在创新驱动经济的研究中，通常引用科学研究与试验性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R&D）这一概念进行描述。

1.2我国R&D投资的一些事实与比较由图1看出，我国关于R&D投入不论是总量还是占GDP的比重上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在2000年以后显著提升，从1998年的551.1亿元到2014年13015.1亿元，比例从1998年的0.6%上升到2014年的2%，增幅显著。其中，企业在R&D的投入上增幅最大，其次是政府，最后是高校研究机构。省际的数据则表明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以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广东）在R&d投入上始终高于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从数据来看，2008年后，私营企业活动密集的地域（江苏、上海、广东）在R&D上的投入显著超过北京以及西南地区。而在西南地区来看，处于经济辐射中心的四川在R&D投入上也显著超过了云南和贵州。基于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相对较短，本文对于数据选取采用省级数据进行分析，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8-2014年。所有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科技年鉴》的数据梳理得到，其余各变量数据均从中国统计局网站获得。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观察到R&D资本的投入明显促进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数据表明R&D投入和人均GDP之间存在明显正向关系，R&D投入规模越大人均的GDP越高。其中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不难看出，我国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远远低于研究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对比经济发达地区与西南地区，可以得出经济发达地区在研究投入上远高于西南地区，从而使经济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和研究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均高于西南地区。

2新常态下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路径选取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构建完善的体制制度。体制改革是其他改革开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通过科研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调动众多科研参与者的积极性，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新常态下，为促进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尤其创新产业，加快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供给的核心在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创新驱动力要在经济增长的比重加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致力于促进过剩产能的有效化解。通过新兴产业的介入与技术革新的方式实现传统产能过剩的行业转型发展，提升产能的整体质量。其中，尤其要通过新兴产业发展来促进农业、交通教育等战略重点的发展。让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服务,这一方面是改造与发展传统产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新兴产业自身完善发展的需要。新兴产业的发展一般都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了一定的传统产业基础,新兴产业才能较为顺利地发展，使经济结构更加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

新兴经济发展篇（5）

亚洲新兴市场在1 997～1 998年金融风暴以后，普遍调整了经济及金融政策，采取了重视出口，避免过度向外举债，减少外资倚赖，并改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举措。拉美国家步入新世纪后也积极进行改革，例如巴西增强了央行独立性，更有效调控经济，加强公共财政纪律，以及减轻外债。

亚洲及拉美新兴市场这些政策的转变，令本土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企业及金融体系抵御逆境能力提升。这些新兴市场在面对危机时相对具有条件采取积极的财政及货币政策。IMF研究显示，全球新兴市场在2009年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幅度平均相当于GDP的2.5个百分点，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则达到300个基点，有助经济得以较快回稳。

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近年多个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这是源于新兴市场积极推动出口，扩大了外贸盈余并累积了较大量外汇储备，包括亚洲，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

经济结构仍然失衡

应当看到的是，近几年亚洲与拉美主要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式仍未尽完善。金融海啸后国际市场再度关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其中一个失衡的重点就是，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偏重于发展生产，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消费品，而区内消费不够活跃。这导致这些经济体依赖向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出口。基于美国的“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难以持续，随着美欧经济调整，消费者减少债务，增加储蓄，进口需求难复旧观。这意味着新兴地区难以再循这一途径，维持快速增长。

再者，亚洲新兴市场在注重促进出口的同时，官方鼓励制造业投资措施，加之相关的基础建设带动，固定投资成为近几年区内经济另一主要增长动力。出口在拉美国家经济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但程度不如亚洲大，其中巴西出口比重只维持在GDP的10％左右，墨西哥及阿根廷的比重则在20％以上。拉美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主要在于普遍较倚赖消费，而固定投资比重则偏低。尽管这未必影响拉美新兴市场经济稳定发展，但显然无助于提升增长潜力。

以巴西为例，过去15年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平均只有17.5％，远低于中国的40％。墨西哥在2001～2006年的平均比重亦仅接近20％。据联合国资料，巴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在1 998～2008年平均增幅只有4.5％，远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仅高于美国0.5个百分点。由于整个地区普遍并不重视提高储蓄及投资，生产力改善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发展模式仍未突破

不同地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仍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就亚洲方面，今后主要的策略显然是要在区内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一消费”经济圈，适度增加消费，逐渐减少倚赖欧、美需求。

