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化的重要性大全11篇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1）

成功的专题学术讨论

――评《文艺报》“为什么读经典”专栏

我们的文化传统是重视阅读经典的,但近些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似乎失去了阅读经典的兴致和耐心,另一些人则借着让经典通俗化的名义将经典肤浅化,甚至庸俗化。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文艺报》组织开展以“为什么读经典”为主题的专栏讨论,可谓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运而生、适时而出。这是当今学术研究关注时代、参与现实、服务社会的成功案例和典型表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由于“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的论题重要且是适时提出,因此吸引了文学理论界、当代文学研究界等领域的众多知名学者积极撰文参与讨论,可谓阵营强大,影响广泛。撰文者的视角是多方位的,论述的问题涉及多个侧面、多个层次,讨论取得的成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较强的系统性。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敏锐而理性地正视问题,提出首先要讨论“为什么读经典”这个问题的前提,人们为什么不阅读经典了。当我们议论经典阅读这个问题时,说明经典阅读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出现了问题。“问题”就是经典受到了挑战。论者在具体分析经典阅读所遇到的挑战的同时,深入地探讨了如何面对挑战的策略。吴元迈的《也谈文学经典》对文学经典自身进行了有深度的学理探讨,在给出“广义的经典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界定后,层层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文学经典的艺术奥秘”、“文学经典与我们”、“文学经典与时代调弦”等重要问题。刘俐俐的《叙事探究与文学经典研究》以与人类学视野相关的叙事探究理论来重新思考文学经典研究问题,得出了颇有启发性的如下新见解:人类的叙事本能是文学经典存在的根本理由;人类的叙事本能决定文学经典研究是永无完结的历时性过程;人类的叙事本能使文学经典研究在学习中展开。梅新林、葛永海的《独自去面对经典》深刻地指出在文化消费背景下,“重读经典”活动本身体现出复杂的时代性;基于对复杂的时代性的解析,论者提出了五条今天“重读经典”的有益建议。其他如,刘勇、张弛的《不读而还是经典的》,简德彬、林铁的《永恒的与流动的经典》等文,从不同侧面充分肯定经典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永恒价值;谭旭东的《图书报刊出版与文学经典化》等文,专题研究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那就是书籍报刊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赖大仁的《当今谁更应该读经典》、朱静宇的《文学经典与人生智慧》、赵俊贤的《阅读经典与知识结构》等文,对今天我们如何更好地阅读经典做出了多方位的探索;田川流的《艺术经典的当代价值》由文学经典延伸到艺术经典,认为艺术经典与文学经典一样,具有极高的文化地位;李玉平的《“文化熟知化”与艺术品质》等文提出区分“经典化”和“经典性”两个概念,认为“文化熟知化”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必要途径;等等;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或借助不同研究方法对“为什么读经典”这一论题展开了有新意的、深入的探讨。综合起来看,上述各文的共同特点是:关注时代,直面现实,面向未来;在深入分析现状的同时,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措施;力求做到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为什么读经典”专栏讨论是由《文艺报》慎重提出并认真组织开展的,但组织者并没有囿于己见,其眼光是开阔的,心胸是开放的,所以整个讨论也是开放的、自由的、生动活泼的,能发表多方面的意见乃至不同见解。在人们普遍肯定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时,王先霈的《经典的两重性和对它的两种态度》特别具有独创性,该文指出,把“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问题,进行一场讨论,切合当前的需要,这个题目很好,很多人会对此有话要说;但同时,最好还有个相对应的题目,那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典”,鼓励有些人的不同意见发表。两个题目相配,议论起来可以避免片面偏颇,避免凌虚蹈空。该文进一步鲜明地提出论者的独到看法:就问题的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的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论者在这里发表的意见,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此外,詹福瑞的《时代挑战与文化选择》提出经典的相对性,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经典保存下来,有些经典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正常的。张浩文的《文学经典:时间的朋友和敌人》,指出,时间既是经典的“朋友”,时间又是经典的“敌人”,等等,都是论者独立思考的结晶。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2）

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是现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推出的重点方略，文学经典现代化解读是基于时代变化下文学创造与思想变化的基础上，得以提出并研究的。它有效打破了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经典文学作品固定性和僵硬化的解读模式，有效激发了人们对文学经典作品阅读与学习的兴趣，促进了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与认知。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意义以及方法，进而分析了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

一、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品现代化解读的意义

在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社会变化，对经典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对了解其所具有的文学特色、民族精神、时代变迁具有重要意义[1]。然而在实际发展中，人们对文学经典并不重视尤其是当今的青少年学生，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的阐述的思想以及具有内涵与当代学生的思想与理念产生了较大的差异性，是其在解读过程中感到排斥，从而失去阅读与学习的兴趣。而采用开放性、人文性、结合时展的现代化解读模式，可有效改善这一缺陷，激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学习，时期感受到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以文化。艺术魅力。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策略

现代文学史中经典文学的解读对青少年尤其是中专业的学生具有重要影响，而本文以现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通过对教学中现代文学史之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对策分析，进而阐述了现代文学史中经典文学现代化的解读。

（一）教学内容的开放性选择

目前，在对多数中文专业中，教师对现代文学史课程中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通常采用的方法多是固定的“分析作者、作品知识化介绍、作品含有的文学寓意与时代性质”的解读方式[2]。而实践表明这种教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文学思维的创造与思考能力，使学生对经典文学的学习产生了理解障碍。例如，对于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由于在中小学时期就有过多的基础和了解，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同样采用传统的作品解读模式，将鲁迅经典作品批判精神、与历史存在的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奴役强行灌输给学生，从而忽略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及自身对文章情感的理解[3]。对此，教师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关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讲授应结合现代的发展，依据开放性教学理念实行教学。例如，在鲁迅作品讲述中，根据学生的实际发展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有针对性的选择解读的作品，如与婚恋话题有关的《伤逝》，从而使学生在经典作品阅读中感受到快乐，进而引发经典作品学习的兴趣。

（二）教学模式上的开放性发展

如果说教学内容的开放性选择是提升学生阅读兴趣的基础，那么教学模式的开放性发展则是经典作品现代化解读的保障。这就需要教师在经典作品解读中遵循“以学生为主”的教学观念，实阅读理解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作品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赋予学生对作品的深化思考。因此，在现代化文学史之经典作品解读中，教师可采用对话式教学模式以及利用现代化教学资源、教学设备，实现教学的开放性发展，推动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例如，教师与学生在解读老舍经典作品《骆驼祥子》时，结合影视资料进行探讨分析，从而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更形象、生动的艺术形态，从而调动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兴趣，并使学生在文本与影视艺术对比中感受作品的深意，实行其对经典作品现代化的解读。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意义与艺术魅力，具有时展的特性。传统的经典作品解读以不符合当代学生学习以及对作品内涵的真正理解。因此，实现现代文学史中经典作品开放性的现代化解读已成为现今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品学习与阅读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3）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英美文学经典引入国内，构建起了这些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最初译本形态，此后的30余年间，又经不断重译，很多作品都派生出了多个不同译本。近年来，乘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之东风，东西方文化交往愈见频繁，国内出版业迎来了读者群体对于英美文学作品需求量的第二次高速增长，然而与这种日益旺盛的需求量不相符的是，当前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良莠不齐，图书市场上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低水平译本，严重影响了读者对英美文学经典的审美接受，也与国家新近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艺工作指导意见不相贴切。因此，提高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已是当务之急。出版行业作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最有效的传播平台，应当结合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重译过程中译者与语境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力争将更多更优秀的重译作品呈现于世，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荣共生。

一、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持续升温

文学经典在异国的重新译介是各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名著每过三十年到四十年总有新译本出现，这是西方翻译、出版界通行做法”。我国每年所译域外文学经典颇多，而其中英美文学始终占有着极大的体量，例如近年来《雪莱诗集》《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许多经典名著的中译读本不胜枚举，处于一种持续升温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仅简•奥斯丁的《爱玛》就有王勋、孙致礼等10余个不同译本，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王富民、石伟、赵宇等20多个不同译本，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有贾文浩、牟扬等近20个译本，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范岳、王晋华、吴然等24个版本的译作，而且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新的译本出现，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热潮可见一斑。当前学界关于经典重译原因虽是众说纷纭，但普遍来讲，原作的经典特质及跨地域、跨时空的生命力构成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强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第一因素。

除此之外，语言本身的演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迭，意识形态的变迁，译本质量与读者期待视野的提升，译者理解历时与共时的更新等等，也都是形成当代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现象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语言演变进程加速，旧有的译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审美理解，语言老化、翻译不准确、理解偏差等问题使重译成为客观必须。另一方面，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在版权时限上超出法定时限，进入公共版权领域，使得重译与出版具有了现实可能。此外，出版社市场行为推动重译并出版进入公共知识产权领域的英美文学作品，也是出版社占领市场实现逐利重要路向。

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文学领域的出版引导是指通过出版行业的影响来指引文学生产走在合理的发展路向之上，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尽管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如果完全任由其自由发展，难免会产生失于偏颇之处，这就需要一定的干预措施，而由于传播媒介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业是英美经典译作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通过出版业引导当前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十分必要且现实可行。

