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大全11篇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学生能掌握《红楼梦》相关常识；

过程与方法：从人物、文学价值、历史研究价值、古今研读状况四个方面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并体味中国古典文学之美。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探究人物形象，挖掘作品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教学难点：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

教学方法：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这幅画面简单、色彩黯淡的图画，却讲述了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爱情故事。请你根据这幅画猜猜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是谁？并且引用书上的四个字来给它取个标题。

宝黛爱情的渊源：女娲炼石补天，最后剩了一块石头没有用完，便将这块石头丢在青梗峰下。灵石来到人世之前，曾变身为赤瑕宫神瑛侍者。他每天用甘露浇灌一株瘦弱的绛珠仙草，后来仙草幻化人形，来到人世报答神瑛侍者灌溉之恩。

过渡语：一场凄美绝伦的爱情，曾令多少人扼腕叹息、情迷红楼。几百年来，《红楼梦》一直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二、情迷红楼梦

（一）古人痴迷于红楼梦

“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冥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

――清・陈镛《樗散斋丛谈》卷二

京师有陈某者，设书肆于琉璃厂。光绪庚子避难他徙，比归，则家产荡然，懊丧欲死。一日，访友于乡，友言：“乱难之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吾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检视其书，乃精楷抄本《红楼梦》全部，每页十三行，三十字。抄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乃知为禁中物，亟携之归，而不敢视人。阅半载，由同业某介绍，售于某国公使馆秘书某，陈遂获巨资，不复忧衣食矣。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徐珂《清稗类钞》

（二）今人研究红楼

“红学”“曹学”：被称为三大“显学”之一。

代表研究专家：刘心武、周汝昌、俞平伯、冯其庸、李玄伯、张锦池

研究派别：索隐派，考证派，评点派，小说批评派。

三、红楼梦魅力何在

（一）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红楼梦》一书共提到人物983人，其中有名有姓有背景的人物有448人，在四百多人中，为后世所熟知的有数十人。其中家喻户晓的人物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这些都已成为经典人物形象。对于人物的分析，我们将在即将学习的课文《林黛玉进贾府》里面进行，在此不展开详细分析。

（二）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文学性强

1.红楼梦中名――谐音双关，蕴含深意

贾雨村：谐音“假语存”，意即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是假话，只是用假语村言的形式来敷衍给读者听，切不可当真。

甄士隐：谐音“真事隐”，也即本书当中真的事情是被隐藏起来了的，读者不能只看表面的假话。这一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字狱的严重。

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府的四位贵族小姐，其名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谐音“原应叹惜”，以此来暗示四人的悲惨命运。

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姓氏谐音“淋血史”，作者借这一个比喻来展现她们三人命运之凄惨程度。

贾王薛史：《红楼梦》里的四大钟鸣鼎食之家。谐音“家亡血史”，调换顺序之后也可以谐音“假史枉写”。再一次强调这个故事的“虚假性”。

贾赦，邢氏：贾府的长子长媳，但作者给他们取名却蕴含了深意。谐音“假设形式”，体现的是二人在荣国府的地位形同虚设。

贾政，贾敬：假正经

贾赦，贾政：涉政

2.红楼梦中辞――文采出众

全书共有诗词曲赋数百首。其中著名诗词有：

林黛玉《葬花吟》，贾宝玉《芙蓉诔》《咏白海棠》以及各种词曲、谶语等。这些诗词曲赋不仅文采出众，而且都蕴含深意，绝不仅仅是一首优秀的诗词曲赋。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全诗使用了两个典故，两处双关。“停机德”赞美宝钗是符合封建统治者要求的女子。

“咏絮才”暗喻黛玉的才华堪比谢道韫，但她的命运却是值得怜悯的。

“玉带林中挂”，双关。说林黛玉的文才就像一条精美的玉带，但造化弄人，她的命运凄惨，诗才完全被众人忽略不计，就像玉带一样最后挂于树枝之上。

“金簪雪里埋”，双关。金簪指的是宝钗，这句话是说金簪被埋雪中，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雪水冰寒，暗示宝钗后来生活凄凉，生活中没有温情。