至于拉美新兴市场，主要的挑战无疑是要提高投资，增加潜在增长动力。但现在看来，当地不易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如当地政府要鼓励投资，可能要降低企业税率，从而需要增加个人税项或减少一般开支以作弥补，这要取得当地居民支持仍有一定难度。另外，虽然拉美国家近几年公共财政明显改善，但因为区内过去曾多次出现金融风暴，加上部分拉美国家公共债务水平仍不低，如巴西的国债占GDP已近60％，为增加固定投资而大量举债的能力可能有限(或要付出较高利息)，也不利于本国公共财政管理。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虽然早已重视增强区域合作，但南美共同市场至今仍乏显著成效，区内相互贸易比重未见大幅增长，自2000年以来反而有所下降，区内贸易比重从2000年接近20％降至2007年的略高于10％。除了实际运作问题外，南美国家经济结构及优势相若，加上生产力改善有限，可能是区内贸易难以突破的主因。因此，虽然近几年南美经济转趋稳定，但本土投资与经贸合作缺乏突破，发展前景未见突出。

至于东欧与俄罗斯，今后的发展仍难免需要倚赖海外市场。由于俄罗斯优势明显集中于能源，即使当地发展其他产业，也较可能与此相关。这样，能源市场仍会较大程度上左右俄罗斯经济发展。

东欧方面，自冷战之后政局变革以来，与地理及文化相近的西欧融合，借助其资金与市场，成为东欧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多年来以西欧国家为主干的欧盟逐步吸纳东欧新兴国家，将单一市场扩展至该地区。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将拖慢西欧中期经济增长，西欧的需求增长可能持续缓慢，资金供应亦将有限，意味着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仍需经历一段较为困难的时期。但对东欧来说，恐怕不易找到其他较佳的发展途径。现阶段东欧国家另一重任，是要汲取近几年过度扩张的教训，建立更有效的公共财政纪律，改善经济及金融管理，以便日后善用西欧资金提升区内经济建设与生产力。

新兴经济发展篇（6）

二、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领域、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背景主要源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到来必将带来新的战略机遇。这是因为，已经占据强势经济地位的欧美发达国家和致力于民族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二是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继欧美发达国家之后纷纷制定和公布了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竞争态势激烈，尤其是在新兴产业价值链及其相关分工层次的规划与布局方面更为激烈。三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也是破解资源约束、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力举措，是新常态下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发展领域方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的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7个产业，被认为是我国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事实上，随着技术创新在不同领域的发展与突破，我国新兴产业的领域还会陆续放大。2012年国家工信部制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下设7个门类、34个大类、153个中类、449个小类、260个次小类，共包含680种产品。2012年国家统计局制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第一层为7个大类，第二层为30个类别，第三层为100个类别，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359个行业类别、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及服务中的2410个项目相对应。2015年，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第一季度我国新兴产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0％，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额增长0．8％，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3．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8％，汽车制造业增长7．6％，船舶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2．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7．5％，新增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504万千瓦，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增长11．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业务增长17．5％，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增长41．7％［10－16］。在发展基础与发展条件方面，经过37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基础、政策环境、资源条件和市场机制等与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接近，只是在科技体系、企业运营模式、政府配套措施和市场开拓能力等方面还有欠缺，体制机制方面的制约因素也还存在。鉴于我国新兴产业目前多数还处在孕育期、成长期的现实，相关学者和有关部门已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一是市场机制视角的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推进，二是技术驱动视角的先进技术引进与传统产业升级的结合，三是政府主导视角的官产学研结合的市场化培育向企业和市场主导的市场化培育逐步转变。实际上，科技创新、技术驱动在我国产业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或其总体研发实力却相对不强，尤其是在核心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上更是如此。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之路在我国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但政府主导、资源的投入与共享、产学研之间的组织协调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至今仍不能尽如人意，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也如同市场化培育一样“走走停停”。因此，在强调政府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应考虑到新兴产业孕育、成长和发展中的内在属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和及时调整相关的引导政策和激励措施，同时还应在市场培育、资本支撑、人才集聚、机制健全等方面营造新兴产业发展的合力与环境。