1.出版引导的必要性

当代的图书供给往往是既有精品力作出现，也会有大量残次作品生成，英美文学翻译出版同样遵循此种规律，倘若缺乏合理而有效的引导，势必会出现作品数量与质量失衡发展的局面，基于此种考量，加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作品出版引导，是外来文艺作品再生产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确保艺术生产意识形态指引，保证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实践举措，更是符合当前文学出版实践的必然选择。经典出版属于文艺再创作的基本范畴，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势必影响文艺再创作的供给、消费与批评逻辑。同时，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也是一种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动作用，翻译者在经典重译过程中难免出现思想观念、情感要求、语言特色全新差异。

例如，英国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关于其旧译本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人性与婚姻在金钱面前的异化，而对近年来的新译本，则又有了来自于女性主义价值体系的解读声音。然而，多元解读不能等于随意解读，重新译介不流于无序译介，当前文艺创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大众化取向，这就要求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在价值观念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生活创新与艺术个性创新。因此，出版业界建立起相应的引导机制，是符合经典重译艺术规律与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必要之策。除了大众化引导的必要性以外，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民族文学规范相契合，同样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英美文学的出版再生产而言，其旨归在译者所处民族语言文化语境中，借由此种语境也就产生了民族文学规范要求。我国近现代翻译出版史上的成功作品几乎皆是如此。如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本早已有之，最早可溯至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吟边燕语》，到卞之琳时已属重译，但是他将英文句式用“顿”的方式移植到汉语体系中，符合了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而带来了较好的接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旧译本，这就是经典重译的成功事例，由此可见，引导以民族文学规范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必要的。

2.出版引导的可行性

经典重译不仅是一种文本再翻译的文学活动，它是综合了媒介传播、读者接受等众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存在，其中出版商与读者、译者的关系呈现出互动化、功利化等特征，而且囿于旧译本与原文本、旧语境与新语境、旧译者与新译者制衡抗衡、冲突对话，重译参与因素、翻译过程与出版之间而具有了耦合性，这些都使得出版业来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具有了现实可行性。首先，出版业可以通过影响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作用于译者，进而引导英美经典重译。作品的译介毕竟是要由行为主体，即译者来完成，在经典重译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译者的具体判断、选择与决策。一般来说，社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而出版业对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过程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出版业发展态势可以形成积极的社会文化语境，英美经典的译者会自觉地将经引导优化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落实到自身重译过程中，从而译制出更优秀的重译作品。

其次，出版业还可以通过影响文化语境来影响读者群体文学观念的形成，由此来引导英美经典重译。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与此种文化相关的话语或者信息的传播，这就涉及了媒体传播属性的影响力问题，而出版业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形态之一，对于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业所传达的思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所处时代文化语境的精神实质。在出版引导机制视域下，经典重译不仅要考虑原作者的基本身份与现实意图，切实理解原作品的基本意义，做出相对合理的阐释，也要考量原作与译作在语境、译者对于读者理解层面的归化与异化尝试，以便实现最大层面上的契合。以傅雷重译《珍妮姑娘》出版为例。原译作与重译作相隔达24年，跨越了我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时代变化带来的读者审美口味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译者自身抉择。与原译作相比，傅雷后期译作更多地是表现为以读者为导向的主张，二者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与自身抉择中寻得译作理解上的均衡。因此，受出版业影响的读者群体的文学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译者的重译工作，这也成为出版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完善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

出版重译作品是一项系统工程，既体现了译者翻译作品水平，更体现了我国文化出版与传播能力，此项工作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坚持顶层设计、通盘考量、长远规划。具体来说，就是从价值把关机制、评价示范机制、创新推进机制等层面入手，引导并加强英美文学作品再创作的生产引导。

1.制定经典重译规划，增强出版系统性和科学性

制定经典重译规划是建立和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就是出版业应当主动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制定一个宏观的布局，根据整体发展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与调控，实现有的放矢，面对适合于新译本补充市场的领域要勇于投入资源，避免非理性的重复出版。例如有一部分英美文学经典已存在极高水准译本，而且现有的译者又暂时难以超越于此，此类文学作品若是再投入图书市场，一方面在书籍质量上难有突破，另一方面市场反应很可能低迷，因此出版业对这样的经典作品在整体上应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须在充分权衡市场、考察评估译作质量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出版的决定，规避资源无效集中。外研社于2015年7月开始陆续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就是近年来经细致规划而成的重译佳作，此前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译本虽然书目庞杂，但系统性较差，且水准参差不齐，读者深感选择之困惑，外研社察觉到了这一市场机遇，主动调配多方力量专攻于此，该作一经面世即获好评，在文化界影响极大，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成为了莎翁系列译作的当代经典。实现了“叫好”与“叫座”的双赢。

2.加强资金与媒体扶持，引导出版正向连锁效应

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还需要有资金及整个媒体行业的支持，首先，要不断发挥国有大型出版集团以及基金项目支撑的资金辐射与引领作用，加大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力度，有重点的选择重大选题，动员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合理参与到相关项目的推进中。其次，在做到资金到位的同时，出版项目推进过程中还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跟踪服务与质量监管，以保证经典重译的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项目推进单位要定期召开相应地调度会议，督促相关的创作进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激发译者与项目单位的动力、潜能与责任心，提高重译作品的成功率。再次，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还应当充分利用其他传媒手段，整合除了出版业之外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功能，强化网络与移动互联终端的激励与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与移动客户端和自媒体平台等新生媒体形态，确保出版业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引导效果。

3.强化出版翻译交流，完善经典重译人才培养模式

要夯实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人才基础，首先须加强本土译者与外国文学界、文化界的交流。通过设立翻译与出版专项基金，引导、资助、鼓励、帮扶英美作家到中国来游学，鼓励国内译者与出版机构人员进入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寻找作品翻译与出版的灵感，解决经典重译过程中的难题与问题。通过设立翻译基地，解决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异域文化在文学、文化等层面互通有无。立足当下数字化时代，英美经典作品的重译研究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作用，加强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与海外传媒的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文化传播力量，借助现代网络与科技出版进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益尝试。其次，要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培养模式，教育与出版机构要努力培养高层次英美文学经典翻译团队，强化经典重译的双语性和双向性，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双语型、复合型语言人才多元培养模式，使其不仅具有扎实的欧美文化理论，同时掌握完备翻译技巧与策略，能够站在全局、思想与观念的层面审视翻译工作，创造经典重译与出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

4.充分对接市场机制，妥善解决版权和收益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引导好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首先，出版业应当平衡经济与社会利益，杜绝以次充好，防止劣质译本投放市场，坚持出版底线，对于重译作品安排具有相应知识结构的编辑审稿，确保重译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其次，要充分重视版权与译者收益问题，实施相对优厚的稿酬，用经济手段调动起译者的积极性，以便向市场投放更多的重译精品力作。再次，要建立健全译者的版权意识，译者要遵循学术道德底线，在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内对于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借鉴。对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要在充分理解原作、吃透内涵基础上，自己通译一遍。可以借鉴对比其他译作的翻译，取长补短，切不可直接挪用他人翻译，胡乱拼凑。

四、结语

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对于公共版权领域作品如何通过重译活动让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变得更有价值，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命题。站在出版引导机制角度，既要规范译者的行为避免粗制滥造，又要强化出版实践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效益，促进经典重译出版实践活动不断改进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英美经典重译出版的实践活动，究竟如何将理论有效转变为机制、实践，又在实践中确保译作的信度与效度，是今后研究应当探索的路向。

参考文献：

[1]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6

[2]徐永凡.全球竞争场域中我国出版产业规模经济构建与实现[J].中国出版，2014(10)

[3]朱建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40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4）

一、再说“何谓经典”

众所周知，在英语文学中，classic(经典)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曾借用这个词去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标准的”等含义。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强调的正是以古希腊罗马作品文学为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因而classic在中文里也可译为“经典”或“古典”。

Classic一词作为与Romantic(浪漫)相对的一个文学术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这个时候的classic则被当做古典的含义。正如艾略特所说的：“从经典、浪漫相争的角度来看，把一件艺术品称作经典的，要么是最高的褒扬，要么是最大的贬损。”显然，在这里，经典与古典被混为一谈了。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说，藕断丝连，难以分离，但其在不同的时期，意义是不同的，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艾略特认为，古典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这一解释无疑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文学呢?哪些作家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家呢?经典文学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艾略特给出的经典的标准是：“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并对这一标准作了详尽的解释。在艾略特的观点中，经典文学往往既属于一个民族，又超越一个民族；既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往往跨越历史的长河，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当然，这一标准并不绝对，比如，在他看来，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成熟”的标准，但相比于维吉尔、但丁，其经典色彩似乎就不显得那样突出了，因为后者带有更强的欧洲色彩，而莎士比亚身上的英格兰特色更明显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略特推崇经典的意义，但他还是相信，经典并不是评价一个作家或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一些不具备经典标准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并不失其伟大：一些经典色彩并不特别突出的作家，也同样并不会因此而失色。比如，莎士比亚并不经典的文学创作，就其文学价值来说，并不逊色于更为经典的维吉尔和但丁等人。作为英美文学批评的大家，艾略特关于经典的这一标准，虽然个人及主观的色彩浓厚了一些，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并把它当成评判经典的标准。