3.红楼梦中言――出色而本色

兴儿笑道：“奶奶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一个是咱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小名儿叫什么黛玉，面庞身段和三姨不差什么，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薛，叫什么宝钗，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车，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规矩，虽然你们小孩子进的去，然遇见小姐们，原该远远藏开。”兴儿摇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经大礼，自然远远的藏开，自不必说。就藏开了，自己不敢出气，是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红楼梦》第65回

总结语言特色：“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

――清・刘熙载在《艺概》

过渡语：《红楼梦》除了文学造诣登峰造极之外，它在历史研究方面也极有价值。它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里细致地记载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风俗习惯、人文地理、社会政治、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大至国家命运、政治决策，小至服装风格、房屋摆设、饮食礼仪、甚至是当时护肤品化妆品的制作，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历史研究

仅在第1课里，就详细描写了贵族的房屋布局、装修、女子衣饰打扮、吃饭礼仪等。

示例1：贵族女子衣饰打扮

王熙凤：“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y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红楼梦》第3回

示例2：房屋内部装饰风格

“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V彝，一边是玻璃。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红楼梦》第3回

四、拓展思考

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张爱玲曾说过，她的一生有三件遗憾之事：

“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

从张爱玲的人生三憾里，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痴迷于红楼梦，但也为红楼梦未完而感到极其遗憾。张爱玲认为，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40回，并不符合曹雪芹本意。红楼梦后40回，历来存在争议，假如由你来给前八十回加一个结尾，你希望给作品加上怎样的结局？并说说你的理由。

生答。

师总结：曹雪芹曾在《红楼梦》中预言，四大家族最后结局应该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过曹雪芹已经去世，他的本意如何已经不得而知，高鹗续写的后40回总算是让人物有了最后结局，而且宝黛的爱情悲剧结局也被历来读者所接受。

一部《红楼梦》，一场人生梦。《红楼梦》是说不尽、品不完的，今天仅选《红楼梦》之一角，用我浅薄的知识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红楼梦。《红楼梦》中还有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在等待大家去徜徉，去探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闲暇之时，少一些玩乐，多一点阅读，尽力地把《红楼梦》这本我们中华民族的集大成之作传承下去。好书不厌百回读，中华文化我爱护。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板书设计

红楼梦

人物：个性鲜明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2）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3）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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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产生于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本传抄的《红楼梦》，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至今仍旧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从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排印本到嘉庆年间的评点本，《红楼梦》的流传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不仅有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作序中所言的：“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为证，更有次年程伟元、高鹗作《红楼梦》引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生动地反映了《红楼梦》抄本流传的情况。

一、动荡年代中的独树一帜

自乾隆五十六年以后，《红楼梦》刻本开始广泛流传。乾嘉年间，它不但为赋予“小说中无上上品”的桂冠，还得到了“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的盛誉。对《红楼梦》之喜爱者，轻则“爱玩鼓掌”，“读而艳之”，重则“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即使清代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对《红楼梦》的严加禁毁，也未曾浇灭民间大众对这本所谓“”的喜爱。清代毛庆臻云：“莫若聚此，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咸丰、同治年间，政府明令收毁的116种书目中，《红楼梦》名列前茅，在同治七年江苏《抚丁日昌》所列的190种禁书中，《红楼梦》与《西厢记》《水浒传》《牡丹亭》等名列其中。1868年《江苏省例》规定：“巡抚部院丁札开：淫词小说，向干例禁……进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u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计开应禁书目：……《红楼梦》……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饬。”然而在这样多遭禁毁的情况下，民间却仍旧流传这“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民谣。咸丰十年，李慈铭在日记中记《红楼梦》道：“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履少年，以不知道此者为不韵。”正是这样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吸引了庞大的研究者蜂拥而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让后人对这部奇书的探索有了愈发宽广的视野和路径。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这100多年的《红楼梦》研究被成为旧红学，其中代表性的有评点派与索隐派。起源于明代中叶的小说评点以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和《西厢记》、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批《西游记》等为滥觞。以至于后来逐渐演化成了固定模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萌，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找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鲁迅先生认为“旧红学”的评点派只不过是继承金圣叹的笔法来解释《红楼梦》。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活跃在评点派中的三家分别为：“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人”姚燮，统称评点派红学。基于他们主要把《红楼梦》贴上“情书”、“经书”的标签，所以往往是沉溺于文本中就事论事，却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为旧红学中主要流派的索隐派提供了温床，透过字面意思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认为作者真正所指是作品故事人物背后隐藏着的真实事件。他们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则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探寻书中人物时间与历史真实人物时间的“关合”之处。