三、大连市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及其必然性分析

（一）大连市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

大连既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金融、贸易、旅游和宜居城市，同时还是我国北方开放度最高及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近年来，大连市在科技创新体系运行、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新兴产业的支撑能力日益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态势渐趋明显，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初步形成；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升，国际合作前景广阔；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巨大［17］。2014年，全市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生产、物联网、智能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及其产品开发取得了重大进展。海洋工程装备产值增长95％，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70亿元，智能装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造船、电子商务、金融、期货交易、软件和信息服务等重点产业蓬勃发展。大连机床集团、大连光洋集团等企业研制的产品成功进入核工业和航空航天领域，对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产首台三代核电反应堆压力容器在大连下线，对推动我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比克电池大连产业项目在花园口经济区投产。新兴服务业也在2014年得到快速发展，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各类生产企业390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销售收入1485亿元，同比增长10％；电子商务长足发展，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大连北良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北方粮食交易市场、大连泛亚太电子交易中心、东北亚现货商品交易所等16家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崛起。

（二）大连市发展新兴产业的必然性分析

1．新兴产业在大连市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大连曾经是以钢铁、冶金、石油、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城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通过科技创新推进装备制造业由加工装配向研发创造转变。大连市加快推进以海洋工程、核电装备、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海洋工程装备、核电装备生产、物联网、智能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及其产品开发取得重大进展。尽管2014年全市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但全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在条件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困难，新兴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多，形势更为复杂，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十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因此，在加快全市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适应我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升级的新特点，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并以此推动全市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方向演进。应积极开展新兴产业发展的前瞻研究，分析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找准大连的定位［18］。应选择和确定那些具有战略性、带动性及大连自身优势的新兴产业，这样既有助于催生新的产业链条，也有助于传统产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进行改造提升，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和高资本方向的转变，推进全市经济的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

新兴经济发展篇（7）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58-03

一、引言

新兴城市是指那些建制时间不长,在较短的时间内经济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同时成为所在区域重要力量的城市。由于普遍存在发展的起点低、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硬件设施缺乏等特点,这些城市不仅要快速发展自身经济,同时还要面临着与周围城市的竞争与合作问题。

江苏省宿迁市和泰州市分别于1996年7月和199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撤销县级宿迁市,设立地级宿迁市,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和宿豫县。总面积8 555平方公里,人口529万人。面积和人口在江苏13个省辖市分别列第4位和第7位。目前,下辖三县二区: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城区和宿豫区,以及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和苏宿工业园区。县级泰州市从扬州市划出,组建地级泰州市,下辖海陵区、靖江市、泰兴市、姜堰市、兴化市。1997年,海陵区、姜堰市、泰兴市部分行政区划进行调整,组建高港区。2007年末,泰州市户籍总人口为504万人。全市总面积5 790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428平方公里。目前,泰州市辖2个市辖区:海陵区和高港区,代管4个县级市(靖江、泰兴、姜堰和兴化,以及泰州经济开发区)。

二、宿迁与泰州经济发展对比分析

(一)经济总体情况的对比

1999―2008年,宿迁GDP从182亿元增加到672.5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74%,人均GDP从3 662元增加到13 110元,平均增长率为15.39%;泰州的GDP从368.9亿元增加到1 394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99%,人均GDP从7 380元增加到27 713元,平均增长率为15.91%。这两组增长速度泰州都比宿迁要大。通过这些数字的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在一些年份宿迁的增长速度比泰州要快,但多年的平均值比较宿迁仍然落后于泰州。也就是说,宿迁的经济总量及人均总量不仅在绝对值方面落后于泰州,相对增加速度也落后于对方,两地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2008年,宿迁地区生产总值675.2亿元,排在江苏13个市的第13位,人均GDP为13 110.68元,排在第13位;而泰州GDP达到1 394亿元,排在第10位,人均GDP为27 713.72元,排在第8位。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人均GDP低于泰州的全部都是苏北城市。另外,从县域经济的角度看,宿迁下辖的泗洪县、泗阳县和沭阳县人均GDP分别为10 628元、10 448元和10 116元,排在49个县(以及县级市)的第43位、44位和46位;泰州下辖的靖江市、姜堰市、泰兴市和兴化市人均GDP分别为为45 113元、29 410元、24 280元和16 400元,分别排在第11、20、25和35位。

