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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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思政课”教育：塑人灵魂的工程师

1.高校“思政课”教育为大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有部分学生认为，我既不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也不信奉唯心主义世界观，我信奉我的专业，因为我将来只靠它吃饭。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在

实践中有害。虽然，大学生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人的思想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所作的行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任何专门学问的研究只是对世界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任何研究都离不开世界观方法论指导。

2.有益于大学生修炼良好的人格魅力。

要想将来当专家，不仅要受世界观支配，而且还必然受一定人生观、价值观支配。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为专家，学生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来要如何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培养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即使成为专家，也存在着一个具有什么人格力量的专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专家，在个人的荣誉、地位、利益等系列问题上，如何对待？已经成为专家，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为自身个人利益而努力奋斗还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当科研受到挫折和失败时，是气馁、退缩，还是迎难而上直至成功？遇到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不理想，是抱怨、发泄还是积极克服、主动进取？如此等等系列问题，都需要作出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人生观，以它为思想武装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德才兼备。大学生只有以这样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人生行为的指导，努力学好专业，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受到国家和人民欢迎和重用的、有人格魅力的专才、专家。

三、高校“思政课”教育：授业育才的引路人

1.解决人才发展的正确方向。

长期以来，有部分人认为高校教育是通过教师的专业知识教育教学来实现，与“思政课”教育没多大关系。这是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偏见，好多高校思政课教师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就是明证。事实上，专业知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同于基础教育的特征之一，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与专业课教育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授业育才的双轮车。而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能够解决将大学生培养成一个为谁服务、代表谁的根本利益的专家、学者，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的知识，大到宇宙天体演化、社会形态更迭，小到基本粒子的结构演变，还无一不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都可以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指导思想，去进行分析与研究。当然，科学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以具体科学方法的不可取代性，排斥理论的普遍指导作用。

2.引领实事求是作风的树立。

任何学科科研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也离不开科学精神的引领。实事求是，不仅是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出发点，坚持实事出发就是坚持唯物主义。求，即探索、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对其对象的未知领域进行求证、求解、求新。一个“求”字凝聚了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精神，如严谨治学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甘于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是，即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建立关于规律的知识体系。为了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之，任何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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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充分表明,公民的科学素养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是国家兴旺昌盛的根本。所以从教育的社会功能角度看,提高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是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但是我国从1992年开始的对公民科学素养的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科学教育课程与教法角度来反思,主要存在2个问题:1)静态的片面的课程观,即过分强调课程的相对稳定性;2)课程实施基于教师为中心,进行单向的知识传授,更多强调确定性知识。 

科学素养应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过程与方法、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科学教育的立体画面。虽然自新的课程标准出台以来,在师生关系、知识与生活经验联系、研究性学习等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日渐丰富起来,但是在科学教育观念的形成上,仍然停留在个别学科教育研究层面上,对科学的认识、对科学教育的认识、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还都缺乏深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基础科学教育。本文基于现代科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系统科学研究的思维,对中小学科学教育观念进行反思,旨在把握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1 系统科学研究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特点 

 

现代科学观是对基于经典决定论科学思维模式而产生的科学观的反思,是对科学本质、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方法的哲学性思考,是对科技与社会现实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表述。 

在经典科学的影响下,科学观一度笼罩在机械论或二元论的思想下,它过于重视数学和实验方法在认识世界和创造世界中的作用,认为科学是对客观事实的真理性反映,与科学“之外”的价值无关,是中立的,由此造成真理与德行、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但是从系统科学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多方过程,科学也就是一个多面体,它既遵循科学研究本身的规范,又受到社会环境、文化资源以及研究者自身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其活动及知识体系中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1]。 

系统科学强调研究的对象的开放性。系统科学在突破基于经典科学而形成的观念时,扬弃其平衡、对称、封闭的局限。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非线性科学的出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世界[2]。说扬弃,是因为现代科学观既强调普适的研究规范,同时也强调个人研究风格,强调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精确性与非精确性、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系统科学注重运用综合的方法。方法论是对科学认识活动的形式及方式的看法。经典科学观与机械论哲学息息相关,经典科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分析的,研究方法上具有因果预测性、线性序列性的特征。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为有机论,认为整体以及所有其他部分都包含在每一部分当中,提出“完整的整体”的观点,且并不排斥分析方法,而是包含并超越分析的方法,即应用综合整体的方法对复杂对象进行研究。因而与信息化时代相对应的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形式和内容,必然是系统科学思维和方法论。 

 

2 系统科学教育观的形成与特点 

 

现代教育观的形成不仅是现代思潮的产物,更是现代科学观的教育诉求。科学观应该体现在科学的基础教育中,特别是科学课程改革。因为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实现特定的教育目的,但不管什么样的教育目的,转变教育的对象是中心的环节之一。从系统科学研究的特点来看,转变的对象应该是全面的,不仅仅有学生心灵,也有教师的认识与行为。所以系统科学研究思路为课程改革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也为认识和解决教育现存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总体上来说,与系统科学研究特征相对应,教育系统应该也强调系统的开放性、自组织性、创造性,注重课程过程,强调不确定性,重视师生互动。 

2.1 系统的科学教育必须是开放的将整体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是必要的,但正由于这个系统的复杂性,人们在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常采用分析的方法,即将教育系统分解为多个较为封闭的系统,进而分别分析处理。这种做法与经典科学研究是契合的。但是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今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观(有清晰的起点和明确的终点)应该向更为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系统或网络观转变。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中,有序必然会产生,因为这是人类的自组织过程。所以一个系统开放并不可怕,开放不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乱,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系统在局部乃至全局会自组织成有序结构。现代教育应该提倡这种开放的教育系统观,将系统的自组织看作系统发展的重要机制。科学教育系统作为教育的一个子系统,同样也必须是开放的,不仅不能从教育中剥离出来,而且还要与教育系统外的科普、科学研究等有机联系起来。那种普通教育中教物理的教师不管数学和化学,更不管语数外的情况,从系统教育观来看是不合适的。同时,科学教育也要走出校园,请科学研究者参与其中,甚至利用网络的开放特性,将我国的基础科学教育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 