王国维作为旧红学家中一位既不属于评点派，也不能划归为索隐派的重要人物，堪称20世纪的一位奇人。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少以文名。在1903年，差不多就是章太炎在监狱里读佛经的时候，王国维正在通州师范学校的某盏灯下读叔本华。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次机缘巧合，在叔本华理论思想的浇灌下，不久之后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红楼梦评论》。刘再复先生曾经在《红楼梦悟》中说道：“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严格地说，直到王国维才有第一种形态，才称得上论。《红楼梦评论》有观点，有逻辑，有分析，有论证，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创一格。可惜百年来‘论’虽日益丰富，但受政治意识形态侵染太甚，影响了收获。”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给予《红楼梦评论》一些“第一个将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第一个用西方美学方法研究古典名著”，“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系统的探讨和评价”这样的称号。我们不能不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上取得了较之先前旧红学派的明显学术成就。而其更大的价值在于，王国维借助文章，说了些他想说的话。在《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中先确立了哲学与美学的双重理论基础，然后在第二章进而配合前面的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哲理精神之所在，再以第三章、第四章对此书美学与伦理学之价值，分别予以理论上的评价。因此，一本《红楼梦评论》，我们读的是王国维当时的思想，读的是20世纪那个那个人心动荡、社会躁动的年代。

二、指“玉”为“欲”的是非定度

对于王国维在书中指“玉”为“欲”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探讨过很多次。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通过欲望的故事以寻找解脱之道的观点，借了贾宝玉名字上的“玉”，是欲望之“欲”的谐音作为佐证。书中所说的：“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显然太过牵强。叶嘉莹认为，《红楼梦评论》的“第一个最明显的错误那是他完全以‘生活之欲’之‘痛苦’与‘示人以解脱之道’作为批评《红楼梦》一书之一句，甚至对‘宝玉’之名加以附会。”

她认为：“这种说法从《红楼梦》本身来看，实在有着许多矛盾不和合之处。”因为“《红楼梦》中的‘宝玉’决非‘欲’之代表。”而王国维指“玉”为“欲”，则“犯了中国旧文学批评传统之比附字义勉强立说的通病。”国内的近代文学史也多指出其论述“多有牵强之处”。

但是，我们同时也无法忽视，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密不可分。那么，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是否应该从他哲学思想层面来寻求原因呢？

纵观王国维的人生，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方面，欲望都作为一个人生问题困扰着这位大学者。青年时期的贫病交加，为求“新学”的奔波流离，脚气病的常年困扰，为治病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国的无奈，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王国维在回忆时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事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叔本华进入了他的视野。也许是叔本华的理论与王国维对人生的感受与思考有了契合之处，他们的缘分就此蔓延。王国维不受到那个浮躁年代的影响，从叔本华关于欲望、痛苦、解脱的观点中吸取养分，对《红楼梦》的解析也便是从人生谈起。

书中，王国维把个体人生、群体大众、民族社会等一切的本质都归结为人的欲望。基于人对欲望的“无厌”，对满足的有限，欲望无穷尽，痛苦便也无绝期。欲望偶尔被满足，却“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人生快乐之时固然有，但转瞬即逝的快乐又怎能与永恒绵延的痛苦相较。因此，“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为了寻求解脱痛苦之法，王国维从叔本华那里取经。解脱痛苦知识做不到，因为知识“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因此，只是不仅不能减少人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人的痛苦，“文化愈进，其只是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能够做到的，只有文艺，因为它“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