对于经典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我国学术界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延传》一文中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还处在模糊的状态，难以给予准确的界定和概说，因为“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他本人则倾向于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在笔者看来，正是经典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矛盾性，使得我们试图对经典进行准确定位的所有努力都往往得不偿失。

其实，经典的确立，与其说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更多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经典或符合了经典的“标准”，而是阐释者赋予了它们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阐释者本身应该具有解释并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在这里，阐释者就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者了，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接受理论已经赋予了普通读者与批评家和专业研究者几乎相同的地位，似乎也让普通读者拥有了阅读并阐释文学的所有权利。在经典文学的解释上，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都不过是旁观者或门外汉，都被排除在经典文学的确立者之外，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那么，文学经典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一部文学作品何以被确认为经典呢?佛克马和蚁布恩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确立过程进行了研究，值得我们参考。他们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首先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没有话语权力或话语威信，就无以确立文学经典。这种权力首先来源于政治权力，经典“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典律(即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除了政治权力，文化的传统及历史的背景也同样会影响经典的确立过程。这意味着，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进入经典的行列，完全来自于同代特别是后代人对它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也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典的确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文学话语权斗争并妥协的结果。“经典”有一定的标准，即使这个标准并不绝对；经典文学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表征，那就是“权威性”、“典范性”及“永恒性”。我们在经典文学上几乎可 以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经典文学主要指那些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用完美的形式，表达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情感的典范作品!而经典作家，则是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他们以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深刻而个性化的表达，以其在心智与灵魂上拥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高峰。

二、经典作家与心灵智慧

作为经典作品的创造者，经典作家虽然也被纳入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范畴，但常常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所谓重读经典，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重读。相比对经典文本，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也许会简单地认为，作家的全部价值都附着或体现在他留下的全部作品上；对作品的解读，也就是对作家的解读。这样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中国人谓知人论世，孟子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和了解，有的时候比对一部作品的阐释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作品是固定的，特别是经典作品，往往是那些已经成为过去，曾经历史与岁月的涤荡，进入了文学最高殿堂的东西。它的全部内容己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过等待后世读者的不断阅读、接受及不断阐释而已。它是明确的，也是透明的。而作家则不一样，他们即使已经成为故人，生命永逝，但他的性格、生平及经历，却常常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引发人们的猜想、思考和向往。他们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永恒的丰碑。特别是经典作家，其厚重丰富的人生阅历、博大深刻的思想内涵、复杂矛盾的精神历程以及独特不二的性格气质，可能远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与追寻。

在《哲人歌德》一文中，艾略特延续了他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并进一步地解释了他对经典作家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对经典作家研究和思考的参考和启示。作家所以经典，总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了某些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地方性、民族性与欧洲性总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一样。按照这样的标准，艾略特特别推崇三个作家：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三个共同点：丰富、宏博、统一”。从作家生平和经历的角度看，三个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因离我们较近的缘故，他的生平经历才可能被我们所熟知。所以，在文章中，艾略特对歌德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生其平的角度而不是从作品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的角度也许正是我们在研究经典文学时所忽略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曾受到广泛质疑，但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至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隔离，走上前去，用心聆听作家心灵的声音。而这一点，在艾略特对歌德的评价中已经可见端倪。

一个经典作家最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的是什么?哪些要素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独特价值?虽然每个人的结论不一，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作家独特的心灵和智慧。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首先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显然，在研究经典作家时，其心灵与智慧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艾略特在评价歌德之所以成为高于同时代作家的经典作家时，用了一个词：智慧。而在解释它的意义时，艾略特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好用比较含混和模糊的语言称：“没有任何一个词比这个词更难界定、更难理解。要理解智慧，本人就必须是一个哲人”。显然，在他看来，歌德作为一个哲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新鲜而独特的。艾略特特别谈到了歌德与时代的背离与不和，这也颇有启发意义。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作为时代精神表达和象征的作家，他与时代之间的距离反而成为了他真正价值所在，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哲人，他固然有属于时代的一面，但必然有超越时代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他远离时代、自觉孤独的原因。比如歌德，在那个德国民族性高涨，浪漫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时候，他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那样与众不同，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特立独行的价值。

每个经典作家身上，总有一些超越了其作品而让我们回味无穷的精神要素，构成了他们作为经典或伟大作家的真正价值。如果说在歌德身上是其深刻隽永的“哲人”气质的话，在别的作家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拜伦与雪莱，用剑与琴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的诗人的真正魅力。在世人和一些平庸的诗人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恶魔”一样的诗人；但正是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抗，特立独行的猖狂行为，完美地集诗人与战士于一身，赋予了他们自身许多远过于作品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当时所引发的影响，也许同样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思想交流和激情涌动，至今余音未灭。经典重读，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读!而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就是要追寻他们生命的足迹，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的心灵与智慧，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三、全球化时代的经典文学

近200年前，当歌德向我们预言“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时，近代工业的大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很快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在论及世界文学出现的必然性时，曾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世界文学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文学普通性和共通性的需求，适应了经济与文化同一性的潮流。而经典文学也因其对人性普遍性、永恒性的表达而成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一个表征。也只是在世界文学的时代，人们对经典文学的意识和渴望才前所未有地强烈；经典文学只有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才更加彰显出它特有的价值。所以，人们把世界文学与经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时代的特征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文化的大交流必须导向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似乎受到了新的怀疑和挑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同一，比我们曾经想象过的情形要严重得多，也可怕得多。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某些民族和地方的个性尚能得到尊重，尚有一席之地的话，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价值体系正在分崩离析和逐渐瓦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物质取代了精神，文化取代了文学，经济成为时代前进的杠杆和表征。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化的商品化等，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必然现象而已。于是我们开始质疑：在这样一个文学尚且成为稀有物的时代里，还有经典文学的存在意义吗?经典文学如果尚在，它又会向我们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呢?

前已有言，世界文学虽然强调和看重人类文学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但并不排斥和拒绝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正是某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要素，推动了各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在《致陈烟桥》一文中，鲁迅曾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后来，这段话被演绎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广为流传。这实际上就强调了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在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中，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只有民族性才是经典文学的最基本特性。经典文学固然首先是经典的民族文学，但是，“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作为能被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的带民族性的经典文学，其世界性的特征同样存在，不容忽视。

我们很难设想，一部只表现民族特性的作品，能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共鸣。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同样是反映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思想和情感的作品，或者同样是体现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作品，为什么有的备受推崇，有的频遭冷遇?同样是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有的却只能徘徊在民族和地方文学的边缘?在其中，显然有世界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在世界文学时代，经典文学总是能兼备人类的普遍性和民族的特殊性，两者不可或缺。对于经典文学而言，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永久的深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莎士比亚。本・琼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这似乎也在向我们昭示文学经典中“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性。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文学的范畴，跨越了历史和时代的界线，成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的读者，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中，获得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打动世界读者之心的，似乎更多的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体验，是那些能让读者普遍感同身受的境遇和环境。

但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不正是由于属于英格兰，不是因为表现了最浓郁的英国历史和文化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他作品中深厚的民族色彩不也是他成为经典作家的重要因素?布鲁姆用“影响的焦虑”去形容经典作品对读者的强烈震撼，他认为，在莎士比亚面前，“这些人(读者)所遇到的是莎氏最独特的力量中不可超越的障碍：不管你是谁和身在何处，他总是在观念上和意象上超过你。他使你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他包含你，而你却无法包括他”。人类经典文学总是向我们展示一些世界性和民族性相互交织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中，民族性和地方性则受到了未曾有过的忽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所有曾经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因素都在渐渐消失。与世界文学时代相比，全球化时代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世界性取代民族性而不是两者共存的特点，地方和民族的差异性渐渐无足轻重，人类的共通性正在成为主流。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时代与全球化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曾经被普遍认可的经典文学，今天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经典文学，其价值和评判标准还一如从前吗?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5）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6―0009―06

一、引言

赛珍珠在中国居住将近40年，1927年之后4年间她翻译了《水浒传》（以下简称《水浒》）前70回，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自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的发言权。1932年10月27日她在上海美国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肯定中国小说的好处，认为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我们的西洋小说，就很明显的是味同嚼蜡了”。虽然时隔久远，那时并未兴起讨论文学经典的话题，但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观问题可产生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如启示我们：文学经典有民族风格、特色的问题；我们应尊重本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中外在文学经典的实际操作标准上存在差异。

而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论述文学经典时却忽视了这一块，似乎认为“文学经典观”应该是普适性的，是中外都适用的。如有人归纳文学经典观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名著，具有实质的原创性、超时空性，无限的可复读性和永恒性，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这种观念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这种经典观以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代表，讲究从原创性、陌生化角度去衡量作品的经典性。