2.2 系统的科学教育允许存在不确定性科学性不等于确定性,从系统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复杂系统即便是处于自组织状态,个体行为也是有涨落的。所以不可能达到教育的转变是确定的。首先不确定之一就是教育目的。多元的教育目的是开放的教育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和而不同”的教育观既强调个体的社会性又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只不过它在个体的发展要求上,更强调教育个体的整体发展性(即人的全面发展性)。所以系统的科学教育观不会割裂科学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它不会把个体的科学能力提高置于固定的、先验的跑道上。相反,科学教育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教育的有机组成,教育是主体与客体、课程与人、教师与学生等动态整合的过程。所以在科学教育的效果评估上,要充分考虑到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还体现在多元文化的价值趋向,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的消解。因而要求教育者去搞教育创新(教育成为艺术而不是匠气十足),去倾听处于边缘地带的声音,而不是去重复根深蒂固的话语或文化。虽然科学教育的内容有其科学性,但是这是相对确定的,科学课程蕴含的价值意味仍然是多元的,学生对其理解带有强烈的主体性,教师对其解释也应具有多重性。特别在是网络发达的今天,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的多,所以在具体的科学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信息源是开放的,系统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既是参与者的交互行为,也是学生在认识远离平衡的条件下——表现为干扰、缺点、错误、困惑——不断通过耗散而转变的过程,确定的知识同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知识一起对学生的认知结构产生影响,认知结构通过顺应或同化达到平衡,通过涨落达到有序。 

2.3 系统的科学教育观念强调交互的教育过程系统在开放的状态下,系统中的各种元素要形成自组织,必需相互作用。用于师生关系,则主张教师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平等互动关系。系统教育观主张课程应该通过参与者的行动和交互作用形成,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自组织和转变的过程。作为个体的教师是开放的,他不仅对教育系统外是开放的,对学生也要是开放的。所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教师在调整好与外界的关系同时,也要带着开放的态度,依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寻求恰当的教育途径,将学生带入对真理的日益深入的理解之中,同时自己也从学生处获得更多有益教育的信息。作为学生,要通过反思和自组织来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交互性正是对传统单向传递知识的教育过程观的审视,是对教育活动基本属性的揭示。 

开放的教育、不确定的因素与互动的本质这些都要求科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科学学习能力水平为己任,并使更多的学生对科学学习产生兴趣,这是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一种体现。 

 

3 科学学习能力的培养是科学素养自组织的动力 

 

学生的科学素养提高过程是个体在外界的作用下的一个自组织过程,寻找到这种自组织的动力是关键。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恩曼(richard p. feynman)说过:“科学是一种方法,它教导人们:一些事物是怎样被了解的,什么事情是已知的,现在了解到什么程度,如何对待疑问和不确定性,证据服从什么法则,如何去思考事物,作出判断,如何区别真伪和表面现象。”所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该强调科学探究,强调让学生亲历科学,在体验中学习,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能力。 

探究学习方式的提倡,意在改变传统单纯接受式的被动学习方式。学生不是被动地记忆科学的结论,而是经历这种结论得到的过程和懂得获取的方法。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透过现象,抽取有关运动的本质,并且合理近似,提炼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的各种“概念”和“定律”来。这个过程是通过探究来完成的,而探究的基本的环节是相通的。在基础科学教育中,提倡的探究学习方式的主要环节与科学研究的是相互一致的。科学探究强调知识获取中的体验,强调过程与方法,所以“做中学”是对我国传统科学教育的纠偏。 

综上所述,现代科学研究,特别是系统科学研究的思维特征对科学教育的诉求是要开放、综合与可持续。因而要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就必须注意基础科学教育的课程改革及其教育方法改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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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7-0061-03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状态，高校的生存环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竞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得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大学分类中重要类型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认清自己的竞争能力和优势，培育和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及定位分析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按照武书连关于大学“型”的划分，现有大学可分为研究型(学术水平最高，科研成果最多，以研究生培养为主的大学)、研究教学型(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仅次于研究型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并重的大学)、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科研为辅，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四类[1]。对于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他兼具了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的双重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立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战略。

1.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

其一，强调教学和科研并重。基于中间层次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社会的轴心，即保证为社会输送的人才能满足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要求，又通过科学研究不断的创新知识从而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教学工作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重中之重，也是该类大学的强项，但同时它也必须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从而优化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格和服务档次。

其二，培养本科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从培养的层次看，教学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主要是本科生，全同时又兼顾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原则上不招收专科生。从人才的类型上说，本科生层次的人才多为应用型人才，而研究生层次的多为学术型人才。从人才特点看，教学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主要是高科技专门性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注重人才理论基础的同时更注重人才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本科生教育为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为强校之道。

其三，以地方和行业为主要服务面向。按照“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思路，密切与地方政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通过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为企业技术进步、社会发展解决科技问题，并为当地政府、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其贡献以成果转化和智力支持为主要标志。在人才培养上，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各类急需人才。

其四，具有综合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的学科建设特点。多学科建设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突出特征，这类院校多为多科性大学，一般设有两个以上的主干学科和若干相近学科，同时重点学科存在大力发展的潜力。这是社会人才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2.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分析

根据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教学研究型大学可以定义为：以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重在培养有研究潜力、以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为主的高级专门人才，涵盖博士、硕士和学士完整层次的大学[2]。