另外，对于美为什么能够超然于利害、忘却与物我的问题，王国维则把康德与叔本华剪接到一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审美判断是无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判断与知识判断是完全不同的。一是在判断中产生和不，另一是要在判断中求得知识。一是感情的，一是逻辑的。然而，王国维的落脚点却不是康德的审美判断，而是叔本华的“欲望――解脱”，美、艺术成为摆脱人生痛苦的避风港。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王国维看到了《红楼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男女之欲望作为人欲的重中之重，被《红楼梦》展现开来――由生活之欲产生的痛苦和解脱之途。王国维把解脱痛苦的方法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观他人的苦痛，得到关于苦痛的知识，用于解脱自己，这个常人很难做到。更方便快捷的是体验自己的痛苦，欲望越是强烈，要求未能够被满足的心也越是强烈。而愈烈则愈是不得满足，愈不得满足便愈是痛苦。对痛苦的反复体验最终造成对满足的绝望。通过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便“疲于生活之欲”，“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复起而为之幻影”。最终达到在失望中“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的结局。贾宝玉便是第二种方法的典型代表。他在追求中反复地体验着痛苦，终于在失望中开悟，出家以离开生活之欲，人生之欲。

三、现代性与人生问题的契合之处

常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确，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处于紧锣密鼓的孕育时期。中国现代性的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梁启超先生那里已经具有雏形，启蒙理性已经呼之欲出，只能“五四”一声春雷。

叔本华作为一个发现古典哲学误区的最早觉醒者，从古典哲学的迷失处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在模仿康德的同时反叛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欲望和感情――即人的意志。意志给了主体“一把揭明自己存在的钥匙，使它领会了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的意义，向它指明了这一切的内在结构”。

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中，中国人这里其实拥有这一个两面的“西方”。除了一个追求现代性的西方，还有一个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叔本华则是反抗现代性的先锋，现代主义的源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开始关注叔本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握叔本华在西方哲学领域的位置及其对20世纪的中国的真正价值，而是基于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让他自然地接近了人本主义。王国维对哲学的起始与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外界，而是为了反思人自身。于是王国维给予了文艺以特别的重视，认为除了文艺，再没有可以直指人生，真正表现世界的东西。因为文艺是直观的，无杂质的。而科学虽然存于直观却表于概念。“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甚至连历史，也不如文艺可爱，“诗歌之所写者，人生之实念，故吾人于诗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识。故诗歌之所写者，人及其动作而已，而历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动作即彼动作，其数虽巧历不能计也。然此等事实，不过同一生活之欲之发现，故吾人欲知人生之为何物，则读诗歌贤于历史远矣。”所以说，只有在文艺里，人才还原为完全的人，本真的人，而不被理性所扭曲。

然而在文艺中，王国维又特别重视悲剧精神。他以叔本华的思想观照《红楼梦》，从中国传统民族心理特点和古代审美理想出发，归纳出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戏曲亦或小说，总是以大团圆结局为艺术的结局，缺乏悲剧精神。“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李泽厚也认为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较为确切，他说：“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王国维认为，到了《红楼梦》，乐感文化退隐而去，悲剧注意彰显出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叔本华三类悲剧之说的第三类悲剧：“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无疑给后人读《红楼梦》开辟了一条新的视野。“由此观之，王国维研究《红楼梦》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

王国维正是这样遵循着辨妄求真的考证道路，使得他对红学的探讨脱离了打谜语式的附会。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光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为谁，此又甚不可解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之。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红楼梦》中的主人公是艺术形象，艺术家创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所指。所以《红楼梦》一书的价值，并不在其故事所指的为何人何事，而在于它展现的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