(二)主导产业的对比

对于新兴的城市而言,经济的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否以及主导产业的发展情况。产业结构方面,根据江苏省2007年统计数据,泰州以及宿迁的三产结构如下:

其中,泰州的三产结构比为8.56:58.25:33.19,而宿迁的三产结构为22.02:45.98:32.00,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两个城市的共同问题都在于第三产业的比重过小。当然,对于新兴的城市来说,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需要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另外,从主导产业方面来看,在2007年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公布的省重点培育的100个产业集群数目中,宿迁市共有木业产业、蚕丝稠产业、玻璃产业、酿酒产业以及棉纺织产业等五大产业集群入围。另有像彩塑包装、花卉等一些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五大产业集群共有企业3 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24家,2007年实现产值227亿元。其中,木材产业是宿迁的第一主导产业以及最大的产业集群,2007年实现产值100亿元,有3 000多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98家。酿酒产业实现产值47.4亿元,其中,“洋河”和“双沟”两个白酒品牌是江苏省乃至全国的著名品牌。

相比之下,泰州在江苏省100家重点培养的产业集群中有10个入选,包括泰州医药产业集群、泰州内河船舶产业集群、泰州汽车传动配件产业集群、泰兴减速机产业集群以及江堰石油机械产业集群等。这些集群所在的产业在技术、资金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带动等很多方面明显强于宿迁的几个产业集群。这10个产业集群在2008年实现营业收入1 000亿元,共有企业3 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 300余家。

根据韦伯从工业区位理论角度对产业集群的解释,目前宿迁的产业集群仍处于第一阶段:企业依靠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的低级阶段,离第二阶段即依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出现的高级阶段还很远。宿迁在产业集群方面还存在着效应不显著、关联配套能力不强、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不足。在人才、技术及资金支持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以及健全的服务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提升产业集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外部环境的对比

宿迁和泰州作为两个几乎同时设立的新兴城市,由于其所处区位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

从地理位置上看,泰州地处传统意义上的“苏中”地区,宿迁则地处“苏北”地区,苏南、苏中和苏北在经济发展中明显呈现出逐渐递减的局面。另外,从所属的经济区域来看,泰州位于长江沿岸。江苏省2003年提出了关于沿江地区的开发战略,其中的沿江地区就包括泰州市等6个市区以及包括其下辖的泰兴市和靖江市在内的15个县市。沿江地区的开发不仅使得该区域的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而且使得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城市来说,可以享受到从全球的视角承接资本及产业转移的好处,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产业集聚的优势。例如,在2007年的江苏省沿江地区“十一五”产业空间布局规划中,造船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就需要整合之前的分散资源,向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及南通三大船舶修造基地转移。在积极发展的产业项目中,生物医药行业要依托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以及扬子江药业城等基地,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行资源、资本的重组,加速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

另外,泰州还处于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当中,可以承接上海及整个苏南城市在产业方面的转移。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在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2009年第一季度泰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3%,增幅居16个城市的第一位。另外,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5.5%,增幅居第一位,外贸自营出口总额增幅居第二位,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居第三位。相比之下,宿迁作为一个新兴的苏北城市,周围缺乏大城市在经济方面的辐射。虽然江苏省政府2002年就正式批准了《徐州都市圈规划》,宿迁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城市。但该都市圈的发展难以令人满意,徐州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小。不过,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长三角”的区域范围已由过去的“16城市”,扩容至“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全部区域”,至此,宿迁也成为更广范围内的长三角城市。但是,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宿迁这个新成员享受到的好处。

(四)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机制比较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表述为: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识运用于生产;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从过去几年的数据来看,从2004―2007年,不论是人力资源、资本的积累等方面宿迁和泰州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泰州,宿迁无论在经济发展的起点、或是主导产业的层次及水平以及内外部发展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其中的部分差距甚至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因此,如何缩小差距以便更快更好地发展宿迁经济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提升宿迁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

(一)发挥制度供给的后发优势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资本、人才、技术等因素外,制度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定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后发地区通过效仿或移植先发地区的各种先进制度并经本土化改造进而形成制度的后发优势,这些有时主要表现在成本优势、时间优势以及经验优势三个方面。宿迁应该充分利用新兴城市的自身优势,积极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市场新主体;推进市场制度该给,营造投资创新环境;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强化发展理念。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