另一种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同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该主张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如荷兰杜威・佛克马等人的观点。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因为的确文学史上很多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视为经典，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中国陶渊明的诗、法国司汤达的《红与黑》。

第三种观念就是将前两种观念折中，指出经典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

这些看法本身没有错，如以原创性、陌生化、建构性去评价文学经典是没有错，只是有时应用在实际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不知所措了。譬如：在西方文学世界里，没被《西方正典》详述细介的文学名著，如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封神演义》（以下简称《封神》）、贾平凹的小说算不算文学经典？在世界小说经典的文库里，有没有中国明代小说名著的地位？对《封神》这样的小说该如何看待？划不划入文学经典里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回答起来颇感费力。有人说，文学经典反正是个人之见，你认为是就是，只是需要你把它的经典性阐释出来。话虽如此，我们有时确实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观念，但笔者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取得共识。以下就根据赛珍珠等欧美人与中国学者的识见来探讨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二、中外文学经典标准的实际差异

（一）中外在古典文学经典认定上的较大差异

1.对待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我国学者逐步采用欧美人的文学理论，强调以他们的理论看文学现象。这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接轨、同步，本身也没错。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对欧美术语和言论只是一知半解，并没进行深入了解和辨析，因而导致对本国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评价偏低，如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水浒》等，说它们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性格为目标的真正的文学作品。如民国时胡适就认为：《三国》“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不视其为文学作品，自然等于否定其文学价值，就更等于否定其是文学经典。这种识见在中国还大量存在，如当前国内仍有相当多的人把《三国》当历史书来阅读和理解。

对本民族特色的古典小说还有一些极端看法者。当代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就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表面上他把《三国》、《水浒》“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按刘先生的意思，中国古代又要少《三国》、《水浒》两部经典。

这样，在评价中外文学经典时，总是近乎“崇洋”，说外国古典小说戏剧好，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差。

其实，还是让我们看赛珍珠的真知灼见吧。她认为“出现了中国三部伟大小说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第三部是后来的《红楼梦》”，“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媲美。在我们的小说史上，我们找不出一个明确的时期，说‘小说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点’”，养成了中国人的口味，再读西方小说，就味同嚼蜡。这告诉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斐然，中国传统小说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但同时，中西方在审视文学经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欧美人所赞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注重人内心精神与心理世界的刻画，但从实际接受效果看，很多中国读者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形式。甚至有的在实际阅读层面反感这种叙事形式，因为它讲究静态的心理描写，给人以不爽直、不痛快之感。如据调查发现，相当多的人更喜欢读《三国》、《水浒》，而不太愿意读艺术价值更高、更具近代性、更有西方小说范的《红楼梦》。这说明在中国，叙事婉转的故事小说比人物小说、传奇小说比写实小说更吸引读者。所谓“强扭的瓜不甜”，硬要中国读者去喜欢欧美小说，可能是弄巧成拙的事。

赛珍珠的上述言论还启示人们：欧美人很尊重中国人自己的习惯与审视心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要采用他们普遍的标准。

而我们自己呢？常批评欧美人不给中国人话语权，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瞧不起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大量引进欧美人的文艺理论，如圆形人物、限知视角、意识流、陌生化、原创性等文学术语，可有时只是邯郸学步，或囫囵吞枣而已。引进英国杰出小说理论家佛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就大肆批评中国本土的明代长篇小说名著重故事的展现，而不重视人物性格形象的刻画。引进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挥舞大棒，在明清白话小说经典中就只列《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笔者感叹有时是我们国内某些学者的精挑细选，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最终剩下的就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学经典作品”，又怎能全怪欧美人压制中国人的话语权呢？

笔者以为，赛珍珠关于“中国人口味”的那一席话为我们寻找答案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显示出她作为大文豪的远见卓识，因为她看到了中外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强调尊重这种差异，尊重中国小说自己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既然中外存在这种文化心理差异，那么，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在鉴定“谁为文学经典”时也就存在中外之间较大的鉴赏差异。既然赛珍珠等欧美名人都强调中国口味，极力肯定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性，为何当代的我们却不能？

2.对待二三流的古典文学作品。

再看一下欧美人如何看待某些二三流文学作品。虽然布鲁姆把莎士比亚作品看作文学经典，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伟大作家之列”。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l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另外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曾高度评价过它。

反观我们国内，确实存在学术界对本国文学执行过于严格和苛刻的经典标准。如在各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里，成为某一类题材小说的经典往往稀少到只有一部作品。以明代为例。被详细介绍的长篇小说就只列四大奇书，言下之意，明代长篇小说经典就只有四大奇书。其实那时至少还有一部二流小说《封神》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曾是读者相当欢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在旧中国民间的影响甚至要大大超过经典小说《西游记》，与《儒林外史》这类具有近代转型意义的经典小说相比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封神》的艺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读者特别喜欢它，这与它丰富生动、变化无穷的法宝故事和小说接受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它目前也被誉为仅次于《西游记》的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但可惜的是，还没有哪部文学史教材视它为文学经典。

以上可见，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或许需要我们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为何我国的学者难做到？难道所谓的二流作品就不能视为文学经典？这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外在现当代文学经典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不仅在对待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审视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很多学者的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电影《哈利・波特》而畅销盛行，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

其次，看莫言小说。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话语权的表现，是中国人值得骄傲与自豪的大事。被授予诺奖相当于全球范围内把莫言的代表小说纳入了世界文学经典文库，意味着莫言小说的经典地位获得了最牢固的确立。但冷静分析此案例，又能洞见中外在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衡量上的较大差异。

从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的审美性角度看，莫言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界或许并不算独一无二的顶级。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评论称，莫言小说能走进西方主流视野，跟张艺谋改编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有很大关系，“他在海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还是《红高粱》”。这种识见并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确实电影《红高粱》捧红了莫言小说，扩大了其在国外的影响力。此外，莫言获得诺奖与海外较广阔的翻译有关系。如其“许多重要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日文、荷兰文等多国文字。尤其是在诺奖的所在地瑞典，瑞典汉学家陈安娜一人就翻译出版了莫言的三本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假使真的如文学界这些学者所言，那欧美人为何这么看重莫言的作品，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列入文学经典――诺奖作品里呢？这还是归因于欧美人选择文学经典的角度。应该说，莫言小说的杰出成就是存在的，其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陌生化成就，并能打动和感染读者，这是其作品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正如诺奖官方网站称，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的确，莫言就是善用陌生化的文学技巧进行创新式创作，他能标新立异，充分显示人的人性和文学的人性化。他的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能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这种效果犹如有咖喱味，或偏咸的“重口味”。但也许这种“口味重”就是莫言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

最后，看赛珍珠小说。其实，赛珍珠获诺奖也与莫言有类似之处。蒋孔阳就说：赛珍珠1938年“得奖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价值（当然也有价值），而是因为她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她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应该主要是指她用英文创作了以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西方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作为评委评审出来的，故蒋先生这一分析告诉我们：欧美人有时更看重题材与角度的新颖程度，并认为这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的重要表现。

从以上案例可见，欧美人评判文学经典并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严守思想成就、语言文字的文学性、意象意境的审美性这些根本原则，甚至不作全面的权衡和稳重式评价，而只是看重作品的某些个性与特点。同时，通过以上中外对比，也不难发现，赛珍珠等欧美人所认定的文学经典标准与我国目前标准之间的差异较大，在实际操作层面，我国学者执行的文学经典划定标准普遍偏高。

三、对策：适当调低标准的可操作性办法

面对如此现状，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应自我反省，笔者想到的是改变：把标准适当调低，以实现文学经典的扩容。怎样在可操作性层面调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对策可供参考。

（一）将经典分类分得更细一些

一个让文学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文学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有诗、词、戏剧、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小说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文学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经典。再如说到中国诗歌，那么唐诗是经典，尤以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说到中国词，那么晚唐五代两宋词是经典，尤以温庭筠、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为经典；说到中国戏剧，尤以《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为经典；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文学经典。纸质文学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网络文学经典可按文体分，如分为网络散文、小说、戏剧、诗词经典等。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昧、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等文学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文学经典。

把文学经典分类分得更细，多元化、多角度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可以消解经典认定中的单一等级制思维。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这样，此观念下的“经典”标准就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二）适当宽容对待作品的缺憾

目前学术界常以《红楼梦》为例来讨论“中国文学经典”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思路，但也会带来一些不足。如《红楼梦》属于极优秀的文学经典，故以它为例论述，就易忽略其他文学经典的缺憾而拔高文学经典形成的一般条件。这样，《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的代表性就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很多文学经典都是有缺憾与不足的。如前文提到的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国内四大奇书则是：《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水浒》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弱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较严重的之弊。但事实证明，缺憾往往被广大的读者忽略，或至少不太关注；并且，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故笔者认为，缺憾应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憾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憾，才可能吸收经常排名第二第三的某些作品（如《封神》）进入文学经典之中，实现经典扩容。

（三）文学经典可走民族文化型的道路

首先，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前文赛珍珠所说的“中国人的口味”言论启示我们，各民族有自己一套成熟的创作原则和特色，我们要学会肯定这些成绩，应该尊重中外不同的风格，尊重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趣味、模式与评价系统。

其次，只要能集中代表民族精华的杰出文学作品都可以视为经典。民族之间只有生活形式的不同，而不能分优劣等级。文学作品可以蕴涵民族的服饰、饮食、建筑、风俗、信仰、历史、心理等，可以尽可能汲取民族文化养料。可以说，越是紧密结合民族文化、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元素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故民族特性化是文学经典差别化的一条正确的路径。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特点，即使是某一个国家内，多民族的布局也使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格外重要。而作为蕴含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常常与民族牵连，与民族文化相连就会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从而可能被视为经典。

最后，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赛珍珠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授奖时还说过：“我属于美国，但是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一个美国大文豪都这么赞誉中国民族的小说经典，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不到呢？可以说，赛珍珠尊重“中国口味小说”的言论和欧美人有时把二三流作品当作文学经典的看法启示着我们：要善于发掘民族文学经典，而不是像刘再复先生那样试图诋毁和消灭已有的文学经典《三国》和《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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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孙丽萍.中国文学准备好拥抱世界了吗？[N].新华每日电讯，2012―10―13（4）.