总而言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确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眼光与识见，实属不易。因为在传统的观点中，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小说为视为小道末流，全无学术上研讨之价值，更没有以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进而研究《红楼梦》的。虽然其指“玉”为“欲”的说法还有待商榷，再加上“王国维说读书应‘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领略到《红楼梦》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经历“生命进入大观园女儿国”和“女儿国进入阅读者自身”的阶段，所以在《红楼梦评论》中也未能开掘宝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内涵。”但这些瑕疵都掩盖不了其光辉的哲学思想至今仍在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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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懋建.梦华琐簿[A].栗编，.红楼梦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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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德.判断力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8] 叔本华.世界之为意志与表象[A].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5）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6）

一部小说要受到读者的关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主题。对于《红楼梦》来说，似乎还不止于它那个众说纷纭的主题，更重要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升和超越。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7）

评论《红楼梦》中的一位人物，评论家们一般会从这个人物的姓名说起，展开名义研究。因为学者们认为，曹雪芹在为小说人物命名时，总会在这个名字上赋予一定的含义。可能会在名义上暗示这个人的命运，也可能会在名义中点出这个人的性情， 还可能在名义中批判这个人的品行。所以“名义研究”就成了评论红楼人物的第一步。紧接着评论者们会将视点推进到这个人物的外貌特征上，再通过这个人物的家世生平、来往经历作一番论述。于是这就构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二步——“外貌研究”、“身世研究”等等。《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物性情各异，才华出众。所以评论他们的性情、才学、能力就成了评论家们的重点。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红楼人物评论的第三步——“性情研究”、“才学研究”等等。对于红楼人物评论，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小说人物评论的不同之处，就是增加了“结局研究”。原因在于曹雪芹给世人留下的是一本“残书”，书中主要人物的最终结局还需要读者猜测，于是第四步“结局研究”便成了红楼人物评论环节中的一个亮点，甚至还形成了专门的学派——探佚学。有了前面四个步骤，最后还需要探究一下人物的意义与价值，借鉴一下曹雪芹的写作方法与设计技巧等等，所以一般来说，第五步都会以人物的“价值与意义研究”作为收尾。

至此，上面所勾勒的五个步骤与环节清晰可见：名义与外貌研究→身份与家世研究→性情与才学研究→命运与结局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这一评论链条就是众多红楼评论家们在评析人物时遵循的一种“套路”。在长达百余年的评论史中，这一“套路”经过不断的丰富完善，优化深入，逐渐形成了《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模式与构架并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机构事先设计好，然后大家从此随流，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导向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天然模式”。既然是天然模式，那么研究形成这种模式的文化基因就势在必行了。

《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看似复杂，如果找准了它的“发源点”，回答起来又异常简单。那么这个“发源点”在哪里？首先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真实的社会中人，还是书本中虚构的艺术之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在评价分析人物时，无论他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使用的方法和切入点都一样。

问题随之而来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去了解评析一个人物的一生，也需要问五个具有哲学化的问题：是谁？→从何而来？→能力何为？→去往何处？→意义何在？如果把这五个问题和红楼人物评论的五个步骤相对应，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结合得天衣无缝，原来如此——“是谁”对应的就是“名义与外貌研究”，“从何而来”对应的就是“身份与家世研究”，“能力何为”对应的就是“性情与才学研究”，“去往何处”对应的就是“命运与结局研究”，“意义何在”对应的就是“价值与意义研究”。

用这种方式回答《红楼梦》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是如何形成的，意在把问题简化，便于理解。然而造成这种“模式与构架”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换而言之，这种红楼人物评论的模式与构架仍然是传统文化基因导致的。如何用“文化基因”去解释红楼人物评论模式与构架的形成，还有待于深入探讨，在此笔者做一些简要分析，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为什么评论者们在评论红楼人物时，要从“名义与外貌”切入

纵观研究“红楼十二钗”的论文，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的评论者切入论文核心都是以“名义”与“外貌”为入口的。这一现象看似随机，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文化心理。换句话说，所谓的“随机”其实是被相关的文化基因支配着。