(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的软环境建设,改善人文环境,在公共服务上提供良好的条件,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改善政府的形象,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积极承接苏南相关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调整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重点提高主导产业的技术水平,进一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三)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

新兴经济发展篇（8）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0-9-3

Some Suggestion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Guo Songke Liu Lingling Guan Miaoxian

（Guangzhou University Sontan College，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Abstract：China，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econom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s：Emerging Economies;One Belt and One Road;Development opportunity;Policy suggestions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债危机导致众多发达国家出现经济低增长的局面，国际市场呈现低迷状态，美国经济遭受重创，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疲软态势。而作为后发之势的新兴经济体则展示了强有力的生命力，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因此，新兴经济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加大，在为其新兴经济体发展提供发展契机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发展路径。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殊的一员，采取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并予以实施，在缩小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1.1 “新兴经济体”的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世界经济开始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渐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局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对国际关系的一次重新洗牌，发达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而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则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非很大。发达国家成为金融危机最为直接的受害者，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停滞。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后者居上的势头。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的逐渐提升，使其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中一股新生且强劲的力量。对于这些崭露头角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个专业名词，称之为“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普遍的说法是指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具有后发优势，成为新兴的潜力股。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开始拓宽本国经济发展市场，逐步将本国经济发展融进国际市场，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路径。这些国家作为新兴的发展力量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的经济力量，逐渐有了“新兴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称谓，这些名词从不同角度解释着新兴的发展力量的不同特征。

由此看来，“新兴经济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英国杂志《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将新兴经济体划分为两个梯队：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五个国家为第一梯队，也称为“金砖国家”;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二梯队，这些国家也被称为“新钻国家”。国内学者张宇燕等（2010）在编著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09年度报告》中提出新兴经济体可以界定为11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是“20国集团”（G20）的成员国，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南非、阿根廷、巴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统称为“E11”。“E11”这个说法符合现阶段相关学者关于界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1]。

1.2 新兴经济体发展现状

从IMF在2014年4月公布的预测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上调经济增长速度到3.6%，而美国、欧元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分别调至2.8%、1.2%，欧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将会得以改善[2]。目前全球经济处于紧密联系的经济圈中，欧美经济的复苏必然会拉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明显受益于欧洲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制造业为主，以中国、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在出口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从外销中受益。而处于南亚、拉美以及非洲的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从发达国家需求中能够获取的收益会受到更大的限制。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新兴经济体在恢复经济建设过程中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前景分化态势则十分明显，有些处于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的压力比较大，有些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也会引起经济上的震荡。金融危机前处于中东欧的国家是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但由于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外流，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总体看，新兴经济体也存在局部风险：资产经常性账户赤字较高的存在;地缘因素引起的政治不稳定;债务风险高;创新后劲不足等。尽管存在一些风险，但在金融危机恢复期间采取的恢复性措施已经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兴经济体逐渐采取促经济增长、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的一系列措施，这类措施在近几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持续向新兴经济体偏转。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般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国内环境、外资吸引力、消费人群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流中，持续出现经济要素的流动，将出现“溢流”效应。在资金丰富、技术先进的国家往往会为了节约成本而寻求与劳动力丰富以及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合作，这就给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融以及高新技术方面的产业劣势，则可能在寻求合作中使其相关的内在机制不断得到健全、完善。

2 “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由在对中亚访问中提出来的，是依靠中国与其他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标志，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主动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融合、文化上相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中涉及的国家有60多个，从其国土面积来看，最大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是市场最大的两个国家，也都是亚投行的重要创始成员，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将为沿线的60多个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2.1 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拉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配套的设施建设。从2014年各国GDP来看，中国GDP总量达到99 255.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俄罗斯GDP总量是23 081.9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九;其他国家的GDP总量都有所增长[3]。中国是制造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处于资源大国的俄罗斯需要外资的注入，中俄经济存在互补性，很多方面契合度高，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一贯推行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进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也是发展的契机。沿线的道路建设是打通丝绸之路的基础。中亚各国在寻求贸易，对道路建设的需求不言而喻。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有助于带动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欧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经济带贯穿于诸多国家，需要多个国家建立起区域合作机制，从而建立起连接亚洲以及欧洲的重要通道。