大学的使命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高校，其根本使命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社会的多元化需要人才的多元化、人才的层次化，体现为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担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为地方大众化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理应以“教学与科研并举”为立足点，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重，以大众化教育为主体，在优势学科上培养精英人才；以知识应用和服务社会发展为根本使命，为地方建设、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作贡献。

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环境分析

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做指导。其具体“5力”竞争模型图如下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构成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环境的5力分别为：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教学型大学的竞争，学生生源竞争，具备相似竞争优势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竞争和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投入的竞争。它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内部到外部的整体性概括。构成其竞争环境的“5力”主要为以下内容：

教学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这是5力模型中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力。高校之间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同层次、同类型的高校内。这样一个中心的竞争力衍射出以下四种不同的竞争力。

国家对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投入：在教学研究型这一类大学中，有小部分高校属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余均属地方省属高校。作为教学研究型大学类型中的重要高校、排名在前的高校，可以较大程度地获得国家的重视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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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8-0008-02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真知灼见。

比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重要最普遍的手段。比较研究方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也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探索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促进学科纲领地科学发展。其中，横向比较是比较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学科发展情况；纵向比较是比较不同区域内特定时期的学科发展状况。

在比较对象确定的基础上，选取科学的方法论分析理论的进化和退化至关重要。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继承了逻辑实证主义，把实验观察事务作为检验科学知识的基础理性主义观点。根据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进行学科理论比较环节中，应围绕科学纲领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为比较层面，系统性比较分析不同纲领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学科判定纲领的进化和退化。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学科未来的发展。

1 比较研究法概述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雅典政制》最早出现关于比较研究的运用记录。上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常见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偏重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是同时采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用定性与定量手段相结合深入分析研究资料，构建研究对象结构，确定比较研究对象各组成因素的整体性作用。比较研究方法可应用于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各研究领域，定性分析进行研究对象“质”方面的分析；定量分析是对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的分析。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法的应用都非常广泛，在大量实践应用的基础上，根据比较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些学者已经总结出一些原则，将比较分为区域性比较和问题性比较两类。区域性比较是指，比较某一特定区域内，如某一国家、地区或有明显区划划分的区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多领域问题的研究；而问题性比较与区域性比较不同，比较是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的，选取的是两个国家或地区，或是多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固定问题。研究数据或资料是开展比较研究的前提和保障，使用区域性比较研究在研究数据或资料的收集上应遵循基本的前提或原则。由于区域性比较研究是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众多领域进行整体性比较，所以，研究开展的前提条件是研究者要对所研究区域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研究者往往需要实际进入该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参观、访问与调查，以便在适当的时间和环境下获得第一手资料。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现场研究法。但一般情况下，很少有研究者能获得机会去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单纯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即使有也可能是短期的访问调研，一手资料收集非常有限。限于客观条件制约，大部分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会采用另一种研究途径，即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大量外文文献，来间接地获取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2 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

为了科学地运用比较研究法，应当明确运用比较研究法的步骤及注意的事宜。

实施比较研究法的环节

不同学科、专业、领域内对于比较研究法的使用具有多样性，在实施环节方面，各国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例如，美国学者乔治·贝雷迪和德国学者希克尔共同将比较研究划分为实录、诠释、连接、比较四个实施阶段。虽然比较研究法在应用领域具有多样性，不同专业在应用时有不同的侧重点，还未形成一种固定的研究模式。但一般来说，任何比较都必须确定比较问题、明确比较目的、选定比较方法、选取比较标准、聚焦研究内容等，这就是比较研究法的一般性步骤。

第一，明确比较的根本性问题，建立比较的逻辑起点。本文已将比较的对象确定为不同区域内特定学科的发展史，是对于不同区域的特定学科的科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

第二，制定比较标准，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学科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往往需要着眼于该学科不同时期的典型性学派、理论、理念、事件的研究，并以科学哲学为指导，运用编史学的方式系统地整理比较。进步的科学哲学思想，便是比较研究的标准和依据。文章就是试图探索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分析手段，构建起比较学科发展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三，收集、整理资料并加以分类、解析、提取、重构，完成资料数据的收集与整合。

第四，实施比较，即比较的具体实施环节。如何科学合理地以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构建研究框架体系，是比较研究的核心环节。在该环节中，需要明确学科发展理论的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规则和正面启示规则，提出理论系列的进步和退化的划界问题。

第五，形成比较研究报告，按照比较研究的预期目标，从中获得有价值的借鉴或启示。通过编写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学科的发展史，力图得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促进我国特定学科未来的发展。

3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波普尔和库恩的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在这两种思想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其哲学思想中既有波普尔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痕迹，也从某些层面表现了库恩哲学思想的精髓。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吸取了库恩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原则性地修改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即朴素否证论，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科学哲学。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前提假设，是“硬核”理论的提出，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原理。“硬核”决定着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不同科学研究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相互之间的“硬核”的不同。由于“硬核”在整个系统中的决定性作用，拉卡托斯在思想体系建立之初，就限定了一个根本性假设，即“硬核”是不可反驳的，也是不可修改的。这一根本性假设可以保证研究纲领，即某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不可置疑性。但应该明确，“硬核”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稳定，长期来看，“硬核”本身也具备一个发展过程。一个研究纲领的“硬核”，实际上是通过预备性的试误方式发展的，发展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结构。判定一个科学纲领的进化与退化有判断标准，如果理论“硬核”不能再指明事物的发展方向，引导事实的发展，出现理论落后于事实，呈现理论衰退的迹象，就必须放弃该“硬核”。