“名字”与“外貌”是组成一个人所“独有”的中心因素。名字虽然是符号，但是它代表的却是一个人，它就像一张“标签”，其中注明了这个人的品行、学识以及为人处世的行为。所以我们常听说“要用自己的信誉去维护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的“外貌”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名字”加上“外貌”组合起来的就是一个人所独有的特征。

评论家们以“名义与外貌”为切入点，从而评析红楼人物，就是想用最便捷的方式瞬间抓住红楼人物的特征。这一文化心理导致了红楼评论家们的不约而同。

二、为什么在评论红楼人物时都习惯于将其“身份与家世”做一番论述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如果遇到需要自我介绍或者填写履历时，我们一般都会述说自己的籍贯、家庭出身然后，再讲到自己。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用模式，似乎每一个人也都在自觉地遵循着这种格式。久而久之“惯用模式”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统一的思维模式下，就会让评论者们在评析红楼人物时，首先介绍一番人物的“身份与家世”。

这种评论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固有的“史官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当我们研究某一段历史中的人物时，一般都会追溯它的祖籍，去勾勒其家族的迁徙踪迹、姓氏变化等等，似乎只有梳理完这一切才能言归正传。翻开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一开头就是“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这种写人物史传的方式被后来的史书所遵循。所以你在看到评论者们评析林黛玉时，总会讲述她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进士及第，祖上乃五世侯爵”等等。所以我们把一些学术现象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去审视其根由，辨识它产生的来龙去脉，你就会见怪不怪了。

三、“性情与才学”为什么会成为红楼人物评论的重点

“性情与才学”是构成红楼十二钗的核心要素，曹雪芹要让闺阁昭传，其彰显的也是十二钗的“性情与才学”。从这个角度讲，将“性情与才学”列为评论的重点似乎也顺理成章。然而这是从文本的角度而言的，如果从评论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会将“性情与才学”视为评析重点的呢？要理清这个文化内因，稍微麻烦一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学派纷呈，可以说百花齐放。然而其中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就奠定了，直至当下也没有被撼动过。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承袭的或者彰显的儒家思想也最多。儒家文化当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以人为核心去理解儒家，它要塑造的理想人格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在儒家看来，所谓“内圣”就是道德的完成，所谓“外王”就是事功的完成。道德的完成最终也要通过事功来完成。我们常常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其中“修身”就可以理解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外王”。我们每一个承袭着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尊崇着这一理想人格，并且也在积极地向“理想人格”靠拢对齐。同时也会用这种“理想人格”去审度他人。

上面讲述了那么多，想表达什么呢？其实不难看出，所谓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构建理想人格的必备要素。评论红楼人物的“性情与才学”就是评论者们在有意无意之间用自己秉承的儒家思想去审度《红楼梦》中人。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以评论红楼人物“才情”为重心的评论架势。

四、在红楼人物评论中“命运与结局”为什么如此让红学家们着迷

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两个终极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或者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如果不以个体生命历程去做出诠释的话，这两个问题永远也不会有标准答案。然而只有深入探究一件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三个方面，似乎才能构成事理的完整性，也才不会让人鄙视你“一问摇头三不知”。“三不知”中的“三”指的就是起因、经过和结果。红楼人物的“起因”和“经过”都在作者的明示下交代清楚了，唯一的“结局”却还没有答案，于是乎这一“好奇心”便促使红学家们乐此不疲。

与其说是“好奇心”促使了红学家们对探讨红楼人物“命运与结局”的痴迷，还不如说这就是一种文化审美情趣引起的痴迷。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意在“朦胧”，旨在揭示“隐幽”。曹雪芹未完的书稿恰巧暗合了这种“朦胧”与“隐幽”的美学状态，也完全切合了评论者们的“揭秘”心态，于是为此“着迷”就衍生出来了。

五、红楼人物的“价值与意义”为什么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其思维方式、学识高低等等都可能导致他对同一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仅是这样的回答，仍然还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因为“见仁见智”的背后有着特殊的文化基因。