从供给端来说，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我国也存在建筑业以及制造业过剩的问题，需要对外转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方面比较紧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有限，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在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方面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会促进我国建筑业的转移，将缓解建筑业等相关产业在国内市场过剩方面的问题。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国内整个“基础设施产业链”的良性运转。采用“走出去”方式也会更有效带动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劳务的形成，迅速达到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4]。

2.2 面临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一定的挑战。

2.2.1 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合作的基础是本国的国家利益。涉及到合作问题必须要有合理的合作机制才能维持友好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就会出现意见分歧，乃至造成合作的中断。跨越国界的投资政策能否长期实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建立合作监督机制时把所有国家的利益考虑进去并保证机制运行的合理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建立起来会有极大的挑战性。

2.2.2 国家间的信任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我国是对资源需求量高的国家，不免其他国家会有所猜忌。另外，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信息的不对称也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性，从而造成不信任。

2.2.3 资金缺乏问题。沿线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能投入的资本有限。在资金缺乏的状态下，会造成预计计划无法完成。这个需要所有国家加入的事情，怎样发挥好“亚投行”等机构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足够的资金，确有一定的难度。

3 若干建议

3.1 中国应扮演好主“角”角色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金融危机恢复期间，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行动为世界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继续上演经济稳定增长的好戏，成为牵引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火车头”。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起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为营造良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纽带，在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鉴于此，中国应继续扮演“主角”角色，一方面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后发优势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承担更多的大国义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沿线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帮助。

3.2 继续做好政策沟通、机制保障和新政策导向“功课”

利用好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的背景，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也可以实现海外投资的转移，并且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友好合作、资金融通、国家间共同利益的维护。措施如下：

3.2.1 加强国与国之间政策沟通，寻求利益共同点，致力于构建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了解，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国家政策的对接，为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打基础。目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域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寻求更多共同利益，中国应着重加强在经济发展政策、产业规划技术利用等方面的交流，挖掘更多的投资增长点。

3.2.2 着力构建海外投资机构，保障本国利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国际环境相比国内环境更为复杂，虽然目前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对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较低，但我国中小企业可利用资源有限，投资能力不足，对东道国环境把握不准，对市场风险分析力度不够，如果国家建立相关的投资保障机制，建立相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将会有利于保障投资企业的利益，从而更好开展国际合作。

3.2.3 强化在高新技术、金融等方面的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导向，不断拓展经济外向型发展路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强项，这就需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其他短板的竞争力，从而赢得更多的比较优势，以提升综合竞争力。为此，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大力促进中国企业对高新技术的采用，如环保、节能技术的推广奖励、资助政策;大力促进企业融资渠道方式多元化，如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产业;大力促进服务业与交通设施建设，如鼓励服务业劳务输出，鼓励利用现代交通便利条件增加来自外部的可贸易服务业需求等;大力扶持企业出口产品，通过国家选择主导产业，制定产业政策，引导受扶持行业内企业搞好产品升级换代和转型。

参考文献：

[1] 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新兴经济发展篇（9）

这份报告特别指出：新兴服务业产生的经济附加值高，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环境污染少，它反映了战略新兴产业的趋势和方向，是社会运转的主要载体，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家庭与养老服务产业将成为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服务业

近年来，我国家庭与养老服务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家庭服务产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婚育家庭”和“空巢老龄家庭”。“月嫂”难请已众所周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和工作节奏也日益加快，对家庭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但合格家庭服务从业者却明显不足。另外，“老龄家庭”特别是“空巢老人”对家庭与养老服务业的需求也在急剧增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民政部的数据，中国老年人口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201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78亿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65岁以上“空巢老人”有415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近1/4。随着子女出国留学和异地就业增加，“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公众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家庭与养老服务产业成为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服务业。

《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新兴服务业发展战略》报告指出，加快我国家庭与养老服务业发展，首先要花大力气解决目前的薄弱环节，其次需构筑起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解决其薄弱环节，关键是要建设“两大工程”：一是家庭服务业公益性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即设立区域性家庭服务电话号码，整合资源、增加投入，实施公益平台建设。依托该平台，健全供需对接，信息咨询、服务监管等功能，形成便利、规范的家庭服务体系，为家庭、社区、家庭服务机构提供公益。二是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培训工程，即以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和病患陪护员服务从业人员为重点，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在职培训。家庭与养老服务业既有私人性质，也有部分公益性质，所以需要采取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策略推进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规范家庭与养老服务市场秩序。