在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内部结构中，支撑“硬核”的是围绕“硬核”的“保护带”，由一系列辅助假设构成，是支持“硬核”成立的理论预设。“保护带”的建立就是通过逻辑严密的辅助假设，保护“硬核”不受反驳，体现了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适应性。“保护带”的工作机制是，当实验结果与理论发生矛盾，出现反例和反常时，触发“保护带”要利用内部的辅助假设来解释异常情况，将指向“硬核”的反驳经验的矛头主动指向自身，以规避对于“硬核”的反驳，保证“硬核”的不可置疑性。为了实现“保护带”的功能，就必须对其中的辅助假设不断地修正、完善，增加其复杂性和严密性。完善“保护带”有两种途径：一是对原有的辅助假设重新定义与解释，扩大假设的内涵与外延；二是提出新的辅助假设，借鉴与吸纳反例中出现的经验反驳，避免理论被淘汰。当然，对于“保护带”的调整并不是不加以限定的，否则，无休止地强化“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就很难与诡辩区分开来。判断辅助假设的修正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演变是进化还是退化，拉卡托斯在理论建立时提出了相应的判定标准，以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其认为判断“保护带”调整的进化标准与判断客观经验进步的标准是辩证统一的，有助于理论进步的辅助假设不应是特设性假说，以特设性假说驳斥反例无科学性。另外，“保护带”的科学调整的经验进步是断续显示的，并不能在立即观察到调整后的新事实的出现，因此，在调整后的理论面对反驳经验时，应留有合理的缓冲时间。

科学研究纲领内部又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指导“保护带”工作的禁止性规定，禁止任何指向“硬核”的经验反驳，转而通过不断科学化调整和修改的“保护带”中的辅助假设来保护“硬核”。反面启发法从方法论的层面规定了“保护带”的性质和工作机制，实现了理论对于反例的驳斥与同化，增强了纲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延长了纲领的生命周期。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规定，指示应该寻求哪些道路，规定了理论发展的长期方针，表明了理论科学的自主性，从理论的自我调节和完善的功能来发展整个科学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深入研究分析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历程的过程中，拉卡托斯汲取了波普尔和库恩哲学思想精华，创立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表现为进化和退化两种形式。与判定“保护带”中辅助假设修正的科学性标准一致，衡量一个纲领是进化还是退化的标准，在于其客观经验的进步性。如果一个科学研究纲领调整了辅助假设后，增加了经验内容，并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现的反常和反例，预见新颖的事实，则表明这是个进步或进化的研究纲领，反之，则是一个退化的纲领。科学史表明：一个研究纲领就是在进化时期也常常有一个或多个其他研究纲领与它竞争。

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型表明，任何一种研究纲领都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是不可能永远进步的。理论进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转向退化，随着抛弃“硬核”，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硬核”下的辅助假设，再次恢复到进步阶段。因而，历史上的任何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都只能是暂时的成功，它们都有一个从进化到退化的发展或演变过程。否定或证伪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的决不是观察和实验中的反常，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研究纲领。整个科学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以及其它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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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个性重要还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个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础是什么？”在课堂上曾经就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共性的问题，深究起来应该是客观性与真理性的问题，有绝对客观的标准才能用于确定共性的问题。共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找到绝对客观的依据和绝对正确的理论（真理）。按照证伪主义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会在不断的发展中被证伪，绝对真理不能达到，只能无限接近。而索罗斯则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彻底的可错性），人所认识的不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共性意味着绝对的正确，但是由于没有绝对客观的基础，绝对共性难以达到。从这一层次上说，绝对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现实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两人对同一类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两个国家选择同样的社会制度，对同样的社会问题选择同样的政策。这种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弱化的共性，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在这里，只能说个体从各自的认识基础（对事物的理解）出发，得到了相同的观点。由于这种基础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客观的，所以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这种基础的不断客观化，这种相同存在的基础越来越牢固，越来越有意义。

一般的说，我们还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识，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尚未被证伪的），社会科学知识（尚未被证伪的），历史、地理事实，道德伦理观等。虽然这些基础严格说来并不算是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求过于苛刻的绝对客观。过于苛刻的追求会让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态度应该是：认为共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共性并非绝对真实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并非绝对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联系到范式的概念，处于同一范式的群体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对价值观、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体系等的认可），而处于不同范式的群体共性基础较弱，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差异和冲突。

个性应该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基于自己获取的一定的事实（不论是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个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也不能轻易的把一般性的差异和不同理解为个性，要注意追究这种差异产生的基础是什么。真正的个性应该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础上，这种共性最好是比较严格的共性（接近绝对的共性）。对一些基本的客观事实、理论基础有着完全一样的认识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识），然后根据自身的认识水平，认真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才可以称为个性。

个性的表现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来看。对于一个国家，只有深刻认识自身的客观基础，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条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本国的问题。虽然在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理论上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个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随便引用他人的经验，效仿他国的做法，最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对于个人，基于不同的基础，在对待同一问题的时候，就会得出自己特有的结论。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特有的结论越来越有意义。比如很多学术大师，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认识水平非常高，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低层次的），他们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对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问题（高层次的），比如真理观、人生观，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可以看作个性的方面。个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础越深刻，所得到的个性越有意义。这里的个性已经没有对与错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这时的个性是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最有意义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们要尊重个性，在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理解时，不能轻易的否定别人的个性。

从理论研究上来看，个性存在的基础在于理论研究的核心假设条件。核心假设条件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这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理论研究最终是解决共性的问题，对理论的认可构成了共性的基础。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确定的解决，只是相对的解决。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随着理论的证伪度越高，用它作为共性的基础就会越牢固，共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的层次越来越高。个性如果得到越来越普遍的理解和认同，也可能最终转化为共性。个性的层次的提高，最终推动共性层次的提高，推动整体的发展。这也许是每个个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身层次的意义所在。

我们所要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也许是：首先积累知识，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可以使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实（绝对客观），这是获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自己的信念，这是获得个性的一面。要获得更高层次的个性，就必须不断积累知识，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选择自己的真理观。这种层次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就如同选择了一种信仰，我们只能给与尊重。