首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重在一个“悟”字。所谓“悟”，就是当我们的知识积累到了一定的层面，通过融汇提升，让我们的认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面对人生与社会，面对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在我们内心能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判断力。从“悟”字的结构上看，它是“吾”和“心”的结合，重在自我的体会。所以对于某人某事，其“意义与价值”也就见仁见智，理所当然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上面那句精辟的名言——“正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其次，中国传统式文人作学问的出发点就是“述而不作”。所谓“述”就是叙述，“作”就是发明创造。谦虚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所以历代文人都以自己只是叙述、阐发前人的思想，谦称自己的言论不过是转述圣贤的理念而已。殊不知，在为圣贤阐发要义时处处都渗透着自己的思想与理论。评析红楼人物的“价值与意义”似乎意在转述曹雪芹早已设置好的理念，然而这恰恰为评论者们表述自己的观点开辟了一条通道，因此也就名正言顺了。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8）

张博学

红学研究的热浪已经过去了。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定不下来，普遍的说法是“形象的封建社会的没落史”，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多主题的，又有人说是无主题的，鲁迅说“才子见了淫，革命家见了排满”也是这个意思。总之，红楼梦是百科全书，他的主题也就很难概括。

红楼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感兴趣的人不多了：不论他是什么主题，与我的生活毫无关系。“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那是遥远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事了。

毛泽东对红楼梦到是情有独锺，评价极高，他的一家之言同时也一锤定音，红楼梦的主题也就基本按毛泽东的调子定了。大红大紫于红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瓴，就是论证了毛泽东的看法。俞平伯、周汝昌这些红学家的观点则扫地出门。

新历史的发展能发现旧历史的漏洞，并能纠正历史的某些偏差。现在流行一个学科，叫比较研究，如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外教育比较研究，等等，这是横向的比较。一比较，差异和雷同就发现了，问题就暴露了。如果我们就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做一个纵向的比较，也可发现雷同和差异，从而比较出一个事物的真相。

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划分，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个性问题是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奴隶主残酷地压迫奴隶；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土地，地主残酷地剥削农民；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共性问题是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矛盾。现在需要对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与当权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是否完全消除？生产关系是否完全平等，政治关系是否完全合理，上层建筑是否完全适应经济基础？如果完全合理和谐，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不稳定因素？如果不完全合理、和谐，肯定有以往任何历史形态的矛盾存在残余。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也承认，我们的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那么，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奴隶社会的阴影，封建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阴影，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无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阴影是不可避免的。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9）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0）

近期，重新解读传统经典成为一种热潮，以至于有人写诗批评说：“江湖代有才人出，扬名立万争朝夕，重拍风起遍地坑，名著新注乱失蹄。”确实如此。而且，遭劫的不只是《红楼梦》，我国四大名著都不同程度地被颠覆被折腾。如在日本色情漫画版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竟然全部成了穿着暴露的女性!《水浒传》讲述了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兄弟”变成了“长江国际工商管理大学”的营销高手；有的《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竟成了“”中的造反派，他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名著改编几乎成了恶搞的代名词。

我国的四大名著，不仅是我国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特定的含义，虽然不至于说动一字就能影响名著的价值，但乱改、Q化、恶搞名著的行为，无疑是在糟蹋名著，是在丑化我国的文化经典。时下，风行的解构名著，颠覆正史，戏说人生，制造流行之风，令人深思。据介绍，舞台剧《红楼梦》融合话剧、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该剧聚集了近三十位影视、戏剧、歌舞明星扮演主角，演员阵容堪称不凡。然而，由于这样的《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相去甚远，与观众心目中的《红楼梦》相去甚远，观众根本不买帐――“那衣服好像布袋啊!”“简直是自娱自乐的恶搞啊!”以至于演出开场时的七成上座率，到《红楼梦》曲终人散时，只有两三成观众。

红楼梦历史价值篇（11）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情色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