[15]和苗，刘一楠.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N].新华每日电讯，2012―10―12（1）。

[16]王.莫言成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J].中国新闻周刊，2012―10―12（文化版）.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6）

如由文学专家白烨、陈骏涛、倪培耕和贺绍俊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系列丛书，采取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翻；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嘲；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评委会评选，1998年8月6日他们推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嗍；香港《亚洲周刊》也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00强”嘲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曾：经因为被边缘化而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归，而当年因为“政治因素”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昀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

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网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r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

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 文学经典；经典化；互动；重构

文学创作类型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原创性创作，二是利用已有的文学资源进行重新创造，生发新意。前者要想成为名著，产生广泛影响，必然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淘洗，即从一般性、通俗性到经典圣性的证立过程，此为经典化。而后者却可以利用原典已有的影响，较容易在互文阅读中产生轰动效应，这就是经典的重构。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经典重构的社会效果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经典，即在经典的重构中巩固其经典地位。比如《西厢记》经典地位的形成，就经历了由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流传日益深远、经典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和巩固。另一种情况是从经典到通俗化、世俗化，经典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解魅”，笼罩其上的光晕逐渐淡散，读者由阅读的膜拜心态转为“戏谑”心态，读者不再关心其神圣价值，而仅仅留意娱乐效果。例如，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就经历了由经典名著《西游记》到动画片《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天宫》再到《大话西游》的重构历程。大凡一个有生命力的经典文本的命运一般都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经典圣性的确立，第二个阶段则是经典的“解魅”。就目前而言，在曾经创造了古代灿烂文化而当今又缺少原创且追求价值多元化的中国，后一种情况尤为突出。本文重点论述这一问题。当然经典重构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经典曲目的改编、经典名著的改写、经典名著的拍摄与翻拍，等等，兹不赘述。

一、文学经典重构的素材——经典文本

在文学活动“四要素”中，“文本”处于核心地位，其他要素都围绕着“文本”而存在，因与文本关系的不同而发挥着不同作用。文学经典重构过程中的“文本”包含两层理解：一是作为前在“文本”的经典作品，一是重构之后的新文本。在笔者看来，前在经典文本本身就类似一个意义丰富的创作素材，具有可供挖掘的多重潜在质素，其价值含量是经典重构的前提条件。当然，前在经典文本也可以看成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着“世界”因素的相同功能：提供创作灵感和素材。但在经典重构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笔者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在要素进行分析。

据刘象愚先生考证，汉语“经典”中的“经”从“系”从“里”，按照《说文》段注的解释，“巠”乃川在地下之象，后来与“系”结合，才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典”原是册在架上的意思，指“五帝之书”，即所谓的“三坟五典”。“经”与“典”二者结合，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才有了“经典”的现代意义。“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了，主要用来指儒家典籍。譬如，《汉书》第77卷《孙宝传》中就使用了这一名词。英语中与“经典”对应的大约是cannon与classic。can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超越了宗教范围，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1iterary cannon)。然而就文学经典而言，classic似乎是一个更为恰当的字，因为它没有那样强烈的宗教意味。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从上述对“经典”概念的由来与含义的考察可以看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具有较高入史率的伟大著作。它应该包括以下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其被重视、被重构，并得以浴火重生。

(一)文本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经典文学文本一般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包含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诸如政治、哲学、人生、自然、宇宙等方方面面的思想和观念，从不同侧面展示着人类试图解决这些困惑的历史踪迹。它能让来者重读时产生无边的想象，并有着从某一角度重新阐发和引申的可能。因而，容量大、涉及面广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比如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不仅以精练的笔法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风土人情、人事物理，而且还栩栩如生地摹写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的各类人物，并且其点到为止的白描手法及曲折生动的传奇色彩最能引发后人的想象，因此便有了《英雄》、《孟尝君》等重构故事。

(二)文本内容的深刻性与震慑力

经典文本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往往从某一角度揭示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和本质。但这不是抽象的解释，而是在形象的流转中给来者以心灵的启发、抚慰和震动，使其自觉反思生活的沉重、人类命运的劫难和可能出路。比如民间传说《白蛇传》中感人肺腑的“人鬼情”、白居易《长恨歌》中超越时空的爱情、鲁迅《阿Q正传》中震人心魄的“民族惰性”等都具这一性质。

(三)文本鲜明的风格和艺术特色

这种因素与前两者一起造就文本的社会影响。经典文本一般在开掘某一题材方面具有独创性，并以特有的言说方式加、以表达，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要么是某一体式的开创者，要么是集大成者。一般而言，文学经典也都是文学史经典。比如《牡丹亭》的“因情生死”模式、《红楼梦》的“汉语白话”成熟形态与言情模式的突破、《西游记》的神魔小说结构体式等，都达到了巅峰状态，成为一种典范和摹本，具有高山仰止地位和风范。

(四)文本内容的广泛社会影响

上述三种因素使得经典文学文本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以文学史经典和课堂教育方式承传和延续下来，成为人们时时摹仿又时刻渴望超越的对象。中国古代的《诗经》、《离骚》、《史记》，古希腊神话、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就具有这种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影响。 这样看来，文学经典的“经典性”是其之所以被不断重构的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二、文学经典重构的语境——世界

世界——社会历史状况，是文学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学得以产生的缘由。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与转型导致了对经典阐释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中消费经济的到来

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是空前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社会，是一个侧重生产的社会形态，文艺作为经验承传和社会公德、礼仪组织的承担者，历来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古人名言“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等，就是对其功能很好的描述。当代社会处于后工业信息时代，是一个消费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已经到来。与此相应，文艺的政教功能退位，审美本质得以凸显，娱乐休闲几乎成为其唯一的追求，它可以给快节奏工作中获得短暂休息的大众以心灵的放松。这样，那些承载沉重礼仪典训的经典便遭遇空前危机，适时挖掘其潜在审美价值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二)政治领域中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在传统社会中，作为正统文人的“知识贵族”掌控着文化领导权和发言权，并且操控着私塾、讲堂选讲篇目的裁定，因此，何谓“经典”与“谁的经典”休戚相关，都是特权阶层的附属物。当前，随着文艺审美功能的突出和文化“资本”的下移、“知识贵族”的衰朽，经典与经典的阐释权回到了大众与民间。民间文艺俚俗化、狂欢奇观效果的诉求，在经典的重构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清禁毁著述的整理与挖掘、改编等，就体现了民间叙述立场。

转贴于

(三)文化领域中价值判断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经济发展全球化、多极化和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文艺中唯政治、唯历史是从的“宏大叙事”面对民间立场的冲击日渐式微，真正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技术的影响下，这种价值观念得到了最有效的张扬。那些尘封已久的经典文本中潜在的文化价值被重新挖掘，并得以夸张化、放大化的阐释，以人们陌生得几乎不能辨认的“另类”方式重登历史舞台，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消费欲望。比如《大话西游》、《新白蛇传》、《新笑傲江湖》等的闪亮登场，就应和了这一变化。

总之，当代社会领域中，经济转型、文化权利重新配置与资本转移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追求，构成了文学经典重构的大舞台，即大众审美文化语境，并以此影响着文学活动的两个主体——作家和读者的参与意识。

三、文学经典重构的主体——作家

按照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的认识，作家进入创作过程需要三个先在条件：足够的材料储备、敏锐的艺术发现和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就文学经典重构来说，材料、素材早已存在，其中潜在的因素作为艺术发现可能早显端倪，只是在过去不能述说，而最重要、存在最大变数的恐怕就是创作动机(创作意图)。当代作家“影响的焦虑”、颠覆的冲动和时尚欲望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经典文本重构和本事的下移。