范式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

库恩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常规科学时期和非常规科学时期，认为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才能导致科学事业的确定性的进步，常规科学时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学的主要特征。库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学理论联系到历史、社会背景。范式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共同的信念、价值观，对基本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认可，而不能将其缩小到一个具体的理论上。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应该是研究对象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这一对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直接影响。自然世界具有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客观运行规律，人类可以通过观察、猜测、实验不断的认识这些规律，但是却难以改变它。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发电、发射飞船、太阳能技术、核工程技术。由于这些规律难以改变，因而按照这些规律往往得到一些确定性的结果，即：条件一定，结果一定。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粒子运动的测不准性，不确定性，混沌效应，复杂网络等，似乎破坏了传统的“确定性”，但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这些复杂的自然现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规律，只是过于复杂，一时之间难以把握。而且这些特有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参与而改变，一种确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有很强的被动性。当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被人们观察到之后，如果现有的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信服的解释，就必然产生对新理论的需求，或者称旧的理论被证伪。比如原子理论、量子理论的产生。当然也有一些主动的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很强的主动性，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来源于自己的思考与兴趣。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这种联系在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条件、仪器设备、技术条件，这些是由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会带来对技术设备进步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这里也存在某些个人完全处于对真理的追求而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续下去。 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现为历史阶段性，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立和旧范式的摈弃。同一时期的范式冲突一般仅局限在科学研究本身，与社会活动的联系较少，表现出来时较为缓和，社会影响也较小。科学研究的范式与社会的联系往往在于社会对于科学的利益需求，这种需求受到历史社会情况的影响。

篇（6）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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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科研管理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把人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来满足人的需求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所在。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运用到高校科研工作中去，就是要将广大教师置于科研工作的核心，确定教师的主导地位，通过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来激发和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高校科研工作的目标，并通过这一目标的制订和实施来促进广大教师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也就是说，高校特定阶段的科研工作目标只是服务于教师群体发展的手段，教师群体的发展才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理性目标。当前，许多高校恰恰是把手段当作目的，并由此陷入一个本末倒置的认识误区，其严重后果就是出台的一系列短期功利色彩的政策极大地激励着教师学术研究上的机会主义行为，人为造出一片科研成果繁荣的壮丽景观，危及着高校科研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教师群体的发展，高校科研“质”的提高才有了可持续的保障，高校三大职能的实现才有了可信赖的基础。因此，科研工作和学术领域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教师个体的发展为本。

教师发展问题的实质是教师的潜能实现或自我实现的问题。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高校教师的内在需求更具高层次和精神性特征。人的潜能的实现或压抑取决于其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要使教师的潜能得以实现，一个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至关重要，而一味地强调监督、管束反而压抑、泯灭了教师自身内在的动力。并且，学术研究上的创造性和复杂性也决定着对教师的学术活动无法有效地实施监督。所以，教师潜能的实现主要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学校的作用就是因势利导，构建一个有助于教师实现潜能并且生产知识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一个有助于教师潜能实现的环境至少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宽松。形成一个宽松的内部环境，出路在于继续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二是宽容。如果没有宽容和支持，也就难以出现具有原创和创新意义上的成果。要宽容失败。对失败的宽容和关怀，将激励研究者及时进行“失败的研究”，并将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这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强大动力和不竭源泉。

二、科研工作要坚持全面发展

如果说科研工作中的以人为本解决的是科研发展的动力和目的问题，那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解决的是科研的发展方式问题。其中，全面发展强调的是量和广度的扩张，但这种扩张并非是“面面俱到”。由于社会分工和人的拥有欲的片面性，一切量和广度上的拥有式发展事实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全面发展只能是相对的，是类与个体全面发展的统一。针对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的统一，是个体有独特性的全面发展。

高校科研工作中坚持全面发展观，首先在宏观上要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全面发展。一般认为，大学具有教育、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其中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面向社会开展应用研究以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大学制度本身应有之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正如“学”与“术”的关系，对这两个方面，高校不能偏废任何一方，而应该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全面发展。其次，在中观上要扬长避短建立并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条件将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结合起来，避免发展策略上的平均主义和全面均衡。要找准自己的优势学科，加大对优势学科的支持力度促其尽快成长，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再次，在微观上，全面发展观还体现在对高校教师的素质要求上。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知识更新的速度在空前地加快，这对高校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成为一个称职的高校教师，必须首先应该是一位研究者，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秀的教师。作为教师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娴熟地驾驭知识，精选教学内容，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教学手段，向学生传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传播本学科的最新成果，展望学科前沿，指出有待解决的问题。显然，这与对传统型教师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要有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学术品格、思维方式以及方法论修养。

三、科研工作要坚持协调发展

高校科研系统是高校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横向看，它要和教学、人事、后勤等子系统发生联系。纵向看，它又由各个院系科研元系统组成，各个院系元系统又由各个专业、教研究室、实验室等更小单元系统构成，并且还有由一个个课题组组成的动态微观单元系统。这是一个复杂的子系统序列。在这种纵横交错关系的联络过程中，由于各自利益、地位、出发点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系统冲突和矛盾。坚持协调发展原则，就是要运用系统原理，一方面要把冲突破坏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水平，另一方面，使冲突产生积极、有效的结果，产生最大化科研效益。

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横向上主要是妥善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不是负相关而是正相关，科研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无论是从实现高校教育职能还是实现科学研究职能，都需要将科研摆在突出的位置，防止将两者对立起来的片面做法。要将“科教兴国”的口号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就必须要大幅度增加对科研的投入，使广大教师从事科研与从事教学能满足大致相同的需要。