新兴服务业的国家战略

我国面临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机构，着力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是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我国更多地以新兴生产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努力，将新兴服务业和服务业新兴业态培育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副局长白津夫认为，新兴服务业的研究第一条要有全球的视野，要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的视角来关注服务业的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在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态势逐步加大，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技术改革，这正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展开，而且覆盖了各个领域，推动了新技术更广泛的应用，推动了新产业的快速成长，推动了新业态大量的涌现，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表现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的涌现。”

白津夫对《经济》记者说：“所谓新兴服务业除了书里面概括的这些方面之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现代服务业或者新兴服务业的核心内含，就是传统服务向智能服务的转变。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云计算，新兴服务业或者智能服务业进一步形成了云服务的理念。”他认为，云计算本身就是一种云服务的概念，就是一种海量的，集成的服务，基于云计算又大量产生了云服务。“比方说在生产领域云服务已经覆盖了生活的部分领域，由于有了云服务，就进一步的把生活制造和生产服务融合在了一块，我看到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和一些制造企业，生产服务转型为全流程服务，特别是借助网上平台，远程的技术服务和维修，原有的生产商大大地扩大了生产服务网络体系。”

《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新兴服务业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到：我国新兴服务业有四大发展的战略思路。他们分别是：第一，引领战略；第二，科技支撑战略；第三，政策扶持战略；第四，积极开放的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夏杰长对《经济》记者说：“服务交易的是无形产品，其效果也是依赖事后的评价，所以相比工业、农业、服务业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新兴服务业更加依赖无形资产的作用，所以如何来提供一个更高层次的制度需求，制度创新和健全的市场机制，对于新兴服务业发展是尤为重要的。”

中国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夏杰长认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服务的全球化浪潮非常强烈。“我们服务之所以全球化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服务变得可贸易，这样带动了服务的全球化发展。”同时，他指出，“我们的新兴服务业在这几年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如何走出去，这一块相对比较弱。我们在服务业的积极开放战略当中，必须秉承一个原则，就是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要同等同步地进行，不能厚外薄内。”

关于如何推动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司长夏农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应该有多方面的工作加强，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加强创新，因为没有创新就谈不到新兴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

夏农指出，这里说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而制度创新在现阶段，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于知识，更加依赖于无形资产的发展。因此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健全，而且制度创新能够保持和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所以‘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有一条专门强调了要积极探索适合服务业新兴业态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将这方面的创新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当前，由欧美经济新的振荡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的波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呈现放缓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目前服务业和服务经济的需求研究非常不足。“我们需要把对服务业的研究深入下去，特别是它作为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经济，拉动内需，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以应对当前金融危机蔓延。”

中国市县招商网专家指导委员会暨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 3月24日，中国市县招商网（省略）专家指导委员会暨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有关部委的领导、专家、中外企业家代表300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这两个机构的成立，是中国市县招商网快速发展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市县招商网专家指导委员会和企业家俱乐部，是中国市县招商网根据服务于市县政务招商引资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的权威咨询和联谊机构，专家指导委员会由有关领导、专家、著名企业家组成，企业家俱乐部由中外著名企业家组成。两个机构旨在充分发挥有关领导在指导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的真知灼见的影响力及企业家在业内的引领作用，对中国市县招商网的发展建言献策，对市县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咨询，对市县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发面的支持。

新兴经济发展篇（10）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 世纪20 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新兴经济发展篇（11）

加快科技创新，做强实体经济

创新驱动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企业的发展动能正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也要看到，在实体经济中，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很突出；产品结构还无法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高品质、个性化、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只有加快科技创新，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讨论时，从创新驱动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提升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二是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转移转化。三是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借鉴运用国际通行、灵活有效的办法，推动人才政策创新突破和细化落实，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这三个方面，既是推进企业科技创新的方向，也是加快企业科技创新的内容。华为经过20多年持续高投入的创新研发，已经突破技术跟随者的发展阶段，成为以科技产品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国企业，也是世界100个知名品牌中，唯一的中国知名品牌。国家电网强化创新意识，稳步推进成果转化，在重大科技攻关、科技示范工程、特高压和智能电网建设、电网标准制定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实现了很多世界第一，成为中国500强排名第一、世界500强排名第二的国际一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