(一)影响的焦虑

这是一种最隐在的创作心态。在布鲁姆看来，文本应该创新，应该有意摆脱传统影响，甚至有意对经典文本进行误读，在误读基础上改写传统文本。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在作祟，它类似于俄狄浦斯内心涌动的“杀父娶母”欲望，它渴望摆脱“父亲”的影子。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布鲁姆论述道：“一切作者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读过的东西和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独创性是文学创作的最根本追求，但生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国度的中国，当代作家既是最幸运的上帝宠儿，又是最不幸的“霉运鬼”。幸运的是，他们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供借鉴，有深厚的文艺资源可供挖掘；不幸的是，他们又因不能摆脱“伟大传统”的笼罩走向全新而苦恼，影响的阴影带来的焦虑是空前的。焦虑是创作的动力，也是借口。不同的心态制约着摆脱焦虑方式的选择，有的作家选择了探索，有的作家选择了回避，有的作家则走向了消费，就类似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继承祖上古斋的三个生动比喻。其中鲁迅先生所说的不鉴别、不改进欣然享受的“废物”心态，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重构的主要姿态。“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即拿来消费、进行简单重构。文艺消费的娱乐心态可以冲淡甚至抹去作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如冠以“新xx”、“xx新编”的经典改编，就显示了这一创作心态。

(二)颠覆的冲动

颠覆冲动、攻击欲望是人类本能活动之一，只不过在长期的文化规训中，人的这一“兽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约束和限制。当前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多元价值诉求为这一冲动的集结和进发提供了条件，而深刻内因则在于它是摆脱“影响焦虑”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激烈的方式与手段。布鲁姆也曾精彩地分析过摆脱“影响焦虑”的主要创作方法：

从这一焦虑中产生了五种态度。第一种态

度是追随，即延续前人的作品，使它达到原文应

该达到的目的；第二种态度是重新杜撰一段文

字，使读者把作品看成是一个新的整体；第三种

态度是与模式的决裂；第四种态度是完全依赖

自己可能拥有的想象的残余；最后，第五种态度

是将视点颠倒过来，使前人的作品看上去反而

出自自己的作品，用格诺的话说就是，让另一部

作品反而成了“先行的抄袭”。

当代最典型的摆脱“影响焦虑”的方式，就是放松的享受、大胆的戏谑，具有布鲁姆所说的后四种方法的功能，但未必具有其严肃性。这种摆脱“影响焦虑”的办法不仅以轻松的方式拆解传统、获得了“创新”，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要；在不经意间消除“影响”困惑的同时，还能给自己的创作披上“与时俱进”、“满足大众需要”的“外衣”。于是，便出现了与吴妈谈恋爱的阿Q、与父王乱伦的白雪公主、与胡传魁有染的阿庆嫂，等等，颠覆冲动的极端就是网络“恶搞”。

(三)时尚欲望化心态

普列汉诺夫在其社会结构“五项论”公式中指出，“社会心理”作为联结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与最顶端的意识形态的中介因素和中间环节具有重要功能，它以时尚、时代精神的形式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规约着大众的价值观念选择和交往行为方式。当前关于文艺的时尚理解是：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其主要功能在于满足大众的娱乐、休闲需求。文艺既然是商品、消费品，就需要有包装、有市场调查、有卖点看点……；文艺功能既然定位于审美娱乐，那就需要有观赏性、娱乐性、煽情性，需要与实际发生着的现实生活观念接轨。而围绕当代作家的现实生活又是可怜的，就像 伟大作家歌德没有战胜当时的“鄙俗气”、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一样，当代作家也不甘寂寞、追随了时尚。在经典重构中，宫廷秘闻、婚外恋情、多角恋爱、变态人生，等等，成了重点凸显的视域，最明显的莫过于“猪八戒系列”。经典文本《西游记》中，多处提及猪八戒好色的特点，后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就突出、放大了这一特点，最后在《春光灿烂猪八戒》、《吉星高照猪八戒》等作品中，出现了纯情“情种”猪八戒形象。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四、文学经典重构的制约者——读者

读者的阅读期待，即读者没有直接参与重构的过程，但作为潜在因素与作家构成了同谋关系，规约着作家的价值判断。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一极，它主要影响着经典重构的价值走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彩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关系，“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两者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一论述同样也适应于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读者的消费意向和阅读期待，引导着作家的价值判断。当代读者阅读期待的转向主要表现为求新趋奇期待、狂欢娱乐追求增强。

(一)求新趋奇的期待

传统意义上，读者阅读文本主要是为了获取知识、接受再教育，休闲娱乐居于次要地位，即审美效果仅仅是手段，接受伦理教育才是真正目的。当今文本阅读教化功能大为削弱，甚至被认为其功能仅仅体现为娱乐、消遣。在这一潜在规则的指导下，读者阅读期待中的求新趋奇意识增强，只有那些新且奇、感性化、刺激性的东西才能打破现实的平庸，从而吸引人的眼球、满足读者的想象。因此，情节曲折生动的武侠、言情文学大行其事，故事离奇的玄幻文学也很有市场，经典重构也须借助夸张、想象、虚构才能摆脱尽人熟知的“本事”，给人以惊奇感、陌生感。比如《红拂女》中红拂女武功超群，原本不会武功的乾隆皇帝也有一副好身手，《新白蛇传》、《西游记后传》中玄虚不经色彩则更为浓厚。

(二)狂欢效果的追求与休闲、娱乐性价值追求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认为，文本阐释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文本编码过程是意识形态的渗入过程，文本解码更是意识形态斗争。文本传达的固有文化信息并不是被读者全盘接受，读者时时以“游击战”的方式冲击、解构文本，新阐释中蕴涵着反叛理念。这在德·塞图、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战略受到战术的对抗，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霸权遇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自上而下的权利受到自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训面临无序状态。这些反抗、这些社会利益的冲突，都主要由快感所驱动，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利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

事实上，当代读者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经典文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耳熟能详的固有价值，更渴望老生常谈的故事抽出新枝，在震惊中、在新旧对比、互文阐释中满足颠覆的欲望，达到狂欢效果。新编《雷雨》、新编《沙家浜》等就是如此。试想，当你看到隆胸后手握金元微笑着的《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心情?

(三)先锋批评家的引导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8）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4

一、什么是经典――以“传优养心”为精髓

经典，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的解释，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经典”一语大约从汉魏时期就开始使用，主要指儒家典籍。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及的“昼修妇业，暮诵经典”，此处的“经典”指的就是“六经”和史书。后来，凡一切具有权威性、能流传久远并包含真知灼见的典范之作都被称为经典。[1]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各个知识领域内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伟大著作，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新、奠基性的著作，比如，《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百家、辞赋、诗和文等，都属于经典，它们以深刻意义塑造着民族历史和文化。 刘勰说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可谓一语中的。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里提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如四书五经及诸子、辞赋等，其目的在于使年轻一代了解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造就通才。

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载体，是民族生存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纽带。只有经过反复不断地被阅读、被解释、被评价，其价值才能逐渐被认定，也才能最终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经典。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体现着价值多元性的特征，是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就如同孔孟老庄之于中华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活动，文化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经典诵读则是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2]要厘清青少年经典诵读教育的“经典”是什么，则需要明晰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什么。一般而言，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从青少年的心理年龄和学习特点入手，以生为本，通过经典文化素材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提高民族认同感，塑造民族性格。

笔者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传优养心”的经典教育理念。“传优”，即传播、传承、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传承、传扬，培养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养心”，即将民族精神中最具凝聚力和当代价值的爱国心、责任心、诚信心、友善心等作为主要内容，培养具有“中国心”和世界眼光的当代青少年。“传优养心”的落脚点在经典，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经典诵读不仅是母语养成、知识收获的过程，也是心灵滋养、智慧启迪的过程，更是家国情怀、社会关爱和人格修养教育的过程。因此，经典是有利于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凸显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上升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经典的、富有持久震撼力的典范性、权威性著作。

二、诵读“什么”经典――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传承

目前，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经典诵读主要有蒙学经典、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和学校自编经典读物等。不同专家对青少年经典诵读的范围观点各异，有的学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有的主张学习蒙学教材，有的则提出读佛教经典，有的甚至还将经典范围扩大到莎士比亚等外国经典。可见，实践中青少年经典诵读内容混杂。如何选择经典，选择什么样的经典就成为首要问题。

儿童的经典诵读主要以传统蒙学读物为主，这是一些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等方面易于记忆、注重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相结合的著作，包括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综合性蒙学读物，《小儿语》等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3]儒家经典主要以四书五经为主；道家经典以《老子》《庄子》为主；佛经经典包括《心经》《金刚经》等。学校或地方自编经典读书，主要强调经典的混合和精选。比如，广州市天河区开展的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工程，以诵读《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中华文化经典为载体。山东省曲阜市实验小学编写的《进课堂》教材，共23篇，分别以仁、义、礼、志、孝、为学之道、修养之道、朋友之道等为主题，选取《论语》中的相关篇目进行组合。[4]