坚持协调发展的原则，纵向是要妥善处理好科研系统内部的关系。当前，一是要优化配置科研资源，着力解决科研队伍整合难、资源共享难问题，探索建立和完善以科研团队和课题组为核心的内部组织管理模式和校际合作模式，进一步挖掘研究人员的创新潜能，提高科研活动的效率。二是要延伸高校科研管理的功能，切实加强对学生的科研训练。要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科研活动，采取对本科生实行导师制的办法，让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学术活动，开设科研方法论课题，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初步的研究能力。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学科是科学研究长期发展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方向和方向群。随着现代科学综合性趋势的发展，在对许多复杂现象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联合攻关中，诞生了一些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这些新的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出现，日趋模糊或淡化了原有学科的边界。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及时调整或重组科学研究的学科组织，正确处理好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一方面，学科建设要以科研的方向和成果作为主要标志，另一方面学科建设方向要以科研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四是要加大产学研结合的力度，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要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积极参与国家、地方和行业的创新体系建设。通过产学研合作及其基地建设，培育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同时，要建立起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融资机制和行政管理机制，推进高校科研成果高效转化。

篇（8）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研究生是高校中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是高校创新的主体, 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包括完备的知识体系、创新性思维风格、创新性个性特征和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瞿海东、陈慰浙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组织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其中学习能力包括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课程的掌握程度、外语四会的水平与能力、研修跨学科课程和应用能力、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实践能力主要包括教学实践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思维能力、独立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等。[1]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准确、全面地界定和分析“不新”的能力;不断形成或提出可与“不新”不同的独到见解的能力;以及正确而恰当地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的能力等三大基本素质有机地合成一种综合能力。[2]

基于上述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分析以及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找寻其中的共同点，即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具有创新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包括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较强的合作实践能力,以及用于批判的精神和思维品质。具体来说，创新能力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有较为全面扎实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完备的知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的储备不但包括平时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知识经验的存储，就无法正确的分析问题，更谈不上创新了。因此，只有拥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运用它们进行创新。

2、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思维起点。是驱使个体进行创造的心理机制，是创新的愿望、意图和动机等思维意识。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有怀疑的意识，有强烈的创新的欲望和激情。在这样的心理意识的驱使下，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性的活动。

3、创新性思维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人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颖的、独特的思维成果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创新性思维跳出常规思路的约束，强调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果等各方面都体现新颖性和独创性。当然，创新性思维并不是一种或几种思维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包括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非形象思维、发散式思维与聚合式思维等各种思维有机结合的过程。

4、创新实践能力。

有了创新的意识和创新性思维，必须要动手操作，才能形成创新性的成果。这就需要创新实践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能力。通过创新意识发现问题，必须要能运用理论和先进手段、仪器设备去探索、研究，才可能解决问题。这一实践能力的形成，既包括对理论的研究能力，又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型研究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要应对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就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研究生的素质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两者是分不开的。研究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 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提高。

素质应用于心理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征，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教育界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关于素质的概念和内涵也变得不断丰富起来。《辞海》中对素质一词作了如下定义: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3]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一种包含了智力特称和人格特征的综合能力，是己有知识经验、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技能等的综合表现。因此，需要具备如下几种素质：

1、生理素质

生理素质是一个人发展和创新所需的最基本素质和最基本前提, 生理素质包括个体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包括深刻的反思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如果没有良好的生理素质，就没有办法通过已有的知识储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可以说创新无从谈起。

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即个体思想活动和心理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创新能力的内在自然倾向性。创新不但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文休养过程。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养成非常重要。心理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情感品质、意志品质和个性品质等多方面, 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创新活动才能有自主、自发的动力性。

3、道德品质

对于科技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的不好,科技同样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学会“做人”是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4]对于研究生来讲, 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 要锻炼自己的学术道德意志, 正确看待功名与利禄。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19页.

篇（9）

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人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研究生是高校中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是高校创新的主体， 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来源。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包括完备的知识体系、创新性思维风格、创新性个性特征和创新实践能力等方面。

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瞿海东、陈慰浙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研究生创新能力由学习能力、研究组织能力、人际表达能力、理论构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构成。”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生的创新智能包括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其中学习能力包括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课程的掌握程度、外语四会的水平与能力、研修跨学科课程和应用能力、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实践能力主要包括教学实践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分析思维能力、独立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等。[1]第三种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指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准确、全面地界定和分析“不新”的能力;不断形成或提出可与“不新”不同的独到见解的能力;以及正确而恰当地客观描述与界定自己“新”成果的能力等三大基本素质有机地合成一种综合能力。[2]

基于上述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内涵分析以及不同学者的观点，我们找寻其中的共同点，即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指研究生具有创新的基本能力和个性品质，包括具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较强的合作实践能力，以及用于批判的精神和思维品质。具体来说，创新能力包括以下几方面：

1、有较为全面扎实的知识积累与储备。

完备的知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的储备不但包括平时所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本学科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知识经验的存储，就无法正确的分析问题，更谈不上创新了。因此，只有拥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深厚的知识储备，才能运用它们进行创新。

2、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思维起点。是驱使个体进行创造性行为的心理机制，是创新的愿望、意图和动机等思维意识。在进行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有怀疑的意识，有强烈的创新的欲望和激情。在这样的心理意识的驱使下，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性的活动。

3、创新性思维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人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颖的、独特的思维成果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创新性思维跳出常规思路的约束，强调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结果等各方面都体现新颖性和独创性。当然，创新性思维并不是一种或几种思维模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包括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非形象思维、发散式思维与聚合式思维等各种思维有机结合的过程。

4、创新实践能力。

有了创新的意识和创新性思维，必须要动手操作，才能形成创新性的成果。这就需要创新实践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能力。通过创新意识发现问题，必须要能运用理论和先进手段、仪器设备去探索、研究，才可能解决问题。这一实践能力的形成，既包括对理论的研究能力，又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创新型研究生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要应对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就要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研究生的素质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两者是分不开的。研究生只有具备了良好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 才可能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提高。

素质应用于心理学概念，一般指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性，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征，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础。近几年来，随着教育界对素质教育的要求，关于素质的概念和内涵也变得不断丰富起来。《辞海》中对素质一词作了如下定义: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②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如政治素质，文化素质。[3]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一种包含了智力特称和人格特征的综合能力，是己有知识经验、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实践技能等的综合表现。因此，需要具备如下几种素质：

1、生理素质

生理素质是一个人发展和创新所需的最基本素质和最基本前提， 生理素质包括个体的身体素质，同时也包括深刻的反思能力、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如果没有良好的生理素质，就没有办法通过已有的知识储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可以说创新无从谈起。

2、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即个体思想活动和心理状况的综合反映， 是创新能力的内在自然倾向性。创新不但是一种科学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人文休养过程。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养成非常重要。心理素质包括人的认识能力、情感品质、意志品质和个性品质等多方面， 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创新活动才能有自主、自发的动力性。

3、道德品质

对于科技而言，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的不好，科技同样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学会“做人”是创新型人才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4]对于研究生来讲， 在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要不断加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 要锻炼自己的学术道德意志， 正确看待功名与利禄。自觉地培养良好的学术道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丁海莺，丁松滨.研究生创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国电力教育.2006(6):19页.

篇（10）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6-0095-02

社会对大学职能的认识是随着大学职能的转变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当前学术界对大学职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大学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不少学者开始感兴趣大学的“第四职能”应该是什么，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本归纳如下：

1 国际合作与交流

冯振业、陈昌贵等人认为国际合作应该成为大学新的职能。陈昌贵在《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竞争的国际化，以及知识本身具有普遍适用性，国际合作已成为社会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大学也需要通过国际化来使自身得到发展。[1]冯振业、杨鹤提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开放程度，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撑因素，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特征之一。”[2]徐魁鸿认为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大学承担国际文化交流的职能于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有利于大学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相互认同。[3]沈广斌在对国际合作能否作为大学的第四职能作出质疑，依据有三：（1）“认识上的偏差”，国际合作不具有职能得基本特征，与前三者职能不在同一层面；（2）缺乏理论依据，没有充足论据可论证国际合作可以作为大学的第四职能；（3）“实践上缺失”，由于水平差异，国际合作呈现出不平衡，不具有普遍性，也很难有生命力。[4]

2 引领、改造社会

袁广林在《引领社会：大学第四职能》一文中提出引领社会应该作为大学的第四职能，引领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教育的“内在属性使然”，“大学引领社会是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的最高境界，也是大学价值的最高体现，对原三职能具有价值定向的作用。”[5]杨运鑫、廖益认为大学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应发挥引导社会的职能，主要内容为“精神和思想的引领”、“文化的联结与融合”、“社会决策的参与”、“社会问题的预警”和“国际交流的促进”几个方面。[6]眭依凡认为大学改造社会应该成为大学的新职能。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资本拥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力，作为知识主要生产机构的大学也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大学不能“一味地在继承中被动地适应社会的巨变，相反应率先引导社会的变革和进步”。[7]

3 引领、传承文化

霍卓兰、胡金秀认为引领文化是大学的第四职能。“大学要充分发挥第四职能，通过力挺脊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握根本――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凸显个性――弘扬独特的大学精神，引领和谐文化建设，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原动力。”[8]杨国欣认为“引领文化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是渗透于三大职能之中、又高于三大职能之上的基本职能”。[9]赵峰提出大学的第四项职能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新形势下国家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10]

4 技术创新

方展画在《高等教育“第四职能”：技术创新》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与“经济”中介的“技术创新”的主体已经逐渐转向企业与大学共同承担的一体化模式，“技术创新”将会成为达学新的职能，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技术创新”可以将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效的协调统一起来，解决其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背离。[11]

5 社会批判

禹旭才认为社会批判也应该作为大学的一种职能，社会批判是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一种隐。大学本身的特质允许大学承担社会批判这一责任，进行社会批判也是社会各阶层对大学的期许。[12]孙华认为大学的第四职能就是大学所承担的“道德责任”，而进行社会批判是大学实现这种职能的主要途径。[13]朱为鸿、孙华提出大学的第四职能是“造就公众良心”。途径有三：“一是大学自身的‘社会良心’楷模，二是培养同样有‘社会良心’的新公民，三是对社会的教化和批判。”[14]

6 促进就业

王洪才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大学需要做出适时的调整，否则很难承担大众化背景下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就业问题正是大众化所产生的问题，大学应该正视这一问题，把促进就业作为一个新的职能。[15]

基于上述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在大学职能演化研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大学职能的演化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是大学在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一种新社会变革或社会需要尚未显现前确定大学的新职能需要慎重考虑。对于大学第四职能的确定，本人认为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一，正确区分大学的职能与功能，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这两者并没有完全区分开来，有是甚至混同在一起。“功能”是一种“使然”，“职能”是一种“应然”，“功能”回答大学“能做什么”的问题，“职能”回答大学“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功能”是“职能”存在的前提，“职能”是“功能”的具体体现。“大学职能”的需要促使“大学功能”的改变，“大学功能”的调整使“大学职能”得以确立。第二，新提出的职能是否由大学承担最为合适。如若还有其他机构更适合承担这种职能，那么也不应做为大学新职能之列。第三，新职能与大学三大职能范围上是否存在重叠，如若存在，只能算是前三种职能的更新。随着社会发展，大学自身结构及其作用于社会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某些改变究其根本还是可归于三职能之中。笔者认为“技术创新”很难说是大学的第四职能，它也可以是新时期大学社会服务的一种形式。第四，新职能产生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以“促进就业”说为例，就业困难是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但很难说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就业问题是否会持续存在，如果未来就业问题减缓，大学“促进就业”的职能是否还存在？第五，新提出的职能与三大职能能否形成逻辑上的统一。大学三职能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统一体，“‘教学育人’是‘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基础、前提和保障，‘科学研究’是‘教学育人’与‘服务社会’的动力、支撑和依据，‘服务社会’可提升‘教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层次和水平”。[16]大学职能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已有职能的延伸，“科学研究”是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培养人才的教学过程促成了新知识的发现，“社会服务”也是“科学研究”的延伸，没有“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也无从谈起。第六，大学内部是否存在一种机制，确保此种职能的行施或者大学通过那些活动来履行此种职能。大学通过教学活动进新人才培养，通过建立研究所进行知识生产，通过与企业合作进行社会服务，但是大学以何种途径进行“社会批判”则很难明确，中世期后期的大学学者就在进行科学研究，但此时科学研究仍还不能认为是大学的职能，因为当时大学本身还没有形成一种机制来维持科学研究，更倾向与学者的一种个人行为，“社会批判”看起来也是如此。目前所提出的各种职能说是否会成为大学的第四职能，其关键在于随着需求扩张，大学自身结构是否会做出调整，行成一种机制。否则一些零散的“功能”很难成为大学的“职能”。