如上所述，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一般是指《论语》《老子》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厚的民族精神资源，并长期作为经典逐步渗透到中小学课堂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南怀瑾先生说过，从儿童时期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倡导的“直面经典”，把具有古代汉语精致、雅致特点的古今习用的丰富的历代人文知识，作为青少年诵读经典、进行母语养成教育的宝贵材料，是对经典诵读的充分展现，也可以完成对青少年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和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教化。现有经典诵读的素材众多，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更需要明确青少年经典诵读甄选的原则。

首先，坚持思想性原则。目前，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要想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首先就要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哪些传统是好的，哪些传统是不好的，须经过深入的思考、学习、实践才能逐步厘清。比如《弟子规》的思想性不太强，取材多是儒家孝道文化的具体化、规则化，是否适合作为现代青少年广泛诵读的经典，值得我们去思考。《心经》《金刚经》虽有思想性，但是否适合给中小学生诵读？《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否适合当代青少年？等等。

由此，选择经典读物，不能纯粹按照古代经典的范围，还应考虑立德树人，传优养心的根本目标与出发点。其思想性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从卷帙浩繁的古代史书和诸子百家著作中挑选涉及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德行等各个方面的人物典故，其必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应该与青少年核心素养的培养一致。这是判断思想性的唯一标准，至于是否儒家，是否道家，并不是关键。

其次，坚持开放性原则。经典选择的开放性，意指只要是具有传统价值、民族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不论古今，不论儒道墨法，不论文言白话，都可以作为经典诵读的内容。经典诵读主要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也不能排斥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经典。经典派别的开放性，不拘泥于儒家经典。对于青少年诵读经典，应该是取百家之所长，而不拘泥于一家。文学题材的开放性，不一定是经书，可以是诗词歌赋，如唐诗宋词，都是适合中小学生诵读的经典。这可以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所罗列的经典中得到印证。以经典诵读教育为载体，坚持以开放性的原则选择经典，是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的继承。

最后，坚持可读性原则。所谓“传优”，意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扬。就涉及到经典的选择，那就要充分考虑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和教育特点，多以情感、境界而不是立场、观点来选材，注重性情和审美趣味，在儒家经典中选择最具价值的作品，以精神提升和生活教育为主。巧妙地精选体现中国语言文字的作品，提高经典读物的易读易记性，使之适合青少年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以此提高青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经典并非一定要原著，也可以选编和改编，比如一些比较好的经典学习的版本，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读物的选材特别注意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大量选取历史故事，典型人物，民间传说，流行趣事。如《增广贤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又如，在经典诵读过程中，劝学、勤学、励志、修身、孝悌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内容对青年少品德、人格完善能起到重要的熏陶和教化作用。《龙文鞭影》就有大量列举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如体现忠诚的武穆精忠、杲卿断舌、赵苞弃母、捐生纪信等；体现守信的韩康卖药、季札挂剑、羊祜推诚、尾生岂信、布重一诺等，这些历史故事除了人文性、趣味性外，其人物本身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楷模，对青少年德育教育能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5]

三、“如何”诵读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传递

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学方法。实践中，用于青少年私塾学堂和体制内学校的经典诵读方法各异，主要有王财贵的“大量读经”教学法（朋友，跟我读）、陈琴倡导的“中华经典素读”教学法、徐健顺的“中华呤诵”教学法、韩兴娥探索的“海量阅读”教学法、陈杰思的“中华经典义理”教学法、武家舫的“中华孝雅”教学法，以及张庆华总结的经典体验教学、许凤英提出的“三环七步”教学法等多种方法。简单梳理发现，上述经典诵读方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老实大量读经，包本背诵，追求读经数量；二是主张借助吟诵方法，即古代私塾读书法，提高诵读的趣味性。这两类读经法，共同点都是“读”，只不过一个朗读，一个吟诵，讲究平仄等用韵，有些趣味，但本质一样。

适当诵读与记忆经典文本是母语养成和经典教育的基础。吟诵，即按照平长仄短，依字行腔的语调和一定的节奏，低吟浅唱，陶冶性情的读书方法。王财贵的读经理念是“早诵读比晚诵读好，诵读经典比诵读唐诗宋词好”。这种经典教育和经典训练是主体文化精神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潜在走向现实，从感悟转化为创造的过程，是培育、生成、壮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6]大量读经的方式虽在古代曾经对青少年的教育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如仍沿袭其旧有套路，未必会有好的效果。事实上，读经派的十多年实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不仅能背诵20万字经典的青少年寥寥无几，而且大批接受过读经教育的少年儿童产生了厌学情绪。素读等教育模式也与之类似。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读经本身以外，还有不同教育理念相冲突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能够结合孩子们的生活与心理，对经典有针对性地适当讲解，不但提高兴趣，降低难度，还可以开启孩子们的思维，引导他们思考。国学大师胡适在讲述自己的私塾读书经历时，说自己的母亲给私塾先生高于别人三倍以上的学金，只为先生可以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而其他的学生，先生只是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可见，即便是以前的私塾读经，讲与不讲，其效果还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在课堂上作适当的注解与串讲，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一定量的诵读练习，也是非常必要的。

经典诵读，其实不仅是记忆，更应有理解，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等经典，应该考虑到中小学生年龄特点，将朗读、诵读、研读有机结合，层层推进。在大量诵读的基础上，适当地讲解与研读，打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传统观念束缚，尽可能地引导学习者对经典文本进行研读。

不同年龄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不同，要求经典学习方法的不同。对照《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我们发现，小学低年级开展启蒙教育，宜诵读浅近的古诗；小学高年级，宜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理解作品大意，体会其意境和情感；初中阶段，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阅读浅易文言文；高中阶段，能阅读篇幅较长的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青少年儿童读经典，不是注入式的刻板教育，而是启发式的活泼愉快的学习，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力求符合青少年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通过经典诵读提高青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解读”和“研读”，主要针对经典文本思想的可懂度、经典文本语言自身的阅读障碍和学习者对文本理解性学习的需求等方面，进一步引导学习者对经典文本进行思辨性的研读。在诵读基础上提倡研读经典，真正做到经典文化价值的传承。

笔者编著的《传优养心青少年传统文化读本》，并以此为蓝本开展经典诵读教学实践。经典诵读部分主要学习“知不足者好问，耻下问者自满”“知而好问，然后能才”“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笔者没有先讲每句话的大概意思，而是让学生自己诵读，然后请他们挑出自己懂的先讲。部分同学基本上都能理解并背诵出来，可见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很强。但通过观察，有的孩子很难专心学习，在教师的提醒下，才能回到书本中。可见，专注力是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有了专注力，不但能很好地领会课堂教学的内容，而且还能静下心来自己研读。但专注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训练出来的，只有让孩子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和阅读的乐趣，专注力才会慢慢加强。

经典诵读应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设计课堂教学。在讲解“不学无术”时，通过经典诵读、古文初读，让孩子们理解，不论天资如何，学习都是成才的必要条件。当下孩子的学习目标多被定在了分数和名次上，这很容易让他们对学习失去持续动力。如何让孩子意识到学习的目标与动力，是课堂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又如，针对这一节的古文初读部分，选取了《薛谭学讴》作为素材，让孩子理解学无止境的真正含义，即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总之，经典诵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经典是什么，并以“传优养心”为核心去选择适合青少年儿童的传统经典，在诵读的基础之上有效地解读、研读经典，从而有效地传承经典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现对青少年母语的养成教育，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教化，促进学生在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等方面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 2006（12） ：44-58.

[2]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56.

[3]王炳照.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J].寻根，2007（2）：4-7.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9）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萌芽、兴盛、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留下了众多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不随时空迁移而变化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在对经典的不断阐释、欣赏领悟、转换重塑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品格。本文从对文学经典的解读出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的相关问题。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

一直以来，文学经典的定义和解读都存在着另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也导致了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模糊。其中一种完全否定经典、消解大师，而另一种则试图重释经典，寻找大师。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对经典的解读上存在一系列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的和本体的又是发展的和开放的；既是适应整体的又是满足个人的。两种倾向都具有片面性、绝对性和盲目性。经典虽然难以给予精确具体的界定和定义，但它既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也同时存在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空间。其特征包含以下三方面：

（一）经典本体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性解读的结合

经典是作者根据个人的世界观进行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它体现出丰富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原创性的表达，同时它提出的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与当下的意识结合，又会在对经典的独特阐释和传播中产生持久的震慑力[1]。经典既不能脱离文本自身的原创性和历史特征，也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不断定位、重塑，这也促进了真正的经典在延传中变异衍生、长存不灭。

（二）经典的存在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特征

经典是个人精神世界与艺术原创的结合体，既能反映个人的心声也能体现特定时代公众的话语，因此，它同时具有感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有意识的表达。而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个人的、感性的和无意识的解读使经典具有了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使了不同时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深层沟通，也因此让经典出现“共鸣”的效果，进而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2]。（三）文学经典的延传具有恒久性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影响力，它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保留下的伟大作品，对经典的研究必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

（一）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五四时期中国文人从形式上、知识论及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构建起了一个既与中国传统旧学体系截然相反，又不同于纯粹的西学的开放的、多元的新知识系统。这个新的知识系统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在文学探讨和创作方面，现代意识开始出现。