参考文献：

[1]陈昌贵.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8（5）.

[2]冯振业，杨鹤.对大学的第四职能：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些理解[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3（6）.

[3]徐魁鸿.国际文化交流――现代大学的第四职能[J].现代教育管理，2010（6）.

[4]沈广斌.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第四职能0述评[J].江苏高教， 2000（6）.

[5]袁广林.引领社会：大学第四职能[J].现代教育管理，2011（1）.

[6]杨运鑫，廖益.先进文化建设中大学的新职能：引导社会[J].高教论坛，2006（12）.

[7]眭依凡.改造社会：未来大学新职能[J].上海高教研究，1995（3）.

[8]霍卓兰，胡金秀.和谐社会发展要求下的大学第四职能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9（3）.

[9]杨国欣.文化大发展背景下大学引领文化的职能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2008（5）.

[10]赵峰.论高等教育第四职能：文化传承创新[J].西北师大学报，2012（7）.

[11]方展画.高等教育“第四职能”：技术创新[J].教育研究，2000（11）.

[12]禹旭才.社会批判：大学必要的职能[J].江苏高教，2007（6）.

[13]孙华.论大学的道德责任[J].现代大学教育，2007（1）.

篇（11）

纵观数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始终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其一是注重数学的实用性，其二是注重数学的思维训练功能。我国的数学教育，受古代数学重视实用性的特点的影响，一直以来注重数学的实用性，而对数学的思维训练功能重视不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种种压力的影响下，这种实用主义的数学教育似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成为“以考定教、唯分是举”的教育。这样的数学教育，对学生的数学能力的形成和数学思维的发展极为不利。从更高的层面看，对社会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更是极不可取的。

教育是发展和完善人的活动，数学在形成人类理性思维和促进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形成人对世界的认识观和方法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数学教育应教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数学教育的职责是帮助每个学生最大限度地发现和发展他们的能力。因此，数学教学不仅仅是基本数学知识与基本数学技能的教学，更应该是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和活动经验的教学。数学教育要引导学生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文化价值，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全体学生学会科学地思维，发展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一般科学研究能力。

一、数学是思维的科学

数学是思维的科学。数学的存在和发展都要依靠思维，都要通过思维表现。反过来，数学又是思维的工具，精湛的思维艺术常常要借助数学显示美感和力量。“数学能够启迪、培养、发展人的思维。虽然也有其他学科或其他方式可以培养人的思维，但在深度、广度、系统性等方面，是无法与数学相比的”。

二、数学教学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数学作为全世界学生共同学习的科目，作为培养学生智力、发展学生能力的主要知识载体，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形成和科学的思维态度的养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前苏联数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在列举数学教育目的时把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放在第一位，他在《数学教育学》一书中指出：“数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而不仅仅是数学知识(数学思维活动的结果)的教学。”在谈到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史宁中教授指出：“创新能力依赖于三方面：知识的掌握、思维的训练、经验的积累，三个方面同等重要。关于‘知识的掌握’，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育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经验的积累’，大概还差得很多；关于‘思维的训练’，我们做得也不够，只能打五十分。”

因此，数学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数学的概念、公式、定理等具体的数学知识，更应教给学生数学的思维方式、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发展数学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思维能力的发展主要靠启发和引导

思维主要是靠启迪，而不是靠传授。越是讲得一清二楚，学习者就越不需要思维活跃。数学教学的过程，应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数学思维活动学习数学家思维活动的成果，并发展自己的数学思维能力的过程。

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首先要有创造性的老师。创造性的老师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用热情感染学生；用问题激发学生；用思维引领学生；用方法启迪学生。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应使学生主动思维、自主活动，而不是代替学生思维。用特级教师陶维林的话说就是：“数学老师应向体育老师学习，应教会学生跑步的要领，而不是每次上课都‘亲自跑五圈’。”

要使数学教学过程成为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就需要数学教师对学生数学思维活动的引领和导向。数学教师应通过问题驱动、分层提示等教学策略，充分暴露数学家和教师自己的数学思维过程，把知识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展现给学生，为学生的数学思维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需要用自身的经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设计具有启发性的提示语，引导学生的思维向着生成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和意义的方向发展。

四、思维导向是数学教学的有效方式

数学教学是“以数学育人”的教育活动，数学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数学的教育意义”，即通过让学生经历数学活动的探究过程、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兴趣和热情，领会数学的思想方法，感悟科学研究的―般方法，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最终发展学生的认识力(包括思维力、判断力、洞察力、鉴赏力、辨析力、预见力、想象力等能力)。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两类基本的数学探究活动的开展：（1）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主的探究――寻找思维线索的数学探究。（2）教师引导下的学生主动探究――教师暗示线索的数学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