（二）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新的意识形态系统

血缘基础上的宗法体系的崩塌，随之个体独立价值被实现，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由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和中华民族的救亡，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出现。

（三）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新的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建立，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出现，经过人们审美取向的更新，中国旧的程式化文学套路开始被舍弃，新的美学原则促进了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同时出现了对这些作品的赞誉和接受性的评价。新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既包括新经典文本的创作，也包括对这些作品的接受[3]。

三、多维度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延传

（一）革命与审美的关系

经过前后现代文学价值和审美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得以诞生。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文学经典的解读普遍从革命与审美的双重架构中展开，在此期间，鲁村的作品先被批判为“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从革命出发进行阐释，成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左翼文学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水平上互相攻击批判，争夺文学经典在确认和解读上的话语权[4]。到四十年代，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功利主义价值观，革命性成为文学经典确认的显话语，鲁迅、郭沫若的第一代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被从革命角度阐释，并在这种阐释维度的影响下，诞生了茅盾的《子夜》这样的第二代文学经典和以《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代表的第三代文学经典。尽管审美在革命性的约束下，逐渐不被重视，但仍然有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样坚持文学独立审美品格的作家。而巴金、老舍等的作品对革命性与审美的把握恰到好处，既保持了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又避免了不被认可的跌宕命运。

（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民族化更关注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对现代化的弊端和不足十分敏感。陈寅恪先生提出了“相反相成”态度，在现代文学中的运用体现为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既讲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风格，又吸收了西方意象派的象征手法和以老舍、沈聪恩为代表的京派小说经典。总体来说，在此期间单纯的现代化、西化作品逐渐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经典主要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作品，体现了民族化涵盖现代化的审美精神。

（三）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相比于西方而言，缺少本土资源的支持，新文学虽然相对于旧文学大众化程度得到空前提升，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大都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学教授、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文学确立的话语权[5]，因此，大众化和精英化的悖论在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中普遍存在，即都承认大众化的方向，并向这一方向努力，但在不知不觉中精英化越来越得以显现。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革命与审美、民族与现代和大众与精英的关系中经过不断异化、遏制、幸存直至改革开后得以重构、发展并繁荣，它的诞生与延传是时代精神、传统文化、文学审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1(4):103.

[2]张惠玲.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建构[J].山花,2014,(12):151-152.

[3]程光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J].文艺研究,2006,(7):27-37.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10）

生成空间

经典的形成既有文本自身的资源状况，又有文本形成和被接受的文化语境，是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典”是一个标明历史的词语。“经”与“典”是两个词，据考证，“经”始见于周代铜器，金文里作经、泾、径等。《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经”的最初含义是指织物，表示织物的纵线，并引申出“规范”、“标准”等义，历久不变的常道，不刊之论和经书，如“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由此可以判断出“经”的本义与“纵”相关。“经”在战国以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经》篇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说明天、地、人的常理的这种书叫做“经”；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具有可以被人反复引用和反复阐发的文化价值，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古典文献的“典”是指重要文献书籍，等等。

“经”与“典”二者结合，大约从汉魏时期开始使用，“经典”的涵义一是指经书，如《后汉书·孙宝传》中有“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二是指宗教典籍。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圣贤述作”统称为“经典”（《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后来“经典”的范围从儒家典籍扩大到宗教经籍的范围内，涵括了佛道诸教的重要典籍。所谓“经典”，就是承载道理和训导的各种典籍。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①吴林伯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考订，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中国基本可以通用。②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经的国度，“宗经征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典籍与政权的权威性相关，赋予文学一种绝对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经过漫长的演化，经典这一词语具有现代“经典”的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的界定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③

在英文里，与汉语中的“经典”语义相当的单词有classic，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译为经典，classic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④sutra专指宗教文本；canon与基督教有关，canon从古希腊语的kanon（意为“棍子”或“芦苇”）逐渐变成度量的工具，引申出“规则”、“律条”等义，然后指圣经或与圣经相关的各种正统的、记录了神圣真理的文本，可见，canon这一概念原初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经典代表选取经书文本和作者的原则；经典还指教会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公元4世纪，经典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⑤大约从18世纪之后，其使用范围才逐渐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于是也就有了文学的经典（literarycanon）。可见，经典是一个语义范围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于文学领域之中，而且是宗教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活动，如西方的《圣经》与中国的“四书五经”等。“文学经典”概念的起源要晚于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经典，其最早获得命名应在文学获得自身的自觉与独立意识之后，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经典的古代“经典”，如《诗经》，最初所获得的“经典”地位并非来自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而是来自其政治意识形态性。⑥

二、充满诠释潜能张力的内涵空间

文学经典体现作者隽永深刻的思想与艺术天赋，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精神文化产品，是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升华。在西方，历史上不断有学者对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探讨，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总结了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提供参照系的作用；第二种认为经典主要是指在文学实践活动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第三种指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人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⑦这涉及到有关经典的范围、经典的标准、经典的确立、经典的接受、经典的作用等问题。

对经典的标准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英国著名人文学者阿德勒在1992年提出了选定名著的六条标准：内容能长久地吸引读者，不是流行一时的畅销书，而是经久不衰的常销书；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面向少数专家学者，局限于文艺沙龙；永远不落后于时代，决不会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化而失去观照时代的价值和意义；隽永深刻，有时一页上的内容多于许多成本宏论的思想内容；有独到的见解，能言前人所未言；探讨人生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在当代中国，黄曼君先生在《回到经典，重释经典》一文中，从思、诗、史三个方面对经典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有人把经典看作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普适性的文学文本，体现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的那些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⑧

从美学的标准看，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从范围看，文学经典首先指作为典范的儒家典籍，最著名的就是五经，就文学意义而言，则是指以风骚为旨归的已经载入史册的典范的文学作品；其次，是指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以《讲话》为指向确定的革命文艺经典作品，即“红色经典”。⑨从生存方式来看，文学经典相对于“流行”来说，具有永恒的价值；经典经常被人提及和阅读，换言之，“经典就是不退的流行”。可见，文学经典是一种具有开创性、能够提供特定的意义范式、叙事范式乃至创作——生产模式，在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艺术思想、审美与当下影响的文本。

三、凝聚审美编码的思想空间

文学经典丰厚的思想内涵，首先体现在文学经典有深厚的哲学文化背景和深邃的思想意义，文学经典因独特的话语形态及表现力而建立起恒久、深远的话语与思想空间。其次，文学经典以作者自身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心灵的感动，丰富和拓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反映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表现出人类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质和生存状况的认识，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历史变迁。如中国自古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为在人生感悟的过程中对崇德修身的执著和颖悟。文学经典的人文情怀是一种恒久性的蕴蓄深厚的精神价值，是由人间温情、世俗关怀和价值追问熔铸而成的生命意向和价值热望。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如一，对自然的崇拜之情达到了宗教化程度，寄寓着固守精神家园的道德思考。在人性回归、超然尘世的意义上，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统一。

经典具有艺术独创性。文学的创造性指一部文学作品在艺术审美形式探索中所体现的首创性特征。文学经典以独特艺术形象表现着深刻而普遍的思想意蕴，建立的是一个具有内在深度和超越意义的意象世界，生命内涵的恬淡与潇洒，生命感觉的自在与圆融，生命能量的扩张与放荡，生命本真回归的诗性精神在艺术创造中从容呈现。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文学经典，总是通过对人的生存，通过对民族命运的揭示来反映人类和世界共同的处境。可以说，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经典是在对外来的或民族传统的艺术借鉴中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产物，是作家的艺术化心灵对中外传统艺术的一种改造、激活与发展，是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和对未来的审美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体现，这既反映了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又预示了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审美理想，因而文学经典当然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经典可以穿越时空的限度，文学经典是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之文本，它具有穿越时代背景而涵括后世的历史超越性。在一代代接受者的阐释过程中，一些浮于表层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期汰变中被不断播撒和流失，时过境迁而丧失其价值，那些蕴藏着经典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包含了人类的共同思想价值和审美意识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能历久弥新，它“是文明传承、文化运作的最基本的模式，是整个社会权力话语的最有力的支配者，成了他们难以释怀驻足向往的乌托邦，在穿越历史隧道中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稳定性。”⑩正如本·琼生赞美莎士比亚时所说的那样，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经典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段仍能够激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这是由于其所蕴藏的意义是隐含的和潜在的，它需要人们持续的解读和发现，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对它的解读是不同的，历史情境是无穷的，对它解读的可能性也是无穷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有无穷的可生发性和可阐释性的充满张力的开放空间，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就是那些具有可写性的文本。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超越时空的力量是历史的和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它们在历史性和现实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关系，既是过去文明的见证，又对后来的时挥着持续的影响。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0606015A］）

①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⑧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参考胡怀亮、刘丽波《关于“经典”一词》，《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年第9期。

④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⑤刘意青《经典》，《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⑥杨春忠《本事迁移理论视界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经典文化的重要性篇（11）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